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反腐：未來的路究竟應怎么走

——干部的腐敗與我們的制度：我的幾點觀察與思考

共產黨人的情操似乎決定了腐敗的幽靈不大可能光顧我們這個一貫重視思想教育和道德教化的政黨。然而，眼前的現實卻無情地粉碎了我們的這一天真爛漫的想法。當今，黨的干部這一人民公仆群體的大面積腐敗，決不像我們官方的一些喉舌所一再申明的那樣，是所謂的“剝削階級腐朽思想對黨的侵蝕的結果”，而實則有其制度層面上的深層原因。

一、干部的大面積腐敗：三大制度層面上的根源

與新加坡、香港這些廉潔政府相比，我們這里干部之所以大面積腐敗，其制度層面上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       干部的易地交流制度。

設計這種干部的易地交流制度，本來是用于防范某些地方政府大員久任一地，結黨營私，權傾四野，暗中做大，而危及中央的集權和政令的暢通的。

如今，這種制度設計卻被經常當作一種庇護和遮掩其腐敗團伙成員去易地繼續腐敗的方便工具而實用。本來一個官員一旦腐敗事發，就應該繩之以法，或留黨察看、降級使用，或開除官籍、永不錄用。然而，借助這種干部易地交流制度的暗中庇護，這個已腐干部卻又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被暗中安排到另一陌生之地繼續為官害民。往往是在這個地方丟了官，沒過多久，卻又在另一個地方又復了位。這種瞞天過海的伎倆在當今的中國官場，已不算什么秘密了。一些問題官員的低調復出，比如貴州甕安縣原縣委書記的易地復官，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正是這種制度為其干部腐敗的滋生蔓延打開了方便之門，正是這種制度讓我們這里的已腐干部在反腐環境中具有極強的生存力。

2、         干部的選拔任用制度。

依靠組織從上而下地選拔任用干部，這種制度是從封建官僚體制這一母體中孕育出來的。作為一個新生兒，它同樣也未能克服這一中國傳統官僚體制的固有弊端——任人唯親與結伙式的貪腐。由于權力、官位都來自組織、來自上面的授予，這也就為當今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現象的一再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由于這種制度里缺乏一種必要的裝置，用于抑制官位的獲得與仕途的升遷被長久地操縱在某個官階更高、權勢更大的個人手里。因而，干部的近親繁殖與某些政府部門的集體腐敗，不僅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勢頭。在中共的首腦們，比如我們的江澤民就從嚴治黨問題，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譴責這種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現象時，僅僅說一些“對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一定要從嚴把關，……各級黨委一定要全面貫徹干部隊伍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原則，……一定要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一定要搞五湖四海，反對以人劃線和以地域劃線”之類的空話、套話、高調，又有何用呢！

如果不堅決把干部的選拔任用權力轉移到人民大眾手里，就像馬克思和列寧所一再堅持的那樣，“對一切公職人員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和撤換制，”（列寧選舉第三卷第206頁）而依然把這種對干部的選拔任用權壟斷在自己的組織手里，乃至極少數的有組織的人手里，比如各級黨委、政府的一把手手里，要想根治這種干部的近親繁殖和結伙式的貪腐，都是極不可能的。因為在這種制度里，每一個人都知道，確保其仕途前程和官位升遷的一個最好辦法，莫過于在自己的官場里找更多的靠山，而與某些官階更高、權勢更大、根基更牢者，結成一種進退一體、生死相依的共生共存共榮關系。一旦結成了這種休戚相連、盤根錯節的共生共存共榮關系，就不愁自己落網，無人來保了。這就是每一個腐敗干部為什么要千方百計通過金錢、情色的行賄受賄和血統的政治聯姻，而把自己的上司、同僚和下屬，都統統拉上“腐敗”這條賊船的個中原因之所在。某些政府部門“作為一個有組織的貪污集體”，就是在這種關系的緊緊捆綁下形成的。

現在，隨著這種灰色關系的無孔不入，我們這里已有著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淪為了一些有組織的貪污集體。其入伙成員之多、牽連官階之高，也已到了尾大難除的地步了。現在，干部的大面積腐敗及其腐敗賊膽的越來越大，其實就是這種灰色關系無孔不入、四處鏈接自己官位保護網絡的一個伴生物而已。

3、        干部的腐敗懲治制度。

黨對權力的壟斷，在紀檢委的黨紀處分與司法部門的國法城鎮之間筑起了一道灰色的緩沖區，這樣的緩沖讓干部腐敗懲治的范圍和力度大了不少折扣。一個腐敗干部能不能受到司法部門國法的公開懲治，這從根本上也還要取決于紀檢委的移交與否。這種頗受公眾非議的“移交”程序，使紀檢委很容易出于維護黨的自身形象需要，而只合乎需要地把少數幾個大案要案移交到司法部門，由其依據國法公開審判，依法懲治，而更大量的腐敗案件則統統截流下來，由自己以黨紀處分了事。

