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
把革命歸咎于少數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
——恩格斯
一
一個幽靈，告別革命的幽靈，在中國徘徊；一個聲音，告別革命的聲音，在中國回響。
看一看下面這些話吧：
孫中山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亂臣賊子，辛亥革命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悲劇，打斷了中國的憲政之路；
毛澤東是李自成加秦始皇，中國革命根本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是日本的侵略給了中國革命成功的機會；
1968年5月那些流在巴黎街道上的鮮血是革命的太陽在歷史的天空下投下的最后一抹晚霞；
……
所有這些對革命的恨聲咒罵和痛心疾首的抱怨都可以歸結為一句話：馬克思主義是垃圾！因為在他們看來，不是統治階級的壓迫把被統治階級逼上了梁山，而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可惡的幽靈蠱惑了人心，使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成了一部革命的歷史。在他們眼里，甚至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不應歸咎于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而應有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負責。因此，在他們看來，“打倒馬克思主義”就等于終結了一切革命，把革命的幽靈封鎖在了桫欏們的瓶子里。在他們的意識里，馬克思主義不是風車，而他們也不是堂？吉可德；馬克思主義是歇腳，而他們正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他們以為，他們所反抗的是“人民公敵”，他們覺得，自己高尚而英勇的犧牲和反抗是為了民主和自由。而革命，正是革命才導致了今天的一切不合理；只要否定了革命的歷史意義，現在的一切就會像世貿大廈一樣自然坍塌，一個嶄新的中國將會像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一樣突然出現在大地上。“牛奶會有的，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而得到這些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竟然是如此之低，只需要完成一場“書齋里的革命”：告別革命。
首先是一位曾在1980年代被稱為年輕人的“四大精神導師”之一的哲學家用這一充滿市場誘惑力的標題作為一本他的新書的封面，而這本書既不是文學作品，也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的內容不過是兩個人的對話而已，甚至都不能稱為對話，而應稱為閑聊。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感謝該死的出版審查制度，這本將成為1990年代中國思想史事件的書并未在中國大陸出版，僅僅是在國外出版發行了。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有效的飲泣了中國思想界的轟動。它的內容本身已經不重要了，僅僅是它的標題，就足以讓許多人興奮的跳起來了。正如《皇帝的新裝》里那些圍觀者一樣，他們都看到皇帝沒穿衣服，卻出于各種考慮，并未白紙黑字的公開表達，而這位哲學家就像那個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一樣，卻就這樣喊出來了。多么簡單，卻又多么有力！
1990年代的中國早已不是20多年前的那個中國了，所有的東西都只能在形式上被禁止，但誰也無法它不會以私下交流的方式進入。于是，這個已經無須任何論證即可自然成立的命題開始在中國流傳，它的傳播速度顯然是瘟疫所無法比擬的。只幾年的，人們都心悅誠服的接受了那個著名的說法：“中國千萬不能亂。”
于是，教授先生們說：告別革命，中國不能亂；民主人士們說；告別革命，革命只能導致專制；社會精英們說：告別革命，革命就是劫富濟貧；青年學者們說，革命就要流血犧牲；達官貴人們說；告別革命，穩定壓倒一切……告別革命，告別革命！在今天，即使最底層的中國普通老百姓也會像背順口溜一樣在不經意間流利的說出“中國不能亂”這樣有政治覺悟的話來。在今天，告別革命已經與市場經濟一樣成為了神話。無須任何意義上的質疑了，人們需要的只是牢牢的記住它，并中規中矩地遵守秩序，任何對“告別革命”的質疑都將遭遇“你是想要回到文革去嗎”這樣在反問，就像任何對市場的質疑都被指責為為專制辯護一樣，在說的時候就要準備著成為“人民公敵”。
當然，一個歷史時代不會是因為這樣一本書而嘎然而止的，只不過它第一個用語言表述了這一事實而已。上帝死了，不是因為扎拉圖斯特拉說了“上帝死了”，在扎拉圖斯特拉說出之前，上帝就已經死了，扎拉圖斯特拉只不過是用語言陳述了這一事實，并把這一陳述方式教給了更多的人們，讓他們清楚的知道，上帝確實已經死了。革命不是因為《告別革命》而被告別的，而是早就被“告別”了，人們需要的只是一個簡單而又準確的陳述句來表達他們內心模糊的感悟，而《告別革命》正是充當了這一角色。甚至可以說，都不是因為這本書在中國大陸思想界引起的討論使革命被“告別”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討論不過是給了革命一個遲到的卻又隆重的葬禮而已。
