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斌的《紅旗譜》系列三部小說，真實地反映了從北伐戰爭前后到全面抗戰開始時期北方社會錯綜復雜的階級關系，展現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偉大歷程，堪稱紅色經典作品。系列小說中的第二部《播火記》主要情節是圍繞著“九一八事變”之后發生在河北保定的“高蠡農民暴動”展開的。
舊社會的農村，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是農村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群眾深受“霸道們”的欺壓。大伙為防汛筑堤，集資購地48畝，“保南名門”的當家人惡霸地主馮蘭池就要假公濟私地據為己有；運濤、大貴兄弟們捕到了對貧困的農家來說價值不菲的一只奇鳥“脯紅靛頦”，馮家人看到了也要騙奪過去；因誘奪運濤、大貴的“靛頦鳥”沒有得逞，馮老蘭（即馮蘭池）就公報私仇，以村長的名義把大貴拉了國民黨的壯丁；“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參加共產黨的運濤被反動派逮捕，父親嚴志和為了探望兒子，不得不把自家的唯一一塊“寶地”賣給了趁人之危的馮家……
有壓迫就有反抗！為了反抗惡霸地主的壓迫，也為了聚集抗日力量，在黨的領導下，農民群眾進行了“反割頭稅運動”，保定第二師范的學生也進行了旨在抗日救國的“二師學潮”。雖然“反割頭稅運動”取得了成功，但是“二師學潮”卻被暴露了猙獰面目的反動派給血腥鎮壓了。于是中共保屬特委決定舉行“高博蠡農民暴動”，以革命的暴力對抗囂張的反革命屠殺。農民群眾踴躍參加這次暴動。暴動開始時很順利，剛組建的游擊隊戰士對反動堡壘“馮家大院”發起攻擊。雖然馮老蘭負隅頑抗，但英勇的戰士們經過激烈的戰斗還是攻占了馮家大院，馮老蘭的兒子馮貴堂帶著家丁夾著尾巴倉皇逃走，馮老蘭被游擊隊逮捕，后來被處死，得到了他應得的可恥下場。然而，由于舉行暴動的游擊隊武裝剛剛成立、初次參加戰斗，因而戰斗經驗不足，在反動派正規軍隊“陳貫群旅”的鎮壓下失敗了，隊伍也被打散。暴動雖然失敗，卻在人民群眾中播下了武裝革命的“火種”。
列寧說，“工人階級是從切身利益當中領悟革命真理的”，我想參加“高蠡暴動”的農民群眾也是如此。馮老蘭之流的土豪劣紳平時頤指氣使、作威作福，不擇手段地剝奪農民、壓榨農民，使自己“發家致富”。對他們的欺侮、巧取豪奪，農民有冤無處申告，在黑暗勢力的統治之下，還得對他們畢恭畢敬、低聲下氣。然而在暴動之后，完全“變了天”，貧苦農民平時惹不起的、兇神惡煞般的惡霸地主竟灰頭土臉地成為了階下囚，貧苦農民真正地體驗到了“翻身做主”、“揚眉吐氣”的自豪感；游擊隊開倉放糧，平時農民辛勤耕作，卻被地主坐享其成、搜刮去的勞動果實真正地、實實在在地回到了自己手中，在這些不容置疑的事實面前，他們又怎會不心甘情愿地跟著共產黨走呢？
是斗爭就得有犧牲，暴動農民并非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親身經受了這種犧牲。暴動領導人宋洛曙犧牲在戰斗中，暴動農民朱老星死在了敵人的屠刀下，嚴志和也在戰斗中多次負傷，然而這些犧牲并沒有動搖農民戰斗下去的意志，斗爭再次來臨的時候他們又義無反顧地、勇敢地站了出來，因為他們已經發現，平時欺壓他們的土豪劣紳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農民群眾革命斗爭的洪流下，即使他們使盡陰險狠毒的手段，也不過是螳臂當車，難逃失敗的命運；共產黨領導下的階級斗爭是他們求得自身解放的唯一道路！
毛主席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正如地上的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試對小說中的描述做個假設，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農民群眾積極參加的“高博蠡暴動”，農民就不會意識到自身潛藏的偉大力量；從大的方面來說，如果沒有中國革命，人民群眾就至今還得受“三座大山”的壓迫。大概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得勇敢地站出來，進行斗爭，邁出了那一步，也許就會發現這一切也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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