面對那些團伙多、牽連廣的貪污集體，是采取“一窩端”式的從嚴之法，還是采取“只懲首惡、不及其余”的從寬之措，黨的紀檢委常常都會在這種痛苦的“二難抉擇”中游移不定起來。如若對其采取“一窩端”式的辦法，因其牽連之廣、懲治之多，而極可能引發整個黨的組織癱瘓；如若采取“只懲首惡、不及其余”的抓大放小辦法，這勢必難以遏制住干部腐敗大面積滋生蔓延的勢頭。紀檢委的這種游移不定的態度真實地反映出我們黨內的干部腐敗確已到尾大難除的程度。紀檢委的這種諱疾忌醫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袒護了一大批腐敗官員游離與司法部門的國法懲治之外。而這種態度又無疑會在黨內腐敗的滋生蔓延上起到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紀檢委的這種無奈袒護，只會助長其干部腐敗的膽量和勢頭越來越大。這就是紀檢委面對一個有組織的貪污集體，不敢采取“一窩端”式的從嚴之法所不得不吞咽下去的一粒苦果。

二、中共反腐上的隱痛與社會上的傳言

上面的分析，不僅表明了我們黨自身的干部制度，是黨內腐敗大面積滋生蔓延的一個根源所在；而且也還表明了根除黨內的這個腐敗毒瘤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我們已不能在這種一窩端式的從嚴之法與抓大放小式的從寬之措之間游移不定了。不然的話，我們的這種矛盾心理就會被社會上的早先傳言所證實。這個傳言的要義是說我們黨徒有反腐之心，但卻無反腐之膽。其論證如下：如果在反腐中對一個團伙式的貪污集體采取“一窩端”式的激進之舉，這勢必因其牽連之廣、懲治之多，而引發整個組織的癱瘓，從而加速黨的解體；如果采取抓大放小的從寬之法，只懲首惡、不及其余，這勢必又遏制不住其黨內腐敗滋生蔓延的勢頭，而坐視自己的慢慢毀滅。這實質上就無異于慢性自殺。無論是加速解體，還是慢性自殺，結局只有一個，那就是最終的解體或毀滅。所不同的只是時日的短長而已。這個傳言的定論是，反不反腐，我們都無劫后新生的可能。在這種暗淡的前景下，我們黨開動起來的這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大船，還能再繼續航行多少時日昵？這的確都很難說啊！

誠然，針對這一社會傳言和人們的普遍疑慮，早就有一個副部長級別的中紀委高官在《民主與法制》雜志上辟謠道：“說我們中共完全有能力解決自身的腐敗問題。”這究竟是一種歷史的遠見昵，還是一種掩耳盜鈴式的胡說昵？看來，這只有那個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

在采不采取一窩端式的激進之法切除我們黨內的這顆腐敗毒瘤問題上，我們似乎還要聽一聽無產階級的導師之一，也就是斯大林的那個流傳一久的歷史遺訓——“再堅固的堡壘，都總是最容易從自己的內部攻破。”

顯而易見，干部的大面積腐敗就是我們黨肌體里面的蛀蟲，自毀的根苗啊！西方和平演變勢力的外圍打壓封殺動搖不了我們的生存根基，然而這種從自己內部滋長起來的自毀之力，卻不容我們小視啊！敢不敢對這種團伙式的貪污集體采取一窩端式的激進之舉，以把那些背棄黨的宗旨和本色，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貪官污吏，全部、徹底、干凈地清除出我們黨的干部隊伍，這是我們黨通過鐵腕反腐而重獲新生的關鍵所在。我們黨在反腐自救問題上不能再“和稀泥”了，也不能再當“好好先生”了。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動作果敢。

社會上的那個傳言固是排除了我們黨反腐自救、劫后新生的可能性，但其言未必為真，其中有不少恐嚇我們的東西。采取一窩端式的反腐之法，固然可能因其牽連之廣，懲治之多，而引發我們組織肌體的暫時癱瘓和劇烈的陣痛，然而，這卻是切除腐敗毒瘤，確保肌體健康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三、如何反腐：江澤民的“三講”、“三個代表”與美國的憲政設計

在反腐問題上，江澤民所搞起來的那種“三講”、“三個代表”之類的思想教育或道德教化方法，已不再靈驗了，抓大放小、只懲首惡、不及其余的寬大處理，也不再具有感召和警醒作用了，一窩端、開除官籍、永不錄用之類的懲治辦法，已到了該用的時日了。我們黨內的腐敗勢頭之所以遏制不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思想教育和道德勸誡不再有效之時，我們缺乏制度層面上的多重封殺阻截其權力腐敗的精巧裝置。

