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本文為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所創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書評。在原書中，作者試圖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審視英國工人階級的誕生背景和形成過程。期待本文能在階級觀點上為廣大讀者同志提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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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盡管與作為“正統”的蘇聯馬克主義學派的許多觀點有所沖突，但無疑依舊屬于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范疇。此書分析的基礎依舊是階級分析，推動歷史進步的根本力量依舊是階級斗爭。作為馬克思主義著作，它的特別之處在于，其關注的重點不再是經濟基礎，轉而關注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的文化部分。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其本質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歷史關系，并一直處于運動狀態，它無法停止，因此也無法選取某一特定時刻來進行分析。人所處的生產關系位置不同，人的利益也不同，而階級是人在生產關系的變動中產生的。但這個抽象的概念并不能被人直接感受到。我們想象一下，如果要對某一團體形成認同，首先必然是創造一組主體與客體，諸如：“黑人和白人”或“斯大林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其次，便是身邊有一群情況相近的人，分享著同樣的經歷與社會關系。人若要形成對階級的認同便要通過階級覺悟這一存在于人腦中的文化觀念來實現，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均屬于階級覺悟的范疇。

　　但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仿佛違反了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在許多后人的著作中：類似于“階級”的關系（比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被視為一個“東西”。這種觀點將本應流動的“關系”凍結成了“東西”，仿佛人們只要滿足某些條件，他們腦海中便自動蹦出相應的觀念（諸如階級、民族等等）。但顯然，無論是對民族還是對階級的認同，都不是在某一時間適時的冒出來，人們的觀念，往往是落后于生產關系的變動，且這種認同是自我成長的，他不像病人躺在整形醫生的手術臺上那樣讓人隨意塑造。

　　不得不說，上述粗暴的處理手法，符合部分人對列寧先鋒隊理論的刻板印象。在革命運動中（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先鋒隊對參與革命各階級（或參與經濟建設的各階級）的領導是絕對的，先鋒隊與各個階級的關系，正如上面醫生和病人的關系那樣。將“關系”視為“東西”的手段，是先鋒隊理論的必要前提，且好處多多。它有利于迅速培養干部，有利于維持先鋒隊的統一，建立起一套嚴密的組織，從而從根本上保證革命的成功，但同時也是個巨大的陷阱。它讓人民噤聲，最終走向腐朽與衰落。

　　并且群眾中自我成長出來的意識，即使沒有發聲渠道，也會以另一種手段爆發出來，正如書中所提到的諸如：盧德運動、激進運動，抑或是十月革命前夕的七月事件，實際上都是群眾自我意識的宣泄。傾聽人民之聲，雖是竊竊私語，但也鏗鏘!

　　事物不會因改變名稱而改變它本身，無論理論家們將階級被視作什么，它終究是一段時間內一群人的共同故事。脫離時間和人，得到的被成為是“階級”的物終究是一串數字或教材中的抽象符號。最后，在正式開始前，雖然作者說這是一本彼此相關的論文集，并非首尾相接的敘述文，但實際上依舊能夠形成上下銜接關系。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工業革命前存留的傳統，以及英格蘭雅各賓派的活動，第二部分回到客觀因素，從經濟地位上變化開始逐漸向工人的親身經歷擴散，還談及了勞動紀律的成長過程。第三部分，則書寫了相對成熟的工人階級的活動。出于篇幅原因，本文將著重呈現工人階級的誕生和發展過程。

　　第一部分主要書寫的是英國工業革命前所殘留的傳統，這些傳統在后來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文將留存下的傳統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非國教傳統，其次，是由人民中各種模糊觀念結合而成的“關于天生權力”的思想，最后，18世紀英國的“下層民眾”中存著一個“幽靈”，一種若有若無的傳統。

　　非國教傳統，提供了自由主義的基礎，因為其組成成分極為復雜，其中包含著許多互相沖突的思想和神學傾向。教派互相沖突，爭奪有限的信徒。他們將自治權貫徹徹底，甚至認為哪怕是教堂間的聯合也是違背上帝的意志。然其中亦有特例，諸如衛斯理宗偏離了非國教組織去中心化的傳統，要求信徒嚴守紀律，不與教外人結婚，視教外世界為“撒旦王國”，反對地方自治，方便他們的牧師實現對信徒直接控制。

