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連續性中看當下之中國　　

陳寒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所謂歷史，實質上是歷史主體在歷史時間中經歷的過程，歷史主體總是特指與“人”有關個人、事件、民族，或者國家，“今來古往無不行，獨有天地常悠悠”之類與人無關的歷史對我們來說毫無意義。所謂歷史的連續性，無非是指在歷史運動過程中，在時間上，歷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之間沒有絕對的“斷裂”，歷史主體依次經歷各個歷史階段；在空間上，歷史主體在經歷各個歷史時期之后，自身的性質沒有發生質的改變?！　?/p>

在歷史的連續性中，認識當下之中國與把握中國之歷史是同一個任務。以宏大歷史觀來考察歷史，實際上就是承認歷史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連續性，主張在研究現實對象的時候，在前后相繼的過程中、各種聯系中把握所要研究的對象。對于我們偉大的祖國來說，今年是極為特殊的一年。在歷史的縱向聯系中，30年前，我們開啟國門，在各個領域進行改革開放；60年前，我們用鮮血實現了民族獨立，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90年前，我們發動了可以用“愛國”、“啟蒙”、“文藝復興”來標識的五四運動。在歷史的橫向聯系中，今年的特殊之處還在于，我們已經身處世界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國家以如此身份介入資本主義經濟波動，這在人類史上沒有先例；我國與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之間的關系依舊充滿變數；國家整體實力仍在上升，但是國家的經濟、政治利益不斷受到外來威脅，意識形態陣地在逐步丟失。　　

認識現在的中國，必須上溯到30年前的改革開放，必須認真面對60年前的現實，必須總結90年前的經驗，更要上溯至千年的文化傳統。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宏大的歷史視野中觀察現在，必須在歷史的連續性中反思短暫現實，必須明辨歷史發展的趨勢和動力，探尋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以歷史的最終目的來衡量現在的各種行為，發現歷史運動的動力以推動歷史前進?！　?/p>

一、歷史告訴了我們什么？　　

反觀古今中外的歷史，我們總能找到一些普適價值標準，這些普適價值標準實際上就是歷史運動的目的，它是衡量現實的唯一標尺：符合這些價值的行為和事物，我們稱之為“歷史的進步”，反之，我們稱之為“歷史的倒退”或“歷史的反動”。反思中華民族的歷史，我們同樣也能找到實現歷史目的的特殊方法，在祖輩們的奮爭中，我們可以窺探到歷史前進的方向和規律?！　?/p>

1、現代化是我們孜孜以求的、必須實現的歷史任務

所謂現代化，至少包括經濟上的工業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F代化之路由資本主義所開啟，歷經幾百年已經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滾滾洪流。必須要明白，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其模式應是多元而絕非單一的。即使是在西方，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現代化也各有樣式，都是根據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的具體國情來選擇自己的現代化發展之路的。誠如S.N.艾森斯塔在談到“現代化”與“西化”的關系時所指出的那樣：“盡管西方國家率先實現了現代化，但非西方國家中發展出來的現代性的具體文化形式和組織形式，也能發展出具有一切現代性特征的社會來?！?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 name=_ftnref1>[1]　　

從五四運動開始，我們就面臨著如何實現現代化之路的爭論，同是擔負國家民族啟蒙任務的知識分子們在此問題上劃分為兩類：以“文化守成主義”（或曰“文化保守主義”）為特征的現代新儒家，以及主張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西化派?，F代新儒家絕不是簡單的復古主義者，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中客觀存在著的消極面也有著深刻認識和很多批評。他們也不是文化閉鎖主義者，而是既主張了解、接受、吸納西方化，又要否棄資本主義帶來的病態，主張開啟中華民族自己的現代化之路。[2]此后的歷史確證了這一正確思路，無論是1956年的社會化改造，還是1977開始的改革開放，無疑都是在探索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道路，這種道理既不是純粹西方式的，也不是對蘇聯模式的不斷修正。時至今日，各國理論界都已達成共識，工業化的道路至少可以通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來實現，也可以通過前蘇聯和中國模式來完成；西方發達的民主制度未必適合東方諸國，泰國、菲律賓，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各國進行西方式政治改革導致的社會動蕩，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可以，也必須是多元的。　　

就中國的歷史來看，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達到理想的社會境地，在經濟領域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運行方式，以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必然帶來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弊病。我們不是沒有嘗試過借助民族資本或外來資本來“富國”，可是歷史沒有給民族資本提供期望的發展條件，民族資本始終先天不足，外來資本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在政治上只能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不斷探索政治民主的新形式。我們不是沒有進行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各種嘗試，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黨一黨專制之間，我們就一直在嘗試多黨制，結果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那一套制度不能有效地培育我們自己的政治民主?！　?/p>

