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華人·中國民族主義

陳麗娟

　　“民族－國家”是西方現代性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東南亞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以在地原住民為主體進行本身的國族建構，朝新興民族國家的方向發展邁進。這些民族國家的建立不僅是對其他國家展示其主權的確立，對其國家內部的個人和種族等社會群體而言，也標示著一個新的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過去半個世紀的研究表明，東南亞華人經歷了很多變化。作為這些新興民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與族群屬性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問題。

　　這里我想談談海外華人，特別是馬來西亞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在過去一百年來的種種轉變。

　　馬來亞大學何國忠博士在討論“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時指出：“‘馬來西亞華人’這個身份出現了兩種互相區別而又有聯系的指涉。‘馬來西亞人’是一個政治身份，而‘華人’的屬性又和文化息息相關。”從政治上來說，華人的身份當然可以在馬來西亞和中國之間一分為二，但是從文化上來說，華人知道這樣的身份指涉著一個延續意義的符號。問題也許還更為復雜。“馬來西亞華人”作為一個文化身份，其文化的積累既有中國的痕跡，也有馬來西亞的烙印。作為一個“延續意義的符號”，其歷史記憶已是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基因的組合，無法斷然切割。政治身份與文化認同的區分對馬來西亞華人來說已經不再形成困擾。然而，面對友族關于國家效忠的不斷質疑，華人在強烈維護本身文化身份的行動中難以說服對方，在馬來西亞民族形成與建構的過程中進退維谷。
　　
　　“文化的”與“政治的”民族主義的消長互動
　　
　　史家評論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多從政治或政治意識的角度切入。這一點原無可厚非，因為有關民族主義的討論普遍上按政治性的定義來進行，“政治單位與民族單位是全等的”觀點基本上廣為學者們所接受。然而，文化民族主義可以作為民族主義系統的主體性架構，以維系族體的道德、價值及文化取向，從而把民族的個別特征標準化，構成同一族群的文化價值。因此，文化民族主義的作用也應予以重視。回看馬來西亞，由于“民族”不是天生一成不變的社會實體，而是在特定的時空下型塑出來的“想像的共同體”，加上近代中國內部錯綜復雜又高低起伏的政經發展，東南亞華人（尤其馬來西亞華人）在母國原鄉記憶和殖民地政府的想像下產生的民族主義系譜，展現出色彩斑斕的圖像。

　　海外華人史專家王賡武教授認為，一九五○年以前，東南亞華人的認同意識可以分為“歷史認同”和“中國民族主義認同”。“歷史認同”強調傳統的家庭價值、宗族起源與種族分支的忠誠等原生性元素，是一個導源于華人本身的家庭體系和籍貫的情感核心。由于這種“歷史認同”是向后看的，極少具備什么主張，當地的殖民官員和原住民上層人物都能夠容忍華人以這樣的方式來保持華人屬性。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是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受到來自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激發而產生。王賡武教授提到的這種民族主義的性質并不是由一種熱情的自我發現所決定的，而大都是由來自中國受過教育的華人巧妙游說所決定的，因此是一種“從外部訓出”的民族主義。當地華文教育中的中國教師和報人的努力宣傳確立了這樣的認同，數以百計的華人中小學的建立鞏固了這種身份認同，中日戰爭以及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使這種身份認同更為強烈，更富感情色彩。

　　在考察馬來亞華人政治模式的分析中，王賡武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三個集團說”：甲集團與中國政治保持著直接和間接的聯系，并總是關注著自己與中國的共同命運，政治色彩最鮮明；乙集團由精明而講求實際的多數華人組成，他們關心的是貿易和社會團體的低姿態和間接政治，常常給人以不問政治的印象；丙集團小而不穩，不能把握自己的特性，但一般都抱有對馬來亞的某種忠誠。就華人民族主義而言，甲集團的民族主義傾向最為強烈，而丙集團的最為淡薄。王賡武教授強調它們不是靜止的集團，彼此之間往往發生雙向流動。同時，華人不但在集團立場上存在著分歧，在政治意識和政治行動上也存在著差異。盡管馬來亞華人內部的政治狀態存有很多差異和變數，但不論它是否確如王賡武教授所說的那樣——不成熟、膚淺、具依賴性而缺乏自我運動能力，當時的馬來亞華人民族主義意識的升降變化始終跟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

