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寶貝》是中國作家衛慧的一部半自傳小說，中文版于1999年在中國出版，英文和德文譯本于2001年出版。小說講述了上海女作家倪可（CoCo）、中國男性天天和德國男性馬克之間的三角戀。倪可的情感和身體的自由度堪比市場經濟自由化：她一邊與天天同居，嫌棄他的性無能，一邊與已婚的馬克出軌，表達對西方男性的迷戀。在倪可眼中，中國男人天天是一個令人嫌棄的失能代表，而其對已婚德國男性馬克的出軌不僅是對傳統道德的一次挑釁，更是對西方男性神話的一次盲目追逐。

　　這部格調不高的小說，卻在千禧年前后成為暢銷書，因“內容頹廢”而被中國報紙輪番批評。如2000年4月25日《長江日報》的《“上海寶貝”的模樣》里評價“暢銷的東西未必就是好東西，正如白粉與黃賭同樣也會‘暢銷’一樣。”2000年5月21日的《齊魯晚報》標題更直截了當:《〈上海寶貝〉是文學垃圾！》。但是，衛慧并不認為“好”與“壞”可以評價她的小說價值，“我在乎自己的快樂和市場反應”。十幾年后，在接受鳳凰采訪時，她又憤憤不平地表示：“過去幾千年來女人在性上面一直遭受著不公正的待遇，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要裹小腳……就拿《上海寶貝》來說，賈平凹跟我一樣都寫性，他早就解禁了再版了，我卻沒有。男女是區別的，男人可以跟一幫哥們吹噓他的性經驗有多好玩，女人這樣一吹噓就會被罵蕩婦。”

　　二十五年后，風波已經退去，我們可以用更冷靜的態度看待它。把它放在全球化視野下的后殖民主義視角下考察，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由于書中描寫了對西方、特別是對西方男性的向往，《上海寶貝》一經出版，外國出版界和媒體界就對它十分關注。它被翻譯成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其中，德語版由卡琳·哈塞爾布拉特（Karin Hasselblatt）翻譯。《德國之聲》在2001年10月23日專門報道，“‘上海寶貝’講的是尋找自我的故事，背景是對中國人來說肆無忌憚的上海夜生活。”2006年，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在“柏林國際文學節”的相關報道里，更是稱這部小說“用細致入微的筆觸，與集體主義傳統和國家宣揚的道德觀念進行了論戰性的決裂”。但是，電影上映之后，市場反應十分慘淡，后來熱度漸漸低了下去。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女學者桑德拉·萊恩（Sandra Lyne）長期從事文學、女性和社會調查研究。她認為，《上海寶貝》是一種“東方主義”的產物，是長久以來那一套“異國情調的亞洲女性滿足白人男性幻想”的老調重彈。研究顯示，在西方，亞洲女性被認為長相最吸引人，在網上約會的平臺上也特別受歡迎。不僅如此，亞洲女性在色情電影里出鏡率異常高，在流行文化中，比如嘻哈音樂視頻里，也經常被過分性感化。長期以來，“異國情調的亞洲女性”是滿足白人男性幻想的工具，此類書籍在西方圖書市場屢見不鮮。著名學者薩義德在1978年承認，電子后現代世界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人們看待東方的刻板印象得到了強化。電視、電影和所有媒體資源迫使信息進入越來越標準化的模式，似乎都在竭力將對東方的理解塞入一個越發單一化的框架之中。

