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　　

一　　

　　一切都在變化……社會生活在變化，“民族問題”也跟著在變化。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有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斗爭舞臺上，而且每一個階級都是按照自己的觀點來理解“民族問題”的。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時期服務于各種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這要看它是由哪一個階級提出和在什么時候提出而定。 

　　例如，我們這里存在過所謂貴族的“民族問題”，當時（在“格魯吉亞歸并于俄國”之后）格魯吉亞貴族感到喪失他們原先在格魯吉亞國王統治時代所享有的特權和勢力，對于自己是多么不利，他們認為充當“庶民”有傷自己的尊嚴，所以想要“解放格魯吉亞”。他們想藉此使格魯吉亞國王和貴族擔當“格魯吉亞”的領導者，從而把格魯吉亞人民的命運交給他們！這是　封建　君主制的“民族主義”。如果不把格魯吉亞貴族反對在高加索的俄羅斯統治者的個別陰謀計算在內，那末這個“運動”就沒有做出任何一件能夠博得榮譽的事情，沒有在格魯吉亞人的生活中留下任何顯著的痕跡。只耍社會生活事變稍微觸到這個本來就很軟弱的“運動”，就足以把它根本破壞。的確，商品生產的發展、農奴制度的廢除、貴族銀行的創立、城市和鄉村中階級對抗的加劇、鄉村貧民運動的加強等等．——這一切都給格魯吉亞貴族以致命的打擊，同時也給“　封建　君主制的民族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格魯吉亞貴族分裂成為兩派。其中一派拋棄了任何“民族主義”而向俄國專制制度伸出手來，想從那里換得高官厚祿、低息貸款和農具，要政府保障他們不受農村“暴動者”的威協等等。格魯吉亞貴族的另一派，更軟弱的一派，則同格魯吉亞的主教和大司祭串通一氣，從而把受實際生活驅逐的“民族主義”置于教權主義卵翼之下。這一派熱中于恢復那些已被破壞的格魯吉亞教堂（這是他們“綱領”中的主要條文！），即“昔日偉業的紀念碑”，并且虔誠地等待一個能實現他們　農牧　君主制“愿望”的奇跡的到來。 

　　這樣，　封建　君主制的民族主義在奄奄一息的時候，就采取了教權主義的形式。 

　　同時，現代社會生活又在我們這里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民族問題。當年輕的格魯吉亞資產階級感到自己很難和“外國”資本家進行自由競爭時，它就通過格魯吉亞民族民主主義者開始嘟噥起什么獨立的格魯吉亞來了。格魯吉亞資產階級想用關稅壁壘保證格魯吉亞市場，用強力把“外國”資產階級從格魯吉亞市場趕出去，用人為的方法提高物價，并用這種“愛國的”手腕在發財的角逐場上求得成功。 

　　格魯吉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目的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不用說，要實現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力量，而這種力量就在無產階級身上。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給被閥割的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注入生命力。必須把無產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于是“民族民主主義者”就走上了舞臺。他們費了許多氣力來駁斥科學社會主義，對社會民主黨人大肆誹謗，勸告格魯吉亞無產者離開這些人，同時贊美格魯吉亞無產階級，勸它“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設法加強格魯吉亞資產階級。他們一再懇求格魯吉亞無產者說：不要毀滅“格魯吉亞”（或許是指格魯吉亞資產階級？），忘掉“內部的意見分歧”，和格魯吉亞資產階級親善起來等等。但這都是白費氣力的！資產階級政論家的甜言蜜語麻醉不了格魯吉亞無產階級！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的無情攻擊，特別是把俄羅斯、阿爾明尼亞、格魯吉亞和其他民族的無產者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隊伍的強大的階級發動，給我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以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并把他們從戰場上趕走了。” 

　　“為了恢復被污辱的聲名”，我們那些逃走了的愛國者“至少也得改變一下色彩”即使領會不了社會主義的觀點，至少也得披上一件社會主義的外衣。果然，秘密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姑稱之為）“社會主義的”機關報“格魯吉亞報”①爬上了舞臺！他們就想這樣來誘惑格魯吉亞工人！但是已經晚了！格魯吉亞工人已經學會分清黑白，他們很容易就看破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只是改變了一下色彩”，并沒有改變自己觀點的本質，“格魯吉亞報”徒有社會主義的空名罷了。他們明白了這一點，于是高聲嘲笑格魯吉亞的“救星”！“格魯吉亞報”的那些唐·吉德式的希望并沒有實現！ 

