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在總理任內抵制“休克療法”的歷史功績人民不能忘記
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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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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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主人公網
| 李鵬在總理任內抵制“休克療法”的歷史功績人民不能忘記 |
作者: 滄海英雄
日期: 2005-07-12 00:26
李鵬在總理任內抵制“休克療法”的歷史功績人民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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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何新對決弗里德曼
問：海外曾經有評論說您是李鵬的總理“幕僚”。您認為是否屬實？
何：和李鵬總理，的確，有過一些直接聯系。總理約見過我。但是什么“幕僚”之類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我只是曾就當時一些經濟問題，向總理反映過一些個人意見而已。
我認為李鵬總理最大的歷史功績是，在他的任內，盡最大可能地頂住了“休克療法”。這在當時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浪潮，勢頭很大，可以說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經濟改革的主流聲音。
由于李鵬總理一直堅持漸進改革的方針，因此被指責為“保守派。”
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是支持李鵬總理的。
問：您主要就哪些經濟政策問題向李鵬總理提過建議？
何：比如關于“生產過剩”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我對中國經濟理論和政策的主要貢獻。
你查閱一下，從 1988 年到 1991 年，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常說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是由于“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這是什么意思？就是講社會需求過大，經濟供給不足。這種觀念的理論根據，實際是八十年代在中國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個經濟學家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 科爾奈，匈牙利改革經濟學家，著有《短缺經濟》。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天然存在投資饑渴癥，癥狀表現為供給瓶頸，排隊搶購和商品短缺。這種理論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國經濟學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 1989—1990 年間我認識到，中國經濟的真正問題，根源并不是供給不足，而是“生產過剩”。所謂“生產過剩”，就是說供給過剩，需求不足，就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這與前面官方的說法正好相反，與當時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李鵬總理在知道我的這一新看法后，很重視。他曾派秘書專門聽取我的意見和建議，后來又親自約我談。
問：“生產過剩”與“供給不足”，這兩個提法的確是相反的。但這是否只是一個提法問題？如果落實到實際的經濟政策上，會有什么差別呢？
何：如果根據“短缺經濟”的觀點解釋，那么發生在 1988—1990 年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困難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國生產力落后，許多部門出現“瓶頸”，導致供給不足。
當時我曾看到國務院發展中心送給中央的幾個材料，那是他們 1988 年邀請來華訪問的幾位美國經濟學家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建議，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給趙的一封信（見附件）。
這些美國專家從新自由主義和新貨幣主義學派的立場看中國經濟改革，認為制約中國經濟的根本原因是供給不足，所以必然會發生經濟過熱。在價格一旦放開后，就導致了通貨膨脹。
當時中國銀行中有比較高額的社會儲蓄。這些美國專家警告中國政府，說這巨額的人民幣儲蓄，就好比正關在籠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來沖進市場，就會導致搶購風潮，從而會使物價上漲得更快。
據此，他們給中國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議：
（ 1 ）多囤積商品、物資，以防止通貨膨脹，準備應付搶購風。
（ 2 ）多進口、少出口。
（ 3 ）提高銀行利率，吸引和鼓勵儲蓄，把貨幣老虎關進銀行。
（ 4 ）結束外匯管制，放開匯率。讓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由市場決定。據說這是消除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
還記得這一段歷史的人會知道，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年間，事實上大部分（除第四點外），已經被國家在政策上試著采納了。
問：聽起來這些美國專家的意見也很有道理。您當時認為不應該同意嗎？
