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周來：我寧愿做一個邊緣人

——訪青年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盧周來

「內容摘要」一個正派學者應該追求群而不黨、求同存異。我在我的隨筆集中曾經說過，我的文字不想討任何人喜歡。有人學會了左右逢源，但在學界相互攻訐的背景下，我寧愿“左右都不是”，在人歌人哭鳥來鳥去的學術江湖做一個邊緣人。

　　價值中國網：經常在各大報紙和刊物上讀到您的文章，充分感覺到您的淵博學識和勃勃生力，以及您對現實的強烈關懷，我們非常感興趣的是：是什么使您能夠在如此廣大的哲學社會科學縱橫馳騁呢？

　　盧周來：在學科分化越來越細的時候，我不可能做到在經濟學之外的其他社會科學領域馳騁。但我一向對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史有強烈的偏好，因此，對于一般的史學理論、歷史及其解釋也就有了興趣。這體現在我的文字中，歷史與思想的東西可能會多一些。當然，我同時也認為，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應該懂得歷史、懂得經濟思想的成長過程，這樣才可以避免過分的工具理性，避免結論與現實相去太遠。

　　價值中國網：學界有一種不太好的風氣：分派劃圈講內外，甚至論資排輩，流于“出身論”。多年來，您一直在努力彌合這種種非理性的分裂，主張超越左右翼，超越體制內外。您為什么這樣做呢？

　　盧周來：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有不同觀點的相互碰撞。經濟學也是如此。就拿當下在中國經濟學界備受推崇的奧地利學派、新制度學派來說，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也曾經是“非主流”，但他們對主流經濟學發展的貢獻現在都被承認了。

　　在市場化導致利益分化的時候，為了使得不同的利益群體都有表達自己訴求的渠道，也需要各種不同的聲音，需要不同的觀點，這樣有利于決策民主化，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我這里還想再提醒一句：知識界相互攻訐的風氣真要停止了！包括不少經濟學家在內的學者經常抱怨被輕視、被排斥，甚至被侮罵，我就想，一些學者之間本身就是相互輕視、相互排斥、相互侮罵，還能指望這樣的學者能被重視與尊敬？我記得胡適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包容比自由更為重要！這句話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歷史上盛行“文人相輕”不良習氣的知識圈應該是有警醒意義的。

　　價值中國網：您不但高度關注現實生活，而且高度關注學科前沿。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全球變暖與文明轉型”，事實上，由于全球變暖的影響，近幾年來碳排放交易突飛猛進，已發展成一個巨大的新興市場。國際經濟學界怎么看待全球變暖及相關情況呢？希望您能夠為我們簡要介紹一下，您個人又如何看待全球變暖及相關問題呢？

　　盧周來：我對此沒有什么研究。如果說談點感想主要有三點：

　　第一，包括全球變暖在內的環境問題提醒我們，人類對于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做法應該有所反思。環境產業本身就是人類制造出問題然后被迫解決問題，但其發展又被計入GDP增長之中，最后的結果竟然是環境產業本身又成為推動GDP增長的骨干，甚至支柱產業。這本身是一種反諷。

　　第二，治理全球變暖自然需要國家之間的合作，但合作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走出“囚徒困境”，而這又需要各主權國家之間達成的協議具有約束力。這個難題的解決可能更難。

　　第三，原則上講只能根據成本、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一般經濟學道理，由已獲得發展的發達國家在解決全球面臨的共同問題中承擔更多責任，支付更高成本。

　　價值中國網：本次論壇將特別關注歐陽君山先生提出的“注目禮”的新思想，您是最先發現這一新思想的少數幾位專家之一，并且高度評價關于這一新思想的著作《天下事——中華文明的經濟學證明》。在您對“注目禮”的新思想的高度評價中，有一句話特別引人注目，您寫道：“在‘創造體系’已成學界笑話的今天，君山先生的確創造了一個體系！”您在批讀《天下事——中華文明的經濟學證明》時又提出意見：沒有討論一般經濟學理論所討論的“市場均衡”這一最核心的問題！君山先生也據此進行了修改。能再談談對這本書的看法嗎？