　　《上海寶貝》反叛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和集體主義敘事，但是卻投入了另一個圈套，甘當“自我物化”的商品，自愿被西方宰制與奴役。在西方，這類作品其實并不鮮見。關于亞洲女性的話語，存在于對女性本身的迷戀和商品化的宏觀話語中，并且根植于殖民主義的過去，植根于政治和經濟的種族化語言霸權之中。在十九世紀，普契尼的小說《蝴蝶夫人》、皮埃爾·洛蒂的小說《菊子夫人》和福樓拜筆下的埃及妓女，都是典型的白人男性對東方女性的意淫。這些作品尚且有文學價值，而在后現代的西方世界里，此類作品充斥在市面上，早已屢見不鮮，甚至泛濫成災，成為陳詞濫調。如《藝伎回憶錄》（Memoirs of a Geisha ）、《日本的性職業》（The Sexual Occupation of Japan）、《幻影》（Mirage）和《吞云》（Swallowing clouds）等。日本、越南、中國和中東的女性都出現在封面上。在書籍的封面和內部結構中，大量的“符號”滿足了讀者對東方女性的獵奇：紅白的藝伎妝容、扇子、日本國旗、鮮紅的嘴唇、細長的眼睛、光滑的絲綢、不同的頭枕和和服。那些充滿挑逗性的符號，不僅把東方女性與西方帝國主義的過去和現在的欲望相勾連，更是在不斷加劇那些老舊刻板印象的固化。它們的存在，就像是文化消費主義的一場盛宴，讓東方女性成為了西方幻想的菜肴，被一次次地上演和消費，而真實的文化和個體卻在這場盛宴中被邊緣化、簡化乃至遺忘。　　

　　【《藝伎回憶錄》】　　

　　【《日本的性職業》】　　

　　【《吞云》】

　　《上海寶貝》的封面上充滿了熟悉的“符號”：作者衛慧以自己的照片作為封面，在中文版的封面尚且還穿著上衣，而英文版皮膚裸露，肩膀上紋著“衛慧”二字，簡直將自己當成了“待價而沽”的商品。她有著濃密的黑發，慘白的臉和鮮紅的嘴唇，盡管是中國人，卻與日本藝妓的妝容十分相似。在西方的書籍封面藝術、表演藝術和媒體中，尤其是在戈爾登的《藝妓回憶錄》出版之后，“藝妓的面孔”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亞洲女性色情符號。　　

　　【中文版封面】　　

　　【英文版封面】

　　《上海寶貝》的封面設計，無疑是個營銷妙招，充滿了熟悉的“符號”，無聲展示了一幕刻板印象的自我標價。作者衛慧以自己的照片作為封面，中文版里她尚且穿著上衣，然而一切換到英文版，立馬“蛻變”，肌膚裸露，肩頭鮮明地刻有“衛慧”二字，簡直將自己當成了“待價而沽”的奇貨。她有著濃密的黑發，慘白的臉和鮮紅的嘴唇，盡管是中國人，卻與日本藝妓的妝容十分相似。在西方各類廉價、低俗的書籍封面藝術、表演藝術和媒體中，尤其是在戈爾登那本《藝妓回憶錄》風靡之后，這一“藝妓面容”仿佛成了西方對亞洲女性的固定想象，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色情符號。衛慧的故事講述不僅局限于文字之中，她的封面設計本身也巧妙地成為了自我物化展示的一個舞臺。

　　《上海寶貝》不僅與上述廉價、低俗小說在封面上有高度相似性，而且將其內在邏輯現代化。衛慧自稱是“女權主義者”，在小說《上海寶貝》里，她有意識地創造了一個當代的“蝴蝶夫人”，中文名為倪可，英文名為Coco，她也是作家衛慧的化身。Coco的生活里彌漫著放縱、超現代、購物和聚會，其人生充斥著對享樂主義的追求，沉溺于購物狂歡與派對的淺薄快樂之中。盡管衛慧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但她將個人權力拱手讓給他人，尤其是讓給迷戀亞洲女性的男性，在其筆下讓Coco屈服于那種對亞洲女性有著異域情結的男性視角，從而將整部小說籠罩在一種荒謬的氛圍之下。Coco經常表達對上海殖民歷史“浪漫”的懷舊之情，渴望重溫馬奈畫作中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的“資產階級氛圍”：“格子布攤在草地上，一些看上去誘人的食物擺在上面，朋友們像棋子般散落在四周，或躺或坐，像馬奈的名畫《草地上的午餐》，那些洋溢中世紀中產階級情調的生活場景一直是我好奇而向往的。”對中產階級浪漫化的向往，諷刺地暴露了主角及其創作者在現代消費主義和性別政治面前的無力感和矛盾。

