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思考二>:警惕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誤導我國經濟改革
上
1、新自由主義是經濟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科學
2、美英一直試圖用"經濟學"意識形態誤導中國改革
3、新自由主義的"鐵律"和"圣誡"
4、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義為中國人洗腦？
5、德國的"新自由主義"與美國不同
6、關于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
7、經濟民族主義與經濟世界主義的對峙
8、美國應該給一些經濟術士授大獎
9、一套誤導中國的改革方案
10、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遭遇重大挫折
11、失業問題不容忽視
12、中國必將走向偉大的民族復興
附錄1馬克思：犯罪也是"知識經濟"的重要原動力
附錄2張五常：最蠢還是馬克思
1、新自由主義是經濟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科學
記者：但是，1974-1975年發生世界經濟危機之后，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滯脹"現象，凱恩斯的干預主義被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失靈了。
何新：1978年，羅斯和密爾頓的《自由選擇》一書在美國出版，此書成為當年的經濟類暢銷書，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復活。
隨之出現貨幣主義（弗里德曼）、理性預期理論（盧卡斯）、供給學派等各個新流派。這些新流派認為凱恩斯對"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法則的否定是錯的，認為凱恩斯主義干預經濟的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是滯脹的原因，因此建議取消以需求管理政策為基礎的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政策，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經濟的作用。他們主張：
（應當）"反對任何形式的宏觀經濟干預措施。理由是：在完全競爭的經濟中，市場能夠自發調節經濟的均衡。政府的作用是制定規則，并向公眾公布政策規則以及政府所掌握的各種信息。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措施，無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都只會把經濟弄得更糟。"引自《經濟周期理論研究》譯序，商務版。
［有意思的是，本書譯者對此提問道：如果我們想用盧卡斯開出的藥方治理中國經濟，"那么我們要問：中國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嗎？中國存在的失業率是自然失業率嗎？在我國，貨幣是中性的嗎？信息系統是比較完善的嗎？"這幾個問題問得很好。但我卻還想問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必須用盧卡斯提供的藥方治理中國經濟？僅僅因為他得過諾貝爾獎嗎？］
這股思潮，在西方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思潮，在西方經濟學界被稱為"后凱恩斯革命"。
應當指出，70年代在美國泛起的這種新自由主義。（又被稱作"芝加哥學派"），不同于30年代德國弗賴堡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因為前者反對國家干預，而后者則是主張混合經濟模式的"社會市場"，是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
新自由主義在80年代曾對一些主要西方國家的政府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的里根政府和英國的撒切爾政府、中國80年代后期的趙紫陽以及90年代前期蘇聯及俄羅斯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改革，所實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義特征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的共同取向集中在兩點上：（1）讓政府功能最小化，（2）讓經濟體制趨向私有化和自由化。
英美新自由主義（特別是其中以科斯為代表的一個小流派--新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是英美經濟學中一個小流派，起源于凡勃倫、加爾布雷思。其內涵頗雜蕪，實際沒有形成統一的規范性理論。科斯的理論與前者非常不同，但也自稱"新制度主義"。科斯以提出所謂"產權明晰"、"交易成本"而知名。由于其理論論證了私有化的經濟合理性，為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私有化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導致這些國家的市場改革和經濟癱瘓，而于1990年被西方授予諾貝爾經濟獎。在80年代中后期以香港作為意識形態基地而滲入了中國。90年代中期以后，引導中國經濟改革理念的市場經濟設計中，一些重要的政策影響來自新自由主義，特別是新制度主義傳播的"產權明晰及產權革命"觀點。
因而許多經濟改革措施都被引向于瓦解國有經濟和推行私有化。例如：以嚴厲的金融監管和高額稅收政策，扼殺國企的融資手段和營利空間，以"反壟斷"和新的不公正競爭規則，困閉國有企業的市場空間。以"股份制改革"分解、蠶食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產權，讓銀行過剩的金融資本流入房地產業和股市炒作套利，造成泡沫經濟，形成虛幻增長的表象。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以縱容性的政策，鼓勵賤價變賣國有企業和地產的私有化運動。其結果是導致了國有企業的大范圍破產，同時造成了大規模失業問題。這種政策，實際都是根據于新自由主義理論所設計的空想性自由市場模型而發生的。
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這種滲透，伴隨著對傳統馬克思學派政治經濟學的否定，以及對國有制經濟、中央計劃經濟以及國內市場保護主義的全盤否定同時發生。
為了渲染一種新的正統性，這種新自由主義極力將自己包裝成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性"的"經濟科學"，冒充為具有現代"產權觀念"的"現代經濟學"，因此盅惑了不少幼稚和輕信的人。
然而，我認為，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科學而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工具。我認為，經濟學距離成為一門具有實踐意義的真正科學這一目標還非常遙遠。（這一點實際上也是西方多數公正的經濟學者所公認的。）
記者：為什么？能否更清晰地說明你的論點？
何新：所謂當代經濟學主要是指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
這一學派的基礎理論是在19世紀初葉和中葉，主要以薩伊、帕雷托、馬歇爾所發展的理論和數學模型而建立的。20世紀成為西方主流學派，而當時被馬克思稱作"庸俗學派"的新古典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認為是在1830年前后形成的。
這幾個人的經濟理論都是極其可疑的。特別是法國19世紀初的那個自封的斯密門徒薩伊，他那一套東西完全是偽科學。"薩伊給沙忒爾的一封私信里有這樣一段話：親愛的批評者，按照您的意見--我的政治經濟學除了一些無目的的推論與無意義的事例以外，簡直一無所有，只是一系列既無首尾而最重要環節又破碎支離的報道。象有一位批評者所說的那樣，使政治經濟學有了退步。"（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300-301頁）但是，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要就是依據著這個人所提供的理論。
記者：不，應當說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來源于亞當·斯密的。
何新：對。而薩伊正是斯密學說最著名的庸俗化的傳播者。
你是否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薩伊會成為斯密學說19世紀初在法國最忘情的宣傳和鼓吹者，以至后來成為"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
記者：為什么？
何新：讓我給你提供一個背景材料。最早系統批判"自由主義"的德國經濟學家弗·李斯特（1789-1846）曾揭露關于薩伊的一個背景情況：
"薩伊起先是個商人，后來是個工業家，然后又成了一個失敗的政客，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經濟學。每當舊行業不能再繼續時就換上一個新的，這就是他的經歷。
我們在紀錄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謂）重商主義好呢還是自由貿易主義好？他最初在這一點上是躊躇過一番的。但是他仇恨（拿破侖的）大陸管制制度，因為正是這個制度毀滅了他的工廠。他也仇恨那個制度的創行者，因為他革去了他的官職，因此他決定擁護絕對自由貿易主義。"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209頁，商務版，1961。
李斯特說：
"從來也沒有一個作家曾經象薩伊那樣，所具有的真材實料那樣少，而在學術上的威脅勢力卻那樣大；那時對于他的學說內容如果稍有懷疑，就要蒙上惡名，被看成是離經叛道。"
"這個人并沒有廣泛的歷史知識，對于國家政策或行政并沒有深刻的觀察力，也沒有政治與哲學的眼光，心頭只存著一種從別人那里取來的見解，然后從歷史、政治、統計以及工商業關系中到處搜索，想從中發現足以支持他見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證和事實。"
"對各國工商業作系統的研究，這種做法是不適合他的意圖的。"同上，第208頁。
由這一背景情況，人們可以了解經濟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具有多么深的關聯性。李斯特本身并不是"左派"，他反對當時已在歐洲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但是，他更強烈反對亞當·斯密和薩伊的經濟自由主義。
我想，還有一點應當指出，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其實是源自亞當·斯密的。而這一點那些高呼馬克思經濟學過時論的人們似乎忘記了。列寧曾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具有三個主要的理論來源：
（1）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
（2）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斯密和李嘉圖），
（3）歐洲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國）理論。
記者：是的，我讀過列寧的這篇論文。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2、美英一直試圖用"經濟學"意識形態誤導中國改革
何新：你知道香港有個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的"五常"博士嗎？你知道美國、英國是如何利用"經濟學"意識形態來操縱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嗎？
記者："五常"博士，沒有聽說過。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為經濟學博士如果你還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會有點孤陋寡聞。此人自詡為中國私有化事業的經濟學教父，是中國經濟改革除鄧小平之外的第二設計師。
記者：這個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張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為他本人曾在一次對美國人的演講中這樣說過：
"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里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其實，除我在這里以外，我在國內出版物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引證"張五常"時省掉他的父姓只寫作"五常"（這不合中國人的書寫習慣）。