還在八十年初期，經歷了思想專制年代的人們喊出的第一句口號就是“告別黑格爾”、“回到康德”。事實上，這只是一個話語策略而已，這一“告別……”、“回到……”的句式中，真正被告別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們曾經對之表示效忠——甚至在“告別”時仍然至少在口頭商隊之表示效忠——的馬克思。隨只而來的，“思想解放”的后果之一就是“重寫歷史”的狂妄企圖。之所以說“狂妄”，并不是因為那些“重寫”消解了此前的意識形態的歷史說教，恰恰相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場思想運動才被稱為“思想解放”運動；而是因為，他們武斷的宣布了“革命史觀”的“終結”，用“現代化史觀”、“社會史觀”勾勒出了被遮蔽的歷史的另一面。而這在隨后的年代里，成了一件時髦的時期，以高昂的“革命者”的姿態宣布以前的理論的死刑，代之以那些被“挖掘”出來的“歷史”，使從前的中心被消解，使從前的邊緣成為新的中心。至于歷史敘述中的“中心／邊緣”、“主流／支流”的結構則分毫未動。歷史，在他們手里，如同一次蹺蹺板游戲，一頭上升的代價必然是另一頭的下落。“革命”被終結了。在一大批“重新認識……”、“……新論”的題目背后，大多數都隱含著這樣一個意思，即盡力的否定和消解歷史中的革命運動的積極意義，而極力的宣揚那些“改良運動”的歷史意義。晚清的那些改良主義者，民國初期那些大軍閥獨裁者，國民黨政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些被批判了30年的人一下子都從墳墓中復活了一樣站了起來，被“中青年學者”們涂脂抹粉，弄得花枝招展，走向時代的前臺了，甚至連那些殖民主義者也被涂抹成了中國的“恩主”。
從表面看，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之間似乎有過斷裂，然而，事實卻是九十年代不過是八十年代思想主線的自然延伸和在各個方面的擴展和深入。八十年代的西化論者們丟在地上來不及揀起的衣缽被九十年代的明星人物們揀起來了，擦拭得干干凈凈，粉飾一新，并冠以新的名義，被重新擺上了思想超市的櫥窗。是的，這件珍貴的思想文物不是別的，就是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學自由主義。而看起來言辭激烈的自由主義者們對《告別革命》的嘲諷不過是一出雙簧而已，沒有“思想解放”風云人物的辛勤耕作，便不會有九十年代自由主義的大豐收。
一場“書齋里的革命”就這樣上演了。最后的結論只有一個：革命已死。 革命死了。說出這樣誠實的話要冒多大的風險，需要多么可敬的勇氣！可是究竟是什么使革命死了？難道僅僅是那些“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癢”的學究先生們嗎？肯定不是。一切意識形態都不過是現實基礎的反映而已，而這“現實基礎”理所當然的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領域。把革命的“死了”歸公于學院教授們二十多年來的發奮努力，就像把天下雨當成皇帝祈禱的結果一樣，愚蠢至極。必須承認，是社會存在決定了社會意識，而不是社會意識獨立地衍變。固然革命最終悲慘的死去是與學術思想的深化分不開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毫無疑問應該回到社會存在的層面上去。
最近25年來，中國所發生的變化確實可謂是天翻地覆的。對這些繁榮的解釋也許會有許多種，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那個流傳了二十五年的中國不斷繁榮的神化正在被戳穿，繁榮背后那個“悲慘世界”正在被揭露出來。那些生活在貧民窟里的人們，那些無望的自焚的農民，那些一家人擠在一個臥室里過活的人們，還有街上的乞丐，所有這些像一張性感、誘惑的畫上突然被人指出的紕漏一樣，大煞風景，然而卻是那樣真實。那個“發展中的中國”的流行順口溜背后，是包身工這個以前只有在中學語文課本里才能見到的幽靈的復活，就那樣突兀的出現了。可是，這些都是突然發生的嗎？當然不是，如果沒有當代包身工們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的超強度勞動，難道中國這些年的GDP增長真的是靠市場營銷、股票游戲、領導講話生產出來的嗎？它們早就存在了，只不過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了，所以才無法不正視，真個堂皇的談論著風花雪月的貴人們不得不認真的打發伸出手來的乞丐一樣，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終于已經看到了：也許乞丐會沖進來掀翻桌子！
這就是真實的中國，但遠遠不是全部，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當廣東的爆發戶們以高價買來并品嘗著幼童時，他們的工廠里的工人們正在加班加點卻沒有報酬。我們可愛的學者們面對這樣的現實，給出了什么解釋呢？