　　王賡武教授的分析和顏清湟教授的看法有很多近似之處。顏清湟教授在討論華僑（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起源時指出，華僑對中國命運的強烈關切是華僑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征。這種強烈的感情部分起源于種族和文化，部分起源于社會和政治的條件。他們希望看到一個富強的中國，以便提高他們在海外的地位。華僑民族主義既是移民對他們祖國的熱愛的表現，也是他們用以抗衡居留地政府的敵意政策的武器。然而，對于當時苦難較少的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僑來說，其民族主義的誘因不是當地的敵視，而主要是由于對中國的前途和國際聲望的關心所引起的。中國的政治變動引發了新馬華人對中國局勢的不同反應，本地華社在清政府、改良主義者和革命者之間拉鋸，促成了新馬華人社會分歧的政治的民族主義。與政治的民族主義同時存在的還有文化的民族主義。基于保存本身文化認同的強烈意愿，本地華社致力恢復儒家的文化標準，在文化混合的殖民地社會宣揚傳統價值，推行孔教復興運動。通過清政府的領事、外交官等官方人物的激勵，以及中國的改良運動與革命運動的啟導和影響，新馬華人社會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漸成長。顏清湟教授將這股華僑的民族主義，裁斷為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支流，而不是東南亞當地的民族主義的組成部分。

　　兩種分析所使用的語匯盡管不同，但它們所指涉的內容和表現方式仍然是相通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所強調的是政治上的認同取向，而“歷史認同”所仰賴的是家庭宗族感情等復雜的文化元素。二者所體現的都是源自中國民族的認同意識，離不開中國原鄉的歷史經驗和民族情感。王顏二氏所揭示的都是新馬華人在中國民族主義大纛下于他鄉異域留存本身身份認同的行為表現。用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Hobsbawm）的觀點，這是一種想像出來的“民族主義原型”（proto-nationalism），是人類在失去了社群之后潛藏的集體情感，能夠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發揮出強大的政治動員力量。這股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使新馬華人在政治上表現出堅持中國本位的明顯傾向，在文化上體現出承襲傳統價值的強烈意愿。盡管他們當中有很多人身居殖民政府的行政部門，口操流利標準的殖民者語言。

　　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不但沒有隨著“二戰”的結束、日本的投降而消退，反而變得更為強烈，特別在政治上表現得尤其明顯。這一政治的民族主義意識在一九三○和一九四○年代達到了高峰，因而引起殖民政府和原住民政治領袖的密切關注。當政治上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極度高漲的時刻，文化上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逐漸被新馬華社擱置一旁。配合二十世紀反殖民浪潮的主旋律，中國民族在政治上的自決自主自新自強才是眾人期盼的焦點，新馬華社對祖國的統一、解放亦步亦趨。但是，局勢的發展使新馬華人在高度關注祖國興衰的同時，也必須為自己在南洋的命運多加思考。在地原住民的民族主義運動迫使他們不得不在思想上、行動上有所改變。王賡武教授就此做出提醒：“華人對本身的認同意識是可以因事態的變化而改變的。”一九五○年以后，華人的認同概念轉向國家、村社、文化、種族和階級認同。部分華人認同原住民的民族主義運動，隨著反殖民主義的浪潮支持新興民族國家的建立，試圖通過法律保障華人的權益。作為東南亞華人社會中的特例，馬來亞華人社會普遍上愿意放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而代之以新的馬來亞國家認同，但同時又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村社認同來維護這個社會集團在國家中分享權力的權利。華人領袖保留某些作為華人的歷史認同，并且力圖使這種認同的文化特色正式得到確認，成為復合的馬來亞國家認同這個整體的組成部分。

