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世界的發展政策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①]

周建軍（譯）

    整個拉丁美洲的現狀——這個倍受關注的問題,是全球化的失敗還是改革的失敗?明顯的，過去二十年來推行的政策非常令人失望，這個被公認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大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非調控化（stabilization）。當國家擺脫了過度負債的桎梏時，九十年代的數據——這些政策的首次實際檢驗，將有助于解釋對（“華盛頓共識”）幻想破滅的意義。那十年的增長率僅僅相當于改革前和經濟危機前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一半多一點。即使在那些經濟顯著增長的國家，不成比例的收益分配也僅僅使得30%甚至更少的10%的人受益，為數眾多的窮人則實際處境惡化。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在消除不平等（inequality）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實際貧困率在攀升，更不用說實際增加的貧困人口數量。失業率已經很高，增加了三個百分點。相反，由于資本收益停滯和下降，最近五年來的狀況更加惡化；這五年被稱為失去的五年（lost half-decade）。 

    拉丁美洲的失敗和被推行的“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有著明顯的聯系。我們對這樣的結果不應感到意外。它們反思過去和現在發生的事情。頭一個六七年表面上的成功僅僅是海市蜃樓，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穩定的外國資本流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一定程度上由于對失去的十年（the lost decade）的“追趕”，這種“追趕”經常發生在一定時期的經濟停滯之后。類似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是經不住考驗的。最近經常反復提到的成功例子，智利，展示了它在取得顯著成就的幾年中7%的增長率，它沒有簡單地屈從于“華盛頓共識”不管它國愿意與否的指令。象東亞這樣的成功例子，有選擇的增加和削減由IMF開出的標準處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全球化的方式。例如，它沒有完全自由化其資本市場，意味著保留對短期資本流入的征稅；這種稅阻止資本流入這個國家，在東亞危機中輪流阻抑資本流出。東亞僅僅有選擇地私有化，即便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包括核算部門不公平地、強烈地攻擊國營企業；然而今天，大約20%的出口仍舊來自于政府擁有的企業，如：智利國營銅公司CODELCO。社會民主政府強調教育和衛生支出，特別是針對窮人的支出；如今，政府仍然有必要堅持這樣做，雖然政府在削減不平等方面沒有取得進展，但是當不平等在別處泛濫時，至少不平等沒有惡化。或許更重要的是，這樣將產生一個良性循環：經濟增長容許政府在沒有財政赤字的情況下提供重要的社會開支，以至于今天，智利的負債—GDP比保持在15%左右的水平，使智利不象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那樣易受國際市場的毀滅性影響。

全球化：機遇和挑戰

    華盛頓共識的基本信條已經越來越受到挑戰。

    ●非調控化政策不能確保經濟增長。按照IMF的處方行事的國家，從玻利維亞到蒙古，都在問：我們已經感到痛苦，我們已經做了你讓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們何時才能有所獲益？與此同時，那些走獨立道路的國家（象中國），或者那些有選擇的執行IMF政策的國家（象智利），情況要好得多。

    ●非調控化政策（被定義為嚴格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甚至不能確保穩定，由于資本市場的開放，當投資者的情緒突然變化時，將導致大量的資本外流，由此造成了經濟上的嚴重破壞，甚至在那些有著相當強大的公共機構的國家，那些國家金融部門的監管規則也是非常軟弱，缺乏安全網。過去的六年中頻頻發生的金融危機已經為此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 資本市場自由化（連續的錯誤，過早的資本市場自由化）沒有使得經濟增長的更快，反而使國家冒更高風險：冒險沒有任何回報。

