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原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俄國辛比爾斯克人（現烏里揚諾夫斯克市）  。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思想家。曾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即蘇聯總理）、工農國防委員會主席等重要職務。1887年8月進入喀山大學法律系學習。1891年從圣彼得堡大學畢業。1892年開始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并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1895年建立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1900年12月創辦全俄第一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報紙《火星報》。1912年1月將孟什維克驅逐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讓布爾什維克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戰期間，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1917年11月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1918-1920年，領導全國人民擊退14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反動階級的叛亂。國內戰爭結束后領導全黨把工作重點移到組織社會主義建設方面。1924年1月21日在戈爾基村因中風逝世，享年54歲。列寧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的創建者。他成功地領導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社會主義由科學理論轉變為偉大實踐。列寧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新發展和新成果，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之路。列寧被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普遍認同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和精神領袖”，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其主要著述收入《列寧全集》。

　　由于西方極力詆毀列寧，蘇聯后期和解體后，列寧及其思想遺產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作為受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繼承者的中國來講，對列寧及其思想的研究長期得不到重視，這也影響到我國對馬列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為推動廣大干部群眾深入研讀列寧經典著作，定期推送相關的文章，敬請關注！

　　政治危機和機會主義策略的破產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一

　　杜馬的解散無疑標志了俄國革命進程中嚴重的政治危機。這次危機也象任何一次危機一樣，一下子大大地激化了所有的政治矛盾，揭開了許多現象的內在原因，明確地向人民提出了現在剛出現的、廣大群眾還沒有深刻認識到的任務。杜馬的解散也象對過去的一整個發展時期作出總結的任何一次危機一樣，不可避免地起了考驗和檢驗這種或那種策略觀點的試金石的作用。一方面，危機結束了一定的發展周期，從而使得有可能明確地斷定對這種發展所作的一般評價是否正確。另一方面，危機迫使人們對一系列迫切問題作出答復，而且由于事態的迅速發展，這些答復常常可以說是當場就受到檢驗。

　　杜馬的解散正是這種檢驗早已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出現的“兩種策略”的“試金石”。在“杜馬時期”，我們能夠比較心平氣和地在這兩種策略上爭論，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并不要求立即采取重大的政治步驟。杜馬的解散立即提出了這種要求。“兩種策略”都被提到政治危機面前接受考驗。對于這種考驗的結果，我們必須仔細認真地加以研究。

　　二

　　我黨中央委員會掌握在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手中。現在他們必須對新的策略問題作出迅速、準確和明確的答復。他們的答復究竟是怎樣的呢？

　　中央委員會在答復即將到來的斗爭的一般性質這個基本問題時，提出這樣的口號：首先“爭取恢復杜馬例會”。立憲民主黨人響應這個口號（見《言語報》以及在《眼睛報》[175]上發表的克德林先生對記者的談話）。社會民主黨反對這個口號。中央委員會中的布爾什維克委員表示反對，黨的圣彼得堡委員會也表示反對。于是中央委員會放棄了第一個口號，提出了第二個口號：“為了召集立憲會議，保衛杜馬反對宮廷奸黨。”后來，第二個口號又演變為最后一個即第三個口號：“支持杜馬作為召集立憲會議的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不顧左翼社會民主黨人的反對，堅持了這個口號。中央委員會在口號問題上表現出完全不知所措。

　　另一個問題是：建議采取哪一種斗爭形式？中央委員會首先傾向于罷工示威。它希望號召立即罷工，但是在所有的革命政黨和組織中只有它一個想這樣做。于是中央委員會簽署了起義號召書（《告陸海軍書》和《告全國農民書》）。但是，中央委員會從罷工示威向罷工起義前進了一步以后，又急忙倒退一步，號召進行“局部的群眾性的抗議”。

