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階級問題的六點看法
米歇爾·茨維格（Michael Zweig） 著
孫壽濤 譯
作者簡介：米歇爾·茨維格（Michael Zweig）在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經濟學，并任該大學工人階級生活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tudy of Working Class Life），他是2000年出版的《工人階級多數：美國保守得最好的秘密》（The Working Class Majority: America's Best Kept Secret）一書的作者，2004年出版的《階級與21世紀美國社會的關系》（What's Class Got to Do with it?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主編。
譯者簡介：孫壽濤，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1、我們需要改變對美國社會中階級的理解，應從"富人與窮人"的劃分轉向"工人和資本家"的劃分。
當我們更為經常地使用"工人和資本家"這一更為準確和有用的術語時，我們將更好地把握美國社會發展的階級動力，并能更容易地理解美國社會中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持續存在。拋開種族和性別問題，我們也將更便于開展政治運動，以扭轉幾十年來以犧牲勞動人民利益為代價使公司權力日益鞏固的趨勢。
我們應清楚界定工人階級和公司精英（或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分野，前者占美國人的大多數（占美國勞動力的62%），后者僅占美國勞動力2%。兩大階級之間是所謂的中間階級（占美國勞動力的36%）1。
約翰·愛德華（John Edwards）曾于2004年界定的"兩個美國"，費爾南多·費樂（Fernando Ferrer）在其2005年紐約市長選舉中所說的"兩個紐約"，都指出了應成為我們政治對話和社會政策前沿和中心的重要的社會現實。但這些劃分從未像"窮人與富人"的簡單區別那樣得到最好的理解。
必須從權力角度理解階級，而不僅僅是從收入、財富或生活方式，雖然這些確實都隨階級不同而不同。從權力出發，有助于我們將階級理解為一種動態的社會關系，而不是一組靜態的特征。從權力入手調查階級問題才有可能發現階級、種族和性別之間的有機聯系。從收入、財富、生活方式，或教育等角度理解階級，則將階級問題與種族和性別問題分割開來，只有作為權力關系而不是作為個人具有的固定特征，才能最好地理解種族和性別問題。
工人階級（The working class）是這些人，他們相對來講在工作中幾乎沒有什么權力--如白領的銀行應答員、呼叫中心的職工；藍領的機械師、建筑業工人和裝配線工人；粉領的秘書、護士和家庭護工，有技術的和無技術的各種族、民族和性取向的男人和女人們。這些工人階級的成員，對于工作的節奏和內容幾乎沒有什么個人的控制權，對他人的工作也沒有什么監督控制權。今天在美國的勞動力中屬于工人階級的有9000萬人，美國有一個相當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多數（working class majority）。
資本家階級（The capitalist class）是大公司的公司精英、高層經理和董事，其工作是對各自的公司進行戰略性的指導，并與政府機關和其他公司的高級經理進行交往，其公司的日常運作則交由中層的經營管理人員打理。在這方面，他們不同于小企業業主，小企業業主與其極少的雇員一起工作并直接管理雇員。這些小企業業主，雖然就其雇傭工資勞動者而言是字面的資本家，但如下所述他們作為中間階級則更好理解一些。
統治階級（The ruling class）比整個資本家階級人數上要少得多，且包括非資本家階級的成員。統治階級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超越其個人的企業或機構而從國家整體意義上給出戰略性指導。例如那些在多個董事會任職的公司董事們，他們有機會協調跨企業的資本家的活動，并吸收政府三個分支機構的政治精英及文化和教育界領導人，以維護公司利益。整個的美國統治階級的數量可以塞滿揚基體育館（Yankee Stadium）的座位（54000）。
中間階級（the middle class）是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小企業業主（small-business owners）和管理監督類雇員（managerial and supervisory employees）。不應把他們理解為收入分配方面的中間階層，而應視為生活于資本主義社會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他們的經歷既與工人階級有共性，也有與公司精英相類似的特點。
例如，小企業業主，在企業資產的私人占有方面、敵視工會和弱化勞動規章等方面與資本家有共同利益。但他們也在親自勞動、在資本主義市場和政府權力面前有著很大的脆弱性、以及難于確保充分的健康保險和退休保障等方面，與工人的處境相似。
專業人士也在主要的勞資間階級沖突中處于中間位置。就過去的三十年的情況看，那些其生活與工人階級的生活緊密纏繞在一起的專業人士--如社區大學教師、公訴機關的律師、一些在工人階級居住區的小診所開業的醫生、公立學校的教師等--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位置，與他們所服務的階級的狀況的惡化一起也已經惡化了。而那些更多地參與到服務于資本家階級的人--如公司律師、金融服務專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Big-Four CPAs）、在HMOs和保險公司監管之外執業的醫生--這些專業人士的財富雖然在增長幅度上絕對地和成比例地略小一些，但仍伴隨著其服務的階級財富的增長而增長。
