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從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出發,總結了形式模型在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研究中的發展及應用前景,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如下觀點:1. 經驗事實與其他理論不能是形式模型的評判基礎,同樣,形式模型也不能用來解釋或預測經驗現象特別是復雜的經驗現象;2. 評判一個形式模型的基礎只能是模型的前提假設與邏輯結構,而一個形式模型重要與否,則在于該模型是否揭示了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以及該模型的出發點和假設是否抓住了人類社會活動結構的關鍵性本質。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抓住了人類活動的核心——對公共物品的普遍追求,以及決定這一追求成功與否的一個最為重要的變量——群體規模。成功的形式模型一般都是一些對于歷史上長期流傳下來的成語或民間智慧的數學或邏輯總結,而絕大多數已發表的形式模型因不得此要領而流于數學游戲。

關鍵詞:集體行動　搭便車理論　形式方法　公共物品　博弈論

　　1966 年奧爾森發表了《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該書一經發表,即刻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它不但成了美國社會運動研究中正在興起的資源動員理論和政治過程理論的發展基礎,而且大大推動了形式社會學建模方法(formal modeling) 在社會運動研究中的發展(如Chong , 2000 ;Kim &Bearman ,1997 ;Lichbach ,1998 ;Marwell &Oliver ,1984、1993 ;Marwellet al . ,1988 ;Oliver et al . ,1985) 。本文將從奧爾森提出的搭便車理論出發,對形式方法在集體行動與社會學其他領域中的發展和應用前景、建立形式模型和評判形式模型質量的要領,以及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作一簡要的介紹和評述。

一、搭便車理論

        要理解搭便車理論,首先必須理解什么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經產生全體社會成員便可以無償共享的物品。公共物品十分常見,比如,在現代社會中,國防、不付費公路、社會福利、公共教育、法律和民主都是常見的公共物品。而社會上的大部分物品都不是公共物品,比如,在商廈里看到的琳瑯滿目的商品,除非偷搶,不付錢就不能獲取。雖然社會多數物品不是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卻是我們整個社會和文明得以存在的關鍵。比如,國防這一公共物品,如果沒有,侵略者想打就打進來,整個國家勢必滅亡。公共物品問題和與之相應的搭便車理論在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研究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目標,如民族獨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主自由、男女平等、提高工作待遇、環境保護,等等,都是公共物品。

        奧爾森搭便車理論的中心論點是: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個社會成員不管是否對這一物品的產生做過貢獻,都能享受這一物品所帶來的好處。公共物品的這一特性決定了,當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為獲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奮斗時,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想讓別人去為達到該目標而努力,而自己則坐享其成。這樣一來,就會形成中國俗語所說的“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局面。這就是所謂的搭便車困境。由于存在以下機制,奧爾森認為搭便車困境會隨著一個群體中成員數量的增加而加劇:1. 當群體成員數量增加時,群體中每個個體在獲取公共物品后能從中取得的好處會減少。2. 當群體成員數量增加時,群體中每個個體在一個集體行動中能做出的相對貢獻減少(如果只有兩個人時你能提供1/2 的貢獻的話,在一個100 人的群體中你只能提供1/100 的貢獻) 。這樣,因參與集體行動而產生的自豪感、榮譽感、成就感等就會降低。3. 當群體成員數量增加時,群體內人與人之間進行直接監督的可能性會降低。也就是說,在大群體內,一個人是否參加某一集體行動往往無人知道。4. 當群體成員數量增加時,把該群體成員組織起來參加一個集體行動的成本會大大提高。也就是說,大群體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發起一場集體行動。因此,在一個大群體中,雖然每一個人都想獲取一個公共物品,但每個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價。這就是搭便車困境。

        搭便車困境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常識,但在該書剛發表時,它對研究社會運動和革命的學者的震動卻很大。因為當時的大多數社會運動和革命理論的邏輯與搭便車理論正好相反。比如,馬克思就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的人數會增多,發生工人運動的可能性也會越大。勒龐的社會心理學理論也指出,隨著人數的增多,人與人之間的感染力會越來越大,每個人會越來越激動,他們發起集體行動或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大。但是,奧爾森的理論卻告訴我們:群體中的人越多,每個人參加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就越小。

        奧爾森在他的書中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搭便車困境的途徑。其基本思路是,集體行動所追求的目標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只是一種集體性激勵(collective incentive) ,既然集體性激勵不足以讓一個理性的人為了獲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奮斗, 那么選擇性激勵( selective incentive) 就很有必要。所謂選擇性激勵就是,如果你不參加某一集體行動就不能得到或將失去東西。奧爾森所提出的選擇性激勵有三種。

        其一可概括為“小組織原理”。當一個組織或社會網絡的成員較少時,其中某一成員是否加入對集體行動的成敗會有很大的影響。同時,由于組織或社會網絡的成員不多,大家對某個成員是否參加了某一行動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一個成員沒有參加該集體行動,那么他就不能獲得該組織或網絡向那些積極參加組織活動的人提供的種種獎勵,甚至會在該組織中被邊緣化。

        其二可稱為“組織結構原理”。該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個組織如果很大,那就必須分層;就像黨組織一樣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委到總支再到支部,一層層地分,到最后的支部一級,成員數量就很有限了。這樣,在每個基層組織中,成員就能相互監督,是否參加集體行動與個人利益也能較好地掛鉤。這實際上是回到了前面的“小組織原理”。

        第三可概括為“不平等原理”。簡單地說就是,組織內部在權力、利益、貢獻和分配上都不能搞平均主義。這樣,一個人在組織中所獲的權力和榮譽就有可能成為促使其為組織多做貢獻的選擇性激勵機制。一個人如果能夠獨立為某組織取得某一公共物品提供一筆關鍵的資金并從中獲取榮譽,那么這個人就有可能獨自為某一事業做出貢獻。中國大學中隨處可見的邵逸夫樓、李嘉誠基金、光華學院等等就是例子。