　　王賡武教授進一步裁定“中國民族主義認同”在東南亞早已式微，如果不是在實際上已經滅亡的話，也正在大多數國家內趨向消亡。他認為其復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幾率很小。傳統的“歷史認同”則被意義更為廣泛且更為有用的“文化認同”概念所吸收，而“文化認同”是上述所有概念中最為靈活的，可是對于那些把種族根源作為認同觀念的決定因素的人來說并不那么有用。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中，我們能夠發現，身份認同是一個不容易解釋清楚的問題，用國家、村社、文化、種族和階級來分析華人的認同意識，只能顯示其復雜多變的性質。如王賡武教授所強調，這些身份認同中有些相互重疊，有些概念為一些新的概念所代替，但并不意味著華人從一種認同變為另一種認同。他旨在說明華人具有多重的身份認同。但我們在這些名目多樣的認同概念中，可以找出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義意識的兩條線索和脈絡，它們一直并存于馬來亞獨立前的新馬華人的認同觀念之中。當中國的政治局勢發展變得急迫激烈，本地華人政治上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在水漲船高之下幾乎掩蓋了文化上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但后者并沒有消失。相反，在國共對抗、馬來亞宣布獨立引發國籍爭議與國家認同轉向之際，文化上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重新抬頭，繼續發揮作用。
　　
　　從馬來亞到馬來西亞：國家認同轉向本土，民族認同何去何從？
　　
　　一般的看法認為早期的馬來亞華人對本地政治具有冷漠感，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五○年代中期，當馬來亞開始邁向自治獨立之途才逐漸改變過來。馬來亞華人對本地的國家認同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轉向。

　　馬來亞憲制運動的發展促使越來越多的華人放棄消極的僑民意識，通過合法的途徑取得公民權，成為正式的馬來亞公民。然而，據崔貴強先生的研究，五十年代的前五年在華人爭取公民權的行動中，各社團皆表現出模棱兩可、遲疑不決的態度。對于當時馬華公會的呼吁，許多華人反應冷漠。華人爭取公民權運動迨至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才開始熾熱，并于一九五六與一九五七年間達到巔峰。為了在新興的馬來亞聯合邦享有公民的地位，馬來亞華人不得不積極爭取公民權。盡管這場運動一波三折，但截至一九五八年八月寬限期屆滿之際，超過兩百萬華人獲頒公民權，沒有獲取公民權的華人只占少數。經過長期的僑居生涯，以及跟本地其他居民經歷“二戰”與日本侵略的苦難之后，大部分華人選擇加入馬來亞成為這個新興國家的一分子，并開始投入一段國家認同轉向的歷程。

　　除卻一般民眾的反應之外，研究者普遍上更加關注當時的華裔知識分子國家認同的轉向。林連玉爭取公民權與華語華教地位的努力尤其獲得重視。何啟良博士在一篇論文中表示林連玉的馬來亞公民意識是毋庸置疑的，當時馬來亞華人開始從“中國傾向”轉化為“本土意識”的重大轉折在林連玉身上出現較早。林氏在馬來亞獨立時期是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的領導人，原籍福建永春，一九五一年即正式成為本地公民，并積極推動華人申請公民權運動。他在馬來亞建國前夕已去除他鄉作客的心態，率先成為公民，在一九五二年協助教育部審查及改編華校教科書，在內容上加入本地色彩，向學生灌輸效忠馬來亞的意識。林連玉的言行在在顯示出他把馬來亞視為永久故鄉、認同于馬來亞、效忠于馬來亞的態度和決心。他試圖通過合法途徑爭取華文教育在政治上的平等待遇，然而政府壓制華文教育、以單一語文學校為最終目標的教育政策使林連玉不平則鳴，營造巨大的輿論壓力嚴厲批評政府，最終被褫奪公民權吊銷教師準證，成就了馬來西亞華人爭取華語華文官方地位及華教權益的斗爭中最為壯烈的一幕。

