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語錄】

我清醒，所以我瘋狂！

——一個站起來的中國人如是說

五四以后的這幾代人，全都是吃五四的奶長大的，五四時賢在我們心中享有不可懷疑的權威地位甚至神圣地位。當代中國的讀書人，要么是胡適的信徒，要么是魯迅的信徒。這兩個群體在具體的文化觀念上不無抵觸和對峙，但是，在蔑視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在批判中華民族性格、崇拜歐洲白人種族性格方面，他們卻基本一致。

五四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后終于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

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后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癥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

五四那一代中國精英人物，雖然個個為尋找中國的前途殫精竭慮，可是他們那樣片面地歌頌西方文化、圍剿自己的民族文化，實際效果也許是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勞。

最無能的男人總是抱怨祖宗沒給他留下更多的財產，最無知的精英總是抱怨大眾過于愚昧聽不懂他的偉大思想，最無恥的失敗者總是歌頌強盜劫掠時打斷他一條腿給他開創了生命新境界， 胡適博士三者兼備焉。

中國的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勢力安置在中國的思想警察，中國的思想稍有一點為西方世界不喜歡的苗頭，他們就立馬端起了滅火器。

西方的種族主義是唯我獨尊，中國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義卻是唯我獨劣——他們代表這個種族承認了唯我獨劣。

我們不要擔心自己的同胞不愛國，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值得每個國民為之自豪的共同體，而不要讓它成為少數人的私貨。

近代史上的中國，就是國際社會中的奴隸，就是慘遭那些奴隸主圍獵的獵物，它只能給西方奴隸主提供資源、市場、勞力、金銀以及對于奴隸主的效忠和媚笑，而無法提出任何利益和權力的主張。

西方人吃飽了，中國精英就忙著打飽嗝；西方人感冒了，中國精英就忙著咳嗽；西方人在某個方面虛火過旺了，中國精英就馬上跟著拉肚子。中國精英中一部分呼風喚雨的人，基本喪失了思想能力，只能雙目緊盯著西方人的口型，然后緊緊跟著他們鸚鵡學舌。

GDP記在中國的統計表上，利潤卻流進外國人的金庫。消耗的資源是中國人的，流出的血汗是中國人的，掏空腰包的也是中國人，只有利潤不是中國人的。

西方國家窮人境遇之改善，制度之改善，都是用中國人、印度人等等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尸骨堆砌起來的，簡單說就是國家內部的分贓機制帶來的。就此而言，并不是西方人創造了民主制度，而是被壓迫、被掠奪的東方殖民地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尸骨造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

跨越五四，回歸康梁，從康梁這里重新起步，以“飛龍在天”的雍容豪邁之氣崛起一個古老而又嶄新的中華文明，這才是我們的康莊大道。

西方國家500年來每天都用鐵蹄糟蹋別人的家園，每天都用炸彈毀滅別人的河山，他們每天都在制造九一一事件。世界上只有歐洲人及其后裔才是真正的嗜殺狂。

幾百年來，西方人的意識形態建構極為成功。他們不但掠奪了全世界的金銀財寶，也掠奪了一些文化群體的自信心和判斷力，甚至掠奪了許多人的靈魂。

你看那義和團，不但排外，還喜歡裝神弄鬼，多么沒有理性。你看那大躍進，就那傻冒水平，還想著趕英超美。一百年來，我們對于自己民族的類似指控無窮無盡，蔑視、鄙薄之情溢滿胸間。

屈辱之中誰都容易狹隘，仇恨之中誰都容易兇殘，困窘之中誰都容易荒謬。是人皆如此，不獨中國人為然也。

一個人越是激烈地批評自己的祖國和同胞，就越是覺得自己光榮偉大，這是殖民地居民討好殖民者的一種獨特文化現象。

時下文化界有一種傾向，就是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烏托邦化。有的人將五四時代命名為啟蒙時代，將八十年代命名為新啟蒙時代。由于這一代知識分子與中國慘遭殖民的時代相去甚遠，沒有陳獨秀、魯迅那一代知識分子對于殖民現場的內在傷痛感，所以他們將西方文化及其發展模式無限美化，甚至情不自禁地給相關國家戴上道德的光環。

五四文化啟蒙的負面效果是，為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塑造了一顆“西方心”，使得他們只會用西方的觀念和視角考量世界。當他們長久地按照西方的邏輯和觀念理解世界時，漸漸就脫離了中國視角、中國立場和自己的中國背景，在文化上和精神上淪落為洋奴。

所謂國際慣例，就是一種（西方國家）掠奪弱國利益的制度化安排。

那種花一百元把自己灌肥，再花一千元給自己減肥的生活方式，是比裹腳布和貞操帶更為荒唐丑陋的文化。

有的極端分子甚至遺憾當初英國人和日本人對于中國的殖民戰略為什么沒有獲得全面成功，進而為中國沒有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長嘯。他們向蒼天禱告，中國需要殖民三百年。他們幾乎堅定地相信中國人就是劣等民族，我們只有拜倒在西方國家的腳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西方的種族主義是唯我獨尊，中國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義卻是唯我獨劣——他們代表這個種族承認了唯我獨劣。

當我們把西方文化與種族供奉在神龕里，世世代代頂禮膜拜，我們在精神上還有可能挺立起來嗎？

五四啟蒙運動，為中國精英塑造了一顆西方心。

五四一代所喪失的東西，將由我們這崛起的一代給找回來，而費孝通先生，是我們崛起的一代的先驅，是他首先開始了這種尋找。費孝通“文化自覺”的思想，是中國崛起的先聲。

五四時代我們打倒孔家店，意在援引法國大革命興起的“人民主權”理論作為立國基礎。百年之后驀然回首，我們不得不承認，結果兩頭都不靠譜。

五四文化啟蒙時代，敢于將中華文明的輝煌歷史一把丟個干凈，決意將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終于從極度屈辱的絕境殺出一條血路來。今天，《中國不高興》、《中國沒有榜樣》、《貨幣戰爭》、《中國怎么辦》、《金融超限戰》的作者群體是新一代啟蒙思想家，是崛起的一代國膽。未來二十年間，他們將會取代五四時賢，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愛國主義既是侵略者殺人的理由，也是弱勢國家抵御屠殺的武器。 

若欲知曉摩羅總體思想脈絡，請看《中國站起來》一書，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摩羅元月24日下午在烏有之鄉網講座，主題：中國站起來

轉自摩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f84920100gq1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