        奧爾森可能沒有完全意識到,他的三個解決搭便車困境的方法實際上都是從組織角度入手的。奧爾森告訴我們,如果要獲取公共物品的話,我們必須有組織并且必須使該組織中有些成員享有更大的權力和榮譽;特別是,當組織規模很大時,該組織內部還必須分層分工,以使組織內部的每個分支結構都符合小組織原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搭便車理論就是一種組織理論。奧爾森的這些解決搭便車困境的方法背后有著很強的精英政治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理論印證了米歇爾在《政黨》(Michels ,1962) 一書中的觀點,即大型組織一般會形成復雜的結構以及根據地位高低和利益多寡而劃分的等級,只不過奧爾森更強調這種精英組織的合理性,認為只有這種形式的精英組織才能解決搭便車困境。

        奧爾森的理論一經發表,立刻在許多研究領域造成很大的轟動。在社會運動研究領域中,造成這轟動的背后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奧爾森的理論假設了人是理性的動物,新一代帶有左派傾向的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研究者如獲至寶,把它作為理論武器,用來批判強調非理性和情感因素的傳統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理論。（注1） 其二是奧爾森的理論實際上強調了組織在社會運動動員中的重要性。新一代學者正好用作批判康豪瑟的大眾社會理論及其他社會崩潰論(the breakdown theory) 的武器。但是與此同時,奧爾森的理論也遭到了各方的批判。

二、對搭便車理論的評論

        反對奧爾森理論的人一般都從這樣一個直觀事實開始,即,如果奧爾森是對的,那么,在現實社會中我們應該既看不到社會運動也看不到各種為獲取公共物品而發起的集體行動。然而事實是,各種形式的集體行動、社會運動和革命,以及人們為獲取各種公共物品而做的努力所在皆是。在這些直觀常識的推動下,人們對搭便車理論進行了各種批判和修正。此類文章和書籍多如牛毛,但基本上是從以下三個角度入手的——任何形式的批判差不多都可以從這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在奧爾森理論的種種假設上做文章,指出有些假設是有誤的。比如,奧爾森的導致搭便車現象的四個機制中,有一個是“當群體成員數量增加時,群體中的每個個體在獲取公共物品后能從中取得的好處將會減少”。對于這一機制,馬威爾和奧立弗(Marwell & Oliver ,1993) 就指出,在現實生活中有兩種公共物品。第一種公共物品,如公路、公共圖書館、公園等,在群體成員數量增加時它們的好處的確會減少。不難想見,如果一條公路被車堵得寸步難行,開車甚至會比走路都慢。他們把這類公共物品稱為“零和型公共物品”。但是,世界上還有一種“非零和型公共物品”。顧名思義,所謂“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當享用這些公共物品的人數增加時,群體中每個個體從中能獲取的好處并不會減少。和平、民主、法制就是這樣的公共物品。比如和平,我們并不會因為有更多的人享受和平就覺得和平的好處減少了。馬威爾和奧立弗認為,對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人們團結起來去爭取其實現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第二,指出其他社會機制,特別是一些能抵消搭便車困境影響的社會機制,在形成集體行動過程中的作用。如馬威爾和奧立弗就指出,在集體行動形成過程中還有一個臨界點機制(threshold) ,即當加入某一集體行動的人越多時,人們對加入此行動的顧慮越小,而不加入這一行動所需承受的壓力則越大。因此,一旦越過這個臨界點,奧爾森的公共物品困境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為此, 他們提出了關鍵群體( critical mass) 理論(Marwell & Oliver , 1993) 。費爾曼和甘姆森( Fireman & Gamson ,1979 :8 - 44) 則進一步把選擇性激勵區分為外在選擇性激勵和內在選擇性激勵。他們把奧爾森理論中的那些以組織大小、結構和權利分配為前提的選擇性激勵稱為外在選擇性激勵,而把人們內心存在的團結感和忠誠感稱為內在選擇性激勵。他們認為,奧爾森的理論過分強調外在選擇性激勵的重要性,從而忽視了認同感、團結感和忠誠感等內在選擇性激勵在社會運動動員中的作用。他們指出,人們一旦有了團結感和忠誠感,不但不會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計較,而且做出的犧牲越大,社會運動目標在他們心目中的價值就越大,目標實現后給他們帶來的喜悅也就越大。因此,內在選擇性激勵也是解決搭便車困境的途徑之一。

        對奧爾森理論的批判的第三個方面來自經驗事實。美國政治學學會前主席奧斯特洛姆所著的《公共物品管理》可算是一部比較經典的著作(Ostrom ,1990) 。我們知道,傳統社會中許多土地,特別是山地是公有的。人們在這些土地上放羊、砍柴或進行其他維持生計的活動。奧斯特洛姆推理說,按照奧爾森的邏輯,人們很可能會濫用這些公共土地上的資源,但他對世界上各類傳統社會進行了研究后發現,濫用公共資源的現象并不普遍。在那些社會中,如果家里要燒柴,人們都知道什么季節能砍柴什么季節不能砍,并且人們一般也不會多砍,夠用就行了,大家都非常遵守規則。這是為什么呢? 奧斯特洛姆發現,傳統社會對于那些不遵守規則的人有許多懲罰手段。比如,在春天,還沒有到砍柴季節就有人去砍柴的話,村里的人就會把這些人的行為看作是中邪了,甚至把這些人看作是巫婆而趕出村子。從這些發現出發,奧斯特洛姆對奧爾森的理論進行了批判。