　　第三個根本問題是：同誰一起進行斗爭？指望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哪些階層或主要重視哪些階層？同哪些政黨或組織接近？我們看到，中央委員會是要使自己的口號和自己建議的斗爭形式適合于“整個杜馬”的水平，適合于立憲民主黨的水平。但是，“你把本性趕出門外，它會從窗口飛進來！”[176]中央委員會被迫只有同革命組織一起，只有同勞動派（在杜馬廢墟上留下的）一起簽署告軍隊書、告農民書和《告全體人民書》。中央委員會也象所有的孟什維克一樣，在自己關于策略的論述中在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之間劃了一條分界線：“他們”是右派，“我們”（“我們”和立憲民主黨人）是左派。中央委員會在要人們行動起來的策略性號召中，在自己的戰斗號召書中，又在立憲民主黨人和勞動派之間劃了一條分界線：立憲民主黨人在斗爭中要么退到右派，要么退到中間派的地位。“我們”——這里原來是指“我們”和勞動派，不包括立憲民主黨人。“我們”——這里原來是指所有革命組織的情報協作組織，包括“勞動團委員會”，但不包括立憲民主黨人。結果是：“事與愿違”。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本來滿腔熱情地想同立憲民主黨人精誠團結，和衷共濟，但是事與愿違，因為立憲民主黨人背棄了由事件發展進程所決定的戰斗協議。

　　基本說來，杜馬解散以后孟什維克策略的實際歷史就是這樣。這段歷史已載入一些文件中。請讀一讀中央委員會給各黨組織的“信”（第4封和第5封）以及《告陸海軍書》（社會民主黨黨團和勞動團委員會）、《告全國農民書》（勞動團委員會、社會民主黨黨團、全俄農民協會、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全俄鐵路工會、全俄教師聯合會）和《告全體人民書》（上述組織減去全俄農民協會、全俄鐵路工會和全俄教師聯合會，加上波蘭社會黨[177]和崩得），最后，請讀一讀三個中央委員的抗議書[178]（“僅供黨員閱讀”），這樣，你們就了解了有關杜馬解散后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策略的全部材料。

　　對孟什維克策略方針的這段實際的、人人可以看得見的歷史能作出什么樣的總結呢？這個總結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自由主義君主派資產階級和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之間動搖不定。中央委員會在口號問題上動搖不定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什么呢？可以歸結為：在確認合法立憲道路是唯一可走的道路（口號是“恢復杜馬例會”）和承認或容許革命道路（口號是“召集立憲會議”；但這個口號被一定要同杜馬結合的提法削弱了）之間動搖不定。這是在立憲民主黨人（他們現在完全同意而且已經同意“恢復杜馬例會”）和革命的農民（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一起簽字號召大家為召集立憲會議而起義的勞動派、社會革命黨、農民協會、鐵路工會和教師聯合會）之間動搖不定。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或者說我們的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者比立憲民主黨人稍微左一些，但比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卻要右得多。這就是根據中央委員會在口號問題上、在斗爭形式問題上以及在政黨派別劃分問題上的動搖所作出的總結。

　　在整個杜馬時期，社會民主黨右翼和左翼之間的策略分歧日益明顯，并且日益歸結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內部的分界線這個基本問題，或者說同誰一起走的問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竭力要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走（支持整個杜馬，支持杜馬組閣的要求）。相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策略是：使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脫離立憲民主黨，使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從立憲民主黨的束縛下掙脫出來，使他們為戰斗的目的而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杜馬的解散對杜馬時期作了總結。結果是怎樣的呢？結果是，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不得不離開立憲民主黨而向革命的民主派靠攏。只有他們的口號的某些裝飾品還是立憲民主黨式的。實際生活迫使他們正是在左翼社會民主黨人一向指出的地方劃出一條分界線來。中央委員會的口號的不徹底性和“毫無用處”已經暴露得非常明顯了。

　　三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中央委員會的論述。這些論述在第4封《給各黨組織的信》中表達得最完全（這封信沒有注明日期和編號，但接著在后面發出的一封信注明是第5封信）。這封信是機會主義思想的真正出色的范例：它值得一印再印，值得編入社會主義讀本和教科書，可以作為一個實例，用來說明社會民主黨人不該怎樣論述策略問題。

　　這封信的中心點是分析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用寫信人自己的話來表述就是：“現在政權可能轉到誰的手中？”

