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發展的進程完全證明列寧的理論和路線的正確性。帝國主義戰爭引起革命危機。革命首先在俄國爆發。一九一七年三月（俄歷二月），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革命路線指引下，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舉行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

　　但是，由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可恥叛賣，也由于無產階級的覺悟不夠和組織不夠，以及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在國外或國內流放所，二月革命后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一個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一個是工兵代表蘇維埃。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利用布爾什維克在街頭領導群眾進行斗爭的機會，趁機在大多數蘇維埃組織中竊取了多數，他們推行一條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路線，使蘇維埃變成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附屬品，終于使政權完全落到資產階級手中。

　　資產階級于七月運用反革命暴力鎮壓革命人民，使布爾什維克處于地下狀態。但這反過來促使俄國人民革命情緒進一步高漲，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進一步成熟。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黨面臨著積極準備武裝起義，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迫切任務。

　　同時，在俄國二月革命的影響下，歐洲各國的革命形勢日益發展。德、法、英、意等國無產階級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罷工運動，有的甚至發展成武裝斗爭。在這種形勢下，無產階級怎樣對待資產階級國家，革命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就成為理論和實踐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列寧主義同考茨基主義存在著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和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

　　叛徒考茨基在國家問題上，“是一貫傾向于機會主義的”（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62頁）。

　　他堅持“超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觀，鼓吹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議會迷考茨基早在一八九三年就鼓吹資產階級的議會是“為各個極不相同的階級利益服務”的，“能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見《議會制度、人民立法和社會民主黨》）。

　　一九一二年他進一步鼓吹“和平的階級斗爭方法”，胡說什么無產階級的政治斗爭目標只能是“通過議會中取得多數并且使議會上升為政府的主宰而奪取國家政權。但不是破壞國家政權”（見《新策略》）。

　　考茨基在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時，竭力回避和否認由于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階級矛盾不可調和而必然得出的結論，即無產階級要獲得徹底解放，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非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后來，考茨基更進一步污蔑主張用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理論是什么“無政府主義”。

　　考茨基這種修正主義觀點在國際上起著很壞的影響。當時，考茨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比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多得多。考茨基的上述機會主義觀點成了孟什維克在國家與革命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影響尤為惡劣。

　　二月革命以后，普列漢諾夫等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揮舞著“唯生產力”論的破旗，叫嚷俄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把革命果實讓給資產階級，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后來又和資產階級勾結一起，竊取革命成果，鎮壓革命人民，策劃立憲改良的騙局。

　　因此，列寧認為“如果不在‘國家’問題上反對機會主義偏見，就無法進行斗爭來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的影響”（《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172頁）。

　　列寧在僑居瑞士期間，于一九一六年秋和一九一七年初閱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國家問題的大量著作，查閱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書籍。

　　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間，在革命斗爭極端緊張，環境十分困難和危險的情況下，列寧在匿居地拉茲里夫湖畔的草棚里，寫了《國家與革命》這一馬克思主義的不朽名著。

　　為了恢復被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考茨基之流所閹割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全面地、系統地、深刻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基本理論；闡明了從《共產黨宣言》以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偉大發展；總結了歐洲一八四八年革命以來近七十年國際無產階級為奪取政權而斗爭的豐富經驗；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在國家與革命問題上的一貫的機會主義立場。

　　列寧針對考茨基之流的超階級國家觀指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強力工具”（《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178頁）。

　　列寧駁斥了考茨基對資產階級民主的美化，指出“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本質是一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00頁）。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是資產階級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政治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地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就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壓迫、鎮壓人民。

　　往后，列寧又指出：“只有壞蛋或者像瓜才會認為，無產階級應當首先利用資產階級壓迫下和雇傭奴隸制壓迫下進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數，然后才去奪取政權。”（《向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共產黨人致敬》，《列寧全集》第30卷第40頁）

　　對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不能利用它，而只有用暴力革命打碎它、摧毀它，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列寧對考茨基之流否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學說的言行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