        我們應當怎么評價對奧爾森理論的這些批判呢? 我想指出的是,以上三類批判,除第一類外,后面兩類批判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奧爾森的理論不是一個經驗理論,而是一個形式理論。（注2）奧爾森對人的行為作了理性選擇的假設,并且在眾多的社會結構中排除了其他結構因素的影響而僅僅選擇了群體大小這一基本維度。奧爾森想知道的是,當這一群理性的人中的每一個人都想獲得某一公共物品時,他們的行為是如何受到群體大小這一因素的影響的。他的結論是,當群體越大時,這群人中的每一個人就越有可能想讓人家為獲取公共物品奮斗而自己則坐享其成,結果就造成了“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局面。這種建模和推理方法是典型的形式模型方法。

        我們知道,對一個理論的批判一般可以從四個角度入手:一是指出該理論在推導結論時所遵循的邏輯有誤;二是指出該理論賴以成立的前提假設或者有誤或者很不重要;三是指出經驗現象與該理論的結論不符;四是提出比該理論能更好地解釋某一經驗現象的其他理論。在實際操作中,對一個經驗理論的批判往往會集中在第三、四點上。在美國,只要是在比較好的雜志上發表的文章,明顯的邏輯錯誤一般很少見。因為經驗理論較少強調前提假設,因此也很少有人會從假設條件出發來批判一個經驗理論。但是對于一個形式理論的批判和評價,我們卻只能集中在前兩點上。從經驗或其他邏輯和社會機制出發來批判形式理論是駁不倒這些理論的。奧斯特洛姆對奧爾森理論的批判就是從經驗出發的。奧斯特洛姆的工作實際上是支持而不是否定了奧爾森的理論,因為她的工作通篇都是講在傳統社會中人們一般不會做出違反傳統的事情(即當一個搭便車者) ,因為傳統社會中存在著許多社會和組織力量(選擇性激勵) ,迫使人們遵守傳統。

        馬威爾和奧立弗的關鍵群體理論,以及費爾曼和甘姆森的內在選擇性激勵概念也是在向奧爾森亂打炮。從積極的方面講,這兩種理論不過是指出,奧爾森所提出的種種組織原則并不是防止搭便車困境的惟一機制,但奧爾森從來沒有說過那些組織原則是防止搭便車困境的惟一機制。

        費爾曼和甘姆森強調團結感和忠誠感等因素在吸引人們加入一個集體行動過程中的作用。雖然這些因素的確在社會運動中有很大作用,但在使用團結感、忠誠感和認同感等概念時,不是已經不自覺地假設存在某種社會組織或網絡力量了嗎? 否則,一盤散沙,向誰表示團結和忠誠? 此外,團結感和忠誠感即使已經存在,仍然需要一定的組織支持。一旦失去組織支持,忠誠感和團結感是不可能長期維系的。中國人常說“樹倒猢猻散”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就解決搭便車問題來說,忠誠感和認同感與奧爾森提出的組織原則并不矛盾。

        最后,即使費爾曼和甘姆森的內在選擇性激勵概念完全能夠成立,也與馬威爾和奧立弗的關鍵群體理論一樣,他們指出的僅僅是防止搭便車困境的另外一種機制。而事實上,我們還能舉出產生集體行動的許多其他機制,比如剝奪感、意識形態、情感,等等。我們可以假設一個運動的領導者和普通參加者加入運動背后的機制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也可以假設在社會運動的初期,有些人非但不搭便車,反而會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心情率先加入社會運動。需要指出的是,討論社會運動動員的種種機制本身是不無益處的,但用它們來批判奧爾森的理論卻是找錯了對象,因為用其他理論或經驗事實是否定不了一個形式理論的。

        綜上,在眾多針對奧爾森理論的批判中,只有馬威爾和奧立弗針對奧爾森理論中的一個假設的批判是合理的。的確,奧爾森的理論忽視了零和型公共物品和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之間的區別,這為馬威爾和奧立弗提出關鍵群體理論提供了機會。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共有四個機制,對其中第一個機制的部分否定并不能否定其理論的總體邏輯。

        既然不能從經驗事實,也不能從其他邏輯和社會機制出發來批判形式理論,那么,如果把一些在前提假設、機制設定和推理過程上均沒有問題的形式模型放在一起,我們怎么才能判別這些形式模型之間的優劣呢? 關于這個問題,作者在前文中已經提及,判定一個形式模型優劣的重要依據在于這個模型的假設是否抓住了人類活動結構的若干關鍵本質;模型的假設越關鍵,該模型就越重要。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抓住了一個很重要的結構變量,即人群的數量,以及一個重要的因變量,即獲取公共物品的可能性。提供或獲取公共物品是許多社會賴以存在的關鍵,而人群數量的上升則為公共物品的獲取增大了難度。奧爾森理論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此。人類文明之所以能夠產生,就是因為人類能夠組織起來為公共物品而奮斗。人類文明的發展也是由于人類組織能力和獲取公共物品能力的提高。這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發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決搭便車困境的基礎上得以實現的,文明發展的關鍵就是組織能力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搭便車理論在社會科學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正因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決搭便車困境的基礎上實現的,所以,在一個正常社會中,搭便車現象并不十分嚴重。因為正常的組織發展機制已經排除了搭便車現象普遍發生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么奧爾森在建構其理論時用的主要是邏輯推理而不是經驗歸納的原因所在。但是,當人們放棄或背離社會發展過程中沉淀下來的一些重要組織要素時,搭便車困境就會變得普遍起來。例如,斯大林模式下的計劃經濟,由于勞動與分配脫節,干多干少一個樣,生產任務成了公共物品,所以出現了大規模的搭便車現象,即所謂的“吃大鍋飯”。奧爾森的理論在社會運動和革命研究中之所以特別受到重視,也是因為搭便車現象在社會運動和革命中比較普遍。許多社會運動和革命是從社會的邊緣生長起來的,主流社會中的組織有時很難為革命和社會運動所用,加上來自當權者的反對和鎮壓,參加社會運動和革命的代價往往會比其他社會活動高出許多,搭便車現象因此而成為社會運動和革命研究中的一個主要問題。

