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紅軍在毛主席領導下，從巴西出發，渡過包座河，突破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千里雪，跨過六盤山高峰，十月到達吳旗鎮與劉志丹等同志原來領導的陜北紅軍會合。

　　十一月，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密切配合，在直羅鎮戰役中全殲敵軍一〇九師，粉碎了敵人對陜甘根據地的圍攻，給黨中央在西北建立全國革命的大本營，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在這歷史關頭，林彪竟蠻橫地一再堅持要脫離主力部隊，到陜南去打游擊，向黨鬧獨立性。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中央紅軍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的整整一年中，縱橫十一個省，長驅二萬五千里，翻過終年積雪的高山，越過人跡罕至的草地，進行了三百多次戰斗，擊潰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戰勝了自然的無數艱難險阻，實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戰略大轉移，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軍到達陜北，同一方面軍和陜北紅軍勝利會師。這時候，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不足三萬人。我們黨的力量，數量上暫時減少了，但是由于路線正確，質量上卻比過去更強了。

　　長征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它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極其光輝的意義。

　　“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肩負著偉大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迅速轉到抗日的最前線，進行了新的戰斗。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其并吞全中國，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狂妄野心，向華北地區發動了新的侵略。

　　五月，日本侵略者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控制華北的無理要求，并由東北調集大批侵略軍入關，以武力相威脅。

　　六月，蔣介石派遣親日分子何應欽與日本侵略軍頭子梅津秘密簽訂了“何梅協定”，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出賣給日本。

　　十一月，日本侵略者又策動漢奸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并成立冀東漢奸“防共自治政府”。

　　國民黨反動政府一面指派地方軍閥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侵略者關于“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一面瘋狂圍攻紅軍，殘酷鎮壓抗日救亡運動，加強法西斯統治。

　　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和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勢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黨中央發表宣言，提出了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

　　在黨中央的號召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萬余人，舉行英勇的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國民黨反動軍警對示威學生進行血腥鎮壓，愛國學生同反動軍警進行了英勇的搏斗。

　　第二天，全市學生實行總罷課，并在十二月十六日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洪流，很快波及全國，南京、上海、杭州、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和人民群眾，紛紛舉行集會和示威，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高漲起來。

　　民族危機的加深和全國救亡運動的高漲，標志著國內形勢的新變化。為了正確分析這種新形勢，糾正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制定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黨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提議，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毛主席在報告中，分析了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國內政治形勢，闡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指出：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種形勢威脅到了全國人民的生存。這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么辦”的問題。

　　工人和農民都是要反抗的。他們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他們有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小生產的經濟地位。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毛主席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這個階級由于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軟弱性，所以具有兩面性的特點。

　　“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兩者之間動搖著。”

　　目前，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到他們生存的時候，“在斗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斗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在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半殖民地環境里，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由于中國的各個地主買辦集團分別依附于不同的帝國主義，因此“當斗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這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爭斗”，“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總之，日本帝國主義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因此，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可能的。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指出：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衰弱了，中國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增長了。但目前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大于革命力量。革命的總的形勢是更加發展了，但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還會存在著。要把不平衡的狀態變到大體上平衡的狀態，還要經過很長的時間，花費很大的力氣，還要依靠黨的策略路線的正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把黨領導的紅軍革命戰爭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毛主席在報告中，針對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左”傾關門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王明“左”傾關門主義的策略，同黨的統一戰線策略是根本對立的。

　　黨的統一戰線策略是：“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左”傾關門主義的策略：“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列寧曾經指出：要戰勝比較強大的敵人，必須“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

　　關門主義者根本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不懂得革命的辯證法，形而上學地認為：革命的力量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要“筆直又筆直”。他們否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行動，能夠使中國革命和反革命陣線發生變化，否認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因而否認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這樣，他們就不會拿著統一戰線這個武器，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這個最中心的目標而攻擊前進；就不會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擊當前的最中心目標，而把目標分散，以至主要的敵人沒有打中，次要的敵人甚至同盟軍身上卻吃了我們的子彈。

　　這就在實際上幫助了敵人，而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毛主席指出：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毛主席號召全黨，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為了更廣泛地爭取各階級進入統一戰線，毛主席在報告中提出用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工農共和國的口號。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階級。

　　它首先保護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同時實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毛主席指出：“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資本主義。”

　　將來民主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但是，不到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條件具備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這樣，就徹底批判了王明混淆兩個革命的界限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毛主席在批判“左”傾關門主義的同時，還告誡全黨注意防止可能掩蓋著的右傾錯誤，特別強調了黨必須堅持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毛主席指出：“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毛主席還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必然要破壞統一戰線，民族資產階級又十分軟弱動搖，及時喚起全黨牢記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在新的環境下，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負擔起“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

　　毛主席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一篇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光輝文獻。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和策略思想，深刻地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科學地分析了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徹底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從而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為我黨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保證了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

　　瓦窯堡會議后，毛主席領導全黨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展開了艱巨復雜的斗爭。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紅軍在毛主席親自率領下，從陜北渡黃河東征，準備開赴河北前線對日作戰。蔣介石竟調動十個師以上兵力，協同閻錫山對我進行阻攔，還命令東北軍和西北軍進攻陜北革命根據地。我黨為顧全大局，爭取群眾，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紅軍在擊敗國民黨軍隊的阻攔，取得許多勝利以后，于五月回師河西，并發表回師通電。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繼續加緊進攻，與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利益發生了嚴重的沖突，我黨估計到代表英、美帝國主義利益的蔣介石政府，在其主子的命令下，可能改變對日的態度，因而適時地決定采取“逼蔣抗日”的方針，代替“抗日反蔣”的口號。

　　在我黨正確方針的推動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國民黨內部發生了進一步分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受紅軍和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同意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

　　蔣加以拒絕，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繼續布置剿共軍事，并在西安屠殺抗日青年。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和楊虎城乃聯合行動，逮捕了蔣介石。并通電全國，要求改組國民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實行民主政治。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后，引起了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不同反映，形成了極其緊張而又復雜的斗爭。毛主席綜觀階級斗爭的全局，從抗日民族解放事業的利益出發，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并派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赴西安參加談判。

　　蔣介石在人民的壓力下，終于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于是，張、楊釋放了蔣介石，“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毛主席指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這是毛主席逼蔣抗日方針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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