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
圖書作者：李毅    ISBN：

第一章 引論

第一節   本研究項目的確立

本研究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如同卡爾和吉彭的《美國階級結構》(Gilbert, 2003)。本研究旨在建立中國社會分層的實際模式，如同“圖示1-1吉彭-卡爾模式：（美國的）階級結構”（同上，第17頁）?；谙鑼嵉馁Y料，本研究終于建立了這個實際模式,這就是“圖8-1李毅模式：中國社會分層1952-2003”加上“圖示8-1李毅模式：中國社會分層2005”。以下各章描述和分析這個模式的起源、結構和演變。

眾所周知，由于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全球力量對比正在改變（Hoge，2004）。可是，盡管中國在世界上越來越強大，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還是遠遠不足。這種不足已經不利于美國國家戰略利益，使得了解中國尤為迫切。一九七二年，費正清總結道：

我們如何總結1949年以后的中國政策呢？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不參與中國內戰非常明智。1950年底麥克阿瑟向鴨綠江推進是愚蠢的。大概只有斯大林從中美朝鮮戰爭中獲益。基于完全誤解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隨后杜勒斯五十年代對北京的冷戰是根本錯誤的，完全不必要。尼克松訪華終于將我們拉出了錯誤的泥淖，可是要到達堅實的土地，我們實在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Fairbank，1972，37-38）

如果美國領導人對中國社會有起碼的了解并致力于協調，中國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有可能避免。芭芭拉·塔克曼就認為這些沖突本可以避免。1945年一月，毛澤東主席給羅斯?？偨y寫了一封親筆信。在信中，他懇請允許他本人或周恩來前往華盛頓建立友誼和相互理解。這對毛主席非同尋常，因為主席從未離開過中國，并且他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斯大林。但羅斯福從未回信。美方對此事知之不多，目前在美方檔案中找不到這封信的英文譯本，可知羅斯福從來就沒有收到這封信。這封信在七十年代末期全文刊登在中國的《文摘報》上。塔克曼斷言，如果毛澤東去了華盛頓，那么：

由于同美國的聯系，共產黨的威望和實力會增強，共產黨的必然崛起和國民黨的必然沒落將會加快。這個國家已經被戰爭折磨得筋疲力盡，三年內戰或者根本就打不起來，至少戰爭的時間可以縮短。要不是美國持續支持注定失敗的一方，延長了內戰，就不會引起最終勝利者的反感……如果不是惡意相向，我們就會同人民共和國建立某種層級的聯系，得以在危機期間保持溝通；如果中國不是出于對我們的仇恨和猜疑而同蘇聯結盟，可以想見，根本就不會有朝鮮戰爭及其惡劣后果……我們可能根本就不會去越南。（Tuchman，1972，45-46）

二十七年過后，雙方高層才開始會晤。直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才在著名的北京之行中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中美兩國人民都有權力問，如果沒有這個二十七年的時間差，世界歷史將會多么不同??！

美國社會學的中國研究越來越興旺，社會學家們也認識到方法論的不足。要從整體上認識中國，就要了解傳統的中國社會分層的各個方面及其對人民生活的實際影響。

美國社會學的中國研究一共有過四次階段性的總結，均刊載于美國《社會學年鑒》。1977年，懷默霆、傅高義和白威廉發表了第一篇總結，題為：“世界各地區的社會結構：中國大陸篇”。他們總結道：

    出于多種原因，“中國經驗”非常有用，可以用來檢驗通行的關于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社會學理論。首先，傳統的中國社會結構同社會學家們熟知的西方社會很不相同。僅舉幾個特征，中國沒有制度化的教會和強大的宗教精英，一個高度發達的世襲皇權體系，運轉在一個中央集權的（而非封建的）的政治結構中，注重社會地位的差異和通過嚴格考試實現社會向上流動并存。盡管今天中國被劃分為發展中社會，她的歷史迥異于任何其他的第三世界國家。她有高度發達的文獻和官僚制度傳統，而直到十七或十八世紀，她的科學技術都遠遠領先于歐洲。中國從未經歷過完全的殖民統治，中國早就發展出一個全國性的城市網絡，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很久以后的殖民時代才誕生了主要的沿海城市。迄今為止，她仍是在單一政府治下的最大人口。這些差異會影響中國現代社會變遷的進程，我們認為，中國的發展道路將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其余部分。（Whyte，et al, 1977, 179-180）

第二篇總結，是魏昂德在1989年發表的“中國革命后的社會變遷”。他發現，戶籍制度和單位制度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兩大顯著特征。