三、博弈論與社會行動者模型

        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出版時,博弈論還沒有在經濟學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微分方程于是就成了奧爾森的主要數學手段。20世紀80 年代,隨著博弈論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廣泛應用,人們對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用博弈論進行重建和發展。整個過程大大推動了形式模型在集體行動研究中的發展, 其中的開創性工作是由哈丁完成的(Hardin ,1982) 。

        博弈論的基礎是所謂的“囚徒悖論”。“囚徒悖論”的內容是,有兩個人共同犯罪,但警察對他們的犯罪情況并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于是警察就把他們分別關押在兩個獨立的房間里,叫他們各自交代罪行。兩個囚徒對自己的處境很清楚:由于警察并沒有掌握他們犯罪情況的確鑿證據,如果二人合作都不交代的話,警察也只能將他們無罪開釋。假設這兩個囚徒都是小偷,并且偷的東西共有40 個單位的價值,那么兩個小偷各獲取20 個單位價值的財物卻沒有遭到法辦,這種結局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說叫兩個囚徒均選擇了合作(見圖1) 。但這兩個囚徒心里也清楚,如果一個人坦白而另一個人不坦白,那么,不坦白的一方(假設是A) 就要被判20 個單位時間的徒刑,而坦白的一方(B) 就會被赦免。在這種情況下,A 在博弈中所獲得的是- 20 ,而B 獲得的則是+ 20(假設被偷的東西已無法追回) 。同理,如果是B 不交代而A 交代,那么B 在這場博弈中所獲的則是- 20 ,而A 獲得的是+ 20。還有一種情況是A 和B 都坦白,坦白對于警察的意義就下降了,于是對A 和B 各給予10 個單位時間的徒刑,或者說他們在博弈中的收獲都是- 10。在這種情況下,對兩個囚徒來說,最大的效益應該是二人都堅持不坦白,但實際生活中的結果卻往往是兩個人都選擇了坦白。因為兩個人都會想,如果我不坦白而對方坦白的話,我就倒大霉了,但是如果我坦白而對方不坦白的話,我就會獲得很大的好處。也就是說,兩個囚徒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選擇了坦白這一策略,最后卻獲得了對雙方來說都不是最好的結果。這就是經典的“囚徒悖論”。也許正是因為諳熟囚徒悖論的邏輯,中國人才會有這么一句俗語:“兩個人偷一頭牛不如一個人偷一只雞”。

        在博弈論中,這種囚徒博弈被稱為“二人一次性囚徒悖論博弈”(two-person one-shot prisoner dilemma game) 。以此為基礎,哈丁把奧爾森的搭便車困境理論表述為一個囚徒博弈模型。我們假定一個社會運動(比如是一次為增加工資而進行的罷工) 有n 個人參加。假定這n 個人全都參加了這次罷工,結果人多勢眾,罷工成功,大家工資都上漲10 個單位( + 10) 。但是,罷工期間是沒有工資的,參加罷工還要冒其他風險,所以可能會有一個人不想參加罷工,企圖坐享其成,這就形成了一人不參加而其他人都參加的情況。但是,當參加罷工人數很多時,一個人參加與否無關大局,因此這場罷工最終還是會取得勝利。勝利后,不管參加還是沒有參加罷工,所有人的工資都會增加。這時,參加罷工的人的收獲是10 個單位( + 10) ,而沒有參加罷工的人因為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就漲了工資,我們假定他的收益為15 個單位( + 15) 。既然這樣,就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即大多數人都想搭便車,讓人家去奮斗而自己坐享其成,以達到最大收益。結果,大家都選擇不去參加罷工,并因此而什么也得不到(0) 。或者說,因為每個人都想得到15 個單位的收益,結果每個人什么也沒得到。從囚徒博弈模型來看,奧爾森的搭便車困境理論僅僅是一種特殊的囚徒博弈模型,即“n 人一次性囚徒悖論博弈”。

　　相對于傳統的數學方法,我們能夠較為容易地改變囚徒博弈模型的結構,并在模型中加入不同的變量和假設。這樣,關于公共物品問題的分析就進入了一個新天地。近年來,以囚徒博弈模型為基礎的計算機模擬模型(simulation modeling) 在社會科學中得到了很大發展。一方面,我們可以在模型中加入各種社會結構變量以研究各種假設條件下人的行為的改變,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限制性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哈丁本人在這方面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在人的行為模式上做文章,依這條路徑發展起來的就是目前在美國逐漸走紅的社會行動者模擬模型( agent-based simulationmodeling) 。在這方面,一個最為出色的開創性著作是阿克塞羅德的《合作行為的發生》(Axelrod ,1984) 。

　　阿克塞羅德是密歇根大學政治系教授。其全書的論點都是以下面這個試驗為基礎的:他邀請了不同學科的學者參加一個競賽,參賽者需要與他人玩一個多次博弈的游戲,每一個參賽者在每次博弈時可選擇與對方合作或者不合作。在二人博弈的情況下,每一次游戲結果的得失矩陣與圖1 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這個例子中,圖1 中的囚徒A 和囚徒B 需改成參賽者A 和B ,不坦白須改成合作,坦白須改成背叛。由于阿克塞羅德把哈丁的n 人一次性模型改成了一個2 人m 次模型,所以參賽者可以根據自己不同的知識背景來設計整個博弈過程的行為策略。有人可能在m 次博弈中每次都選擇合作,有人可能會每次都選擇背叛,有人甚至會讓計算機幫他(她) 隨機選擇策略,不一而足。阿克塞羅德想知道比賽結束后,采取哪一類策略的人總得分最高。結果是,當博弈次數很大(或者說博弈鏈很長) 時,總得分最高的策略并不是我以上所列舉的那些策略,而是一種被稱為“一報還一報”(tit-for-tat) 的策略。這種策略很簡單,就是第一次總是采取合作,以后就跟著對方的上一次策略走。如果對方上一次采取的是合作,那么我這一次仍然采取合作;如果對方上一次采取的是不合作,那么我這一次就采取不合作。可以看出, “一報還一報”的策略與做一個有原則的好人的原則差不多,即做人首先要與人為善,如果對方對你做了壞事你絕不能姑息養奸;但對方一旦承認錯誤,你就應該原諒他。