“無恒產者無恒心”，他們想起了這古老的咒語，于是以一副悲壯的姿態叫喊著：讓民營企業家參政，保護富人的私有財產。抽去那些從問題到結論中間煩瑣的論證過程，這個答案竟是如此的滑稽：消除中國勞工權利無法得到保障、貧困問題日益嚴重的方案就是讓富人成為中國的主宰。如果說這樣的表述仍然過于煩瑣，那可以用一個更簡單的方式來表達他們所發現的這一“新大陸”：讓富人拯救窮人。這是多么滑稽的事！可它就是這樣真實的發在中國了，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接受這個“終極真理”。當他們聲嘶力竭的喊叫著要“結束中國一個世紀的荒唐的仇富運動”時，我們的“人民政府”卻悄悄出臺了一項“撞了白撞”的交通法規，高檔酒店也紛紛在大廳里打出“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的警告，街道標明“非機動車輛不得行駛”。難道這就是被指控的有著“仇富傳統”的中國？
是的，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高尚，越來越文明，越來越現代。然而，這個“中國”只是富人們、民營企業家們的中國，窮人、“衣冠不整”的人、開不起機動車輛的人都已被驅逐出境了，他們無權享受“高尚”、“文明”、“現代”這些必須以金錢為基礎的詞匯，他們活該安分的待在自己的貧民窟里，守在轟隆的機器旁，或是徘徊在“鄉間的小路”上。一個“新中國”就這樣誕生了。看著這個“新中國”因為發財而變得滿面紅光，學者先生們依然嫌速度太慢，紛紛喊出了口號——他們總是尖子連、排頭兵、馬前足：開放一切領域，讓民營資本進入。
真是遺憾，這一次學者先生們沒有發現“新大陸”，他們所能搬出的不過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了的符咒：市場。似乎這是百試不爽的狗皮膏藥，有了病痛，只要帖上它就可以立竿見影；又著是孫悟空的毫毛，只要對著它叫一聲，一個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的齊天大圣就會從天而降，替人們搞掂一切。經濟學教授們說：中國改革歸根結底就兩個字，市場；自由主義者們說：市場從來不會失靈；連菜場小販們都會說：價格是市場決定的。市場是無所不能的上帝之手，看不見摸不著，卻力量無窮，超過一切神圣，人們叩拜它的虔誠程度超過一切神圣。所有質疑都要被斥為十惡不赦的騙子。
市場的力量誰能阻擋？所有的人都這樣說著或這樣認為，連一向態度強硬的官方意識形態也不得不做出“欲露還遮”的風騷姿態，又有誰敢螳臂當車？“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有誰愿意違背世界潮流、“人民呼聲”呢？十年前那場著名的關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終于無疾而終，知識分子們面對市場的驚惶失措留下的不過是一個蒼白的手勢。市場用他固有的冷漠無情、粗俗低劣嘲笑了一切歷史、文化、傳統，當然還有人，即使是當年的反抗者的行動，如今看來也是在市場范疇里發生的，絲毫沒有對市場形成任何意義上的有效批判。市場的時代到來了，人們瘋狂的尖叫著，爭先恐后的學著迎合、適應市場。面對這個法力無邊的暴君，所有的堂？吉可德都不可能找到對手。
可是市場帶給了人們什么呢？就是粗俗的電視劇、報刊和雜志嗎？是越來越低的工資，還是越來越多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抑或是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越來越讓人感到絕望的生活？——你一輩子的辛苦最后換來的有可能只是一套房子，甚至還不到。商品廣告無孔不入，世界色彩繽紛，可一切都正在變得越來越單調，越來越乏味。這就是十年前人們呼吁的市場嗎？
“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這一“舊社會的格言”，一切都要由市場來幫助我們實現。離開了市場，民營企業家，自由，民主，私有等等便都成了失去了母親卻仍未斷奶的孩子，剩下的只有在黑暗的角落里獨自哭泣。市場像一個乳母，為所有這些提供著實現的機會和平臺，無微不至的照管著它的這些幼小的孩子。經濟學解釋一切，無法在市場上交換的東西便沒有價值，勞動的價值只在于工人所得到的工資，商品的價值由市場決定……這就是這個時代最簡單也最深奧的思想之果。市場，市場，市場！不在市場中滅亡，就在市場中發達——這是新時代的格言。中國也許真的到了一個“大時代”？
然而市場，什么才是市場？ 革命死了？沒有！有一群人站起來說。他們的名字叫做小資。小資這個詞語在今天的中國的語境中的內涵是布爾喬亞，而不是農民、小商販一類的“俗人”。20世紀，這個革命的世紀，快要落下帷幕的時候，革命已是四面楚歌，然而一部話劇出現了，《切？格瓦拉》。“最完美的人”帶給中國的是地震一般的轟動，學者們紛紛像戰士聽到了進攻的號角一樣，英勇的奮起了“千鈞棒”，他們無法容忍革命的幽靈也被帶入21世紀。可是，小資們不知道這些，他們所知道的僅僅是那個作為符號的切？格瓦拉，一個“酷男”。格瓦拉復活了，他的頭像到處可見，年輕人們以穿著印有他的頭像的衣服為榮。當該劇的主創人員出現時，他們就像盧梭第一次看見華倫夫人那樣深情款款：“說說吧，你是如何準確的擊中我們小資的？”這位毛澤東的崇拜者給了他的FANS什么答案呢？“革命就是要狠狠做秀！”這就是答案。在這個商業無孔不入的時代里，革命確實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姿態，正如毛澤東像章突然成為人們意想中的護身符從而流行一樣，“飽暖思淫欲”的小資們需要革命這樣強力的興奮劑來刺激他們麻木已久的大腦神經。