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對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標志。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擔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的"五常"博士卻告訴我們：
"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后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后就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但是，千萬不要低估這位張五常。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沒有根據這樣說。
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于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這也是美國、英國利用經濟意識形態試圖操控中國改革的一個具體的實例。
記者：這有什么根據？
何新：有張五常自己的書為證。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于大陸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許由于過于自鳴得意，竟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他告訴我們：
"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系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制度。"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0-491頁（1999年11月7日在美國加州大學的講座）。
記者：難怪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睞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還告訴我們：
"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
"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他說）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
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知識的"啟蒙"。張五常還說：
"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按：究竟誰這樣說過？？），這個榮譽屬于鄧小平（他真謙虛）。""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0-491頁（1999年11月7日在美國加州大學的講座）。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后，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使他成為了一個"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發揮了這種來"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作用。
張五常說：
"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無成果。
"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里進行實地考察，隨后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么都不隱瞞。所有關于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么自由的條件。"
最后一句話極其值得注意。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么善良而單純呵！
張五常又告訴我們，作為引發1989年動亂導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國政府決定"一舉取消價格管制"以及隨之爆發的市場物價混亂和通貨膨脹。而張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趙紫陽推銷這一激進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經濟學家：
"我幾個晚上都不能入睡。放開價格而又不能對特權集團進行補償，是一場生死賭博，如果失敗，就會引起災難。但我認為，……故這是中國必須進行的一場賭博。"
這表明，明知道可能由此引發動亂，但他們仍然決心慫恿中國必須按他們設立的方向進行這種"改革"。
據張五常說，他本人也是推動中國進行銀行改革的主要設計師：
"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系必須打亂重建。人民銀行只應該起中央銀行的作用，控制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按照弗里德曼的辦法每年增加不超過20%（考慮到經濟的實際增長率，這個數字并不高），但無權貸款。人民銀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屬機構都轉變成商業銀行，最好是將它們賣給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擔保與破產方面的法律，讓銀行根據經濟與會計原則決定貸款。通過持股將國有企業民營化，消除財政負擔。廢除所有的外匯和價格管制。"
我們似乎真的采納了來自弗里德曼--張五常的這一金融改革建議。而由這一建議所引出的直接結果是：
"（中國領導人）沒有限制貨幣供應量，而是實行貸款限制，緊縮信貸，使國有企業資金匱乏，從而造成失業增加。"張五常《經濟解釋》，第505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原文如此。）
3、新自由主義的"鐵律"和"圣誡"
記者：你很早就知道張五常其人嗎？
何新：很早。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經濟學家"。
1983年前后，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包遵信主編）。這一套叢書志在繼"五四"之后第二次為中國知識界"啟蒙"。
當時搞這套書的目的，可能是要以1789年法蘭西大革命前反對天主教教會和王政，制造反叛輿論的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為楷模，法國《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辭典》（1751至1772年出版，共28卷）。《百科全書》是十八世紀最著名的法國啟蒙運動者的著作。主編是狄德羅。參加編篡工作的還有：達貝爾、霍爾巴赫、愛爾維修和拉美特利等。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畢豐參與撰寫自然科學的條目，孔狄亞克參與撰寫哲學的條目。魁奈和杜爾哥在他們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條目中闡述了重農主義體系。百科全書派是由具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組成的。這部著作為法國革命作了思想準備。從而在中國發起所謂"新啟蒙"運動。
張五常在這套書中出版了一本《賣柑者言》（1984-1985）。這是在中國鼓吹將經濟改革引導向私有化為基礎的"產權革命"方向的第一本書。
最近，在大陸又出版了此人的論文集。五常君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鐵的規律"，頒布了兩條"圣誡"。這條"鐵律"是：
"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一個經濟在不存在較為明確地定義和執行的私有產權結構的情況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長。當私有產權被壓制時，經濟就會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運行成本。結果是增長受阻。"張五常《經濟解釋》，第505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但是，這是徹頭徹尾不真實的謊言。我在前面所引證的西方經濟學家關于當代資本主義混合所有制的論述，已充分證明這一點。
然而張五常告訴我們，這條鐵律是他的美國教父羅·科斯傳授給他的。據說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雖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稱此為定理，但他的門徒們還是要這樣稱呼它。"同時這也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圣誡"第一條。張五常認為：
"私有財產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前提。現在快速增長的每一個國家都主要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制度之上。就是說，大多數生產性資源都歸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為的干預。"
但是，當他這樣講時，他卻忘了這個論點的反面在同一論據下成立：現在陷入高債務及金融災難的那些國家包括南美、非洲，東南亞、東歐及俄羅斯，也都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制度之上。這也就對這一鐵律證了"偽"。
［所謂證偽方法，即：舉證一萬只天鵝是白的，并不能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成立。但只要發現一只天鵝是黑的，就足以對這一命題加以"否定"。］
五常博士還為中國人設計了一個根除腐敗的方案，他認為唯一辦法是必須徹底解除政府職能?quot;我認為沒有政府管制或調控就不會存在腐敗。""結論：徹底取消政府等于徹底消除腐敗。"
這就是來自新自由主義的第二圣誡：建議中國徹底取消政府權威和調控。這也就是新自由主義鼓吹的所謂"民主"以及"政治改革"的真義。實際上，這一思潮正是現代中國不斷涌泛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來源。
但是，如果徹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著那時在中國每一個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億人即有十億個小"政府"，意味著每一分鐘可能發生十億起腐敗。
記者：他的這些觀點是明顯地缺乏論理根據的。
何新：張五常的那些觀點，既不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的實際，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也找不到任何有意義的證明。所以我認為這個人及其理論可以看作現代經濟學中偽科學的一大范本。也許正因為如此，有的時候，五常君自己承認經濟學并非科學而只是"解釋"（這就是他那部書的書名：《經濟解釋》。但從內容看，這部書根本不是什么"解釋"，而是關于私有制神圣教義的布道、傳教和引導。這部書的書名也是"偽"的。）張氏說：
"任何經驗科學的發展都可以用下列標準來判斷：它的假說被確鑿的事實檢驗過多少次？按照這個標準，經濟學很可能并不成功。經濟學者們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字漫不經心，不愿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
好一個"經濟學者們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學深不漠不關心，不愿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這正是張五常一直在作的事情，真是奇妙至極的"夫子自道"。
但他在此書的另一處卻又聲稱經濟學乃是具有"公理意義"的自然科學：
"這門學科是公理性的，故論點能夠一般化。解釋規律性的假說可以用事實來證偽，并且由于其結構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釋是有意義的。結果，如果遵守科學中爭論的基本規則，分歧就可以得到解決。"
這本書中充滿了類似上述的自我夸贊和自相矛盾。盡管張五常宣布的每一個"鐵律"都可以在現實及歷史中舉出事例被"證偽"。但是，這絕不妨礙他宣稱他這一套意識形態是唯一真正的經濟科學。他認為自己與科斯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未來的經濟思想史學會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與新古典邊際主義相匹敵的一場革命"。見張書，第457頁。