何：是的！在 1989—1990 年間，我正在重新研究《資本論》。當時中國經濟中發生了嚴重的企業三角債問題。我觀察所謂“三角債”的發生，往往與企業銷售產品困難有關。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于是資金就收不回來，于是就還不了欠債。我意識到，這個“三角債”問題，其實質就是馬克思講的金融信用危機。
而發生金融信用危機的原因，則是由于企業生產出的成品大量積壓，也就是發生了古典經濟學常講的“生產過剩”。
因此我認為， 1988 年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根源實際是出在金融流通鏈條的阻斷上。由于經濟改革已造成市場流通的多元化，破壞了原來國營商業對于企業產品統購統銷的體制，導致國有企業的產品銷售困難大量積壓。
因此，盡管當時表面上是某些基礎產品呈現著“短缺”，發生所謂“經濟過熱”。但是看一看當時商業和企業中的庫存情況就知道，各地出現了大量產成品積壓，導致商品庫存不斷上升。
正是產品銷售困難導致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導致還債困難，又導致相互拖欠的債務問題。由此導致的經濟危機，實際正是馬克思所講的表現為“生產過剩”的流通危機。
因此我認為，為了解決這種危機，恰恰不能采取美國專家們所提供的那種建議，也就是說：不能囤積物資，不能以高利率吸儲；不能擴大進口商品（消費品），因為那只會使國外商品涌進來進一步擠壓占領國內產品的有限市場空間，會使經濟危機更加嚴重。
關于我國經濟發生了“生產過剩”這一新的經濟觀點，我首先通過 1990 年 11 月 23 日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與日本“ S 教授”的談話錄，明確地提了出來。我說當時中國經濟并不是面臨“短缺”，而是面臨著“生產過剩”。這個觀點是向主流經濟觀點所宣示的一個明確挑戰，結果立即引起了經濟學界一片反對和怒罵之聲，說何新是胡說八道，簡直不懂經濟學的基本常識。
問：那么在當時，您認為可供選擇的對策是什么？換句話說，您提出“生產過剩”這一理論的具體政策涵義是什么？
何：既然問題出在“生產過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據這種新的認識，我當時向國務院領導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議：
（ 1 ）削價清理庫存囤積品，換取資金回流，加速資金周轉速度。
（ 2 ）降低利率，釋放儲蓄，鼓勵消費，激活市場。
（ 3 ）抑制進口，積極鼓勵出口；開拓國際市場，從而換取外匯。
（ 4 ）控制投資規模。
你可以注意到，這種思路與那些美國專家們的建議恰恰都是正好相反。總理為此派秘書和我談話，詳細聽取了我的意見，并作了筆錄。
其后，我又寫了一系列文章呈報國務院領導人，進一步論證關于“生產過剩”這個問題。 （參看何新 1991 年 7 月致李鵬總理的信，《何新經濟政治論文集》（白皮書）第 368 頁。）
盡管經濟學家們發生了巨大的反對之聲，但是我的意見還是被領導聽進去了。國務院根據新的思路，陸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舉措，例如：連續幾年間不斷調低存款利率，實行雙休放長假制度以鼓勵民間消費；遏制重復建設壓縮投資項目等等。特別是后來采取出口退稅等一系列鼓勵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場。不難看出，所有這些政策措施，實際都是基于中國內部生產力已存在過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這些措施很快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因此到 1993 年以后，中國的這一輪經濟危機已基本得到擺脫。不久，政府工作報告中也不再講什么“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這種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國家采取了鼓勵出口積極拓展國際市場的政策，中國現在成為了所謂“世界的工廠”，迅速地融入了國際經濟體，使中國生產的廉價商品幾乎滲透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
問：但是，現在有的經濟學家更樂于提倡“內需主導”的發展思路。
何：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為中國存在巨大的過剩勞動力資源，二是因為中國在許多生產部門現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產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內資源有限，人均資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憐。
中國已經根本沒辦法再走關起門來搞建設的閉鎖之路。中國已經與全球市場，全球經濟體制形成日益緊密相互依賴的共生關系。中國一旦失去外部市場，失去外匯資源，中國的失業問題、生產力過剩問題就根本無法解決。靠“內需主導”，只能是一條愈走愈窄的死路。
必須拓展出口，設法占有份額不斷擴大的海外市場，通過國際交換換取外匯，從而汲取國際資源，才能使中國經濟日益強大，并且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
再回過頭看一下當年弗里德曼關于中國改革的建議，也許其中只有一點是可取的，即通過市場改革解放原來在計劃體制下被牢固地束縛著的人力和資源要素。
事實上，中國 90 年代期間的高速發展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內廉價勞動力的解放、開發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場的開拓。正是由于中國政府在九十年代實行了積極鼓勵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國保留了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外匯管制體制，這才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即隨著出口額度的增加，中國國家的外匯儲備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幾年來，中國的許多國有企業都解體破產了，但國家的經濟實力并沒有明顯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國家手中掌握著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額外匯儲備。