　　這可能表明，衛慧這種無知的中國作家對舊歐洲的種族主義和社會等級制度有一種天真的看法和幼稚的迷戀。在《草地上的午餐》這幅畫中，裸體的女性是一名白人妓女，周圍的紳士們卻正襟危坐，將她也當做午餐的一部分來享用。對于她的德國情人馬克來說，Coco是他向往的幻想世界，但對于Coco和她的中國女性朋友來說，西方才是她們向往的幻想世界，尤其是好萊塢電影和五光十色的夜生活——他們彼此都成為了對方夢寐以求的異國情調。但實際上，COCO們渴望的西方不過是一場由好萊塢電影和糜爛夜生活精心編織的幻夢，一個他們以為能夠自由呼吸的西方世界。　　

　　【《草地上的午餐》，愛德華·馬奈創作于1862~1863年】

　　為了取悅西方讀者群體，衛慧竭盡所能。她將西方男人馬克描繪成陽剛壯碩之人，而把Coco的中國男友天天描繪成軟弱無能且吸毒成癮的人，這令人想起了十九世紀對亞洲男性的刻板印象，即女性化和吸食鴉片。Coco更認同物質至上的西方，而不是中國。

　　衛慧在書中表達了對上海的現代都市文明的崇拜，而她的這種崇拜卻是野蠻落后的生殖崇拜。“站在頂樓看黃浦江兩岸的燈火樓影，特別是有亞洲第一塔之稱的東方明珠塔，長長的鋼柱……是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個明證。輪船、水波、黑黢黢的草地、刺眼的霓虹、驚人的建筑，這種植根于物質文明基礎上的繁華只是城市用以自我陶醉的催情劑。與作為個體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無關。一場車禍或一場疾病就可以要了我們的命，但城市繁盛而不可抗拒的影子卻像星球一樣永不停止地轉動，生生不息。”

　　借女主角之口，衛慧表達了對德國男性馬克的愛慕與崇拜之情，“我看上他……納粹般的骨骼，至于他，可能看上我東方人的身體……黃金般的顏色，有柞綢般的神秘。”“我想象他穿上納粹的制服、長靴和皮大衣會是什么樣子，那雙日耳曼人的藍眼睛里該有怎樣的冷酷和獸性，這種想象有效地激勵著我肉體的興奮。”她的幻想，將馬克想象為穿著納粹制服的冷酷狂野之人，竟然成了她的情欲激發劑。她還引用了美國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詩句：“每個女人都愛著一個納粹分子/靴子打在臉上，那個畜生/那個畜生的野蠻之心跟你一樣”。我們了解到馬克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咄咄逼人的“靴子”式的男性統治。而Coco的報復方式，是偷了他皮夾子里的少量現金和結婚戒指，從而將自己塑造成一名妓女。衛慧不僅性欲的被喚起方式充滿奇特——如果換了中國男性，早就被罵成“變態”——而且，她對西式霸權式男性的扭曲崇拜，暴露了她的虛弱和無力。

　　無獨有偶，在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里，英國公司的業務員庫爾茲（Kurtz）成為非洲叢林里一處重要的貿易站的負責人，在當地建立殘暴而荒誕的統治，受到土著們的頂禮膜拜。庫爾茲病倒后，被英國的船接走，而一個美麗的土著女子還對他念念不忘。男主角原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在卻憑借西方殖民霸權和東方封建落后的代差獲得了呼風喚雨的權力。但是，庫爾茲是屬于西方的，最后還是被同胞接走，在英國的船上病死。在白人同胞們眼里，他在叢林里做過的一切都是應該掩蓋起來的。因此，當庫爾茲的白人未婚妻追問他的遺言時，他們替庫爾茲撒了謊，宣稱庫爾茲仍然愛著她，臨終前念著她的名字。《上海寶貝》里的Coco，在翻馬克的皮夾子時，也發現他屬于家庭：“還有一張全家照，我這才發覺他不僅有個氣質不俗、微笑起來很迷人的妻子，還有一個三四歲大的兒子，金色的鬈發，藍色的眼睛，像他。”

