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失敗：〇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

危機過去了嗎？未來還將怎樣？

中文書名：資本主義的失敗：〇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

英文書名：A failure ofcapitalism

ISBN978-7-301-15666-7

作者：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

譯者：沈明

定價：29.00元

成品尺寸：155×230

版別：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8月出版

◆  本書亮點——————————————————————————————————————__

波斯納是當代最為杰出的法律經濟學家。這一學派注重將經濟原理應用于制度研究，而對經濟危機的反思遲早要落到對現存制度的反思上來。波斯納至今出版作品近40部，一貫是暢銷榜單的常客。作為一個法律經濟學者，波斯納把對危機的探討深入到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他在這場經濟危機中看到了資本主義所必然要作出的妥協，這被美國媒體稱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新起點。因此，本書討論的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廣泛地涉及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未來新變局。

◆ 作者簡介——————————————————————————————————————

理查德 A 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  先后以最優生和年級第一名畢業于耶魯大學英文系和哈佛大學法學院。曾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聯邦政府律師、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和講座教授。1981年出任美國聯邦第七巡回區上訴法院法官至今（1993—2000年任首席法官），同時擔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

波斯納是法律經濟學的主要創建者之一，他將經濟學分析的方法推廣到所有的法律領域，為法律經濟學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此外，他也是“法律與文學”和實用主義法學的領軍人物。波斯納著作眾多，輻射廣泛，有所謂“一個人的智庫”之稱；他的法律學術和司法實踐重塑了美國的法學和法律。

  “他是著述最豐的聯邦法官，前無古人。任職上訴法院、仍屬最高產的法學家之列，同樣前無古人。如果以引證率測度影響力，那么當仁不讓，波斯納是在世的最有影響的法學家。”（勞倫斯•萊西格語）

◆ 譯者簡介——————————————————————————————————————

沈明，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經濟學、法律社會學、知識產權。

◆  名家及媒體推薦——————————————————————————————————————

生動形象而又直言不諱、可讀性強……波斯納是一位極為敏銳犀利的智者。

   ——羅伯特•索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書評》

波斯納從法律的角度，分析了這場金融危機的制度原因。對金融危機進行分析論述，法律人顯然不應該缺席。當然，在本書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法學家的精辟論述，還有從“經濟學”轉向“政治經濟學”的輪回。

   ——吳志攀（著名金融法學家  北京大學教授）

一本驚人的著作，用易于普通讀者理解的話語闡釋了銀行體系和經濟領域中發生的事件……［波斯納的］批評格外令人振奮，因為它來自于通常敵視政府官僚扶助措施的右翼思想家。

 ——保羅•貝瑞特（《商業周刊》高級編輯），《華盛頓郵報》

長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學、以自由市場為根基的法律經濟學運動元老波斯納法官對資本主義提出了基本不太可能提出的批評。不過，作為四十多本書的作者、被引證最多的聯邦上訴法官，他也是我們最具創造力、頭腦清晰的思想家之一。

   ——戈登•克羅維茨（道瓊斯公司執行副總裁），《華爾街日報》

令人吃驚的是，作為市場導向的法律經濟學運動的元老，波斯納竟然猛烈抨擊了那種認為市場可以自我糾錯的主張。還令人奇怪的是——如果這位法官是其他任何一位法官的話——一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以及芝加哥大學法學講師）竟然最先出版了關于這場金融危機的綜合著作。波斯納是……這個國家最博學而且思想獨立的公共知識分子。直到全書最后一頁，沒有一句懶惰的歸納、沒有一句流行的陳詞濫調能逃過波斯納無情的剖析。《資本主義的失敗》拋棄了所有的時髦行話，但也使讀者在前進方向上感到迷惘。換句話說，這只是一個起點，但卻是必不可少的起點。

