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澳大利亞]張明著，知識產權出版社已經出版。

我的第一感覺是張明先生的《現代性與人類和自然的矛盾》與很多西方學者發出的是同樣的聲音，這種聲音只是在中國學術界很陌生，顯得十分刺耳，但我們都應當被他的吶喊驚醒了！

這也正是我多少年來的切身感受：盡管現在有全球化的傳媒與運輸手段，世界各地的人們有了近距離地接觸機會，但中國人與西方人之間仍然是隔絕的，相互之間并未產生應有的理解。所以一旦說出某些自己喜歡的實情，就會產生心理抵觸，感到聞所未聞，感到刺耳，也不愿意相信。

我認為中國人看西方的角度是個大問題。如果只從中國內部看西方，仿佛根本未到過西方，如果只淺嘗輒止地到過西方，整日充塞頭腦的還是中國環境和自己身邊的不快，這樣，當你把這些體驗與從媒體獲得的西方之“美”比較，說起中國就牢騷滿腹，講起西方就肅然起敬。

在西方待久了，該經歷的都經歷了，像許多老華僑，越是時間長，越是對中國感情深。這不完全出于一種尋根情結，而是因為有了另一種視角。從外面看中國，她在視野中更是一個整體，更是她相對于西方、相對于全球政治和文化之中的處境。這個處境的險惡性質同鴉片戰爭時期并沒有多少改變，西方對于中國（東方）的態度也沒有本質上的改變，與西方文化和行為相比，中國并非如流行說法那么丑陋。這一切都是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所以中國人需要換一個角度，走出“廬山”去看西方、看自己。

張明先生曾長期生活在西方，游歷歐美諸國，并在阿拉伯國家和印度作過深入旅行考查，專注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和祖國發展，具有獨特視野和感受。這種情況是我從外面看中國會具有不同效果觀點的又一次印證。更值得重視的是，張先生不僅在西方久待，且走出了“廬山”，換了角度，專注東西方文化的思考。他在“廬山”之外看到的，是許多“廬山”之內無人難以想象的。也正是這個原因，張先生在這里講的恐怕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令人驚訝的。他的這種視野，與長期沉湎于某種習慣思維形成反差，乃至帶來不快和抵觸。

張先生看到了什么呢？是“摩登”（modern）在中國理解為“現代”這一概念出乎意料的另一種意義。他認為：“科技已成了滿足貪欲的工具，市場為滿足貪欲提供機會，而法制則使這一切制度化。科技的發展已到了失控的地步，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金錢和科技的力量正在掏空一切，而科技與市場的完美結合使人類在背離自然和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現代化成了一場以市場和科技為手段的弱肉強食”；“現代化——多少災難假汝之名而生！”他看到：“現代性并沒有使人性升華，反而放大了人性中的邪惡部分”；“科技和市場本身已成為操縱大眾的工具，成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陰謀；整個人類正被越來越少的科技精英、商業精英和政治精英所操縱，就范于被少數經濟精英、技術精英和政治精英操縱的情緒”；“現代危機的根源在于從西方價值發展出來的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現代化顛覆了人被賦予生命、時間和工作的意義?！?/p>

張先生是聳人聽聞嗎？非也，這都是不幸的事實，是被炒作和美化了的現象背后另一半的真實，這已成了許多具有良知的東西方學者的共識，而這個“摩登”（現代）意義在西方是不言自明和根植在下意識之中的。

為什么在西方是不言自明的，對中國人來說卻是出乎意料、難以相信的呢？為什么需要一個走出廬山的視角才能感受和理解它？雖然我們有各種發達的現代化手段，人類可以進行前所未有的近距離接觸，但中國人與西方人之間仍被隔絕著；這個隔絕是心靈的隔絕、下意識的隔絕、語言無能為力的隔絕；這個隔絕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思維意識紗幕。

理解這種隔絕，需要一種意義的走出“廬山”。東西方的人都需要走到自己思維意識結構之外，進入對方的思維意識結構中去，才能掀開紗幕，獲得一種對自己和對對方的新認識。這個起到隔絕作用的中西方的思維意思結構，就是唐君毅先生提出、安樂哲先生闡釋的“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結構。張明先生把假“摩登”（現代）之名的災難，把“摩登”危機的根源歸結到西方價值發展出的摩登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去進行分析，是相當深刻的。但如果更進一步將西方價值與“一多二元”思維意識結構相聯系，將其作為一個體系結構去發掘西方現代危機的根源，或許會更剔透一些。