在學術共同體的大部分領域中（特別是緊密聯系工人階級選區的學院）的專業人士，和工人階級成員一樣經受著公司壓力加大的痛苦。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學術工作降級了。它們不再是相對安全的論資歷的中間階級崗位，而成為附屬的或訪問者的崗位，充斥著一個日益增多的第二層級，這些人被隨意雇用而沒有實質的學術崗位保證，這是一個新的學術工人階級（academic working class）。
應強調的是，工人階級不同于勞工部的統計范疇"生產和非監督雇員"。后者包括每一個不是監督者的雇員，如為薪水而工作的大多數教授和其他中間階級的專業人士。然而，將全部無監督權力的雇員匯總為工人階級，掩蓋了其中專業人士所享有的社會地位與工人階級的真實差別。認清專業人士和其他中間階級雇員的矛盾地位，有助于我們理解這部分人群的政治傾向，從而尋求促使他們成為工人階級同盟軍的方法。
2、通常的所謂兩頭（富和窮）小、中間（中產階級）大的說法，是極具誤導性的，導致了我們在美國政治領域中的兩個重要混淆。
A. 陷入了將階級與種族混淆的陷阱，并喪失了階級眼光。在流行的想象和政治選舉的話語中，"窮人"通常指"黑人和西語裔人"或"少數民族"。實際上，在美國，2/3的窮人是白人，全部黑人的3/4不是窮人。種族歧視仍在起作用，并說明了這一事實，貧窮在黑人和西語裔人中被不成比例地經受著（以及由于性別歧視在婦女中）。但我們不應讓他們所受的相當沉重的負擔遮蔽我們對于美國全部貧窮現實的理解。
實際上，貧窮是工人階級的事情。美國大多數窮人生活于這樣的家庭中，這些家庭的成年人經受著周期性的失業，或從事著部分時制工作或低報酬工作。在有兩個掙工資成員的家庭中，一個是全日工作，一個是半日工作，每人都掙最低工資，所得不足以使三口之家脫離貧窮。為擺脫貧窮，我們需要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生產條件。當然所謂"底層階級"（underclass）具有特殊的需要，必須得到理解和承認，但大多數窮人并不屬于底層階級；他們是經歷著艱難時光的工人階級成員。
B. 使我們的政治目標混亂，陷入錯誤的二難選擇之中，或者主張"譴責窮人，改正其性格（fix their character），提升其工作技能"，或者主張"從富人身上削減一二"（take down the rich a notch or two）。
將"富人"視為美國政治錯誤方向的原因和我們政治攻擊的目標是錯誤的。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當戈爾（Al Gore）通過攻擊喬治·W·布什僅僅是有利于最富有的1%人口的減稅計劃來挑戰后者時，民意調查顯示，令人吃驚的是19%的美國人相信他們自己屬于這最高的1%，另有21%的人相信他們在下一個十年中將進入這1%的行列。當我們攻擊"富人"時，許多人認為我們正在攻擊他們和他們的將來。
這個國家政治和經濟的錯誤方向的真正原因是，資本家階級日益不受控制的權力和他們對于少數人利潤的傲慢的追求，這種追求以犧牲大多數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為代價。這應成為我們政治運動的目標。成為富人不是問題的關鍵--在彩票（the Power Ball Lottery）中贏得3.8億美元使一個人變富，但并不能使他成為公司精英的成員。2001年伊始與迪克·切尼（Dick Cheney）商談確定能源政策的人們是富人，但更為關鍵的一點是他們是產業領導人，是美國能源公司的最高領導人。
保守主義業已使太多的美國人相信他們的問題出在政府對窮人的關照上。我們需要扭轉這一視角，譴責的目標不是指向"富人"而是指向公司精英。這一扭轉不應被誤解為"威脅剝奪勞動人民的未來"。
然而，"指向富人"在環保運動中有某些合理之處，不是在通常的意義上，而是在如下意義上，即工業國的人們，特別是富人，需要限制其消費。雖然人們也確信，熱切追求擴大市場的資本家階級，將抵制對其不受限制的消費的任何挑戰，但不受限制的消費更多地是收入問題，而不是階級權力問題。
3、卡特里娜颶風破壞之后海灣沿岸的種族和階級的現實大大不同于媒體在災難之后喋喋不休所說的"種族和階級的教訓"（lessons of race and class）。
卡特里娜颶風之后，美國各媒體的頭條和新聞分析中充斥著有關"重新發現美國階級和種族"的斷言。但即使美國媒體及留心的公眾從長期以來千百萬民眾默默地獨自忍受的貧困生活的現實中驚醒過來，舊有的混淆仍在持續，遮蔽著美國的種族和階級現實。在媒體的典型的用法中，"種族"意指"黑人"，而"階級"意指"貧窮"，二者是所有被困入新奧爾良大運動館和會議中心（the New Orleans Superdome and Convention）的非裔美國人的共同特征。
從階級的眼光來分析這種形勢，會將新的信息帶入事件的焦點。在新奧爾良城區（包括路易斯安那東南部的七個縣）的所有勞動力中，70%從事著工人階級的職業。就整個城區而言，在卡特里娜之前，全部勞動力的37%是少數民族，幾乎全部是黑人，這一份額在最大的三個縣（三個縣合計占整個城區的85%）有著很大的差異：最大的Jefferson 縣，少數民族占26%；奧爾良縣，少數民族占66%；St. Tammany縣的少數民族則僅占11%。