　　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發展又漸漸在格魯吉亞資產階級先進人士和“俄羅斯”之間架起一座橋梁，使這些人士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和“俄羅斯”發生聯系，從而使本來已經動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基礎更加動搖起來。這就是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第二個打擊！ 

　　新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走上了斗爭舞臺，于是新的“民族問題”即無產階級的“民族問題”也跟著產生了。正如無產階級不同于貴族和資產階級一樣，無產階級所提出的“民族問題”也不同于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民族問題”。 

　　現在我們就來談一談這個“民族主義”。 

　　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呢？ 

　　俄國無產階級早就談到斗爭了。大家知道，任何斗爭的目的都是要取得勝利。但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勝利，必須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聯合起來。很明顯，打破民族間的壁壘而把俄羅斯、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波蘭、猶太和其他民族的無產者緊密團結起來，乃是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必要條件。 

　　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如此。 

　　然而，俄國專制制度是俄國無產階級最兇惡的敵人，它經常阻撓無產者的團結事業。它用強盜手段摧殘俄國各“異”族的民族文化、語言、風俗和機關。專制制度剝奪了他們應有的公民權利。從各方面壓制他們，口蜜腹劍地在他們中間散播猜忌和仇視，挑起他們的流血沖突。這表明俄國專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離間俄國境內的各個民族，加強他們之間的民族糾紛，鞏固民族壁壘，從而更加順利地分裂無產者隊伍，更加順利地把整個俄國無產階級分散為小的民族集團，以便扼殺工人的階級覺悟，破壞工人的階級團結。 

　　俄國反動勢力的利益就是如此，俄國專制制度的政策就是如此。 

　　很明顯，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遲早一定要和沙皇專制制度的反動政策發生沖突。事實果然這樣，社會民主黨的“民族問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

　　應該怎樣打破聳立在各民族間的民族壁壘，應該怎樣消滅民族的閉關自守狀態，以便使俄國各民族無產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來、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呢？ 

　　社會民主黨的“民族問題”的內容就是如此。 

　　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回答說：應該分成各個民族政黨并把它們組成一個“自由聯盟”。 

　　“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②也再三重復這樣的話。 

　　由此可見，他們勸我們不要團結成一個由統一的中央來領導的全俄政黨，而要分成由幾個中央來領導的幾個政黨，并且還說這都是為了加強階級團結！我們想使各民族的無產者互相接近起來。我們究竟應當采取什么辦法呢？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回答說：只要使各民族的無產者互相疏遠就可以達到目的！我們想把無產者聯合成一個政黨。我們究竟應當采取什么辦法呢？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回答說：只要把俄國無產階級分散為各個政黨就可以達到目的！我們想要消滅民族壁壘。我們究竟應當采取什么辦法呢？他們回答說：只要用組織上的壁壘來加強民族間的壁壘就可以達到目的！這一切就是他們給我們這些有著一個共同敵人并在相同的政治條件下進行斗爭的俄國無產者出的主意！總之，他們對我們說：你們要干得使敵人拍手稱快，并且親手葬送你們的共同目的！ 

　　好吧，我們就暫且同意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的意見，跟著他們走，看他們要把我們引到哪里去！俗語說得好：追問撒謊人，就要追到撒謊的大門。 

　　假定我們聽從了我們那些聯邦主義者的意見并建立了各個民族的政黨，那末由此會得到什么結果呢？ 

　　這是不難了解的。在以前，當我們還是集中主義者的時候，我們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無產者的共同生活條件上、放在他們的一致利益上的，而關于他們的“民族差別”，我們只是在和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觸的范圍內來談的；在以前，我們認為最首要的問題是要弄清楚俄國各民族無產者之間的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是什么，以便在這些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黨。而現在，當“我們”已成為聯邦主義者的時候，引起我們注意的卻是一個新的最主要的問題：要弄清楚俄國各民族的無產者之間有什么不同，他們之間有什么差別，以便在“民族差別”的基礎上建立各個民族的政黨。這樣，在集中主義者是次要東西的“民族差別”，在聯邦主義者卻成為建立各民族政黨的基礎了。 