從比較哲學目前的發現看，西方始終存在一種強烈的對上帝這一神物的信仰；上帝創造人類，人類因上帝而存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雖然實現了對這個概想的轉換，從“上帝”至上走到“理性、科學”至上，但并沒有徹底摒棄上帝主宰人類的思想。摩登（現代）理念和價值的絕對性和極端性，正是源于這種“一多二元”思維意識結構。“一”就是這個上帝。一方面，正是這個“一”沒有被摒棄，所以利波梯（“自由”）、休曼萊特（“人權”）、迪莫克拉西（“民主”）、尹蒂維迪奧（個人）幸福等等概念因上帝而獲得神圣與絕對的地位；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真理、理性、市場、競爭等等概念也因為被打到和半打到的上帝而獲得終極價值的地位。這個思維意識結構是二元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指對人的認識：人是互相之間無聯系、單個獨立存在和本性邪惡、不具備自身從善或提升能動的。現代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恰恰是在這種思維意識上建構的。一方面，它把個人追求幸福放到上帝面前，使它具有不爭論的絕對正確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由是對人放任，把個人投入殘酷的生存與幸福競爭環境，并將這樣做說成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即終極、絕對價值）。所謂二元，即不互相聯系個體之間絕對的矛盾、對立、沖突。正是這種思維意識結構成為從中國思維意識出發艱于理解的文化障礙。中國思維意識結構的“一”恰恰不是外在上帝式的那個超絕“一”，而是宇宙萬物之間不可分割的渾然而一，所以是“一多不分”。沒有外在上帝式的“一”和萬物之間不可分割的渾然互系性，也成為從西方思維意識出發艱于理解的文化障礙。兩種思維意識結構存在于兩個文化背景人各自的下意識之中，沉淀在各自的語言之中，成為彼此看不到、摸不著、起著隔絕作用的文化紗幕。我之所以在本段文字故意不用傳統中文翻譯、而用音譯表達那些西方現代概念，就是因為中文翻譯不僅不能表達、反而導致對原西方概念的誤讀，因為中文翻譯與原西方概念存在不可通約的思維意識結構差別。

張明先生從生產、技術、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對主導現代化和全球化發展的西方價值提出全面質疑，說它已成了人類的危險之源。西方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西方文化對整個人類“在物質上是個災難，在道德上是一種罪惡”。究竟為什么會是這樣？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文化價值發生？就是因為它來自思維意識結構，就是由于相信自然宇宙外在地原本有什么絕對正確、不變的法則。世界本沒有這種絕對法則，刻意追求絕對，必然誤入迷途，而罪惡則在迷途中發生。

西方思想是在二元對立式的絕對原則中翻來覆去，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今天的摩登思想被質疑之時，也是后摩登（后現代）思想登場之時。西方現代價值的核心就是由對上帝崇拜的極端主義演變而為對個人崇拜的極端主義。像過去科學曾服務于教會一樣，西方的摩登時代，成功也好、危機也好，都是科技、市場、迪莫克拉西（民主）、法制等價值或機制服務于少數成功的個人。順著這個邏輯，今天出現、展現在我們眼前的一切就都不奇怪了，但它都沒有超出物極必反的陰陽之理。

從來、永遠不要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宇宙觀、思維方式、價值觀）抱太大幻象。中國一百年來犯的錯誤就是將西方的這三個東西理想化。只有完全不抱幻象，才能真正認識它，才能不被蒙騙。當然我們不是提倡東西方的二元對立，不是說西方的人都不可信、不可親近，而是指要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保持質疑。

