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

崔之元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在改革30周年的時候，我們在鄧小平的家鄉召開中國經濟學年會，顯得非常有象征意義。改革30年，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一個最重要的創新，就是提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2008年，也是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一年。在這一年，我們看到美國在金融危機中的救市之爭，看到英國宣布以“部分國有化”方式的救市策略。英美的救市方案，也引發了經濟學界對于英美“社會主義化”的討論與批判。在人們對于英美救市方案的爭議中，基本上無視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不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口號——只是由于共產黨執政，才不得不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一個“社會主義”。中國和西方多數輿論都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經濟學上的內容。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認真總結改革30年中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蘊含的經濟學含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創新對社會發展方式的啟發。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有無經濟學內涵？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兩本回憶錄值得一讀。一本回憶錄是1990年代初任國家體改委主任和國家計委主任的陳錦華先生的《國事憶述》，最近這本書也出版了英文版。據陳錦華的回憶，撒切爾夫人當面對鄧小平和江澤民都說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是不成立的，因為只有資本主義才可能有市場經濟。江澤民給陳錦華打電話，希望他們從理論上解釋一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陳錦華連夜召集體改委理論局開會。當時有人提出，發明“市場效率概念”的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還寫過三卷本《歐洲社會主義史》——這或許能說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這兩個詞擱在一起，不會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否則帕累托為何同時寫這兩個主題呢？這個回答很有趣，但顯然不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讀的回憶錄，是上海市前副市長，后來擔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的趙啟正先生寫的《浦東邏輯》。在書中，趙啟正詳細介紹了浦東從一個非常不發達的農村，在短短十幾年中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矚目的東方明珠城市的過程。為什么浦東發展這么快？趙啟正最有意思的觀點是：浦東開放不是靠一般意義上的對公共設施的財政投資，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資產的市場運作收益。他總結了八個字——“空轉啟動，滾動開發”。這八個字的內容是，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東開發沒有主要靠財政投資，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作為浦東新區四個開發性公司的國有股，一旦有這個“空”的（估算出的）國有股以后，開發公司可以向銀行貸款，可以吸引外資，因此第一輪開發是“空轉啟動”的。但是一旦開發以后，土地價格就會上升，國有股可以從中分紅。滾動開發，每滾動一次，就開發一次，通過國有股分紅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會化，用于進一步開發，直至浦東新區建成。所以浦東開發模式被總結為“空轉起動，滾動開發”。這個例子非常生動，說明了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種公有資產在市場中運作產生收益的經濟。

現任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同志，原來是上海市經委主任。他把“浦東經驗”帶到了重慶，并有了新的發展。

我認為，可以把“重慶經驗”概括為“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到2008年6月底，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突破7000億，比2002年1700億增加了4倍，這在“國退民進”的大環境中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更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國資增值”，不僅沒有“與民爭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當全國多數城市購房的契稅是3%～5%時，重慶購房的契稅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給西部12個省市的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之一是允許他們對企業只征15%的所得稅，但目前只有重慶還在使用15%的稅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財政壓力主動放棄了優惠，仍然征收33%的企業所得稅。重慶的民營企業只須交較少的所得稅，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現。在應對當前國際性金融危機中，重慶又在出臺一項“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買房款可以從地方個人所得稅中抵扣。

“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得以攜手并進的機理是什么？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在多次與記者訪談時強調，關鍵是通過國有資本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力和帶動力，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從而有經營性收益上繳，使政府有能力減稅，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重慶的具體做法有三：一是對市屬八大國有投資集團“五大注資”，即國債注資、土地儲備收益注資、存量資產注資、規費注資、稅收返還注資，從而增加國有企業的凈資本金，加大它們的融資能力；二是財政局對國有投資集團的融資活動不擔保，各大投資集團之間也互不擔保，集團內規費資金專款專用、不交叉混用的“三個不”；三是投資集團資產負債、現金流、投入與資金來源實現“三大平衡”。我們不妨把“五大注資”“三個不”和“三大平衡”稱作“重慶經驗”的“三大法寶”。

“五大注資”是“重慶經驗”的“第一法寶”，我們有必要深入了解。重慶很大，山路很多，交通不方便，為此重慶啟動了“八小時重慶”計劃，大量修路，力圖在八個小時之內到達重慶的所有縣區。“八小時重慶”的建設，就運用和發展了上海浦東開發的經驗。黃奇帆副市長在重慶建立了八個國投公司，把中央分給重慶的國債集中注入八個投資公司作為國有股，壯大國有凈資產，這樣形成了獲得商業銀行貸款和吸收民間資本的基礎。然后他把路橋收費和歷史上形成的一些公有存量資產也注入八大國投公司作為資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儲備收益給八個國投公司之一注資，這既用活了公有資產，又可以進一步帶動民間資本。如建一條路，可以先邀請民營資本或外資搞BT(Build and Transfer,建設后再轉讓），但是重慶國投公司也可以很快回購。因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漲，重慶國投公司就有了來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資本金注入。2004年重慶朝天門長江大橋的修建就是如此。先進行BT，三年后重慶城投就將之回購，因為朝天門長江大橋周圍7000多畝土地已經進入城投的土地儲備。同時，黃奇帆副市長還把公益性國有投資公司的稅收返還給它們，進一步壯大國有凈資產。

