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近幾十年來，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蔓延，抑郁癥、焦慮癥等精神疾病也日益泛濫。肯特大學Ruth Cain這篇文章分析了現代人的精神疾病問題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內在關聯。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社會造成了“令人窒息的無情私有化漩渦、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國家基本支持和福利的取消、不斷增加的無意義的工作要求、假新聞、失業和不穩定的工作”，令生活于其中的公民身心俱疲。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不斷強調要“超越自我”、“超越極限”，讓我們被迫在工作和生活中“假裝出永久的熱情”。在這樣的世界里，“抑郁、焦慮、自戀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反應”，這些精神疾病對于個體來說是一種自我保護：“從一系列無法獲勝的持續競爭中選擇退出”。而面對這種精神疾病泛濫的狀況，新自由主義國家及其醫療體系卻將這些問題和責任完全歸咎于個人。新自由主義的醫療保健體系要求每個病人對自己的狀態或行為負責，而新自由主義國家通過則將照護職責個人化和私有化，剝離了照護成本。作者最后指出，“完全無法解脫的個人”時代已經達到了極限，各種集體主義將是我們最好的保護者。

　　翻譯：趙丁琪

　　人們普遍認為，隨著集體幸福感的長期下降，西方國家的精神疾病呈上升趨勢。在全球金融風暴之后出現的所謂僵尸經濟(zombie economics)和極度緊縮政策的背景下，人們越來越相信，這種衰退的背后存在著社會和經濟原因。

　　特別是，人們越來越擔心新自由主義的條件和影響——令人窒息的無情私有化漩渦、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國家基本支持和福利的取消、不斷增加的無意義的工作要求、假新聞、失業和不穩定的工作——是罪魁禍首的一部分。也許最令人疲倦的是來自媒體、國家機構、廣告、朋友或雇主的侵入式但又遙遠的指令：實現自我極限、堅持不懈、從日益縮小的蛋糕中分得一杯羹，“因為你值得”——盡管你必須每天不斷地證明這一點。

　　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們被敦促在期望值大幅降低的情況下假裝出永久的熱情。新自由主義的新聞語言掏空了“成就”的實際內涵，強制要求夸耀個人的“卓越”和 “奉獻”，而實現實際成就的可能性卻在減少，工作變得毫無意義。在我所在的機構，清潔工的工作服上印有“熱情、專業和自豪”的字樣，似乎要求一個拿著最低工資、工作量自2012年以來翻了一番的清潔工“熱情”是合理的。

　　“自由選擇”

　　最近，我的一位同事告訴我，百慕大的孩子們為了彌補自己的錯誤行為，會念叨 “我要做出正確的選擇”。正如犯罪學家史蒂夫·霍爾（Steve Hall）、西蒙·溫洛（Simon Winlow）和克雷格·安克魯姆（Craig Ancrum）所探討的那樣，當一兩個錯誤的選擇會讓你成為無法彌補的“失敗 ”時，“選擇”就變得生死攸關。我們被告知，在我們幻想的“選擇”經濟中，阻礙實現理想、成就和滿足的結構性障礙將會消融。

　　但是，這種“自由選擇”的謬論削弱了人們的積極性，也使人們喪失了政治立場。在這樣的世界里，抑郁、焦慮、自戀（幼稚的自我對壓倒性攻擊的原始防御）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反應。已經證實，新自由主義社會使其公民身心俱疲；社會越不平等，公民越得不到自由市場“競爭力”的保護，這種影響就越大。

　　在這種情況下，抑郁癥看起來幾乎是一種自我保護：從一系列無法獲勝的持續競爭中選擇退出。最近，精神疾病和“發育障礙”診斷中涉及躁動和過度刺激狀態的病例增多，這同樣令人感興趣。以多動癥（ADHD）為例，一個人的多動和易分心使其成為正式的“失調”甚至殘疾，因為他們被認為無法應對給人帶來過度刺激的晚期資本主義環境。然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他們完全適應了不停分心的經濟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注意力被反復攫取并在經濟上被剝削。

　　自我測量

　　新自由主義化的醫療保健要求每個病人（或者說，醫療保健“服務”的“客戶”）對自己的狀態或行為負責。因此，精神醫療保健被重新定義為一系列“結果”，旨在實現可衡量的改善，而“服務使用者”必須盡可能地自己管理這些結果。從公共醫療服務機構（以及私人或雇主運營的職業醫療計劃）獲得精神疾病的診斷和支持，有時取決于使用智能手機或Fitbit 自我跟蹤技術所完成情緒或癥狀日記。而且，隨著雇主和福利機構獲得更多的權力來要求勞動者做出這種表現，未來很可能會對不進行自我跟蹤的行為進行更多的懲罰性措施。

　　這場“移動醫療”應用程序的“革命”也向我們展示了心理疾病和對心理健康本身的焦慮是如何被巧妙地商品化和金融化的。英國國民健康服務機構購買了 MoodGym 等測量應用程序，供病人使用。患者在進行自我監測時，會被不斷鼓勵展示“康復”，而不管是否存在長期損傷。值得注意的是，康復是以“適合工作”為基礎的，因為有價值的成年人在任何時候都在從事工作活動。

　　這種對“工作準備”（work-readiness）的關注部分地解釋了英國兒童心理健康服務相對匱乏的原因，這些服務的床位少得可憐，而且是首批被私有化的服務之一。

　　護理——還是風險管理？

　　新自由主義國家通過將照護職責個人化和私有化，剝離了照護成本。表現出令人不安癥狀的人被劃分為 “危險 ”和 “留守 ”兩類人，前者可能會受到懲罰或受到專制遏制，后者則只能靠自己或家人僅有的資源來應對。

　　20 世紀 70-80 年代，英國關閉了最后一批精神病院，成千上萬被認定為 “瘋子”、沒有自由權的人結束了長期住院治療，這是值得歡迎的。通過將病人轉回 “社區”，國家也節省了大量開支，這似乎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但是，在 “社區照顧”成為大多數慢性病患者的規范半個世紀后，有效的社區治療卻因預算削減、人員配備不足和士氣低落而受阻。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的精神科服務被系統性地削減資金，難以履行提供基本護理的法律義務。

　　在英國，警察開始越來越多地處理“前線”心理健康危機問題。監獄是精神疾病患者的 “倉庫”。同時，在美國的監獄中，“精神健康”病房關押著有自殺傾向或其他精神或情緒不穩定的囚犯，他們被安置在特殊的 “防自殺”牢房中，穿著“防自殺”的服裝，有時還會被長期隔離。在監獄里，任何偽裝的關懷最終都會轉向有利于防止訴訟的方向。現在，在美國許多州，有自殺傾向或精神失常的病人在入獄時或監禁期間都會被穿上 “自殺防護服”，甚至在法庭上也會穿上。

　　那么，有什么辦法可以抵制這些令人擔憂的趨勢呢？黑色幽默是一種應對方式，這種方式一方面要求人們 “積極向上”，另一方面卻在每個階段都告訴你，你已經是一個 “失敗者”。但是，各種集體主義將是我們最好的保護者。正如心理學家保羅·韋爾海格（Paul Verhaeghe）所預言的那樣，“完全無法解脫的個人”時代（很可能）已經達到了極限。至于極限之后會發生什么，尤其是對于那些已經崩潰或陷入懲罰性監禁 “照顧”的人來說，就不那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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