　　如果我們沿著這條路再走下去，那末我們遲早就要得出一個結論：例如，阿爾明尼亞無產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別”是和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的這些“差別”一樣的；阿爾明尼亞無產者和阿爾明尼亞資產者具有同樣的習俗和性格；他們組成一個民族，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民族” 。[《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剛剛采取了這樣一個值得夸耀的步驟。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堅決地宣稱：“決不能把無產階級（阿爾明尼亞的無產階級）和社會（阿爾明尼亞的社會）分開；團結起來的（阿爾明尼亞的）無產階級應當是阿爾明尼亞人民的最有理性和最有力量的有機組成部分”，“結成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應竭力確定阿爾明尼亞的社會思想，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將是自己種族的嫡子”等等（見《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的《宣言》第三條）。第一、令人不解的是：為什么“不能把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和阿爾明尼亞社會分開”呢？難道它們不是隨時隨地都在“分開”嗎？當團結起來的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干1900年（在梯弗里斯）對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和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阿爾明尼亞人宣戰肘，難道它不是和阿爾明尼亞社會“分開了”嗎？！《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如果不是一個和阿爾明尼亞社會其他各階級“分開了”的阿爾明尼亞無產者的階級組織，又是什么呢？也許“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是一個包括一切階級的組織吧！？難道戰斗的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可以限制于“確定阿爾明尼亞社會思想”嗎？難道它不應當前進，向這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社會思想”宣戰并給它灌輸革命精神嗎？事實證明，它應該這樣做。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不言而喻，《宣言》應當使讀者注意的就不是“確定社會思想”，而是同這個思想作斗爭，而是必須使這個思想革命化：這樣一來，《宣言》就會更好地說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義務。最后，既然這個種族中的一部分——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像蜘蛛那樣吮吸著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的血液，而另一部分——阿爾明尼僧侶——不僅吮吸工人的血液，并且一貫地腐蝕他們的意識，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又怎能成為“自己種族的嫡子”呢？如果從階級斗爭的觀點來看問題。那末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簡單的，而且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是《宣言》的起草人卻看不到這些問題，因為他們是用從崩得（猶太工人聯盟）③那里抄襲來的聯邦主義的民族主義觀點來看問題的。一般講來，《宣言》的起草人似乎立意要處處模仿崩得。他們把崩得第五次代表大會“關于崩得在黨內的地位”的決議第二條也列入了自己的《宣言》。他們把《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叫做阿爾明尼亞無產階級利益的唯一保護者（見上述《宣言》第三條）。《宣言》的起草人忘記了我黨在高加索各處建立的委員會④幾年來在高加索一直被認為阿爾明尼亞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無產者的代表，忘記了這些委員會在用阿爾明尼亞文進行口頭的和印刷品的宣傳鼓動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并在斗爭時領導他們等等，而《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卻是不久前才產生的。他們竟把一切都忘記了，并且可以想像得到，他們為了一絲不茍地抄襲崩得的組織觀點和政治觀點，一定會忘掉更多的東西的。]這就離“共同行動的統一基礎”不遠了，不論資產者或無產者，作為同一“民族”的成員都應當站在這個基礎上，互相親密地攜起手來。這時，專制沙皇的偽善政策可能被認為是這種友誼的“新的”明證，而關于階級對抗的言論將被認為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教條”。何況還有人會用他那富有詩意的手“更大膽地”發動暫時還存在于俄國各民族無產者中間的狹隘的民族琴弦，彈出他所需要的調子來。沙文主義的騙術將會博得信用（信任），朋友會被認作敵人，而敵人會被認作朋友，于是就要發生混亂，而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也就要降低了。 

　　這樣，我們不是打破民族壁壘，而是依照聯邦主義者的美意，用組織上的壁壘把它更加鞏固起來；我們不是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向前推進，而是把它扔到后面，使它受到危險的考驗。于是，專制沙皇“就要興高彩烈”了，因為他永遠也得不到像我們這樣不取報酬的助手。 