可是，這能成為革命未死的證據嗎？它不過是一種市場效應而已。那些革命的崇拜者們從革命這個詞那里得到的僅僅是一種近于暈眩的感覺，跟搖頭丸幾乎差不多。市場是多么威力無窮啊，連它曾經的死敵都已成了它的裙下之臣。然而，我們仍然沒有回答一個問題：什么是市場？
在當代思想語境中，關于市場最流行的解釋也許是“它是人類交易活動自發擴展的結果”。可是，中國今天的市場真的是“自發擴展”而來的嗎？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交易發生的前提是私有產權；當所有產品都只屬于一個人時，交易便無從發生。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正是一個所有產品屬于一個人的國家，交易又怎么可能發生？沒有交易，又何來市場？除非國家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喜歡玩把東西從左手挪到右手。可是今天的中國又確實是有市場的，也是有交易的，那么，這個市場是從哪里來的，從石頭逢里蹦出來的嗎？
雖然我已在其它地方分析了這個過程，但我仍然愿意不厭其煩地在這里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過程。
在1980年代，如果一個人考上大學，那么毫無疑問，在所有人看來，他就再不用為生計問題發愁了，因為他成了“國家的人”。國家將為他提供免費的高等教育，并且負責在他畢業后為他安排一個可能工資并不高但一定非常穩定的工作。站在進大學這一點上，一個人可以看得清他未來的路。然而，這一切在今天都已經不存在了，社會上流傳的一個順口溜是“博士滿街走，碩士賤如狗”。2000年以后，每個面臨畢業的人都必須為自己走出校門之后的去處絞盡腦汁，拼命奔走；即使如此，也仍然有一部分不可避免的要從一畢業開始就失業。而畢業生們所能得到的工資則從早期的中等收入水平下降到了今天的接近最底工資。從單位搶著要到找上門去人家也不要，大學生，曾經的“時代嬌子”，他們都怎么了，為什么越來越不值錢了？
也許我們要吃別人一個白眼或一個“切”字，但不管這些了，我們的問題不能到此為止。“供大于求，價格下降”在這里更正確的表達方式應該是，供給增長的速度大于需求增長的速度，價格下降。因此，我們要想搞清楚，就必須追問，為什么大學生供給的增長速度會大于需求增長的速度？難道僅僅是因為大學生就業市場上的需求擴大了，所以供給就增加了嗎？
顯然不是如此簡單。大學在中國，是一個行政單位，它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計劃經濟時代”大學生的供給與需求都由國家完全控制，大學生就像其它的計劃產品一樣被定量的生產出來。“改革開放”后，國家放棄了全能國家模式，只管生產與供給，而在需要上則漸漸無法控制。大批的人畢業后寧肯選擇自由擇業，也不肯服從分配。國家在這時扮演的是市場行為主體，也即生產與供給的一方，因此，它有計劃有步驟的增加產量。當生產計劃所需要的成本已經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國家無法再提供免費的高等教育了；同時，國家對大學畢業生也逐漸無法控制了，它認為，自己沒有義務為別人免費培養人才。于是，國家一方面放開了就業市場，另一方面也逐步增加了高等教育收費。到最后，高等教育已經成了一個新興的產業，國家完全成了一個商人，在市場上交易，收費、教育，它的主要利潤來源逐漸從長期變為短期，即不重視一個大學畢業生可能創造的利潤機會，而只能從教育收費與成本的差價中賺取利潤。這一傾向的出現使國家的教育計劃被打亂了，它不再理會市場需求的狀況，只管從中牟利。所以，大學生的生產效率越來越高，而社會的吸納能力遠遠的落在了這一生產效率提高的速度后面。這樣，就“供過于求，價格下降”了。
在這個過程里，市場遠不是唯一的主宰性力量，這一機制的形成始終與國家權力的介入緊密先觀。國家權力的介入與所扮演的角色的轉換在極大的意義上塑造了中國大學生畢業市場的品格，即盲目、非理性、起伏大。
與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形成過程一樣，中國市場的形成過程都與國家權力介入和它的角色定位有關，無論哪一行業中莫不如此。因此，市場這一籠統而抽象的概念無法為理解中國現實提供一個有效的框架，中國這20多年來所發生的變化始終必須放在市場——國家的框架中來討論。國家對市場的態度，它在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不斷變換，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簡單的把它理解為市場前進中的阻礙性力量也是不公正的。在許多時候，恰恰相反，它有意的促進市場機制的形成，并推動／規定市場朝一個目標發展。甚至可以由此進一步認為，所有市場機制的形成過程都是國家產業政策或其它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一個簡單而抽象的“自發擴展”的過程。也因此，所有的市場的基本制度總是與它的歷史、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它的特點往往就是國家權力運行的特點。市場制度形成的過程是從國家到市場，而不是相反。割斷市場制度形成的歷史過程抽象出來的市場只能是一個靜態的神話傳說，絲毫都不反映客觀的歷史真相，因而也無法應對當前的現實問題。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但這個黃天遠不是一個新的天使，它只不過是蒼天與別人的私生子而已。他的血統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只是社會關系比以往更加復雜了，它的繁復、紛雜、錯綜的社會關系使以往簡單明了的社會關系結構被拉長、扭曲了，所以使人難以辨認。