    ●對比自由貿易這樣的“靈丹妙藥”，貿易自由化的好處越來越值得懷疑。特別是近年來整個世界的自由貿易發展成為不對稱的貿易，發達國家堅決要求發展中國家取消對發達國家的商品貿易限制，但是發達國家卻保留著對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貿易限制。布什政府統治下的美國，這方面的虛偽無人可比：美國對本國的農業補貼再創新高，對進口鋼鐵制品征收新的關稅。即使美國，這個當今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也有不到6%的工人在經濟衰退時面臨失業；但是假如這些失業者有必要求助于社會的“保護，”社會安全網（safety net）將采取保護措施以保護這些失去工作的人們。而在發展中國家，毫無疑問，高失業的地方沒有這種安全網。那些由于自由化政策而失業的人們，他們的家庭前景確實非常慘淡。更為糟糕的是，在這樣的緊縮政策下，以前許諾的新工作崗位沒有被創造：發展中國家制定的利率經常與IMF警惕通貨膨脹的利率一樣高，這樣的利率政策除了能影響那些失業人口以外，怎么可能影響那些投資者擁有的債券價值呢？結果，工人沒有由從事低生產率部門的工作轉而從事高生產率部門的工作，沒有促進增長反而貧困惡化的自由化“許諾”，使得工人由從事低生產率部門的工作變為失業抑或轉而從事非正式部門的低報酬工作。當它們繼續信奉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花言巧語時，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越來越訴諸于非關稅（non-tariff）的保護主義措施。一個油然而生的問題不斷被人們提出：為什么“公平”或“不公平”的貿易實踐中有倆種標準？一種標準維護一國商品制造商的利益，另一種標準維護非商品制造商的利益。在反托拉斯法的框架下，為了“敲竹杠”，美國規定本國的“傾銷”標準，為什么這些標準不被更普遍地推廣呢？

    ●最近的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充分顯示出世界上各個政權的不平等地位。知識產權制度受美國和其它國家或地區的商業利益驅使而制定，發展中國家和研究團體對知識產權的關切也沒有引起各方的關注。知識產權制度是不健全的。某些問題已經顯露出來，諸如那些藥品獲取途徑引發的問題。其他的問題也將逐漸地出現。同樣，服務行業：服務貿易協定范圍的擴展通常被稱作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美國關切的金融服務尤為值得關注，美國關切的不是建筑業或沿海省份的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的金融業也已被搬上議事日程。

    ●正如俄羅斯充分顯示的那樣，私有化（私有化本身就是錯誤的，而且它很難做好）可能導致更高的公用事業成本（而不是更低的公用事業成本），由此進一步破壞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私有化還伴隨著腐敗的泛濫，并進一步導致政治腐化和不平等加劇。英國鐵路和電力部門的私有化所遭遇的艱難顯示出即使擁有完善的社會制度的國家也很難“正確解決”私有化這個問題（“get it right”）。美國電力部門管制的取消不僅說明沒有充分的政府管制，私人公司的大肆操縱不但破壞了經濟而且摧毀了公共財政；而且這種操縱使得管制機構正常運轉也是極其困難的。 

    ●不顧社會和政治可承受度（按照IMF和華盛頓共識的旨意），華盛頓共識不僅是糟糕的社會政策，而且是糟糕的經濟政策。經歷了IMF政策“貢獻”的騷亂（就象好多拉丁美洲國家經歷的城市暴力和游擊活動一樣），印度尼西亞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痊愈。一定程度上，這種事件是在那些國家推行錯誤政策的后果。在那些土地所有權存在嚴重不平等的國家，分租制作為一種土地租賃的方式，對經濟增長作用微弱。農民的稅負非常沉重，50%的收成要返還給地主。

全球化思潮的更多討論

    全球化霸權的一面是使得那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看到發達國家說一套、做一套，尤其是美國。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薦政策，并對它們施加影響。我已經在前面提到發達國家在貿易方面的虛偽。我已經簡要地提到私有化和發達國家管制的問題，包括重新國有化的發端，這將引發對這些問題的反思。關于核算問題的廣泛討論，不僅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都注意到了這些問題，而且注意到IMF施加給發展中國家的核算體系的缺陷以及在發展中國家與歐洲和其他地方通用的核算體系的區別。

    在美國2001年的經濟衰退中，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同意通過財政手段刺激需求來恢復經濟；然而所有發展中國家經濟面臨衰退時，IMF強迫它們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這與它們的使命恰好相反。

    當IMF推行帶有社會保障的私有化政策時，美國（華爾街除外）開始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privatization）遭到冷遇。結合已做的研究，就英國而言，私有化的交易成本減少了40%的收益。

