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東還是西，中國民主走向何方？

　　首先必須記住：民主是在各種矛盾中謀求動態和諧的制度設計。這是民主的第一定律。沒有矛盾，民主制度既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生存；如果不能正確處理矛盾，民主制度將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甚至歸于失敗。因此，應該這樣理解民主：矛盾是動力，民主是手段，和諧是目標。不可能離開民主的動力和目標來空談民主是一個好東西。

　　如果你愿意，也完全可以用數學函數的觀點來理解民主：社會矛盾是自變量，民主制度是函數關系，社會和諧則是因變量。由于自變量是給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那么社會和諧是否達到最大化，完全取決于民主制度的設計是否合理。

　　所以，中國最高決策層把政治改革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應該說，政治改革是中國改革的永恒主題之一，在任何時候都是受到中國決策層的特別強調的，但偏偏有人故作驚奇地搖曳而出曰：

　　——“快來看哪，中國要搞‘民主化’啦！”

　　我覺得，他們使用“民主化”這個詞，無非是想設下一個惡意的語言陷阱，意在使人以為中國完全沒有民主，所以需要民主來“化”。這還沒有完，這些人更是以智囊高參自居，把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推到中國公眾面前，聲稱這就是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的藍本。

　　為什么要選擇美國模式？他們的答案說穿了是比較簡單的：因為美國的實踐證明美國民主制度是有效的，所以適用于中國。這種刻舟求劍式的思維倒也算玄妙，讓人不知從何駁起。但無論如何，正如前所述，民主制度必須根據現實社會矛盾，通過恰當的制度安排，達致最大限度的社會和諧。設若中國具有與美國完全相同的社會矛盾參數，那么美國的民主制度自然是可以在中國產生與美國相同的效果。問題是：中美兩國具有完全相同的國情嗎？

　　在非常具體的現實社會矛盾面前，空談某項民主制度的好壞是可笑的。民主制度作為政治體系的能量閥門，必須適應現實矛盾所輸入的政治能量，并對之作出及時妥當的反應，進行合適的政策輸出。不恰當的制度安排，要么是因為過于寬松而導致社會失控，要么是因為過于緊張而導致社會壓抑。

　　恰當的民主制度安排，必須回到以社會矛盾為基礎、以社會和諧為目標的正道上來。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只能根據中國當前面臨的內外矛盾形勢來設計和布局。因此，在思考中國的民主道路時，必須回答三個問題：

　　——中國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初衷是什么？

　　——中國的基本現實矛盾是什么？

　　——中國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對于第一個問題，主張“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人士已經回答了：因為新興社會階層強烈要求參與政治。但這并不是一個很好的答案。何謂新興社會階層？如果它不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外星人階層，那么它原來一定是存在于現有社會階層之中的，一直享受與其他人同樣的政治權利。于是，“新興社會階層強烈要求參與政治”只可能表示“新興社會階層要求比舊有社會階層更多的政治權利”，難道不是嗎？這樣，問題就出來了：這些為數不多的“新興社會階層”憑什么要享有比其他為數眾多的社會階層更多的政治權利？可以說，這種提法代表著根深蒂固的特權意識，是根本上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制度，是針對所有公民的制度安排；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必須是讓大多數人受益的歷史進程。因此，中國的政治改革，只能服從于一個目標，就是讓所有人參政議政，讓多數人的意見成為政治決策的基本依據。

　　對于第二個問題，請不要用“生產力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精神和物質需要”之類的教條來敷衍。事實上，中國社會物質消耗的數量和生產的規模已經足夠巨大，甚至可能正在逼近可持續發展的極限。人的欲望是幾乎無限的，要生產和消費多少才算夠？顯然，繼續玩弄數量擴張必將導致經濟社會全盤崩潰。“生產多少”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為誰生產”才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分配不公才是中國社會的最大矛盾。至于腐敗、特權等突出問題，不過是“分配不公”這株大樹上的諸多根枝罷了。唯有解決了分配不公的問題，中國社會才可能獲得長久穩定的基礎。

