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賽義德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

趙稀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博士生導師 ）

馬克思恩格斯是否就完全沒有“西方中心”的問題呢？其實也不竟然。以下從兩個方面談談馬克思這一方面的時代局限。

第一個方面涉及社會發展理論。馬克思持一種線性進化觀。他認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能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正是出自于對東方國家發展道路的考慮，馬克思在批判了英國殖民罪惡之外，又肯定了它在破壞印度封建制度和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所起客觀的進步作用。這一論述已經遭到后來的“依附理論”及“世界體系理論”學派的尖銳批評。阿明對馬克思關于東方資本主義化的論述耿耿于懷，“馬克思在談到殖民統治使這些社會，尤其是印度，發生的變革時，認為這會導致東方的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他指出，殖民主義政策確實的反對這一點的，它使手工業遭到破壞之后阻止現代化工業在殖民地建立起來。但是，他認為，任何力量也不能長期阻擋當地按歐洲模式發展資本主義。專門論述‘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的文章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印度被英國貴族和商業資本掠奪以后接踵而來的是宗主國資產階級進行的工業化；鐵路將使得自主中心的工業興起。馬克思對此非常肯定，他擔心一個資產階級的東方可能最終會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的勝利。”他認為，囿于時代局限，馬克思未能預料到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壟斷資本就是要阻止可能從競爭中產生當地的資本主義。外圍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仍然是外向的，它建立在國外市場的基礎上，因此不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外圍地區充分發展。”[9]與馬克思相反，印度的尼赫魯認為英國的統治給印度帶來的長久的不發達。他《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指出:“我們今天的幾乎所有重要問題都是在英國人統治期間生成的，而且是英國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王公，少數民族問題，各種外國的和印度的既得利益，工業缺乏，農業荒廢，社會服務的極端落后，以及首先是人民悲慘的貧困。……一個突出的事實是：印度受英統治最長的地區在今天是最貧困的。的確可以畫一個圖表，說明英統治長度與貧困日益發展之間的密切聯系。”[10]“依附理論”的創始人美國的巴蘭支持尼赫魯的上述觀點，認為英國人在肥了自己的同時，“系統地毀滅了印度社會的全部結構和基礎”。弗蘭克在《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一書中專門申引了《印度的發現》中的上述文字，說明自己的理論,“印度不發達的發展的最經典的實例歷史，說明了我們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區也碰到的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發展中的所有重大的結構性因素：出口經濟的發展伴隨著極不平等的收分配，經濟剩余流向宗主國，全國與地方經濟和階級結構轉變為符合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和宗主國發展需要的職能，宗主國殖民勢力與本地反動利益之間的天然聯盟及其不發達政策，資本主義殖民地化的長度與強度同極度不發達之間的密切關系。”[11]弗蘭克對于馬克思主義最為尖銳的批評來自于他的近著《白銀資本》。在這部書中，他根據自已對于1500年后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發現，認為馬克思關于東方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斷言是不正確的，因而馬克思的社會線性演進方式也不能成立。弗蘭克說：“馬克思把中國描繪成‘小說保存在密閉在棺材里的木乃伊’是絕對沒有依據的。他所謂的流行于印度、波斯、埃及等地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點也是如此。”“亞洲根本沒有‘停滯’，人口、生產和貿易都在迅速擴張。”由此，弗蘭克認為，馬克思主張社會階段的劃分是“純粹的意識形態虛構”。弗蘭克還援引蒂貝布的話，尖刻地將馬克思主義稱為“涂成紅顏色的東方學”。[12] 弗蘭克《白銀資本》以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為宗旨，書中稱引賽義德的《東方學》及馬丁·伯納爾的《黑色雅典娜》等書，引為同道。在我看來，如果單從經濟及社會發展理論方面對于馬克思東方論述進行批評，是有積極意義的，如果將將馬克思完全淹沒于西方的“東方學”種族主義傳統中，則如前文所論是有有失公正的。