2、社會主義制度是實現社會平等、國家富強的最佳途徑

近代以來，在國體和經濟制度問題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條彼此爭斗的路線。自從資本主義誕生之后，經濟危機如影隨行，各種社會弊病難以根除。在經歷了歐文、傅立葉等人的理論與踐行之后，馬克思的學說成為最終的解決方案，其學術與政治影響力持續到今天。當我們剛剛開始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時候，先進的知識分子就認識到資本主義文明背后隱藏著的毒瘤，從五四運動之后，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在引進馬克思學說的同時，更是對國內資本主義保持高度警惕，在眾多的救國方案中選擇了馬克思提出的、列寧已經開始實踐的社會主義道路。國民黨資本主義道路的失敗，固然與這個政黨，以及當時復雜的環境有關，更重要的一點是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頑疾與中國當時國情融合為無法克服的阻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生產壟斷和剝削不利與生產力的發展，一國經濟之命脈壟斷在各大家族手中；資本主義生產以私人利益為導向不能解決社會問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決定了生產的目的是謀求私利，而當時之中國需要強大的社會經濟控制能力。1949年建國，我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在1978年，我們仍舊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毫無疑問，歷史的經驗已經表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能實現國家工業化，二者截然不同的之處在于，如何以及能否有能力克服生產的個體性與消費的社會性之間的矛盾，如何走出個人生產的理性最終導致社會整體生產的非理性這一悖謬，唯有馬克思的理論解決了這些問題，也正因為如此，不同民族、國家選擇了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上的經濟體系，趨勢是以產品生產代替商品生產，以產品社會分配代替商品私人交換，因而可以杜絕商品生產帶來的各種矛盾————承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優越性，絕不意味著公有制的建立會“自然而然”帶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何將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中實實在在的好處，始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盧卡奇、葛蘭西、薩特等人一直在探討的理論問題，也一直是列寧和毛澤東在獲得國家政權后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當前的經濟危機的實質依舊是生產相對過剩，即社會整體產量高于民眾有效需求。目前美國金融危機的現象與馬克思的表述并無大區別，一系列金融機構相繼倒閉和破產，就業率下降，人心恐慌等等。由此得出的結論似乎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本身，解決的辦法應當放在對金融制度的改革、拯救金融市場上面?！@是錯誤的。[3]在馬克思看來，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的現實基礎是經濟生活中的預付和提前支取行為，即在商品交割前實現貨幣交割。信用制度的完善和投機都建立在現實經濟行為之中。一旦信用制度具有了自身的運行規律和投機方式，它將加劇現實生活中商品買賣之間的——由生產相對過剩造成的——矛盾。[4]對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而言，其背后的實質是商品房生產的相對過剩。金融市場最終依存在實體經濟之上，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不是監管不利或者信譽制度不健全。普通消費者向銀行繳納不超過百分之五的商品房價格，便可以入住，然后由銀行支付所有的房款給開發商。開發商獲得商品房的房款后繼續投入生產。在這個流程中的各個環節都不可或缺，一旦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可能是是偶然的——將導致買和賣的無法實現。次貸危機中，導火索是消費者，使得鏈條發生斷裂的是金融業。在以低額抵押貸款利息率可以承受之時，以及自己收入穩定之時，消費者可以繼續向銀行支付剩余房款?？墒怯捎诶噬险{以及收入下降，許多美國人權衡利弊之后選擇“斷供”即不再支付剩余房款，代價是首付和一部分房款的損失，當然還有住房。對于銀行來說，只要將沒收回來的房子再賣出去就仍然可以回收剩余房款，否則，銀行只能自己承擔剩余的房款，這就形成了銀行呆賬?！　?/p>

單純從個體的角度來看，處于買——賣環節的三個主體，每一方的決策和行為都是合理的。消費者在不需要太多現金的情況下選擇購買商品房，在弊大于利的情況下退房；銀行在消費者不斷貸款和房地產商生產持續的情況下，不斷擴大銀行信用，發放貸款；房地產商在收到全額房款之后，確認并堅信商品已經售出，因此可以繼續建造商品房。但是，正是個體生產的理性導致了社會整體的非理性，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個體生產和社會需求之間出現了矛盾：買和賣脫節了。當消費者大量斷供的情況下，房地產商理應了解這一現狀并開始減少生產，這是一個最簡單的經濟學常識?？墒菃栴}的關鍵是，正如商品流通部門制造了買賣順暢的假象一樣，投資銀行和金融業同樣制造了商品房買賣實現的假象。借助于發達的金融市場和種類繁多的金融產品，銀行將次貸帶來的負擔包裝成為各種金融產品，在股市和債券流通領域套取現金，彌補消費者斷供留下的銀行呆賬、壞賬。銀行的信用繼續擴大，這樣一來，消費者和房地產商都同樣產生了幻覺。對于消費者，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繼續透支消費；對于房地產商，他們已經收到銀行支付的房款，所有相信可以繼續建房?？墒牵斚M者收入由于各種原因——在美國是收入減少、利率上升[5]——無法繼續向銀行提供剩余房款時，當銀行業的由于股市下挫而無法從中套取現金時，商品房買賣順暢的幻影就破滅了。　　

從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應對之策，或多或少都顯示了一種不自覺的社會主義傾向。比如將私有銀行收歸國有，無疑是在運用超經濟的政治力量干預必然帶有投機和欺騙成分的金融業，任何明智經濟學家此時都知道：關鍵時期需要社會力量來控制私人資本，盡管他們決計不會主張取消資本，一旦經濟危機過去，極端的自由主義經濟觀點勢必又將卷土重來，待到危機再次來臨，又轉身求助政府干預——這也是始終是西方經濟學的“周期”?！　?/p>

3、愛國主義是一個民族奮發有為的前提條件

在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歷程中，世界主義、跨國界和階級的人道主義成為普遍認同價值，但是，在現實歷史過程中告訴我們，只有先實現國家民族的獨立，才能成全世界主義，只能依靠特殊而又具體的國家、民族才能維護自身的獨立，然后才有可能維護世界和平和正義。簡言之，先有國家的，才有民族的，只有民族主義才能成就世界主義。以往歷史告訴我們，指望一個跨國界的國際組織來實現世界正義、保障一國獨立是不成熟的想法。在90年前的五四運動時期，有許多中國人，包括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巴黎和會”的本質還認識不清，對于帝國主義、尤其是美英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認為美英帝國主義的勝利是什么“公理戰勝強權”，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看作“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他們以為巴黎和會可以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在50多年前的朝鮮，是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在作戰。同樣，在三十年前的中國，仍然有人天真地相信資本主義來到中國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民?，F在，仍然存在一大批沉迷于理論思維的知識分子相信，普適價值要高于民族利益，世界正義高于國家利益，他們在西藏、臺灣等問題上不斷地重復著以往的錯誤。他們似乎相信，只要站在抽象的世界正義、人道主義的立場上發言，自己就能成為崇高的“世界公民”、“人道主義戰士”。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創新、解放思想、實行變革是民主與科學提出和實現的途徑，理性精神、個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與科學的內容，而所有這些，都指向中華民族的復興。在理論上應當提醒眾人，實現世界主義與特殊民族的運動是一個過程，但是在現實操作中，二者往往是分裂的。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在很多情況下，愛國主義必須是民族主義的，比如五四運動真正的精神動力，仍然是救亡圖存這個自近代以來的強大主題，換句話說，是民族主義。但是，愛國主義在現在可能走向兩種錯誤道路。第一種情況，當一國之政府舍棄公共利益而為少數人牟利之時，由于獨立政府主權是國家的必備條件，愛國主義此時與民族主義分離開來，提倡愛國主義的實質是維護特殊階級的權益，違背了普遍民眾的利益。第二種情況是，民族主義陷入狹隘的種族主義，將某一民族的利益、價值觀、文化視為其他不同民族的唯一的發展目的，此時談論民族主義，實質上將會把地域性的國家推向一個錯誤的“霸主”、“歷史的終極”的地位，最終會給本民族帶來摧毀性的打擊，國家政體也將面臨崩潰?！　?/p>