對張五常來說，除了科斯和張某，不僅是馬克思，連凱恩斯也是不存在的。他在書中引用馬歇爾的如下一段話：
"所有理論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宣稱要讓事實和數字本身來說話，他們或許是不知不覺地掩蓋自己在對事實和數字進行挑選和分類，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論點的人，并認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結果。"
他說：
"我建議當我們做高漲的經濟解釋潮流的弄潮兒時謹記他的勸告。"（美語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實上，由于張五常所承擔的特殊政治及意識形態使命，他極其關注中國的政策設計，他自己從沒有認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馬歇爾的這一忠告。張五常被美國人差到香港領受的任務，一是幫助中國政府設計一個產權私有化的經濟制度，二是向中國知識分子灌輸自由主義和產權明晰論的經濟意識形態。但是，當他這樣作時，他卻忘記自己已違背了新自由主義大師米·弗里德曼（M·Friedman）的關于"實證經濟學"的告誡：實證經濟學只應該研究什么是什么，而不考慮它應該是什么。
記者：你為什么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終于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張五常。
這里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
為什么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于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布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于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4、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義為中國人洗腦？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么呢？
何新：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于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它想用它的意識形態為中國領導人洗腦。
在五常博士的書中記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說1988年由他通過"國內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對華訪問，會見了趙紫陽。這次會談效果驚人之好：
"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婦寫信問我，他們9月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屆時能否為他們安排一下中國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開價格的計劃遇到了強烈的反對，我差點建議米爾頓取消中國之旅。然而，就在那時，我得到通知說，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按：指趙紫陽）準備接見米爾頓。后來的事實表明，我顯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要求也與鄧小平會面。
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和弗里德曼的會見非常成功：兩人都非常欣賞對方。除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支持共產黨控制權力以外--這是官場套話--兩人只有一點不見意見：即何時和多快放棄外匯管制。米爾頓巴不得立刻取消外匯管制，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則認為只有在放松了國內價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匯管制。"
"這次會見非常成功。會見之后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親自走過來為我們打開車門。"以上引自張書第497-498頁，商務版。
記者：但是，人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即這種意識形態的真空是怎樣出現的？中國人不是本來認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嗎？
何新：改革前蘇式政治經濟學體系與經濟實踐相背離。經濟政策的實踐是模仿的與經驗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時經濟規模的擴大也提出了眾多的新的實際問題，需要找到統一的新理論（模型）來解釋現象，探尋因果機制和規律性的東西，以指導進一步改革的實踐。
僵化的教條主義的蘇式經濟學不能滿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東歐改革派經濟學，如科爾內理論，這些理論是稀釋的自由主義與蘇式傳統經濟學充滿矛盾的混合體。也不能滿足需要。
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頭過河）。出現了經濟學意識形態的真空。新自由主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趁虛而入。
成為設計中國市場模型和對外開放（包括加入WTO和參與全球化）的指導性、規范性理論。
有人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功已證明其經濟學的有效性。這種推論極其可笑。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經濟學的成功。這個道理很簡單。正如人體的健康運轉并不是由于人體的生理學理論一樣。先有資本主義，后有資本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運轉及其矛盾的理論解釋之一（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是另一種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政府雖然會以經濟學家作顧問，但他們真正的決策絕不是根據經濟學理論或根據經濟學家的某種經濟模型。人體是自然運轉著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依據其內在機制（利潤最大化原則）自然運轉的。好的醫生也不可能改變人體的自然機制和規律。但聽信壞的醫生所提出的建議卻足以使人體的自然運轉發生障礙。一切壞建議中最壞的建議，就是一個醫生告訴你，你天然的內臟位置和機制設計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個家。這幾年來，我們在經濟領域中看到了不少類似這種建議。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并非因為它不符合于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
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這就是1988-1989年的經濟政治混亂和動亂以及90年代末中國的大規模失業危機，以及當前導致社會內部緊張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
這種經濟惡果，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盤地以獨立的批判態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經濟理論。
5、德國的"新自由主義"與美國不同
記者：你前面曾經講到，德國弗賴堡學派還有另一種"新自由主義"，它與英美新自由主義的區別是什么？能否介紹一下你的觀點？
何新：資本主義進入國家壟斷階段以來，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已經難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經濟危機和周期性波動的頻繁出現，尤其是1929-1933年間的世界性大蕭條，更加清楚地表明斯密模式的古典自由主義已經無法在經濟活動中完成自我調節的任務。因此三十年代西方國家代替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其中之一是凱恩斯主義。英、美等國采用了這一理論指導經濟，開始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與此同時出現了"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
這種新自由主義形成了兩大基本流派。一枝是英美學派，即新劍橋和芝加哥學派。另一枝是德國新自由主義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瓦爾特·歐肯、弗朗茨·伯姆等人，他們當時都在德國西南部的弗賴堡大學任教，因而人們又稱之為"弗賴堡學派"。德國學派雖仍然主張維護經濟自由，但同時又繼承了德國李斯特國家主義的國家干預和保護民族經濟的政策思想。因此，弗賴堡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不同于英美的新自由主義，要求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主張適度的國家干預，即國家必須運用經濟政策的各種措施來解決以下兩個古典自由主義無法解決的問題：（1）維護市場經濟的基礎--公平競爭，而不是放任兩極分化；（2）貫徹社會保障和安全政策目標。
1937年德國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創辦了《經濟秩序》從刊，宣傳經濟思想和政策主張，宣稱該學派的主要興趣是"建立一個原則上自由的、但同時又負有社會義務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在納粹統治時期，這些學者遭到迫害，有的流亡國外。）
正是在德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上產生了"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想。米勒·阿爾馬克在1947年7月最早提出了"社會市場經濟"這一概念。他對"社會市場經濟"作過如下的解釋：它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場經濟，而是有意識地從社會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場經濟。
記者：那么"社會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模式，是否就是德國的新自由主義提出的？
何新："社會市場經濟"不等于德國新自由主義。它同德國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更加強調社會政策目標。德國新自由主義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經濟理論原則，而"社會市場經濟"則不僅是一種理論原則而更重要的是關于經濟體制的政策原則。米勒·阿爾馬克說：
"社會市場經濟是按市場經濟規律行事、但輔之以社會保障的經濟制度，它的意義是將市場自由的原則同社會公平結合在一起。"
"社會市場經濟"的主張者們認為，"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是"既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反市場經濟的統制經濟（指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計劃經濟），也不同于傳統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指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場經濟）。他們認為，"社會市場"體制是介乎古典自由放任經濟和中央計劃經濟之間的第三條道路。認為它同自由市場經濟的區別在于它強調并重視社會政策，而自由市場經濟則主張個人自由。它也不同于中央計劃經濟，因為它本質上主張奉行市場經濟的原則，無需通過中央計劃指令來實現社會經濟目標。
"社會市場經濟"試圖在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他們認為，"社會市場經濟"中的社會政策同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的社會政策的區別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通過行政命令來左右市場，而"社會市場經濟"則運用符合市場規律的經濟手段，既能保證實現社會目標，又不會干擾市場機制的作用。