　　信中接著寫道：“目前在14000萬人民的心目中，誰是或者可能是從沙皇政府手中爭取過來的國家政權的當然繼承者？……因為奪取國家政權的全民運動展開以后，全體人民的思想中也必然會有這樣的觀念：誰來取代被推翻了的政府……在運動的每一個具體時期，都必然會有某一個團體或組織在全體人民的思想中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們著重指出了上面論述中立即可以看出完全站不住腳的地方。在奪取政權的問題上，中央委員會立即采取了小市民的唯心主義觀點，而沒有采取無產階級的唯物主義觀點。它從最廣泛流行的“思想”中（在人民的“心目”中），而不是從實際的斗爭條件中得出政權的“當然繼承者”。它不理解：“當然繼承者”不是在隨便哪些人的“思想”中“扮演這樣的角色”的人，而是確實能夠推翻政府、確實能夠奪取政權、確實能夠在斗爭中取得勝利的人。斗爭的結局不取決于“全體人民的思想”，而取決于社會上的某些階級和某些人的力量。

　　所以說，中央委員會一下子就完全離開了問題。中央委員會不去考察實際斗爭的條件，不去考察斗爭在過去和現在是怎樣進行的，卻開始以最壞的、唯心主義的方式來投機取巧，提出關于誰“來取代被推翻了的政府”，而不是誰來推翻而且必將推翻政府的“思想”和“觀念”。為了得出機會主義的結論，只好拋棄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要求研究下列問題：哪些階級的哪些利益要求推翻政府，哪些階級的哪些利益要求限制政府權力；哪些物質條件產生革命的斗爭（“推翻”政府），哪些物質條件形成被推翻的政府同進行推翻的人在憲法基礎上共存的局面。如果中央委員會沒有忘記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那么它至少會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來考察一下：運動的進程本身迫使我國哪些階級（往往不以它們的“思想”為轉移，而且甚至違背它們的君主主義思想）推翻擋住它們前進道路的政權機關。20世紀俄國工農運動的歷史給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提供的局部和地方推翻政權機關的例子已經夠多了，它應該能夠根據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根據賴德律－洛蘭主義來判斷完全徹底推翻中央政權的問題。

　　走上了錯誤道路的中央委員會，后來在論述這個題目時愈來愈混亂了。它開始在各種可能的“臨時革命政府”組成方案中逐一進行挑揀。

　　中央委員會宣布，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及由勞動團和社會民主黨黨團組成的執行委員會都是不中用的。前者不會得到“億萬農民”的支持，后者也不會得到“很大一部分小市民、中等資產階級、士兵、哥薩克、軍官等等的支持。但是，如果認為新的國家政權可以違反所有這些人的意旨而建立起來，那將是一種最危險的錯誤”。

　　我們建議讀者把這種論述的第一部分同布爾什維克關于臨時政府的決議草案（見1906年3月20日《黨內消息報》第2號，轉載于列寧的《關于代表大會的報告》第92頁）[179]對照一下。這個草案明確列舉了在十二月起義中確實起過革命政權機關的作用的組織。這個草案除了提到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外，自然還提到士兵委員會、鐵路委員會、農民委員會以及高加索和波羅的海沿岸邊疆區選舉產生的農村機關。所以說，歷史已經回答了中央委員會現在正這樣無能為力地試圖加以解決的問題。歷史已經表明，哪些階級和哪些居民階層能夠參加起義和建立起義機關。但是，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不僅忘記了（或者是不能理解）革命的過去，而且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臨時革命政府。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看到這種政府就是起義機關（而不僅僅是起義的結果，象孟什維克關于臨時政府的決議草案中所錯誤地設想的那樣；見同一個《報告》第91頁或《黨內消息報》第2號）。

　　其次，上面論述的第二部分更加錯誤。這一部分是運用機會主義者慣用的方法編造的：證明最溫和的口號所以更為合理，是因為這個口號可以團結更多的社會成員。伯恩施坦說過：贊成社會革命的只有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而贊成社會改革的卻有很多社會自由派分子；不要錯誤地以為違反這些人的意旨也可以建立起社會主義！成為一個主張民主社會改革的黨會更好一些！孟什維克則說：主張爭取我國革命真正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部分（首先是農民），而主張對舊的君主制實行自由主義的限制的卻有“中等資產階級和軍官等等”。因此，讓我們把自由派同沙皇的交易叫作革命的勝利，讓我們用杜馬來取代作為起義機關的真正革命的政府吧！