　　“必須不斷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流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這方面的宣傳和鼓動忘記了。”（《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188頁）

　　列寧著重揭露了考茨基一伙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妄圖用階級斗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企圖和手法。考茨基把階級斗爭局限在經濟斗爭、議會斗爭等資產階級許可的范圍內，根本不敢去觸動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反對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在批判時指出：“用階級斗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199頁）

　　列寧針對考茨基鼓吹“純粹民主”、否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從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謬論，進一步指出：“機會主義恰巧在最主要之點不承認有階級斗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并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斗爭。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斗爭空前殘酷、階級斗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

　　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專政“對介于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00頁）。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強調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重要性，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兩階段的學說。

　　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過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列寧設想的是全部生產資料歸整個社會所有），在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上，資產階級法權已經取消了，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

　　但列寧強調指出：“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法權’的不平等，就產品‘按勞動’分配這一點說，‘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占著統治地位”（《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51頁）。

　　列寧認為，資產階級法權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社會主義階段“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熱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是因為它是“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社會里那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東西”（《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56頁）。

　　列寧既指出了按勞分配的歷史作用和不可避免性，又指出了它的弊病是會使人們產生“斤斤計較，不愿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愿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54頁）。

　　因此，他強調絕不能“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57頁），要向著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繼續前進”（《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58頁），“要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轉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56-257頁）。

　　因此，既要看到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歷史作用，又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縮小、直到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一切表現。

　　偉大領袖毛主席總結了我國二十多年來無產階級專政的豐富經驗，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豐富經驗，把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與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直接聯系起來，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任務，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來認識和解決，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發展。

　　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部光輝著作，為俄國無產階級指明了道路。在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指引下，俄國無產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歷十月）舉行了武裝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開創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階段，為各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樹立了光輝榜樣，沉重地打擊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無情地粉碎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謬論。

　　因此，國內外階級敵人和修正主義者對十月革命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們拼命地反對，瘋狂地破壞。國際上，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于一九一八年春聯合對蘇維埃發動武裝進攻；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也積極配合，發動武裝叛亂。他們妄圖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把日益高漲的各國革命重新鎮壓下去。

　　在這股反蘇反共的妖風惡浪中，叛徒考茨基充當了急先鋒，徹底撕下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成為公開的投降派。一九一八年夏，考茨基寫了反動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考茨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問題上修正主義理論的全面、露骨的表述，“是用市儈的觀點歪曲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卑鄙地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典型”（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199頁）。

　　考茨基在這株大毒草中，鼓吹“純粹民主”，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獨裁”、“專橫”、“毀滅民主”，咒罵蘇維埃政權是“早產”的“孩子”、“活不成”等等。每句話里都充滿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為了粉碎考茨基的瘋狂進攻，捍衛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月，在被刺養傷期間，寫下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一光輝著作，痛斥了考茨基的謬論，淋漓盡致地揭露了這個叛徒的可僧面目，指出他“在對馬克思作自由主義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來，簡直是個后生小輩了”（《列寧選集》第3卷第628-629頁）。

　　列寧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叛徒考茨基妄圖取消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行徑。考茨基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馬克思在一封信中偶爾用過的一個“詞兒”，并把無產階級專政歪曲為“統治狀態”，即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條件下通過“民主選舉的方法獲得多數”所產生的狀態。這就隱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標志——革命暴力。

　　列寧痛斥了考茨基的無恥捏造，指出把馬克思著作背得爛熟的考茨基明明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談論了四十年的“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問題，也就是說的無產階級專政。

　　針對考茨基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的歪曲，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下了一個科學定義：“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第3卷第623頁）

　　列寧還徹底批判了考茨基關于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要有所謂“純粹民主”、被剝削者和剝削者要“一律平等”的謬論，進一步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

　　考茨基在其反動的小冊子中，大談所謂的“純粹民主”，鼓吹資產階級民主如何如何“優越”，攻擊蘇維埃政權是“消滅民主”。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指出：“‘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列寧選集》第3卷第629頁）