是的，舊式的革命死了，那種簡單的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革命的模式已經死了。但新的革命尚未開始，它將比以前更加復雜，更加具有多重性。歡呼“革命死了”，歡呼“市場統治”的人們高興得太早了，正如資產階級產生的時候，它的對立階級也一同降世一樣，“市場”時代里的革命已經在醞釀之中。
應該首先確認，今天語境中的所謂革命已經不是那種“革去……的天命”的革命了。那種所謂的革命不過是一個新的統治集團取代舊的統治集團的方式而已，真正帶有革命性質的群眾社會反抗運動從來都被當成“賊寇”和“叛亂”。但是，今天革命這個概念的內涵已經被完全刷新了，雖然使用了同一個詞語來表達，但所要表達的對象已經完全不同了。今天的革命是一種現代性現象，是啟蒙的后果之一。它的基本含義應該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被統治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治運動。作為政治斗爭，它的主要爭奪對象是統治權。在這里，有必要援引如今正在流行的德國極右派思想家施米特對政治所下的定義，政治就是區分敵友。這句話是誠實的。之所以是誠實的，是因為只有分清了敵友，斗爭才能展開。只不過，斗爭在那里是政治的目的，而在其他人那里，斗爭本身就是政治。
因此，一個新興的階級要取得統治的權力，就必須先推翻現存的統治階級。而且，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正是現代性的開門之鑰，資產階級取代封建地主階級成為社會統治階級的方式正是革命。那種籠統的、不加分析的對著歷史的風車橫搶躍馬的人搞錯了，革命是現代性的題中之義，沒有革命，就沒有今天的資本主義花花世界。資本主義作為政治形式而非生產方式，它在所有地方的開幕市無不是革命。即使在以保守著稱、并被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們推崇的英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沒有長達四十多年的國內戰爭，即使威廉從荷蘭到了英國成為國王，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可能確立下來。“一切統治階級都是紙老虎，你不打它就不倒。”這句名言在任何時候的政治斗爭中都適用，革命掃蕩了舊的、反動的統治勢力，新的統治者才有機會竊取果實，從而登上政治統治的寶座。而且，1688年的事件取得的名稱就是“光榮革命”，而非“光榮復辟”或其它的什么。在這個偏正結構的短語中，革命才是主要的，無論它是否光榮，1688年事件本質上都是一場革命，因為它標志著一個階級退出歷史舞臺并消失，一個新階級成為社會的統治者。
在啟蒙的語境之中，革命是人民的一項權利。所謂人民在今天越來越被貶義的指稱為一個民粹主義的概念，但是一個革命方興未艾、風起云涌、引領歷史方向的年代里，它的含義是明確的，就是統治階級之外、被統治著的人們。雖然我一直不遺余力的反對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但在這里，這種思維方式卻是最有效的，簡單明了。作為一項權利，人們可以行使，也可以閑置，但是閑置不等于被剝奪，作為權利，它是不能被剝奪的。人民可以參加革命，也可以不參加革命，這同樣是人民的自由權利，誰也無法剝奪；但不革命不等于就不是人民。革命是人民作為個體的自由選擇。人民是人，既是個體的，也是作為整體而存在的，個體選擇的權利可以放棄，但不能轉讓。所以，所有的革命都只能以鼓動的方式發生，而不能以強制的形式發起。在強制革命的過程中，新的階級關系、權力結構就已經形成了，就已經使革命死亡了。但死了的只是這次革命本身，在新的權力結構下，新的革命將會醞釀并爆發。
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參加或不參加革命是因為，人民內部的每一個個體都必須擁有平等的權利。而平等正是啟蒙的重要概念之一。現代資產階級革命是革命，而舊的王朝更替戰爭都不是革命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是鼓動人民參加武裝斗爭的，而舊的王朝更替戰爭中，卻是發動者們利用權力強迫人民參加的。革命的本身的終極目的是推翻舊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如果革命本身以不平等的方式發生，那就不能稱之為革命。如果革命的結果是新的階級統治取代了舊的階級統治，那么，革命就已經死亡了，而新的革命也將從這里出發。革命是具體的歷史運動，它總是針對具體的對象，負有具體的歷史使命，當它的使命已完成時，下一次革命就會取代它。而這本身也是一個革命的過程。