　　但是，Coco沒有為破壞他人的家庭感到愧疚，反而出于一種“饑餓”，連同馬克的家庭一起窺探、凝視起來。“在浦東美國學校的操場邊上，我遇見了馬克一家。……這一所專向外籍子弟開放的貴族學校仿佛建立在云端，與凡俗生活的浮塵隔離，整個校園有種水洗過般的清新，連空氣都仿佛消過毒。這要命的上層階級情調。”在馬克的妻子面前，她依舊像一個偷皮夾子的女賊，覬覦著馬克，“我的視線一直都緊盯著馬克，他在足球場上來回跑動的身影健康生動，那一頭金發在風中飄揚，飄揚的也是我的一場異國情夢。他的速度、肌肉和力量已公開展覽在百余名觀眾眼前……而我的內褲已經濕了。我從沒有像此時此刻這樣對馬克充滿了渴望。讓我像一只被狂風搖落的蘋果一樣落進他的懷里吧。”

　　在Coco的價值觀念里，最重要的是“美不美”“性感不性感”。“美”與“性感”不僅是貨幣，更是一切價值的尺度。一個自我物化的商品，最關心的便是能否賣得出去、能否在市場上找到買家。這場從自我到商品，再從商品到貨幣的轉換，就像是一場高風險的跳躍表演，歷史上不乏因跳躍失敗而粉身碎骨的前車之鑒。諷刺的是，最終破碎的往往不是那件商品，而是商品背后那個自我標價、自我拍賣的持有者。得知馬克要離開中國，返回柏林時，她驚慌失措，“此生此世！我只是覺得頭像裂開來似的痛。……我終于明白自己陷入了這個原本只是sex partner的德國男人的陷阱……女性主義論調歷來不能破解這種性的催眠術，我從自己身上找到了這個身為女人的破綻。我騙自己說，這其實還是一種游戲，娛樂別人又娛樂自己，生活是一個大游樂場，我們不能停止尋找。”在這個過程中，Coco不僅出賣了肉體，更出賣了靈魂，將自己深深陷入了一場荒誕的“美麗新世界”，在這里，一切人性的尊嚴和自我價值，都不過是待售商品的附加標簽，可隨時被摘除、更換或徹底拋棄。

　　Coco的中國男友，是一個“接盤俠”。他的母親早年遠赴西班牙，父親更是被衛慧描寫成去探望時死于非命——仿佛中國男人要么是無能的人，要么是死人。而后母親改嫁他人，只是定期寄錢回來。中國男友天天繼承了父親的無能和對女性的恐懼，盡管女友出軌成了家常便飯，天天仍然無償地為她提供食宿，滿足花銷。由于苦悶無處發泄，他開始吸食毒品，但仍舊對女友逆來順受，“他永遠掛著哀怨而天真的微笑說：‘CoCo，無論你對我做什么，我都不會怪你，我愛你，CoCo，記住吧，記住這一點吧。’這種設定顯然是不合理的，沒有任何男人甘于做這樣卑微的奴隸。

　　而這樣的一個卑微又自我犧牲的接盤俠，在衛慧的筆下也是不配活著的，因為“東亞男性”被莫名建構出來的“性無能”、“虛弱”、“丑陋”等就是該死的原罪，他們不配在高貴的西方白人王子和嬌媚的東方公主的故事里有著正常的存在感。當天天吸毒過量而死后，他的奶奶罵他母親“狐貍精，害人精，10年前你害死我的兒子，還不夠，又害死我的孫子，你的心肯定是黑的，我咒你一出門被車撞死……”

　　而當Coco試圖送天天的奶奶回家時：

　　“奶奶。”我輕輕叫了一聲，“我送您回家吧，天要下雨了。”

　　她懷疑地盯了我一眼，又看看頭上的天，天上有厚厚的被城市燈火照成暗紅色的云朵。

　　“你是誰？”她低聲問，我怔怔地想了一會兒，一股溫柔而生澀的暗流席卷了我全身，使我一瞬間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疲倦而無助的老婦人。是啊，我是誰？我是誰？

