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困境與迷茫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xxx事件激起了眾怒，眼見鄧貴大這幫垃圾在共產黨治下的和諧土地上如此作惡多端，正常人的肺不被氣炸，那才奇了怪呢。據說，左派和右派也捐棄前嫌，成了一個戰壕的戰友，目標直指腐敗官吏。于是有人告訴我：誰說左派和右派沒有共識？右派中還是有不乏正義感的“好兄弟”嘛！　　

官吏的確已經腐敗不堪，說他們“不可救藥”，也不為過——這幾天晚上，看成都電視臺暴光荷花池街道辦下轄互助路農貿市場的城管組長覃定國，公然敲詐勒索商家，強行收取保護費，氣焰之囂張，手段之無恥，面目之可憎，影響之惡劣，令我對這堆腐爛的垃圾很難再抱什么希望。　　

難道左派和右派真的有什么共識嗎？面對腐敗公行，雖然大家的血壓都會升高，但左派和右派其實不可能有真正的共識：左派的目標是要消滅資本私有制，右派的目標是要維護資本私有制——兩者水火不相容，談何共識？　　

可是，為什么在xxx事件中，左派和右派卻表現出了“空前的”一致呢？只有馬克思能回答這個問題。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經濟基礎是什么？就是生產關系的總和；上層建筑是什么？就是政府和制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意思是說：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要求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與之相適應，就必然生長出什么樣的上層建筑。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用毛澤東的話說：“也就是不管你是贊成還是不贊成。你不贊成，它也還是‘客觀必然性’。”（《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第四部分）　　

在資本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上生長出多黨制的上層建筑，并非官府里的那幫家伙有多么“高尚”，而是另有其內在的客觀必然性。私有制經濟是自私自利的小人經濟，建立在“小人經濟”基礎之上的政府，決非什么“君子政府”，而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政府”。你別指望“小人政府”里的那幫家伙是“雷鋒”，是“焦裕祿”，是“孔繁森”。為了限制小人政府的“做惡”不至于“多端”，小人經濟不得不搞“多黨制”，讓一群小人代替一個小人。可笑的是，主流學界把多黨制美化成一幅人類政治生活無比高尚的圖畫，好像多黨制天然就承載了人類多么偉大的正義似的。其實，多黨制的實質就是一群小人互相PK、互相折騰。讓一群小人在議會里互相打斗、互相制約，總比讓沒有制約的一個小人在那里自娛自樂、飛揚跋扈，其危害或許要小一點點。也只有這樣，蠅營狗茍的“小人政府”才不至于把自私自利的“小人經濟”給折騰完完。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共產黨執政的上層建筑同樣有其必然性。公有制經濟是倡導集體主義的君子經濟，建立在“君子經濟”基礎之上的政府，雖然其中也難免有“小人”，但整體上看，本質上還是“君子政府”。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在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時代，“焦裕祿”能夠成為民眾心中公仆的標準形象。在公有制經濟的基礎之上，由共產黨掌控的“君子政府”來執政，既有可能，也是必要的：要想維護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就決不能搞幾個精英作秀的“多黨制”，決不能讓一群小人合法地去圍剿、折騰“君子政府”，而只能實行“君子政府”治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在所謂的“多黨”競選制下，再能干的“君子政府”恐怕都不是小人的對手（市場上普遍存在的“劣幣逐良幣”的現實，就是明證），其結果難免是“小人上天，紅旗落地”——當然，“君子政府”肯定需要民主和監督，但這決不是小人政府搞的“金錢民主”、“精英民主”，其中的問題值得深入思考，容另文討論。　　

改革30年來，建國60年后，中國的基本國情可以概括成兩點：（1）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私有化了；（2）上層建筑仍然是共產黨一黨執政。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中國目前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其實是極不“和諧”的：一方面，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呼喚多黨制的上層建筑，以使其維護私有制經濟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面，共產黨一黨執政的上層建筑卻要求恢復經濟基礎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以使其能與之相適應。　　

在理論上，上述兩種互相對立的訴求同時并存于中國改革后的政治經濟制度框架之內，居然長期“相安無事”，這的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創新；但在實踐發展的過程中，這種表面的“相安無事”似乎越來越不能維持內在的張力：呼喚多黨制的訴求越來越強勢，而恢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訴求卻越來越微弱。　　

右派看到了兩者的沖突，猴急猴急地打出了多黨制的旗幟。右派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要為資本私有制張傘開道。只不過他們暫時還不敢公開這個目的，于是就拿什么“憲政”呵、“政治體制改革”呵、“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呵，來忽悠民眾。　　

面對上層建筑的腐敗，左派的切膚之痛其實遠甚于右派。可是悲憤的左派大多只能就事論事，主張嚴刑竣法，或者寄希望于一場政治運動，以為這樣就可以挽救共產黨于狂瀾既倒。可是不知他們是否明白，如果沒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究竟靠什么來保障？ 　　