革命是歷史自身新陳代謝的機制。象動物的新陳代謝總由許多身體機能的合力共同組成一樣，革命也是由許多部分組成的有機整體。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真正的戰斗力量從來不是資產階級，而是最下層的人民；資產階級是領導性力量。對于處于革命前期的人民來說，資產階級與他們面臨著同樣的壓迫，只不過最下層的人民比資產階級更多了一層，資產階級的剝削。在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中，舊的王權專制在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壓迫和統治著下層的人民群眾，所以他們參加了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人民群眾要求把革命進行到底，推翻一切人壓迫人的制度，當資產階級已經通過革命擺脫了被壓迫地位的時候，他們才意識到，革命必須到此為止，穩固革命成果，迅速占領對國家的領導權，建立資產階級國家。因此，英國發生了光榮革命，法國革命迎來了拿破侖時代。當舊的王權專制已被推翻，舊的階級勢力已被消滅的時候，為了使革命“到此為止”，資產階級愿意采用所有的方式：無論是軍事強權，還是君主立憲，他們都能接受。
同一社會中不同階級的力量總在不斷地分化、重組、結盟、分裂。革命所需要的是一種最簡單的邏輯，即把復雜的社會階級關系處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集團，以一個反對另一個的方式進行斗爭。面對王權專制，資產階級就是人民的一部分；當王權專制被推翻時，資產階級成了統治階級；當資產階級國家建立起來時，資產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便開始分裂。大資產階級要求自由，小資產階級要求民主。小資產階級為了保證自己的力量不落下風，只好與人民結盟，在許多地方冒充人民利益的代表，盡力地涂抹他們與人民之間的客觀矛盾，爭取人民群眾的支持。但是，小資產階級很清楚，革命只能是一個威脅，而不是真正的斗爭方式，面對革命的真正威脅時，他們會立即倒向大資產階級的懷抱。
歷史就在這樣階級之間的斗爭中推進著，只要有季節，這種爭斗就總是不可避免的。而每一次爭斗，對人民來說，都是一個通過革命解放自己的機會。雖然從來沒有一次也不會有一次革命能夠畢其功于一役，但革命總在使人民離最終的解放越來越近。
但革命不是應召女郎，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它的發生自然有歷史的內在的線索。它所應負責的只是，它是否結束了那之前的不合理現象，開啟了新的歷史發展的可能性之門。革命為歷史所能提供的只是可能性，并非必然地、火車軌道般的方向。無論是認為革命必然導致獨裁還是革命必然導致“美麗新世界”，都是對革命的誤解。革命是歷史的十字路口，走向哪一個方向，取決于許多因素，它只負責把人們領到這個十字路口，而不負責幫人們選好下一步的方向。因此，即使是被驅逐出了革命后的俄國，別爾嘉耶夫也依然堅定的認為，革命本身并沒有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也沒有把革命后出現的不合理歸咎于革命。但是，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無視這些，他們只是夢囈般的吟唱著那早已過時的古老歌謠，為了否定革命，把革命前的瘡疤也說成是美麗的花朵，把革命后的瘡疤說成是革命的果實。1980年代開始的“重寫歷史”最終導致的只是《走向共和》，人們認為，在憲政的道路上，中國人這一百年來沒有前進一步，還在原地。而且，革命前的一切都被重寫得那樣哀怨，那樣憂傷，仿佛只要沒有革命，一個現代的、民主的、自由的中國就會老早實現。總結起來就是：革命錯了！
這樣的結論得之于這樣的判斷標準：革命是否錯了應該看革命的結果如何。可是，難道希特勒的父親應該為二戰的爆發負責嗎？難道兒子犯罪，父母生出他就是錯了并要為此負責嗎？要知道，只能是照腳的樣子去做鞋子，而不是按鞋的樣子規定腳的形狀和大小。腳在先，鞋在后，所以，只能是鞋適應腳，而不是相反。用革命事件的后果去評判它應否發生就如同削足適履一樣滑稽。
按照流行的描述和理解，革命成了像有人故意使壞在四周雪白的墻上釘了一棵釘子一樣，是個破壞行為。然而，事實這樣嗎？從來不是！革命是歷史這堵墻里的磚，雖然它的形狀可能不那么規則，但因為各種原因，它就是生長在那里了，有機地與它所發生的時代北京聯系在一起了。把革命理解為釘子就等于割斷了革命與歷史本身內在的、有機的、豐富的聯系。迄今為止，所有歷史上的革命無不如此。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同樣不能例外。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這個“二十世紀的亂臣賊子”一個人發動的，也不是東西飄零的幾個革命黨人的惡意造成的。它的發生是因為，清王朝無論內部還是外部都已經朽壞了：在內部，它已經沒有自我改善的可能了；在外部，它拒絕任何實質意義上的制度改良。而且，所有的改革措施最后都變成了陰謀。皇族內閣的出臺標志著晚清憲政改革的破產，它已經失去了所有可能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孫中山才敢斷言，清政府已無改良的可能，只有將七推翻。到革命前期，即使是較革命派遠為溫和的立憲派也受到了清政府的打擊和鎮壓，皇族內閣的出臺也使它失去了漢族士紳的有力支持。所有的跡象都表明，它可能馬上就會崩潰。而辛亥革命不過是適時的抽掉它的寶座下的一塊磚頭而已，它的整個統治階級大廈就轟然倒塌了。如果它仍然有生命力，何以不能自我修復，有效的完成對革命的鎮壓？難道是革命太強大了嗎？要知道，不是革命解放了全國，而是全國各省積極的響應了革命。