四個白人工人中就有一人就業于工資等于或接近官方貧困線的工作。無論是在黑人占主體的奧爾良縣，還是白人占主體的Jefferson 縣，都是如此。他們從事著低工資的工人階級職業（保健類、食品準備類、建筑維護類、護理和銷售類等），這些職業的年工資在12000美元到18000美元之間--最多者仍不足以使四口之家脫離貧困。新奧爾良的勞動力中有工作的窮人中有85000名白人。相對照的是，這種狀況的少數民族（幾乎全部為黑人）大約有65000人（30%的少數民族在這一地區就業）。
看一下就業圖譜的另一端，管理類和專業類職業，黑人的從數雖然不成比例，但毫無疑問是缺席的。2004年在新奧爾良城區少數民族持有47000個這類職業（或26%），在新奧爾良城（奧爾良縣）少數民族持有45%的管理和專業類職業（他們在整個勞動力隊伍中占66%的份額）。
在建筑業（construction trades），這一地區的黑人和白人所從事的這類職業則與其人數上所占比例相符，在29000個這類相對的"好工作"中，少數民族從事著11000個。布什總統中止"戴維斯-培根法案"（the Davis-Bacon Act）--這一法案要求聯邦政府資助建筑項目以支付工會水平的工資--對海灣地區的建筑業來說，同等嚴重地打擊了建筑業的黑人和白人。相似地，聯邦住房規劃的第8部分（Federal Section 8 housing programs）系為有工作的窮人家庭所設計，布什當局在卡特里娜颶風后拒絕使用這一規劃同樣既影響了白人，也影響了黑人工人階級家庭。
如果在卡特里娜颶風災難中僅僅看到和提及黑人犧牲者，我們就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在不忽視也不低估非裔美國社區所遭受的不成比例的災難的同時，很有必要--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承認成千上萬的白人家庭與其黑人鄰居一起所遭受的打擊，這些家庭幾乎全屬于工人階級，忽視白人所遭受的苦難只能有助于種族仇恨，而阻礙了黑人與白人之間政治聯盟的發展，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需要這種聯盟以挽救為了公共福利而進行的重建。
4、準確地界定階級力量是發起一個更為有效的政治運動的出發點，這一政治運動旨在推翻近40年來橫掃美國的日益強盛的右翼潮流。
我們需要重估進步的政治運動的構成基礎，而將階級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重構（reformulate）我們的工作。紐約時報的一篇新聞報道這樣評價2005年的紐約市長選舉："布魯姆伯格（Bloomberg）在少數民族選民中所獲得的支持，意味著民主黨人費爾南多·費樂（Fernando Ferrer）建立依附性的黑人和西語裔選民的戰略成為正逐漸顯現的政治現實的犧牲品：黑人和西語裔人不再自動地作為一個集團投票，一個中間階級聯盟可以勝過傳統的以種族為基礎的訴求。"
目前，階級差別已以更為重要的方式分割了各種族和民族的人口。與其在勞動力中所占份額相比，雖然黑人和西語裔人在更大程度上不成比例地成為工人階級，而在更少的程度上成為中間階級和資本家階級（而且與白人相比，他們更多地從事著低工資職業），但是仍有上百萬的黑人和西語裔專業人員、經理和小企業業主，在公司上層精英中的數量與日俱增。每個階級都因種族和民族的不同而分裂；每個種族和民族集團也分裂為不同的階級。
將這種階級和種族的馬賽克中的力量重組到進步聯盟中需要的是直接訴之于階級利益和階級認同，同時繼續承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仍是導致跨階級苦難的重要因素。只有以階級為基礎并與種族和性別問題相協調的政治運動，才能產生推翻和限制公司權力的社會力量，近幾十年來這種公司權力掙脫了控制，造成了很大的社會災難。
在這個方向上最近的例子是杰西·杰克遜（Jesse Jackson）1984和1988年的總統選舉，在這兩次選舉中，他通過無休止地維護工人階級的愿望，參與工會、罷工和其他工人運動，同時絕不忽視種族和性別問題的持久重要性，而獲得了相當數量的白人男性工人階級的選票，
主張勞動人民的利益，也可以成為有益于大部分中間階級成員的政治聯盟的基礎。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過去的30年里，當工人階級的生活變得日益困難的同時，上百萬的專業人士、低層經理(supervisors)和小企業業主--那些中間階級中其生活最接近工人群眾的部分--同樣遭受了挫折。同時，中間階級中緊密與公司精英相聯并服務于后者的部分狀況很好。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運動，可以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將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聯系起來以限制公司精英的權力。為了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政治運動，將很難如通常那樣"作為特定的利益集團"而被驅散。
階級應在估價最高法院及其他聯邦法院法官提名候選人時起重要的作用，對此公司精英共同體有著很好的理解。當約翰·羅伯特（John Roberts）在2005年7月被提名時，華爾街雜志報道了他作為一個成功的和有效的公司律師的經歷及其對公司的忠誠，最為著名的是他對抗工人的補償金要求為豐田公司所作的辯護。
紐約時報報道布什當局在幕后籌劃一年，以聯合宗教力量來接受羅伯特的提名。這一過程伴隨著有組織的公司集團為確保提名候選人既得到宗教力量的支持也有利于企業利益，而對聯邦法官任命的游說努力。在撒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的提名之后，有著類似的報道，在許多有關他的關于墮胎觀點的報道文章中，強調他已經"站在雇主而非雇員一邊"。