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認真的關注經濟，全球化有三種明顯的好處：一國產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一國自己的市場；一國投資不再限制儲蓄的來源；一國的廠家能（以相當高的價格）獲得最先進的技術。但是與這些機會相應的是一些重大的挑戰：發達國家已經學會運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阻擋不發達國家的商品進口，外國直接投資（FDI）不僅可以帶來資本，而且可以帶來市場和技術，這不同于給國家帶來巨大的不穩定的短期金融資本。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成功的國家，說明一個不能吸引FDI的國家必須同時放開本國短期資本流動管制的資本市場自由化倡議是幼稚的錯誤。有的國家甚至誤認為外國對本國現有生產資料的收購(例如：私有化)等同于外國直接投資。在某些情況下，外國公司創造新的工作崗位，綠地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和其他形式的外國投資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多數情況下，外國人收購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資產剝離而不是財富創造；長此以往，國家將變得更窮，而不是更富。

    全球化帶來的其他挑戰：由于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但是那些受過良好訓練的勞動力可以更自由地流動），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困境是：要么發展中國家按照國際慣例支付它們不能承受的競爭性工資，這將導致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要么它們失去這些訓練有素的工人。在一些東歐國家，熟練工大規模地外流（僅留下那些年齡較大不能轉移和沒有技術的工人）推動了這些國家的螺旋式衰退。同樣的，資本和勞動的不對稱流動迫使對資本減稅，從而留給對勞動更多的稅負，導致全世界的不平等加劇。

主權破產

    按美國人的說法，銀行和債務人大多只會同歡樂，不會共患難（fair weather friends）。當你不需要錢的時候,他們總是愿意貸款；當你最需要錢的時候,他們卻想讓你還錢。國家推行反周期的政策是整個大陸的原因之一。經濟學家們還沒有修宏觀經濟學的基本課程，他們應該學習反周期的經濟政策。相當程度上，這種借貸幾乎是一種自動不穩定器（automatic destabilizer）。(當經濟下滑時，銀行變得不景氣；由于對國家的銀行信心減弱，人們到國外尋找更安全的銀行；當他們把資金撤離這個國家，銀行違約增加時，嚴格實施的資本金充裕標準和緊縮的需求儲備導致借貸收縮，致使經濟進一步下滑。)

    如果國際資本市場突然決定提高新興市場的債務所需的風險貼水，一個負債占GDP比重適度的國家也可能無法還債，尤其是當風險貼水大幅度增加時。容易看出這里存在一個多重平衡的問題：如果利率是合理的，國家承擔債務將沒有問題，違約的可能性將很低，相應地，利率應該保持在適當的水平。但是如果利率飛漲，國家將不能承擔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將很高，相應地，高利率是完全符合規律的。

    違反效率市場基本原理的債務合同的設計使這些問題進一步惡化。富國更有能力承受利率和匯率變動的風險，債務合同應該被相應地設計，或者債務合同將在有效率的資本市場中設計。但是這不符合實際。當情況變壞時，窮國被迫承擔風險，開始了一種惡性循環：擔心違約導致資本外流，又導致更低的利率和匯率，債務負擔增加到了不能承受的水平。

    由于世界在處理主權違約方面沒有好的方法，這些問題被進一步惡化。第11章和第9章都沒有，快速和公平合理的解決違約的方法；這種方法既要考慮債權人的利益，又要考顧其他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的利益，諸如被雇用者和那些依靠政府提供象健康和教育之類的重要服務的人們。當然,我們在過去一百年里已經取得一些進步。

    一百年前，1902年，作為對歐洲勢力（在美國的明確支持之下）轟炸委內瑞拉部分地區的回應，時任阿根廷外交部長的Luis Maria Drago博士宣布Drago主義，轟炸起因于委內瑞拉未能履行其國際債務。他宣稱阿根廷共和國支持的是原則（既定的原則），這個原則既不支持歐洲在美洲的領土擴張，也不支持整個大陸對委內瑞拉（因推遲支付欠款造成不幸的金融局勢）的壓迫；公債不能用軍事干預的方法或者允許歐洲勢力對美洲土地的資源占用的方法來解決。今天的現實就象一百年前發生的事情。

    一百年前，阿根廷回應拉丁美洲國家的防御。Drago宣稱，我們不為任何自私的想法而動搖，也不為我們自己尋求任何利益，正如我們表達的愿望，國家的公債不能作為軍事侵略的理由；由于（拉丁美）洲國家兄弟般的情誼以及發自全國上下道義上的支持力量，一個國家總是相信它自己的命運和整個洲的命運。