　　論者認為林連玉所展現的內在張力實為“雙重民族主義的交戰”，意即馬來亞新舊民族主義和種族與公民民族主義的雙重沖突。林連玉在這場角力中不幸敗陣，然而在民族權益和國家政治的運作上，他代表了馬來西亞華人爭取平等待遇的一個重要坐標。公民權被褫奪以后的林連玉晚景悲涼，但他對華教運動始終耿耿于懷，他畢生堅持維護中華文化在海外生根的理想奠定了他在華教史上不容抹煞的地位。林連玉死后被視為民族斗士，被尊為“族魂”，被塑造成馬來西亞華教運動中的學習典范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林連玉對傳統文化的堅守不只是感情上的依戀，在理智層面上也是以儒家的價值觀念為做人的準則。何國忠博士就認為：“他沒有擺脫儒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在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結構所起的作用，更無法舍棄他們賴以建立自尊自信的那條源遠流長的文化根脈。對這種人而言，傳統文化越是面臨困境，他們的反應就越強烈，這種對文化的維護感往往又是和民族主義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的。”這一種現象在馬華社會歷久未衰，當政治決策威脅華文教育的延續，試圖動搖民族文化的根本時，華人社會夾雜著民族主義情緒與國家認同，進退于政治身份與文化身份的兩難之中，往往選擇群起抗爭維護華教，以最直接的行動顯示護根的決心。
　　
　　語文政治的受挫與華教地位的退讓，沒有阻止華人將國家認同轉向馬來亞的決心，卻也同樣未能遏止種族沖突的爆發。新加坡參與和退出馬來西亞聯合邦的倉促過程，充分凸現了大馬種族政治的敏感性。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對“馬來人特權”的治國理念提出了挑戰，強調“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是不應該分種族的，并于一九六五年領導反對勢力成立“馬來西亞團結機構”與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領導的聯盟打對臺。人民行動黨與巫統的關系不斷惡化，促發種族情緒的激化，最終迫使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合邦。脫胎自人民行動黨的民主行動黨于一九六六年成立，繼續推行“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理念。與此同時，國內的種族性議題，特別是語文政策和經濟懸差的問題漸形尖銳，種族裂縫不斷擴大。一九六九年第三屆全國大選，聯盟遭受重挫，所得席位大減，反對勢力在獲得突破性的成績后游行慶祝，巫統隨即在吉隆坡發動反示威，最終演變成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的種族暴動流血事件，即為至今仍然“作為最具恐嚇性和政治工具性的歷史幽靈復活于大馬社會各個死角”的“五一三事件”。

　　“五一三事件”以后，“國家原則”、“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等重大政策和措施先后出爐，土著主義的傾向正式通過國家機器的官方運作浮上臺面，馬來政權獲得進一步鞏固。一九七一年國家文化大會所議決的國家文化概念以原住民和伊斯蘭文化為核心內容，其重點是以單元消除多元，要求其他族群向馬來文化認同以避免族群糾紛。這個國家文化本土化工程還要以馬來文進行論述，華人以中文來強調愛國意識顯然不夠，因為“中國”的形象依然會存在。自此，華人的文化表演遭受諸多刁難、中文（字）的使用面對許多限制，不合理的條文令華人社會應接不暇。國家教育的面貌也隨之改變，單元化的教育政策投入運作，高等教育根據族群比率錄取學生以便更多原住民進入大學的“固打制度”（配額制度）正式實施。政府利用原住民特權為由采取各種優惠措施從各方面扶助原住民社群，華人在這樣政治氣壓下不斷被邊緣化，在各個領域中節節敗退。原住民特權下衍生出來的是華人的自救悲情，華人的自救悲情與原住民支配主義的對峙，則導致族群之間的界限更形明顯、族群之間的對話空間更加遙遠。面對層出不窮的行政偏差和不公對待，華人社會顯然找不到有效的對策。

　　國族建構和身份認同的問題是每一個新興國家立國過程中的重要部分。從馬來亞到馬來西亞，它保留了多元族群和文化的特征。然而，全國上下任何族群的國民都知道，馬來文化是這個國家的民族建構的主體，及其國家文化的主要成分。從馬來西亞華人的角度出發，他們完全能夠接納成為馬來西亞國民這樣的一個政治身份，即使是以承認原住民特權退讓族群權益作為代價，卻不愿意接受同化而喪失他們的文化認同。他們愿意和其他族群在政治上融為一體并被允許保留一定程度的華人文化認同。然而，前路似乎仍是山重水復。