這種裝置在美國的憲政設計中可以尋找到。例如，林達女士在《近距離看美國之二“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中所發現的那個美國憲政上最杰出的制度設計。在本書中，林達女士將美國憲政上的這種旨在遏制、封殺、阻截其權力腐敗的制度設計，比之于美國店鋪里的“收銀機”，——一種憑借機器的安排防止店員滋生貪心的發明。

　林達女士超越了東西方意識形態范疇的舊有樊籬，而冷靜地認識到防止權力的腐敗，在東西方傳統的文化背景下所提供的解決思路也是極其不同的。例如，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思路里，預防的主要措施無非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強和干部革命信念的不斷灌輸，企圖以個人道德修養上的自律解決問題。江澤民在領導干部的“三關”——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不斷改造中所轟轟烈烈搞起來的“三講”、“三個代表”之類的思想這種灌輸運動，其承繼的就是這一思路。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思路，則另辟蹊徑，它不相信個人道德修養上的自律，而主要依靠制度層面上的精巧設計去封殺和防止政府官員一切可能的貪腐行為和念想。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制度層面上的精巧設計就是這種權力的分立和制衡。　林達女士以“水門”事件為例，濃墨重彩地分析了美國政治體制的這種“收銀機”作用。她發現身為美國總統其權力腐敗之所以難以為繼，就是因為在其面前擋路和監督的有桀驁不馴的獨立檢察官，忠于職守的法官，窮追不舍的新聞界，人人喊打的國會。正是這種制度層面上的多重阻截封殺，最終遏制住了其權力的腐化過程。在我們極盡嘲刺美國的這種相互牽制、缺乏效率的制度設計時，豈不知它正是權力腐敗的克星和天敵。要是在我們的貪官面前，也擺上這種多重擋路裝置，我想我們的黨內腐敗也許就不會這樣大面積滋生了吧。

四、未來的反腐：制度上的可能變革與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然而，這卻需要對我們的制度作一些根本性的變革。按照權力的分立和制衡要求，作這樣的變革，就極可能危及到我們黨對權力的壟斷。例如，把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多黨競爭機制引進來；或把馬克思設計的巴黎公社原則付諸到實踐中去，把干部的選拔任用權力轉移到人民大眾手里，對一切公職人員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和撤換制，以盡快過渡到又大多數人民獲全體人民直接行使國家職能這一無產階級新型民主模式上來。無論哪種辦法都可根除我們體制中的“任人唯親”或干部的近親繁殖等體制性弊端，從而確保任人唯賢和德才兼備這些黨的干部方針政策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

即使我們這里的民主素質還遠未達到“對一切公職人員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和撤換制”這一歷史高度，但干部的選拔任用權從少數人手里轉移到大多數人民手中，這種制度層面上的根本性變革至少是值得嘗試的。在這種情況下，熊彼特設計的民主政治模式，就不失為一種可能的政治體制改革選項。在熊彼特的制度設計中，“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做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出政治決定的權力。”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民主政治運作，基本上都是以此理論為設計藍本的。在這種制度的安排下，政府官員或公職人員的選拔任用權力，就不再是被少數有組織的黨團或個人所長期壟斷，而實則是周期性地定期掌握在社會大眾的選票之中。這種制度設計對政府官員的貪腐而言，就極具心理上的威懾力。因為你的腐敗丑聞一旦在多重獨立的監督機構的協同搜尋中披露出來，你的仕途和官位就可能在人民的定期的選舉和隨時的彈劾中化為烏有。

正因為如此，把這種干部的選拔任用權力從我們黨的組織手里更多的轉移到自己的人民那里，由他們自己選拔任用自己的公仆，這樣做無疑都會打破我們黨對權力的壟斷。然而，這卻是消除我們體制弊端的一個根本所在。同時，這也是我們黨還權于民，讓自己的人民更多的行使自己當家作主權利的必然趨勢。村民自治與村長直選只是這種還權于民的一種積極嘗試而已。

當然，僅有這種還權于民的舉措，也還不足以根治我們這里干部的大面積腐敗，也還需一些制度性的變革賦予司法、監察、新聞機構一定的獨立性；也還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的政府官員財產申報審計制度；也還需要建立健全黨的從上到下監督與群眾的從下至上監督相結合的全方位、多層面的監督體系；也還需要把開除官籍、永不錄用，抄收家產，處以極刑之類的嚴刑峻法古為今用起來。只有把這種只要腐敗就難逃法網懲治的反腐環境建立起來，其近似瘋狂的貪腐才可能由此收斂起來。