　　得到這一結果后,阿克塞羅德把它公布了出來,并邀請各學科的學者再次參加同樣一個比賽。不同的是,這一次大家都知道“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在上一次比賽中獲得了第一名,于是專門針對這種策略去設計策略,就像打擂臺一樣,想辦法打敗它。盡管如此,第二次比賽的結果還是“一報還一報”策略的總得分最高。于是阿克塞羅德就下了這樣一個結論:由于“一報還一報”這一策略顯然是一個最優策略,因此,當博弈次數很大時,只要博弈的一方有理性學習能力,或者說雖然博弈的一方沒有理性學習能力,但其“總得分”的高低能夠轉化成某種進化壓力,迫使其行為產生“突變”的話,那么,在多次博弈過程中,博弈各方的行為就會趨同,即逐漸在博弈中采取合作這一策略。由于人類社會的基礎就是各類合作性的集體行動,因此阿克塞羅德認為,他的這個實驗揭示了人類合作行為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基本動力。阿克塞羅德認為,只要博弈的次數足夠多,即使是敵對的雙方也會走向合作。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戰場上的壕溝戰。那時壕溝挖得比較淺,在壕溝中走路時如果不小心把頭抬起來就會遭到敵方士兵的冷槍。戰爭開始時,法、德兩國的士兵互相用這一方法打死了對方許多人。但是到戰爭后期,雙方士兵的行為都起了變化:如果一方的士兵頭抬得太高,對方就朝他頭的上方打一槍警告一下,而不是把他打死。其中的邏輯是,這次如果我把人家打死了,下次我不經意間把頭露出戰壕時,人家也會把我打死。按照這一邏輯,雙方士兵在敵對的場合下達成了實際的合作。阿克塞羅德強調,他的模擬結果不但能夠用來解釋人類社會中合作現象的產生,而且能夠用于解釋生物的合作性行為的產生。的確,生物學中有一個重要現象,即協同進化。其中一種協同進化現象是,生物之間的捕食與被捕食關系在進化過程中可能發生如下演變:從捕食與被捕食關系(A 消滅了B) ,逐漸轉變為寄生與被寄生關系(A 仍然容許B 的存活) ,并最后轉化為共生關系(A 和B 互相為對方提供增進存活的條件) 。

        與奧爾森的搭便車困境理論一樣,阿克塞羅德的理論對我們理解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現象很有啟迪。比如,假冒偽劣、抄襲剽竊等機會主義行為目前在中國學術、生活和商業等許多領域非常盛行。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正是中國社會變遷太快,各種社會規則或者正在失去效力,或者尚未確立,或者時刻在變,現在大家遵守的某一規則,兩年后可能就必須遵守另外一種規則。從阿克塞羅德理論的角度看,中國社會目前的迅速變化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博弈鏈非常短(或者說博弈次數m 非常小) ,這使機會主義行為成了事實上的最優選擇,盡管這種行為給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機會主義行為在多變環境中是優勢行為這一理論在生物學中也可以找到例子。在生物與環境的互動關系中,當環境多變時(相當于博弈鏈很短) ,許多物種就會采取機會主義的r 策略;當環境穩定時(相當于博弈鏈較長) ,許多物種就會采取k 策略。采取r 策略的物種,壽命較短,個體較小,大規模生殖,對后代卻不照管,其生存行為可類比為不合作行為;采取k 策略的物種,其生存策略正好與采取r 策略的物種相反,其生存行為可類比為合作行為。上述例子表明了人類交往過程中規則穩定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有時候小商小販的東西即使便宜我們也不敢買,而情愿多花一點錢去大商場。在大商場買了假貨,你可以去找他,而小商小販,隔天就可能再也找不著了。如果用阿克塞羅德模型的邏輯來分析就是,大百貨商店因為沒法跑,所以它與顧客之間的博弈鏈就很長,而小商小販能夠賣了就跑,所以他與顧客之間的博弈鏈就很短。因此,大商場要想把生意做下去就必須保持信譽,而小商小販就沒有這種顧慮。

        阿克塞羅德的工作證明了,當博弈鏈加長時,參加博弈的人互相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就會增加。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理論是對奧爾森搭便車理論的一個補充。他告訴我們,要想讓一個人能積極加入一個集體行動而不搭便車的話,就必須讓這個人知道,他是否參加由某個團體發起的集體行動這一決策僅僅是他與這個團體之間難以割斷的關系的一環。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大學生在參加集體行動這一問題上有時會有很大的動員潛力的原因。在中國大學中,6 - 8 個學生同住一個宿舍,一住就是4 年,這就意味著這些學生是處在一個博弈鏈很長的阿克塞羅德游戲中,在這種情況下,相互合作就成了他們的最優策略。因此,筆者在研究中國當代的學生運動時發現,如果大多數學生認為參與某一集體行動是正義的,就會給不想參加的學生形成很大的壓力,為了不致被孤立,許多人身不由己地卷入進去(Zhao ,1998) 。

