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給民族虛無主義評功擺好

    

   《中華魂》編輯部：
    我是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八九政治風波”發生的時候我才7歲，不知這是怎么回事。后來聽大人講事情的來龍去脈，才知道當時卷入這場政治風波的絕大部分的青年人比較單純，僅僅是出于“反腐敗”的動機，但策劃和組織這場政治風波的少數人卻是別有企圖，有深刻的國外背景，后來這些人都通過美國的“黃雀行動”跑到美國去了。我開始對政府為什么對這場政治風波采取果斷行動不甚理解，后來經過東歐的劇變和蘇聯的解體才逐漸懂得，如果當時不采取果斷的行動，那么，首先發生劇變的就不是那些國家，而是我們，因為我們國家的政治風波發生在他們之前。我也聽說，這場政治風波是有輿論先導的，例如當時熱播的電視專題片《河殤》就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
    令人詫異的是，最近我讀到一篇文章，卻給《河殤》說了不少好話。這篇文章是幾位老人的議論，雖然議論的時間是在1988年10月，卻選在將近20年后的今天發表（李銳：《陸定一黨是國是漫談錄》，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議論中，此文作者說，《河殤》“總的意圖是好的，是為了喚起憂患意識”。另一位參與議論的人則說：“《河殤》的作者跟我談過一次，他的意思是中國黃河的文化曾經在世界上遙遙領先，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100多年來中華民族怎么掙扎也掙扎不起來了，他們就是要回答一個為什么。”“我們黨有好幾次大是大非爭論，但黨和領袖，可以不聽任何不同意見，……《河殤》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這就與我以前聽說的對《河殤》的評價迥然不同。
    很遺憾，我生也晚，沒有看過《河殤》這部電視片，這樣一來，可真是給弄糊涂了。我很想了解這部電視片的具體內容以及當時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以便從不同的議論中明辨是非。貴刊如能在這方面給以幫助，當不勝感激。
                        專此致以
崇高的敬禮！
                            學生  李炬
李炬同學：
    你的信件已由《中華魂》編輯部轉給了我。我很愿意來回答你的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與青年學子進行誠摯的思想交流。因為將近20年前的《河殤》事件是我親身經歷和觀察到的，那部電視片以及由此引起的爭論，至今猶歷歷在目。下面我試著對此作些介紹和分析。
                           “總體的反思” 總體的否定
    
    《河殤》在名義上是對中國延續了五千年的悠久的歷史文明進行“總體的反思”，實際上卻是做了“總體的否定”。你聽：
    “亞細亞的太陽隕落了”；
    “單靠這片黃土和這條黃河……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
    “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里流淌出來”；
    “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么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命運就給中國人安排了這樣一種生存空間”；
    “黃水，黃土，黃種人，這是一種多么神秘的自然聯系！它仿佛讓人相信這個黃色人種的皮膚就是被黃河染成的。”
    這實際上唱的是一曲整個中華民族悲涼的葬歌。它不僅宣告了所謂“黃色文明”（即中華文化）的夭折和衰亡，而且是對一個偉大民族及其悠久而優秀的文化傳統的全盤否定。
    十分明顯，這個“總體的反思”運用的并不是唯物史觀，而是唯心史觀，它不是用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及各種社會因素的復雜變化的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而是用地理環境決定論、用中國人天生愚劣等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在作者看來，歷史是由“文明的性質”決定的，而“文明的性質”則是由地理環境決定的。《河殤》聲稱，中國人“不像歐洲民族那樣生活在地中海周圍，也不像美國人那樣住在兩個大洋之間”，中國人“眷戀大陸，始終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據說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歷史命運”，也決定了這種“內陸文明”、“黃色文明”的落后、封閉和保守。由此《河殤》得出結論：“黃河文明”是一種“失敗的文明”。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樣一來，中國長期以來的貧困落后，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只能都完全歸罪于“黃河”和所謂的“黃色文明”了！這符合歷史的實際嗎？
    親愛的李炬同學，想必你知道，我們的國家歷來把黃河稱之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中國文明的發祥源頭和偉大象征，甚至是“民族魂”之所在。毛澤東就曾對他身邊的人說過：“你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黃河真是我們民族的驕傲……。這條河與我共過患難，拯救過中華民族的危急，我們是結下了美滿姻緣的。……”
    你也許愛唱冼星海作的《黃河頌》吧，歌中唱道：
    “啊！黃河！／你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五千年的古國文化，從你這兒發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邊扮演。／啊！黃河！你是偉大堅強，像一個巨人出現在亞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體魄筑成我們民族的屏障。／啊！黃河！／你一瀉萬丈，浩浩蕩蕩，／向南北兩岸伸出千萬條鐵的臂膀！/我們民族的偉大精神，將要在你的哺育下發揚滋長！/我們祖國的英雄兒女，將要學習你的榜樣。/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強，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強！”
    你大概也熟悉《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歌中唱道：“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
    這些激勵、振奮人心的歌曲，曾經影響了整整幾代人的生活道路。
    《河殤》對黃河、長城這些中華民族的象征不加分析地加以嘲諷、挖苦和否定，甚至把“黃水”、“黃土”、“黃豆”、“黃米”以至“黃皮膚”，都當作了中國文化落后無望的標記，這對于整個中華民族，包括在世界各地的廣大炎黃子孫來說，是極大的侮辱，因而理所當然地遭到駁詰。
    例如，在《河殤》播放不久，當時在美國的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宇就憤慨地宣布，把黃河、長城、龍這中華民族的象征“批評得一無是處，這是我不能接受的”。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顏元叔寫信給當時已跑到美國去的《河殤》的作者蘇曉康說：“好像時輪未轉，你們的頭腦尚處于清末民初——甚至更早期的——襁褓中！到今日還來搞全盤西化，還來搞民族虛無主義，未免是還在崇拜維多利亞女王的發式吧。”
    這才是真正的“憂國憂民”的愛國者的聲音！
    這里還要指出，《河殤》宣揚“地理環境決定論”采取的是雙重標準。它的作者認為，中國人沒有生在兩個大洋之間，沒有生在地中海沿岸，這就決定了它是一種封閉的文化。可是，同樣處于兩個大洋之間的非洲和同樣處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非洲和亞洲的國家為何也長期處在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態呢？可見這種高論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凡此種種，不過是為對中華民族的總體否定編織理由而已。

