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報道刊載于《參考消息》1976年3月8日第2版。

　　克里姆林宮本身確實雄偉壯觀。但是莫斯科沒有能和白宮相媲美的官邸。蘇聯領導人喜歡鄉間別墅，勝過市內的寓所。勃列日涅夫住在庫圖佐夫大街二十六號一座舊式的九層公寓大樓的后側，占了一層樓；在他住房的上面住著秘密警察的頭子尤·安德羅波夫，下面是內務部長尼·謝洛科夫。

　　柯西金住在市內最受人羨慕的地方，建筑在列寧山上的一座現代化公寓里，可以俯瞰莫斯科河另一邊的莫斯科商業區。波德戈爾內住在托爾斯泰大街一座高大而保養得很好的黃磚公寓里。市內還有其他幾處重要地區供政治顯要和莫斯科市委領導人居住。

　　但使普通蘇聯人眼花繚亂的卻是公寓的內部裝飾。一位熟知莫斯科統治集團的女演員告訴我，她看見這些人物的廚房里有壁柜、塑料貼面的案子、西德屈佩斯布施公司的電灶及冰箱；起居室的陳設雅致，具有現代芬蘭派的風格，這些家具都是以低價買進或是以免稅價格買的進口貨，這一切使她驚訝不已。

　　她說，廚房里的一些裝置非常新奇，在蘇聯市場上根本見不到，因而要派出技工到西德接受特殊訓練，以便安裝和維修這些新貴的廚房。

　　給普通蘇聯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各種新式裝置和陳設，而且還在于房間的寬敞：他們往往一個人有一間房，完全不必睡在起居室里。我認識一位研究生，他經常到老牌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的頗有名望的兒子阿·米高揚將軍家里做客。

　　使他為之愕然的是他們住在政府住宅里的七間一套的房子里（不算廚房和洗澡間），他把它描繪得像美國紐約派克大街上的最好住宅：除家里每人一間房子外，還有一間書房，一間起居室以及一間放一架大鋼琴也不顯得擠的飯廳。對于百分之九十九的蘇聯人來說，這種寬敞的奢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

　　房間的高度也使他為之側目，正像西方人對大多數蘇聯房子的天花板矮得不舒服感到驚訝一樣。他能看到特權階級的生活情況是不容易的，因為沖破特權階級的圈子，看到他們生活情況的蘇聯人并不多。

　　一個年輕的政府外交政策專家說：“一切都給偽裝起來了。”他是一個失寵的老黨員的孫子。說這句話時，我和他正在西夫采夫·弗拉熱克區散步，這里住著許多顯赫人物的家庭，他因為以前在高級學院念書，所以在這兒有一些朋友。

　　他說：“這些公寓是中央委員住的，你再看街那邊的破房子，差得多遠，簡直沒法比。再過去，在拐角那邊就是中央委員會的旅館，門口沒牌子，你沒法知道這是干什么的，誰走過去，也不會注意。我有一個朋友被指派到奧地利工作，極度的好奇心驅使他想知道這個旅館是個什么樣，想看看里面的家具。于是他走了進去，還沒來得及瞧，一個接待員就走來問他進來做什么。經過一番爭吵，才放他出去。這下可闖了禍，奧地利去不成了。他的前途就讓這么個過失給斷送了。在這里，你不要問這、問那，不關你的事兒，就不要打聽。”

　　我們向前走了四、五十米光景，看到前面有座摹擬古典式的舊建筑，樣子很難看，有五層，四周圍著高高的柵欄。建筑物的表面是發亮的紅色花崗巖，并且有黑柱子的門廊。石頭砌成的過去的兩座警衛室由于太沉，地基下陷，而嚴重傾斜，以前使用的鐵門給封死了，現在用左邊的一個門。

　　外面停著幾輛配有ＭＯＣ和ＭＯД牌照的黑色伏爾加牌小汽車。有個司機，穿著克格勃便衣人員常穿的深藍色雨衣，在車旁蹓跶。另一輛有著刺眼的紅座套的小轎車的司機，正照看著后座上的一個小女孩。車道旁的一塊牌子上寫著“僅供醫療車輛行駛”。這時從屋里出來一位夫人，身穿時髦而合身的皮邊外套，腳登一雙齊膝的進口長筒靴，鉆進這輛紅座套的汽車，一溜煙開走了。

　　我的朋友對我說：“這里是克里姆林宮的主要診療所。”

　　人們常提到克里姆林宮診療所，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一般人泛稱的克里姆林宮診療所，實際上并不只是一個診療所，而是許多診療所和醫院的組合。

　　其中一個一度叫做克里姆林宮醫院的，最為引人注意，在列寧圖書館正門大街的對面。它也沒有什么標記，只是門旁有一個錘子和鐮刀的圖案。我有時看到政治局的“吉爾牌”小汽車停在門口，這時就有一些克格勃的特務在人行道上聊天消磨時間，司機在擦著擋泥板。但是蘇聯朋友們卻認為，勃列日涅夫或其他大人物不會到這里來看病。