        囚徒博弈模型預測,囚徒在被逮捕后一般會出賣對方,但在實際生活中許多囚徒被捕后并不出賣同伙。他們互不出賣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囚徒A 如果出賣了囚徒B ,他就有可能遭到囚徒B出獄后或其在獄外同伙的報復。換句話說,囚徒A 和囚徒B 都知道他們之間的博弈可能不是一次性的。為此,在美國,政府專門設有一個證人保護項目(witness reallocation program) ,那就是當政府需要某人為一個重要罪犯在法庭上做關鍵證詞時,如果罪犯的勢力很大,證人有顧慮,那么,作為回報,政府不但會對該證人的罪行不予起訴,而且會給他錢,把他的身份、名字等等全部改掉,然后把他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那兒過著舒適的生活。當然,美國的犯罪集團也會想方設法找到這個證人,并把他處死。梅爾吉布森主演的電影《線拴上的鳥》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在這里我們看到,作為對壘的雙方,政府一心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鏈一刀兩斷,讓罪犯放心大膽地去背叛他的同伴;而犯罪集團則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鏈拼命拉長,讓被捕的罪犯知道背叛同伴是沒有好下場的。政府和犯罪集團之間孰輸孰嬴就看他們的權力和所控制的資源的多寡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搭便車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權力問題,解決搭便車困境的真諦在權力上。搭便車困境之所以成為社會運動和革命難以克服的難題,就是因為與當權者相比,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組織者手中所擁有的權力和資源實在有限。

        如上述,在阿克塞羅德的2 人m 次博弈模型中,博弈鏈的加長會大大提高博弈雙方合作的機會。但是,如果參加博弈的人數大大增加,情況就不同了。一個群體中的個體數超過一定規模之后,人與人之間進行直接監督的可能性就變得很小,也就是說,即使博弈鏈(m) 很長,參加博弈的個體之間互相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大。阿克塞羅德的模型只能解釋小規模合作行為形成的可能性,比如說,能夠解釋采集社會和部落社會的形成,但不能解釋國家的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說,阿克塞羅德的理論僅僅是對奧爾森理論的一個補充,它們彼此并不沖突。

四、形式社會學方法的問題和前景

        20 世紀80 年代以后,關于形式模型方法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著兩個方向發展。先談第一個方向。傳統微觀經濟學的許多原理都是以微分方程方法為基礎,有了博弈論方法后,經濟學家用新方法把大多數傳統原理重新梳理了一遍。從數學上講,博弈論模型要比微分方程更容易操作,從而能夠在博弈論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社會結構變量,各種以形式方法為基礎的研究應運而生(如Levi ,1988 ;Olson ,1982)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經濟學的社會學化。第二個方向就是上面提到的社會行動者模擬模型。與第一種方向不同,社會行動者模擬模型賦予了模型中的社會行動者以改變自身行為的能力。這樣,許多微觀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社會生物學的原理就能通過種種對人的行為的假設而引入模型(Axelrod ,1997 ; Kohler & Gumerman ,2000 ; Young ,1998) 。最近, 《美國社會學雜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5) 就計算機模擬方法在社會學上的應用前景出了一期專輯,代表了這兩個研究方向上的一些最新成果。但是,隨著形式方法的發展,許多問題也暴露出來。在后文,我想主要以社會運動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些形式模型為例談幾點看法。

        最近,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用以形式方法建立起來的模型去預測和解釋一些經驗社會現象,其中有的模型比較復雜。他們在模型中加入許多以經驗事實為基礎的變量,力圖建立一個能準確模擬或“預測”一個具體經驗現象的模型。由倍茲等人所著的《分析性敘述》(Bates et al . ,1998) 一書就代表了這種傾向。有的模型則比較簡單。他們力圖抓住某一經驗事物發展的最為主要的機制,然后以這一機制為基礎建立形式模型,并用這一模型來模擬或解釋經驗事實。以上兩種建模方法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揭示社會中存在的普遍規律,而在于模擬或解釋經驗事實,因此都可以被稱為模擬模型( simulation model)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兩種建模方法中的第一種已經不是形式模型而是一種半形式模型,因為這些模型都遵循著這樣一個假設,即,如果我們假設人是理性的,并且具體社會現象的發展是由眾多理性社會行動者的行為所決定的,那么,我們在此基礎上所建立的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一個具體的社會現象,就意味著這個模型有多大的效力。然而,不管所建立的模型是復雜的還是簡單的,只要其目的不在于揭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社會機制,而是模擬或解釋某一具體的社會現象,特別是較為復雜的社會現象的話,其價值就是十分有限的。

        具體地說,由于以下原因,用建立形式模型的方法來模擬、解釋或預測具體經驗事實,特別是復雜的經驗事實是不明智的。第一,許多人搞不清楚博弈論與理性選擇理論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因此,如果一個博弈論模型的模擬或預測結果與某一經驗事物的最終結果相符,他們就會認為這證明了該模型所模擬的經驗現象中的人的行為是理性的,否則不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因為博弈論模型計算的只是一個邏輯。在這個邏輯中,博弈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 的行為基礎可以是理性選擇,可以是進化壓力,也可以是在一定文化支配下的情感過程。比如劇院著火后觀眾驚恐逃竄的現象,完全可以用博弈論方法加以模擬,但決定這一現象的行為機制卻既可能是理性選擇,也可能是生物本能。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阿克塞羅德模型是一個典型的博弈論模型,但阿克塞羅德卻把該模型的模擬結果同時用于解釋人類社會和生物種群合作行為的產生。顯然,在阿克塞羅德的眼里,博弈論方法展現的僅是一個事物背后的結構邏輯,而不是博弈者行為背后的微觀機制。正因為博弈論方法并不需要理性選擇這一目的論式的假設,所以它才會在目前的理論生物學中得到廣泛運用,因為生物學家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目的論的。換句話說,經驗型的博弈論理論頂多是一個唯象理論。

