教育產業化－－典型的暴發戶訴求

還是1991年的時候，報載，東北的一位大款滿懷信心地對記者說：“不出十年，大學里將都是我們這些人的孩子！”而一位貴族學校的董事長，則通過媒體向社會這樣宣傳自己的豪言壯語：

國外有皇家貴族學校，我們為什么不辦一所這樣的學校？我們將來從小學到大學配套成龍，把先生培養成高級人才，我決不培養工農兵！培養工農兵可以砸我的牌子？

到底是“先進生產力”，你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前瞻意識”，比起“我們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出現百萬富翁”之類的論斷來，他們的預言似乎更經得起“實踐檢驗”。

看來，未來真應該屬于他們的。真應高呼：暴發戶萬歲！

的確，教育的產業化也典型地體現了一種濃厚的暴發戶政治色彩。

俗云：“小人乍富，挺腰凹肚。”典雅一點：“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皆狀其“先進”形象也。考之古今，暴發戶之為政，有三大特征：曰金錢至上，惟利是圖；曰媚富蔑貧，勢利淺鄙；曰目光短淺，急功近利.

（一）古今的暴發戶，無不是在銅臭中泡發的，迷信金錢萬能、鉆錢眼、一錢障目不見泰山等，是他們的共同特色。葛朗臺和夏洛克等“坐在金塔頂上的禁欲主義”者，代表著原始積累時期拜金主義者鏗吝的一面；也許因為是錢來得太容易，中國的大款更多的體現了原始積累時期拜金主義者的另一面：炫富。其實他們二位一體，金錢崇拜則為一也。遙想當年，提出“教育產業化”如在目前，亦不過三四年耳，真如疾風驟雨，橫掃“傳統”，遇者披靡，偌大中國的教育事業，一下子就拱手交給金錢這支“看不見得手”了－－較之反腐倡廉的舉步惟艱，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教育的產業化，不僅將初中階段以上的教育完全交給了金錢支配，而且在實際操作中，也使義務教育邊緣化。比如初中教育，一面是大量流生，一面使優質的教育資源也迅速流向高價的收費學校－－事實上也在迅速產業化了。

連北洋軍閥時代，學師范都是免費的，也正因為如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近現代史上的諸多政治和科教文化精英，才得以借此受到基礎教育。反之，如果當年師范也收費，中國歷史的不少頁張將要重寫。

若說是國家還不夠富裕，那總不能與段祺瑞時代相提并論。而且，我們的官場消費，吃喝、小車和旅游那一項不是遠遠超過教育投入！我們的豪車、洋酒、星級賓館和高爾夫球場，不是連最發達的國家也相形見絀么？

各級當政者多把教育投入當是一種負擔，無可奈何的開銷。即使發達的省分如江蘇，拖欠教師工資亦家常便飯，蘇北地區只能在檔案上調資，出賣縣中已成為“深化改革”的一種趨勢；中央一審計，長官批條的銀行爛帳動輒數百億。“希望工程”的捐款，海內外動員募捐，20余年之所得，尚不夠填滿一位貪官腰包之數。－－教育的“窮”，就是如此不成比例！

中國的官場消費，足令世界最發達國家相形見絀；而我們的教育投入，說是年年增長，實際達不到4％，即使比起第三世界的窮國，也還是自愧弗如。

（二）生活釀就了暴發戶的一個共性：勢利淺鄙，他們崇勢而滅理，在當下，則突出得表現為媚富而蔑貧。對內，炫富羨富自詡一代天驕不可一世，對窮人和弱勢群體則視之蔑如；對外，則極力妖魔化并徹底否定“傳統”而極端崇洋迷外，奉“洋”為至高無上的圖騰。這種意識，化為教育“理念”，鑄就了如下許多不可思議的畸形現象。比如：

“英語熱”燒到42度，仍持續升溫，在人生天平上的分量，遠遠超過母語。連西歐的國家都紛紛高標母語，我們的精英卻以殖民化為能事。

在美國模式面前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熱衷于引進洋垃圾，對“新自由主義”情有獨衷。學術惟洋人馬首是瞻，教育精英嚴重買辦化。大學生無不把畢業后得到“綠卡”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于是，中國的名牌大學，也就成了美國不花一分錢投資的大學預科，可以悠然自得地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著中國人爭相向他們奉獻不可再生的“知識經濟”資源。