一般個人是政治、經濟、文化表層的游離分子，而政治、經濟、文化才是一個時代相對穩定的本質，它們是從宇宙觀、思維方式、崇尚價值的根源處產生出來的。而宇宙觀、思維方式、崇尚價值一經形成，是難以改變的。那么怎么對待西方政治？是不是只有對立和斗爭？當然對立和斗爭是必不可少的，這是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西方政治需要斗爭（競爭），斗爭（競爭）是西方政治的存在方式。我們以斗爭（競爭）的方式與西方政治打交道是不得已的應對，應對的方式和策略多種多樣，可隨時間、條件而變化。但放棄斗爭（競爭）則絕對是死路。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是沒有希望的，它是把人類帶向沖突和毀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原因是：一、它的宇宙觀、思維方式和價值崇尚是絕對和唯一的，而世界上本沒有唯一、絕對的東西；但這卻是它的信仰。西方追求真、善、美，卻認識不到真、善、美與假、惡、丑是相對的、相互聯系和互相轉化的；追求起來等于追求沒有的東西，刻意追求必然導致過分、極端行為，由善生惡。二、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已經走向反面。其致命一點是繼承傳統的將人性歸結為惡的假設，而又放棄了節制的道德，采取對它的放任并將這樣做說成是自由，并讓它與上帝在一起變成終極的價值。

這是一本介紹“現代”（摩登）價值如何引出許多邪惡的書。書中不少觀點在西方和中國學界已經形成某些共識，但因中國對西方思想傳統還相對隔絕，公眾對西方摩登價值的來龍去脈了解甚少，本書用簡潔概括的敘述將許多共識和觀點系統化，令人驚醒，發人深思，作為一種開拓性宣講，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從作者發出的聲音，可以讀到他那種冷靜、嚴肅、道德感與責任感，聽到他涌動在心底的思潮澎湃和熱血激動。作者以切身的經歷、深邃的思考、廣博的知識、深謀遠慮對摩登價值另一半黑暗真實的精辟解說，振聾發聵、觸動靈魂?？梢韵氲?，仍會有人認為這是聳人聽聞，但這都是不幸的事實。有的人能夠看到的東西，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東西，這很正常。

盡管書中在觀點和語言上，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但此書的出版仍是讀者的幸運，也是出版社和編輯的睿智和遠見。

田辰山（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中心主任）

2009年8月19日

于北京外國語大學白樓

大融合世紀中的中國角色（代序）

包曉聞（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信息研究博士，加拿大“科發出版集團”執行總裁）

張明先生的《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對于在西方主導之下的現代文明和世界秩序在新世紀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做了系統而全面的分析。作者深刻地剖析當前現代化模式與西方文明根源性缺陷之間的聯系，并詳細分析了西方現代主流價值體系的幾乎每一方面如何在為人類文明帶來空前進步的同時，也導致了種種弊端和困境，對于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基本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在解決現代化困境上不可替代的價值做了引人深思的闡述。

當前中國知識界分化日益明顯，左右兩派的聲音雖時有消長，經常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但實質上左右兩派的價值依據都來自西方文明，相形之下，像張明先生的這樣呼吁重估西方價值、重估東方價值、恢復本土文化活力的聲音，在媒體上往往是處于配角位置。如果這樣的聲音能夠多一些、大一些，匯聚起來，也許能夠慢慢獲得更多認同，從而在今天歷史大轉彎的關鍵時刻指引正確的方向，避免中國和世界重蹈覆轍。本書的體系結構非常完整，有破有立。對于現代化在中國的特殊狀況，以及中國對于現代化困境的特殊價值，如能更詳盡的展開分析，則此書內容將更為具體和有針對性；特別是如果能就當前中國知識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深入討論，從現代性困境分析和東方價值體系的角度提供新的思路，則將更具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后美國世界：現代化困境與大融合時代的來臨

環顧世界秩序，各個力量板塊正在移動之中，新的面貌正在成型。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多極化和區域整合的趨勢正在加速發展。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迅速成長，它們從現存的全球經濟秩序中獲益，它們的崛起正在重繪世界經濟和政治地圖。一旦中國和印度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等領域實現了全面的現代化，必將產生更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輻射力，進一步沖擊現有的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當前的國際分工體系正面臨戰后最深刻的危機。以過度消費（以美國為代表）和過度生產（以中國為代表）為癥候所表現出的當前世界經濟體系的深層結構性問題，是資本主義痼疾在全球范圍的體現。尋找西方現代化困境的出路，是西方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和國際社會在新世紀共同的歷史任務。