    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個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世界上的軍事和金融勢力——用軍事手段試圖強迫負債——在中世紀，它們占領了墨西哥。它們對埃及的占領也持續了幾十年。這也不是最后一次。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看來，蘇哈托由于軍事干預簽署所謂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和簽字轉讓國家經濟主權的那些國家沒有區別。（事實上，當私人債務被國有化時，在國際競爭領域的公共負債和私人負債的區別有時是模糊的。這樣的債務國有化不僅發生在80年代早期的拉丁美洲危機之中，而且發生在最近的東亞危機之中。）

    不少人認為阿根廷遭受的痛苦已經過去，這種觀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商榷：債務人注意到違約將帶來嚴重后果。制定政策的目標應該是恢復經濟。東亞危機中（最近的拉丁美洲危機之后的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論家強調東亞需要更多地依賴停業和破產，東亞需要改進破產程序，我稱之為超級第11章（super-chapter 11）。但是破產改革在美國的長期辯論已經表明沒有唯一“最好的”破產準則。每個發達工業國家的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種法定的方法（而不是依賴于被改進的市場機制，例如，強制的集體行動條款），這一事實表明美國財政部沒有道理（它好像聲稱集體行動條款包括想要的一切），強化了對破產和交易的理論和以經驗為依據的研究結果。很明顯，任何被稱為公平的破產程序中，主要債權人（例如：IMF）不能同時扮演破產法官的角色，除了作為原告以外，甚至不能在破產程序中發揮主要作用。這些改革如果發生，將持續很長時間。 

    因此，第三世界國家今天面臨三個冷酷的事實：第一，資本市場是高度不穩定的。國家不僅因為它們犯錯而受懲罰，而且因為一些與它們不相干的事件；國家被懲罰不僅因為它們所犯的錯誤，而且因為資本市場認為它們可能犯的錯誤。使人屈服于國際資本市場所謂的“紀律”不能確保效率的提高；國家冒險被迫放棄它們統治權的重要部分。短期資本自然非常關注短期利益。

    第二，危機發生時，成本巨大。甚至當危機轉移時，依賴外資的成本也非常大，例如，當它們需要實施擴張性的政策時被強迫實施緊縮的政策。

    第三，運行良好的資本市場將使富國承擔匯率貶值和利率升高的風險；不論是從事跨國借貸的主權國家還是企業，運行良好的全球金融體系將有限制破產成本的方案。但是我們既沒有運轉良好的國際資本市場，也沒有運轉良好的全球金融體系，至少在這個—和其它—決定性的方面。

    面臨如上現實的國家必須調整開支，增加稅收。 

產業政策

    全球化使得國家直面全球市場競爭的挑戰。今天，我們必須承認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

    不僅存在資本和其他資源的差距，而且存在知識方面的差距。這些國家在問：他們怎樣才能改進技術、提升競爭力、增加出口、增強本國與外國進口的競爭能力？ 近來，產業政策聲名狼藉。我在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前任同事指出，經濟上生產油炸土豆片還是電腦芯片沒什么兩樣——經濟上應該生產使GDP數值最大化的產品，市場做出的決定是最正確的。

經濟理論和產業政策

    反對產業政策的論據基于對經濟理論的幼稚理解和經濟史的歪曲。標準的經濟理論到處宣揚競爭性市場的效率，但是亞當?斯密主張市場效率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要有極其嚴格的條件。例如，它假設信息是完全的，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市場是完全的——資本市場是完全的，市場能獲得防范風險的所有保險。這些假定明顯不能適用于即使運轉最好的市場經濟。當然，經濟學家們意識到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是不完全的，他們“希望”信息不是很糟糕，或者不是非常不完全，然而現實經濟卻被完全信息模型所描繪。我的研究，還有別人的研究，都說明這種“希望”沒有根據：即使少量信息不完全也能產生顯著的影響。

原則上，政府有一個作用：提高市場效率。

    談到創新，這些探討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就知識自身而言，知識被認為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信息，信息經濟學的成果應用于創新經濟學的領域。標準經濟理論假定不存在技術進步,但是，成長和發展的重心是技術變革、新產品和新生產方式的開發和應用。關于市場效率的標準經濟理論沒有言及競爭。相反，有理由堅信，一般地，市場不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知識具有公益性，創新產生巨大的外部性。此外，創新有巨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缺乏保險市場的后果可能特別嚴重。很久以前，熊彼特強調資本市場不完全的重要性，因為研究方面的投資尤其得不到保障。因此,現代經濟理論已對政府作用做了強有力的設定。 