二、歷史分析一：需要關注的三種思潮　　

對某一對象進行歷史研究，必須要有一個“先在”的尺度對其進行衡量和評價。這個尺度一方面是主觀的，它表達著理論家的時代性、民族性、階級性、道德或形而上學立場等等，沒有這些主觀預設就沒有歷史學。在進行歷史研究的過程中，需要歷史學家的積極介入。在對史料的批判過程中，在選擇研究對象的過程中，以及在解釋歷史事件的過程中，都需要歷史學家做出相應的理論預設，[6]比如李凱爾特就認為，“價值”是歷史學家選擇研究對象的理論預設，歷史學據此與自然科學劃出涇渭分明的界限，歷史學家相信的人文價值是形成問題結構的關鍵；西美爾將歷史學家的“興趣”視為歷史研究的理論預設，歷史研究者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研究最后呈現出何種樣態的歷史。[7]保羅·利科則主張，歷史學家的“時間想象力”和“同情”是建構歷史理論的預設，通過它們我們才能克服當下歷史研究與過去歷史之間的時空間距。[8]　　

可是另一方面，這個尺度的主觀性必須具有客觀內涵，即“具有客觀性的主觀性”，因為假如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有著不同的理論預設——正如沃爾什所認為的那樣——的話，歷史知識成為“感情性的”而不是認知性的，歷史學將沒有資格稱為科學。[9]歷史學家必須說明這些主觀因素中隱藏著的、被普遍認同的客觀性，歷史理論的相對預設不是出于歷史學家的任性、心理等主觀感受。這種“具有客觀性的主觀性”可以從幾個方面得到說明，其一，各種哲學、道德、形而上學、價值觀等因素組成的意識形態環境具有客觀性。歷史學家總是在一定的意識形態環境中提出自己的理論預設，而意識形態環境具有的客觀性保證了理論預設的客觀性。歷史學家的意識形態環境是一種經驗的歷史事實，是可以為人們所考證的。比如說，啟蒙時代的歷史哲學家們對歷史的研究都以人的自由為最終標尺，這種主觀的設定絕非任意，也不是恒久不變的。通過現實的歷史考察我們可以確定“人必將實現自由”是那個時代思想環境中被普遍認同的觀念，也就是說，是一種歷史事實。其二，歷史學家提出來的各種預設和尺度，往往都具有無意識的含義。[10]這種理論家的無意識絕非主觀的任性，而是一種穩定的思維結構、思想方式，通過特殊的方法——比如法國結構主義者提出了精神分析法和結構語言學這兩種重要的方法——我們可以找到理論家提出問題結構過程中的客觀的、普遍認同的東西。[11]　　

在本文看來，“實現現代化”、“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贊成愛國主義”就是我們評價當前各種思潮的“先驗標準”，既表明了研究者的主觀價值立場，又具有歷史客觀性。以這三點為標準，我們將簡略分析當前流行的社會思潮。　　

1、關于現代新儒家　　

在中國思想文化近現代化過程中，現代新儒學是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的西化派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之一，綿延至今，薪火相傳，很有影響力。所謂現代新儒學，是指“五四”以來，在強烈的民族文化危機意識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續中國歷史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識分子，力圖恢復儒家傳統的本體和主導地位，重建宋明理學的“倫理精神象征”，并以此為基礎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建構起一種“繼往開來”、“中體西用”式的思想體系，以謀求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現實出路。它主要是一種哲學和文化思潮，但同進也包含著一定的社會政治內容。持守著文化保守主義基本立場的這部分知識分子，通過其闡揚的現代新儒學表達各自的社會——文化理想，其中有的人的思想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有著十分微妙的復雜關聯?！　?/p>

現代新儒家與現代化：現代新儒家高揚民族歷史文化之旗，凸現的是傳統對于現代以至未來的社會的意義，注重的是現代化的民族性或現代化過程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主體地位問題，追求的是由傳統開出現代化。牟宗三說：“儒學與現代化并不沖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極地去‘適應’、‘湊合’現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積極地盡它的責任?！薄皬娜寮覂炔康纳屑捶e極地要求這個東西，而且能促進、實現這個東西，亦即從儒家的‘內在目的’就要發出這個東西，要求這個東西。所以儒家之于現代化，不能看成個‘適應’的問題，而應看成‘實現’的問題?！?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2" name=_ftnref12>[12]這表明中國近現代，尤其是現（當）代文化保守主義所代表的乃是一種尋求不盡同于西方式的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道路的價值取向?！　?/p>