   ——喬納森•勞奇（《國家雜志》專欄作家）, 《紐約時報》

理查德•波斯納是一個奇人……他倚重于政治和意識形態語境，為導致當下經濟危機的系列事件提出了一種非常恰當的解釋。

   ——約翰•凱（經濟學家），《金融時報》

◆  內容簡介——————————————————————————————————————

始于2008年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因其驚人的蔓延速度而成為這代人一生中最為危急的事件。危機是怎么發生的，尤其在已經吸取了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教訓之后？為什么人們事先沒有預測出來，以采取挽救措施避免其發生或減輕其危害？可以用什么對策來阻止經濟陷入深度蕭條？為什么政府和經濟學界到目前為止的應對舉措如此乏善可陳？所有金融災難事件及迄今所做的捉襟見肘的挽救努力的根源何在？理查德•波斯納對這些問題給出了簡明的、非技術化的解釋。這是一本寫給涉獵廣博的智識讀者的書，它同時也會令專業人士感興趣。

波斯納在本書中闡明的事實與緣由包括：從亞洲流入美國的過剩資本以及美聯儲粗率執行的低利息率政策；企業經理人薪酬、短期收益目標和高風險借貸之間的關系；由低利息率、積極的抵押貸款營銷和松懈的監管共同推波助瀾吹起的房地產泡沫；美國人的低儲蓄率；還有大型金融機構很高的負債資產比率。本書分析了兩種基本的危機拯救方案，分別對應于解釋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成因的兩種理論：貨幣主義理論，認為美聯儲放任了貨幣供給的收縮，因而未能阻止災難性的通貨緊縮；以及凱恩斯主義理論，認為經濟蕭條是1920年代信貸盛宴、股市暴跌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活力螺旋下降的產物。波斯納結論認為，經濟之擺搖動得太遠了，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場的系統風險，因此，它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次失敗。

◆ 簡要目錄——————————————————————————————————————

序言

第一章  經濟蕭條及其直接原因

第二章  銀行業危機

第三章  經濟蕭條的深層原因

第四章  為什么經濟蕭條未被預測出來

第五章  政府的應對措施

第六章  福禍相倚？

第七章  關于資本主義和政府我們學到了什么

第八章  經濟學職業界沉睡于危機發生時刻

第九章  責任分配

第十章  前方的路

第十一章  保守主義的未來

結論

深入閱讀文獻

索引

◆  書摘—————————————————————————————

第八章  經濟學界昏睡于危機發生時刻

關于這場金融危機在事前預測上出現的失敗，最讓人不解的謎題之一就是那么多學術經濟學家都缺乏遠見。有一些例外；諾瑞爾•若比尼（Nouriel Roubini）是唯一一位大聲疾呼的災難預言家。拉古拉姆•拉詹在2005年發出了強烈警告；發出警告的還有：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2007年夏天，馬丁•菲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同年秋天。我還曾提及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2008年3月貝爾•斯登公司倒閉引發了其他一些經濟學家的警告，例如阿倫•布靈德（Alan Blinder）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反諷的是，后者三年前曾以“沒眼光”為由把拉詹的警告打發掉了。不過，據我所知，在知名的經濟學家中，只有若比尼預測會有一場真正的經濟蕭條。關于經濟衰退的警告不會引起很多注意，或許也不應該引起很多注意。針對經濟衰退的標準對策就是由美聯儲降低利息率。在應對9/11之后的溫和經濟衰退的時候，它就是這么做的——由此為走向經濟蕭條的信貸盛宴鋪平了道路。

宏觀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是經濟學中聲望很高的領域，一流的宏觀經濟學家和金融理論家都是一些杰出人士。可是，盡管房地產泡沫從2005年起就開始漏氣，并在2006年破滅，經濟至遲從2007年底開始進入衰退，正在迫近的經濟崩潰的警告在2008年春天隆隆作響卻充耳不聞，然而，沒有多少經濟學家，不管是學術界、政府還是商界的經濟學家，及時地拉響警報，給政府和銀行業以真正的沖擊。抵押貸款和其他債務是以其票面價值證券化的，保護了我們免遭1990年代劫掠了東亞國家的那種房地產信用泡沫。2006年5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說，房地產市場正在“降溫”，不過這一降溫過程是“有序而且溫和”的，市場看起來將要“走向安全著陸”。他的前任者，阿倫•格林斯潘，在2005年7月表達了對房地產價格的溫和擔憂，在2006年10月說，“最糟糕的時候很可能已經過去了。”不能指望政府官員在所有的時間都是完全坦誠的。但是我在本書中所引述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言論卻是誤導人的：他們使事情變得更糟。

