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3日，憲兵襲擊了我們。我們站在南美洲最大城市中心市區的一條名叫Consolação的街道上。看著山上全副武裝的部隊，人群停了下來，決定下一步該做什么。這時警察替我們做了決定。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他們開始直接向人群射擊——催淚瓦斯、沖擊波炸彈，也許還有橡膠彈——當時很難判斷。這種壓制的目的是迫使你立即尋求庇護，停止考慮任何事情，而只考慮自身的安全。人群不再是一個群體，而變成了一群個體。你閉上眼睛，低頭看著地面，偷偷瞥了一眼周圍的環境，想要逃離。我們在夜間分散到任何我們能找到的角落里。天很黑，因為冬天就要來了，這是圣保羅有史以來最冷的時候。這座城市到處都是摩天大樓，我在一棟住宅樓的入口處找到了一處避難所。我花了一些時間才恢復知覺，在確信還能有規律地呼吸之后，我逐漸意識到自己身在何處。

　　我在世界各地經歷過很多抗議活動，但巴西的這次遭遇尤為新奇。一般來說，鎮壓是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間不斷升級的、反復的挑釁和反應中發生的。如果你不想再呆在這里，你有很多機會離開，你有時甚至可以理解警察為什么會采取一些行動。巴西這次不是如此，而只能讓人覺得這是國家有意識地攻擊。

　　我不是以抗議者的身份走上街頭的；我當時是一名記者，既是一名國際記者，也是少數幾個在巴西媒體工作的美國人之一。說警察襲擊了“我們”，可能有點傻，因為記者并非是需要鎮壓的目標，我們也不是那天晚上試圖冒險創造歷史的勇敢主角。但我認為，記者也遭受了苦難，這一事實對于理解這些事件如何塑造歷史至關重要。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導致那晚的一切事變，警察的襲擊就開始變得可以理解了。但更令人著迷、更令人費解的是，接下來發生了什么。2013年6月抗議發生的十年后，國家為何變成如今這個樣子？這一問題還遠沒有解決。當你向經歷過這一切的巴西人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們的回答可能是仔細的（盡管通常是不同的和矛盾的）分析，或者是一閃而過的憤怒或沮喪的表情，然后茫然地盯著遠方。

　　現在，我們可以簡要地總結一下隨后發生的事件。6月13日的鎮壓引發了輿論對這一小群左派和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示威活動的同情，這些示威活動要求降低公共交通成本。數百萬人走上街頭，徹底動搖了巴西的政治體系。新的示威者為群眾運動帶來了新的要求——更好的學校和醫療，更少的腐敗和警察暴力——這是更根本的進步。事實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掌權的勞工黨領導人正是以這種方式解釋了這次起義。

　　2013年初，可以說巴西工人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簡稱PT）已經實施了全球南方國家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民主項目。在第一世界的富裕國家之外，一個左傾的政府成功地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經濟增長與有意義地減輕貧困的社會政策結合起來，并在自由民主國家內獲得了廣泛支持。在盧拉和他的繼任者迪爾瑪·羅塞夫看來，2013年6月走上街頭的人們不過是希望獲得更多。但就在幾年后，這個國家將由世界上最激進的右翼領導人統治，他公開呼吁恢復獨裁統治和大規模暴力。隨著貧困人口的增加和官員們對巴西公民進行國家謀殺的吹捧，公共服務行將崩潰。簡言之，2013年6月之后，巴西人民得到的似乎與他們所要求的完全相反。

　　在過去的十年里，從2010年到2020年，這樣的故事遠非個例。在世界各地，人類目睹了預示著深刻變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的爆發。這是參與者歡欣鼓舞的勝利，受到國際媒體的贊揚和樂觀審視。但多年后，在大多數外國記者離開后，我們看到抗議的結果——如果不是必然的——與運動的目標非常不同。任何事情都沒有按計劃進行。如果根據走上街頭的人的看法，在太多的情況下，情況都變得更糟。