不少左派開始與時俱進，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多黨制的主張，以為這樣即使不能拯救共產黨，也可以用“特色”的名義拯救中國的社會主義。這樣做的結果當然拯救了“主義”，但拯救的決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逼退了公有制，多黨制取代了共產黨執政，還侈談什么社會主義？這哪里是拯救社會主義，這是在為社會主義的死亡舉行政治上的葬禮。　　

當然，我的上述判斷與官方的認識有很大出入，按理說我應當與官方的說法保持一致，可問題在于：　　

——要維持經濟上的資本私有制，就很可能催生出政治上的多黨制，因為對于私有制經濟而言，一黨制畢竟不利于私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要保證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必須恢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因為沒有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共產黨執政的合法地位。　　

金融危機爆發后，我曾經說，當代資本主義遇到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兩難：“透支，還是消費？這是一個問題”。現在我要說：當代中國社會主義也遇到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兩難：“改變經濟基礎，還是改變上層建筑？”這同樣是一個問題。　　

從理論上講，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不是沒有可能的——這也正是清醒的左派殫精竭慮想要完成的使命；但是就現實情況看，上層建筑被徹底改變的可能性正越來越大。如果后者成為現實，其實現途徑將有兩種：一是和平演變，上層建筑的內涵與共產黨的性質漸行漸遠；二是暴力沖突，一夜之間城頭變換大王旗。　　

第一條途徑想必人們正在感同身受，無須贅言；第二條途徑前蘇聯已經上演過一次，至于中國是否重蹈覆轍，雖然用毛澤東的話說：“只有天曉得”，但并非絕無可能。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失衡達到臨界點時，某一突發事件將引爆二者的緊張關系，導致街頭政治、社會動亂、群雄并起、黨派林立，最終可能顛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不論是“和平演變”還是“暴力沖突”，這種變化已經越來越真切，越來越現實，越來越清晰，不需要多么敏銳的心靈，人們就已經可以感受到了。于是，我們聽見右派在叫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由少數人，一個黨甚至一個人對大多數人實行專政”；同時，我們也看見左派在迷茫：“左派該以什么爭取群眾？”（ pioneer：《致水火同志》）　　

問題是，很多人還沒有看清楚這種變化背后的真正含義，所以才會產生左派和右派可以結盟的幻覺。真正的左派當然是不會上當的，最近看見決戰寫的一篇文章，頗有同感，看來當今中國并非全然是“眾人皆醉無人醒”的狀況，容我摘錄于下（決戰：《毛澤東，一個偉大的醫學家？》）：　　

罵官現象很嚴重，而對資本思考的卻很少。事實上，錢，即資本才是操縱者，沒有資本的合理合法，官員也不會垂涎三尺，沒有資本的金錢誘惑，官員也很難腐敗。沒有資本成為億萬富翁，一些國企廠長有何苦把企業搞癱然后MBO？　　

MBO是什么？就是變資本家，變資本家保險，官員貪污是犯罪，資本家給工人發多少錢都是合法的。　　

病理機制是很奇怪詭異的，貪官污吏無疑要反，但根源還是資本剝削，把官員都馴服成綿羊就解決問題了？變成誰的綿羊，是資本的綿羊，還是人民的綿羊？經濟危機表明，資本家非常腐敗，紐約老鴇的清單表明，資本主義的高官和經理都吃喝嫖賭。但他們卻是合法的，甚至是某些人的演變目標。　　

在資本主義國家，娼妓制度合法，剝削合法，用錢勾引女人合法，難道不是腐敗？怪異啊！　　

決戰所言極是。官員是上層建筑，資本是經濟基礎。如此上層建筑，不過是現實經濟基礎的必然結果罷了。倘若以為腐敗都是上層建筑惹的禍，全然與經濟基礎無關，豈不怪異乎？　　

不獨決戰，其實，pioneer 也洞見到了這些變化的要害所在，他說（ pioneer：《致水火同志》）：　　

不要一廂情愿地以為群眾一定會跟著左派走。這一次的“左、右一致”口號就是右派先喊出來的，這是他們“聯合左派，打倒政府”策略的一次實踐。在這個事件上即使左派不被他們挾持，屆時又有哪個左派能站在走上街頭的鄧玉嬌的親人和群眾的對面？　　

難怪有人說：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　　

正因為洞見到了，所以才會迷茫。就近期而言，我對未來也是茫然的，這種“茫然”使我內心常常有“拔涼、拔涼”的感覺。　　

改變經濟基礎，還是改變上層建筑？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呵！　　

然而，誠如pioneer引用魯迅的那句話，魯迅當年不僅也有這種“拔涼、拔涼”的感覺，而且更不缺乏對未來的希望：“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我堅信“前途是光明的”。因為不論“改變”的是什么，有一種“改變”卻是無法改變的：來自生產力發展的壓力正在為資本私有制的滅亡開辟道路，另一個世界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　2009-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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