　　不，同志們。政治算術的計算方法要比把所有“反對派”分子簡單地加在一起稍微復雜一點。把動搖的隨時可能叛變的反對派加到真正進行斗爭的革命分子上去，并不總能得出正數，倒是常常得出負數。本身利益迫使自己去限制君主制同時又害怕君主制垮臺的那些人，永遠不可能建立起強有力的和果敢的起義機關。企圖用這些立憲民主黨人的尺碼來預先裁剪出未來的起義機關，那就象用某位瑙曼或克列孟梭的尺碼來裁剪歐洲的社會革命一樣。

　　我們的機會主義者使自己陷入多么滑稽可笑的矛盾境地！他們想同中等資產階級和軍官結成聯盟，一句話，想同立憲民主黨人結成聯盟。但是，那樣就必須完全拋棄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因為立憲民主黨人拋棄了這個口號！提出中等資產階級和軍官不能接受的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同時又企圖把最革命的作用（推翻政府和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強加在溫和而忠順的杜馬身上，以此來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軍官，——你們看，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弄到了多么荒謬的地步。

　　而說到荒謬，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荒謬的怪論還不止這些。請看：“如果除了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外，現在確實不能提出其他機構作為政權的體現者，那就可以預言：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對政府的勝利（而這種勝利必然是以軍隊參加這一斗爭為前提的），只會導致轉到‘人民方面’來的軍隊的軍事專政。”（黑體是原有的）

　　請玩味一下這段荒唐的宏論吧：如果工人代表蘇維埃在一部分軍隊幫助之下戰勝了政府，那么軍隊這樣轉到“人民方面”[注：引號想必是表示我們中央委員會的諷刺！]就會導致軍隊的軍事專政！！我不知道，甚至在立憲民主黨的書刊中是否能找到這種用勝利的斗爭結局來進行恫嚇的例子？我不知道，甚至司徒盧威先生1905年夏天在《解放》雜志和1906年春天在《北極星》雜志[180]上猛烈攻擊武裝起義的思想，說這種思想似乎接近于軍事專政思想時，是否說出過這樣一些東西？中央委員會哪怕只是調查一下最近一年來士兵和水兵在無數次“暴動”中提出的一般要求，那它也會看到，這種要求實際上是要把等級制的軍隊變為人民的軍隊，即變為民兵。士兵和水兵不總是能夠甚至常常不能夠歸納自己的要求，但是難道有誰會不明白：在集會自由等等條件下，在家鄉服兵役不正是等于建立民兵制嗎？難道中央委員會竟這樣地喪失了最起碼的革命本能，以致不明白十二月黨人的貴族革命性（民意黨軍官[181]的平民知識分子的革命性）和20世紀俄國士兵和水兵的極為民主的、無產階級的和農民的革命性之間的區別？難道中央委員會從來沒有清楚地看到軍官在民意黨時代，在士兵群眾幾乎對一切麻木不仁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革命性和他們在目前，在這些普普通通的士兵群眾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運動時所表現出的反動性這兩者之間根本的區別嗎？認為目前的俄國士兵或水兵在同政府進行的斗爭中轉到工人代表蘇維埃方面來就可能是轉向軍事專政，認為防止軍事專政的辦法就是用“擁護杜馬”這個溫和的口號去爭取軍官——這樣考慮不是喪失了辨別現實的任何能力，就是比司徒盧威先生之流向右走得更遠！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想通過爭取軍官的辦法來防止俄國士兵追求軍事專政，——請看機會主義者把我們引到了什么地步。

　　中央委員會試圖用以下的理由來繼續為自己的不可救藥的立場辯護：不必硬找一個新政府來，因為杜馬還在，或者說杜馬遺留下來的人還在，他們“可以宣布自己是國家杜馬”，而“搞不清楚成文憲法的各種微妙含義的民眾的頭腦，過去和現在都認為國家杜馬就是權力機關……如果說拒絕服從沙皇政府的軍隊能夠為一個新政府服務的話，那么這個新政府就是國家杜馬”。