中國的儒學思想雖未必一定會自發地開啟出現代化，但其也并非一定就本質地與現代化相對立?，F代化過程中，歷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不僅可以提供多方面的資源，而且更能成為現代化賴以存在發展的沃土。如依西化派求國新必棄國故的思維全面否定傳統，則必然會使現代化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13]因此，問題的關鍵應該在于如何切實協調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使傳統“成為獲致當代中國目標的發酵劑，也即如何使傳統發生正面的功能?！?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4" name=_ftnref14>[14]現代新儒學指出西化派全面否定傳統必會導致“民族生命無處安立，民族生命徹底喪失”的同時，又中肯地告誡國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兩個問題：“第一，如何趕快學到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好把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撐??；第二，如何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而又不把自己傳統文化的精神斷絕或斬伐了。換言之，即是如何既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又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第二問題若不解決，則中國國家民族雖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仍將失其存在了”，[15]這實際將使中國國家民族喪失精神命脈。即使以當今眼光視之，我們仍舊能從中獲得許多啟迪。20世紀90年代“國學熱”中，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所以會引起學界關注，以至有所謂“新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與此當有重要關聯。　　

現代新儒家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道路在內容上包含現代化內容，而現代新儒學如何在學理上與工業社會化、政治民主化達成一致，依舊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因此，現代新儒家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關系，最大的問題在于：產生并適應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儒家思想，如何以及是否可能適應建立在工業化之上的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會培育出適合符合商品生產的道德，也就是說，道德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歸屬于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每個社會結構都會產生的“分泌物”[16]。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自然需要建立起具體“中國特色”的道德、價值觀來適應社會化工業生產，可是，現代新儒學在本源上來自于注重血緣關系的社會結構，新儒學最有生命力往往也就體現在家庭生活領域之內。而事實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現代化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也是如此），民眾的生活重心在社會而不是家族，這給新儒學帶來巨大的挑戰。同樣，實現政治民主所需要的價值規范建立在全新的經濟體系、政治結構之上，但是由于儒家政治學本身無法舍棄的歷史淵源即封建的生產關系，現代新儒家用“民本思想”接近現代政治哲學“民主”理念就顯得非常生硬，“內圣外王”的思想與現代化的法制理念也顯得格格不入。比如現代新儒家杰出代表熊十力就始終無法真正面對社會主義政治過程與儒學政治理念之間質的差異，只能從二者的最終追求目的上找到共性，他認為，理想的政治應該是禮治而非法治，理想的禮治社會里，盡管并非絕無私有權，但應該是“以社會為大家，而私人之財與力，大抵皆屬于社會，其可為私有者只最小限度?！〖彝ヅc不限度之私有財力制雖名存，其實，則已化家庭生活而為社會生活，蓋其時一切財與力，幾乎統屬社會公有。各小家庭生活費，如事畜之重，多仰給于社會，是在事實上，人人皆以廣大社會為一大家庭也”。[17]可是這樣融合方式并沒有多大說服力，因為在形式上，佛學、基督教神學、儒學和馬克思的學說在終極追求目標上，都具有某種一致性?！　?/p>

現代新儒家與愛國主義：在近代以來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發展起來的中國現代新儒家，內蘊著十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這是值得我們以充滿敬意的心態去體認和禮贊的。比如章太炎。戊戌變法失敗、特別是義和團運動以后，章太炎認識到不推翻清廷統治，“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18]故其“提倡國粹”，意在“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19]他曾對之解述道：“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20]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思想有所變化，但他仍懷強烈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懷“提倡國粹”，以求“古學復興”的基本思想宗旨，終其一生未有絲毫變易。比如梁漱溟，民國初年，他目睹時艱，悲憫地發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吶喊。他更有感于“今日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可有那個出頭？”[21]遂以復興孔學為己任，號召國人走孔家路，尋孔顏樂處，重開宋明儒講學之風，并堅信世界最近的未來必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位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一生無論處于何種境地，遭遇多少磨難，這激情都未曾有許微冷卻。再比如陳寅恪，他撰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揭示歷史真象。陳氏是要通過探明此前學者不甚注意而其實十分重要的歷史事實，使“今日學者”以至全體國人從中獲得啟示，樹立起“承前啟后，繼絕扶衰”的自覺意識；馬一浮在四川樂山創辦以“講明經學，注重義理，欲使學才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宗旨的復性書院，力圖為中國文化的未來培養幾顆“讀書種子”；年過半百的熊十力以衰老之身講學于巴蜀，向師友大講民族精神、砥礪氣節；錢穆以振興國史、復興民族文化為己任，他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未來充滿信心。馮友蘭基于其“闡舊邦以輔新命”之職志，連續出版其“貞元之際所著書”（即“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構起匯通中西而歸本儒宗的“新理學”思想體系。他自述其著書目的道：“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學焉?！?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2" name=_ftnref22>[22]諸如此類，難以盡舉?！　?/p>

五十年代以來，移寓港臺地區或海外其他國家的新儒家學者如錢穆、方東美、　張　君勱、徐復觀、　唐　君毅、牟宗三等，居危處困，“在四顧蒼茫，一無憑借的心境情調之下”，撫今追昔，“靈根自植”。[23]他們反思傳統，檢討現實，消化西學，試圖以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來謀求中國文化，尤其作為其核心的儒家思想的現代發展。他們卓爾不群，堅忍不拔，經過長期不懈的艱辛努力，取得多方面的學術成就，不僅使現代新儒學逐漸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反響，而且使西方文化人士不得不對之刮目相看，并進而重新認識、評估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價值。[24]毫無疑問，40多年來，支撐著港臺新儒家生命世界的，仍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代代相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我們可以不認同他們的文化思想，亦可以從學術層面對之展開檢討與批評，但我們對其具有的這種精神卻不能不以充滿敬意的心態給以高度贊譽?！　?/p>