                        贊頌“藍色文明” 主張全盤西化

    同中華民族的“黃色文明”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的、西方的“藍色文明”。《河殤》把這種來自西方的“藍色文明”稱之為“新曙光”，認為“救文明之衰微”，唯一的道路就是“迎接”這種“新曙光”，并且認為這是不應加以拒絕的“唯一選擇”。總之一句話，要用“藍色文明”取代所謂“黃色文明”，用“蔚藍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黃土地上澆下一片霖雨”。這就是說，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全盤西化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難怪不久前一位北大“精英”焦國標，居然發出過這樣一種論調，認為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的“租界”不是“罪惡的淵級”，而是“文明的先驅”，中華民族的“福音”：“租界是中國近代社會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開端”、“租界是新文化和新文藝的發祥地”、“租界實際上成為中國的高檔模范社區”、這“是人類新文明的勝利”、“租界從開頭就不是恥辱的標記，而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階段”！因此，他大聲疾呼，“中國人應該為租界恢復名譽”！這兩者真正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相得彌彰”了。這不是已經公然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蠻橫侵略罪行“歌功頌德”了嗎？
    這還不算，為了贊頌“藍色文明”，《河殤》連中國的統一也加以反對。本來，值得我們引以自豪的是，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盡管歷史上內有軍閥混戰割據，外有列強侵略瓜分，但經過不斷斗爭，總是保持著統一的遼闊的國土。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河殤》即對中國歷史上爭取祖國統一的一切努力，采取懷疑甚至嘲諷的態度。作者認為，同中世紀西歐、日本、印度那樣“眾國林立”、“分疆裂土” 的局面相對應，“唯獨在東方的中國，有一塊遼闊而統一的大版圖”，據說這是一種落后的“板結”，這種“大一統的幽靈似乎還在中國的大地上游蕩”，因而是應該否定的東西。如此說來，“臺獨”、“藏獨”、“疆獨”等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倒是應該加以鼓勵的進步力量了。凡是稍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不會贊同這種分裂祖國的論調。
    對民族的歷史災難原因做出這樣荒誕的論斷，開出“解決這個問題”的這樣離奇的“藥方”，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憂患意識”呢？
    其實，這種“全盤西化”的主張并不是什么新東西。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都學，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直到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才在中國人民面前打開了一片新天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才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我們雖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那些把在歷史上已經宣告破產的“全盤西化”搬了出來，主張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精英”們的最大障礙和“心腹之痛”。所以他們必欲徹底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而后快。《河殤》竟然把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的革命斗爭同那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因而根本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的“文革”混為一談。謂予不信，請看原文：“那場動亂（指“文革”）的爆發，為什么離解放前的動亂只隔了短短的十幾年？這是否意味著古代那種周期性的社會震蕩還在繼續？”這樣的歪曲和詛咒，難道是每一個熟悉甚至親身經歷過一段現代歷史的人所能容忍的嗎？
    既然鼓吹“全盤西化”，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僅僅否定中國革命是不夠的。所以，《河殤》的作者做的是“刨祖墳”的工作。它借普列漢諾夫之口，證明列寧領導奪取政權“過早”了，“超越”了“必要的發展階段”，從根本上否定俄國十月革命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它還聲稱：“馬克思早已預言的資本主義喪鐘，遲遲沒有敲響”，意謂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空想。雖然《河殤》宣揚的此類謬論近年來又甚囂塵上，但不過是早已被駁得體無完膚的陳詞濫調，也就是鄧小平點明的“庸俗生產力論”。
    歷史已經證明，現實還在繼續證明，“全盤西化”此路不通，它只能使中國重新淪為西方大國的殖民地。這恰恰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求之不得的事情，它的鼓吹者最終也必然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走卒。蘇曉康之流不是早已經公然投靠美國，處在美國的卵翼之下，同所謂“民運人士”一起受著其外國主子的豢養嗎？