　　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把這十年的故事寫成大規模抗議及其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故事。冒著顯得過于雄心勃勃的風險，本書將試圖做到這一點。如果我們試圖用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來書寫2010年到2020年的世界故事，會得到什么結論？為什么這么多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顯然導致了與他們所要求的相反的結果？

　　從2010年突尼斯開始，抗議活動迅速升級，規模比參與者或官員最初預期的要大得多，而且性質也不同。隨著一個政府被推翻，其他運動相繼爆發，要么領導人被推翻，要么整個地區發生深刻變化。這一過程被當時的外國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

　　到2013年，巴西人民和媒體已經有了一套現成的概念，可以用來解釋他們剛剛開始的抗議運動。一些評論將6月的示威游行稱為“巴西之春”。6月13日晚上，當我們被催淚彈擊中時，人群爆發出高呼：“愛情結束了。土耳其來了！”他們指的是伊斯坦布爾同時發生的抗議和鎮壓。我把這個放在Twitter上——這是我第一次體驗社交媒體的興衰——它迅速走紅。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我收到了來自土耳其抗議地點蓋茲公園的人們的照片和信息，他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整個世界都是圣保羅”和“土耳其和巴西是一體的”。到2020年，在從智利到XX的巷戰之后，世界在過去十年中經歷了比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更多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超越了20世紀60年代著名的全球性抗爭時期。

　　但這是對的嗎？整個世界真的是圣保羅嗎？正如本世紀初埃及的一句口號所宣稱的那樣，“到處都是解放軍”，這真的正確嗎？我相信，在許多地方，尤其是在巴西，如果沒有建立這些聯系，情況將會有所不同。宣稱巴西甚至阿拉伯世界本身出現了“春天”有任何意義嗎？某些地方的大規模示威激起了其他地方的起義，無論是在情感上還是在所采取的策略上。但各地情況差異很大。通過采取真正的全球性方法，我們可以了解許多不同地點的哪些因素是共同的，哪些因素是截然不同的。為了了解那十年發生的事情并從中吸取教訓，我們需要關注這兩方面。

　　不管我們是否認識到這一點，不管肉眼是否清楚，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體系中。早在1789年，也就是為后來的許多政治運動奠定基礎的革命之年，法國國內的迅速變化就引發了國際社會其他國家的反應。現在，我們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不管你正在閱讀的這本書的形式是數字的、實體的還是音頻的，它都是人類勞動和從世界各地提取的物質資源的產物，就像你的衣服和我們擁有的幾乎所有其他東西一樣。在討論雄心勃勃的政治運動時，如果不參照這一體系，就沒有連貫的方法。

　　甚至在我們仔細審視這個大規模抗議的十年之前，我們就有可能認識到，從2010年到2020年，某些方法在道德上和戰術上都享有特權。在不同程度上，你經常聽說這些是在城市街道或公共廣場上無領導的、“水平”組織的、“自發的”、數字協調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他們采取的形式被認為是他們想要實現的社會的某種“預示”。對于那些可能看起來不熟悉的概念，比如水平主義和預示，我將嘗試解釋它們是如何在歷史上出現的，以及這些過程是如何塑造它們今天的含義。政治斗爭不會自動發生。當人們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時，需要一股強烈的意志和能量去改變它；這是另一個飛躍，從做出選擇到站起來，走到外面，采取一套特定的行動。我相信，所采取的步驟是借鑒了在自己的國家看到或做過的一系列事情的結果，或者越來越多地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也許是在互聯網上看到的。

　　在采取了一系列行動之后，這是一個非常不同的、非常危險的旅程，完全是為了糾正不公正，或者改善社會。自2010年以來，最后一部分一直很難做到正確。我希望，通過仔細分析這一連串的人類決策和后果，并按時間順序審視這十年來發生的事件，或許能從中得到一些教訓。在這個項目上工作了四年之后，我相信他們做到了。