        這種模式的第一大特征是顯著缺乏居住流動和工作流動。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食物定量配給把農民綁在農村，把城市居民限定在街坊鄰里。這套系統有效地制約了農民向城市的流動，并使當局得以將一千六百萬城里的年輕人安置到農村去。(Walder, 1989, 410)

繼而：

這個模式的第二大特征是工作場所與居住場所的緊密結合。農村的生產隊自然完全結合了工作場所和居住場所。在城市里，單位擁有的住房占中國城市房源的30%至40%。單位分房是單位職工獲得新房的主要途徑。許多大型企業，特別是在城市邊緣的大型工廠，是集醫院、學校、政府機構的、自成一體的社區，大部分職工都住在工廠自己的住宅區以內?！?… 這些單位表現出驚人的集體消費的模式…… 在這些社區里，政治經濟權力與龐大的政治組織幾乎完全融合。… ... 這些社區的官員不但支配強大的政治組織，他們還對分房、分配消費品、漲工資、和提拔與否有廣泛的支配性權力。好幾項研究發現，這導致了人治、人身依附、和拉幫結派，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更進一步，在工作場所對行政分配的依賴，加上官方分配消費品和物資短缺，導致拉關系的不正之風，導致拉關系才能獲得緊缺的商品、服務和各種機會。（同上，411）

魏昂德也注意到了中國城市-農村之間的鴻溝：

七十年代，中國城市的收入分配比許多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要平均得多。即便在社會主義陣營內，中國的收入不平等也幾乎是最低的……但是，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越來越突出的是，盡管城鎮內部和鄉村內部的收入很平均，不同地區的農村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差別沒有縮小，而是顯著拉大。城鄉收入差別從五十年代的大約2比1擴大到3比1至6比1，如果算上國家對城市的住房和食品補貼。糧食、食油、棉布、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差別大得驚人。不同地區農村之間的收入差別和消費差別也在加大。七十年代末，中國不同地區之間卡路里攝入量的差別超過印度、巴西和印尼……一個沒有回答的重要問題是多大比例的非工資收入以集體消費的形式變成了城市單位的福利。眾所周知, 住房、醫療、服務及其他行政分配的消費品和的獲得與質量取決于單位的規模和行政級別……隨著集體農業的結束和城市私有經濟成分的逐步擴張，許多人預言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收入不平等日漸加劇的時代。（同上，414－415）

魏昂德總結到，中國的社會流動基于中國的社會分層：

一項對年輕移民的大型調查發現兩種人在重點高中里比例特別高：黨政軍干部子弟和知識分子的子女。第一類人受惠于他們的既得地位；第二類則受惠于受過教育的父母創造的家庭環境。但是，工人農民的孩子就沒有那么容易考上重點學校，有的甚至連普通高中都考不上。既得地位是看人下菜的保護傘：權貴可以從一開始就把子女送進最好的學校，沒有背景的孩子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同上, 418)

中國經驗顯示明確的社會分層影響到所有經濟生活領域。

第三篇總結，是倪志偉和馬休斯在1996年發表的“改革中國家社會主義的市場轉型和社會轉型”。他們發現：

一個地區人均收入的增加，與當地干部的社會認可的收入緊密相聯。于是，地方干部就有動力通過發展鄉鎮企業提高本地總體生活水平。這樣，地方干部和農民之間的關系本身變得不再那么嚴重隔閡，因為這些地方干部致力于本地生產力的市場化。（Nee and Matthews, 1996, 410）

第四篇總結，是邊燕杰在2002年發表的“中國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邊燕杰坦陳“為了給這篇總結準備參考文獻，我積累了1980年以后出版的三百多篇相關的英語文獻和許多中文文獻”（Bian, 2002, 91）。但是，盡管參考文獻眾多，他總結道：

對于研究中國城鄉正在產生的社會階級重視不夠，現有的研究由于社會分層賴以產生的社會經濟結構正在質變而受阻。因而，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評估是對未來研究者的召喚。（同上，98）

美國社會學的社會分層理論(Grusky, 2001)沒有問題；美國社會學對美國社會分層 (Gilbert, 2003) 和美國統治階級 (Gye, 2002) 都有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評估。這里值得重視的問題是，為何不能對中國社會分層做同樣深刻與可靠的研究？為什么對中國社會分層的研究成了例外？為什么眾多學者沒能聽從邊燕杰的召喚，給出“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評估”？