當今時代的現代生產、生活與思維方式與當前西方主導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宏觀制度、結構和價值體系相互糾纏，根深蒂固，在規模上也是全球范圍的。因此，世界性現代化危機的解決，需要全面地反思和重建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綜合所有文化傳統、價值體系和現代文明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今天西方人開始格外珍視曾經被他們視為“落后”的非現代文明，如原始部落文化、西藏文化等，他們正企圖從中找到尚未分化的人類原初思想和觀念，以治療西方文明中基于其分析主義、個體主義、絕對主義根源而產生的現代化病痛，作為地球上延續時間最長的文明的繼承人，我們應倍加珍惜自己的文化價值傳統。二十一世紀，將不再是西方唯一主導的世紀，而將是一個東西方文明大融合的新綜合世紀。

中國復興之路上的雙重任務

今天的中國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中國在人民物質生活、基本權利保障與福利、國家綜合實力等諸方面仍然與西方發達國家有相當差距。這一差距的縮小只能靠不斷地推進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的全面改革和現代化來實現。另一方面，中國需要探索一條現代化的新路徑，特別是復活自身文明價值，有效地解決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弊端和困境。中國獨一無二的人口規模、廣袤而發展不平衡的國土面積、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眾多的民族組成、悠久的歷史，如果在輸入西方現代文明和價值系統的過程中，不能保持自身文明特點和價值內核的延續，快速變革的社會結構就難免產生各種各樣的斷裂。此外，由于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深度卷入和龐大的經濟規模，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必然伴隨著國際利益分配體系的重大調整。新興經濟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模式進行現代化，其最佳預期結果，也只不過成為又一個“美國”，但今天的世界經濟、政治和自然資源生態，已無法承受第二個、第三個美國。由于當今國際經濟秩序正面臨深刻危機，中國出口導向、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發展空間日漸縮小。如果要取得更大的持續發展，中國必須在學習西式現代化精髓、利用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的同時，復興和更新自身文明的活力，以便在內部應對現代化所帶來的種種弊端與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外部則需輸出價值觀，在世界文明體系中占據更高的有利位置。近代歷史上，世界大國的崛起所帶來的國際利益分配結構的調整往往導致劇烈的沖突乃至戰爭。要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則必須通過價值觀的輸出，幫助西方發達國家疏解其現代化困境，促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建。

在面臨著現代和后現代發展雙重挑戰的同時，中國的崛起正在帶來整個世界的秩序調整，而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及西方國家本身也面臨深刻危機，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中國的發展和復興不應僅僅局限于解決本國事務，而應該有一種全球和歷史的大視野，為世界文明的新發展做出開創性貢獻。以西方為主導的現代價值體系，需要東方價值觀來平衡。如果沒有中國的復興，東方文明，特別是東亞文化，就不可能成為多極世界中強大的一極來實現這種平衡；西方發達國家也需要為適應發展中國家的變化主動做出調整，沒有中國的崛起，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地位，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可以輸出什么價值觀？

我們有能力創造和輸出優秀的文化、制度和價值觀嗎？我們可以在制度上、文化上、價值觀上影響世界嗎？

幾千年的歷史經驗，對學習、交流和創造的熱情，是我們最寶貴的財產，是培育各種軟實力的基礎，至今仍然存在于我們民族身上，她使我們能夠以更理性和更開放的心態面對自己的傳統和整個世界的發展變化，為我們解決自身的現代化問題和全球性難題以深刻啟示。

在后現代，中華文明、東方文明所具有獨特的價值將顯示其巨大的活力，尤其是從制度、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產生出來，在繼承和重新詮釋傳統中的精華、有鑒別地學習先進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全新的創造。

《易經》是中華文明元初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源泉，這一體系強調了世界的動態演化、整體系統、周期性特征和普適律，同時思考了如何通過平衡協調來實現持續發展的問題。在可持續發展成為一個全球主題、世界秩序面臨大變局的今天，東方的生存智慧對于開拓人類文明的全新演化道路不無啟迪。2008年以來為海內外學術界矚目的“清華簡”整理工作，揭示了從“易”的觀念中演化出來的中華文明的元價值體系：“中”、“和”、“同”。“中”強調平衡、中和與綜合；“和”強調求同存異、調適沖突；“同”強調追求共同理想，實現和諧共存。與西方基本價值體系形成對照，這些東方元價值體系強調的是工具或程序價值（而非終極價值、目的價值、絕對價值）、方法論原則、開放性原則、動態性、過程性和發展性原則（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性質類似）。

