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選》第三卷《結束嚴峻的中美關系要由美國采取主動》(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國人這么多,底子這么薄,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穩定壓倒一切。
毛主席認為壓倒一切的是人民利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在《論聯合政府》里是這么講的:
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我們應當有志氣、有決心做到這一項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應當有信心做到這一項事情。一切為了人民利益,望各級黨委接到這個指示以后,精心籌劃,立即動手辦起來。
《毛澤東文集》第3卷《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于各黨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
《人民日報》1966年1月4第1版《為人民》:
“為人民”,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結晶。毛澤東同志總是教導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這是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
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就沒有階級對抗和民族對抗,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
但是毛主席認為斯大林是錯誤的,他認為“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59年)12月18日下午四時半至晚九時,同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繼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
在讀到教科書說“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就沒有階級對抗和民族對抗,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這一段時,毛澤東說:這一段只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樣一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里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里就中斷了。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因為不一致,才有團結的任務,才需要為團結而斗爭。如果總是十分一致,那還有什么必要不斷進行團結的工作呢?
矛盾,就意味著不穩定。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矛盾論》
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
......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毛主席在此著重指出:“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不平衡就是不穩定。穩定只是暫時的。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繼續說:
只有現在的和歷史上的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形而上學,不是把對立的事物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看,而是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并且把這種錯誤的看法到處宣傳,迷惑人民群眾,以達其繼續統治的目的。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還說: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
穩定的對立面是亂,毛主席是如何看待亂的呢?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1967年)十月十二日,毛澤東再次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對他們說:“這是一次審查干部的好機會。”他又講道: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干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因為國家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沒有見過,人都不認識。“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為什么我們不怕亂呢?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毛主席認為世界充滿了矛盾,有矛盾,社會才能發展。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見《毛澤東選集》):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
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臺。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么下臺呀?......不要怕下不得臺,可以下臺的。無非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之類的毛病,有則改之,不應當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數是好人,農民的大多數是好人。共產黨里,青年團里,大多數是好人。他們不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民主黨派成員的多數,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們不要怕亂,不會亂,亂不了。應當相信多數,這里所謂多數,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
對于鬧事,究竟是怕,還是不怕?我們共產黨歷來對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不怕,現在倒怕學生鬧事,怕農民鬧社,這才有點怪哩!對群眾鬧事,只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蘇聯也有些人怕。
發生少數人鬧事,有些是由于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再一個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存在。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這又是個難免論。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線錯誤,全國性的大亂子是不會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線錯誤,出了全國性的亂子,我看也會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國。當然,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歷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皇帝,來了軍閥。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國性的大亂子,那時總會有群眾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來收拾時局,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別人。經過那樣一次大亂子,膿包破了以后,我們的國家只會更加鞏固。中國總是要前進的。
對于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并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于收場,總有一天他還是要鬧。凡有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硬是來它一場赤壁鏖兵。
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么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對于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并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后退,毫無原則,什么要求都答應。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
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
......
按照辯證法,就象人總有一天要死一樣,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總有一天要滅亡,要被共產主義制度所否定。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不會滅亡的,那還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那不是跟宗教教義一樣,跟宣傳上帝不滅亡的神學一樣?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最大的“不穩定”、以常凱申為首的反動派最害怕的最大的“亂”,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頂上的三座大山,使得中國人民幾千年來開天辟地頭一遭翻身當家做主人。
如果一直穩定,奴隸社會是無法進步到封建社會的,封建社會也是無法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也是無法進不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也是無法進步到共產主義社會的。
穩定是相對的,是存在于矛盾中的,它不是壓倒一切的,只有人民利益才是壓倒一切的。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矛盾論》:
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75年)4月23日,閱姚文元報送的新華社四月二十日《關于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毛澤東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毛主席逝世后,閻王爺頭疼了。因為毛主席要到閻王爺那里解放小鬼去了。閻王爺那里要不穩定嘍。
“我要到閻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獄中的制度破壞一下。”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72年11月17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尼泊爾首相比斯塔,周恩來在座。雙方交談南亞的一些政治情況。當比斯塔說這是第三次見毛澤東時,毛澤東說:沒有第四次了,我要到閻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獄中的制度破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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