經濟史和產業政策

    這使我必須回顧相關的經濟史問題。我仔細研究的倆個發展的成功例子，美國和東亞，為產業政策的重要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在某種意義上，政府催生了電訊產業。第一條電報線是聯邦政府于1842年在巴爾的摩和華盛頓之間建設的，對新經濟（New Economy）的創立貢獻很大的現代國際互聯網，也是由美國政府建設的。美國政府，通過它的研究和普及服務，對十九世紀的主要產業（當然包括農業）進行改造，使得生產率提高——這是現代世界產生的前提。東亞國家政策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努力彌補與發達國家的“知識差距。”這些國家意識到它們與發達國家不僅在資本方面存在差距，而且在知識方面存在差距；它們努力工作，成功地把現代技術推廣到各自的社會之中。今天，東亞國家在眾多領域，已處于前列。

    使產業政策更有效：新的手段和方法

    產業政策的批評者痛陳產業政策的失靈和弊病。產業政策已經失靈，弊病很多。有時，政治壓力迫使（政府）把大量的補貼給了各自寵愛的產業。據稱，

    政府沒有“管理”經濟的可信記錄。日本政府曾向本田公司施壓不要生產小汽車（已經有足夠多的小汽車生產商），這件事被認為是政府干預的錯誤嘗試而反復提到。但是，產業政策早期的著名成功說明：產業政策的社會收益遠遠超過其社會成本。

    的確，出于最優風險的選擇，一定存在失誤：如果什么都沒有，顯然政府早就執行過度保守的策略了。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的研究結果讓人確信：事實上，政府支持的研究比典型的私人投資回報更大。

原理

    我們已經從錯誤中學習了很多，我相信我們將有能力制定更有效率的產業政策。

    信息經濟學也將幫助我們理解資本市場不完全的原因，以及政府在這個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原因。在美國，最近一年中，由于政府擔保，全部金融的25%由政府或者通過政府發起的企業提供。政府幫助建立國家抵押市場，以降低私人購房者的資本成本。最近幾年，政府（通過中小企業局）對小企業的借貸已經達到了驚人的記錄。當然，每個大企業都要從小企業開始。

經濟顧問委員會，總統參謀， 1995

    在某種意義上，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強調產業政策問題。政府在我們的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政府的巨大作用僅僅被認為是在金融領域，它在研究和教育中的作用也同樣重要。基礎設施是另一個政府控制的領域。在這些領域做出決定——政府支持哪個研究領域，怎樣設計課程，哪里建設道路和機場——幫助發展經濟和競爭力。同樣的，稅收政策也有助于發展經濟。不動產和能源的特殊稅收處理是一種產業政策的形式——直接把資源配置到這些領域。但是政府應該直接在這些領域配置資源嗎？

    現代產業政策不包括經濟的微觀管理。產業政策的批評者聲稱政府不能從最正確的角度“選擇贏家。”對市場的政府干預不是因為政府對市場選擇贏家的能力沒有信心（盡管美國技術泡沫的資源配置不當可能引發問題），而是很大程度上因為市場失靈的存在（早些時候指出的同類問題）。因此，今天，產業政策的實施基于廣泛的政府干預，特別是矯正市場失靈的努力。

    產業政策關注教育和研究。像哥斯達黎加這樣的國家已經認識到如果他們打算在現在這個時代取得成功,就必須人人精通電腦技能、接受教育。它認同政府在其他領域發揮重要作用，諸如基礎設施，想知道促進經濟發展的途徑。

勞動力市場和教育

    廣義的產業政策的重要部分是通過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終身教育，旨在培養學習能力的教育，提高經濟的靈活性。學校的課程需要改革，大學和產業之間需要更好的銜接。十九世紀里，公共教育立足于為滿足產業化需求對勞動力進行培訓。二十一世紀，教育要立足于培養工商企業家以及適應世界飛速變化的能力。一些國家面臨將受過訓練和良好教育的人才留在國內的挑戰。這種挑戰確實存在，特別是在轉型經濟體中，它們已經經歷大量的人才流失。除非阻止這種人才外流，否則在共產主義的殘骸下重建現代經濟將非常困難。