仔細考察邊燕杰的參考文獻就可以發現，有關研究都只是研究中國某個地區、某個歷史時段的一個或兩個社會階級。沒有一個研究試圖把中國社會分層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建立一個中國社會分層的整體模式，像卡爾和吉彭的模式一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本研究旨在填補這個空白。本研究展示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及貫穿中國歷史兩千多年來決定結構和演變的各種因素。本研究著眼于描述中國革命劇變之前和之后的社會分層模式，分析其變與不變。本研究顯示這些模式之間不僅互不沖突，而且相互依存，并且正是這種相互依存本身構成了整體的生命。

沒有對中國社會分層“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評估”源于沒有對中國干部制度的認識。干部居于中國社會階層金字塔的頂層，農民、工人和資產階級均在其下。盡管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干部階級[i]仍然是屬于10%的中國社會上層。缺乏對中國干部制度的認識是現存研究無法建構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主要原因。對中國的農民階級[ii]、工人階級[iii]、資產階級[iv]的研究已經不少，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對干部階級完整而及時的研究。

本研究試圖從三個方面分析中國社會分層。首先，著重分析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和演變中的干部階級，如同托馬斯-戴的名著《誰運行美國？》（Dye，2002）。第二，分析和建構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模式，如同卡爾和吉彭的《美國階級結構》（Gilbert, 2003）。最后，對于中國社會分層模式何以獨立演變而又深受國際形勢的影響提出歷史的解釋。

本研究力圖應用歷史社會學方法論，因而本章第二節將回顧研究中國的歷史社會學的獨特性及其表現形式。本章第三節將簡要討論研究中國的社會學理論，作為本章總結。我將正式提出兩個理論，一個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另一個是建立民族國家的積淀論。

第二章簡短回顧當今中國社會分層的起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社會分層。中國有五千多年歷史，中國作為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也有兩千年的歷史，我將首先討論造成這種延續性的原因。成功維持一個大統一國家，靠的是理性的政府結構加科舉制度、務實的意識形態、科學的世界觀而非官方宗教。在其他亞洲國家和西方世界發展過程中，古代中國展現出的深遠影響直到今天還比比皆是。

第三、四、五、六章的結構大體一致。每章開頭簡要概括強烈影響中國社會分層結構演變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接著，我將運用圖表討論這一階段的中國社會分層。每章的主體描述和分析與中國社會分層和干部制度相關的主要問題。

第三章概括了到一九五九年為止的新中國社會分層。第四章涵蓋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中國社會分層，著重分析文化大革命（1966-1978）期間的社會分層。這二十年中國社會變化動蕩；美國對中國先敵后友，蘇聯對中國先友后敵；為消滅城鄉差別，取消全國高考，八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第五章考察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的情況，著重考察干部制度。在這個階段中國社會相對平穩，因為鄧小平把全國的工作重點從戰爭準備轉移到和平經濟建設上來。這時期出現了農民工階層，并重新出現了資本家階級。鄧小平恢復了高考，平反了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第六章是關于1993年以后的中國社會分層，討論冷戰結束及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城市社會分層巨大變化的影響。

第七章討論高考制度、戶口制度、單位制度對中國社會發展與社會變遷的不可或缺的一面與嚴重損害的另一面。最后，第八章總結全書，也討論黨在中國社會分層中的位置，并展望未來中國社會分層。

不久以前，亨利●基辛格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議題：“智慧”與“遠見”的重要性：

由于信息的巨大數量總是超過我們的處理能力，一條鴻溝出現在信息與知識之間，或者更甚，出現在知識與智慧之間……在技術革命提供了整理信息的非凡工具的同時，成功執行外交政策依賴于感知未來和把握未來的敏銳直覺。領導能力是一門連接經驗與遠見之間的鴻溝的藝術……歷史研究和哲學研究，這兩門對完善領袖才能最為相關的學科，在全世界到處被忽視……美國教育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把計算機時代的人從信息處理提高到去培養對我們社會的前途的遠見。(Kissinger, 2001, 284-286)

在美國社會學里，我們把這類“智慧”和“遠見”稱之為“社會學想象力”。在運用社會學想象力分析中國時，我們要記住以下六點。第一，必須把社會看作一個整體，看它的過去、現在、未來，看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這是社會學研究的基石。第二，必須看它的階級結構，仔細解剖它的構成；必須搞清楚社會組織的關節點。第三，必須把中國放在國際大環境里考察。第四，應該看到，在始于一八四零年、長達兩百年的社會重組過程中，一些急劇的社會重組（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不過是一些小事件。第五，抵御外敵入侵的戰爭準備，一直是一八四零年以來中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基本點。第六，在建設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內因素從來都與國際因素直接相聯。