        第二,我們可以說,雖然博弈論邏輯所模擬的不是博弈者行為背后的微觀動機,但如果我們能用博弈論方法來正確演繹一個經驗事物的動態,那么,這一方法在經驗分析中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問題在于,即使一個博弈論模型完全模擬了某一經驗事物的動態,我們也根本無法知道這一模型內在的結構邏輯所展現的是否就是真正的經驗邏輯。這里面首先有個“多對一”的問題。一個復雜的經驗事物的發展往往是由許多社會機制的綜合因素決定的,但由于這些社會機制的作用往往是在一個方向上,因此,如果用形式模型來解釋一個復雜經驗事物的動態,我們往往可以創造出幾個甚至是幾十個模型來解釋同一個現象。舉例言之,在威權國家下,許多社會運動往往以被鎮壓而告終。對于諸如此類的具體結局,我們都可以建立許多形式模型來解釋。比如說,我們可以在一個博弈論模型中假設,這場運動中的政府和運動參加者都想有個妥協的結局,但是,由于他們之間無法進行通暢的信息交流,結果導致了沖突加劇和鎮壓;我們也可以假設,在這場運動中政府和運動參加者之間的信息交流沒有問題,但是相互之間卻缺乏信任,導致這些信息的效用大大減低,結果也會導致沖突加劇和鎮壓。我們還可以把政府要員分成保守派和溫和派,把運動的積極分子分成激進派和穩健派,這樣,我們只要在模型中假設在政府中保守派最終占了上風,或運動參與者中的激進派最終占了上風,或雙方各是保守派和激進派分別占了上風,模型的最終模擬結果都是一樣的:鎮壓。甚至,我們可以把一個運動中博弈的雙方改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假設在運動過程中,地方政府因為受到來自運動的直接壓力而會催促中央政府盡快拿出解決辦法來,這也會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強硬措施。我想,讀者們還能繼續為“運動被鎮壓”這一結局再設計出許多博弈論模型來。這不是故弄玄虛,而是事實。關于歐洲新教運動的興起、關于中國或東歐現代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結局,學界曾建立過種種不同的博弈論模型(Deng ,1997 ; Hovil & Werker , 2005 : 5 - 34 ; Karklins & Petersen , 1993 ; Shiu & Sutter ,1996) 。這類文章本身質量有好有壞,但它們一般都很少能夠增進讀者對作者所欲解釋的經驗事物的理解。總之,由于許多數學邏輯都能模擬一個相同的經驗邏輯,但建立一個能正確模擬一個經驗事物的模型并不等于解釋了這一經驗事物。

        有人可能會說,定性的經驗理論存在著同樣的“多對一”困境。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肯定見過許多在邏輯上能很好地解釋某一經驗事物,但事實上卻往往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定性經驗模型。不過,對于定性經驗理論來說,這至少不是在方法論上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與數學經驗模型相比,定性經驗理論有著大得多的敘事上的可塑性。在定性的經驗理論模型中,我們可以較為容易地擴大被解釋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從而增強模型的解釋能力。我們也可以比較容易地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結構性因素,甚至是歷史性因素(比如結構性因素在事物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性質和重要性的轉變、路徑依賴、轉折點、意外事件,等等) 。這些都是定量模型難以做到的。在數學經驗模型中,不要說加入歷史性因素,即使增加若干結構性因素,許多數學模型也會變得無解,或者即使有解,那些解本身也會變得難以理解和解釋。并且,隨著具體結構變量的不斷加入,這一定量模型就越來越像是專門為某一特殊的經驗事物而建立的了,從而失去了數學模型固有的理論抽象力,結果是理論和經驗兩頭不著邊。因此,建立復雜數學模型來逼近經驗事實的取向,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有時候,一個本身很有價值的形式模型,由于建立者不懂形式模型與經驗解釋之間的關系,往往會一本正經地用它去解釋許多復雜的經驗事物,從而得出許多可笑的結論。比如,庫冉在上世紀90 年代發表、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Kuran ,1991、1995、1997) ,在美國有一定的影響力。他的這些著述都圍繞著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許多事物的發展往往會從安然無事一下轉換到崩潰的程度? 庫冉認為,這是由于“皇帝的新裝”這一機制在社會中的普遍作用。庫冉把“皇帝的新裝”這一機制用博弈論模型進行了表述。他認為,在許多情況下,一個公司、國家或其他實體中的許多成員其實早已知道內部已經出現危機,卻無人敢說或無人想說,危機因此而愈演愈烈。這時,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裝》里的那個小孩一樣突然站出來指出已經存在的危機,其他人往往會相機跟上,于是這個在局外人眼里還是一片太平的實體就突然走向崩潰。庫冉的這一模型本身還是很有價值的,在思想和言論受到很大壓制的社會、政治或經濟實體中,困難和危機往往會積壓,這就為突然崩潰創造了可能性。但問題在于,庫冉相當天真地認為,世界上許多雪崩型事件的產生主要是由于“皇帝的新裝”這一機制的作用。他甚至試圖用這一簡單的機制來解釋東歐共產黨國家在20 世紀90 年代初突然垮臺這樣一個復雜的歷史現象。他認為,正是由于這一機制的作用,像東歐共產黨國家突然垮臺這類現象才變得不可預測(Kuran ,1991、1995) 。對于這種幼稚的論點,我沒有專門進行反駁的必要。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我并不認為“皇帝的新裝”這一機制在某些東歐國家走向崩潰的過程中一點作用也沒有,但對東歐共產黨國家的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事實比他的模型要復雜得多。

        既然發展形式模型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解釋具體的經驗社會現象,一個形式模型的質量也不能據其能否預測經驗事實來衡量,那么,我們應當用什么標準來評價一個形式模型的質量呢? 這個問題很重要。目前美國的一些社會科學家,特別是經濟學家,正在源源不斷地創造出難以盡數的形式模型,但多數模型發表之后就如泥牛沉海,很少能像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一樣引起廣泛的興趣。為什么? 正如前面已經多次闡述的,一個判別形式模型質量的最重要準則,就是看這個模型的假設是否抓住了人類社會活動結構的關鍵性本質。許多已經發表的形式模型之所以折戟沉沙,關鍵就在于這些模型的出發點沒有多大意義,建模幾乎成了數學游戲。為了加深讀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下面不妨再舉兩個例子。