                 “少干預，少介入”其名為“顏色革命”造勢其實

    一方面是在批判“黃色文明”的名義下總體否定中華民族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一方面是在歌頌“藍色文明”的大旗下不遺余力地贊揚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切，這樣的輿論在當時來說也是名噪一時的冒尖貨色，加之在電視臺連續播放了兩遍，影響可謂不小，用蘇曉康的話來說，是“大大地出了風頭”。喝彩者固然不少，反對者也不乏其人，于是在學術界和群眾中引起了一場爭論。這本來是很自然的，因為真理愈辯愈明嘛。真理是不怕辯論的，馬克思主義真理就是在辯論中發展起來的。奇怪的是，當時主持中央了作的趙紫陽卻做出“少干預，少介入”的“指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當時是不是真的“少于預，少介入”了呢？完全不是。趙紫陽不僅鼓勵《河殤》在國家電視臺反復播出，而且把《河殤》的錄像帶作為正式禮品推薦給來訪的國賓，說是“值得一看”。這是地地道道的“多干預，多介入”。這時敬愛的老一輩革命家王震同志仗義執言了。他在中央全會上憤慨地站起來發言，用手中的拐杖點地，對此發表了義正詞嚴的意見。我們知道，王震同志是產業工人出身，讀書不多，但他卻十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眾所周知的是，他在反右運動中盡其所能保護了一些蒙受不白之冤而遭流放的作家藝術家，實屬難能可貴。這時，他仗義執言，絕非偶然，義形于色，令人震撼。但趙紫陽卻無動于衷，置若罔聞。后來王震同志又組織一些志同道合者寫了一篇題為《〈河殤〉宣揚了什么？》的文章，署名“易家言”，取的是“一家言”的諧音，意思是此乃一家之言。文章寫成后，趙紫陽明確表態：不要發表。這就怪了。本來，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去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事務，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毛澤東早在《關于上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指出：“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但是這個正確主張在趙紫陽那里卻完全變了樣。他實際上是要讓在文藝領域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廣大同志“少干預，少介入”，讓主張在文藝領域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少數人多干預，多介入。他自己對《河殤》的支持和對批評《河殤》的壓制，不就是一種最大的“干預”和“介入”嗎？原來他玩弄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把戲！
    我們看《河殤》不能就事論事，而要把它放到當時整個國際國內的政治背景之下來考察。當時，由于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國際共運中思想極為混亂，國內則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的都很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對我們打一場所謂“沒有硝煙的戰爭”，就是對我實行“和平演變”。這確實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河殤》的總顧問之一金觀濤在一次講話中說：“社會主義嘗試及其失敗，是20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美國一位思想家此后在他的一本書里則預言，到2017年，即十月革命100周年時，要在莫斯科舉行最后總結共產主義運動的展覽。它的標題是：“100年虛度的光陰——5000萬被糟蹋的生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政治背景下發生的。鄧小平在論述這場政治風波時曾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誠哉此言，信哉此言！《河殤》正是在這樣的氣候下出籠的，它本身又反過來成為這個氣候的一分子。這部作品的煽動作用，是決不能低估的，它實際上為不久后所發生的政治風波做了輿論的準備。
    你在來信中談了自己對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的看法，我完全贊同。我們確實應該把卷入風波的廣大青年學生和具有政治背景的某些特殊人物區分開來。從上面的回顧和分析來看，《河殤》的炮制者顯然是屬于后者而不是屬于前者。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近年來美國在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推行的“顏色革命”。其實，要用“藍色文明”來取代“黃色文明”，按照近年來的說法，難道不就是一場“顏色革命”嗎？如果不是黨中央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果斷措施，“顏色革命”早在將近20年前就在我國“大功告成”了。而《河殤》的炮制和鼓吹者，豈不是就當之無愧的成為“顏色革命”的“先行者”了嗎？善良的人們，警惕啊！
    值得注意的是，在將近20年后的今天，某些人為什么卻又舊事重提呢？這一點也不奇怪。“樹欲靜而風不止”，此之謂也。縱觀此文作者的思想發展過程，他早年接受的是自由主義，亦即民主個人主義，后來參加革命隊伍，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自由主義并未放棄，只是有了一個較長的“潛伏期”而已。到了近年來，由于國內外的政治氣候，原來潛伏的主義便有了惡性的發作。此人的一位知音在《李銳其人•序》中曾從他自己的角度對此作過符合實際的剖析，你如有興趣，不妨參看。于是，此人便從自由主義或曰民主個人主義出發，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革命歷史，否定我們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所做的一切。有一篇文章稱他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標本”，我看是非常恰當的。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就聲稱：“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終于會再顯身手”，一切堅持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應該說，為《河殤》翻案，給歷史虛無主義評功擺好，實屬自由主義或曰民主個人主義題中應有之義。他們所提供的“藥方”帶來的只能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深重的歷史災難。親愛的同學，我們可千萬不能讓艾奇遜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預言成為現實啊，你說呢？
    寫了不少了，就此打住吧。
                            順 致
同志的敬禮！
                                                      你的老年朋友 徐非光
    摘自2006年第11期《中華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