科技崇拜、西方制度崇拜，以及強調終極價值和普世價值的絕對主義和普遍主義價值觀的盛行，導致人類思維方式的單一化，由此產生了人類整體文明進化路徑上的潛伏危機。在西方現代文明體系的發展中，演化出了一系列內在的平衡機制，如市場、民主、憲政、言論自由等，但任何價值體系都有其局限。東方價值觀作為一種參照系統，將拓展現代社會中平衡的范圍和方式，打破西方文明的思維定式，開闊解決現代困境問題的思路。

在整理發揚自身傳統價值系統時，我們可以對現代文明的精髓進行本土化表述，這樣做一是為了“舊瓶裝新酒”，讓普通大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有利于更好地傳播和吸收這些文明成果；二是為了爭取話語權。對話語權的爭奪，關乎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力，關乎個人、群體、乃至國家利益的分配格局；三是為了確立現代化過程的主體性。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可能長期通過外在的輸入來維持其發展動力，必須通過對現代價值體系的本土化的表述來重新確立現代化過程的主體性和文化自信心。

包曉聞（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信息研究博士，加拿大“科發出版集團”執行總裁）

2009年8月4日于蒙特利爾

作者簡介：包曉聞，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信息研究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F為加拿大“科發出版集團”執行總裁、Sina Times 英文周刊總編輯。

太平洋南岸傳來的母語真言（代序）

“現代化對于人和自然究竟有何影響”，這是個十分有意義的問題，任何人都有權就此發言。但毫無疑問，不是所有人都有著一模一樣的閱歷和感受，所以這命題會引發形形色色的見解。

知識產權出版社即將出版一本小書——《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書名正好和我們都關注的命題相吻合。很高興提前讀到了原始書稿。此書作者張明先生是位澳大利亞人，我與他素不相識。他上世紀50年代出生在中國四川，在故鄉讀完了大學；先經營一家公司，隨后移居澳國，至今已進入第二十個年頭。

讀張明先生原稿，已覺出其遣辭行文多少有些“隔”感了。居澳二十年，歲月不饒人。令人興奮的是，張明先生的話語及心志與我們并不相“隔”。所謂不隔，是因為親切：他道得出中國人幾十年來極其熟悉的那些思想觀念，依然記得中國人近半個世紀的歷程，如數家珍般提及中國人幾千年積淀下來的那些傳統價值觀，當然還有一點，他是在用母語向故國讀者表達自己的心聲。

張明寫道：“經濟和技術發展已成了全人類追求的唯一價值目標，經濟增長等于人類發展，衡量經濟發展的標準歸結為GNP和GDP，而這些指標又被簡化為各種貨幣，最后被完全簡化為各種數據。”這不是簡單的語錄，而是在作者看來與事實相符的精當概括。將近二十年，身居澳大利亞，不時造訪歐美，作者深切體驗到確實存在這樣的現象。他的話是某種論據，與此同時，對于中國人而言，也是某種警示：中國是否出現這種趨勢？類似具有“論據”與“警示”雙重意義的話語，在書中未斷出現。

作者獲得不只一個重要發現。譬如，當他還是中國公民中之一員的時候，經歷了從“文革”至“六·四”的二十二年，或者說，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為止的前半期。他無疑清晰記得，“改革開放”的局面是國家大政帶來的；到了澳大利亞后不無驚異地發現，中國的“現代化標準”竟幾乎與西方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造就的標準如出一轍。

近二十年來，作者真切見識到以往只能空洞而論的西方模式缺陷，感觸良多，震撼至深，求索個究竟的愿望日益強烈，故而能面向當今西方文明發出一連串追問：“如果生活充滿煩惱和焦慮，長壽又有何益？如果失去生命意義，一切進步發展又有什么意義？如果失去自然，一切生命和智慧的源泉又從何而來？如果沒有宗教、形而上學、藝術和情感生活，有什么能填補欲壑和空虛？如果不重估現代價值和傳統價值又怎么可能回到人本身？”這些追問未必嚴謹到何等程度，但它們的深刻性應該可以引起中國讀者的進一步深思。