也許有人會認為，辛亥革命是對的，但卻不肯承認解放戰爭的歷史意義。那么，就讓我們簡略的回顧一下這段多少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歷史吧。確實，我們不得不承認，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曾經出現過一絲和平的希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經十分活躍，甚至連憲法草案都已制訂出來了。可是，這些又有什么用呢？在重慶談判中，國共雙方簽定了一個有可能帶來和平的協議，但這個協議究竟是被誰先撕毀的呢？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的中間力量活躍的結果無非是召開了一個憲法制訂會議，但不正是在那次會議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傷心透頂的嗎？他們看到，國民黨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惡棍，已經沒有任何自律意識了，對任何可能損害自身獨裁政治利益的讓步都不肯做出，所謂的憲法幾乎成了一個獨裁政權的加冕儀式。自由知識分子們只好“傷心去國”，大批的逃往香港，眼睜睜的看著一場戰爭爆發。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根本無力抵御和消解壟斷家族的政治力量，那就只有讓從延安出來的土匪們解放他們了。是的，逃到臺灣后，國民黨進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但如果不是在大陸的失敗和人民力量的巨大震撼，難道寡頭們真的會心甘情愿地發起一場“耕者有其田”的運動嗎？
在所有被稱為“革命”的歷史事件中，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是最棘手的一個，即使是部分的理解和同情革命的人，他們也不得不無奈地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歷史悲劇，是“十年浩劫”。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呢？對于它，現在的人們究竟了解多少？由怎么做出公正的評價呢？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1966—1968年的群眾運動時期，無論同時還存在著怎么樣的高層政治權力斗爭，一般勞動群眾熱情參加“革命”的原因只有一個，他們厭倦了這之前的僵化的等級制度。當曾經許諾給人們的一個平均主義的天國遲遲不肯出現時，只有等級特權越來越威脅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時，他們怎能不對“文化大革命”寄予厚望，怎么能不激動打倒當權派？
所有人類的制度中，沒有不依賴于等級維持的，人們按照等級的不同擁有大小不等的權力，受別人支配的同時，也支配別人。制度往往是這樣的，在它剛形成時，它還能保持比較大的彈性，人們也可以在這個權力等級中找到上升的機會；然而，隨著它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健全”，也就不可避免的越來越僵化，所有的東西都用死板的標準來衡量，上面的人們越來越不可能下降，下面的人們越來越不可能上升。當它的彈性逐漸消失時，它的自我改良機能也就消失了，也就越來越成了大多數人被束縛的桎梏，所以，只有打破它，才能以新的制度代替它。而革命就是制度變革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制度，還有等級存在，革命就永遠不會被告別，就永遠都會作為一項權利而被人民保留。所有“告別革命”的企圖都只能說明對革命的恐懼，從而反射出他們內心的倉皇與虛弱。
1989年事件使一度的文化熱戛然而終，文學，歷史，哲學倉皇的逃離了現場，留下了一片空白。然而，當1992年中國重新啟動、并在經濟改革上采取了比1980年代更為“激進”的措施時，一個市場經濟的時代突然的降臨了。海南，下海，股票，市場這些嶄新的概念成了中國話語場上的新寵兒，市場拜物教迅速地像瘟疫一樣蔓延開來了。文化，文學，歷史，哲學這些一度風光無限的概念沒有在新的話語場中取得位置，只落到了淪為邊緣。即使曾經在1980年代深情謳歌過市場的人，也不得不驚訝地發現，他們已不再是熱點了，人們再也不會相信文化，傳統這些大而無用的說教的東西了，他們需要的只是如何學會以最快的速度在瞬息萬變的市場里一夜之間變成暴發戶。新的偶像不再是作家，詩人和著名的哲學家了，而是那些通過雞鳴狗盜的方式暴富了的人們。
不甘寂寞的知識分子們曾經面對市場試圖發出自己的反抗聲音，但熱鬧的“人文精神討論”并未挽回敗局。到頭來，知識分子們不得不承認他，他們留下的只是一個蒼白的手勢，證明了的只是他們的驚惶失措。這個事件本身的過程便是一個最好的注腳：熱鬧只局限于知識分子內部，并未引起太多的社會關注。僅僅幾年后，當“悲壯已成往事”時，更讓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一個來自英國的年輕人，沒有任何名分，只是靠了一些毫無根據的數字炮制出來的富豪排行榜竟連年引起媒體的轟動。在有些人眼里一向被視為知識分子的記者也像追星族一樣跟在這些新的偶像后面大呼小叫，提一些傻忽忽的問題。而在所有被稱為媒體的地方，所有的商業廣告都不遺余力地渲染著一種“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成了重大新聞。