　　難道我們是要達到這樣的結果嗎？ 

　　最后，我們本來需要一個統一的靈活的集中的黨，這個黨的中央委員會能在瞬息間發動全俄工人，并領導他們向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沖擊，可是有人卻硬塞給我們一個畸形的、分散成各個政黨的“聯邦式的聯盟”！他們給我們的不是鋒利的武器，一而是生銹的武器，并保證說：你們用這個武器可以更快地消滅你們的勢不兩立的敵人！ 

　　你們看，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委把我們引到哪里去！ 

可是，因為我們不是要“鞏固民族壁壘”，而是要打破這種壁壘，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生銹的武器，而是鋒利的武器，以便根除現時的不公平制度，因為我們不是想叫敵人拍手稱快，而是想叫敵人大吃苦頭，并把他們消滅干凈，所以很明顯，我們應該撇開聯邦主義者，而找出解決“民族問題”的更好的答案。

二　　

　　上面我們所說的是不應該怎樣解決“民族問題”。現在我們就來談一談應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說，社會民主工黨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不妨指出，下面所寫的都是對我們黨綱上關于民族問題的條文所作的一些說明。） 

　　首先必須記住，現時在俄國活動的社會民主黨是把自己稱為俄國（而不是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顯然它是想以此向我們表明，它不僅要把俄羅斯無產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幟下，而且耍把俄國一切民族的無產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幟下，所以它將要采取一切辦法來消滅聳立在無產者之間的民族壁壘。 

　　其次，我們黨已經消除了那籠罩著“民族問題”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測的迷霧，已把這個問題分解成各個因素，使其中每一個因素都帶有階級要求的性質，并且在綱領中用條文的形式規定出來。這樣，黨就向我們清楚地表明：所謂“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來說，并沒有特殊的價值；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們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階級發展向前推進多少或能夠向前推進多少而定的。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就藉此明白地指出了它所走上的道路和它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所采取的立場。 

　　“民族問題”是由哪幾部分組成的呢？ 

　　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先生們要求些什么呢？ 

　　（一）要求“俄國各民族的公民權利平等”嗎？ 

　　你們感到不安的是現在俄國盛行的公民權利不平等的現象嗎？你們想把政府剝奪去的公民權利歸還俄國各民族，所以要為這些民族要求公民平等權利嗎？難道我們反對這個要求嗎？我們非常了解公民權利對于無產者有多么大的意義。公民權利是一種斗爭武器，剝奪這些權利就等于剝奪武器；誰不知道沒有武器的無產者就不能很好地進行斗爭呢？俄國無產階級正需要俄國各民族的無產者都能很好地進行斗爭，因為這些無產者斗爭得愈好，他們的階級覺悟就愈高，而他們的階級覺悟愈高，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也就愈緊密。是的，這一切我們都知道，因此我們無論現在和將來都要用全力為俄國各民族的公民權利平等而斗爭！你們只要讀一讀我們黨綱第七條上黨所規定的“全體公民不分性別、宗教信仰、種族和民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權利”，就會知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負有實現這些要求的責任。 

　　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還要求什么呢？ 

　　（二）要求“俄國各民族的語言自由”嗎？ 

　　你們感到不安的是俄國各“異”族無產者幾乎都被禁止用本族語言學習，幾乎都被禁止在公共機關、國家機關和其他機關內使用本族語言的情形嗎？確實有理由感到不安！語言是發展和斗爭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俄國各民族的無產者有充分權利使用那種能夠保證他們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種會議上，在各種公共機關、國家機關和其他機關中和敵人作斗爭的語言。本族語言就被公認為這樣的語言。他們說：各“異”族的無產者使用本族語言的權利被剝奪了，難道我們能夠默不作聲鳴？究竟我們的黨綱是怎樣回答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問題的呢？你們只要讀一讀我們黨綱第八條上我黨所要求的“居民有權用本族語言受教育，由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出資設立為保證實現這一權利所必需的學校；每個公民都有權在會議上用本族語言發表意見；在一切地方的公共機關和國家機關中，本族語言應當與國定語言同樣使用”，——你們只要讀了這一條，就會相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也負有實現這一要求的責任。 