而現在回過頭再去看當時那些美國專家提供的改革建議 —— 雖然我并不認為他們是出于惡意的動機。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國政府所提建議中的第一條就是：“盡快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金融，讓人民幣自由兌換。”（見附錄）試問，如果當年中國真的采納了這一建議，那么中國能否承受住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還會有今天嗎？
問：很多人仍然認為，中國今天驕人的經濟成就，中國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道路。而這條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引導下走過來的。
何：我之所以要回顧 90 年代這場政策爭論，就是為了回答這一個問題。歷史提供鏡鑒。各位可以比照 1988 年弗里德曼給趙的市場改革建議，認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當時給中國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實弗里德曼的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的一個大綱。
的確，那些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今天仍把中國的經濟成就，說成是私有化的市場改革的結果。許多不明真相的人，也這樣相信。所以他們還在鼓吹要“深化”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參照我的上述回憶，人們可以想一想，如果當年李鵬總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議，而不是實行與之相反的經濟對策，中國在 90 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 1988—1991 年的嚴重經濟困難？
關于這一段政策爭論的歷史，到目前為止，我沒有對外講過。但是現在，我認為有必要講出真相了。因為當年的當事人們都還在。也因為今天，中國又一次站在面臨選擇的十字路口上。
中國今天的確已取得了極其巨大的經濟成就，但是中國今天也面臨著極其尖銳復雜的種種問題，比九十年代初期面臨的問題復雜得多，嚴重得多。面對紛至而來的“深化改革”的建議，當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選擇。
我認為，中國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東歐、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國政府實行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的經濟政策，而拒絕照抄類似“哈佛計劃”、“ 500 天計劃”、“弗里德曼建議”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國之所以面臨著國企崩潰、失業嚴重、社會對立尖銳的危機和困難，恰恰也正是由于后來（主要是在 1998 年以后）仍然采納了許多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附錄］
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幾點意見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 . 弗里德曼給趙總書記的信
（ 1988.6 ）
親愛的總書記先生：
在向您提出幾點我相信是中國經濟改革現階段所需的關鍵幾步的建議之際，我應該強調指出：我并非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經濟的具體情況也不熟悉。但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同時，在近幾十年中，又作為一個觀察者，我曾經研究了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每一個國家都相信自己的的環境是特殊的。但歷史證明，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這些共同因素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適用性的重要結論。為筒明起見，我敘述一下這些結論。雖然有點武斷，然而我相信它們適用于中國。同時，我完全承認其他人遠比我更有權來判斷這些結論怎樣才能最好地付諸實踐。
l. 結束外匯管制．建立外匯自由市場，讓匯率由市場來決定。
三十多年以前，當我給印度財政部擔任幾個月的經濟顧問時．我首次相信了這一政策的重要性。我提出的“結束外匯管制、放開匯率”的建議未被采納。從那時起對印度連續幾十年的觀察證明：印度隨后發生的許多腐敗現象、無效率、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任何重大改善．都直接產生于繼續存在的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香港得到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從很早的二次大戰后結束后的時期直到現在，不存在任何外匯管制。作為相反的例子，巴西、阿根延和墨西哥這樣一些國家發展失敗的重要因素就是維持了外匯管制。
2 ．結束通貨膨脹。
結束通貨膨脹并避免它的復發，有一種、并且是唯一的一種方法：控制貨幣數量增長率。在中國現在主要是要控制現金數量。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控制貨幣增長要求限制： (1) 由貨幣創造所支持的財政赤字； (2) 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給企業的貨款數量，不管這些企業是國營、集體還是個人所有。