除了這六點，還有三點也要牢記。第一，中國一八四零年以后經歷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圖表數據將會顯示，中國社會的結構總是取決于中國工業化的階段和速度。第二，許多事件都不是“決定性的”或“因果性的”。許多事情是“歷史的偶然”。例如，可以推測，如果羅斯福在一九四五年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或許就不會有越南戰爭(Tuchman, 1972)。第三，必須牢記，最高領導人能干或無能會加速或延緩國家的發展。我們決不能把結構與行動者割裂開，例如在中國，（如果沒有一個英雄一統天下，）一場內戰就有可能延續五百年之久。

   第二節  方法論：研究中國的歷史社會學

1. 方法論的困境

本研究應用定性研究和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邊燕杰陳述了建立中國社會分層實際結構的方法論上的種種困難：

缺乏可靠的數據大概是最嚴重的問題，因為數據通常都是限于某個時段的、某個方面的、并只限于某一、兩個地方，從而限制了任何全國性的研究……

但是，這個研究項目受到嚴重的阻礙。收入，作為關鍵的因變量，存在嚴重的系統性的誤差。轉型期經濟的相互沖突的規則導致農村和城市領工資的人故意而合理地隱瞞了許多不出現在工資單上的收入來源，更不用提那些新貴在任何問卷調查中扯謊，掩蓋高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灰色”或“黑色”收入。福利性收入也很相關，但是就連三項最主要的福利性收入，醫療保險、養老金、和失業保險，都還沒有充分研究……

在中國，要建立各種社會地位如何獲得的模式所需要的普查或調查數據，至今還是極難獲得。(Bian, 2002, 103-105)

但是，如果學者們能夠建立古希臘、古羅馬、和古代中國的社會分層的實際結構，我們怎么會找不到對現代中國社會分層的可靠評估呢？從所謂科學的社會學的標準出發，數據的確不夠。但是，我認為，從定性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建立這個模式的數據已經足夠豐富了。

進而言之，所謂科學的社會學的標準本身就很成問題。在美國《社會學年鑒2002》的開篇，列伯遜和林充分討論了這個問題：

所謂科學的社會學的標準，源于古典物理學，是一種完全不適合于社會學的自然科學模式。其結果是，我們所用的手段對我們追求的目標有害無益、適得其反。甚至那些擯棄這種手段的人也將物理學作為他們的基礎。盡管意識到任何自然科學都不能自動成為我們社會學工作的樣板，我們建議，達爾文的進化論提供了一個遠為合適的模式，用來結合理論與研究，因為他所遇到的困難和我們遇到的困難的十分相似。其中包括，要基于調察數據而不是實驗數據來得出一絲不茍的結論；要有能力處理大量多樣化的數據，把他們放進一個相對簡單的系統，這個簡單系統不包括一大堆我們稱之為自變量的東西；能否預測未來不作為檢驗理論是否完備的標準；在支撐理論和發展理論的證據都不充分時運用理論的能力。

進化論運用了一套強有力的機制，使我們對事物的了解越來越全面細致。這樣，它有助于理論處理各種特殊的原因，原因在不同環境中有所不同，在不同環境中各種原因的作用亦不相同……

換句話說，你怎么樣能夠設立一個標準從而使一個人有能力分辨麥粒和麥殼?我們沒有現成的答案，但可以肯定，這種能力部分來自于直覺，一向如此；這種能力的另一部分，要求我們對什么時候證據確實與理論相符合、什么時候證據是前后矛盾的、什么時候我們不得不說“證據根本不存在”，有一個清晰地思考……

通常，與已經發表的文獻所展示的完全不同，自然科學研究和社會學研究都更具直覺性、更為零散、更加非線性、更加不正規，是個不斷失敗、不斷研究的過程……

達爾文的一項偉大成就是將大命題歸結縮小到具體問題……

毫無疑問，進化論致力于一個巨大的命題，但進化論的結構中只有幾個數目不多的原則，而不是一大堆數不清的可能的變量……

最后，一個著重于總體分布的本質而不是總體中的每一個個體的理論，是一個簡潔的理論，這個理論有助于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避免所謂的喧囂和停滯。

社會學總是忽略不同原因之間的區別，而這種區別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旧?，那些導致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在表面上與事件之間并無直接因果關系……