對女性生育權的保護是一個進步政治運動日程中內在的一個部分，但我們不應在沒有緊密聯系這一日程的工人階級維度下追求它。例如，假如墮胎非法，對工人階級婦女的墮胎可能性的限制，將遠遠勝過中間階級或資本家階級婦女所受到的限制。從那些反墮胎法官及其政治支持者的反勞工立場中，我們可以充分看到這個國家權力的運作輪廓（contours），從而拓展反右翼法官提名者從事同等服務于婦女和勞動人民進步政策的聯盟。
傳統的智慧認為大多數美國人自認為是中產階級成員，所以政治訴求于中產階級對于選舉獲勝是適當的。確實，當提供的選項是"上、中、下"或"富、中、貧"時，大多數人說他們處于中間階級，。但，當工人階級作為選項之一時，45-55%的美國人自認為是工人階級。
我們尚不知當人們自我認定為工人階級成員時他們的意思。我們也不知在他們看來屬于這一階級的標準是什么。我們也不知這種認定與其他認定相比較的力量，這些其他認定，既包括種族的，也包括如作為獵人、志愿防火員、小協會教練、或作為醫院志愿者的"粉紅小組"等特定利益集團的。但這種認定很可能意味著，當階級話語點亮了美國人生活的現實并導向將改善他們及其子孫生活的政治實踐時，他們已經準備好服從和認同于階級話語。
在八年或十年以前，以權力術語表述的階級范疇，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似乎如此地遠離政治對話，以至于它們對于建設性的政治爭論是無用的。但今天甚至主流的評論員也正日益頻繁地提到工人階級、階級斗爭，而在總體上以階級術語貫穿其文章。紐約時報關于美國階級的系列報道，于2005年集為一本書出版，是一個顯著的例子2。杰夫·福克斯（Jeff Faux）的書《全球階級斗爭》（The Global Class War）是另一個例子。嚴肅的階級話語再次成為可能，并充滿生機、奧妙和信心。
回到1981年，汽車業第一次破壞性的退讓性集體談判以后，汽車業工會（UAM）主席道格拉斯·弗瑞澤（Douglas Fraser）將這一過程描述為"單方面的階級斗爭"，在其中勞工未做準備。從那時以來，公司精英--基于對其階級利益的完整理解--對勞工進行了持續的攻擊。進步人士早應認清這場階級斗爭的性質，而創造一個基于勞動人民和其他與公司權力相對抗階層的利益的政治愿景和政策。
5、階級在全球規模上運作。
全球經濟并非孤立于國內經濟。一般的觀點認為，全球化指所謂的"在外的那兒"，而國內經濟是"這兒"--而"在外的那兒"威脅著"這兒"，導致失業、工資降低和資本逃離--這種觀點沒有看到資本積累以其全部的內在動力既在國家范圍內也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著。
過去30年來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的全球積累過程已經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巴西、中國和印度作為主要的例子）產生了強硬的資本家階級，并開始將他們融入到一個全球規模的統一的國際資本家階級中。同時，積累過程的全球展開也導致了全球工人階級的產生，這已經在跨國界組織勞工和國內對移民的反應中有所表現。
基于權力而非收入的階級分析的引入，將扭轉我們對于WTO和IMF運作的觀點。不是將沖突看作全球貧窮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間的沖突，而是看到貫穿于北方和南方的階級分野，這將人們重新組合而進入各自的國際的也是國內的集團中。雖然國家利益仍在起作用，但只要南方的國家政權（aspiration）把持在那兒的資本家手中，他們主導著利益的政治表達，則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的勞動人民將仍處于不利地位。通常所說的南方是進步的而北方是壓迫性的觀念，不僅視全球競技場上作為進步力量的北方工人階級為無物，而且對野蠻的南方統治精英也視而不見。
將我們生活其中的單一經濟體系的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整合起來，也使我們更易于在勞動人民中發起為合理的外交政策和反伊拉克戰爭和占領而斗爭的運動。階級分析能使我們看到在巨額的軍事預算所導致的金融成本和喪失的社會服務之外的東西。它有助于我們認清：這場戰爭和美國的外交政策追求，是在全球范圍內強化（empower）同一個公司資本家階級的統治，這個階級在國內的每一個經濟和社會問題上都對勞動人民構成了挑戰。
6、階級是關于思想運動的觀念。
如果民主黨要實現進步主義的復興，或追求代表勞動人民的第三黨的興起，它就必須成為一個具有寬廣視野的政黨，而不能僅成為一個以利益為基礎的政策提出者的政黨。這一點對于希望影響公共政策和政治結果的社會運動來說同樣正確，。
政策是必要的，但它必須置于對于這個世界如何運作、我們的生活前景如何成形、以及如何創造和使用我們巨大的創造財富和社會關系（our capacity for wealth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能力的寬廣的理解的背景下。將階級分析引入國內對話中能夠激活政治過程，并帶來新的能量和對一系列問題的新的理解，包括對作為引發沖突和所需改進之處的種族和性別問題的持久重要性的理解。
階級對話允許我們回憶起以往的經濟和社會正義的語言，并復興有關經濟民主的號召，這是一百多年來進步的社會運動的基礎。公司行為（corporate agenda）業已從經濟事務中將道德事宜全數剝離。對右翼來說，不受管制的市場是與經濟事務相關的全部。這是進步主義必須直接對付的核心問題。階級觀點將有助于我們解釋和找到我們的政治學的種族維度，有助于我們想象和創造組織、聯盟和社會力量以反擊資本的破壞性力量，并代之以將人類從苦難中解放出來并增加社會福利的價值和政策。