第二個方面涉及馬克思的社會解放學說。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解放學說主要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因此他們考慮的范圍主要在歐洲發達國家領域內，他們雖然堅決支持非西方國家的反殖民斗爭，但事實上主要將其定位于對于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促進和配合上。我們常常津津樂道于馬克思《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中所談的歐洲和中國革命的互動關系，事實上馬克思的著眼點主要在英國革命上，中國太平天國內亂的意義不過在于癱瘓了英國的對外輸出，造成英國的經濟危機，從而引發革命。“中國革命將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革命。”在談到印度革命的時候，馬克思也強調，印度的革命使英國的武裝抽調出境，并且使英國耗費巨大，因而可能成為歐洲革命的促進因素。1882年恩格斯在回回答考茨基關于殖民地問題的時候說：“一旦歐洲經過重新組織，北美洲也會這樣，它將會提供如此巨大的力量和這樣一個先例，以至半文明的國家也將會仿效。其實只是經濟上的需要就促使這樣做。”恩格斯在這里的意思是，首先是西方（歐洲，北美）國家的革命，然后會引起非西方革命的效仿。后面一句話表明這種革命次序的根據，即經濟發展的程度。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其更早地達到革命的時刻，而非西方國家的仿效在根本上是由其經濟原因引起的。馬克思預言：“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13] 但是未達到西方社會發展程度的殖民地，究竟如何進行革命？進行什么樣的革命？這些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則并未多加思考，恩格斯承認：“至于說到這些國家在照樣達到社會主義組織之前必須經歷什么樣社會的和政治的階段，我認為在今天我們只能提出一些頗為無益的假設。”恩格斯只能肯定一件事：“勝利的無產階級不能在不損害他們自己的勝利這種情況下將任何一種好事強加在任何別的國家的頭上。“由于無產階級在解放自己的過程中不能進行任何殖民戰爭，這個革命只好任其發展。”也就是，西方無產階級即使在勝利的情況下，也不能直接幫助非西方國家的革命。[14] 由此我們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視野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這是由他們的建立在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之上的經濟政治學說所決定的，非西方國家則由于經濟的落后，其革命則變成了次要的，或者干脆就沒有納入考慮。這里或者可以說有一個“西方中心”的問題。但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中心”與否并不涉及民族國家的優劣等級問題，它是由兩者之間的經濟發展的差異程度造成的。

直到20世紀的列寧，才第一次從理論上正面論述了殖民地的革命問題。列寧大力支持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自決運動，并且將殖民革命與整體推翻帝國主義的問題聯系在一起，最終將殖民地革命定位于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此，殖民地革命就有了明確的定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系在了一起。不過，列寧仍然區分了歐洲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革命的區別，即在目前階段，殖民地革命還只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軍。因而，嚴格說來，列寧的思想仍然是“西方中心”的，說得好聽一點是“世界視野”的。

如果看一看法儂（Frantz Fanon, 1925-1961）的思想，我們就能夠察覺到馬克思列寧一路思想的問題。投身于阿爾及利亞獨立革命的法儂是一個地道的殖民地知識分子。正國為這種本土的位置，法儂能夠體察到上述來自于“西方本位”的革命思想的種種局限。譬如，馬克思階級本位的劃分方法忽視了殖民地特有的種族問題。法儂認為，在殖民地，最為根本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種族對立，而不是階級對立，或者說，這在殖民地這兩個問題是二而為一的。法儂說：“在殖民地，經濟基礎同時就是上層建筑，原因同時就是結果。你富有，因為你是白人，你是白人，因為你富有。這就是每次我們在面臨殖民地問題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分析略略需要擴展的地方。”法儂認為，雖然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前后的社會作過透徹的分析，但殖民地與西方的歷史語境卻不盡相同，因此馬克思主義“在這里必須予以重新思考” [15]。再如，殖民地國家的階級分布情況與西方國家也是不一致的。法儂認為：就阿爾及利亞而言，工人階級不但數量少，力量孱弱，而且本身是受益階層，因此革命的積極性不高，更不應擔任領導階級。在法儂看來，阿爾及利亞最主要的革命力量是農民，這是一個為革命政黨忽視的問題，在《世界上不幸的人們》一書（1961）中，他將《共產黨宣言》里的形容無產階級的話放在阿爾及利亞的農民身上：“很清楚，在殖民地國家，只有農民是革命的，因為他們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卻可以得到一切。”他認為，在階級劃分中不被重視的農民，其實最具革命的動力，“被劃分到階級系統之外的饑餓的農民，在被剝削者當中，首先發現（革命）中有訴諸于暴力。對他來說不存在妥協這一字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惟有力量的較量。”[16] 我們知道，事實上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也有類似的情況存在，因而也就出現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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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1.

[2] 譯文來自《馬克思恩格斯論印度》，季羨林、曹葆華原譯，易廷鎮補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3] Edward W Said，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1978。王宇根譯《東方學》三聯書店（北京）1999。

[4] 卡爾·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季羨林、曹葆華譯，人民出版社。

[5]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郭大力、王亞明譯，人民出版社。

[6]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ublished by Vintage 1994.

[7] 恩格斯《阿爾及利亞》，易廷鎮譯，《馬克思恩格斯論殖民主義》，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8]馬克思《秘密通告》，易廷鎮譯，《馬克思恩格斯論殖民主義》，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9]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論外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1976），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版。

[10] Nehru, Jawaharlal, The Discovery of India.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60.

[11] 弗蘭克《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譯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 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面編譯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13] 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易廷鎮譯，《馬克思恩格斯論殖民主義》，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15]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 40, Grove Press, Inc. New York.

[16]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 61, Grove Press, Inc.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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