目前，新聞監督與群眾監督的獨立性和安全性極為脆弱，與其承擔起來的監督職能極不相稱。由于司法公正和人權保護的缺乏，新聞監督也好，群眾監督也好，底氣不足，顧慮重重。

中國的反腐需要新聞監督、群眾監督的廣泛參與和積極介入，就像當年毛澤東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曾經做過的那樣。因為你很難指靠一個團伙式的貪污集體來承擔起這種反腐倡廉的重任。它能自己反自己嗎？只有那些沒有腐敗丑聞纏身，渾身上下清清白白的廣大群眾，才能旗幟鮮明地反腐，不與之妥協搞灰色的交易。不敢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反腐，這是我們這里的大面積干部腐敗一直得不到徹底根治，雷聲大、雨點小式的反腐斗爭一直收效不大的根本癥結之所在。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反腐，固然會把我們黨的一大批腐敗干部打倒在地，然而我們黨的干部隊伍卻可在這種群眾性的反腐運動中得到凈化，黨性得到純潔，毒瘤得到清除。

除了依靠這種群眾反腐之外，西方制度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也可以拿來為我所用起來。

我們共產黨人不是有一句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嗎？說什么要積極吸收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優秀遺產和文明成果。這一要義幾乎可在中共的三代領導核心人物——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有關論著里找出來。在這種積極吸收、大膽利用的反復告誡中，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有用成果，按理說無一不在這種吸收利用之列。然而，我們的民主政治實踐卻從未敢涉足到這種政治層面上來。特別是在我們黨的聲望和形象大不如前的危機關頭，更是如此。

黨的領導和人民代表大會制是我們政治制度的根本，它與西方的議會政治和三權分立是格格不入的。吳邦國、賈慶林以及地方人大的主任們，一再重申中國決不搞西方的議會政治，而要把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毫不動搖、一如既往地堅持和傳承下去。然而，西方憲政上的三權分立與多黨競爭基礎上的議會政治，在預防和遏制政黨的腐敗上所取得的成效是舉世公認的，就是抱有意識形態成見的我們也不得不為之嘆服。如果認同它是人類政治文明中的一個精華所在，也可嘗試性地吸收一些，用于矯治我們黨內的一些腐敗現象。

在20世紀80年代民主制度在東歐、蘇聯勃興之際，中國的民主進程卻因鄧小平的一句話，嘎然而止。葉利欽的最大貢獻就是把民主帶給了俄羅斯。而鄧小平的一句“西方的議會民主和多黨制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論斷，卻把當時東歐、蘇聯勃興起來的那股民主大潮阻斷在中國的國門之外。在鄧小平關上這扇世界政治文明成果吸收引進大門的做法中，他實際上也在重犯著德國萊辛時代莫澤斯·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的一個錯誤，也實際上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的歷史遺訓。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的議會民主里面，也不會全是糟粕之類的東西，而必然存有一些值得我們吸收借鑒的合理內核。有列寧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蘇俄吸收利用國家資本主義，與舊制度的過渡改造中自發產生的私人資本主義作斗爭，而把經濟文化落后的蘇俄一步帶到社會主義發展新軌道上的成功范例，我們又何不敢循著列寧的思路，而去吸收引進西方民主制度中的那些旨在防范和阻止權力腐敗的精巧設計，用于我們的反腐呢！走出這一步，需要非凡的膽識。因為這可能引發我們制度的根本變革。然而，這卻是整治我們黨內腐敗的一個根本所在。

五、反腐的革命性變革與民心的重新贏得

無論是嘗試馬克思在巴黎公社運作上的一些設計，還是重新啟用毛澤東的群眾運動模式，或是引進熊彼特的多黨競爭機制，或是吸收西方議會民主中的權力分立與相互制衡理念，這無疑都會引起我們反腐制度設計上的革命性變化。如果真的這樣改下去，它的一個可預期的結果，就是會由此危及到我們黨對執政權力的掌控，然而這卻是我們通過反腐而重新煥發出自己所在政黨活力的一個必由之路。如果我們不敢涉足這一制度層面上的改革禁區，而以此根治我們這里的干部腐敗，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黨，其未來的存亡與否，前景都可能極其暗淡，能不能經受住社會上不滿情緒疾風暴雨式的沖擊，這絕對是巨大的未知數。

現在，群眾對我們黨的反腐現狀和進展，極為不滿，怨言叢生，這都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鐵的事實。天意定興衰，民心決存亡。天意是什么？天意就是民心。只有緊緊抓住民心，才可能始終保持住自己的執政權。不能再空談我們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了。如果讓自己的人民說自己的真心話，人民還會選擇我們黨嗎？在我們黨牢牢掌握槍桿子和國家暴力之類的專政工具的時候，在我們這里的人民缺乏政治民主及其多種政治選擇權的時候，除了選擇我們黨來執政，難道我們的人民還有別的選擇嗎？在這種情況下，重新贏得民心的根本辦法就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鐵腕反腐，把我們黨重新帶到真心為民謀福利的正道上來。

　2000年8月2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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