注釋：
1 The Working Class Majority: America's Best Kept Secre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for details.
2 Correspondents of the New York Times, Class Matters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5)
孫壽濤 譯
作者簡介：米歇爾·茨維格（Michael Zweig）在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經濟學，并任該大學工人階級生活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tudy of Working Class Life），他是2000年出版的《工人階級多數：美國保守得最好的秘密》（The Working Class Majority: America's Best Kept Secret）一書的作者，2004年出版的《階級與21世紀美國社會的關系》（What's Class Got to Do with it?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主編。
譯者簡介：孫壽濤，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1、我們需要改變對美國社會中階級的理解，應從"富人與窮人"的劃分轉向"工人和資本家"的劃分。
當我們更為經常地使用"工人和資本家"這一更為準確和有用的術語時，我們將更好地把握美國社會發展的階級動力，并能更容易地理解美國社會中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持續存在。拋開種族和性別問題，我們也將更便于開展政治運動，以扭轉幾十年來以犧牲勞動人民利益為代價使公司權力日益鞏固的趨勢。
我們應清楚界定工人階級和公司精英（或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分野，前者占美國人的大多數（占美國勞動力的62%），后者僅占美國勞動力2%。兩大階級之間是所謂的中間階級（占美國勞動力的36%）1。
約翰·愛德華（John Edwards）曾于2004年界定的"兩個美國"，費爾南多·費樂（Fernando Ferrer）在其2005年紐約市長選舉中所說的"兩個紐約"，都指出了應成為我們政治對話和社會政策前沿和中心的重要的社會現實。但這些劃分從未像"窮人與富人"的簡單區別那樣得到最好的理解。
必須從權力角度理解階級，而不僅僅是從收入、財富或生活方式，雖然這些確實都隨階級不同而不同。從權力出發，有助于我們將階級理解為一種動態的社會關系，而不是一組靜態的特征。從權力入手調查階級問題才有可能發現階級、種族和性別之間的有機聯系。從收入、財富、生活方式，或教育等角度理解階級，則將階級問題與種族和性別問題分割開來，只有作為權力關系而不是作為個人具有的固定特征，才能最好地理解種族和性別問題。
工人階級（The working class）是這些人，他們相對來講在工作中幾乎沒有什么權力--如白領的銀行應答員、呼叫中心的職工；藍領的機械師、建筑業工人和裝配線工人；粉領的秘書、護士和家庭護工，有技術的和無技術的各種族、民族和性取向的男人和女人們。這些工人階級的成員，對于工作的節奏和內容幾乎沒有什么個人的控制權，對他人的工作也沒有什么監督控制權。今天在美國的勞動力中屬于工人階級的有9000萬人，美國有一個相當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多數（working class majority）。
資本家階級（The capitalist class）是大公司的公司精英、高層經理和董事，其工作是對各自的公司進行戰略性的指導，并與政府機關和其他公司的高級經理進行交往，其公司的日常運作則交由中層的經營管理人員打理。在這方面，他們不同于小企業業主，小企業業主與其極少的雇員一起工作并直接管理雇員。這些小企業業主，雖然就其雇傭工資勞動者而言是字面的資本家，但如下所述他們作為中間階級則更好理解一些。
統治階級（The ruling class）比整個資本家階級人數上要少得多，且包括非資本家階級的成員。統治階級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超越其個人的企業或機構而從國家整體意義上給出戰略性指導。例如那些在多個董事會任職的公司董事們，他們有機會協調跨企業的資本家的活動，并吸收政府三個分支機構的政治精英及文化和教育界領導人，以維護公司利益。整個的美國統治階級的數量可以塞滿揚基體育館（Yankee Stadium）的座位（54000）。
中間階級（the middle class）是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小企業業主（small-business owners）和管理監督類雇員（managerial and supervisory employees）。不應把他們理解為收入分配方面的中間階層，而應視為生活于資本主義社會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他們的經歷既與工人階級有共性，也有與公司精英相類似的特點。
例如，小企業業主，在企業資產的私人占有方面、敵視工會和弱化勞動規章等方面與資本家有共同利益。但他們也在親自勞動、在資本主義市場和政府權力面前有著很大的脆弱性、以及難于確保充分的健康保險和退休保障等方面，與工人的處境相似。