當下之中國，現代新儒學依然興盛，在充分肯定其積極意義之時，我們應當保持應有的警覺。徐有漁就曾尖銳地指出，現在國學熱里面實際上有兩種明顯的傾向，一種傾向叫做文化儒學，這一傾向值得贊賞，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到極大的破壞；但是另外一種傾向在于，提倡新儒學、國學的這批中年代表人物，他們提倡的不止是文化儒學，還提倡政治儒學。比如蔣慶就認為：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行的，應該推行中國古代那種貴族制度。那種制度的基本核心就是要區分貴族與平民，區分君子與小人，用孔夫子的話說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而現代政治講什么？講一人一票，在政治、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還認為古代中國的傳統政治講的是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就是君權神授，地就是歷史血緣的合法性，人是講民心的擁護。而現代政治，只有一重合法性，就是人的合法性，這是錯誤的。政治儒學已經公開提出“用儒學取代馬列主義”，“立儒教為國教”，“儒化共產黨”，“儒化社會”，“儒化中國”等政治主張，認為解決今日中國“嚴重的文化危機”，只能走這種所謂“儒化中國”的道路。這些主張其實并不新鮮。民國初年孔教會要求定孔教為國教的鬧劇，聲勢不謂不大。上世紀三十年代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更是借助政治權勢力圖把儒家的倫理道德規定為全體國民生活的準則。但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主張和行為都只能以失敗告終。如果多熟悉一下近代中國尊孔復古思潮和反尊孔復古思潮的斗爭史，頭腦就會清醒一些。[25]　　

2、關于自由主義西化派　　

從五四運動開始，自由主義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義——現代新儒家在根源是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就在現代化等問題上相互爭斗。毋庸置疑，20世紀初的自由主義西化派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上發言的，只不過與現代新儒家相比，他們的主張更為激進?！　?/p>

自由主義西化派與現代化。自由主義西化派中國必須與自身傳統文化進行毅然的決裂，才能實現民族的現代化。西化派依據其將傳統與現代化區分為對立之兩截的思維方式，視傳統為舊，西學為新，把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認為中國只有破舊立新，即通過徹底批判、全面否定固有文化，全身心地接納西方文明（從物質到精神，從思想觀念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實現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陳獨秀在此方面堪稱典型，他認為：“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性質極端相反”，故“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6" name=_ftnref26>[26]他所說的“歐化”，歸就到一點，就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所以，他又說：“要擁護　那德　先生，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　那賽　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27]陳氏的這種思想，正反映了西化派決意告別傳統，重造中國文明，以求中國現代化的心態?！　?/p>

歷經時代洪流的沖刷考驗，當時自由主義西化派的“全面西化”主張逐漸得到修正和拋棄，人們已經意識到簡單西化只能加重民族的苦難，當時激進的西化派代表人物亦逐漸修正或放棄自己最初的主張。　　

時至今日，打著愛國主義、精英文化、民眾喉舌大旗的自由主義非?；钴S，尤其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自由主義西化派的各種主張層出不窮，各種缺乏常識的言論更是此起彼伏。自由主義西化派的幼稚和害處主要體現在經濟學領域。　　

在總體上，中國自由主義西化派曲解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幻覺中”西化。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預設是市場主體都是理性“經濟人”，從這個理論預設可以推導出：作為生產單位的企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不斷降低成本、使用先進科技以謀取最大私利；個人作為消費者能夠理性地判斷商品價格是否合理，以“物美價廉”為標準進行消費，個人作為雇傭勞動者可以自由地在不同企業間流動；政府作為公共事業的管理者，不直接介入經濟領域，為資本和個人提供各種公共服務?！　?/p>

即使我們認同這些經濟學理論，我們也可以在現實中可以看到，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模仿能力是十分低下的。從90年代初，我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就提出一系列私有化方案，高等教育、礦產、福利住房、醫療體系等公共資源以“社會化”的名義，在“大膽改革”的口號下紛紛引入市場機制，其結果是高等教育改革失敗，礦產資源過度開發、環境問題嚴重，商品房價背離價值規律格居高不下，醫療體系成為群眾最不滿意的對象。　　

國內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荒謬之處在于，其一，在方法論上沒有限制經濟學的適用范圍，將經濟分析的方法運用到所有社會領域中去。迷信法律的人會認為，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用法律來解決；沉迷于哲學思維的人會認為，一切特殊社會問題都可以找到普遍的、形而上學的“本質”；迷信經濟學的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同樣認為：所有社會領域都可以適用“成本——效益”原則。于是，連西方發達國家都不敢進行私有化的領域，我們毫不猶豫地私有化了，甚至，他們會用“紅利”、“成本”、“費用”等經濟術語來討論政府的各種行為，在不知不覺中誘導政府放棄應有的價值中立——這是不符合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基本觀點的。事實上我們知道，正如康德所說，任何科學都有其自身界限，一旦超過這個界限，這門學科將喪失尊嚴。中國經濟學家成為一個低能的代名詞，毫無節制地泛化經濟學分析方法是一個主要原因。其二，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喪失了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放棄了最基本的人文關懷。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建立在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等哲學思想之上，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建立在主體的自由價值學說之上，始終堅信，從利己的、自由的、理性的個人，即使在社會中出現各種競爭和爭斗，但最終將在市場規律作用下實現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自由的基本保障。只要采取適當措施，市場機制的失靈可以得到彌補，人的自由和尊嚴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在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言論中，看到的只有數字和“客觀”分析，自由競爭異化為赤裸裸的叢林法制，弱勢群體的現狀被描述為智力和體力的欠缺。在他們眼里，競爭就是競爭，市場就是市場，它們有著自己客觀的規律，和“人”沒有任何關系————這是一種市場拜物教或經濟拜物教。我們知道，沒有“人”的歷史不能稱作歷史，不關心“人”的市場經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其三，缺乏反思精神，經濟常識極度匱乏?！盁o知往往導致罪惡”，這一點在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身上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比如在發展獨立自主行業如航空業等問題上，“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等口號讓中國許多行業領域處于劣勢，喪失發展機會；在商品房問題上，“目前房價是合理”、“房市開始回暖”之類的論斷不斷地被制造出來，不斷挑戰市民的忍耐底線，經濟學家蛻化為是房地產商的代言人。國內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在各個熱門問題上發表意見，卻從來不會對自己的理論框架進行反思。其四，現今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已經背棄了五四運動自由主義西化派的愛國立場，他們中的許多人扮演著“美國鸚鵡”的角色，為海外資本代言，愛國主義在自由主義經濟學領域被徹底拋棄。很多匪夷所思的經濟政策，顯示出經濟政策背后鮮為人知的秘密，比如在金融領域，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應會保持一種警惕，對外來資本加以限制，可是，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際，中國銀監會發布的《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中，居然就取消了對外資控股中國銀行的比例限制。中國將成為有史以來國有銀行任憑外資控股的唯一國家。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老調是：金融領域全面開放是國際接軌。比如經濟結構中私營經濟的比重，應當依據本國之具體情況加以慎重考慮，但是在當前之中國，提高私有經濟的比重成為一個必須的任務，這種觀點背后的經濟學實在讓人無法捉摸；比如農業土地面積是否應當有底線這個問題，無論是從經濟學理論出發，還是考慮到國家經濟安全，都是一個常識問題，但是依然有學者提出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老調：“只要有市場，一切都可以解決”。在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金融海嘯的時局之下，此等“勇氣”意味著一種非理性，這種“勇氣”外在于嚴肅的經濟學理論，也就是說，“勇氣”不是出自于對社會普遍利益的考慮，違背了本國民族利益。　　