2007年9月，羅伯特•盧卡斯說他“懷疑”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將會“危害整個抵押貸款市場”將會“損害整個抵押貸款市場”并使經濟陷入衰退。當年10月1日，約翰•科克瑞恩（John Cochrane）否認存在經濟衰退，并預測至多會出現溫和經濟衰退。2008年2月，貝爾•斯登公司危機發生之前一個月，約翰•泰勒（John Taylor）在國會作證的時候，諫言美聯儲不要降低利息率。在5月的一個講話中，他還說利息率太低了。幾年前在他說利息率太低時他是對的，但是，應該保持一個較高利息率的時間早就過去了；在經濟蕭條中提高利息率的做法會導致災難性后果。

遲至2008年9月，大部分經濟學家仍然期待金融危機更夠“軟著陸”。9月19日，盧卡斯對經濟將要陷入衰退的看法表示了懷疑——而到這時候，衰退已經持續10個月了。遲至9月23日，阿倫•麥爾澤（Allan Meltzer）還反對任何政府干預，認為雷曼兄弟公司的失敗是不重要的，“中產階級”（Main Street）干得還很不錯。10月10日，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還不愿意承認經濟衰退已經開始；一個月之后，霍爾將這個國家陷于經濟蕭條的證據描述為“決定性的”（conclusive）。所有這些人都是杰出的宏觀經濟學家。

我并不認為這些預測錯誤的原因在于愚鈍，而是因為經濟學家們不相信這個國家可能滑入比另一場溫和經濟衰退——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周期性遭遇的事情——更糟糕的任何境地。還有其他很多一流的宏觀經濟學家，以及杰出的金融理論家，在風暴積聚和爆發的時間里只是沉默著；或許那就是謹慎的做法。即使現在，經濟學職業界還是茫然于不確定性和優柔寡斷，仿佛它對已然發生的事情感到難以置信。就如何應對這場經濟蕭條來說，經濟學界的共識尚未出現。大部分經濟學家似乎基本上不愿做出任何嘗試性努力，將經濟從困境中拯救出來。

阿倫•格林斯潘，1987至2006年間的美聯儲主席，曾是一位在經濟學界享有高度威望的經濟學家。在與羅伯特•魯賓、勞倫斯•薩默斯——1995至2001年間的兩任財政部長——合作期間，格林斯潘提出并且推行了為這場經濟蕭條鋪平道路的政策。財政三巨頭拒絕通過提高利息率或者收緊對銀行資本結構的監管來抑制借貸；拒絕把新型金融工具納入監管；也拒絕戳穿資產價格泡沫，美聯儲本可以通過提高利息率做到這一點（而且逐漸地也做了——只是太晚了）。伯南克，一位杰出的學術經濟學家，接任格林斯潘的位置，并繼續執行他的政策。他們兩個人都忽略了警示信號，而且伯南克——2006年成為美聯儲主席，之前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緩慢地才接受了不可能實現軟著陸以及美聯儲將不得不推出其最有力的武器來遏制經濟下滑的現實。如果美聯儲更及時地采取行動的話，泡沫就會以較小的威力破滅，這場經濟蕭條也很可能會避免；類似的機會還有，當貝爾•斯登公司倒閉，明確發出災難迫近的信號時，如果美聯儲以強有力的措施應對的話，也不至于如此。但是，我也已承認，戳穿資產價格泡沫存在著政治問題，如果美聯儲惹惱了太多政治大佬的話，它的政治獨立性就難以維系了。