專業人士也在主要的勞資間階級沖突中處于中間位置。就過去的三十年的情況看，那些其生活與工人階級的生活緊密纏繞在一起的專業人士--如社區大學教師、公訴機關的律師、一些在工人階級居住區的小診所開業的醫生、公立學校的教師等--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位置，與他們所服務的階級的狀況的惡化一起也已經惡化了。而那些更多地參與到服務于資本家階級的人--如公司律師、金融服務專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Big-Four CPAs）、在HMOs和保險公司監管之外執業的醫生--這些專業人士的財富雖然在增長幅度上絕對地和成比例地略小一些，但仍伴隨著其服務的階級財富的增長而增長。
在學術共同體的大部分領域中（特別是緊密聯系工人階級選區的學院）的專業人士，和工人階級成員一樣經受著公司壓力加大的痛苦。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學術工作降級了。它們不再是相對安全的論資歷的中間階級崗位，而成為附屬的或訪問者的崗位，充斥著一個日益增多的第二層級，這些人被隨意雇用而沒有實質的學術崗位保證，這是一個新的學術工人階級（academic working class）。
應強調的是，工人階級不同于勞工部的統計范疇"生產和非監督雇員"。后者包括每一個不是監督者的雇員，如為薪水而工作的大多數教授和其他中間階級的專業人士。然而，將全部無監督權力的雇員匯總為工人階級，掩蓋了其中專業人士所享有的社會地位與工人階級的真實差別。認清專業人士和其他中間階級雇員的矛盾地位，有助于我們理解這部分人群的政治傾向，從而尋求促使他們成為工人階級同盟軍的方法。
2、通常的所謂兩頭（富和窮）小、中間（中產階級）大的說法，是極具誤導性的，導致了我們在美國政治領域中的兩個重要混淆。
A. 陷入了將階級與種族混淆的陷阱，并喪失了階級眼光。在流行的想象和政治選舉的話語中，"窮人"通常指"黑人和西語裔人"或"少數民族"。實際上，在美國，2/3的窮人是白人，全部黑人的3/4不是窮人。種族歧視仍在起作用，并說明了這一事實，貧窮在黑人和西語裔人中被不成比例地經受著（以及由于性別歧視在婦女中）。但我們不應讓他們所受的相當沉重的負擔遮蔽我們對于美國全部貧窮現實的理解。
實際上，貧窮是工人階級的事情。美國大多數窮人生活于這樣的家庭中，這些家庭的成年人經受著周期性的失業，或從事著部分時制工作或低報酬工作。在有兩個掙工資成員的家庭中，一個是全日工作，一個是半日工作，每人都掙最低工資，所得不足以使三口之家脫離貧窮。為擺脫貧窮，我們需要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生產條件。當然所謂"底層階級"（underclass）具有特殊的需要，必須得到理解和承認，但大多數窮人并不屬于底層階級；他們是經歷著艱難時光的工人階級成員。
B. 使我們的政治目標混亂，陷入錯誤的二難選擇之中，或者主張"譴責窮人，改正其性格（fix their character），提升其工作技能"，或者主張"從富人身上削減一二"（take down the rich a notch or two）。
將"富人"視為美國政治錯誤方向的原因和我們政治攻擊的目標是錯誤的。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當戈爾（Al Gore）通過攻擊喬治·W·布什僅僅是有利于最富有的1%人口的減稅計劃來挑戰后者時，民意調查顯示，令人吃驚的是19%的美國人相信他們自己屬于這最高的1%，另有21%的人相信他們在下一個十年中將進入這1%的行列。當我們攻擊"富人"時，許多人認為我們正在攻擊他們和他們的將來。
這個國家政治和經濟的錯誤方向的真正原因是，資本家階級日益不受控制的權力和他們對于少數人利潤的傲慢的追求，這種追求以犧牲大多數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為代價。這應成為我們政治運動的目標。成為富人不是問題的關鍵--在彩票（the Power Ball Lottery）中贏得3.8億美元使一個人變富，但并不能使他成為公司精英的成員。2001年伊始與迪克·切尼（Dick Cheney）商談確定能源政策的人們是富人，但更為關鍵的一點是他們是產業領導人，是美國能源公司的最高領導人。
保守主義業已使太多的美國人相信他們的問題出在政府對窮人的關照上。我們需要扭轉這一視角，譴責的目標不是指向"富人"而是指向公司精英。這一扭轉不應被誤解為"威脅剝奪勞動人民的未來"。
然而，"指向富人"在環保運動中有某些合理之處，不是在通常的意義上，而是在如下意義上，即工業國的人們，特別是富人，需要限制其消費。雖然人們也確信，熱切追求擴大市場的資本家階級，將抵制對其不受限制的消費的任何挑戰，但不受限制的消費更多地是收入問題，而不是階級權力問題。
3、卡特里娜颶風破壞之后海灣沿岸的種族和階級的現實大大不同于媒體在災難之后喋喋不休所說的"種族和階級的教訓"（lessons of race and class）。
卡特里娜颶風之后，美國各媒體的頭條和新聞分析中充斥著有關"重新發現美國階級和種族"的斷言。但即使美國媒體及留心的公眾從長期以來千百萬民眾默默地獨自忍受的貧困生活的現實中驚醒過來，舊有的混淆仍在持續，遮蔽著美國的種族和階級現實。在媒體的典型的用法中，"種族"意指"黑人"，而"階級"意指"貧窮"，二者是所有被困入新奧爾良大運動館和會議中心（the New Orleans Superdome and Convention）的非裔美國人的共同特征。
從階級的眼光來分析這種形勢，會將新的信息帶入事件的焦點。在新奧爾良城區（包括路易斯安那東南部的七個縣）的所有勞動力中，70%從事著工人階級的職業。就整個城區而言，在卡特里娜之前，全部勞動力的37%是少數民族，幾乎全部是黑人，這一份額在最大的三個縣（三個縣合計占整個城區的85%）有著很大的差異：最大的Jefferson 縣，少數民族占26%；奧爾良縣，少數民族占66%；St. Tammany縣的少數民族則僅占11%。
四個白人工人中就有一人就業于工資等于或接近官方貧困線的工作。無論是在黑人占主體的奧爾良縣，還是白人占主體的Jefferson 縣，都是如此。他們從事著低工資的工人階級職業（保健類、食品準備類、建筑維護類、護理和銷售類等），這些職業的年工資在12000美元到18000美元之間--最多者仍不足以使四口之家脫離貧困。新奧爾良的勞動力中有工作的窮人中有85000名白人。相對照的是，這種狀況的少數民族（幾乎全部為黑人）大約有65000人（30%的少數民族在這一地區就業）。