　　蘇聯的要員寧愿在僻靜的地方看病，例如在新貴們的別墅區的昆采沃的醫院，東歐的領導人諸如東德的烏布利希和昂納克就在這里做過專門治療。

　　其他療養院和診療所分布在波羅的海和黑海沿岸，以及有利于健康的礦泉附近。這些醫療設施專供上了“花名冊”的權貴們使用，人們提到這些醫療設施的管理機構時，只說：“四司”，意即衛生部第四司。有一次在官方安排的采訪中，我問一個漂亮的女人做什么工作，她脫口說出在“四司”工作，說完馬上垂下兩眼，知道說漏了嘴，怕我追問。為了回避這個問題，主任醫生在一旁忙把話題岔開。

　　其他有名聲的機構，例如科學院、芭蕾歌劇大劇院也有特殊的診療所和醫院，醫生遠遠高于一般水平。這些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赫赫大名使為他們看病的一些醫生也抬高了身價，私下為人看病，收入頗豐。

　　說到藥物，蘇聯新貴們得到的無疑是最好的。在蘇聯，藥物雖然很便宜，但長期供應不足，以致黨報隔一段時間就得抱怨一番。有一個年輕的外交政策顧問經常向他的有權勢的朋友借身份證，鉆到克里姆林宮的藥房或者配一付新眼鏡或者買一些類似抗凝肝素的普通藥。

　　然而，高級人物最大的特殊享受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蘇聯領導人及其家屬有許多僻靜的別墅，就其單個來說，可能沒有尼克松在棕櫚海灘以及在加利福尼亞的療養地那樣豪華。但是這些別墅的地點不同，氣候各異，實非他人所能比擬。拿勃列日涅夫作例，他既能享受黑海克里米亞半島或皮聰大的溫暖氣候；又能象以前的德國男爵一樣，同國務卿基辛格這樣的外國客人一起在扎維多沃附近打獵，這里是俄羅斯中部的狩獵區，氣候涼爽宜人；他和法國的蓬皮杜在明斯克郊外的松林療養地休息，盡享幽雅寧靜之樂；列寧格勒附近的用玻璃和柚木建造的國家賓館，也是他常到之處，在這里可以領略現代化的芬蘭式建筑的風趣。

　　在蘇聯幾乎所有大一點的地方和許多小地方都為新貴們設置了特殊的公家寓所。它們座落在道路的盡頭、籬笆的后面、松樹或白樺林的深處，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一次，我和一群美國記者來到寒冷的西伯利亞西部一個叫做蘇爾古特的產石油的城鎮，住在過去由柯西金使用過的一個招待所里。

　　招待所的房間用松木板嵌鑲，具有農村特色，非常舒適，而附近的工人住宅都是千篇一律的預制構件房屋，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招待所的雙人房間既寬敞又亮堂，有很舒服的床和照明用的變阻器。雖然剛開春，但小飯廳的桌子上擺滿了新鮮水果和蔬菜，這在普通商店里是絕對看不到的。

　　一次，我在火車上偶然遇到了柯西金的女兒露德米拉，她是一個中年婦女，她一家人正在拉脫維亞的政府休假地度假。當時同我一塊兒旅行的是《芝加哥論壇報》的邁·麥圭爾，我們和她的丈夫杰·格維希阿尼交談起來。他是個東西方商業問題專家，在一次有關蘇美貿易問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曾見過他。我們就蘇美貿易問題談了一會，又扯到蘇聯的一些休假地。格維希阿尼是個漂亮的格魯吉亞人，衣冠楚楚，愛穿合身的衣服，頸系（巴黎）迪奧爾公司的新式領帶，象西方國家的企業經理一樣，能夠到處旅行。在談話中，他說他們一家人喜歡波羅的海海濱的涼爽天氣，黑海之濱的索契夏季炎熱，對于他的背病不利。

　　我們正談著話，服務員一反蘇聯的慣例，從相隔六個車廂的餐車為格維希阿尼一家人端來了飯菜。我們倆忙起身告辭，然而服務員見我們倆是外國記者，而且把我們當成格維希阿尼一家的熟人，就讓我們也在客車車廂里用餐，并且很有禮貌地解釋說，拉脫維亞鐵路一向是把飯菜送到乘客面前的。但在回來的火車上，當我們向一位年輕的女服務員說我們要定飯時，她顯出很驚奇的樣子，說：“我們從不這樣做。”

　　在克里米亞半島和黑海沿岸等地方，有些政治局委員的別墅豪華異常，使得稍微廉潔一點的共產黨官員也覺得看不過去。其中最出名的是烏克蘭的前黨魁彼·謝列斯特的別墅。由于克里米亞半島是烏克蘭的一部分，謝列斯特可以為所欲為地調配勞力和材料，在雅爾塔的草木茂盛的尼基茨基植物園附近，他讓工人在一塊半英里長的海灘上建起一座高大的四層宮殿。鋪墊海灘的沙子以及各種家具和陳設都是專門運來的。修建的防波堤在熱帶樹叢中蜿蜒伸展，橫跨海灘，最后隱沒在海浪之中。保安人員不讓游泳或散步的人接近這些屋宇。

　　不論蘇聯其他領導人對謝列斯特的揮霍無度感到多么不安，但直到他失掉政治局委員和在烏克蘭的職務后，他才被迫交出別墅。在這方面，黨的規矩常常是無情的：喪失地位意味著喪失公家別墅。不過謝列斯特作為一名級別頗高的副總理，在被降職以后，肯定會得到一所差一點的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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