　　衛慧的小說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創造了一個貪慕虛榮、放蕩墮落的主角，她顯然已經發現了自己的不堪，另一方面，她創造了一個被迷戀的亞洲娃娃，她很容易吸引西方男人來“獵殺”這個自我物化的“獵物”。Coco表達了一種被支配和被征服的欲望，全心全意地認同和認可西方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審美觀。這個版本的“蝴蝶夫人”并沒有自殺，而是把自殺留給了她的中國男友天天，而她只是痛哭了一場。這些話是作者寫作時的心理隱喻，一個人道德淪喪、做盡壞事卻可以全身而退。但是，當她從困局中逃出后，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在一個充斥著對亞洲廉價勞動力的剝削和新殖民主義陰影的全球環境中，這種為了嘩眾取寵而不惜自我物化的寫作策略不僅沒有為衛慧贏得體面，反而喚醒了新殖民主義和剝削的幽靈。她的文字以自我物化作為噱頭，引誘著那些對異國情調有著不切實際渴望的讀者，卻不自知地淪為了文化剝削大戲的一部分。這樣的創作，事實上才是對東方女性尊嚴的真正踐踏，對社會主義的嘲弄，也是對新殖民主義游戲規則的諂媚跪舔。

　　因此很明顯，衛慧完全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者，起碼是不合格的。那么誰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力量？是那些能夠深刻反思并曝光白人性帝國主義的制度的女性學者。比如，女學者Panthea Lee敢于揭露自2020年以來全美針對亞裔的暴力襲擊明顯增多，其中針對亞裔女性的暴力攻擊與謀殺讓人感到震驚、憤怒和恐懼。盡管美國政府表示，尚不明確受害者的種族是否導致了她們遭受襲擊，并且強調多名犯罪者有著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誰都無法否認美國長期以來對于亞裔女性的“性化”與“亞人化”已經成為了令人厭惡的刻板印象。女權主義的目的并非在于與同階級的男性形成敵對狀態，而是深入探討并意識到性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性別不平等不僅是社會文化構造的結果，更是經濟和權力結構內在機制的直接體現。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強化和利用性別角色分工，維系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霸權文化則通過塑造和強化性別刻板印象，鞏固現有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秩序。這些根深蒂固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才是女權主義所真正針對的，因為這些結構通過壓制女性及其他邊緣化群體來維持其權力和資源的集中。

　　所以，女權主義的斗爭從來不是也不該是針對具體的男性，而是去揭露和挑戰那些使性別不平等得以持續的資本主義和霸權結構。女權主義的目標在于通過認識和挑戰資本主義和霸權體系中固有的性別歧視機制，推動性別平等的社會變革。要達成這個目標，就需要跨性別、跨階級的聯合和協作，而不是在性別之間制造分裂或對立。

　　再比如女學者Sunny Woan曾揭露在菲律賓，一名美國士兵可以“用一個漢堡的價錢得到一個女孩”。菲律賓人被認為是如此順從，以至于美國士兵用他們從未想過的方式對這些女性進行了性侮辱，而美國士兵絕不可能如此對待自己的妻子或其他家鄉的女性：“菲律賓性工作者經常報告被美國士兵當作性玩具或豬一樣對待。美軍士兵用一個骯臟的說法形容菲律賓黃種女性——三個洞。”因而Sunny認為，西方在亞洲的帝國主義歷史及其殘留影響，是當今亞裔女性面臨最大不平等的來源。通過強奸和戰爭，白人性帝國主義創造了亞洲女性的過度性化刻板印象。這一刻板印象反過來又促進了亞洲女性在色情產業中的過度出現、郵購新娘現象、亞洲情結癥候群，以及最糟糕的，針對亞洲女性的性暴力。

　　然而遺憾的是鮮有學者（即便是女性主義學者）明確指出白人性帝國主義是解釋性別與種族不平等交叉性的重要理論——卻反而很多諸如衛慧之流打著女權主義旗幟，實際上卻是為霸權添磚加瓦的假冒女權主義者大行其道。事實上，白人男性與非白人女性（包括某些黑人男性）之間的性別-種族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白人性帝國主義。這一原則認為，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統治的歷史迫使這些國家的女性對白人男性屈服。此外，在全球層面，西方帝國主義的殘留影響使有色人種女性至今仍處于白人男性之下。只要性別-性動態涉及白人男性和非白人女性，以及非白人女性來自歷史上被歐洲或英國殖民的文化或社區，白人性帝國主義原則就適用。