看一下就業圖譜的另一端，管理類和專業類職業，黑人的從數雖然不成比例，但毫無疑問是缺席的。2004年在新奧爾良城區少數民族持有47000個這類職業（或26%），在新奧爾良城（奧爾良縣）少數民族持有45%的管理和專業類職業（他們在整個勞動力隊伍中占66%的份額）。
在建筑業（construction trades），這一地區的黑人和白人所從事的這類職業則與其人數上所占比例相符，在29000個這類相對的"好工作"中，少數民族從事著11000個。布什總統中止"戴維斯-培根法案"（the Davis-Bacon Act）--這一法案要求聯邦政府資助建筑項目以支付工會水平的工資--對海灣地區的建筑業來說，同等嚴重地打擊了建筑業的黑人和白人。相似地，聯邦住房規劃的第8部分（Federal Section 8 housing programs）系為有工作的窮人家庭所設計，布什當局在卡特里娜颶風后拒絕使用這一規劃同樣既影響了白人，也影響了黑人工人階級家庭。
如果在卡特里娜颶風災難中僅僅看到和提及黑人犧牲者，我們就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在不忽視也不低估非裔美國社區所遭受的不成比例的災難的同時，很有必要--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承認成千上萬的白人家庭與其黑人鄰居一起所遭受的打擊，這些家庭幾乎全屬于工人階級，忽視白人所遭受的苦難只能有助于種族仇恨，而阻礙了黑人與白人之間政治聯盟的發展，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需要這種聯盟以挽救為了公共福利而進行的重建。
4、準確地界定階級力量是發起一個更為有效的政治運動的出發點，這一政治運動旨在推翻近40年來橫掃美國的日益強盛的右翼潮流。
我們需要重估進步的政治運動的構成基礎，而將階級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重構（reformulate）我們的工作。紐約時報的一篇新聞報道這樣評價2005年的紐約市長選舉："布魯姆伯格（Bloomberg）在少數民族選民中所獲得的支持，意味著民主黨人費爾南多·費樂（Fernando Ferrer）建立依附性的黑人和西語裔選民的戰略成為正逐漸顯現的政治現實的犧牲品：黑人和西語裔人不再自動地作為一個集團投票，一個中間階級聯盟可以勝過傳統的以種族為基礎的訴求。"
目前，階級差別已以更為重要的方式分割了各種族和民族的人口。與其在勞動力中所占份額相比，雖然黑人和西語裔人在更大程度上不成比例地成為工人階級，而在更少的程度上成為中間階級和資本家階級（而且與白人相比，他們更多地從事著低工資職業），但是仍有上百萬的黑人和西語裔專業人員、經理和小企業業主，在公司上層精英中的數量與日俱增。每個階級都因種族和民族的不同而分裂；每個種族和民族集團也分裂為不同的階級。
將這種階級和種族的馬賽克中的力量重組到進步聯盟中需要的是直接訴之于階級利益和階級認同，同時繼續承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仍是導致跨階級苦難的重要因素。只有以階級為基礎并與種族和性別問題相協調的政治運動，才能產生推翻和限制公司權力的社會力量，近幾十年來這種公司權力掙脫了控制，造成了很大的社會災難。
在這個方向上最近的例子是杰西·杰克遜（Jesse Jackson）1984和1988年的總統選舉，在這兩次選舉中，他通過無休止地維護工人階級的愿望，參與工會、罷工和其他工人運動，同時絕不忽視種族和性別問題的持久重要性，而獲得了相當數量的白人男性工人階級的選票，
主張勞動人民的利益，也可以成為有益于大部分中間階級成員的政治聯盟的基礎。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過去的30年里，當工人階級的生活變得日益困難的同時，上百萬的專業人士、低層經理(supervisors)和小企業業主--那些中間階級中其生活最接近工人群眾的部分--同樣遭受了挫折。同時，中間階級中緊密與公司精英相聯并服務于后者的部分狀況很好。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運動，可以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將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聯系起來以限制公司精英的權力。為了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政治運動，將很難如通常那樣"作為特定的利益集團"而被驅散。
階級應在估價最高法院及其他聯邦法院法官提名候選人時起重要的作用，對此公司精英共同體有著很好的理解。當約翰·羅伯特（John Roberts）在2005年7月被提名時，華爾街雜志報道了他作為一個成功的和有效的公司律師的經歷及其對公司的忠誠，最為著名的是他對抗工人的補償金要求為豐田公司所作的辯護。
紐約時報報道布什當局在幕后籌劃一年，以聯合宗教力量來接受羅伯特的提名。這一過程伴隨著有組織的公司集團為確保提名候選人既得到宗教力量的支持也有利于企業利益，而對聯邦法官任命的游說努力。在撒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的提名之后，有著類似的報道，在許多有關他的關于墮胎觀點的報道文章中，強調他已經"站在雇主而非雇員一邊"。
對女性生育權的保護是一個進步政治運動日程中內在的一個部分，但我們不應在沒有緊密聯系這一日程的工人階級維度下追求它。例如，假如墮胎非法，對工人階級婦女的墮胎可能性的限制，將遠遠勝過中間階級或資本家階級婦女所受到的限制。從那些反墮胎法官及其政治支持者的反勞工立場中，我們可以充分看到這個國家權力的運作輪廓（contours），從而拓展反右翼法官提名者從事同等服務于婦女和勞動人民進步政策的聯盟。