記者：在具體實施中，德國"萊茵模式"的市場經濟有哪些政策？
何新：綜合起來，"社會市場經濟"的政策目標和實施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實現盡可能廣泛的經濟發展。主要手段是建立競爭秩序，采用順應市場形勢的增長政策，推行國家的適度干預，確保就業，實行外貿自由化；
（2）建立一個能夠正常運轉的貨幣秩序，以保證價格穩定。采用的手段主要是，通過獨立的中央銀行，保持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國際收支平衡和外貿平衡；
（3）實現社會安全、社會公平與社會進步。主要的手段是，促進經濟增長，即不斷擴大社會財富、國家對收入與財富進行再分配。
依照"社會市場經濟"構想，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應該是建立和維護正常的秩序，以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但國家的作用僅限于此，不能超越。"社會市場經濟"的主張者要求國家在宏觀上通過貨幣、信貸、外貿和財政政策來確保競爭活動的開展，與此同時，國家還應制定一項全面的社會政策，以減少社會矛盾和沖突，保證社會進步。艾哈德說：
"我的市場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建立比賽秩序并制定比賽規則。"
http://www.hexinnet.com
何新<思考二>:警惕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誤導我國經濟改革
下
1、新自由主義是經濟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科學
2、美英一直試圖用"經濟學"意識形態誤導中國改革
3、新自由主義的"鐵律"和"圣誡"
4、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義為中國人洗腦？
5、德國的"新自由主義"與美國不同
6、關于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
7、經濟民族主義與經濟世界主義的對峙
8、美國應該給一些經濟術士授大獎
9、一套誤導中國的改革方案
10、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遭遇重大挫折
11、失業問題不容忽視
12、中國必將走向偉大的民族復興
附錄1馬克思：犯罪也是"知識經濟"的重要原動力
附錄2張五常：最蠢還是馬克思
6、關于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
記者：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什么時候正式確立的？
何新：社會市場經濟的政策思想早在30年代就已在德國經濟學中形成。德國經濟學保持自從李斯特以來的國家主義和歷史主義的理論傳統，一直沒有匯入英美斯密自由主義的主流思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社會主義一度成為咄咄逼人的發展主流。除東歐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外，西歐的"社會主義"思潮亦在滋長，實行計劃經濟和國有化的呼聲甚高。甚至保守（右翼）的西德基民盟在1947年制訂的"阿倫綱領"中當時也提出了所謂"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綱領。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不符合德國人民的國家與社會利益"，認為"對經濟實行計劃和控制……從長遠來看是極為必要的"。甚至該黨當時也主張對重要的工業部門實行國有化。
于1949年7月在"杜塞爾多夫文件"中正式接受了"社會市場經濟"的原則。隨著該黨在同年秋天的大選中獲勝，聯邦德國第一屆內閣--阿登納政府--成立，"社會市場經濟"即正式成為聯邦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指導原則。經濟體制轉軌在一個不長的時間內即能順利完成證明了社會市場經濟構想的成功，它逐漸為更多人所接受。這一點首先反映基民盟內。社會市場經濟作為一個有效和成功的體制后來也得到了與其民盟對峙的西德另一主要政黨社民黨的承認。1959年社民黨代表大會通過的"哥德斯堡綱領"正式接受了"社會市場經濟"。
從1948年6月至1951年的這幾年是戰后聯邦德國的經濟恢復時期，在這三年半時間里，由于實行了幣制改革，采取了其他相應的調整和改革措施，西德的國民經濟得以從戰時體制轉移到"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軌道上來，為往后經濟迅速、順利的發展打下比較牢固的基礎。1951年工業生產第一次超過了1938年水平，外貿逆差減至3，000萬美元，也第一次接近于達到外貿收支平衡。這一年還正式停止的工業企業的拆遷。從1952年開始，聯邦德國進入了戰后經濟高速增長的所謂"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2年至1959年，第二個階段是1960年至1955年。前一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更快一些，后一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減緩，特別是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有較大幅度下降。
五十年代初開始，艾哈德推行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聯邦德國出現了全面的經濟繁榮。五十年代被稱為發生"經濟奇跡"的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經濟也繼續以較高的速度發展著。從1951年到1973年中，國民生產總值有8年增長率超過10%（其中1951年為22．1%），有5年增長率為9%或9%-10%之間，有7年增長率在7%-9%之間。其余3年除1967年之外，增長率均不低于6%。
從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是聯邦德國戰后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把這個時期突出的經濟實績稱做"經濟奇跡"。
這個時期，資本家的利潤率相當高，一般制造業的利潤率均在30%-40%之間，象埃德溫·哈特里奇在《第四帝國的崛起》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
"如果一位制造商（他每年從營業額中獲取35%的利潤）能不沉湎于紙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而把多余的資金用于重建工廠、購買新機床等等，他就能很快通過其免稅投資的穩步積累而大發其財。用不了幾年，他就能通過利潤的循環投資使自己成為德國的百萬富翁，許多精明能干的企業家都是這樣發跡的。"
記者：在社會保障方面，戰后西德有哪些政策？
何新：戰后的西德聯邦政府實行了一整套使人民最低消費需求得到適當滿足、經濟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措施：
（1）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和嚴格財政開支，緩和通貨膨脹率，使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后的實際工資不斷增長，借以提高人民的購買力。據統計，中等收入水平的勞動者1950年實際年收入平均為5，528馬克，1955年增至7，445馬克，1960年增至9，332馬克，1965年則增至12，118馬克；1955年比上年增長6%，1960年比上年增長6．4%，1965年則比上年增長6．5%。
（2）推行包括給失業工人發放補貼、給退休和喪失工作能力的職工發放退休金和養老金、醫療保險等在內的社會福利制度。1950年聯邦德國社會福利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7．1%，到1965年上升為24．5%。
（3）大規模興建住房，改善居民特別是工人的居住條件，以解除工人的安家置業之憂。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期，聯邦德國的社會秩序比較安定，工人罷工人數和次數比較少，因罷工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比較小。
聯邦政府在原有的養老金保險、疾病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的基礎上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廣泛的改革，同時聯邦議院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
據不完全統計，1952年有《戰爭損失補償法》；1956年有《士兵供給法》，同年對《失業保險法》作了修改補充；1957年對養老金保險進行了改革，同時頒布了《農民老年救濟法》；1960年有《聯邦住宅補貼法》和《民防法》；1961年有《聯邦社會救濟法》；1963年有《事故保險新條例》；1964年有《聯邦兒童補貼法》；1965年和1969年對《聯邦社會救濟法》作了兩次修改；1969年又頒布了《聯邦教育法》、《勞工促進法》、《職業培訓法》；1970年有《聯邦教育促進法》；1971年有《聯邦流行病法》；1972年再次進行養老金保險改革。
這從1951年到1973年，聯邦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經濟起飛的基礎上大大地完善了，這一制度的功能已經不再象戰后初期那樣僅夠維持居民一般生活水平，這一制度面對的是消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各種職業和各種階層居民的需求。
國家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相當頻繁的調整和補充。1974提，頒布了《失業救濟條例》；1975年規定，子女補貼不受家庭收入的限制，所有家庭第一個孩子每月補貼50馬克，第二個孩子100馬克，從第三個孩子起每個孩子每月200馬克；1976年，頒布了《對暴力行為受害者賠償法》，同年還規定工人在符合規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在60歲退休；1978年，把按通貨膨脹指數調整養老金的時間推遲了6個月；1979年規定養老金增長率的上限為4．5%，1980年又將這一上限降低為4%；1981年對退休保險作了幾項規定，目的在于讓退休者把退休保險金的一部分作為醫療保險費交納出去。
社會保險制度對聯邦德國的經濟發展產生的多方面影響：
（1）這一制度是創造安定的經濟建設環境的重要因素。社會保障制度使飽經憂患的聯邦德國人民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個范圍廣泛的福利網為廣大居民提供了生、老、病、死、傷、殘、孤、寡、教育、就業、失業等多方面的保障，為他們解除了不少后顧之憂，這至少在相當長時期中保持著一種心理上的影響，使大多數居民覺得為滿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斗爭顯然是多余的。整個五十年代中，聯邦德國在1955年有過一次短期罷工。二三十年的安定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是可以想象的。
（2）這一制度保證了勞動力在良好的環境中得到再生產，也促進了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保持較高的生活水平，保持在意外事件（天災人禍）面前不至于陷入窘境，創造良好的家庭環境，等等，這一切都是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要的。
（3）這一制度也帶來了各類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福利措施本身要求提供各種服務（包括醫療、保健、職業培訓、旅游等項）。僅舉殘廢人康復為例，1970年到1978年，聯邦在公共康復機構范圍內為殘廢人資助了價值為6．3億馬克的康復設施，其中包括21家職業促進工廠，28個為殘廢青年進行初級培訓的職業培訓工場。以上資料及數字引自《聯邦德國的發展道路：社會市場經濟的實踐》（朱正圻、林樹眾編著），中國社科出版社。
7、經濟民族主義與經濟世界主義的對峙
記者：根據你的觀點，經濟學并不是中立和客觀的科學理論。它實際總是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經濟學家對此不承認、或者自己未意識到也是如此。
何新：說得對。經濟政策有一個主觀的目標，但還有一個客觀的效果、后果、結果。這兩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來就說明理論和政策有問題。究竟是主觀的目標重要？還是客觀的效果更重要？？我認為是后者更重要。