可見，“五大注資”的實質是增加國有凈資本從而帶動社會資本。土地儲備收益是“五大注資”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國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土地財政”。但國債注資、存量資產注資、規費注資、稅收返還注資，則是重慶獨特的增加國有凈資本從而帶動社會資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國有資本。我認為，“五大注資”的理論含義十分深刻，它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經濟，不是國家行政權力任意干預的經濟，而是國有凈資本在市場經濟中運營增值的經濟。

我們還可以用當前西方金融危機中兩種救市方案之爭進一步了解“五大注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意義。美國保爾森財長一開始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億美元買銀行壞賬。但是，絕大多數民眾覺得這種買壞賬的方式非常不公平，認為這是用老百姓的錢來救那些華爾街銀行界的富人。更重要的，如索羅斯指出的，用7000億美元買銀行壞賬也是沒有效率的，因此他認為必須用公共資金入股，即必須進行部分國有化，才是一個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從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國有股有收益，可以還給公眾，救市就不是完全補貼富人。從效率角度講，7000億美元如果作為國有股注入銀行的話，根據巴塞爾協議8%自有資本金的規定，實際可以帶動84000億安全資產，這樣遠遠大于原來的7000億。當然，保爾森一開始不愿意這么做，但當英國明確宣布救市方案以部分國有化為主之后，美國也跟進了。這個西方國家正在出現的部分國有化有些像中國的公司持股結構，AIG國有股占79%，皇家蘇格蘭銀行國有股占57%。我們有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我們主流思想一般認為要進行國有股減持，但是現在西方出現的情況是國有股增持。當然，保爾森認為國有股增持是暫時不得已的，他希望救市方案的時間是兩年。但是，現在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來自于大蕭條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這個模型是在1932年12月建立的，當時也是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注資持國有股，也說只有兩年，但實際上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時間之內，美國大量銀行和企業，都是有大量國有股存在的，也正是依靠這種方式才度過了大蕭條和二戰。這種形態就有些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純政治性的口號。更有意思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對現在西方整個救市方案都有啟發。不久前，中投公司的樓繼偉董事長在清華作了一個報告，他認為我們在兩房的投資沒有虧損，因為我們買的是兩房的債券，不是股票，如果當時買的是股票的話，現在美國國有股注資后，我們作為原來的股東，股權就會稀釋。但中國買的是兩房的債券，不是股票，美國救市后中國就不會虧。美國國有股注資以后，原來私人股東的股權就被稀釋了，怎么辦？美國有各種各樣的方案，爭論很激烈。我們討論國有股減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問題的解決方案，如果倒過來運用的話，實際上可以在重建國際金融體系的會議上，給美國一些建議。根據中國的國有股、法人股、個人股共存的經驗，我們完全可以給美國派出顧問團。這也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重要的經濟學內容。

黃奇帆副市長總結的“三大法寶”的第一項——增加國有凈資本從而帶動社會資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米德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一。在英國，詹姆斯·米德與19世紀《論自由》一書的作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同屬于自由黨。米德繼承了穆勒的“自由社會主義”——結合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傳統。米德一個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我們可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鼓勵人們創業和努力工作。但人們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是因為香港政府有一大塊公有資產——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作整體通盤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自由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貢獻。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19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有密切關系的。當時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地租社會化、土地國有化理論在世界上影響很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的重要部分就來自亨利·喬治。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在英國改變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這一方案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實行，香港因此就成為“自由社會主義”的一個實驗地。

“重慶經驗”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規模和維度上進行著“自由社會主義”的實驗。它值得全國人民密切的熱情關注！如果我們加強對國有資產的民主監督，同時使國有資產增值有一部分進行“社會分紅”，那么，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會分紅最大規模的發展，是在美國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州長哈蒙德二戰間在中國當飛行員，1979年鄧小平還接見過他。阿拉斯加的石油是歸全民所有的，石油開采權拍賣收益，讓阿拉斯加每個居民享受社會分紅。因為有公有資產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個人所得稅。阿拉斯加社會分紅的實踐從1980年到現在已有近30年，其最高值在2000年。當年一個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紅將近2000美元，如果一對夫妻加兩個小孩一年就有8000美元。我近年來一直呼吁借鑒阿拉斯加經驗，建立“中國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資產增值為基礎進行全民社會分紅。“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的重慶經驗，如果進一步和“社會分紅”實驗相結合，可能會有更令人期待的發展。

本文為作者在四川廣安召開的中國經濟學第八屆年會閉幕式上的發言，刊發內容經由作者修訂。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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