如果一種理論的“害處”僅僅停留在書本上、思維中，那么，這種“害處”還是可以寬容的?？墒?，在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危害早已通過各種方式損害了人民的利益，自由主義思潮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造成的危害最大最烈。如由自由主義西化思潮主導的國有企業改革，使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呈現出“五化”狀況：一是雇傭化。目前約有一億多職工在個體、私營和“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約占全部職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具有雇傭性質的。不少集體企業和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名為公有而實為私營，在這類企業中勞動的職工自然也是雇傭勞動者。至于國有企業，通過種種改革舉措，實行了“小賣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被賣給了中外資產者，變成了私有企業；一部分經營者或管理層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質也有了部分變化。在后類企業“改制”過程中，有些企業也搞點“工人持股”，這其實不過是蒙騙工人的手段，因為即使每個工人分得幾百、千把元人民幣的股權，也絕不可能改變其實際的階級地位；有的，甚至還要工人給企業投入現錢以作為其參股的必需條件，不投便不能上崗。這樣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些“改制”，很多由少數人“暗箱操作”，并不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議決，遭到工人群眾的強烈反對。在改制過程中，不認真評估，甚至有意低估企業資產，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人為造就了一批資產者。二是貧困化。比之于私營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我國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處于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狀況。30余年來，我國私營企業能夠迅猛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來華經商辦企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從又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狀況。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或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一是雖然收入高過最低工資線，但同他原來的工資收入相比大大下降，加上其本人或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災害，基本難以維持下去，陷入絕對貧困的窘境。三是無權化。當今社會輿論和傳播媒介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這主要是就其生產狀況而言的；又有“弱勢群體”的稱謂，這則就其政治生活狀況而言的。本來，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具體說來，職工群眾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權力乃是其在企業有參加管理之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實際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職代會和工會組織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廣大職工群眾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主人的地位。但現在企業中的職代會則普遍存在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召開職代會，連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棄置不用。像企業如何改制、企業對職工實施“買斷工齡”或“一刀切”的舉措等諸如此類直接關系到企業和職工命運的重大事宜，很少讓職工參與討論，職工幾無知情權，更遑論參與日常管理和參與企業經營方針、發展方向的討論決策了。四是分散化。工人階級本是靠社會化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最有紀律并最富有戰斗力的隊伍。企業是工人階級產生的基地和成長的搖藍。工人階級在企業中通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鍛煉成長。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既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企業基層組織把職工群眾緊密而又有層次地組織起來，職工群眾也形成以企業為家、同心同德、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依靠一紙合同來維系，契約存續期已無多少親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職工群眾就與企業了無關聯，再也找不到組織了。所謂“減員增效”的改革舉措導致數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失業，無依無靠的職工群眾只能另尋生路，個人顧個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為雇傭勞動者，有的做點小買賣而成為個體勞動者，工人階級隊伍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個體化傾向。經過將近30年的改革開放，工人階級的戰斗力不斷被削弱。特別是“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把這支隊伍中的數千萬人剝離出來，強行把他們拋到社會上，渙散掉了。這是對中國工人階級最慘重的摧殘，從而也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體力量和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職工群眾主要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捍衛國有資產而發生群體事件時，往往甩開黨、政、工、團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抗爭。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共勢力正虎視眈眈地妄圖插手我國的工人運動，試圖顛覆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一方面利用國際勞動組織等向我方施加壓力，另方面或通過海外的所謂“民運”分子、或在我工人群眾或其他社會人士中豢養工賊和特務向我進行滲透，企圖挑撥工人群眾同黨、政府和工會組織的關系，建立并發展非法組織，制造事端，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干擾乃至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至于在新補充進工人階級隊伍的上億農民工中，工會的組建率和入會率都很低，其維權亦多采取分散的、個體的形式進行，黨和工會更不對他們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難以組織化、整合化為工人階級的生力軍。五是災難化。這些年，不僅“包身工”和童工這些1949年后滅絕了的現象均驚現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血汗工廠”、“人間地獄”式的私有企業。私有企業主們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強令工人超時加班，許多工人經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時，嚴重損傷工人體質。許多工人難以支持而離職不干；許多中途病倒；許多工傷事故正是在過度疲勞中發生；有的力不能支，暈倒車間；還有過勞猝死。許多工廠企業、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外資企業，廠房、工作場地不合標準，狹小擁擠，通風、照明、降溫、保暖不全；車間、倉庫、宿舍混處；通道不暢、門窗鎖閉，消防設備不達要求；機器缺少應有的安全防護裝置；生產使用有害有毒物質，不采取保健防護措施。煤礦等采掘工業，安全防護措施百病叢生，違章操作，帶病超產，管理混亂。在此情況下，煤礦特大、惡性事故接連發生，愈演愈烈，毫無改進。許多工廠有害有毒物質傷害工人，塵肺病、血液病成群發作。機器軋斷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許多工人因工致傷、致殘，許多終生喪失勞動能力，許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圖的企業主不顧職工死活。出了事故，瞞報、以多報少，威脅利誘，強使職工家屬私了，給點錢，推出不管之類現象，不斷發生。許多工廠企業后勤供應極不重視。工人宿舍常常讓數十人擠在一幢簡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溫，冬不保暖，人多噪雜，又臟又亂，工人無法安穩休息。企業食堂，伙食質量低劣，工人勉強充饑。許多工廠、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和外資中小企業，任意奴役壓迫工人。許多工廠在雇傭保安專門用于鎮壓工人；管理人員；保安人員，亂罰工人，打罵工人；進出廠門，實行抄身制；一旦認為廠里丟了東西，亂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職工脫衣裸體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隸勞動，要求辭職，還不容許；逃走被抓回來，就遭毒打、罰跪、禁閉，甚至把女工關在狗籠里恐嚇；侮辱婦女，有的資本主在女廁所中安裝攝像境頭。至于二億多農民工更普遍遭受著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嚴重剝削、壓迫和賤視。　　