　　世界上從來沒有什么“純粹民主”，有了資產階級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有了無產階級的民主，就不可能有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列寧選集》第3卷第630頁）。

　　而“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列寧選集》第3卷第634-635頁）

　　考茨基還離開階級內容大談“多數”同“少數”的關系，說什么剝削者是極少數，勞動者是多數，多數應同少數“平等”。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批駁這一謬論時強調指出，剝削者雖然是少數，但是他們的實際力量比他們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他們有很大的優勢，他們絕不會甘心失敗，“照例要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反抗”，而“決不會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樣，服從被剝削者多數的決定”（《列寧選集》第3卷第640頁）。

　　列寧強調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列寧選集》第3卷第640頁）

　　他強調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不僅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不甘心死亡，他們總要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進行復辟活動，而且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會“跟著剝削者資本家走”（《列寧選集》第3卷第640頁）。

　　一九二〇年列寧更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第181頁）。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還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反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破壞工農聯盟的反動謬論。這部書的發表，給了叛徒考茨基又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考茨基在遭到列寧的毀滅性的批判以后，并不死心，于一九一九年又拋出了《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毒草，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續篇。

　　在這一反動小冊子中，他又一次瘋狂地攻擊蘇維埃政權是實行“恐怖主義”，“是俄國迄今有過的一切暴政中最暴虐的一個”。他還把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代表——孔老二作為“仁愛”的象征抬出來，說什么因為亞洲“誕生了孔子”，所以蘇維埃政權還不配稱“亞洲式的社會主義”，而應稱之為“韃靼式的社會主義”，即最野蠻、暴虐的社會主義。

　　考茨基的黑書一出版，立即受到帝國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者的熱烈歡迎。他們的電臺、報紙紛紛介紹、報導。列寧在《資產階級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痛斥了考茨基直接替資產階級幫腔的反動言論。

　　叛徒考茨基不僅搖晃筆汗，大造反革命輿論，而且一有機會就把他的叛徒理論付諸實踐。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爆發了革命，但是社會民主黨右派竊取了革命果實，他們同考茨基的“中派”聯合成立了反革命的臨時政府。考茨基在其中擔任了短時期的外交部副部長和“社會化委員會”主席。

　　他積極支持右派召開資產階級式的“國民議會”的主張，竭力反對社會民主黨左派——斯巴達克派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提出把蘇維埃和國民議會結合起來。

　　這是他的反動理論破產的表現：考茨基沒有膽量正視這樣的尖銳問題——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卻企圖把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這就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

　　列寧指出，考茨基的這一主張，“實際上投奔到資產階級營壘”（《伯爾尼國際的英進們》，《列寧全集》第29卷第355頁）。

　　考茨基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期間，竭力阻撓德國與蘇維埃俄國恢復外交關系。他擔任“社會化委員會”主席，空談了一個多月的“社會化”，但是結果沒有一個地主，也沒有一個資本家的財產被沒收。

　　當右派血腥地鎮壓革命，無恥地殺害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時，他竭力為右派辯護開脫，又一次扮演了可鄙的角色。

　　列寧憤怒地痛斥了社會民主黨右派殺害革命左派的卑劣行徑和贊美“純粹民主”、實則“沒有廉恥，沒有良心”的叛徒考茨基。

　　考茨基還同俄國的孟什維克和自由派勾結起來反對俄國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八月，他應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政府的邀請，到格魯吉亞訪問。

　　孟什維克把他當成“導師”、“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之父”；考茨基則吹捧孟什維克的資產階級政府是“純粹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絲毫沒有放棄自己的社會主義原則”，是東方地區的“榜樣”。

　　后來，當這個孟什維克的資產階級政府被推翻時，考茨基連連哀嘆“可惜”，哀嘆“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結出果實之前就被活活折斷了”（見考茨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成長》）。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丑惡表演，充分說明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可恥叛徒，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兇惡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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