　　這種中心化和封閉化傾向，首先讓下層人群學到了建立嚴密組織的本領。衛斯理宗成為了激進主義和工會運動組織者的養育所，間接助長了勞動人民的自信心理和組織能力。封閉化的傾向，我認為則為最初的階級意識提供了生長的土壤。衛斯理宗的早期歷史中，還有一種民主的精神正在形成，這種精神，在關于俗人能否當教士以及團體內部的自治問題的討論中都有所體現。林肯主教看到了組織化的民眾，擁有推翻教會、國家的力量。

　　非國教傳統是引發英國雅各賓拍宣傳鼓動的諸多因素之一，但無論如何，只有衛斯理宗和非國教傳統的共同作用，才產生了民主、反專制的因素。激進因子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隨后作者將目光放到下層民眾中，嘗試在他們的生活中體現那些“若有若無”的傳統。作者認為，采用有產階級的視角，無法準確地觀察社會，在處理有產階級留存下的資料時，不能受他們的偏見影響，無論是過分貶低還是褒獎都是對歷史的扭曲。

　　早期工人階級運動受到兩種“亞政治”傳統的影響，首先是騷亂與暴民現象，其次是關于英國人“與生俱有的權力”觀念。在騷亂中，人民對犯罪態度持久不變，一些法典中被認定為犯罪的行為，在“民眾法典”中卻無法可依。法律受到仇視。有些“暴亂”在民眾眼中是正義的行為，這里給“暴亂”加上引號，是因為這類詞經常遭到歷史學家的濫用，不肯作進一步的分析，或者顯示對它的方案（用來映射因搶劫的欲望造成的犯罪因素）。“暴亂”按照發起人可分為兩種，一是大眾自發的直接行動；二是群眾之“上”或之外的敵人故意利用群眾作為一種壓力工具。第一種擁有傳統認可的合法性，在這種“暴亂”中面包價格是指示器，因食品而起的“騷亂”被普遍視為正義之舉，領導者也被視為英雄，舊的家長制道德經濟學使這些大眾行動具有合法性，這是新與舊的對抗，這種對抗并不單單表現在上層，更是表現在底層的直接行動。在一個“暴動”中也可能存在革命群眾與受操控的暴徒共同存在的情況。在一次次“暴亂”中，一批處于演變中的工人階級被早就出來，并逐漸激發出自我意識，逐漸傾向維護大眾自由。

　　英國人擁有與生俱來的權力，無論上下，英國人在某些方面上達成共識。財產安全、不受外國支配、擺脫專制主義、某種限度的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等權力。這種自由意識深刻影響著社會，常備軍乃至警察被敵視。與生俱來的權力在后文還將提及，《人權論》在這片土壤中生長出來，作為英國工人運動的奠基之作，其進一步否定君主制和世襲原則，自由之樹從這里長出。

　　戰爭和政府的高壓加速了工人思想的激進化，工人階級正是在反對《兩項法案》的行動中走向真正的舞臺。這里作者以信奉雅各賓主義的倫敦通訊協會為例，證明了階級能夠對自我進行政治教育。瑟爾沃而將政治教育與時事品論相結合，且將雅各賓主義發展到了社會主義和革命主義的邊緣。雅各賓主義傳統在英國傳播的最深遠意義也許在于，打破了不在“成員無數”中進行鼓動的禁忌。

　　了解遺留的傳統后，那么什么造就了他們的共同生活？工人階級由誰組成？本書進入了第二部分。

　　經濟基礎依舊決定著生產關系，新的機器崔生了新的社會關系、社會文化。但是工人階級不是隨著蒸汽機+棉紡織廠的建立而憑空出現的，更不是工廠用某種混沌人類原料，從而在另一端生產出的“新人類”。因工業革命而發生變化的生產關系并非作用于不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物上，而是作用于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身上，這些人并非白紙，他們在歷史上受到潘恩和衛斯理宗的訓練，擁有自己的記憶，相信人人平等的觀念，工人階級不斷吸納新人，另一方面也被新人塑造。它被別人形成，同時也在形成自己。因為工業革命和戰爭，工人階級同時面對經濟與文化的雙重剝削這兩種剝削程度均在增強，且在反抗剝削的斗爭中，總是面對雇主和國家的雙重鎮壓，從這里，工人階級形成了共同的意識，戰爭和“進步”為他們提供了相同的敵人，他們分享著共同的生活的同時，也分享著共同命運。