并沒有多少經濟學家注意到（或至少談到）企業管理者薪酬措施與高風險借貸之間的關系，或者意識到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其他附屬抵押債務責任和信用違約掉期的風險，或者將個人儲蓄的萎縮和在這種情況下的貸款給經濟造成的危險聯系起來。似乎并沒有多少經濟學家注意到，銀行產業的危機一旦爆發，就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缺乏流動性的危機，而是破產的危機。不僅警示信號一再被忽略，直到無可挽回，而且，當經濟學職業界最終蘇醒的時候，我們才發現，不管是政府經濟學家如伯南克，還是私人部門經濟學家，都沒有為處理這場經濟蕭條準備好應急方案。下述事實本來都應該是合乎情理地清楚的：20%或者更大幅度的房價下跌將造成銀行破產的危險；在潛在的房地產泡沫背景下，這種幅度的房價下跌并非不可能；因此，通過提高針對銀行的準備金要求，加強其資產負債比率的安全性，屬于穩健的政策措施。格林斯潘和魯賓現在為他們缺乏遠見和準備而道歉，他們確實應該道歉，但這種道歉并不能增進公眾對政府管理經濟所具有的信心；而缺乏信心，是人們以抑制消費的方式在經濟困難期蜷縮起來的原因之一。

一些媒體評論將經濟學界令人不滿意的表現歸因于學術界過分依賴有關經濟的抽象數學模型。但是，知名的宏觀經濟學家并不全是學術經濟學家；格林斯潘在擔任美聯儲主席之前并非學者。他是一位顧問，前全國商業經濟學家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sts）會長。而金融學教授們，他們主要供職于商學院而非經濟系，其研究領域與有關經濟衰退和經濟蕭條的宏觀經濟學有一分重疊，并趨向于深深嵌入真實世界中的金融市場。他們不僅是書齋中的理論家（armchair theoreticians）；他們還是咨詢師、投資人、有時候還是資金經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要么是在進大學教書之前，要么是在離開大學在外掛職期間，都為美聯儲、國際貨幣經濟組織或其他非學術機構工作過。他們的學生一般都是現在商界工作幾年才進入商學院讀書的，因此會給他們帶來商業實踐中的最新知識。

金融學教授與金融產業之間的糾纏關系有一個陰暗面。如果他們對金融產業提出批評，并建議強化監管，他們就可能變成害群之馬，失并去報酬豐厚的咨詢業務。這種利益上的沖突可能會使一些經濟學家故意放水。更重要的是，幾乎沒有哪位理論家會研讀或者深挖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商業經濟學家——咨詢師、商業企業或貿易組織的雇員——強調經濟預測，而且經常擁有特定行業的知識和數據，但很多人都受到其商業身份的拖累。你不能指望受雇于房地產公司或銀行的經濟學家會討論房地產和信貸泡沫問題。

在這場經濟蕭條可歸咎于格林斯潘、伯南克、薩默斯、魯賓、保爾森、考克斯所犯錯誤的限度內，這些錯誤又可部分地歸因于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商界領袖對反對政府積極干預經濟運作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過度信奉。并非所有堅定信仰市場之強健力量、對監管持有懷疑態度的經濟學家全都是“保守主義者”——在平等主義以及偏好再分配政策但想不監管企業活動的意義上，經濟學家也可以是自由主義的。如何將經濟蛋糕盡量做大，與是否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來分割它，是不同的問題。這里的要點只不過是，對金融產業過度放松監管是由主流經濟學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承諾誘發的政府失敗，主流經濟學家們忽略了這樣的可能性：金融市場之所以看起來是強健的，是因為監管措施防止了先前金融危機的發生。這場經濟蕭條是資本主義的一次失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某一種資本主義的失敗（寬泛意義上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或者用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相對于“歐洲式”資本主義的“美國式”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的最忠實信徒們的失敗。

經濟學界在預測并果斷應對經濟危機上的失敗的根源在于，有關經濟蕭條的研究是經濟學的一個相當不能讓人滿意的分支領域。這并不是因為經濟學家們——像如今（或好或壞地）忽略了經濟思想史那樣——忽略了這個領域。有關經濟蕭條的經濟學文獻卷帙浩繁而且引人入勝。不過，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作為經濟蕭條特征的不連續性（表現在獨木舟的例子 里）很難建模。如羅伯特•盧卡斯在討論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解釋的，“銀行破產與貨幣緊縮怎么就轉化成了就業和生產領域中的軒然大波了呢？我們還沒有像樣的理論模型”（引自《大蕭條經濟學》 ，第96頁）。而且，誰會預言，應對經濟危機的一個辦法就是一群高收入人士——他們受到其他高收入人士的廣泛仿效——決定摒棄他們完全負擔得起的奢侈消費？