傳統的智慧認為大多數美國人自認為是中產階級成員，所以政治訴求于中產階級對于選舉獲勝是適當的。確實，當提供的選項是"上、中、下"或"富、中、貧"時，大多數人說他們處于中間階級，。但，當工人階級作為選項之一時，45-55%的美國人自認為是工人階級。
我們尚不知當人們自我認定為工人階級成員時他們的意思。我們也不知在他們看來屬于這一階級的標準是什么。我們也不知這種認定與其他認定相比較的力量，這些其他認定，既包括種族的，也包括如作為獵人、志愿防火員、小協會教練、或作為醫院志愿者的"粉紅小組"等特定利益集團的。但這種認定很可能意味著，當階級話語點亮了美國人生活的現實并導向將改善他們及其子孫生活的政治實踐時，他們已經準備好服從和認同于階級話語。
在八年或十年以前，以權力術語表述的階級范疇，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似乎如此地遠離政治對話，以至于它們對于建設性的政治爭論是無用的。但今天甚至主流的評論員也正日益頻繁地提到工人階級、階級斗爭，而在總體上以階級術語貫穿其文章。紐約時報關于美國階級的系列報道，于2005年集為一本書出版，是一個顯著的例子2。杰夫·福克斯（Jeff Faux）的書《全球階級斗爭》（The Global Class War）是另一個例子。嚴肅的階級話語再次成為可能，并充滿生機、奧妙和信心。
回到1981年，汽車業第一次破壞性的退讓性集體談判以后，汽車業工會（UAM）主席道格拉斯·弗瑞澤（Douglas Fraser）將這一過程描述為"單方面的階級斗爭"，在其中勞工未做準備。從那時以來，公司精英--基于對其階級利益的完整理解--對勞工進行了持續的攻擊。進步人士早應認清這場階級斗爭的性質，而創造一個基于勞動人民和其他與公司權力相對抗階層的利益的政治愿景和政策。
5、階級在全球規模上運作。
全球經濟并非孤立于國內經濟。一般的觀點認為，全球化指所謂的"在外的那兒"，而國內經濟是"這兒"--而"在外的那兒"威脅著"這兒"，導致失業、工資降低和資本逃離--這種觀點沒有看到資本積累以其全部的內在動力既在國家范圍內也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著。
過去30年來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的全球積累過程已經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巴西、中國和印度作為主要的例子）產生了強硬的資本家階級，并開始將他們融入到一個全球規模的統一的國際資本家階級中。同時，積累過程的全球展開也導致了全球工人階級的產生，這已經在跨國界組織勞工和國內對移民的反應中有所表現。
基于權力而非收入的階級分析的引入，將扭轉我們對于WTO和IMF運作的觀點。不是將沖突看作全球貧窮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間的沖突，而是看到貫穿于北方和南方的階級分野，這將人們重新組合而進入各自的國際的也是國內的集團中。雖然國家利益仍在起作用，但只要南方的國家政權（aspiration）把持在那兒的資本家手中，他們主導著利益的政治表達，則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的勞動人民將仍處于不利地位。通常所說的南方是進步的而北方是壓迫性的觀念，不僅視全球競技場上作為進步力量的北方工人階級為無物，而且對野蠻的南方統治精英也視而不見。
將我們生活其中的單一經濟體系的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整合起來，也使我們更易于在勞動人民中發起為合理的外交政策和反伊拉克戰爭和占領而斗爭的運動。階級分析能使我們看到在巨額的軍事預算所導致的金融成本和喪失的社會服務之外的東西。它有助于我們認清：這場戰爭和美國的外交政策追求，是在全球范圍內強化（empower）同一個公司資本家階級的統治，這個階級在國內的每一個經濟和社會問題上都對勞動人民構成了挑戰。
6、階級是關于思想運動的觀念。
如果民主黨要實現進步主義的復興，或追求代表勞動人民的第三黨的興起，它就必須成為一個具有寬廣視野的政黨，而不能僅成為一個以利益為基礎的政策提出者的政黨。這一點對于希望影響公共政策和政治結果的社會運動來說同樣正確，。
政策是必要的，但它必須置于對于這個世界如何運作、我們的生活前景如何成形、以及如何創造和使用我們巨大的創造財富和社會關系（our capacity for wealth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能力的寬廣的理解的背景下。將階級分析引入國內對話中能夠激活政治過程，并帶來新的能量和對一系列問題的新的理解，包括對作為引發沖突和所需改進之處的種族和性別問題的持久重要性的理解。
階級對話允許我們回憶起以往的經濟和社會正義的語言，并復興有關經濟民主的號召，這是一百多年來進步的社會運動的基礎。公司行為（corporate agenda）業已從經濟事務中將道德事宜全數剝離。對右翼來說，不受管制的市場是與經濟事務相關的全部。這是進步主義必須直接對付的核心問題。階級觀點將有助于我們解釋和找到我們的政治學的種族維度，有助于我們想象和創造組織、聯盟和社會力量以反擊資本的破壞性力量，并代之以將人類從苦難中解放出來并增加社會福利的價值和政策。
注釋：
1 The Working Class Majority: America's Best Kept Secre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for details.
2 Correspondents of the New York Times, Class Matters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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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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