　　妙極了！如果明天“民眾的頭腦”認為另一個合法機關是“政權”，那么我們也就有義務傳播這種偏見，——這可真是對革命政黨的任務的一種非常好的理解。親愛的同志們，你們畢竟應當懂得：政權必須用強力，用斗爭，用起義來奪取。立憲民主黨人準備這樣做嗎？如果準備這樣做，我們歡迎之至，在斗爭中我們不拒絕任何同盟者。但是，如果不準備這樣做，如果立憲民主黨人甚至害怕直接號召起義（只要號召者有誠意，這種號召畢竟是行動的第一步，在整個杜馬中只有社會民主黨和勞動派做到了這一步），那么所有關于杜馬是“能夠召集立憲會議的權力機關”的議論只能是一種有害的馬尼洛夫精神[182]，只能是對人民的一種欺騙。

　　中央委員會為那些甚至害怕維堡宣言的立憲民主黨人辯護說，如果是在另一種氣氛下，杜馬遺留下來的人的活動也會不同。是的，的確如此，他們的活動也會不同。從這里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那就是我們應當竭力創造另一種氣氛。怎樣竭力創造呢？那就要使能夠進行斗爭的人具有革命意識，使他們的意識高于立憲民主黨的水平，高于立憲民主黨的口號。而你們以沒有革命氣氛為理由來為立憲民主黨的怯懦辯護，同時又用立憲民主黨的口號代替革命的口號，以此來損害這種氣氛！

　　四

　　中央委員會在它的著名的第4封信中得出的實際結論是：“必須立刻在各地組織局部的群眾性抗議。”其目的，我們一字不差地引述如下：“創造準備即將到來的決定性戰斗的氣氛……”不是準備即將到來的決定性戰斗，而是創造準備即將到來的決定性戰斗的氣氛！……

　　我們黨已經以不常有的一致意見斥責和否決了中央委員會的這個口號。中央委員會為“局部的群眾性抗議”而開展的運動已經失敗了。在內戰空前緊張的情勢下進行示威和組織抗議，其荒謬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本報這一號上發表的許多黨委會和黨代表會議的決議[183]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央委員會的這個口號及其在杜馬解散后的全部政策引起了多么大的憤慨。因此，我們不想多費口舌來駁斥已被實際生活所駁倒并被黨所否決的中央委員會的口號。只需要指出兩點：第一，中央委員會的錯誤的原則意義；第二，中央委員會在第5封信中企圖擺脫它所陷入的那種非常難堪的境地的笨拙做法。

　　從原則上來說，中央委員會的錯誤在于它完全不理解罷工示威和罷工起義之間的區別。在十二月起義以后還這樣不理解是完全不能原諒的。只有注意到中央委員會在任何一封信中從來沒有直接提到過武裝起義這一點，才能說明它為什么不理解。回避直接提出起義問題——這就是我們的機會主義者從他們的整個立場中必然產生的、長期以來一貫的意圖。這種意圖向我們說明了為什么中央委員會只是頑固地談論罷工示威，而絕口不談罷工起義。

　　中央委員會采取這樣的立場，就不能不落在所有其他革命政黨和組織的后面。可以說，除了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以外，所有的人都認識到提出起義問題的必然性。正如人們所預料的，全俄鐵路工會就對這個問題特別注意（見我們今天在本報上發表的全俄鐵路工會的決議及其常務局的報告）[184]。從某些革命組織簽署的一系列號召書（上面已經提到過的號召書：《告陸海軍書》、《告全國農民書》等等）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我們的中央委員會看來是違背自己的意愿，違背自己的信念簽署這些號召書的！

　　其實，在這些號召書上簽字而沒有看出罷工示威和罷工起義之間的區別，簡直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員會的矛盾的行為及其隨風轉舵的表現是一目了然的：它在自己寫的東西（第4封信和第5封信）中沒有一句話提到起義。但它同其他革命組織在一起時，又簽字號召起義！當沒有別人在場的時候，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就不可避免地歪到立憲民主黨的立場上去，花費全部力量去構想立憲民主黨人能夠接受或看來能夠接受的口號。當同其他革命組織并肩行進的時候，它就“振作起來”，羞于提出它那些立憲民主黨式的口號，表現得很體面。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落到這種不光彩的境地。所有的人都看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這樣被人牽著鼻子走，它第一次落在后面。我們的責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體黨員的責任，就是無論如何要盡快地使這種情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不能理解七月（最近的）罷工失敗的原因，也完全應當歸咎于上述那個原則錯誤。任何人都可能在確定斗爭時機時犯錯誤。我們完全不想為此責備中央委員會。但是，在行動的性質上犯錯誤，不顧同中央委員會一起簽署起義號召的許多組織的警告而犯錯誤，這是不能原諒的。

