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53年后仍然讀來感動的毛澤東講話

司馬平邦

偶爾讀到1956年11月15日老人家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讀到之日，是2009年12月15日，已時過境遷53年零1個月，做講話的老人家業已仙去33年有余，但這篇講話其中內容仍然如此新鮮，其中精神仍然如此振奮，其中道理仍然如此實用，在通讀后特別摘錄下其中幾段與朋友們分享：

老人家說：

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同志們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我看這個法子好，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么睡，朱總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

我想：現在，可能再提反對鋪張浪費有點不與時俱進，有點落伍，但你看中國的碳減排承諾要靠什么實現呢，還不是老人家50多年前就反復提倡的這個“勤儉建國”嗎？

老人家說：

要抓報紙。中央，各級黨委，凡是出版報紙的地方，都要把辦報看成大事。今年這一年，報紙上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對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這些東西，很少宣傳，以后報紙的宣傳重點要放到這方面來。廣播電臺講的那些東西，恐怕也是從報紙上來的。所以，要把新聞記者、報紙工作人員和廣播工作人員召集起來開會，跟他們交換意見，告訴他們宣傳的方針。

我想：中國現在的媒體里一味宣傳奢華鼓吹富有，所謂艱苦樸素、同甘共苦這些東西早就被羞答答地塞進歷史的角落，所謂禮崩樂壞，或者了因之而起。

老人家講：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講辯證法，不分析，凡是蘇聯的東西都說是好的，硬搬蘇聯的一切東西。其實，中國的東西也好，外國的東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個省的工作也是一樣，有成績，有缺點。我們每個人也是如此，總是有兩點，有優點，有缺點，不是只有一點。一點論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兩點論也是從古以來就有的。這就是形而上學跟辯證法。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形而上學是一點論。現在，一點論在相當一些同志中間還不能改。他們片面地看問題，認為蘇聯的東西都好，一切照搬，不應當搬的也搬來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對的，不適合我們這塊土地的東西，必須改過來。

我想：蘇聯雖然早解體了，但毛爺爺講話里的中蘇關系觀照，仍然可以被套在中美關系上使用，現在中國有許多人正是在硬搬美國的東西，所以他們最后也是啥也做不成。

老人家說：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我想：他老人家早在那么多年前就給出了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方式方法道理主張，但現在仍然沒被貫徹下去。

老人家還說：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我想：中國的房地產商人，尤其是任志強之流真應好好學習一下毛爺爺的這段講話，清醒一下中國人骨子里的是非觀和忍受底線在哪兒，中國的開國之父早就認識到現在房地產的這種搞法行不通，早就在那兒號召人民起來推翻他們了――如果不反思毛的這段話，搞不好文革的事在中國的土地上真的會卷土重來。

關鍵是中國缺毛澤東啊。

他說“X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不知當時鄧公是什么想法，也不知鄧公在后來的改革開放中是不是還記得當時老人家的提醒？

還有，毛爺爺關于“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的話說得多好――也許通過這段發表于文革前10年的講話可以了解10年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他對當時的“房地產商”的痛恨，他對官僚特權階級的痛恨，他對自己作為人民代言人身份的認同，讀之讓人感動之至。

老人家又說：

這里再講個達賴的問題。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而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里，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著想。出現這種壞的情況，我也高興。我們的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著，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點。我們就是那幾個兵，橫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后來它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個達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我們有經驗一條，就是張國燾跑了并不壞。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什么壞處呢？沒有什么壞處，無非是罵人。我們共產黨是被人家罵了三十五年的，無非是罵共產黨“窮兇極惡”、“共產共妻”、“慘無人道”那一套。　加一個撻賴，再加一個什么人，有什么要緊。再罵三十五年，還只有七十年。一個人怕挨罵，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機密，張國燾還不是有那么多機密，但是沒有聽見因為張國燾泄露機密，我們的事情辦壞了。

我想：達賴畢竟年輕，在毛澤東辭世30多年仍然可以呼風喚雨做他的宗教領袖，不過他現在的一切仍然沒有逃出當年毛澤東的意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什么壞處呢？沒有什么壞處，無非是罵人”，是啊，53年后的達賴，除了罵人，還有什么本事呢？

老人家說：

我贊成在和平時期逐步縮小軍隊干部跟軍隊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額，但不是完全平均主義。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志贊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于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當然，還有別的。現在部隊的伙食改善了，已經比專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筑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里頭出來的。一個蘋果不吃，餓死人沒有呢？沒有餓死，還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時候，在座的同志們要住棚子。在過草地的時候，沒有棚子都可以住，現在有棚子為什么不可以住？軍隊這幾天開會，他們慷慨激昂，愿意克己節省。軍隊這樣，其他的人更要艱苦奮斗。不然，軍隊就將你的軍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們拿武來將文。解放軍是一個好軍隊，我是很喜歡這個軍隊的。

我想：現在的中國軍隊已不是當年的中國軍隊――生活條件自然要好得多，但說到軍民關系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到一個蘋果都不拿，卻在未知之中，毛澤東說“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現在好像酸菜的事早就沒有了。

現在這樣的中國軍隊，還是毛澤東喜歡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