經濟自由主義講得很好聽，什么公平開放，什么自由競爭，什么消費者主權等等。但是，在市場競爭的問題上，蘇聯早期的理論家布哈林曾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存在三種形式的競爭：
"這里十分清楚，各個經濟的主體（是單個的人還是團體，這自然是完全一樣的）之間瓜分剩余價值的斗爭，必然帶有不同的性質。因此，我們要區分三種競爭斗爭。
（1）我們把同種企業間的競爭看作橫的競爭。這里在競爭斗爭中表現出來的無政府狀態，不是社會分工產生的。
（2）我們把不同種企業間的競爭看作縱的競爭，這些企業的單獨存在表明了社會分工的事實。
（3）最后，聯合企業即聯合各個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主義單位所進行的競爭斗爭，也就是把社會分工轉變為技術分工的資本主義單位所進行的競爭斗爭，我們把它看作聯合的（混合的）競爭。
劃分競爭種類的標準是企業的類型，而企業的類型又以對社會分工，即對商品世界基本生產關系之一的這種或那種的關系為依據。
從這種區分中也就產生競爭斗爭方法的區分。其實非常清楚，橫的競爭可以用低廉的市場價格（競爭的"最典型"的形式）來進行，而在縱的競爭的情況下，低廉價格的方法就得讓位于別的方法。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在這里，資本進行直接的力量的壓迫的方法，某種action directe的方法開始起主要作用，首先是抵制這種最簡單的形式。
一當競爭斗爭開始越出市場關系的范圍，--雖然它是以這種市場關系作為最初的推動力的，競爭斗爭方法的變化就更加明顯。"
這種競爭分析，自由主義主張"公平競爭"的經濟學家卻從來沒有作出過。現實的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并不存在絕對自由和公平的競爭機會。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獅子和羚羊之間并不存在公平的競爭機會一樣。如果作個比喻的話，我們可以說：獅子與老虎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獅子與羚羊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獅子對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優勢。（如果獅子與虎結成聯盟與羚羊競爭，就是布哈林講的第三類競爭。）
國際性的資本壟斷集團之間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它們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前者占據著最有利的競爭地位。他們之所以特別仇恨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就是因為這種國家民族主義能使弱者集結成強硬的經濟政治板塊，難以被吞噬。
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奇想。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后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記者：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聯想。
何新：其實沒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國際形勢分析中曾經提出一種歷史類比，我認為冷戰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國先秦的戰國時代。
美國就是當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國"強秦。
而現在國際外交戰略上的"一極化"與"多極化"之爭，前者是張儀一派倡導帝秦主義"連衡"路線，即美國一極中心主義霸權路線。而所謂"多極化"無非是蘇秦一派倡導的"合縱"拒秦路線。
在秦國走向統一帝國的進程中，有三個人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商鞅，他的改革為秦國積累了經濟實力。二是武安君白起這位大軍事家。三是張儀。
前兩位是英雄。后者卻是一個馬基雅弗利式的無恥之人，是所謂以"佞言利口禍人邦國"者。
戰國七雄中唯一最強大而能與秦國抗衡之國是楚國。但是張儀作為外交家和一位間諜，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與齊、魏等中原國家的拒秦聯盟，同時在楚國內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亂，為秦國以武力徹底擊敗這個國家，奠定了極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礎。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游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
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8、美國應該給一些經濟術士授大獎
記者：張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關于這個人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以后應還可以找個機會專門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薦你讀一讀他最近在大陸結集出版的這本"論文集"--《經濟解釋》。《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商務，2000年版。
但你在讀他的書時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讀這本書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嚼酸檸檬的感覺。美國一位經濟學家貝克爾在讀了張的論文后對張五常作了一個很含蓄而耐人尋味的評語，他說："我同意張的如下看法：'許多著作允諾的多給予的少。'"引自張書第464頁。五常君大概認為這也是對他的贊許，竟將這一評論也收入了他的書中。此書中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和自矜自戀的偏見，語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語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學術的一切特點。
馬克思在評論馬爾薩斯的理論時曾指出：
"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詭辯來自我陶醉，在自己內在的概念混亂中輾轉迂回；它的晦澀、拙劣的敘述，給天真的、不內行的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如果讀者弄不清楚這一團混亂，那末其困難不在于混亂與清楚之間的矛盾，而在于讀者的理解力太差。"《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冊第18頁。
以此來評論張五常這部《經濟解釋》似并不苛刻。但這并不意味著此書不值得一讀。只有在讀此書后，你才會驚訝一些好學而輕信的中國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會那樣輕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這種酸檸檬式的經濟學。
張五常博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大罵馬克思，他使用了一種有失紳士身份語言，文題叫"最蠢無過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個問題說："天下間哪有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馬克思是最蠢的。"
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講它最蠢！這真是一種極奇妙的因果關系。這種邏輯猶如：你的這顆寶石太美了。世間哪會有這么美的寶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
如果弗羅伊德、榮格對此作心理分析，會毫不猶豫地診斷此人潛意識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張五常說古今經濟學家中只有兩個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實際上，張五常對斯密過于熱心的吹捧會令西方的經濟學史家感到驚訝。"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最早推闡者并不是斯密，而是魁奈（法國重農主義創立者）。"19世紀自由主義的全部理論武器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熊彼特在其名著《經濟分析史》中所指出的極重要的一點是："不管斯密實際上從前人那里學到了東西沒有，事實卻是：《國富論》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則或分析方法，沒有一個在1776年是全新的。"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1-280，1-348，1-350。熊彼特曾辛辣地嘲笑過自由主義者中流行的"斯密崇拜"。他指出斯密只是一個善于把前人觀點綜合協調但自身極其缺乏創意的寫作者。他說：
"斯密被后人授予了'創立者'的稱號，--但沒有一個與他同時代的人會想到授予他這一稱號；而他以前的經濟學家則成了所謂'前驅者'。因為如果拿掉這些前驅者的思想，是否還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懷疑的。"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294頁。］
記者：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反自由主義的。這兩種經濟理論應該是互相對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們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論淵源。你認為這里有矛盾嗎？
記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自己解釋過這一點。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學說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義。向左，則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義即干預主義（包括社會主義）。
正因為這一點，19世紀后半葉的自由主義才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古典主義"，以區別于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記者：科斯，以及發明休克療法的薩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諾言貝爾獎？
何新：薩克斯沒有被授這個獎。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聲由于休克療法后來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張五常君、薩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論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獎。其實，美國應該給這一批人：科斯、薩克斯、張五常更多更大的獎。戰國時張儀只用一片舌頭搞垮了一個楚國，秦惠王為此而賜給了他一個封國，一個丞相。事見《史論·張儀列傳》。（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澤東說：你還是留在蔣管區寫文章，你一只筆頂我十個師的軍隊。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識形態的戰略和韜略的眼光。）
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其威力超過了美國的一萬枚核彈。因為核彈并沒有搞垮蘇聯，而"500天計劃"則徹底搞垮了美國這個最大敵對國的經濟，至今都喘不過氣來。
我認為美國應該給薩克斯、張五常一類經濟學術士發一切大獎，現在獎得實在遠遠不夠！（笑）
9、一套誤導中國的改革方案
記者：一些經濟學家會質疑你的這種看法。有人指出，蘇聯經濟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戰的軍備競賽，而不是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且人們在警告中國當前不要回應美國的"MMD"計劃，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