　　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還要求什么呢？ 

　　（三）要求“俄國各民族的自治”嗎？ 

　　你們想藉此說明同一法律不能同樣適用于俄國境內因獨特的生活條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個地方嗎？你們想讓這些地方都有權使一般的國家法律適合于它們的獨特條件嗎？如果是這樣，如果你們要求的內容是這樣，那就必須用適當的形式表達出這個要求，必須消除民族主義的煙霧即糊涂觀念而直截了當地述說出來。如果你們聽從這個勸告，那末你們就會相信我們絲毫也不反對這個要求。我們毫不懷疑，俄國境內因獨特的生活條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個地方不能同樣應用國家憲法，這樣的地方應該有權用適當的形式來實施一般的國家憲法，以便得到更大的好處，以便更充分地發揮人民中間的政治力量。這是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所要求的。如果你們再讀我們黨綱第三條上我黨所要求的“施行廣泛的地方自治，保證各個具有獨特的生活條件和居民成分的地方有權實行區域自治”，那末你們就會看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先要把這個要求的民族主義煙霧廓清，然后把實現這個要求的責任擔負起來。 

　　（四）你們是向我們指出沙皇專制制度野蠻地摧殘俄國各“異”族的“民族文化”，橫暴地干涉他們的內部生活并從各方面壓制他們，野蠻地破壞了（并繼續破壞著）芬蘭人的文化機關，殘暴地掠奪了阿爾明尼亞的民族財產等等嗎？你們要求保證不受專制制度殘暴的蹂躪嗎？難道我們沒有看見沙皇專制制度的暴行嗎？難道我們不是一直在反對這種暴行嗎？！目前誰都看得很清楚，現在的俄國政府是如何在壓制和絞殺俄國各“異”族的人民。同樣毫無疑義，政府的這種政策每天都在腐蝕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使它受到危險的考驗。因此，我們隨時隨地都要反對沙皇政府這種含有腐蝕作用的政策。因此，我們隨時隨地都要保衛這些民族的各種機關，使之免受專制制度憲警暴力的摧殘，我們不僅要保衛它們的有益的機關，并且要保衛它們的無益的機關，因為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向我們提示：只有各民族自己才有權消滅或發展本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但是，請讀一讀我們的黨綱第九條吧。難道我們的黨綱第九條不就是講的這一點嗎？要附帶說一句，這一條無論在我們的敵人或友人中間都引起了紛紛的議論。 

　　但是在這里，有人打斷我們的話，勸我們停止談論第九條。我們問道：為什么呢？他們回答說：“因為”我們黨綱中的這一條和同一黨綱中第三、第七、第八各條“根本矛盾”，如果賦予各民族以依照自己意志處理本民族全部事務的權利（見第九條），那末在上述黨綱中就不應當第三、第七、第八各條，——反過來說，如果這些條文在黨綱中仍然保留，那末毫無疑問，就應當把第九條從黨綱中刪去。毫無疑問，“格魯吉亞報” [我們在這里提到《格魯吉亞報》，只是為了更好地闡明第九條的內容。本文的目的是批判社會主義聯邦主義者，而不是批判很本和他們不同的“格魯吉亞報派”（見第1章）。]也是講的這一類的話，它盡然以其固有的輕率態度問道：“對一個民族說‘我給你以區域自治權’，而同時又提醒這個民族，說它有權依照自己的意志處理本民族全部事務，——這是什么邏輯呢？”（見“格魯吉亞報”第9期）“可見”綱領中含有邏輯上的矛盾，“可見”為了消除這個矛盾，必須把黨綱中某一條或某幾條刪去！是呀， “無條件地”必須刪去，否則怎么行呢？請看，邏輯本身在通過不合邏輯的“格魯吉亞報”表示抗議了。 

