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概覽

趙 準[1]

（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 經濟學所，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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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不平等；總需求；就業與失業；政府與經濟

[摘　要] 　 依據Barry Clark在《政治經濟學：比較的觀點》中對當代西方政治經濟學流派所作的分類，論文以“后自由主義”的后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等在2005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理解資本主義》為基礎，介紹了其中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主要的理論來源是馬克思和凱恩斯。它研究了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如何通過對投資、積累和總供求的影響造成宏觀經濟中的失業、通貨膨脹及商業周期，以及政府的作用及其受到的限制。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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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界定及本文的研究對象
按照Barry Clark在其所著《政治經濟學——比較的觀點》中的分類，后馬克思主義是當代西方四大經濟政治經濟學流派之一激進學派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①]。后馬克思主義本身又分為四個子流派：以Howard Sherman、Duncan Foley為代表的傳統馬克思主義，以Herbert Gintis、David Gordon、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為代表的“后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John Roemer為代表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和以Richard Wolff、Stephen Resnick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

本文將以“后自由主義”的后馬克思主義主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第3版為基礎[②]，介紹其中宏觀經濟學的部分。為行文方便，以下均以“后馬克思主義”代替“后自由主義的后馬克思主義”。

二、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及關注的主要議題
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來源主要是馬克思和凱恩斯。它一方面堅持了馬克思的基本立場和方法，注重階級的、歷史的、政治的分析方法，關注勞動大眾的利益，把對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分析建立于對積累和利潤率的認識之上，另一方面又反思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尤其是蘇東社會主義實踐，將維護個人權利、擴大自由、民主的范圍、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等，看成是追求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的必備要素。

同時， 它也繼承了凱恩斯的總供求、投資乘數、就業乘數等宏觀經濟分析方法，關心投資、就業和經濟發展，積極倡導發揮政府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的宏觀經濟理論。

從《理解資本主義》教科書宏觀經濟學部分的6章內容來看，它關注的主要的議題有：世界范圍內的貧困、發展和不平等；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如何通過對投資、積累和總供求的影響，在宏觀經濟中造成失業、通貨膨脹和商業周期；政府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所受到的限制。在接下來的第三部分中，本文就依照教科書中的6章結構、采用與章名完全相同的子標題，簡要介紹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三、后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一）不平等面面觀
本章主要研究了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這是一個愈來愈被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重視的議題，它在該教材的前2版中還不曾作為單獨的議題加以討論，而在第3版則被作為宏觀經濟的首要問題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

1．不平等問題的提出
本章提供了大量的調查、案例、統計數據、實驗及圖表來證明如下的結論：（1）在美國，就決定一個人經濟是否成功的眾多因素而言，一個人的能力、奮斗精神和勤勉工作固然主要，但同樣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他的種族、性別和父母的收入，而這就是“不平等、感到不能接受、并要倡導一些政策來消除”的差別；（2）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21世紀初，幾乎用任何方法度量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美國都引人注目地加深了。

