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獵殺“中國龍”？

作者：潘東《看世界》 2009年第11期

　　“力拓案只是冰山一角”、“‘四大’在華禍害深遠”、“中國小心!別被美國當墊背”、“美元崩潰,中國巨額美債成廢紙一堆”……這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標題,出自經濟學家江涌的新作《獵殺“中國龍”?——中國經濟安全透析》。有人將江涌博士稱為“國家主義派”,那么此書就可以視作“中國國家主義派的絕地反擊”。
　　書中指出,使中國遭受7000億元慘重損失的“力拓案”,其實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這“一角”,清晰折射出跨國壟斷資本“要錢更要命”的貪婪。國內買辦掮客“無國無民族”的墮落,無硝煙戰爭“越來越激烈”的態勢,以及中國經濟“越來越不安全”的困境。
　　
　　布什父子就是金融寡頭
　　
　　江涌博士指出,環顧當今世界,當數美國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交織最為緊密。銀行和工業日益融合而生成的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一直是國家政權的幕后操縱者,有時為了需要甚至直接跳到前臺。如列寧所言,“今天是部長,明天是銀行家;今天是銀行家,明天是部長”。二戰后,美國聯邦政府國防和外交的權力分配形成了一條規律:由發家最早、實力最強的東部梅隆金融財團和洛克菲勒石油財團瓜分。通常情況下,國防部長來自梅隆財團,國務卿則屬于洛克菲勒財團。如今,官商結合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相關形式發生改變而已。單看財政部長多半來自華爾街,而政府部長離職后進入大公司當老總或顧問早已比比皆是,而布什總統父子本身就是金融寡頭。
　　江涌博士在書中披露,為擊敗競爭對手(法國興業銀行)對廣東發展銀行的并購,花旗銀行請出與華關系良好的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給中國XX部寫信,“以個人名義力諫中國政府支持美國公司對廣東發展銀行的收購努力”,并稱“這將有利于中國及中美關系的全面發展”。該部門如何反應不得而知,但事實是花旗不僅持有廣發20%的股份,而且還以20%的股份贏得廣發100%的經營管理權。
　　以收購各國“命脈產業”為宗旨的美國私募基金凱雷投資,一直以強大的政府公關能力著稱,為實現對中國工程機械龍頭企業徐工的并購,積極游說當地政府相關主管部門,并取得后者鼎力支持。
　　百事可樂等國際大公司曾多次以課題研究的名義,向XX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與相關個人提供研究經費;投桃報李,該中心長期以來一直為跨國公司的在華利益而奔走呼號。此外,跨國壟斷資本還以安排出國觀光、子女國外就讀、協助轉移資產與洗錢等條件,或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邀請做訪問學者、收錄論文進SCI(科學引文索引)、授予名譽學位職稱等為誘餌,吸引一些中國官員、學者為其效力。為強化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直銷市場地位,美國安利公司對中國相關政府部門以及高級官員進行集體公關,通過向清華大學的“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提供巨額贊助,送相關高官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福特基金會每年在華開展數十個資助項目,很多項目是面向官員與學者的。由此不僅能得到相關信息,而且借機可以施加政治影響,推廣美國的民主價值觀與治國理念。
　　
　　中國有一大批買辦掮客
　　
　　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中國滋生了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這些掮客一般有著復雜乃至顯赫的政治背景,法力極大,影響力無邊。他們與涉外利益集團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游走在外資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翻云覆雨,獲取巨額收益。與跨國壟斷資本結成利益共同體的不僅有個人,還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資企業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甘愿充當外資的“鋪路石”。
　　為占領中國壽險市場,外資保險巨頭紛紛與中國非保險業的大型企業集團“聯姻”。比如,法國安盛保險集團與中國五礦集團合資成立金盛人壽保險,意大利忠利保險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合資成立中意人壽等等。這種有違常理(同行合作)的合資路線,一開始就體現出外資保險公司的獨資圖謀。在合資壽險公司中,中資企業往往缺乏保險經營經驗,因此合資公司實際上是由外資主導。
　　此外,進入中國四處嗅聞利益的外資也并非是一幫散兵游勇,在很多行業甚至是幾家外資結成了共同進退的攻守同盟,對資本實力、技術實力、公關實力稍弱的中國企業進行左右夾攻。
　　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已成為跨國壟斷資本結成聯盟的經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相關部門為改善治理結構而主導引進外資,但竭力避免被同行產業資本(主要是美國吉列)所并購。然而,以摩根斯坦利為首的國際基金在2002年對南孚實現控股后,2003年就將所持股份全部轉售給南孚的直接競爭對手——美國吉列。
　　2005年1月,54家在華跨國公司聯合向國務院上書(《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對新企業所得稅法的若干看法》),反對“兩稅合一”。在《郵政法》重新修訂之際,已在中國國際快遞市場居于壟斷地位(份額達80%)的四大國際快遞公司——德國敦豪(DHL)、美國聯合包裹(UPS)、美國聯邦快遞(FEDEX)、荷蘭天地快運(TNT),共同派代表會晤商務部等部門高官,通過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等組織機構傳達意見,并且于2005年7月聯合通過亞太國際速遞商協會(CAPEC)發表聲明,希望中國郵政改革能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政事分開,在快遞領域引入公平競爭機制。
　　另外,以政治促進商業利益,也是西方社會的“通行規則”,跨國壟斷資本自然精于此道。當獲悉中國鐵路大提速需要數億美元的設備和技術時,法國阿爾斯通集團董事長兼CEO柏柯龍極力游說法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溝通,前總統希拉克由此帶著“重要的經濟使命”訪華, 阿爾斯通由此與中方簽署了總額達15億歐元的供貨協議。當凱雷收購徐工案陷入膠著狀態時,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富蘭克林·拉文訪華,在公開場合呼吁中國政府按照“商業原則”處理凱雷收購徐工的交易。
　　該書在列數中國經濟安全受到的外來威脅之后,最終落腳在中國自己發展戰略的選擇,以及標題之中大大的問號,正是對經濟安全這枚硬幣兩面的準確理解。正因為如此,有專家指出,《獵殺“中國龍”》一書不是借題發揮的“陰謀論”,而是作者發乎內心、認真嚴肅的“諫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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