　　講到這里，我想起一個古代的故事。據說從前有一位“解剖圣手”，凡是“真正”解剖家“所必需的一切”：畢業證書、工作場所、解剖器具、無比的奢望，他樣樣都有。但是只缺少一樣小小的東西——解剖學知識。有一次，人家請他說明那些胡亂擺在解剖臺上的一套骨頭彼此間有什么聯系。于是我們這位“著名的圣手”有機會大顯身手了。“圣手”堂而皇之、鄭重其事地“工作”起來了！可是糟糕得很！這位“圣手”對解剖學卻一竊不通，他不知道哪些骨頭接在哪些骨頭上才可以成為一副完整的骨骼！這個可憐蟲忙了半天，出了一身大汗，可是白費氣力！最后，當他把一切弄得亂七八糟、沒有得到任何結果的時候，他就抓起幾根骨頭扔得遠遠的，同時帶有哲學家的神情大罵特罵，說是“居心叵測的”人竟把一些假骨頭放在他的解剖臺上。當然，觀眾對這位“解剖圣手”只好報之以哄堂大笑了。 

　　“格魯吉亞報”也發生了這類的“怪事”。它忽然想要分析我們的黨綱，但它卻不知道我們的黨綱究竟是什么東西，應該怎樣加以分析，它不懂得這黨綱中的各個條文彼此有什么聯系，每個獨立條文有什么意義，于是就帶著“哲學家的神情”忠告我們說：因為我不能了解你們的綱領的某某條文，所以（？！）必須把它們從綱領中刪去。 

　　可是，我并不想恥笑這個本來就夠可笑的“格魯吉亞報”，因為俗語說，好漢是不打落水狗的！恰恰相反，我甚至情愿幫助它理解我們的黨綱，不過要它履行下面幾個條件：（一）要親口承認自己的無知；（二）要仔細聽我的話；（三）要顧到邏輯。（我認為必須告訴讀者，《格魯吉亞報》從最初幾期起就向編輯宣戰，認為邏輯是必須搗毀的一種鐐銬。你們不要理會《格魯吉亞報》常用邏輯名義講話這回事，因為它們這樣做不過是由于它秉性輕浮和患有健忘病罷了。） 

　　請看問題在哪里。我們的黨綱第三、第七、第八各條是根據政治集中主義規定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把這些條文列入自己的綱領時所持的理由是：所謂“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即“解放”俄國各“異”族人民，一般講來，在政治統治權還握在資產階級手中時，是辦不到的。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目前的經濟發展在“各異族”和“俄羅斯”之間逐漸搭起一座橋梁，使其聯系日益密切，因而在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領導集團中間產生友好的感情，結果就使他們的“民族解放”的意愿失去了依據；第二、一般講來，無產階級是不會贊助所謂“民族解放”運動的，因為到現在為止，任何這樣的運動總是只有利于資產階級，而腐蝕和損害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這些理由就產生了政治集中主義的思想，以及由這個思想所決定的我黨黨綱第三、第七、第八各條。 

　　然而，這正像上面所說的，是一般的看法。 

　　但是，這并不是說不可能造成某種經濟和政治條件，使各“異”族資產階級進步人士在這種條件之下要求“民族解放”。 

　　也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這種運動對于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是有利的。 

　　那時我們黨應該怎樣辦呢？ 

　　正因為可能發生這種情況才把第九條列入我們的黨綱，正因為預見到可能發生這種情況才賦予各民族一種權利，使他們能竭力本著自己的愿望（例如，完全“解放”，實行分立）去處理本民族的事務。 

　　我們黨是一個以領導全俄戰斗無產階級為目的的黨，它應該有充分的準備去適應無產階級生活中可能發生的這種情況，正因為如此，所以它應該把這樣的條文列入自己的綱領。 

　　任何一個深謀遠慮的政黨都應該這樣做。 

　　然而，“格魯吉亞報”的“圣手”和某些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原來并不以第九條的這種意思為滿足。他們要求“斷然地”、“直接了當地”回答一個問題：“民族獨立”對無產階級有利還是無利？（見《格魯吉亞報》第9期所載《老（即老朽！）革命者》一文。） 