　　對于第三個問題，不必做成洋洋灑灑的大文章。簡單地說，社會和諧的要點就是領土統一、行政有效、社會安定、國防強大、價值觀穩定。當前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行政、治安和價值觀等幾個方面。從行政效率來看，各級行政機構首先服從的是直接上級，最后才輪到中南海，“政令不出中南海”絕非夸張；從社會穩定來看，改革導致社會失穩的情況非常突出，社會秩序紊亂，不滿情緒叢生，治安機構疲于奔波；從社會價值來看，由皇甫平等思想侏儒主導的“解放思想”運動直接導致了社會價值體系全盤解體，為腐敗、黑社會和紅燈區掃清了思想障礙，中國社會進入無信仰的道德真空時代。這些問題不解決，社會和諧的前景是值得憂慮的。

　　因此，改進和完善中國的民主制度，要針對的受益群體必須是最廣大的民眾，要應對的基本社會矛盾是社會分配不公，要增進的和諧因素是加強中央權威、削弱地方諸侯，強化社會管理、改善社會治安，停止解放思想、重樹主流價值。

　　那么，美國的民主制度設計能夠適應這些需要嗎？

　　由于美國民主政治的多黨制、分權、制衡和選舉特色，我們無法相信它能夠有效促進中國社會和諧。相反，美國式的多黨制將導致國家解體，使領土統一的理想成為泡影；分權將加劇地方與中央的對抗，必然使中央政府成為水月鏡花，重蹈地方勢力割據的民國盛世局面；制衡則會變成合法的派性游戲，最終消解一切提高行政效率的努力。對于這種局面，后人也許只好發一聲浩嘆曰：

　　——民主，百姓苦！

　　更重要的是，由于只準官員改革、不準百姓爭論的緣故，三十年來民眾已經積郁了對于社會不公等問題的巨大不滿。如果貿然把美式民主設計硬加于中國社會，最直接的效應就是為社會不滿情緒提供了公開表演的舞臺，必然導致諸種憤怒情緒一朝爆發。且不說那些一心維護少數非法致富群體、視多數民眾為草芥的“精英”官員在劫難逃，就連那些留意民心、順應民利、促進民利的優秀干部也難免玉石皆焚！這雖然是美國政府樂見的結局，但肯定不是國人愿意看到的情勢。

　　政治不是標準化考試，民主制度絕非只有區區幾個標準選項。美國模式并不是中國的必然選項，中國人完全應該也完全能夠作出自己的獨特選擇。

　　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使一切反映社會矛盾的信息能夠及時輸入政治決策體系，并確保政治決策體系對這些信息作出及時妥當的反應，從而使政府決策與民意保持較高的一致性。只要能夠有效實現這一目標，民主制度采取什么形式其實并不重要！

　　英美諸國的民主制度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圍繞這一目標而設計的，雖然在當時的條件下已經考慮得比較周全，但仍然存在難以解決的深層次問題，潛伏著政府專斷決策的陰影。所以，美國民眾一旦選舉布什做總統，就無法反對和制止自己所不樂意的伊拉克戰爭。這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統計后發現的：在非大選年度，美國政府決策都有偏離民意的趨向。這說明一切政府都有成為利物坦的高度可能性。

　　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推進民主進程更為困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領導干部均屬至上而下產生，難免缺乏對基層的責任感，因此容易脫離群眾；另一方面，反映民意的渠道又被黨的干部所控制，于是宣傳官員的政策理論水平直接決定著民意上達的水平，但同樣是自上而下任命產生的宣傳官員往往不具備采集和反映民意的動機和能力。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一黨執政的政治體制無法實現較高層次的與民主。“文革”就提供了一個現成的答案。在“文革”中，通過“群眾造反”，各個層次官員被迫在批斗會上直接面對激烈的民意；通過“四大自由”，民意超越了官辦的媒體，直接呈現在公眾面前。歷史證明，“文革”通過群眾運動打倒干部，往往只是為了再次起用他們，打倒和“迫害”并不是最終目的，教育和改造才是根本訴求。雖然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仍然堅持指責“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奪權”，但它卻無法證明老干部們終身把持領導權的正當性。

