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王明的“左”傾,又掩蓋著王明的右傾。在新形勢下,黨內的兩條路線斗爭又出現了新的情況。這時,王明背著中央在國外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說,竭力鼓吹建立國民黨領導下的“國防政府”,迎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維護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推行右傾投降主義。
劉少奇這個時候,打著“反對‘左’傾關門主義”的幌子,極力鼓吹右傾投降主義。他提出“在全國實行同一制度與同一政策的統一政府”,“同一制度同組織的統一軍隊”,妄圖把領導權和人民武裝交給蔣介石,他在白區工作中,先是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后來又實行“偃旗息鼓”、“插槍不干”的取消主義方針。
在組織上,一九三六年八月,他伙同張聞天,背著黨中央和毛主席,指使安子文、薄一波、楊獻珍、劉瀾濤等人,發表“反共啟事”,自首叛變。
圍繞著統一戰線問題展開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在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中有著嚴重的反映。以陳伯達和周揚等為代表的一小撮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的所謂“左翼”文化人,配合著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積極追隨王明、劉少奇,打著“國防文學”、“國防哲學”兩面黑旗,掀起一股右傾投降逆流。
一九三六年夏,竊踞上海文化界領導職務的周揚等“四條漢子”,拋出了“國防文學”的反動口號,宣稱“國防文學”是“全民族性質”的文學;胡說在“國防文學”的旗號下,不應提出領導權問題,“領導權并不是誰所專有”應是“共同負起領導的責任來”;無產階級不要“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否則,就會“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這實質上是借“國防”之名,公開拍賣無產階級利益,向國民黨反動派屈膝投降的賣國文學。
劉少奇緊密配合,化名莫文華發表文章,提出所謂“廣泛的領導權”來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權,替“國防文學”幫腔。陳伯達則拋出《文藝界兩個口號的論爭應該休戰》,吹噓“國防文學”的口號,是“聯合戰線的口號”,叫嚷兩個口號之爭是“浪費力氣”,應立即“休戰”,為聲名狼藉的“國防文學”開脫罪責。
陳伯達還拋出了“國防哲學”的口號,為王明投降主義和“國防文學”提供理論 根據。他主張“各式各樣的人”,“不分階級”,“只要對方是中國人”,就要“在‘國防’這個目標上聯合起來”,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
他還宣揚孔孟之道,鼓吹要由他們這伙“救世主”發動一個所謂“新啟蒙運動”,妄圖把當時的一切文化運動,納入國民黨反動派搞的尊孔讀經的所謂“新生活運動”的軌道。
“國防哲學”完全是同資產階級搞“合二而一”的投降哲學,“國防哲學”和“國防文學”一樣,是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產物,也是劉少奇白區工作錯誤路線的產物。
面對著這股右傾投降主義逆流,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挺身而出,同周揚一伙作堅決斗爭,響亮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無產階級口號。
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周揚等人提出的“國防文學”只是為了“取悅于國民黨”的口號,“不過是一塊討好敵人的招牌罷了”。魯迅在國民黨反動派和反動文人的迫害、圍攻中,始終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直戰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毛主席對魯迅的一生給予崇高的評價,指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也是對三十年代的文藝黑線和“國防文學”的深刻批判。
為了確定黨在新形勢下的新任務,黨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上毛主席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
在報告中,毛主席系統地分析了“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以來的形勢,確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新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
針對新的國共合作將要實現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開始滋長的情況,毛主席強調黨必須自覺地擔負起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毛主席再次提醒全黨吸取大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嚴肅指出:“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在新的國共合作中,必須保持黨對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絕對領導,保持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迎頭痛擊了王明、劉少奇的右傾投降主義逆流。
毛主席號召全黨,要重新學習,重新訓練,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造就大批的最好干部,加強黨的團結,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和批準了毛主席的報告和一九三五年以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日戰爭作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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