(1) 收入的不平等
美國納稅人中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份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里根與克林頓執政期間急劇上升；  美國CEO的收入與工人平均工資間的比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49:1劇增到1998年的2388:1； 無論是按五分法（將美國家庭按收入大小排序后平均分成5等份）考察最富有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還是考察最富有的10% 的家庭的收入，無論是考察絕對數量還是考察相對的份額，富人的財富與60、70乃至80年代相比，在2001年都明顯上升了； 美國家庭的非住宅凈資產（除去住宅所有權的凈財富），無論是從種族和性別的角度還是從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角度看，貧者和富者之間都差距懸殊。
(2) 種族、性別和父母收入的不平等
·           父母收入的不平等
密歇根大學收入動態研究小組（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自1968年以來對一組有代表性的個人及家庭樣本做了定期的調研，發現財富的不平等在代際間的傳播是非常明顯的。數據顯示，美國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子女，成年以后有40.7％的成為人口中最富有的20％，22.9％的成為最富有的10％；只有6.8％的成為最貧困的20％，僅有2.4％的成為最貧困的10%；而從人口中最貧困的10％的家庭中起步的孩子，成年之后有50.7％的成為最貧困的20％，至少31.2％的成為最貧困的10％，僅有3.7％的成為最富有的20％，才不過1.3％的能躋身于最富有的10％。
·           種族的不平等
進入20世紀90年代，自30年代以來曾持續取得進步的種族平等和人權運動“結束（end）”了。 大量有關種族歧視的實驗表明，在其它方面完全相同的白人和非洲裔美國人，在購買汽車、租用公寓和申請貸款上都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一個最新的“‘聽起來像白人或黑人名字’的高質量和低質量簡歷在勞動力市場上被回電的頻率”的試驗顯示，無論是高質量的還是低質量的簡歷，“聽起來像白人”的名字的回電率都高于“聽起來像黑人”的名字的回電率；“聽起來像黑人”名字的高質量簡歷，幾乎顯示不出回電率上的優勢；而只要是“聽起來像黑人”名字的簡歷，無論質量高低，回電率都低于“聽起來像白人”名字的低質量簡歷。
·           性別的不平等
在幾乎所有的職業中，除了兒童保育工之外，男性的中等周薪均超過女性。但這不是因為女性的體力較差。因為在需要體力的職業中，如農業工人和樹木搬運工，男、女工資的差別微不足道，而在不那么需要體力的職業中，如律師和內科醫生，男性的工資都比女性的高出3至4成。
美國社會存在的性別歧視，已經造成了職業上的性別隔離：一些職業幾乎全部由男性壟斷，而另一些工作則主要由女性承擔。而就“性別職業”的工資而言，男性職業中的最低工資也比女性職業中的最高工資要高。
職場上的性別歧視甚至擴展到了社會生活領域。“個人征友回電實驗”發現，無論男、女，只要從事的職業與自己的性別不相“符合”，就會在回電排名中處于劣勢，即使他們的業余愛好、身體素質等都與那些從事與性別相符的職業的人相似。
2．不平等產生的原因
（1） 技術需要較高的技能，使高報酬流向了受到更好教育的人；某些制造業部門的萎縮導致了許多曾支撐著中等收入家庭的高薪技術職位喪失； 服務和銷售部門的增長，造成分配中的“好”工作和“壞”工作同時激增，而中等收入的工作則逐漸消失；

（2） 富有且收入高的人擁有的用作教育和投資的資產的回報比以前更高了，而財富的持有更不平等；

（3） 曾被普遍接受的報酬公平的準則被逐漸消蝕，給CEO支付特別高的工資更為人們所認可；
（4） 美國工人所受到的來自世界其它地區工人、移民以及非法勞工的競爭更激烈了；
（5） 貧困家庭收入補助的減少迫使更多的人進入低工資勞動力市場，而最低工資的實際價值一直在下降；
（6） 高收入男性和高收入女性結婚的情況比過去增多，部分地解釋了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

（7） 工會力量的衰弱降低了工人討價還價的能力。

（二）世界范圍內的發展與貧困
這個問題也是第1版沒有單獨出現而在第3版增補充實的。它把研究的視角由美國投向了整個世界，并從歷史的視角對該問題做出了后馬克思主義的回答。

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收入不平等是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而不是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而各國間收入與經濟增長的巨大差異正是來自資本主義自身的運行方式：資本主義的發達與不發達都可以用調節生產過程的制度和國際交換及投資模式來解釋。

1．世界范圍內收入水平的差異
以美國、瑞典、日本、墨西哥、中國、印度和肯尼亞7個國家為例，它們在2000年人均收入、新生兒預期壽命、嬰幼兒死亡率和未受學校教育的人口的比重4個指標上均懸殊差距； 在1993年世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圖（按1998年美元計）中，75%以上的世界人口聚集在年收入3150美元——這是當年的世界平均年收入——以下區域，擁有更高收入的人口在全球人口中鳳毛麟角； 把印度、巴西和美國的人口各分為五等份放在一張圖中對比，每個五分之一的人口在1999年的平均收入差距更為懸殊。
2．世界收入水平差距懸殊的原因
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美、德、日、挪威、丹麥、瑞典，與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剛果、海地、孟加拉國，都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世界收入與經濟增長的巨大差異只能用資本主義自身的運行方式來解釋。

(1) 資本主義激勵經濟的發展
資本主義是歷史上第一個這樣的經濟制度：它的精英由競爭中的勝利者構成，而競爭的內容是以較低的成本生產別人需要的產品；它以失業為武器激勵工人努力工作；將維護私有財產的安全性和保持社會精英與勞動者經濟地位的不穩定性結合在一起促進創新與投資。私有財產的安全性保證了贏利者可以保有自己的財富；經濟地位的不穩定則意味著失敗者必須蒙受損失：破產或失業。