小企業和風險資本

    由于存在一些小企業做大生意(Nokia)的事例，小企業繼續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將是可能的，產業政策應該特別關注他們的需求，通過建立產業和研究園區以及孵化器的形式。需要指出，金融機構的專業化，風險資本公司，是對中小企業獲取信貸的傳統途徑的跨越。

我的觀點

    現代經濟越來越變成了服務產業和知識經濟。從農業到工業的經濟轉型是重要的，而很明顯，從制造業到新經濟的轉型將是戲劇性的。一國動態的（dynamic）比較優勢是什么，對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簡單的答案。但這一點將是非常清楚的：新經濟的比較優勢可能與過去有著明顯區別。

    我們不應忘記，在多數發展中國家，大量最貧困的人口仍滯留于農業部門，并且這種情況可能持續幾十年時間。如果要削減貧困，那么必須在農業部門有所作為。即使削減貧困不能直接推動出口，但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成功國家的經驗已經顯示了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如果大部分人口的利益被遺忘，社會將不能保持穩定。發展中國家對孩子們的教育不僅是一種出路，而且有著（遠大的）前景。但是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同時具備這些資源——資本和土地——把知識運用于實踐，僅做到這些還遠遠不夠。短期內，產業政策不能忽視農業問題，農業部門包含廣泛。（事實上，中國和臺灣早期的成功是基于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戰略。）

結束語

    現代世界的成功沒有簡單的模式。愛爾蘭島和葡萄牙充分地說明，那些處于歐洲外圍的國家，其收入水平接近最低水平，它們在經濟追趕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金融、教育和產業政策都是它們取得成功的重心。市場——工商企業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有責任也有機會創造經濟環境。有人提出減稅和取消管制的簡單符咒，建議僅僅通過減稅和消除管制，就可以實現經濟增長。沒有證據支持這種方法。當然，超負荷的稅收和管制會使經濟窒息，然而對一些人來講，任何稅收和管制都被認為是超負荷的。一種更可行的方法認為政府能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必須發揮重要作用。政府不僅要實施已是選擇。是不容易的，的政策中起這樣縱經濟上的政策中起這樣一中心管制，而且要提供公共服務，例如教育。東亞發生的問題是管制太少，而不是管制太多；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更是由于管制缺乏，而不是管制過度。經過斟酌制定的產業政策，作為經濟管理綜合戰略的重要部分，能促進經濟增長和帶有社會公正的穩定。

    不久前，有關拉丁美洲第二代改革的討論：第一代改革，集中自由化、私有化、非調控化，假定它們的改革是成功的。現在是把進一步的改革建立在過去成功的基礎之上的時機。今天看來，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失誤是明顯的，雖然有些人說這樣判斷為時過早，另一些人說改革使處境變得更糟。很明顯，一些人已經從改革中受益，一些改革者在改革中有利害關系，改革被認為是成功的。改革受到自由市場力量的支持，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家們，他們將繼續宣告改革的成功，無論他們面對什么樣的證據。許多過時的政策必須改變。政府不能繼續增加沒有結果的巨額赤字。高的通貨膨脹率是有害的。很多國營企業效率低下。強大的保護主義代價巨大。我們不能回到過去。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的失敗。改革必須改變。

    全球化增加了成功的機會，但是它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新的風險。大部分游戲規則被發達工業國家制定，或者更準確地說，受那些國家的特殊利益影響而制定。發達工業國家僅僅考慮自己的利益，經常不顧及第三世界，特別是窮人的利益。象巴西這樣的國家需要主動倡議建立一種更加平衡的制度。這種制度不僅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為了整個世界的利益。

     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很長的時間。同時，發展中國家必須學會適應這些游戲規則，盡管這些游戲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公平的。即使存在這些不公平的游戲規則，我相信象巴西這樣的國家將有助于改變全球化，使得全球化不僅僅是為富人服務，而要為所有人服務。但是如果它們打算這樣做,它們必須選擇自己的道路，以擺脫在過去十年里對操縱拉丁美洲經濟政策起主要作用的幼稚咒符。做到這些將是不容易的，但已別無選擇。
 

    [ 周建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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