　　中央委員會在第5封信中對社會革命黨人進行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無謂的批駁（僅僅證明勞動派的代表比社會革命黨人說得更徹底，——可是，這一切有什么意思，誰又會對這些發生興趣呢？），并且對于偏偏是覺悟的先進工人不響應七月罷工的號召感到大惑不解。落后工人響應了號召，而先進工人卻不響應！因此中央委員會感到憤慨，氣憤，幾乎要破口大罵了。

　　然而，如果中央委員會不是采取了根本錯誤的立場，不是同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原則上發生分歧，那么它就很容易理解問題的所在。落后工人可能還不了解罷工示威和罷工起義之間的區別，但是先進工人卻非常了解這種區別。當有希望能夠支持斯維亞堡和喀瑯施塔得的起義時（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刻），宣布全民罷工是合乎道理的。但是，這當然會是（而且確實是）不以抗議解散杜馬為目的（象中央委員會所設想的那樣），而以聲援起義者，以擴大起義為目的的罷工。

　　可是，一兩天以后就完全清楚了：斯維亞堡和喀瑯施塔得的起義這一次已被鎮壓下去了。為聲援起義者而舉行罷工已經不適當了，而先進工人始終不愿意舉行罷工抗議，罷工示威。先進工人始終非常明確而堅決地說（只有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居然能夠不知道這一點或不理解這一點），他們將投入一場總決戰，但絕對不舉行示威性的罷工。

　　所以，七月罷工的失敗，可以說已經使得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的策略不再為害。罷工示威的思想完完全全破產了。“局部的群眾性抗議”的口號也完完全全破產了。

　　但是，凡是稍微了解一些俄國大的中心城市的工人情緒的人，仔細考察現在農民中發生了什么事情的人，都非常清楚：罷工起義的思想，準備起義的口號，不僅沒有失去意義，不僅沒有遜色，反而在各地成熟起來，加強起來。

　　五

　　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我們對孟什維克在杜馬解散后的關鍵時刻的策略所作的簡略分析。

　　在杜馬時期，孟什維克始終宣傳支持整個杜馬，支持立憲民主黨（以支持杜馬組閣的要求為借口）。布爾什維克竭力使勞動派離開立憲民主黨，支持成立“杜馬左派集團執行委員會”的主張。

　　現在，在杜馬解散以后，究竟誰的策略被證實是正確的呢？同立憲民主黨人在一起只做到了發表一篇怯懦的維堡宣言。立憲民主黨作為黨并不支持這個宣言，它既不參與在黨內宣傳這個宣言，也不參與繼續進行這類工作。連我們的孟什維克也立即承認了這個宣言有不足之處。在怯懦的維堡宣言發表以后，緊接著發表了其他比較明確、比較大膽的號召書。在一些前杜馬代表個人進行聯合以后，兩個杜馬集團的一些“委員會”緊接著也聯合起來了，這兩個集團簽署過許多號召書，參加過許多次革命會議和加入過革命軍事委員會。

　　這兩個集團，作為集團，作為集體，在杜馬垮臺以后還完整無恙，在失去腳下的“立憲”基礎以后并沒有喪失自持力；這究竟是哪兩個集團呢？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和勞動派。布爾什維克支持成立“左派集團執行委員會”的主張，并為此進行宣傳，結果這個委員會成立了。勞動團組成了一個同農民有新的聯系的新的革命組織，而立憲民主黨卻在政治上已經死亡——恰恰象布爾什維克預言的那樣，他們曾經強調指出：“蛆蟲總是寄生在尸體上而不會寄生在活人身上。”[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07頁。——編者注]

　　社會民主黨同勞動派、社會革命黨等等達成戰斗協議已經成為事實，上面列舉的文告已經證明了這個事實。當然，我們失去了許多東西，那只是因為我們從事這項工作已經晚了，沒有較早考慮這一點，沒有象布爾什維克早在向統一代表大會提出的決議草案中就建議過的那樣去逐步準備基礎。