留學熱與英語熱并駕齊驅。由碩博而本科而高中而初中直到小學，有錢人競相把孩子送出國門上學，成為瘋狂時尚。以致英美瞄準中國市場，真的出現了“教育產業”。

60年代，周恩來總理給大學生做報告，提出“樹立階級觀點、勞動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等”，重提這些，在今天簡直成了天方夜談。其實，即使封建時代也有“天降大任”“菜根譚”，資產階級教育家也講勞動和自立。然而今天，“勞動”云云已經成了羞于啟齒的恥辱。不光貴族學校，即使普通高校學生的“灑掃庭除”，也漸趨仆役化、賈寶玉化－－但卻不要賈寶玉的些許平等意識。北京小學生畢業，互相之間留下的是這樣的贈言：“傍大款，做富婆”、“長大嫁一個有權、有勢、愛你、疼你的好老公”、“人生應該吃喝玩樂”。小學生倚仗權勢或者花錢“競選”班干，學生間借錢付利息，成績好的學生幫助人做作業計價收費。大學生中有錢學生以有償服務方式讓貧困生代為洗衣服、擦皮鞋和打水……暴發戶領著時代風騷，一至于此！

作為“更新觀念”的新事物，中小學生的之間的勒索敲詐的犯罪現象，逐漸使人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三）對“產業化”和“市場調節”的迷信，處處表現出目光短淺、急功近利，一錢障目，不見泰山。資源配置（包括師資的流動）、專業設置、激勵方式、院校的調整升級、等等，無不被“看不見得手”牽著鼻子走。因為急功近利、目光短淺，遂將“國民教育”邊緣化，使“素質教育”成為空話，只剩下一個升學教育和產業教育。它從戰略上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比如：1）背離“以人為本”，剝奪和弱化弱勢群體的教育權，嚴重降低了國民素質，不光影響持續發展，也加快兩極分化破壞社會穩定，使中國的社會結構印度化，第三世界化。2）升學教育使“育人”成為空話，嚴重降低國民的人文素質，加大“兩個文明”的差距，削弱國家的“軟實力”。3）加強了殖民與買辦化傾向。4）專業設置趨利化、實用化，淡化基礎學科建設，影響科學技術的獨立和發展。5）利益驅動，高校盲目升級與擴招，不光嚴重影響質量和信譽，而且漸使大專畢業生就業“民工化”，0薪酬就業、交“上崗費”上崗等等，使人敢怒而不敢言，它一面為“老板”們大量提供著廉價的白領勞動力，一面也在知識階層中培育著不穩定因素……

時下中國的精英，一面依傍皈依“大款”，一面又喜歡擺“貴族”的譜，在心里又有點瞧不起暴發戶。貴族與暴發戶云云，他們之間的同與異的文化意義，是一個十分復雜而有趣的話題。在“張愛玲熱”上，二者找到了最好的統一；而教育的產業化，則是談論二者差異的一個最好的話題。

為政，需要一定的文化積累。如果賈府讓趙姨娘“當家”，西門慶府上讓潘金蓮“當家”，就難免刻薄小器，瑣屑鄙俗不識大體。吳月娘驟然變成“千戶夫人”，仍不脫“小家子氣”。先賢云：“刀筆吏不可以為卿相。”，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他們不是暴發戶，但在文化積累不足與閱歷的局限造成的“小器”上，對我們理解暴發戶的風格，倒是很有幫助。中國的暴發戶，崛起太快，遠不夠成熟，他們還沒有能力生產自己的“軟件”，主要靠從洋老板處引進“二手貨”與“小路貨”。在中國極易行騙，一個冒牌 的“中央首長”的表外甥或“岡村寧茨小舅子”，上下行騙就能夠暢行無阻，可見，他們雖然闊了，仍然“眼窩子淺”，不脫“西崽”本色，與跨國公司的老板以及他們通過幾百年的積累所孕育出的知識階層，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以人為本”很及時，“一切向錢看”不得了，“看不見的手”會將你引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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