　　文化中國：馬華中國民族主義的一陽來復？

　　文化傳承在馬來西亞華人的生活中是極受關注的。從情感上來說，就是要讓自己看上去更像華人，或仍然像個華人。在“馬”“華”的文化語境中，這就涉及到“馬”和“華”的成分比率多少的問題。這樣的說法原是出自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多元族群的互動中自我設定的標準，以便和其他族群，特別是和馬來人達致合理、有效的溝通。但是，這或許是華人的一廂情愿；“對馬來群體而言，中國文化是外國文化，所以堅持外國文化的族群就是外國人，而保有外國人的特性而宣稱是本國人是對馬來民族的嚴重冒犯”。從長期累積的文化沖突所得的教訓中，馬來西亞華人有了極其嚴格的自我審查和過濾“機制”，對國內的“敏感問題”特別敏感，包括對“中國”字眼的運用。所以，本地的炎黃子孫只能是“馬來西亞華人”，而絕不能是“馬來西亞的中國人”。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中國人”只能是政治身份和國籍歸宿，而絕不能是個文化符號或人種標簽。在馬來文的運用中，也“自動自發”地以“China”來指涉“中國”或“中國的”，以“Cina”來指謂“華－”或“華人的”。然而，從來就沒有人要求創造新詞以作為“印度”或“印度的”的替代，以區別遠方的“印度”人和馬來西亞的“印度人”。這種看來荒謬可笑的雙重（或多重）標準的舉措，對解決族群沖突、增進種族了解沒有實際的助益。

　　馬來西亞各個族群都應該清楚，“從馬來西亞現有的情況來看，完全以國家認同取代原生性認同無疑緣木求魚”。文化認同不必要與政治身份達致完全的統一。民族的情感可以誘發可以疏導，卻不能壓抑。民族歷史把民族說成是一個同一的、在時間中不斷演化的民族主體，為本是有爭議的、偶然的民族建構一種虛假的統一性。杜贊奇先生批評那些認為民族主義代表著統一的意識或身份認同的觀點，他認為“民族主義雖然宣稱是統一的或具有統一功能的身份認同，但實際上是一種包容差異的現象”。

　　“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理念在馬來西亞的政治論述和實踐中是一項禁忌。這一點明顯阻礙了民族建構以及馬來西亞民族主義的誕生。如前所述，政治身份和國家認同在馬來西亞已經不是一個問題，對文化認同意識的各種差異應該予以包容。讓各族擁抱各自的文化想像和追求，更能擴大馬來西亞文化熔爐的豐富內涵。對馬來西亞華人而言，“文化中國”概念的提出，顯然是馬華社會在全球化浪潮下達致文化回歸的一個值得期待的消息。“文化中國”的概念衍生自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在中國種族和地域出現分裂的政治現實中，“文化中國”顯然具有長久永恒的意義。盡管有人嘗試發揮這個概念施展“文化出擊”，以充作彌補臺海兩岸政治裂縫的“文化橋梁”，在“文化中國”論域中盡管有很多問題需要深究，有很多難題亟待解決，更難免滲入政治的考量，但對于被納入第二意義世界的馬來西亞華人來說，重新擁抱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吸收文化養分并報之以馬華獨有的文化資源，何等樂事！

　　王賡武教授在回應“文化中國”這個意念時指出，“文化中國”的號召力是在它能夠給中國人，尤其是海外華人一點新希望，叫他們認清現代文化是古今并存，中外共享的。健全的文化跟國家的興旺、開通、富強密切相關，若重視文化而不重視經濟、政治，不僅中國會漸為貧困，文化也會漸漸地削弱，遲早被放棄的。

　　（《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版；《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何國忠著，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二○○二年版）

《讀書》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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