作者試圖回答自己的追問，努力展開一些盡量具有說服力的論證，以指明人類正在經歷著的“現代化”骨子里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帶有鮮明的西方文化背景。他認為，不僅“市場經濟”、“全球化”是西方文化產生的主義，甚至也應該看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西方文化性一面。一言以蔽之，他如今所到之處，只講究“西方性”，不遵循“東方性”；只知道美國的主義，無所謂中國的主義。盡管作者的論證尚待進一步完善，但他顯然是在親歷了中國社會主義和澳大利亞資本主義兩種現實體制下的生存與生活之后，才感到有許多觀念值得當今世界嚴肅地重新審視。

較之作者張明先生的論證體系，其真實真切感受之余的諸多肺腑之言尤為寶貴。有些我們曾以為是錯誤的東西，他真誠地告訴我們那是正確的；有些我們曾以為是正確的東西，他坦率地告誡我們那是錯誤的；有些我們一直感覺是幸福的東西，他忠告我們那是災難性的；有些我們堅持了一段又拋棄的東西，他提醒我們那是值得堅持的。他并非因為自己曾是中國公民便發表些愛國主義感言，而是在為人類當下的價值觀擔憂。

要么聽中國人的，要么聽西方人的，長期以來幾乎是我們當中許多人心目中的“廣開言路”的全部內容。《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是一部心靈求索錄，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講，它不是出自中國人，也不是出自西方人，而是出自“既是中國人又是西方人”的人。這一人群應該是一個獨具慧眼的類型，他們的感受對于中國人來說具有特殊的感染力，有著那些經典化、旗幟化了的“主義”所不具備的某種說服力。

但愿張明先生繼續體驗，繼續思考，繼續討論，有海納百川般心胸的中國讀者不會感覺厭倦。

不知是否還有機會聽到親歷中、西社會文化現實的張明先生們對如下一類問題的見解：

所謂“現代化”是否偽命題？其提法是否應該就是明明白白的“科學技術化”（科技化）？

所謂西方的現代性，究竟是克服其傳統性而后的產物，還是其傳統本身所固有的特性？……

難得聽到來自太平洋南岸的母語真言。歡迎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母語真言。這起碼是我本人的一種真誠愿望。

王光（北京社科院教授）

二○○九年八月于北京

讀者致本書作者的信

之一——

尊敬的張明先生：
    您好！
    我和夫君林佑水認真學習了您寫的書，我們感到非常震撼！我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對西方現代化文明揭示最深刻一本書。您對人類未來的深切關懷令我們深深敬仰！我們目前在做勸善護生和拯救地球公益宣傳，同時籌劃如何回歸耕讀文明，撤離西方現代化文明。您的書引起我們強烈共鳴，也消除我們許多對西方現代化文明疑惑。
    我目前在一家國際電信公司做電信工程師，搞發明創新。我已經感到許多工作是毫無意義，我卻付出了健康的代價。我們背井離鄉，父母越來越老，每次回來，母親都流淚。我一遍遍問自己，即使我們擁有天下，不能給父母盡孝，又有什么意義。
    非常贊同您的人類出路在于重見價值觀！
    雖然市場是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但是西方文明本身卻是最不經濟的！
    一個正確的價值觀來源于人類覺醒的心靈，一旦人類心靈覺醒，人類就會以智慧的價值觀生活。一旦人們開始過簡單生活，以儒家人倫法則生活，節儉，素食，回歸耕讀生活，不制造不可回收的垃圾，保留有機種子和有機耕種方法，讀圣賢書，不用學習科技技藝，但是學習中醫，恢復手工紡線。。。等等，那么我們不再成為現代生產方式的消費者，現代生產方式的市場會越來越小，現代生產力就會自行消亡。
    這如同一個挪亞方舟，覺醒的人們一定會死里逃生。每個人都是在這個現代化消費市場，只有人心覺悟，價值觀改變，人類才能真正擺脫科技和市場奴役。
    夫君希望能和先生有更多的溝通和探討，他也非常關注人類的發展和命運，也有一些思考。先生如果有固定電話，方便的話可以告訴他，他可以從網上給您打電話，要比您打過來便宜多了。
    再次感謝您寫的書，希望這本書成書后能在全世界流通，也希望有更多人看破對西方文明的本質而覺醒。
    祝先生吉祥如意！