　　我不是歷史學家，當然我也從來沒有成功地進行過革命。我只是一個記者，所以我自己沒有什么可以傳授的。在某種程度上，我有任何技能，我可以不顧一切地把自己扔到世界各地，追蹤真正知道事情的人。我可以和他們坐下來，問問他們的想法。

　　為了寫這本書，我在12個國家進行了200多次采訪，采訪了發起街頭運動的人，許多不得不應對這些運動的政治家，以及許多生活受到影響的人。我們的談話內容千差萬別，但我試圖圍繞幾個看似天真、甚至是愚蠢的問題來引導他們：是什么導致了抗議活動的爆發？它的目標是什么？這些目標實現了嗎?如果沒有實現，為什么呢？

　　與此同時，我沒有問人們做錯了什么，或者希望他們能做得不同，而是試圖用另一種方式來處理后續問題。我經常會這樣說:“你會對坦桑尼亞、墨西哥或吉爾吉斯斯坦的青少年說些什么?他們可能經歷了一場政治爆炸，或者可能試圖改變自己國家的生活。你會從自己的經歷中吸取什么教訓并傳授給他們？”

　　這種框定是有原因的，除了希望避免再次傷害或冒犯那些為了建設一個更美好世界而做出悲劇性犧牲的人。

　　回顧2010年到2020年，很明顯，人們對改變構成我們全球體系的結構有著巨大的渴望，而且這種能量很可能很快就會再次釋放出來。像許多歷史著作一樣，這本書既展望未來，也展望過去；在這種導向下，人們更愿意談論最近的過去。

　　有一個特別好的理由，讓我們在這里特別計劃采訪，讓我們仔細觀察這些事件，了解參與者在事件發生時的感受。一些歷史學家更傾向于從長期來看，通過深層結構的長期變化來解釋社會變革，而不是個人的選擇。但是，革命形勢，特別是2010年以來經歷的那種形勢，壓縮了時間，加速了歷史的流動。擁有亞美尼亞、俄羅斯和烏克蘭血統的社會學家格奧爾基·M·德魯吉安（Georgi M. Derluguian）寫道，在這些時刻，最奇怪的即興表演可能會突然改變事件的進程。一個世紀前，俄國革命家弗拉基米爾·列寧顯然說過：“在歷史上，有些時候一天等于二十年，有些時候二十年只等于一天。”但美國政治學家馬克·貝辛格（Mark Beissinger）指出，在21世紀的城市，事情的發展速度比這還要快，這意味著人們幾乎沒有時間處理正在發生的事情，并反思下一步的行動。決策是即時做出的，通常是基于過去已經學到的東西，這些決定真的很重要。在這些“厚重的歷史”時刻，短期可以扮演長期的角色。

　　我自己可以用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印度尼西亞語進行研究，并依靠合作研究人員、記者和學者的幫助，用阿拉伯語、俄語、烏克蘭語、土耳其語和中文進行采訪和調查。在我進行采訪的四年里，我盡我所能地吸收學者和參與者的文獻。我將這些元素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個敘事歷史，重點關注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這段時間。

　　當然，幾十年是一種建構，是人類發明的一種便利，強加于一個復雜得多的現實之上。但是語言本身就是這樣的，這個特殊的技巧對我來說特別方便，因為它限制了調查的范圍，這個時間段和一系列具體的事件很好地聯系在一起。故事始于2010年的突尼斯Sidi Bouzid，結束于2020年初。因為一種病毒的到來，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或者至少采用了不同的節奏。但如果這個項目想要保持雄心壯志，而不是極度傲慢，我就需要進一步限制自己。我們只會密切關注具體現象：抗議活動規模之大，足以動搖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礎，迫使其被取代或經歷迅速變革。并非所有的失敗都是失敗，甚至失敗中也包含著小小的勝利。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所有選擇進行認真分析的案例都不是第一世界的富裕國家。由于1789年和1917年的遺產已成為如此多的革命實踐的參考點，因此追蹤左翼思想史塑造當代抗議的方式就很重要，即使最近幾次事件中表達的愿望已經落在了政治光譜的各個方面。在這本書中，我試圖根據抗議運動本身的目標來判斷它們。不可避免地，這個故事將由我最了解的東西來塑造。我非常關注國際媒體的作用，并特別關注我所經歷的事件。不管我喜不喜歡，我和許多親密的朋友都被巴西的變化深深地改變了，這是事實。為了誠實起見，我不得不偶爾在故事中短暫地露面。