        1999 年, 《美國社會學雜志》發表了一篇試圖把網絡理論與博弈論結合起來研究集體行動的文章(Chwe ,1999 :128 - 156) 。該文根據網絡成員的人數,把人際網絡分成不同的類型,然后看在不同的網絡結構下人們參與集體行為的可能性的變化。這篇文章的邏輯本身非常漂亮,但問題是,如果作者不能證明他所假設的網絡結構是社會網絡和組織的基本元素,其他更復雜的網絡結構和組織形態以及與之相應的集體行為發生方式均是這些基本結構的組合,那么這篇文章的理論意義就很有限了。還有一篇文章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了社會運動的參與( Kim &Bearman ,1997) 。這篇文章把社會運動的參加者分成三類:加入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跟在積極分子后面參加運動的追隨者,以及最后加入運動的大眾。在這個分類體系下,該文建立了一個集體行動加入規律的形式模型。這篇文章的問題是,是不是社會運動的參加者就一定能分成這三種人? 是不是有的社會運動有人登高一呼,群眾就一哄而上,從而根本就沒有一個三部曲式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這個分類系統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社會運動動員的關鍵? 顯然,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運動參加者都可以分成這幾類;這一分類系統所抓住的不過是社會運動的發生、發展過程中不那么重要的一個側面。一旦分類系統本身的意義不大,以此為基礎建立的形式模型的價值就十分有限了。（注3）

        已如前述,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抓住了公共物品的獲取這樣一個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問題。而阿克塞羅德模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在奧爾森理論的基礎上又引進了博弈鏈長度這一十分重要的結構變量。人是社會動物,人與人之間的不斷交往猶如博弈鏈的延長,而博弈鏈的長短會對人的行為產生根本性影響。阿克塞羅德模型因此抓住了人類社會結構中的另一個關鍵本質,也就奠定了該模型在理論上的要津地位。

        在文章結束前,以我對形式模型的有限理解,我想斗膽向對形式模型有興趣的讀者提出三個建議,也許有助于大家走向成功。

        第一,一個重要的形式模型必須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一問題必須是普遍的和跨學科的,而不是僅僅適用于解釋集體行動或其他具體的社會現象。奧爾森的理論之所以這么重要,就是因為公共物品是整個人類文明得以存在的基礎,而阿克塞羅德理論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合作現象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性。

        第二,中外文明流傳下來的寓言和俗語等民間智慧中有許多是人類對一些重要社會機制的總結。因此,根據這些民間智慧的啟發來建立形式模型往往是成功的捷徑之一。奧爾森的模型就是我們常說的“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數學表達;阿克塞羅德理論其實是在告訴我們,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場合下與他人合作非常重要;庫冉理論本身的重要性在于“皇帝的新裝”這一現象的普遍性。我們常說的“墻倒眾人推”、“出頭的椽子先爛”、“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注4）、“樹移死,人移活”,等等,都可以是建立形式模型的出發點。由于寓言和民間智慧都是人類對一些重要社會機制的總結,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模型其本身的重要性就不容置疑了。但要讓大家了解到該模型的重要性,還必須將一個民間智慧所想要表達的機制進行抽象和推廣。如果你能像奧爾森那樣,將“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水”推廣理解為公共物品,把“三個和尚”抽象為一個群體的數量時,那你離諾貝爾經濟學獎就不遠了。

        第三,形式模型必須著眼于簡單,但這并不等于較為復雜的形式模型就沒有意義。當我們把簡單的社會機制搞清楚后,一個自然而然的發展就是把幾個相關的社會機制整合起來,進而在模型中根據不同問題加入不同的宏觀結構和微觀行為變量進行各種模擬,以觀察模型的不同結果。這就是所謂的“虛擬社會”(artificial society) 模型。這種建模方法經常會得出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但是,為了使這種建模活動有意義,你必須始終抓住一點:虛擬社會模型的建構應當圍繞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具體的經驗現象。

注釋：

注1：這就是為什么梯利在早期的著作中經常用經濟學上的無差異曲線來分析社會運動和革命中的各種現象的原因(Tilly ,1978)

注2：奧爾森本人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也沒有清楚地說明他的理論僅僅是一個形式理論。讀他的書,你會覺得是在讀一個形式理論的推導過程,但他在寫法上往往會給人以他是在研究一個經驗性問題的感覺。這可能是導致后來學者把他的理論當作經驗理論來批判的原因之一。

注3：有些人誤把分類當作理論。的確,在自然科學中,一個有效的分類系統(如門捷列夫對化學元素的分類以及生物學中對物種的分類) 不但有理論上和經驗上的支持,而且抓住了一類重要現象的內在本質,因此常常是一個理論甚至是一個學科的基礎。與自然科學不同,在社會科學中,即使是比較成功的分類概念,如階級、民族、性別,等等,也達不到自然科學的分類標準。社會現象的復雜性、社會科學家在方法素養上的缺陷,以及社會科學家頭腦中意識形態的干擾,都會導致社會科學家提出許多既沒有理論和經驗支持,也未能抓住事物關鍵本質的分類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理論。這就是為什么在社會學中以太式的新概念和分類系統,以及建立在這些概念和分類系統上的理論源源不斷地推出,但學科本身的發展卻如牛步喘行的原因之一。

注4：其實,美國的一些學者已經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homophily) 這一問題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如Cohen et al . ,2001 :5 - 32 ;McPherson et al . ,2001) 。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