何新：這是太聰明了，令人不能不贊嘆。這是又一個精心為中國人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當美國小布什政府滿足國內右翼（軍火集團勢力）的要求，而準備全力開動其軍備和戰備列車的同時，就有人立即向中國人提示這種"忠告"--這實際上意味著提前解除已被美國公開視為對手的中國自我武裝的理論可能性。
記者：但是，這種論據你認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這種論據正是黑格爾所謂"貌似理智的詭辯"。我們知道，導致蘇聯崩潰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極復雜的背景情況。而論者只抽離出這些復雜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點，然后以之作為立論的根據。目的呢？無非是防止中國因應新的國際形勢，加強自己的武備。
實際上，對于加強軍備必然會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這一說法，我們可以從現實和歷史中提出許多質疑。第一質疑就是美國自身的經濟。
美國銳意開發NMD不僅具有很深的全球戰略涵義，而且對其自身經濟擺脫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強其實體經濟，以利用流入美國市場的超巨國際游資，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軍事產業上；以此而全面帶動美國經濟，包括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發生進一步衰退，具有深遠經濟意義。
此外，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戰前德國由于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以及魏瑪政府采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陷于全面崩潰，失業率達到歐洲歷史的最高點。正是這種經濟背景導致希特勒的上臺和實施新經濟政策。
當時德國政府以集中國內資源從事國防重工業和科技投資的方法，以類似后來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重整和振興了德國經濟。正是這種新的經濟振興為德國后來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
朝鮮是世界上軍事投資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異常困難，但為什么至今并沒有崩潰？蘇聯在二戰時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為什么當時蘇聯并沒有崩潰？
我列舉這些事例只是為了表明關于"投資國防工業必然導致經濟崩潰"這種因果關系是虛假的。這并不意味著我主張走國防工業帶頭先導的路線。但是，關于國防工業對于國民經濟和就業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我想我們以后還可以回過頭再作更深的討論。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一類的經濟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于中國問題這種關懷，并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乃是美國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經濟學者楊斌所謂"軟戰爭"）。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并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1987-1989）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征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系，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
（2） 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1993-1995）試圖搞垮解散大型國有企業，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國企業中。
（3）以國有銀行和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于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被內外炒家和銀行資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經濟。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 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于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1996-1998）
（5） 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后美國及IMF建議人民幣繼續維持高匯率，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 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無保護的美國金融證券市場參與炒作游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美元發生匯率暴跌和危機（這種情況在近年內極可能發生），中國國家外匯資源將被困鎖和貶值大跳水，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于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于當今"俄羅斯"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記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認為，指導我們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模型有失誤？
何新：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就是如此！可惜這一點目前還沒被多數的人們認識到。
1987-1988年，我曾在當時的《經濟學周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抨擊趙紫陽的經濟智囊團當時正在推薦給決策者的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據張五常說，這一改革建議來自美國的弗里德曼。當時那些批評引起了決策者的注意。
1990年趙下臺后，中國采取了漸進的經改路線。但是今天，中國形勢的發展似乎使我們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10、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遭遇重大挫折
記者：但是這里有一個重要問題。以你的看法，美國向中國輸入了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實施了。但是在現實中，中國經濟并沒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選擇的機會要比過去多。這個問題你怎么解釋？
何新：在歷史中并沒有絕對的錯誤。如果我們觀察人類的全部歷史，會發現那并不是一個從正確的設想出發，由正確走向正確的歷史。而往往是從錯誤開始，在錯誤中反省，總結經驗，從而積累智慧，從而有所進步的歷史。歷史的過程是辯證的。我所謂辯證，包涵三層語義。第一是辯論，第二是對證、質證、求證。第三是事物最終總是向反面轉化。
理解歷史發展的這種辯證性，我們看待歷史就會比較寬容。也會比較寬松。知道進步是積累的，心不要太急。壞的東西有時反而引出好的結果。而所謂善良的主觀愿望，有時反而會把人引向地獄（列寧）。
記者：那么在你看來美國的圖謀，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中事實上還是被一次次地挫敗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中的美國是一個極盡聰明的國家。在20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中，從20世紀初的威爾遜總統開始，就充滿一種一心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價值的理想主義。從19世紀的馬漢開始，這個國家的戰略家精心算計，一心要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統治全世界的意圖。
但是，美國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國人的一種宿命論（樂天知命）和悲觀主義。他們不知道，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歷史自身是有其規律的。50年代，他們重新武裝日本，以資本輸入和市場開放政策扶植東亞小龍，目的是為中國樹立對立面，困鎖中國。結果沒有能阻擋中國的強大，反而為自己扶植出了一個潛在的日本對手和"東亞發展模式"。（今天他們又在干同類的蠢事。例如為從西部困鎖中國而扶植印度。）
80年代，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是為了引騙中國人以此為藍圖搞垮中國的國有制經濟，造成失業問題引發社會動亂，最終使中國被分解成碎塊后納入美國霸權控制下的新全球體制。卻殊不料自由主義的經濟因素反而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極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狀態的中國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激活因素，激發出一種新的巨大經濟活力。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者：這是否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抵制也有關系？
何新：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遭到了傳統派（所謂"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抵制。因此中國領導層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建議，始終有所警惕。沒有象俄羅斯領導人那樣全盤揖納，而是審慎地、有選擇地聽和試。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中國遭到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價格控制的自由主義方針，引發了高幅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造成社會廣泛激烈的不滿，成為1989年事變的經濟誘導因。1990年的"治理整頓"導致新自由主義改革被迫延緩。對此，張五常曾講過這樣一種遺憾：
"1991年12月羅納德·科斯接受諾貝爾獎時，我在斯德哥爾摩遇到了米爾頓（弗里德曼）。我說，放開工業價格而不同時放開民營化國有企業看來并不正確。我可能錯誤地支持了前者，而沒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會對放開價格構成一大障礙。在中國（國家）經營的情況下，工業產量對價格放開后導致的價格上漲沒有彈性。結果，反對該項計劃的就不只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權集團，而且來自一般的產業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張五常說：
"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于放開價格，或者這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這一點米爾頓（弗里德曼）也同意。"見張書第498頁。
換句話說，他們本來試圖以價格機制作為杠桿開啟中國的經濟混亂之門。但這一嘗試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敗。
因此到了90年代，他們把新的重點放到了改變所有制的問題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以及"改制轉軌"為目標的國企改革方針，導致了全國范圍的大面積失業浪潮。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強烈反彈，迫使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激進"改革"措施再度放緩。