　　Volentem　ducunt　fata，nolentem　trahunt，——用俄國話來說，這句話的意思大致是：覺悟的政治家走在事變的前面，不覺悟的被事變拖著走。布爾什維克幾個月以來（甚至一年以來）一直堅決認為，同革命的民主派達成戰斗協議是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同先進農民在戰斗中緊密聯系極為重要。杜馬的解散迫使我們走上這條道路。而孟什維克，正如我們在分析中央委員會策略的所有細節時所指出的那樣，是沒有準備的，他們是在違反他們的意愿和意識的情況下被事變的“突然”轉變“牽著走的”。

　　就拿起義問題來說吧。孟什維克盡力“托詞拒絕”起義。他們甚至在統一代表大會上通過一項反對武裝起義的決議。他們現在在第4封和第5封“信”中又絕口不談起義。這兩封信是中央委員會自己寫的，其他革命組織并沒有指點。但是，當中央委員會同這些組織一起，按照他們的指點寫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們就讀到了直接而堅決的起義號召。這時口號也是革命的。這時不僅只字不提恢復杜馬例會，甚至連通過杜馬召開立憲會議也不提了。相反，這時我們讀到了這樣的話（《告全體人民書》）：“不要沒有權力的杜馬，而要以……選舉制為基礎的有充分權力的立憲會議，這就是人民必須提出的目標。不應當讓沙皇的大臣們，而應當讓依靠革命人民的政權來召開這個會議。”（黑體是我們用的）當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同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如勞動團委員會和波蘭社會黨一起時，它說的話多么有力！

　　最后，談一談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一年半以來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我們的孟什維克一直在說明，社會民主黨同資產階級革命者一起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不能容許的，提出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是布朗基主義，雅各賓主義，是罪大惡極。

　　結果怎樣呢？杜馬被解散，中央委員會恰恰不得不提出這個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由誰組成這個政府的問題。它對這個問題的毫無準備一下子就顯露出來了，因為它甚至不懂得臨時革命政府就是起義機關。中央委員會建議宣布杜馬遺留下來的人——社會民主黨人、勞動派和一部分立憲民主黨人為臨時革命政府。但是，同志們請看一看，這會得到什么樣的結果：事實上是你們在建議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革命者一起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你們這樣做卻沒有考慮社會民主黨人在勞動派和左派立憲民主黨人中間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數！唉，真遺憾！關于不容許社會民主黨人同資產階級革命者一起參加臨時政府的學究式的空談，一接觸到實際就被完全粉碎了。中央委員會企圖用牽強附會的方法歪曲引用馬克思的話來為這個錯誤的決定辯護，但是所有這些牽強附會的說法象煙一樣消失了。不僅如此，除了資產階級革命者（勞動派、社會革命黨人、波蘭社會黨人以及農民協會、鐵路工會和教師聯合會中的一部分人）以外，我們的“嚴格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還千方百計地把資產階級妥協分子（立憲民主黨人）拉進未來的臨時政府！

　　的確，很難設想機會主義策略的破產有比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在杜馬解散后所遭到的更徹底的了。趁現在還不遲，我們必須把我們的黨從這個泥潭中拉出來。

　　載于1906年8月21日《無產者報》第1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48—364頁

　　【注釋】

　　[175]《眼睛報》（《Око》）是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報紙，（日報），1906年8月6日（19日）—10月31日（11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0號。該報的前身是依次更替出版的《俄羅斯報》、《評論報》和《二十世紀報》。——345。

　　[176]“你把本性趕出門外，它會從窗口飛進來！”是法國作家讓·拉封丹所寫的寓言《變成女人的牝貓》的結束語，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變。寓言說，一個男人養了一只牝貓，經過日夜祈禱，牝貓終于變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來咬席子，新娘又象貓一樣捉起老鼠來。——346。