蕭條經濟學所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經濟蕭條在多數國家的歷史上都是罕有事件，因此，要收集足夠多的樣本，以能得出可靠的、能夠揭示經濟蕭條的原因、危害程度、后果以及對策的統計學結論，就需要對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即不同——經常是極為不同——制度、文化、政治、經濟環境中發生的經濟蕭條的數據加以綜合研究。在如此異質的樣本中，每一個數據點都可能是個性化的。1930年代的美國和1990年代的日本存在太多的差異（甚至1930年代的美國和日本之間也是如此，那時候日本的經濟蕭條與我們相比是相當溫和的），以至于無法可靠地推論認為，未能拯救1990年代日本經濟蕭條的財政赤字消費措施也不能使我們的經濟恢復繁榮，盡管政府在1930年代經濟蕭條中曾經堅定地執行過這一政策。一個進一步的卻具有典型復雜性的問題是，雖然人們一般認為，政府在1937年削減了支出，同時收緊了銀行信貸，造成了“第二次經濟蕭條”，它幾乎一直持續到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遲至1940年，我們的失業率仍有15%），但是，這些同時發生的政策變化所產生的效果很難輕易地區分開來。還有一個復雜的問題是，第二次經濟蕭條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新政的措施，例如《國家產業復興法案》和《國家勞資關系法案》，都限制了經濟產量。

我曾論及希特勒德國，把它作為從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中迅速復蘇的例子。他們運用大量財政赤字支出建設高速公路（著名的Autobahnen［高速公路］），制造戰斗機、坦克和其他軍火裝備，同時征兵，在美國失業率回落到15%以下之前，德國就走出了失業年代。日本類似的重整軍備計劃也產生了類似的效果。我們也通過巨額財政赤字支出為抗擊軸心國的戰爭提供資金，以應對德國和日本的軍備支出——在這三個國家中，以赤字支撐的軍備支出看起來對經濟蕭條都起到了有效的治療作用。所以，這里就有三個事例支持了凱恩斯的理論——而且請注意，這些事例還支持了他的下述論點：公共支出可以成為經濟蕭條的有效治療辦法，即使該公共支出除此之外別無價值。他舉的例子是雇傭失業者挖壕溝，挖好之后，再填平。軍備支出和挖壕溝的例子（或者我舉的野貓貓舍的例子 ）類似，都對通常意義上的經濟福利的提升沒有貢獻。但是這些解決辦法對于美國當下的經濟蕭條都只有有限的指導意義，因為情境很不一樣。凱恩斯理論的力量在于其簡潔、符合常識的邏輯：如果對于商品和服務的私人需求下降了，并因此出現了生產資源的閑置，意味著這些資源的機會成本——根據定義——是零，那么，由赤字財政（或由國家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所支撐的公共支出就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將需求從低位上重新抬起。但這一邏輯是否適用于21世紀美國的情況，尚不得而知。