　　說到這里，我想起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俄國的形而上學者，他們喋喋不休地向當時的辯證論者問到雨水對于收成有益還是有害，要求“斷然地”回答他們。辯證論者當然不難證明，這樣提出問題完全是不科學的。對于這樣的問題在不同的時間應該有不同的回答：雨水在天旱時是有益的，而在多雨時卻是無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要求“斷然地”回答這樣的問題，顯然是愚蠢的。 

　　可是，這一類的例子并沒有使“格魯吉亞報”得到教益。 

　　伯恩施坦的信徒們也曾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同樣“斷然地（回答下面這個問題：合作社（即消費生產互助社）對于無產階級有益還是有害？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難證明，這樣提出問題是毫無意義的。他們很簡明地解釋了：一切都以時間地點為轉移，——在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已提高到應有程度的地方，在無產者已團結成一個強固的政黨的地方，如果合作社是由黨著手建立和領導的，那它對無產階級就會有很大的益處；而在沒有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合作社對于無產階級就會是有害的，因為合作社能使工人產生小商人的傾向和行會的閉關自守心理，從而損害工人的階級覺悟。 

　　可是，這個例子也沒有使“格魯吉亞報派”得到教益。他們還更加固執地問道：民族獨立對無產階級有益還是有害？請你們斷然地回答吧！ 

　　可是我們看到，那些能在各“異”族資產階級中間產生和發展“民族解放”運動的條件，此刻還不存在，而且將來也不一定會出現，——它們不過是我們所假定的一些可能產生的條件罷了。此外，究竟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在那時會提高到什么程度，這個運動對于無產階級有多大益處或害處，目前也無法知道！試問，有什么根據（《格魯吉亞報派》先生們總是把自己的要求建筑在沙灘上，根本就想不到有人能夠為自己的要求找到更堅固的基礎！）來“斷然地”回答這個問題呢？從什么地方能得出這樣的回答？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斷然地”回答，難道不是愚蠢嗎？ 

　　很明顯，這個問題必須讓各“異”族人民自己去解決，而我們則應當為他們爭取解決這個問題的權利。讓各民族在必要時自己去決定：“民族獨立”對他們有益還是有害？如果有益，那本應該用什么方式去實現？只有他們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可見，依據第九條的規定，各“異”族人民有按照自己愿望來處理本民族事務的權利。而我們，依據同一條規定，則應該設法使這些民族的愿望成為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愿望，使這些愿望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出發的，為此就必須以社會民主主義精神去教育這些民族的無產者，而對某些反動的“民族的”習慣、風俗和機關則進行嚴厲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批判，但這并不妨礙我們保護這些習慣、風俗和機關，使之不受憲警暴力的迫害。 

　　第九條的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很容易看出，我們綱領中的這一條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原則有著多么密切的邏輯上的聯系。既然我們的整個綱領建立在這個原則上，我黨黨綱第九條和其余各條有邏輯上的聯系自然也就很明顯了。 