尹惠蓮

    之二——

張先生：
    您好。
    我是一名就讀公共政策專業的碩士生。上個月在網上查資料，無意中看到您的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此文是我看到關于現代社會最深刻，全面的一篇文章，提出回到儒家等東方價值也是將來希望所在。我近期在學習中，對一些基本的概念，如現代性，農業，高科技，稅收，透支等，希望透徹理解以便融會貫通，但似乎力所不及。網絡上，圖書館里資料浩煙如海，但沒幾篇有見地的。不知先生還沒有其他文章發表，或者電子郵件請教也可。
    順祝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畢成賡敬上

09/30

《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摘語

現代價值與一切有益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關系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都是矛盾的。

整個現代文明表現出一種放縱人類欲望、濫用人類智慧的極端主義傾向。

市場是沒有良心的，科技是沒有靈魂的。

人們對宗教的理解主要來自生物學家的詮釋，對宇宙的理解來自天文學家的詮釋，而對人的理解則主要來自醫學家，最多也是來自被科學化了的哲學家的詮釋。

技術發展不是出路，重建價值才是希望。

現代化的所有災難都是源于宗教、倫理道德和藝術的缺失。

現代宗教已成為整個人類的邪教，而現代化則成了人類墮落的開始。

現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將這種具有致命缺陷西方價值帶到世界各地，使西方文化的危機變成了全人類的危機，而西方價值本身完全不具備這種免疫機制和修復機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和反思主導現代化的整個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體系——能否用現代手段來克服現代災難？

西方在近現代尤其是在技術和經濟領域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很可能是“得不償失”。

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已不是發展創新，而是如何尋找禁忌的力量。

各種形式的現代藝術已淪落為市場的婢女，成為一種娛樂，一種狂歡，一種惡搞。

如果有一天中國變成為另一個美國，無論她有多強大也都是一種失敗，整個人類的前途將更加暗淡。

中國將要貢獻給世界的不僅是在全球經濟中的GDP份額，新的產品和技術，新的行業規范，甚至不僅是一些國際議程、世界制度和意識形態，中國最終貢獻給世界的是她的價值、思想和觀念。

偉大東方智慧與現代知識的結合將使中國成為未來世界的知識中心、參照體系和思想源泉，就像西歐曾是近代世界的知識中心，美國是現代世界的知識中心一樣。

人類受西方價值的桎梏已經太久，世界已經窒息，中國的和平崛起將使我們回歸自身邏輯和自身價值成為可能，人類將因此而開始一次偉大的文化和價值突圍，中國未來的一切合法性依據將主要來源于自身價值，而不是西方價值，既非歐美之西方，亦非蘇俄之西方，改變“五四”以來西學為主的局面。

東方智慧與西方知識的結合可能是解決人類未來的唯一出路。

東方價值以及中國核心價值應成為今后我們觀念創新和制度創新的依據。

價值是文化的基因，它決定文化的特征和傾向。

現代科技走上了一條無法控制、不可逆轉、不知去向的“單行道”。

理性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將整個人類精神掏空，信仰被掏空，道德被掏空，文化被掏空，現代社會只剩下一副理性主義的空架子。

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結合正是造成今天人類和自然各種災難的價值根源。

今天我們已經完全要用理性來思考，用理性來安排，用理性來判斷，理性主義似乎已成為一種終極價值，但是我們又用什么來證明理性本身呢？

現代化顛覆了人被賦予生命、時間和工作的意義，在傳統社會，工作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事情，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本身；而現代社會，工作成了一種專門技能和謀生手段；在傳統社會，時間是與生命一體的自然過程，而在現代社會，時間被精確丈量、被壓縮，時間成了資本、成了金錢。