11、失業問題不容忽視
記者：以你的看法，當前社會中的失業問題，并不是由于國企本身的機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國企體制中，確實存在著低效率和勞動力閑置的問題。但是后一問題，不僅在中國，在西方許多國家的資本主義企業中也同樣存在（這一直是困惱歐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并不是惡性的問題，由于局部地區和部門中采納了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建議，在完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背景下，試圖以激進的"下崗"政策轉變"機制"，解決這個問題。從而激化了這個問題，使之變成了影響社會穩定狀態的惡性問題。
記者：為什么國有企業的效益這個問題如此難以解決呢？
何新：這個問題我們放到后面再深入討論。我這里想強調的只是，依照那種新自由主義的藥方是絕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記者：我還要問，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一個致病的理論盲點，這就是它的著眼點是經濟增長，而從不將研究重點放在失業問題上。他們認為失業都是"摩擦性失業"，他們認為，在一個理想的市場體系中，失業問題可以通過理想的勞動力供求機制自然地平衡和解決（這純粹是幻想）。
薩伊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提出，一個社會的生產必將擴展到充分就業，不會發生嚴重失業現象。如果還有工人失業，那只能是他們自愿放棄工作，即自愿失業。所謂凱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針對這一觀點的。凱恩斯經濟學中最有意義的一點即在于此。道頓說：
"凱恩斯批判那些所謂的"古典"（classical）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將法國經濟學家J．B．SAY（1767-1832）的觀點--即薩伊法則'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奉為教父，證證所有的失業都是自愿失業。"
盧卡斯也指出：
"凱恩斯《通貨》一開始就斷云，均衡理論是無法得到的，失業不能解釋成個人選擇的結果，以及工資不按照古典理論預計的方式去運動被看成是經濟理論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經濟周期理論研究》，第258頁，商務版。
"作為一個時代最有權威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使一代經濟學家擺脫了均衡理論的條條框框。"
那些輕率地為政府設計下崗、失業模型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業"這個詞背后的嚴酷意義，以及這個詞對于社會穩定構成的威脅。
頓指出：
"失業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沒有工作，社會會給你錢。"
"短期失業指的是沒有工作，人們常常稱之為"臨時解雇"。即使是短期失業，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們希望終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崗位。長期失業描述的是一種更悲慘的情形：工人擔心他們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終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長期失業的形勢下，對大學生來說，畢業就意味著失業，他們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找不到工作。在最壞的情況下，長期失業甚至比在車禍中斷了一條腿還痛苦。"
"不發達國家通常沒有建立失業保險制度或社會救濟制度。那些沒有勞動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別的方式生存，如靠親戚朋友有限的經濟資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貸的人借款。"
在美國和歐洲，你失業，國家會給你錢。但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基礎，從長遠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長期承擔為1-2億失業人口維持基本生活的財政重負。
記者：短期失業，經濟學中稱作"摩擦性失業"。
何新：今天中國社會中的失業，不是所謂"摩擦"性的"自愿失業"，而是凱恩斯所說的"非自愿失業"，參閱《凱恩斯選集》第13卷，第420-421頁。是嚴重的結構性失業。
對幾乎所有的人來說，沒有工作，就意味著生活失去保障。意味著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對國家來說，當務之急是尋求降低失業的有效途徑。目前的失業問題，不僅困擾著一般意義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擾著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
但是，國家通過近幾年的實踐對這一點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認識，黨和國家已經采取措施調整政策，緩解這個問題。一種雛形的社會保障體制也在草創和初建之中。中國黨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對新自由主義執迷不悟。這充分顯示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黨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記者：問題在于，所有制問題的確是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
何新：甚至可以說是焦點問題。一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一個所有制問題，的確是當代中國改革的焦點。
記者：既然如此，難道你認為這兩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嗎？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為其必要，中國人，特別是領導人要小心中國的內外對手利用這種必要性而將我們導入陷阱。
記者：這是什么意思？存在這種陷阱嗎？
何新：的確存在。中國歷史上好象有這樣一個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師徐達患重病需藥補。朱元璋嫌其權位過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藥膳--一只蒸鵝。而徐達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鵝。徐達見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鵝后疽乃大潰（崩潰）而死。
記者：進這個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國近20年來一直處在不均衡的高速發展中，在國際上也是"位高權重"呵。因此也有人（國際間的"皇上"）甚忌之。他們經常派人給我們送來蒸鵝。然而天佑我中華，幸虧中國人沒有照方通吃。
記者：您的意思是國外有些關于經濟改革的建議就是這種"蒸鵝"。
何新：對。比如一些經濟學人向中國人灌輸的徹底打碎國家壟斷，徹底解散國企，"人間正道私有化"，為中國國民經濟解困和施救治的單方，就是這種食之疽必大崩的鵝。
12、中國必將走向偉大的民族復興
記者：你承認當前存在著嚴重的失業等問題，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寬厚、博大。而領導這個國家的共產黨，是一個極其智慧、成熟的黨。所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這是2000年前荀子的話）。
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代。我們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點總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擾人們的那些世俗而具體的問題上，而往往看不清這一點。如果登高望遠，如果具有一種更超越的歷史感，我們就會意識到，在中國土地上所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偉大的變革、偉大的建設，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亙古的永久性意義。
三峽水電與航天工程，互聯網與信息時代的降臨，青藏鐵路以及貫通全國的高速公路網，星羅棋布地遍布中國的新興現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內陸區域的開拓，其意義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萬里長城、車同軌、行同倫、書同文、大馳道與大運河，超過中國歷史上的秦漢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時代。
盡管經歷了種種挫折和錯誤，中國經濟仍然取得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從未達到的輝煌成就。由糧食不足（這個問題當年曾怎樣困擾毛澤東、周恩來呵）到糧食過剩。對我們親身經歷過這兩個時代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奇跡。近年來，中國在一些主要的經濟實物（如鋼、煤、糧、棉）產出上已成為居世界第一位的經濟大國（"超英趕美"，這正是1958年大躍進的目標，是毛澤東當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辦到的）。中國從一個連洋釘、火柴都依賴進口的工業品純消費國（1949），成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經濟品的主要生產出口大國，成為世界性的工廠，等等；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李光耀最近說，中國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實力對美國正面說"不"的"第二世界大國"。這并不是諂諛之言呵。
中國在1949-1979年的30年間完成了重、化、核工業化，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的、自給自足的工農業體系，并實現了包括導彈衛星核武器在內的自我武裝。在1979-1999年的20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高速騰飛。其速度大大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崛起。
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曾以這樣的速度騰飛，沒有任何民族比中國人干得更好！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民族的復興，也是一個偉大現代國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崛起！
自1840年那場打開國門的戰爭發生以來到今天，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運動具有著統一的完整性，這是一個成序列的分階次的不斷攀升的歷史浩蕩前進之流。
如果說，1840年英國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不能分解它，后來的東條英機、羅斯福、斯大林毛澤東說："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革命應不應該搞，奪取全國政權應不應該？我們說應該，斯大林是堅決反對的。"（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29頁。）丘吉爾、杜魯門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擋它；那么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再在前面阻遏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崛起！
這個歷史運動具有一種必然性！中國人完全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