　　愚蠢的“格魯吉亞報”之所以被稱為“圣明的”機關報，也是因為它不能領會這種簡單的道理。 

　　關于“民族問題”還有什么沒有談到呢？ 

　　（五）是“捍衛民族精神及其特性”嗎？ 

　　但是，這種“民族精神及其特性”是什么呢？科學者早通過辯證唯物主義證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有誰駁倒過辯證唯物主義的這個觀點嗎？歷史告訴我們，誰也沒有駁倒過。因此，我們應該贊同上述的科學觀點，應該同科學一起重復說：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既然如此，既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那末不言而喻，對于根本不存在的東西要加以任何捍衛，在邏輯上是愚蠢的，這種愚蠢必然會引起相應的、歷史上的（不良的）后果。也許只有“格魯吉亞報”，即“革命的格魯吉亞社會聯邦主義黨的機關報”（見“格魯吉亞報”第9期），[把自己稱呼得這樣奇怪的“黨”，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呢？《格魯吉亞報》敘述說（見《格魯吉亞報》第10期增刊第一號）：“今年春天，格魯吉亞革命者，即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格魯吉亞報》的擁護者、格魯吉亞社會革命黨人在國外集會并且……結成……格魯吉亞社會聯邦主義（黨）。”……是的，正是這些一心一意輕視任何政治的無政府主義者，這些崇拜政治的社會革命黨人，這些否認任何恐怖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措施的“格魯吉亞報派”，——正是這樣形形色色和互相排斥的一群人，居然結成……一個“黨”了！這樣理想的雜湊班子，真是人們任何時候也想像不到的呀！這就是人們不會感到寂寞的地方！有些組織家認定，要把人們結合成一個黨就必須有共同原則。他們弄錯了！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向我們說；“黨”所籍以建立的基礎并不是共同原則，而是沒有原則！我們不要“理論”和原則，不要這些奴隸的枷鎖！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用高談哲理的口吻說道；我們把這些東西擺脫得愈快愈好。果然．這些人一擺脫了原則，一下子就建立了……一座紙房子——對不起——建立了“格魯吉亞社會聯邦主義黨”。原來“七個半人”只要湊在一塊，隨時就能建立一個“黨”！這班不學之徒、無兵之“將”竟空談妄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的”等等，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是“沙文主義者”，我黨高加索聯盟“奴隸般地”服從黨中央委員會等等。（見格魯吉亞革命者第一次代表會議的決議），——這怎能不令人發笑。本來也不應該期待巴枯寧時代殘留下來的老古董能做出什么好事情。什么樹結什么果，什么廠出什么貨。應當指出，我黨各個部分的一致行動，在某些神經失常的“分子”看來就是“奴隸般地服從”，醫生斷定說：這都是神經衰弱的結果。]才適于談論這種“哲學的”蠢話。 

　　民族問題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我們黨是把民族問題分成了各個部分，吸取了這個問題中的精華，把它注入自己綱領的血管中，并藉此表明了在社會民主黨內應如何解決“民族問題”，以便根本打破民族壁壘而片刻也不離開我們的原則。 

　　試問，為什么需要單獨的民族政黨呢？或者：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籍以建立自己的組織觀點和政治觀點的社會民主主義“基礎”究竟是什么呢？這種“基礎”是看不出來的，而且也是不存在的。社會民主聯邦主義者是懸在半空中的。 

　　他們可以用兩種方法擺脫這種尷尬的境地：一種方法是他們必須徹底拋開革命無產階級的觀點，而采取鞏固民族壁壘的原則（聯邦主義形式的機會主義）；另一種方法是他們必須拋棄黨組織內的任何聯邦主義，而大膽地舉起消滅民族壁壘的旗幟，并團結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統一陣營中。 

載于1904年9月l日《無產階級斗爭報》第7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選自《斯大林全集》第l卷第27－46頁 

　　注　　釋 

　　①《格魯吉亞報》是僑居外國的一批格魯吉亞民族主義者辦的報紙，這批人成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社會聯邦主義黨的核心，該報于1903年至1905年在巴黎用格魯吉亞文和法文印行。 

　　格魯吉亞聯邦主義黨于1904年4月在日內瓦成立，參加該黨的，除“格魯吉亞報派”外，還有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民族民主主義者。聯邦主義者的基本要求是格魯吉亞在俄國地主資產階級國家的版圖內實行民族自治。在反動時期他們變成革命的公開敵人。 

　　②《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工人組織》是阿爾明尼亞民族聯邦主義分子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后不久建立的。列寧指出，這個組織和崩得有密切關系。列寧在　1906年9月7日　（新歷）致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信中寫道：“這無非是專為滋養高加索崩得主義而制造出來的崩得的走狗……高加索的同志們都反對這伙搗亂的文人。”（見《列寧文集》第5卷第493頁） 

　　③崩得見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注釋6。 

　　④這里所指的黨委員會，于1903年3月在梯弗里斯舉行的高加索社會民主工人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統一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梯弗里斯、巴庫、巴土姆、庫素依斯、吉里亞及其他地方組織的代表。代表大會贊同列寧《火星報》的政治路線，接受《火星報》和《曙光》雜志的綱領草案為指南，制定并批準了聯盟的專門章程。高加索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為高加索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的國際性結構奠定了基礎。代表大會建立了黨的領導機關，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當時被監禁在巴土姆監獄中的斯大林缺席當選為該委員會的委員。1904年初，斯大林逃出流放地回到梯弗里斯后，即行領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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