使儲蓄利率和貨款利率確實高于通貨膨脹率將大大有助于控制通貨膨脹。現在利息率大大低于通貨膨脹率，鼓勵了無效益的投資．而且阻礙了人民進行儲蓄。
3 ．盡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開對個別價格和工資的控制。
許多國家都相信。可以用控制個別價格和工資的辦法來控制通貨膨脹。但據我所知沒有一個這種政策獲得成功的實例 , 相反 -- 許多國家通過限制貨幣而不是實施價格控制制止了通貨膨脹。
亞洲的一個例子是日本， I 9 7 3 年，當通貨膨脹率和貨幣增長都達到了年率 2 5 % 時。大幅度降低貨幣增長率很快就使通貨膨脹得到制止。
制止、至少是減緩通貨膨脹，對于成功地放開價格和工資管制是必不可少的。為了鼓勵生產供不應求的產品，抑制生產供過于求的產品，同時用自由市場價格向供求雙方提供信息。為了確保能將商品供給最有效地使用它們的人們．自由市場的價格也是必需的。
由于結束對價格和工資的控制而出現的一次性名義上的價格上漲不是通貨膨脹，而且有利于減少通貨膨脹，當然這要繼續實行對貨幣控制的政策。名義價格雖然上漲了，但所支付的實際價格，包括貨幣、浪費的時間，有錢買不到東西的損失，等等，卻下降了。 1943 年的德國為此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當時路德維格 o 艾哈德在一個星期天放棄了對所有貨幣和工資的管制。他選擇在星期天干這件是因為這一天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占領軍當局不辦公，因而不能撤消他的命令。而艾哈德確信，只要有可能，他們是一定會這樣做的。同時，他繼續限制貨幣供應。結果是戲劇性的。價格和工資一下子升高了，但貨幣變得值錢了。黑市消失了，人們不再使用香煙和法國科涅克白蘭地酒這樣的商品作為代用貨幣，德國戰后的經濟奇跡從此開始了 。
應該強調指出，當價格工資管制突然解除時，這一步驟的有益效果只能逐漸地顯示出來。
中國現在對許多產品實行的雙重價格體制是對腐敗和浪費發出的公開邀請。對原材料實行人為的低價不可避免地導致短缺、憑關系配給和賄賂。結果是原材料被無效益地使用。同樣，對最終產品實行人為的低價也不利于它們的生產，并且需要國家進行補貼。放開工資和價格將以有力的一擊使這一切全部結束。
4 ．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來取代政府對經濟和國營企業的集中控制。
中國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良好成績。用分散的市場控制取代官僚主義的集中控制的過程進行得越快、越廣泛，得到的收益就越大。最重要的是要使對經濟活動付出的代價和得到的收益由私人來承擔。這是一種利用每個人為了促進經濟增長、社會繁榮、安定而改善自身處境所作的共同努力的最有效的途經。很清楚，這就是中國“責任制”的目標，它在一些領域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應該并能夠向前繼續推進。
七十年以前，即俄國革命之前，甚至四十年以前，即中國解放前，有能力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都合乎邏輯地相信，由為促進人民福利而獻身的卓越領導人控制的集中計劃，能夠比由為了促進個人和家庭利益而進行的個人活動所協調的、顯然是混亂而無計劃的市場經濟產生更好的結果。人們也相信政府看得見的手能比市場看不見的手產生更好的結果。
今天，幾乎沒有任何人再堅持這一信念。道理很清楚：沒有任何一個主要依靠詳細的集中計劃的國家能夠為它的大多數人民謀得較高水平的繁榮。相反，每一個使大多數人民都達到了高水平繁榮的國家，都主要依賴自由私人市場來協調經濟活動。
單單利用市場是不夠的。單有私有化也是不夠的 —— 正如印度、孟加拉國、墨西哥和許多非洲、拉丁美洲國家所表明的那樣。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場，這里“自由”的意思是公開競爭，包括國外和國內的各種資源 , 特別是，個人或小團伙應能自由創立任何企業，這些企業可以生產和銷售任何一種為法律允許買賣的物品。建立這樣的企業不需要任何官方批準。如果需要營業執照，那么應該只要付出中等數額的款項即可自動領取。也就是說，如果需要頒發執照，那么它應該被視為一種稅，而不應看成由政府決定誰可以于什么的手段。
印度的例子再一次表明這一點是何等重要。在批準創立企業、經營旅館、從事外貿經營等等方面的偏愛，產生了許多富有的買賣人和官員，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窮人。
香港、新加坡、臺灣、日本和南朝鮮 ( 全都在遠東 ) 的經驗說明，廣泛使用自由私人市場使這些國家能夠在三十年中達到了美國花費了二百年才達到的成就。亞洲國家已經能從西方經驗中受益，已經能借用技術，同時受益于外國技能和投資，因而縮短發展過程。中國同樣可以做到這一點。
最后，再提醒一句，謹防半途而廢！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它第一個拒絕了蘇聯的計劃模式，而代之以企業工人自治和有限的私人市場，這使它能迅速地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但是，它停了下來，因為它沒有進一步走向私有化；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它沒能使財產權利成為可轉讓的 ( 可買賣的 ) 。結果是無休止的通貨膨脹、社會動亂和經濟困難。
中國改革的最初幾步已經獲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只要繼續進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場，中國完全能取得進一步的巨大成功！
米爾頓·弗里德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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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yzx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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