3、關于民主社會主義?！　?/H3>

一般而言，“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是指西方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派、西方國家中的中左翼政治力量，這些政治力量包括西方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黨、工黨），他們的思想體系與意識形態的名稱往往成為“民主社會主義”?！　?/p>

民眾對民主社會主義感興趣，主要源于一種失望情緒，在于對本國社會福利政策感到失望，醫療、教育系統無法給廣大群眾提供免費的公共服務，而這些，恰恰是社會主義必然具備的要件，我們沒有做到，而某些非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卻做到了。針對這種情形，普通老百姓的抱怨和期望不應當受到責備.在區分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后，重要的工作是在理論界、輿論界反駁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腔調?！　?/p>

但是在理論界，國內有學者主張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如，劉吉在為《與總書記談心》一書所作序中說：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代表了人類生產方式的方向”，“從而為世界大同奠定了經濟基礎”。徐景安在由其網文匯集而成的《中國走向》中講：“中國改革的實質是什么？我認為，就是社會主義與西方現代化的嫁接。”“西方式現代化，中國有必要補上這一課”；現在，我們要“按照西方現代化的目標繼續前進”。厲有為提出要“形成一個有產的勞動階級的大平臺，社會上最富有剝削階級和最貧窮的無產階級兩頭是極少數。這樣我們共產黨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目的就實現了”（轉引自《交鋒》第364頁）。辛子陵在他寫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的結束語中大談：“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典范，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边@“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為辛子陵這書作序的謝韜亦頌揚道：“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彼€說：“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生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貧富差距”，“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安皇遣魉固埂拚笋R克思主義”，“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理論，提出了在落后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因此，“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又作出這樣的判斷：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屬于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02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志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與謝韜的判斷無獨有偶的是趙生暉，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說：“改革開放就是拋棄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把反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再‘請’回來。在國內是解散人民公社，改造國有經濟；在國外是引進外資，允許外商在國內投資、辦企業，等等?！@樣的社會主義，叫作‘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公平公正與資本主義的先進文明相結合。這場巨變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實現的，鄧小平在指導這場巨變中作出了前人所未有的貢獻，所以很自然地人們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稱作是‘鄧小平理論’。由此我們黨獲得了新的指導思想。這個理論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但它卻是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一個是絕對排斥資本主義，一個是全面借鑒資本主義?！比绱说鹊龋至挚偪?，難以盡舉?！　?/p>

這些言論要求我們正確對待，認真分析。第一，不要迷信民主社會主義。正如有人迷信方自由競爭制度一樣，同樣有一批人對沒有任何感性認識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頂禮膜拜。徐崇溫尖銳地指出，瑞典模式所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福利社會主義”雖然從一開始就把福利政策當成了社會主義，并在實施過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由于它并沒有消滅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相聯系的一系列弊端，因而隨著“福利社會主義”的局限和弊端的凸現，其性質就遭到人們越來越嚴重的質疑。在瑞典，企業有90％以上集中在私人資本家手中，全部工業產品的93％由私人企業生產，95％的生產資料掌握在100個大家族手中，17個財政資本集團支配著國民經濟命脈，僅占人口總數0.2％的人，卻控制著全部股票的2／3，僅占人口總數5％的富翁得到全部財富的1／2以上。第二，不能混淆把民主社會主義等同于社會主義，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是否敢于否定生產資料私有制。民主社會主義僅僅在分配領域進行改革，并不涉及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民主社會主義并不想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第三，中國不能走民主社會主義這條路，民主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承認資本對工人的統治。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各種福利政策，可是借鑒不等于認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是民主社會主義。[28]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其目的不是走特殊的資本主義道路，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明確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上邪路了?！?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9" name=_ftnref29>[29]　　

三、歷史分析二：30年！30年？　　

“30年前到底發生了什么？”，如何回答這類問題決定了認識現在中國的態度。如果把改革開放這30年完全獨立于以往歷史，斬斷以往的全部歷史聯系，那么，真正理解這30年以及當下現實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相信自己的歷史是進步的，那么理解歷史進步的基礎是不同歷史時期之間的連續性，因為歷史的進步是指一種趨勢或傾向，歷史的進步，實際就是對某個事物的“接近”，“而向什么運動，接近什么，可以通過諸如‘目標’或‘結局’這樣的字眼來指涉……‘X在進步，但是它并不是向任何事物進步’，這是矛盾的。因為，如果不是X向某物進步，那么它就根本就沒有進步”。[30]如果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之間沒有內在的關聯，那么說現在比過去要出色、優秀或者高級，將來比現在更完善，這在邏輯上是自我矛盾的。正如格內魯爾所說的那樣，“人們不可能相信，在羅馬淪陷與文藝復興的開端之間，一切連續性徹底破裂，同時又以為，從古到今一直在進步”。[31]　　