不是美國人把戰略重點移向東方，而是世界歷史從20世紀初以來就在把歷史運動的軸心轉移到東方（列寧在1923年就指出了這一點）。從過去的100年，到未來的100年，世界歷史運動的中心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因為人類未來的希望，人類追求一個公正、正義、和諧與人道社會的終極而永恒的夢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舉著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人身上。
中國那些西方的對手們總是低估這一點，低估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人民和這個執政黨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總是想制作一些極幼稚愚蠢的圈套，以為中國人輕易地可以鉆進去就他們的范（包括WTO問題上）。象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就是這種西方弱智的典型。張五常說：
"對中國的改革持悲觀也許為時過早。隨著股份制的實施，市場可能會再次發揮魔力。很有可能，將來有一天政府當局會認識到，凡是它有發言權的組織（指共產黨和國家機器），都會在競爭中落敗。"引自張書，第501頁。商務印書館出版。
人們可以把這理解為是一個在現實中不斷遭遇失敗而仍存夢想者的囈語。盡管這位先生是有一種來頭，有一種政治背景，有一股勢力，有一班鼓吹者的。但是，這位先生竟以為以憑他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空想性方案還可以搞亂這個國家，他就是太看輕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界了！他以為偌大中國真的居然如此無人，竟拆不穿他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論。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譏評馬克思的話吧：世上竟有這樣淺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過了！
［附錄1］
馬克思：犯罪也是"知識經濟"的重要原動力標題是編者所加。原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415頁。
哲學家生產觀念。詩人生產詩。牧師生產說教。教授生產講授提綱，等等。罪犯生產罪行。
罪犯不僅生產罪行，而且還生產刑法，因而還生產講授刑法的教授，以及這個教授用來把自己的講課作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場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講授提綱。
其次，罪犯生產全體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偵探、法官、劊子手、陪審官等等，而在所有這些不同職業中，每一種職業都是社會分工中的一定部門，這些不同職業發展著不同的人類精神能力，創造新的需要和滿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單是刑訊一項就推動了最巧妙的機械的發明，并保證使大量從事刑具生產的可敬的手工業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產印象，有時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時是悲慘的印象，看情況而定；而且在喚起公眾的道德感和審美感這個意義上說也提供一種"服務"。他不僅生產刑法講授提綱，不僅生產刑法典，因而不僅生產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還生產藝術、文藝--小說，甚至悲劇；不僅繆爾納的《罪》和席勒的《強盜》，而且《奧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證明了這一點。罪犯打破了資產階級生活的單調和日常的太平景況。這樣，他就防止了資產階級生活的停滯，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緊張和動蕩，而沒有這些東西，連競爭的刺激都會減弱。因此，他就推動了生產力。一方面，犯罪使勞動市場去掉了一部分過剩人口，從而減少了工人之間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資降到某種最低額以下；另一方面，反對犯罪的斗爭又會吸收另一部分過剩人口。這樣一來，罪犯成了一種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適當的水平并為一系列"有用"職業開辟場所。
罪犯對生產力的發展的影響，可以研究得很細致。如果沒有小偷，鎖是否能達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沒有偽造鈔票的人，銀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現在這樣完善？如果商業中沒有欺騙，顯微鏡是否會應用于通常的商業領域（見拜比吉的書）？應用化學不是也應當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歸功于誠實生產者的熱情那樣，歸功于商品的偽造和為發現這種偽造所作的努力嗎？犯罪使侵奪財產的手段不斷翻新，從而也使保護財產的手段日益更新，這就象罷工推動機器的發明一樣，促進了生產。而且，離開私人犯罪的領域來說，如果沒有國家的犯罪，能不能產生世界市場？如果沒有國家的犯罪，能不能產生民族本身？難道從亞當的時候起，罪惡樹不同時就是知善知惡樹嗎？
孟德維爾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經證明任何一種職業都具有生產性等等，在他的書中，已經可以看到這全部議論的一般傾向：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稱之為惡的東西，不論道德上的惡，還是身體上的惡，都是使我們成為社會生物的偉大原則，是毫無例外的一切職業和事業的牢固基礎、生產力和支柱；我們應當在這里尋找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惡，社會即使不完全毀滅，也一定要衰落。"
當然，只有孟德維爾才比充滿庸人精神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護論者勇敢得多、誠實得多。
［附錄2］
張五常：最蠢還是馬克思
幾個月前讀到關愚謙先生在《信報》發表的《和德日學者討論"共產"一詞的出處》，覺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這里回應一下。關先生提出的要點，大致如下：（一）Communism中譯為"共產"，是日本仔發明的，中國在老毛帶領下，把日譯的"共產"搬進中國。（二）日譯"共產"的原意，是"共同集體生產"--是生產的"產"，非財產之"產"也。（叁）"共產"一詞到了中國，顧名思義，就變成財產的"產"，此乃大錯，而后來老毛實行共財產而走向"大鍋飯"的人民公社，一錯再錯，嗚呼哀哉！我認為把"共產"解作"共同集體生產"，是對的，因為Commune（公社）一詞，的確有"共同生產"之意。然而，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看，日本仔相當蠢。這可不是因為他們錯，而是對得太厲害！試想，在香港、美國等"資本主義"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產都是"共同集體生產"的。
可不是嗎？在我們所知的所有機構，不管是上市或是獨資的，皆共同生產也。就是我現在獨坐桌前爬格子，也是與《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產的。既然差不多無"產"不"共"，而Communist肯定不是指我這個寫稿佬，把Communism譯作共同生產不僅毫無新意，而把我這個奉信"私產"（財產的"產"）的人說為"共產"成員，實在有誹謗之嫌！從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個以私產來共"產"的人，非老馬所說之Communist也。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看，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與老馬的心意是較為接近的。老毛未老時，熟讀老馬的《資本論》。該"論"的確有"共他人之產"的傾向。在大學念書時，我也曾拜讀老馬的《資本論》。但當時我比老毛幸運，因為我對費沙的"資本"概念與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馬胡說八道。
在《資本論》中，老馬不反對市場。正相反，他認為市場大有好處。老馬也不反對私產，雖然他沒有高舉私產的功能。老馬反對的，是資本家--以"剩余價值"來剝削勞力的資本家。在費沙與科斯的思維下，老馬這叁個論點怎樣也加不起來！
費沙與科斯皆邏輯井然。以費沙之見，所有生產資料都是資產，而資產私有，其市值就是資本。以高斯之見，沒有私產就不可能有市場。那么老馬贊成其一（市場），不反對其二（私產），反對其叁（資本家），豈不是難以自圓其說？
我認為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比日本仔高明，是因為老毛顯然是從老馬反對資本家的立場作為出發點。不硬性推行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廢除費沙所說的資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寫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發表的，題為《費沙與紅衛兵》。內容是說小小的紅衛兵深明費沙的一般性的資本概念，比老馬高明，他們的行動是要徹底地廢除費沙筆下的資本家。這篇短文在芝大經濟系內傳閱時，該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經濟學報》的老編讀到，拍案叫絕，堅持要把該文發表。
老毛在中國搞的人民公社，當然是一種"共同生產"的制度。但那所謂"公社"與資本主義下的"共同生產"機構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鍋飯。這是因為"公社"的成員若能自由轉業，可以隨時另謀高就，資本家就必定會出現。若不容許自由轉業--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勞多吃制"--大鍋飯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鍋飯，私產就沒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廢除易過借火矣！
共同生產或多人把財產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權利劃分，或以股份界定權利，有自由的轉讓及轉業權，就是私產制，每位參與者都是個資本家。這與老馬筆下的Communism是大有出入的。Com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產那么簡單。"公社"的重點不是共同生產，而是強制參與，其權益夸夸其談，但因為沒有股份轉讓權及自由轉業權，參與者就變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鍋飯是"共他人之產"的制度，徹底行事，就沒有資本家，這應該是比較適合老馬的心意的。
愚見以為，日本仔把"共產"解作"共同集體生產"，不可能錯，但因為凡是社會皆如此，說了等于沒說，是相當蠢的。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可能錯，但從以強逼"共同生產"的辦法來鏟除資本家的角度看，其對老馬的解釋則比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卻把國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難還是馬克思自己。他是個術語的創造者，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是自欺還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國佬及我們的關愚謙先生，還是要研討他究竟是說什么！
天下間怎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是最蠢的。
［何新評語：此人竟無知到不知"共產"一語的西方語言出處，不知道柏拉圖的理想國，莫爾的烏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島以及溫斯坦萊（G·Winstanley）的掘地派共產主義和圣西門的共產主義者"公社"，不知道"共產"思想可以一直追溯于《舊約》（耶穌曾說：只有分掉你們的財產，才能跟隨我），共產主義思想在西方社會思想中具有極為深遠悠久的傳統。張五常卻竟以為"馬克思是共產這個術語的創造者"，還居然以此為題"瓜豆"一篇文章。結果"瓜豆"一場，"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是自欺還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觀此文可知其人及其學。確實，文品正如其人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