　　像我在這個國家的許多朋友一樣，在過去的十年里，我花了無數的時間試圖理解2013年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之后發生在各地的事情。解開這個謎團——這么多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為何導致了與他們所要求的完全相反的結果——也是我個人的一個探索，我必須解釋一下我與它的關系。從2010年到2016年，我在《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擔任記者，同時也為巴西最重要的報紙《圣保羅頁報》（Folha de S.Paulo）撰寫博客。離開后，我為《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報道東南亞，這讓我接觸到了與本研究相關的另外兩個事件。但故事中的其他角色要重要得多，也更吸引人。

　　一旦這個十年結束，我們將直接回到我與這些參與者的對話中，反思過去，把握未來。

　　關于本書的一些簡短書評，僅供參考

　　這本書非常棒。對過去十年中各種人民領導的運動和革命如何成功或失敗進行了激動人心的逐一分析。對于任何想要對自己的城鎮、國家甚至世界進行實質性、持久改變的人來說，這都是非常有用的。這是《雅加達方案》令人難以置信的后續……我想不出有哪一本書能如此冷靜、科學地分析最近的歷史，審視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嚴重錯誤的。我能給予《如果我們燃燒》的最高贊譽是，如果你想改變世界，不讀它就是過失。為什么不讀呢？

　　——Rob Delaney，《一顆努力的心》作者

　　在這部令人十分確信和全面的當代歷史中，文森特·貝文斯提出了當代生活中一些最緊迫的問題：眾多熱情、憤怒和充滿希望的人們如何利用他們的能量來實現深刻的政治變革？如果他們失敗了怎么辦？ 《如果我們燃燒》環游世界尋找答案，一路上向我們介紹了活動家、黑客、朋克、烈士和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他們自發的勇敢行為引發了過去十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貝文斯對這些抗議活動未實現的愿景進行了清晰而富有同理心的描述，讓他的讀者對未來有了大膽的愿景——他書中的教訓將被用來將起義轉變為真正的革命。

　　——Merve Emre，衛斯理大學，《紐約客》評論家

　　文森特·貝文斯引人注目的新書《如果我們燃燒》是一部精彩的懸疑小說，試圖解答這個謎題：為什么十年來大規模的滾動反抗沒有產生革命，沒有重大的結構性改革？我想不出除了貝文斯之外還有哪個記者敢于提出這樣的問題，或者有能力將看似離散的全球事件編織成令人驚嘆的當今歷史。我們是為更美好的未來播下了種子，還是讓變革的齒輪永遠凍結了？貝文斯讓與他交談過的人、街上的人來回答。

　　——Greg Grandin，普利策獎得主，《神話的終結》作者

　　貝文斯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一直在跟蹤和采訪以尋找答案。 “重點不僅僅是要注意到十年來的大規模抗議并沒有真正取得成果，”他在書的結尾沉思道。 “我們的想法是了解原因。”幸運的是，他結束了環球旅行，為國內外的活動人士提供了重要的教訓。

　　——新共和

　　至關重要的是，這本書深刻地借鑒了抗議者自己的言論。因此，《如果我們燃燒》既提供了過去十年大規模抗議的事后剖析，也為不可避免的下一步提供了藍圖。在尋找失蹤的革命的過程中，貝文斯最終可能會幫助其他人找到它。

　　——《洛杉磯書評》

　　原書標題：Vincent Bevins.If We Burn: The Mass Protest Decade and the Missing Revolution.Public Affair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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