　　即使對毛公而言，“文革”都不是一項容易的決策。事實上，毛公一度為“文革”的方式方法而費盡思慮。據報道，他在韶山滴水洞閉關思索達半月之久，在穩定與動蕩、自上而上與自下而上之間進行艱難的選擇。使他感到如此棘手的，也許就是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但他最終決定：與其讓黨平平安安地在群眾不滿情緒的“悶燒”中慢性衰朽下去，毋寧讓它驚心動魄地在群眾運動的暴風中獲得永久生存能力。

　　毛公最終選擇了動蕩和自下而上，也開辟了一個飽受爭論的話題。目前這個話題顯然還遠沒有結束。特別在經歷了產生出更多難纏問題的三十年改革之后，一些人開始掙脫教科書限定的視野，更加獨立地思考那場對一些人來說確實是“浩劫”的群眾運動，這無疑有助于從更加理性的角度還原“文革”真相，為中國的民主提供新的思路。

　　如果說“文革”是毛公在一黨執政條件下，著眼于增進民主、防范官僚主義和腐化墮落而作出的無奈選擇，那么，我們這個時代無疑面臨著更多更好的民主形式選項。

　　網絡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在如今這個時代，網絡已經成為最為強有力的民意喉舌。正是由于有了網絡，民眾可以在BBS上相當自由地表達對于各類問題的看法。于是，民意可以通過網絡而被反映，民怨可以通過網絡而被抒緩，弊政可以通過網絡而被指正，貪濁可以通過網絡而被察知，善行可以通過網絡而被彰揚……如果能夠合理利用，它將是比老式選舉和由精英把控的傳統媒體更加快捷有效的信息交流機制，完全可以作為構建中國式民主制度的基礎。

　　如何利用網絡構建新型民主？顯然，最基本的環節是建立民意采集機制，這是新型民主制度的信息輸入口。通過責成專門的機構負責收集當前民眾最關心的話題和觀點，使得決策者能夠及時發現最要緊的社會問題，從而及時針對時弊修改政策，排除可能損害大局的重大隱患，這肯定有利于政治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同時，要強化政務公開機制，一方面讓民眾知道他們所關心的熱點問題得到了及時解決，提高社會對于政府的滿意度，另一方面使民眾知道政府在做些什么，以提高社會對于政府工作的配合度。這兩大機制使得政府在決策中能夠有效保持與社會的交流溝通，保持快速的信息交流和反饋，對于民主政治建設至關重要。

　　不獨機制建設，理念建設也至關重要。態度決定一切，對于網絡民意的態度決定了一個人的民主理念。如果說信仰是一個無法客觀度量的問題，那么各級干部至少必須表現出尊重民意的姿態。在這方面，胡溫是楷模，足以堅定我們對于中國民主建設趨勢的樂觀預期。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員都認識到有必要表現出尊重民意的姿態，最近的事例是兩位統戰官員在“民企原罪”問題上的不當表態。他們的錯誤，不僅僅在于宣稱“違憲事小，發財事大”之類的綠林言論，更重要的是，他們竟然把公民權踩于腳下，要求網民停止爭論，以便讓虛無飄渺的“歷史”來驗證“原罪”是否該被追究！祭著“不爭論”的專橫大旗，站在少數違法致富者的立場上狙擊多數民眾的政治意愿，這是跟民主潮流完全背道而馳的荒唐做法，當事人應該反思！著眼于中國民主體系的發展，中國最高決策層應該建立官員的網絡形象考核機制，將一切蔑視網絡民意、抵制網絡民意甚至反對網絡民意的言行定義為“政治上不正確”的，對于網絡形象惡劣的官員，則必須予以申誡甚至處分，以樹立民眾對于新政和民主的信心。

　　你是否信仰民主，并不取決于你是否會地高喊民主口號，而是取決于你對于社會矛盾的態度。若論喊口號，我家那只大鸚鵡絕對比你喊得更好。但它并不是民主主義者。只有能夠平靜面對和容許斗爭，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斗爭，你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信仰者。

　　自從“五四”運動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以來，中國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已經摸索了九十年。歷史證明，中國的民主進程必須服從于統一、穩定、團結、協調的和諧社會目標，在不改變現有政治構架的前提下，以絕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基點，在爭論中求一致，在矛盾中求共進。這才是中國未來民主的唯一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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