　　正如女學者Sunny Woan所發現的那樣，大量文獻集中討論了針對白人女性、黑人和拉丁裔女性的性暴力，但針對亞洲女性的性暴力研究卻很少。她認為通過探究白人性帝國主義的視角可以深入理解交叉性議題及其與殖民主義歷史維度的聯系，將有助于揭示和解構那些維護性別與種族不平等的隱秘且有害的力量。西方世界對亞洲的帝國主義統治欲望與其對亞洲女性的性統治欲望息息相關。白人性帝國主義的理論原則解釋了今天亞洲及亞裔女性面臨的不平等。在沒有首先破壞白人性帝國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亞洲女性主義者就無法有效實現亞洲及亞裔女性的性別—種族平等。如果不首先破壞白人性帝國主義制度，由白人男性主導的針對亞洲受害者的暴力犯罪將繼續存在，并且，亞裔女性將無法擺脫被過度性化的刻板印象所帶來的困擾。因此，了解白人性帝國主義作為一種提升意識的方式，可以讓亞洲女性主義者明白她們需要多深入地挖掘才能根除這種系統性的不平等。

　　女權（女性）主義——這一女性解放的光輝旗幟不幸被輕薄之徒盜用與濫用，這無疑標志著一個在女性解放方面原本走在前列的國家，在這一領域的明顯退步。女權主義的核心目標是實現性別平等，消除基于性別的歧視和不平等。而欺世盜名者卻故意曲解地認為女權主義應該對男性進行歧視。女性主義的真正追求是性別平等，這意味著爭取所有性別的人權利和機會平等，包括男性在內。女性主義要挑戰和改變的是長久以來固化的性別角色和期望，因為這些角色和期望限制了個體的潛能和選擇。真正的女性主義者們關注的是破除性別基于權力的分配不公，以及社會對不同性別期望的不平等，因為她們認為性別不應是分配資源、權力或責任的基礎。追求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同樣關注男性，她也挑戰那些對男性同樣不利的刻板性別角色。通過解構這些刻板印象，女性主義實際上為男性提供了更廣闊的自我表達空間和情感自由，這是在傳統的性別框架下不被鼓勵的。

　　真正的女性主義者是偉大而堅定的，她們的努力從來不是制造新的特權與糟粕，而是努力確保所有人，無論性別，都能擁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社會各個領域，從職場到家庭，從教育到政治參與。這意味著消除對女性的歧視，同時也意味著消除對男性的不合理期待和限制。女性主義并非是繼續營造某群體對另外群體的優越或歧視，而是要建立一個更加平等、公正的社會，其中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追求自己的夢想，而不受性別刻板印象的限制。通過促進對性別角色的批判性思考和改變，女性主義旨在解放的對象不僅是女性，同樣也包括男性，從而才能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它鼓勵男性和女性共同參與這一進程，認識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并一起努力消除性別基礎上的不平等和歧視。

　　然而，像衛慧這樣的所謂“女權主義者”實際上與這一崇高目標背道而馳。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沒有挑戰現有的不平等和歧視結構，反而加固了這些結構，更糟糕的是，他們甚至還助長了種族主義的火焰。衛慧之流偽裝成女性主義的擁護者，實際上卻是舊秩序的維護者，不惜讓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姐妹以當異族男性的性工具為榮。它們對特定群體的攻擊和貶低，不僅破壞了性別間的對話和理解，也加深了種族之間的裂痕。它們的言行，遠非真正女性主義者尋求的包容、平等和正義。

　　真正的女性主義絕不是一種排他性的意識形態，它不會為了提升一部分人而犧牲另一部分人的權益。相反，它認識到，只有當每個人——無論性別、種族或背景——都能享有平等的機會和尊重時，社會才能真正地進步。衛慧之流的行為不僅是對女性主義的誤解，更是對其精神的背叛。其文學作品不是在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是在為舊秩序添磚加瓦，為性別和種族歧視的火焰添油。面對這樣的假女權主義者，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堅持真正的女性主義價值觀，繼續為一個更加平等、公正的社會而努力。

　　（作者：李珂，女，出生于1997年，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歷史學碩士，河南大學文學學士，現為體制內科研單位研究員；秦博，雙一流高校教授，社會學博士后、博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萬邦圖治區域國別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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