(2) 資本主義拉開了貧富國家的差距
資本主義的經濟主體處于市場和投資的競爭之中，而競爭的過程就會獎勵勝者、懲罰敗者，所以世界經濟充滿了累積的優勢和累積的劣勢。在富國不斷地把新增獲利用于生產力的繼續增長并享受“良性循環”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同時，窮國卻無法啟動其生產力的發展、被困在貧窮的“惡性循環”和“動態成本劣勢”之中，于是差距越拉越大。

（三）總需求、就業與失業
1．關注失業問題，直指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的矛盾
因利潤驅動而運轉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就業問題上呈現出這樣一幅令人費解的圖景：它會在既有需求、又有物質資源和閑余勞動力的情況下停止生產，既讓資源閑置、讓需求得不到滿足，又讓工人遭受失業的痛苦。

2．通過對總供求、就業乘數和投資乘數的分析，探尋如何通過政府的政策熨平商業周期、降低失業率
(1) 重視反周期政策
 

有兩類反周期政策是為后馬克思主義者所重視的：一類是精心設計的使政府在經濟收縮時自動多支出而少收稅的機制，即“內置穩定器”的財政政策，如失業保險和所得稅。

另一類是政府有意識地改變支出、稅收或利率，以抵消消費者或企業的支出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變化的反周期政策，如政府有意在企業不投資時投資、在個人不消費時消費。

(2) 批駁降低工資解決失業問題的觀點
針對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失業會導致工資下降，而降低工資可以解決失業問題的觀點，后馬克思主義者予以反駁，提出了“工資引導的就業形勢[③]”和“利潤引導的就業形勢[④]”理論及相應的政策措施。

首先，失業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工資會下降，這是由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所決定的：是否雇用工人以及支付多高的工資是由雇主決定的。而雇主會盡可能力地提供某種程度的高工資以產生足夠的激勵能使員工努力工作、產出最大，最終降低企業的單位勞動力成本。因而工人愿意就業的低工資在現實中是不起作用的。

工資下降了是否可以解決失業問題呢？即使工資的確下降了，產生的結果也不一定是更高的就業，而是根據工資變化對總需求產生的影響分為就業增加、不變或下降三種情況。

這是因為雇主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它是由對企業生產的商品的需求帶來的，而后者受制于一個社會的總需求。如果工資增加、工人的收入增加導致了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對工人的需求和就業就會增加；但如果工資增加減少了利潤，投資降了，就業就會減少。因此，兩相對比，若投資的下降高于消費的上升，則總需求下降、就業減少，反之，則總需求上升、就業增加。

更進一步，工資增加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可以通過c和j來研究：（1）c--工人工資中用于消費的部分，它通過消費作用于總需求；（2）j--利潤增長1美元導致投資的增長量，它通過工資增加、利潤下降、抑制投資而作用于總需求。如果c>j，工資增加會對就業產生正面影響，于是出現了工資引導的就業形勢，這時增加最低工資促進就業就有了合理性；如果c<j，工資增加則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出現了利潤引導的就業形勢，此刻，以增加就業為理由削減公司所得稅也便有了依據。
（四）宏觀經濟政策的兩難選擇
本章是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探討就業問題，它一方面揭示出財政或貨幣政策雖然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至少熨平商業周期的某些循環，卻不可能實現持久的充分就業，另一方面則努力探求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及解決的辦法。

1．財政或貨幣政策為什么不能實現持久的充分就業
在后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失業是社會憑空付出的巨大代價：它既帶來浪費，使有需求又本該生產出來的商品或服務沒有被生產出來，同時還帶來個人的不安全感和生活困難。

然而，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理論上可以設計出制度讓每個人要么有工作要么有失業的保障；在實踐上，已有一些國家較好的處理了失業問題，例如日本與瑞典在1959-2002年之間平均的失業率僅為2.6%和4.1%。
問題出在哪里呢？表面看來，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著一系列阻礙充分就業的因素，如高就業的利潤擠壓[⑤]、高就業的通貨膨脹壓力、高就業對凈出口的負面影響以及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沖突等。但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阻礙持久的充分就業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制度性障礙：第一，經濟決策的私人性和不協調性使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不匹配；第二，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階級性[⑥]使之需要不安全感來保證其運行，而失業是不安全感的重要的組成部分，起到激勵和控制工人、調節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沖突的作用。