　　[177]波蘭社會黨是以波蘭社會黨人巴黎代表大會（1892年11月）確定的綱領方針為基礎于1893年成立的。這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獨立民主共和國、為爭取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而斗爭的口號，但是沒有把這一斗爭同俄國、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革命力量的斗爭結合起來。該黨右翼領導人約·皮爾蘇茨基等認為恢復波蘭國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義而不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全俄反對沙皇的革命。從1905年2月起，以馬·亨·瓦列茨基、費·雅·柯恩等為首的左派逐步在黨內占了優勢。1906年11月召開的波蘭社會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把皮爾蘇茨基及其擁護者開除出黨，該黨遂分裂為兩個黨：波蘭社會黨—“左派”和所謂的波蘭社會黨—“革命派”。波蘭社會黨—“左派”逐步轉到了革命的和國際主義的立場，于1918年12月同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一起建立了波蘭共產黨。波蘭社會黨—“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蘭社會黨的名稱，強調通過武裝斗爭爭取波蘭獨立，但把這一斗爭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割裂開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起，該黨的骨干分子參加了皮爾蘇茨基站在奧德帝國主義一邊搞的軍事政治活動（成立波蘭軍團）。1918年波蘭社會黨參加創建獨立的資產階級波蘭國家。該黨不反對地主資產階級波蘭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參加了所謂國防聯合政府。1926年該黨支持皮爾蘇茨基發動的政變，同年11月由于拒絕同推行“健全化”的當局合作而成為反對黨。——346。

　　[178]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內的布爾什維克委員——瓦·阿·杰斯尼茨基（斯特羅耶夫）、列·波·克拉辛（季明）和亞·亞·波格丹諾夫（馬克西莫夫）于1906年7月20日（8月2日）發表的《三個中央委員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提出的聲明》。聲明以傳單形式印發，注明“僅供黨員閱讀”。聲明列舉了第一屆國家杜馬解散后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實行機會主義策略的事實，指出它力圖把偉大的革命斗爭化為杜馬運動，不僅不顧活生生的現實，而且也不顧授予它全權的代表大會的指示。聲明對這種“盲目的機會主義策略”表示堅決抗議，要求中央委員會放棄這種策略（見《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1905—1907年）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傳單》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40—43頁）。——346。

　　[179]指布爾什維克提交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的《臨時革命政府和革命政權的地方機關》這一決議草案的第2條（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冊第131頁）。——350。

　　[180]《北極星》雜志（《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俄國立憲民主黨右翼的機關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總共出了14期。主編為彼·伯·司徒盧威。參加編輯工作的有尼·亞·別爾嘉耶夫、亞·索·伊茲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稱《自由和文化》雜志。——352。

　　[181]根據民意黨領導人安·伊·熱里雅鮑夫的倡議，民意黨于1880年秋建立了軍事革命組織，在喀瑯施塔得、梯弗利斯、敖德薩、尼古拉耶夫等地成立了民意黨的軍官小組。民意黨的軍事革命組織未能在士兵群眾中生根，而且該組織的章程也禁止軍官親自在下級中進行宣傳。1883年春，民意黨的軍事革命組織由于它的一個成員叛變而被沙皇政府摧毀。——352。

　　[182]馬尼洛夫精神意為耽于幻想，無所作為。馬尼洛夫是俄國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說《死魂靈》中的一個地主，他生性怠惰，終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談，刻意地講究虛偽客套。——353。

　　[183]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庫爾斯克委員會、卡盧加委員會、莫斯科郊區委員會、中部地區區域局和科斯特羅馬黨代表會議（1906年7月25日（8月7日））的決議。這些決議均刊載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無產者報》第1號。——354。

　　[184]這里說的是1906年8月召開的鐵路員工代表會議。會議討論了因第一屆國家杜馬被解散舉行總罷工問題。

　　出席代表會議的有23條鐵路的職工代表以及全俄鐵路工會中央常務局、國家杜馬勞動團、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崩得、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全俄農民協會等單位的代表。全俄鐵路工會中央常務局提交代表會議的報告說，只有在最廣大的勞動者階層充滿戰斗情緒的時候，鐵路總罷工才能發動起來并順利進行。在這種條件下，鐵路罷工將是一次決定性的打擊，使勞動農民和城市無產階級已開始的事業得以完成，并使政府完全投降。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指出：“當前的總罷工將是人民力量的一次強攻，它定能從專制政府手中把政權奪取過來。”——355。

　　來源：《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3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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