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墮落：中國道德問題現場批判》姚軒鴿著
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6.1

姚軒鴿先生的近作《“拒絕墮落：中國道德問題現場批判》之所以引來人們的閱讀興趣，是因其赫然矚目的書名，更是其主題。

作者所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的當前道德問題；作者關注中國當前道德問題所采取的特有姿態，是直接面對，是現場拷問，是理性反思的直話直說。這種批判精神，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最缺乏的。這種批判“絕不是血腥的思想摧毀，也不是瘋狂的文字殺戮，更不是盲目的觀念屠宰；真正的批判，應當是抵達真理過程的疼痛泣訴，是充滿原道精神的觀念履新與思想審斷，是大道智慧的系統碰撞，是慈悲情懷的悄然傳遞，是人道信仰的深情引領。”

作者所關注的是如何在道德墮落的現實生活中重建道德，怎樣在人性沉淪、良知泯滅、責任消解的利欲角逐場中重振人性、再展良知、責任。因而，這注定了作者的現場批判必須要同時指向兩個方面，即權力的飛揚跋扈和個體生命的脆弱無奈。

在現實生活中，形成權力的飛揚跋扈和個體生命脆弱無奈的普遍狀況，與制度、體制直接關聯。比如“壟斷”如果沒有制度的護航，還有壟斷的存在嗎？而執法之所以成為“產業”，也在于司法制度的不健全使之然。

然而，權力的飛揚跋扈與個體生命的脆弱無奈，最終與社會知識業的道德化相關。社會知識業在兩個領域對社會道德建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一是教育業；二是學術業。如果說過去的教育只是成為觀念意識形態教化的單純工具的話，那么，今天的教育又在“教育產業化”的政策推動下，幾乎成了實質性的商業經營，教育遠離了他自身而淪為金錢教育和等級強化教育，教育本身蛻變成為了社會道德墮落的鼓動力量。

沒有思想，難有普遍的實踐理性精神；沒有思想的時代，注定了是道德墮落和人性沉淪的時代。學術永遠是社會的公器，它象征著國家的榮譽與光輝（王國維），因為學術是以捍衛、弘揚、追求真理為己任，以通過對真理的弘揚和追求，在最深刻的維度上擔當起匡正時世、導航精神的責任和使命，而不是向權力繳械，向利益投降，與交易為伍，更不能以傳播錯誤的觀念為榮。

《拒絕墮落》無疑是空谷足音，它提醒我們反觀自身，并尋求自贖的方式。但我要指出的是：對拒絕墮落的預期還是保持理性的好，企圖靠個人自覺改變系統墮落的現狀，不是白日做夢就是罹患妄想癥。因為拒絕墮落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可能撼動人最現實的生存基礎。這時，問題就出現了：誰來保障拒絕墮落者的基本權利？誰來阻止墮落者的道德底線無限下延？如果沒有這樣的法治土壤，何談拒絕墮落，何談靈魂救贖！作家狄馬的冷靜，源于對現實的更深層次的審視：在一個渴望墮落和追逐墮落的現場中，拒絕墮落何以可能？因為，我們的生活現場之所以充斥著渴望墮落、崇尚墮落、追逐墮落之風，完全在于墮落始終與權力、金錢、財富、利益、享樂、名譽、地位、身份等等密切關聯，與各種現場效應、各種政績、各種關系網絡的締結息息關聯。墮落意味著可能獲得所欲望的一切，墮落更意味著可以擁有不該擁有的一切。因而，“拒絕墮落何以可能？”竟成為最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實質上涉及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誰來拒絕墮落？進一步講，誰愿意來拒絕墮落？我在長期開設的“利益與道德”講座的過程中，經常遇到學生問這樣相同的問題：“老師，你講的那些都是對的，但是現實生活中，你要講道德，就會寸步難行”學生的困惑，恰好是當前中國道德墮落的縮影。崇尚、渴望、追逐墮落，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們要活下去的不得已為之，這種被迫而為之的行動，最后層累成一種風氣，一種行動模式，一種價值導向原則之后，墮落就成為了主動和時尚，縱然人們希望拒絕墮落，但在行動上有誰敢愿意拒絕墮落？

歷史學家劉文瑞指出，“面對轉型社會的倫理道德震蕩，我們該叩問何方？陳舊的道德說教是那么滑稽，新型的倫理規范是那么遙遠，彷徨在新舊之間的中國，迫切需要重建精神支柱！《拒絕墮落：中國道德問題現場批判》正是這樣一種發人深省的力作。”該書之所以被一些學者們認為是一本“能診斷和醫治我們的道德‘疾病’，健康我們社會肌體的‘福音書’”，不僅僅在于它發出了“拒絕墮落”的時代性呼喊，也不僅僅在于因反思“拒絕墮落”何以可能而拷問制度道德構建的基石，更在于它無畏的勇敢，檢討著何以導致整個社會渴望墮落、追逐墮落的深層倫理根源和觀念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