2．突破制度性障礙，解決失業問題
因此，若想實現持久的充分就業，就必須找到另外的管理工作和報酬的方法，以代替用工作的不安全感來鞭策勞動的方法。

(1)  “握手”
“握手”指企業、工人和政府代表相互配合達成的一種協議，既兼顧公平又考慮到足夠高的利潤率以刺激投資，并共同分享由更高的就業帶來的產出的增加：在就業率高的時候，工會不要求增加工資，使企業不會因為價格過高而被逐出市場；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雇主也不使用他們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資的權力，從而保證一定的就業率和實際生活水平。這正瑞典成功地降低了失業率所使用的方法。

(2)  “改變生產過程的階級性質”
“改變生產過程的階級性質”是組建一種由工人所有、民主運營的公司組織，使工人成為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所有者，達到經濟決策分散化的目的，同時，通過市場競爭來配置資源。

(3)  “活躍的勞動力市場政策”
經濟的靈活性[⑦]使大多數人從持續的經濟現代化中受益，卻使失業工人付出慘重的代價：失業、收入損失、自尊心受傷、斷絕了與工友、鄰居的友誼。“活躍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就是為了更公平的分擔這種因靈活性而付出的代價而設計的資助項目，它在失業工人的工作轉換期、培訓新的工作能力時以及需要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遷移時得到必要的資助。

（五）通貨膨脹
后馬克思主義者對美國通貨膨脹的研究非常重視其歷史及實證的方面， 并將通貨膨脹與失業緊密聯系在一起， 對其產生的原因和后果進行了獨特的分析。

1．通貨膨脹的成因——“政治僵局”
談到通貨膨脹的成因時，后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也談到了“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但他們把通貨膨脹的本質視為是收入在不同的利益集團­——如雇主、工人、原料供應商、政府等其他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分配時勢均力敵、出現了無法解決的沖突而導致的后果。如果任何一個參與者的力量強大到無可爭辯的支配地位，就可以既保持自己的需求，又能迫使其他集團放棄他們的需求，于是通貨膨脹一般是可控的。例如，20世紀40年代以前，周期性的高失業率導致工人收入大規模縮減，降低了對商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因而出現了一戰之后價格的持續下降； 20世紀80年代，隨著商界政治影響的增強，工會和其他集團的實力相對減弱，工資停滯，于是70年代的“滯脹”僵局被打破，出現了1980年以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

反之，如果對誰是支配者存有疑問，出現了“政治僵局”[⑧]，隨之而來的沖突就很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如果“政治僵局”與經濟停滯結合在一起，就只能是需求旺盛、供給不足的“滯脹”后果了。

2．通貨膨脹的影響及治理通貨膨脹的代價
后馬克思主義者非常關注通貨膨脹對生產和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以及社會為治理通貨膨脹而付出的代價。

(1) 通貨膨脹破壞生產，以不公平的方式降低了工人的實際收入
通貨膨脹帶來了無法預測的成本，使經濟產出變得不可預測，往往帶來劣質計劃、錯誤計劃，甚至沒有計劃，其結果就是浪費和對生產的破壞。

就通貨膨脹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而言，它既帶來無法預測的成本，又帶來不期而至的利潤，既不均勻又不公平。工薪階層遭受的損失尤其巨大。例如，從1972年到2002年，美國私人生產部門生產工人的貨幣工資雖然從每小時3.9美元上升到了14.95美元，但若以1982年不變價格計算，實際工資則從1972年的8.99美元持續下降到1993年之前的最低點7.52美元，其后雖有緩慢上升，但直到2002年，實際工資仍未達到1972年的水平。
(2) 治理通貨膨脹代價巨大
與主流經濟學通常把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通貨膨脹的治理視作一個成功案例不同，后馬克思主義者為之算了一筆令人遺憾的細賬：從1980到1983年，年通貨膨脹率確實由13.5%急速下降到3.2%，但為之實施的緊縮的貨幣政策，在把經濟送入衰退期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酷的失業：在1982和1983年，美國經歷了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高的失業率。在那些年里原本可以多生產出約1.4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按2003年價格），但實際上卻沒有。這比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整個經濟造成的損失（按2003年價格）還要大。若把損失分攤到每個家庭，相當于每個美國家庭為阻止這次通貨膨脹捐贈了14 000美元。
（六）政府和經濟
后馬克思主義者對“政府和經濟”的研究非常豐富，展示了他們對政府作用的重視以及對資本主義經濟及政治過程的獨特理解。