是的，那些依舊心懷革命的人們無奈的悲嘆道：革命死了。哀莫大于心死。革命不僅在形式上，在書齋里的理論上，更重要的是在人們的心里，的的確確的死了。知識經濟，全球化，信息時代，這些新概念的隆重登場總能吸引來人們的陣陣尖叫；知識分子們已經無須再遮遮掩掩了，他們在各種場合都擺出一副熱情謳歌和大膽暢想的樣子，為人們論證和解釋著這些概念，告訴凡夫俗子們未來的生活將會是什么樣的。上海的作家們則集體地懷念起那個曖昧的、身份不明的、燈光昏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的上海了。包身工被換成了歌女，政治勢力角逐換成了商場風云，工人罷工換成了各種PARTY，而魯迅則悄悄的被換成了張愛玲。革命的上海，封建的上海被告別了，而代之以一個歌舞升平、紙醉金迷的上海。周璇，夾生的英語，上流社會的沙龍成了上海的標志。而且，這曖昧的上海被眾口一詞的指認為“真實的上海”。“大上海”，“夜上海”，“上海灘”，“十里洋場”這些像閃爍的霓虹燈一樣閃爍著的字眼代替了那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上海。北京也流行起了八旗子弟們的生活方式和油腔滑調。熱中于現代性問題的人們像發現了一個新保障一樣，左看右看，上下端詳，惟恐有一個地方被遺漏。
臨近世紀末時，中國出現了兩本一度十分暢銷并成為文化熱點的書，一個是《現代化的陷阱》，一個是《格調》。而《格調》的英文版題目卻是CLASS。換言之，這兩本內容、趣味、讀者群都大像迥異的書都提示或暗示了一個問題，中國已不再只有一副面孔，它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面孔，貧富差距在拉大，階級分化在加速。下崗工人與民營企業家，財富人生與悲慘生活，棚戶區與高尚別墅，一面被遮蔽，一面被渲染，被渲染的這一面成就了中國1990年代的新意識形態，成就了“半張臉的神話”。
在今天的語境中。意識形態這個詞語也許是復雜的，正因其復雜，所以才讓人覺得危險。我們無法判認，究竟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是意識性，還是“半張臉的神話”，“市場拜物教”才是意識形態。更奇怪的是，在許多情況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往往最熱中于為“市場拜物教”提供理論上的支持。對大多數人來說，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說教與“半張臉的神話”、“市場”并存共生，能夠和平共處，相安無事。馬克思主義天然的批判力就被這樣奇怪而復雜的現實消解掉了。正如廣場的內涵被從政治意義轉換成為大型商場一樣，表面的詞語絲毫未變，而實質內容已經面目全非了。世紀之交剛過，人們就迫不及待的要求“結束20世紀荒唐的仇富運動”，“讓民營企業家參政”，讓中國完全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而這一切，沒有1990年代以來日益活躍的媒體就無法完成。文化的政治成了政治的文化。
但是，如果我們愿意承認，所有這些揚富抑貧的文學、新聞、輿論和道德是一種意識形態，那么，我們就必須反問，它是屬于哪個階級的，它為什么選擇這樣的姿態和立場？首先必須確認，意識形態變化與社會權勢轉移密切相關，它從來只反映在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意志和訴求，它是權力在精神領域的投影。就具體的1990年代中國而言，政治權勢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變得復雜愛了，原來的官僚集團獨自掌握一切權力的狀態漸漸被打破了，在社會、文化領域，資本滲入與擴散得非常快。就媒體而言，一方面他，呵在政治上仍然受到嚴密的控制，但在生活方式的宣揚與塑造上，它完全服從以廣告和其它形式滲入的資本。因為，1990年代的意識形態在現實層面上——而非官方說教的層面上——同時受到官僚集團與新興資本力量的共同掌控：政治權力迫使其服從于自己的政治意圖，資本則利用它為人們制造新的欲望和商業機會。對于大多數文化受眾而言，他們無法辨認與抵制這種文化工業的制成品，因此潛移默化的受到影響。即使毛澤東像章和革命歌曲的重新流行也是商業主導文化的一個有效證明，世紀之交出現的《切？格瓦拉》所張揚的理想主義能夠取得巨大社會反響的主要原因也是商業。編導人員們充分地理解和把握了這種生存狀態下人們的心理需求，所以才有“革命就是要狠狠做秀”這樣的新格言。
但是，革命不僅曾經是文化的主題，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它的出現和發展需要人們意識到商業時代里文化的蒼白和乏味，并勇敢的反抗，在這個過程中創造一種全新的充滿活力的文化。而對相信傳統的人來說，必須使他們意識到所有的傳統都是人創造出來的，近一百年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傳統不是別的，正是革命在“革命死了”和“革命萬歲”這兩種截然對立的聲音中破浪前行。
文化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革命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文化。告別了革命的文化是毫無生氣的偽裝的生活情趣。革命的復活意味著真正的偉大的生活方式的復活，意味著對一切布爾喬亞式的文化偽裝的揚棄。
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2003年10月到11月12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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