現代性內部蘊藏著巨大的毀滅沖動，整個現代化進程和各種現代化成就都是在醞釀這種毀滅沖動。

比戰爭本身更具摧毀力的是技術。

相對于人的本質，今天人類的主要變化是他的欲望和思想，現代性并沒有使人性升華，反而放大了人性中的邪惡部分，現代化只是使人變得更聰明，但智慧并沒有提升。

如果說人類行為應該對氣候變化負責的話，那么，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行為應該對氣候變化負主要責任，而西方價值則應該負根本責任。

中醫首先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然后才是一種人的醫學。

市場與科技都是盲目的，都具有一種內在野性和擴張沖動，即便在高度組織化的今天，也完全處于無政府狀態，只要給它們機會，就會膨脹到毀滅，這是它們不變的本性，也是它們存在的理由。

現代化作為一個整體，民主法制、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三者互為條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即使要把它們人為的拆開都不可能，……三者中缺少一項則整個現代化無法運作，……真正令人擔心的是用什么來消除現代化帶來的后果？

扎根于農業文明的東方價值，對自然有一種深深的心理眷戀和精神依賴，體現在制度設計和社會安排上便是順應時勢，和諧有序，在本質上是一種節制。

全球化正在把西方那些具有致命缺陷的價值帶到了世界的每個角落。

我們無法從西方文化本身，從現代化范式本身找到解決辦法，一切出自西方文化和現代化范式本身的解決辦法都是暫時的和自相矛盾的，我們必須同包括西方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共同來尋找一種新的價值，創立一種新的范式。

在現代意識形態之外，中國應與包括印度和阿拉伯國家在內的整個東方世界建立起價值聯盟，以配合東方的崛起和抗衡西方價值的侵蝕。

中印兩國的不和將是兩個偉大民族的不幸和東方的悲哀。

整個西方價值是建立在人與自然關系的錯誤構建之上的，它不是用心靈關照的方式來對待自然，而是用技術手段來對待自然。

世界還能等待東方多久？

西方很多有良心的后現代主義學者對現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對技術和市場上，沒有看到在技術和市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其實是西方價值。

理性主義的瘋狂既不亞于當年宗教的瘋狂，也不亞于當今宗教原教旨主義的瘋狂，尤其是在科技和市場方面，而西方許多思想家把這種明明是西方理性主義的瘋狂說成是整個人類的瘋狂，實際上是為西方的“原罪”開脫。

現代范式的各種形態，包括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都注定只能是一種過渡。

西方很多有良心的后現代主義學者對現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對技術和市場上，沒有看到在技術和市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其實是西方價值。

中國的媒體不僅要成為中國的喉舌，還應成為新興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整個東方的喉舌，為東方價值的全球化造勢。

附：

一、內容簡介

本書從生產、技術、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對主導現代化和全球化發展的西方價值提出了全面質疑，認為像人口爆炸、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精神失落等一切現代化后果的產生深刻地反映了現代性與人、與自然、與人身心的矛盾；造成這些矛盾的根源是西方價值中產生出來的人類中心主義、物質主義、個性主義和進步發展觀；從西方價值和現代范式本身，從現代化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無法找到真正的解決辦法；我們必須重估一切現代價值，重估一切傳統價值，技術發展不是最終出路，重建價值才是希望；作者滿懷希望地指出，東方的復興將給人類帶來希望，但東方尤其是中國在能夠發揮其價值的人類影響之前，不得不按照現代范式迎頭趕上；東方價值將成為整個人類的拯救價值和新范式的基礎，而建立一種廣泛的東方價值聯盟對東方和人類都具有深遠意義。

本書從某種意義上可看作是與《中國不高興》的呼應，但主要是從價值層面來分析東、西方以及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走向，有助于我們從全球和整個人類的背景下來重新認識東方和西方，增強我們對東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自信。

作者長期生活在西方，曾游歷歐美諸國，并在阿拉伯國家和印度作過深入旅行考查，專注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和祖國發展，具有獨特視野和感受。

二、目   錄

一、現代化是人類的宿命

二、擴張性是西方文明的本能

三、分析思維是西方文明的邏輯起點

四、現代化以人為代價

五、現代化以自然為代價

六、現代化以失去身心平衡為代價

七、現代化與科技崇拜

八、現代化與制度崇拜

九、現代化與市場崇拜

十、現代化與全球化

十一、東方價值的人類使命

張明：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東方價值的人類使命（完整）：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11/92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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