在相互競爭的假說無法獲得嚴格的經驗檢驗的情況下，要在其中做出選擇就會嚴重依賴前見。就關于經濟蕭條的假說來講，有關前見可能進而又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樣一來，就把我們又帶回到了討論開始的地方。左翼經濟學家傾向于將經濟蕭條視為缺乏監管的資本主義的失敗的證據，右翼經濟學家則將經濟蕭條歸咎于政府政策的誤導，他們相信，如果沒有那些政策，至多只會有周期性的溫和經濟衰退。這就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他曾一度主張撤銷美聯儲。他想要以一個恒定的貨幣供給增長率規則（因此無需美聯儲）來取代政府官員對于貨幣供給的掌控。在我們當下的經濟現狀中，這一進路看起來可能是古怪的。但是，如果在2000年代早期就執行這個規則的話，美聯儲就不能讓經濟中的貨幣供給量暴漲——而正是這一措施為經濟蕭條鋪平了道路。不過即便如此，仍然可能會出現經濟蕭條（想一想所有那些涌入美國的外國資本），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不存在一個掌有貨幣控制權的權威，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所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這些分歧反映在彼此敵對的一些宏觀經濟思想學派中，如貨幣主義學派、凱恩斯學派、新凱恩斯學派、新古典經濟學派、奧地利學派——阻斷了共識，并使政客和公眾彷徨于沒有道路的荒野。在一個領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對立的學派這一事實本身表明這個領域是柔弱的，不管其從業者是多么的出色。在當下的經濟危機中，保守主義經濟學家——馬丁•菲爾德斯坦，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是一個顯著的例外——甚至很緩慢才承認這個國家處于經濟衰退中，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則歡宴于經濟蕭條所引發的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經濟蕭條為積極型政府的作為所提供的機會，以及由經濟蕭條所曝光并賦予新聞價值的不良商業行為和政府監管松弛。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偏好減稅勝過赤字財政消費作為經濟蕭條對策的事實反映了他們對于大政府的敵視，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偏好公共設施建設支出勝過減稅，則反映了他們想要把經濟蕭條作為新的“新政”之啟動器的意愿。

對于經濟蕭條的原因與對策的經濟學理解尚沒有進展到可以使分析不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在受到經濟學家與他人共有的政治情感影響的經濟論戰中，雙方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論點及論據，但論戰卻無法通過經驗性檢驗加以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由意識形態所塑造的前見將會給論戰者造成迷惑性影響。此外，這場經濟蕭條，就像上一場經濟蕭條一樣，可能會刺激經濟學家進行一些新的思索，同時為經驗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數據。它已經激發出了不少新思想——例如伯南克的。他是一位保守主義經濟學家，而保守主義經濟學家不喜歡財政赤字消費計劃，或至少不喜歡其中公共設施和轉移支付那部分內容，因為這會擴大政府的經濟影響力。不過，他卻支持了經濟刺激計劃，開始懷疑單純的貨幣政策能夠避免或者扭轉經濟蕭條。很多經濟學家也都轉變了立場——幾乎是一夜之間——從米爾頓•弗里德曼貨幣主義者轉變為J. M. 凱恩斯赤字財政支出者，因為他們看到貨幣政策未能將我們從經濟蕭條中解救出來。經濟學家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但他們并非不接受證據。13世紀英格蘭城鎮米德爾頓•德•凱恩斯（Middleton de Keynes）名字逐漸簡化為米爾頓•凱恩斯(Milton Keynes)或許是一種預示。不過，經濟學職業界的立場從弗里德曼轉變到凱恩斯的速度（轉變尚未完成）表明，蕭條經濟學的智識基礎仍不牢靠。

這一討論或許有助于解開另一個謎題：為什么新聞界，包括金融媒體和一般媒體，對于迫近的經濟危機比經濟學家更警覺。不論報道者具有與本•伯南克或者羅伯特•盧卡斯之類的人相關的何種智識局限，他們至少都沒有受到來自于經濟理論或經濟史——這些東西似乎排除了人們對以貨幣政策作為阻止經濟蕭條手段的懷疑——的前見的羈絆。而且他們比經濟學家更加貼近現實，這可能使他們得以在消息抵達美聯儲和學術界之前，就在地方層面上感知到了房地產泡沫和高風險住房抵押貸款。

還有一個差異。新聞業，即使采納了《經濟學家》雜志那樣的穩健風格，也是靠戲劇性報道，即靠沖突和驚恐、矛盾和突變才能繁榮。和房價上漲——這是由經濟基本面，如富裕程度的提高、家庭規模或建筑材料的高價，所驅動的——相比，經濟泡沫和銀行破產是更加刺激的商業新聞。新聞記者對麻煩事的預兆充滿警覺——但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專家和官員們傾向于把記者當作危言聳聽者而忽視其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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