　　這樣，如果僅從生活水平、工資收入等量化的方法來了解這群人，便顯得有些奇特了，僅從這些角度出發我們無法還原工人階級生活，對工人生活的研究，不應僅局限于可計量的范疇中，更應深入到工人的生活中，畢竟工資水平提高，吃穿住行的絕對值看上去更好，并不意味著工人覺得自己幸福。

　　工人階級由誰組成？作者的答案是：農業工人、手工工匠和織工。在原書中，作者細致考察了這三種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受限于篇幅，這里不過多介紹。

　　下一章則簡述了一些影響工人生活水平的因素，吃飯和居住，總體上看是上升的但實際上是下降的。從吃上看，僅從數量出發，工人仿佛吃的更好了，但是實際上量的增加并不意味著質也在增加。土豆、烈酒、茶葉、低檔葷食取代了原本經常出現在工人你餐桌上的面包、啤酒和牛排。小麥、啤酒和牛排對工人來說其價值不僅在于吃，更多的是一種體面的代表。烈酒與茶葉消費量增加進一步從側面說明勞動時間增長和飲食缺乏。國民財富增加了的同時，“平均”的工人卻仍然在接近于維持生存的水平上生活。居住方面，因為人口的急劇增長，給社會帶來了較大問題，雖然任何工業化都會面對這個問題，但英國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加劇了這種情況。在生活上，湯普森并不認為整體人口的爆炸，是工人階級生活改善的證據。工人階級的嬰兒死亡率被中等階級和貴族的嬰兒兒童死亡率所掩蓋，統治階級撒的謊，無法改變事實。最后，童工不能稱作是問題，他們本身就是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組成部分。兒童很早的便參與家庭勞動。家庭手工業制度的家庭經濟在工廠制中保留下來，但工廠制對兒童造成極大傷害。因為工廠制讓兒童在沒有家庭補償的情況下保留了家庭工業制度中最壞的特征——單調的勞動和殘暴的命令。無論如何，這種對兒童如此程度的剝削是英國歷史上最可恥的事情之一。

　　衛斯理宗所扮演的作用，是一種內在強制，作為工頭紀律和機器紀律的補充。他幫助人們適應機器的紀律，上帝作為監工，讓人們自愿去勞動，這里宗教的鴉片角色，扮演得十分完美。衛斯理宗將服從紀律與剝削均合理化了，工人為了天上的安排，而忽視了現世的幸福。

　　工人的面貌發生了極大變化，工人變得更加適應新的規矩，更順從于“時鐘”的生產不掉，不那么隨心所欲，甚至愛好都發生了改變，他們的目光從激烈的體育活動轉移開來，轉而醉心于一些恬靜的愛好。屬于工業革命的生活正從舊生活的廢墟上建立起來。但仍然處于建設中，這種生活是一個處于過渡階段，19世紀初的工人群體，并不盲從于家長制或衛斯理宗，他們最終展現的面貌是有意識的工人階級自己的選擇。他們雖被塑造，但對自己的面貌有最終決定權。互助思潮成長起來，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成為工業地區的主要觀念，自尊和政治意識使得19世紀的工人不同于18世紀的暴民。最后是愛爾蘭人，作為移民的愛爾蘭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背井離鄉，無依無靠，正因如此他們是西歐最廉價的勞動力，這支力量補充了英格蘭勞動力的不足，為雇主提供了最佳組合。愛爾蘭人還與英國的激進主義力量形成同盟。背井離鄉的人們，在許多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廉價勞工，他們拿著最低的工資干最累的活，實際上與其說愛爾蘭人的性格使得他們適合干體力勞動，倒不如說他們沒得選。作為來自落后地區的人，他們的在傳統生活消逝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可能遠比本土人民來的多。但不管怎樣，“蕓蕓眾生”從來不是受益者，他們失去的遠比得到的少得多。他們似乎永遠被囚禁于勞動中，即使付出最大努力，也無法擺脫工作至死的命運。工藝的更新速度遠比人要快，機器的紀律逼迫工人放棄傳統的生活習慣，在人們中間激起不滿，在不滿中，是正在成長中的工人群眾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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