因此，我們不能將改革前與改革后的中國完全割裂開，否則，我們的歷史將沒有任何連續性，我們既看不到當下歷史進步的對應物，也無法看到進來努力的方向。歷史的連續性與歷史的目的乃是一回事，只有歷史的目的和連續性才能衡量出歷史的進步和退步。這一觀點體現在分析改革開放三十年，其結論就是：只要承認中國的歷史在進步、改革開放在積累各方面的成果，那么，就必須承認改革開放之前的那段歷史與現在密不可分，或者說，我們生活在文革之后，文革中的許多內容持續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　?/p>

認識30年前發生的文革[32]，必然離不開對毛澤東的評價，而要保證這種評價不至于淪落為一種聲討和抱怨，[33]本文仍舊從“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和“社會主義”這兩個相對普適價值標準來理解毛澤東，來考量那個日漸模糊的時代。　　

第一、文革中的經濟發展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1949年開始，中國開始其工業化進程。從1953年起，中國便進入了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為基本任務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五年中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達588億余元?！?一五”期間，中國的工業化獲得高速度發展，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43%. 年的提高到57%。把現代化看成以重工業為基礎的工業化，反映了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現代化的認識，同時也符合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三次產業遞進發展的自然進程的客觀要求。“文革”十年期間，工業總產值也翻了一番，從1965年的1402億元發展到1976年的3207億元。這樣的高速增長顯然不能被貶稱為“停滯不前”、“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真正經濟崩潰的所有先兆如：物價飛漲、失業增加、收支狀況惡化等，這些現象似乎在文革的十年沒有大范圍出現過?！　?/p>

現代經濟學家曾表示，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卓越成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之前的生產基礎設施——農業水利興建、完整的工業體系、覆蓋城鄉的基礎醫療體系等——帶來的“紅利”效應，簡單地說，我們改革開放有一個堅實的現實基礎，說得難聽點，即使把改革理解為賣家底，前提也是我們還有家底可賣。因此，說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經濟已經走上絕路，瀕臨崩潰，過于簡單，甚至是不負責任的?！　?/p>

第二、在現實中、理論上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F代化的方式不是惟一的，同樣，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途徑也不一致。從1919年之后，我們就一直在學習和模仿俄國，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社會主義方式。毛澤東不僅領導中國人民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由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擁有“兩彈”、“一箭”、“一星”和以電子技術為中心的現代國家，而且更在理論上積極探索，留下了極其宏富的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為中國在毛澤東身后能為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這些理論成果包括：（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完成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就會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二）不能教條主義地硬搬外國經驗，而應根據本國國情探索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要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要以農業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要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要發展自己的工業和農業，如果沒有這個決心，帝國主義還是要整你的。（三）要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個，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四）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要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之間、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階級還未消滅，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要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如果我們和我們們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五）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實行和平共處，爭取較長的和平時間以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但在實行和平共處的政策中，同帝國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著矛盾。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它們們策略是：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六）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必須有分析有分析地學，不要全盤西化。（七）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同時，又必須忘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八）最后一點，就是飽受爭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該理論在革命形式要主張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共產黨內部清除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　?/p>

第三，構建符合中國特殊社會主義的文化，在意識形態領域保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建設“ 現代文化”，創造出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這同樣是毛澤東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中的重要內容。毛澤東設想的文化現代化的基本目標是“ 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國家”。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社會主義新型文化，即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社會主義國家在文化領域進行革命，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獨創，列寧曾明確地提到過“文化革命”思想。1923年，在《論合作社》中，他提出“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組織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果不是因為國際關系，不是因為必須為我們在國際范圍內的陣地進行斗爭，我真想說，我們的重心的確是轉移到文化主義上去了”[34]。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則明確將文化革命的核心任務界定為“爭奪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　?/p>

必須指出，在很多時候，我們應當區分歷史的價值評價和事實評價。從歷史發展的目的——實現民族現代化和走社會主義道路——來看，也就說，從歷史的“應然”來看，從歷史的目的提供的價值意義來看，[35]在文化領域發動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領域肅清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走資派”，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任何一個現實的、理性的政權，都應當維護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標榜自由的美國同樣也有麥卡錫運動。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來看，是要倡導符合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即實現文化民族化、大眾化、科學化。但是就現實效果來看，我們可以評價其為不成功。　　

第四，探討如何實現人的革命化。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全面徹底的、整體的社會改造過程，這個過程既包括經濟上的所有制制度，也包括文化上的群眾覺悟，更包括生產者個人的革命化。這種思想并非獨屬于毛澤東個人，匈牙利的革命家兼理論家盧卡奇主張，工人階級必須是“自覺的”才能認識自身的使命，才能奪取政權；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廉·賴希明確主張，革命的、進步的運動必須以個人具有健康的心理結構為前提。在毛澤東那里，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而當時的人們（領導和群眾）普遍存在封建思想和小資產階級幻想。要想社會主義制度長久下去，沒有“社會主義新人”是不可能的。因此，現代化必然要求人的革命化，人的革命化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內在驅動力。毛澤東提出要發展教育事業，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要通過三大社會實踐，特別是階級斗爭的社會實踐，把人們的思想感情、立場、觀點向革命化轉變，同舊社會實行徹底決裂，樹立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其目的在于造就出一代又一代與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有文化、有覺悟的社會主義新人。這既是人自身全面發展的要求，也是社會現代化的迫切需要。[36]　　

總而言之，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文革期間，始終在摸索具有中國特征的社會主義道路，探尋一條符合民族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不能否認這條路線不是那么明晰，也不能否認這種實踐操作層面上的不成功之處，但是，不能由此否定文化革命期間各種政策、行為背后隱藏著的普遍價值，進而否定這段歷史時期與其他歷史時期一樣被一條歷史紅線所貫穿，否則，30年前的那段歷史將成為一個獨立的“原子”，和現在沒有任何關系，與先前歷史時期也毫無瓜葛————這讓歷史理解成為不可能?？陀^地說，毛澤東對“ 國家工業化”的探討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先河，并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一條富有原創性和啟示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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