1．政府在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
面對西方主流經濟的熱門話題——應該讓政府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政府究竟是妨礙資源配置之手、掠奪財富之手還是支持經濟發展之手，后馬克思主義者選擇了一個務實的視角：（1）直接探究與組織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則不同的政府的規則的特殊性；（2）找到它影響經濟運行的方式——規則的執行者、規則的制定者以及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商品或服務的生產者、微觀經濟、宏觀經濟的調控者以及收入和資源的分配者）；（3）不管愿意或應該與否，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政府已經成長為經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反映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對一個更積極的政府的需求。

2．資本主義政府的局限性——“政治的商業周期”和“資本罷工”
由于決定資本主義經濟未來發展進程的最重要因素——投資——幾乎全部掌握在私人的手里，所以，政府的作用、也即其經濟政策的實質最終只能落在它們對利潤率的影響上。后馬克思主義者列舉了影響利潤率的因素以及旨在影響這些因素的政府政策， 既證實了資本主義政府的局限性，也發現了政府在影響經濟周期上的特殊力量：與單個的資本家在制造經濟周期時有限的能力不同，政府能夠只手改變經濟的運行狀況。如果官員為了自己或別人的利益而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故意制造蕭條和擴張，就出現了所謂的“政治的商業周期”。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沒有人公開提倡更多的失業，企業的游說團體、迎合企業利益的媒體和其他與高利潤利益攸關的組織，卻可以以“向通貨膨漲作斗爭”、倡導“財政責任”或者“控制貨幣供給”為名，利用政府的影響讓經濟降溫。

或者，當公民試圖制定某些政策增進福利從而影響到利潤率時，許多個體的資本家就會在既不侵犯公民自由或選舉權、又沒有勾結起來破壞公民權利、也不一定用競選捐贈或游說集團影響政府官員或選舉的情況下，獨立行動、相互競爭，減少某個地區的投資或者根本就不再投資，導致該地區的經濟停滯和失業上升，這就是有能力最終改變政府政策的“資本罷工”。

3．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對政府作用所施加的無可避免的限制，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1) 保護利潤率
讓公民們從一開始就接受這樣的事實，即他們在經濟事務上不是至高無上的，從而把政府的精力僅僅集中在那些將會使公民受益又同時提高——或者至少不降低——公司利潤率的項目上。

(2) 保護企業生產
這是一條理想主義的道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為廣泛的現實，即在資本罷工的時候，由當地的社區、工人、政府或其它形式的民主組織買下這些工廠，于是資本帶走的將僅僅是資金，而工廠、設備、機器都會被留下來，更不用說可以繼續在那兒工作的工人了。

參考文獻：

[ 1 ] 　Barry Clark,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 (Connecticut, London), 1998

[ 2 ]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and Frank Roosevelt,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mmand, and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2005

A Survey of post-Marxian Macroeconomics

Zhao Zhu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4, China)

[Key words] post-Marxian macroeconomics; inequality; aggregate demand;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dern western schools of political economy done by Barry Clark in his book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ideas of post-Marxian macroeconomics on the basi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textbook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mmand, and Change (the third edition, 2005) by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and Frank Roosevelt, who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post-Marxian” of “Post-liberals”. The main theoretical sources of post-Marxian macroeconomics are Marx and Keynes. It studies how th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makes th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and business cycle by influencing the investment, accumulation and aggregate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government’s roles and its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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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稿日期]

  [作者簡介] 趙準（1969－），山東沾化人，清華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貨幣理論、馬克思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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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3個流派是：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

[②] 該教科書的第1版發表于1985年，出版后反響很大，經2次修訂后分別于1993和2005年又出了第2、第3版。隨著蘇東解體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馬克思主義思潮一度低沉，但也帶來了深刻的反思。與前2版相比，2005年出版的第3版更加冷靜、客觀，反映了“后自由主義”的后馬克思主義者的最新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孟捷、清華大學趙準、朱安東已將該書的第3版翻譯成中文，即將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③]工資上升使就業增加的就業形勢。

[④]工資上升使就業減少的就業形勢。

[⑤] 隨著就業率的提高，工資逐漸上漲、利潤率逐漸下降的現象。

[⑥] 指生產中使用的資本品的私人所有制及其高度的不平等，生產出來的商品或服務為資本品的所有者而不是為雇員所擁有，工人是為別人而不是為自己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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