　　盧周來：這些年我注意到，在傳統的所謂學者圈之外其實有一個比較廣大的“民間學者圈”。這些學者可能非科班出身，非專業出身，他們的研究只是出于自身的興趣與追求，并不特別期待學界圈認可。事實上，他們中很多人有成果的一輩子也沒有得到認可與重視。但我通過與這些民間學者的接觸，覺得他們的研究其實是有優勢的。首先，正因為他們非專業出身，使得他們能打破常規，打破已有范式的局限，綜合運用各種知識，來論證他們的觀點；其次，正因為他們的研究首先是出于興趣與愛好，是為著“求真”而“求真”，世俗的約束也少一些，所以他們的觀點有時反而有超越性。

　　歐陽君山先生這本著作，說是經濟學著作，但肯定與我們閱讀的任何一本現代經濟學著作都不一樣，基本概念與基本框架都是他自己建立的。所以創造性是不用懷疑的。我常想，吳思寫的關于中國歷史的研究，先后發明了三個重要概念“潛規則”、“血酬定律”與“官家主義”，也是在傳統的政治學框架之外另起爐灶的結果，而歐陽君山所發明的“注目禮”，極其創造的體系，也是在現代經濟學之外另起爐灶的結果，二者應該有相同的意義。但坦率地說，因為現代經濟學學規森嚴，門檻很高，所以，這決定了君山先生的成果不可能在現代經濟學界產生很大的影響。盡管如此，我尊重他的言說。正如我尊重所有民間學者的努力一樣。我也相信，他們中有人真能成為“知識危機的突圍者”。

　　價值中國網：當前中國社會正遭遇嚴重的信仰危機，這幾乎是大多數有識之士的共識。人們似乎窮得只剩下錢，用您的話說，社會越來越“無根”。在這一點上，您也高度肯定君山先生提出的“注目禮”的新思想——亦被稱為“中華文明的經濟學證明”。您認為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才能找到“根”呢？

　　盧周來：要找到根，就必須重建信仰。在這其中，君山所推崇的中華文明當然是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當前，政府正在推動新農村建設。因為中國仍然是個鄉土中國，包括城里人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國人的根都在鄉村，所以，我認為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把重建鄉土社會作為一個重點，即通過文化與公共空間建設，包括恢復一些傳統的東西，都是使我們找到根的重要步驟。

　　價值中國網：盧老師，最后請允許我們向您提一個比較個人化、甚至還有點敏感的問題。前面說過，學術界流行分派劃圈，作為一位體制內學者，有人說您屬左，也有人說您偏右，還有人甚至說您左右逢源。就我們的印象和了解，您平等待人，實事求是，不唯權威，不唯主流，只唯實，超越左右翼——而且這也是您多年以來就舉的一面旗幟。但您也曾經表示，超越左右翼有點理想化，最后還是選擇把自己作為砝碼放到天平較輕的那一端。那您是不是也屬于哪一派呢？您究竟怎么看待思想界的派性問題呢？

　　盧周來：我個人反對一切派性劃分。一個正派學者應該追求群而不黨、求同存異。我在我的隨筆集中曾經說過，我的文字不想討任何人喜歡。有人學會了左右逢源，但在學界相互攻訐的背景下，我寧愿“左右都不是”，在人歌人哭鳥來鳥去的學術江湖做一個邊緣人。

　　但我也從不諱言我的立場。馬克思寫《資本論》為工人階級提供斗爭的武器，弗蘭克·梅林說那是因為馬克思的“皮膚不夠厚”，不能把背向著“苦難的人間”；或者像胡登所說的，上帝曾經賦予他的靈魂，使他對每一種痛苦比別人感受的更強烈，對每一種憂患比別人感受的更深切。所以，我在與現實政策取向息息相關的經濟學研究中，始終站在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

　　「記者：覃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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