進化論并不認為所有的原因都發揮相同作用，而認為這些原因之間存在一個相互作用的等級序列，所以寬泛條件的存在是狹隘條件起作用的必要前提。因此，嚴格區分基本原因和非基本原因至關重要。(Lieberson and Lynn, 2002)

本研究建立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把巨量的、多元化的數據融入一個相對簡潔的結構，而不是去搜尋一些自變量。本研究考察中國社會分層的演變，判定那些證據與演變密切相關，而那些證據毫無疑問是自相矛盾的。

2．定性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

本研究應用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在美國《社會學年鑒2004》中，馬霍尼指出：

比較- 歷史分析由于對社會科學知識的產生有顯著貢獻而備受推崇……研究生院普遍不教比較-歷史方法論……因為許多搞統計研究的人根本沒有接觸過比較-歷史方法論，他們缺乏理解和評價比較-歷史研究的背景。因而，他們對比較-歷史研究所提的建議有時并不恰當。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包括在方法論領域中給予比較-歷史方法論更重要的地位。第一步，是要讓搞統計研究的人認識到，對于建立有效的因果關系或者描述推論，量化分析不是唯一的或者必然最好的辦法；事實上就許多研究課題而言，比較-歷史方法能夠、而且應該是更好的解決辦法。(Mahoney，96-97)

本研究應用定性研究方法論，本研究從現有關于中國社會的出版物中提煉要點并作出概括，呈現出一幅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和演變的條理分明而一以貫之的圖景。它與定量研究相比在以下各方面有所不同（見表1-1）：

黑格爾指出：

花朵開放的時候花蕾消逝，人們會說花朵把花蕾否定了；同樣, 植物結果的時候，花朵又被解釋為植物的一種虛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實是作為植物的正式形式出而取代花朵的。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相互取代、互不相容。但是，同時，正是他們的相互取代使得他們成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中的一個環節，它們在這個有機體中不但不相互抵觸，反而相互必要；而正是這種相互必要性構成了整體的生命。(Hegel, 1807/1977, 2)

真理就是整體，而整體就是本質在發展過程中走向完滿，豈有他哉。(同上, 11)

本研究應用這種對區隔、共性、和相容性的理解。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演變是一個整體，對整體的理解過程就在于把握不同的結構。這些結構不但不相互否定，反而相反相成。

表1-1.比較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

來源: Neuman, 145。

3．研究中國的歷史社會學的演變

歷史社會學通過研究過去來確定人類社會如何運行變化。但是，在歷史社會學的漫長歷史上，很少有歷史社會學家感到有責任研究中國社會的結構并由此得出若干結論。只有到了五十年代，才有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1963)孤身前行，開始研究中國。他研究、比較了中華帝國、埃及帝國、巴比倫帝國、波斯帝國、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印度帝國、阿拉伯帝國、以及歐洲諸帝國。其結論是，這些帝國包含了不僅現代專制而且現代民主的各種種子。這些種子包括：一個相對統一和集中的國體，科層化的行政管理，以及精英之間為了獲得有關社會集團的支持而進行的制度化的政治斗爭。

繼而，在其他歷史社會學家依然忽視中國的時候，摩爾和斯卡齊波爾研究了中國。摩爾（Moore, 1966）的研究課題是晚清的衰落和共產黨的興起。他試圖回答為什么在世界政治體系中國與國之間會有所相同或有所不同（只要想一想英法美的民主制度、德日的法西斯主義、蘇中的共產主義）。他的答案是，每個國家前工業社會農村中地主和農民的關系從根本上決定了政治穩定與否。他解釋說，農產品的商品化是關鍵過程，因為它在提供食物的同時，產生了賦稅的來源。

斯卡齊波爾和梯利都是摩爾的學生，但他們的研究角度與摩爾的農產品商業化有所不同。斯卡齊波爾（Skocpol，1979）著重研究國家與革命，尋找革命的原因與后果。在摩爾和華勒斯坦的洞見和研究基礎之上，她考察了現代國家的建立和世界體系之間的關系，發現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一樣，直接源于這三個國家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失敗。她斷言，這三大革命都源于這三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下滑。

盡管梯利在他的名著《大結構、大趨勢、大比較》中沒有直接研究中國，梯利的分析對中國研究有所影響。他宣布：

在我們這個時代，很難想象，要對長期的結構變遷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們可以不把這個變遷直接或間接地同兩個相互依賴的巨大過程聯系起來：民族國家的建立，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形成。我們面對的是把大結構、大趨勢、大比較整合到歷史中去的挑戰。(Tilly, 1984, 147)

這個觀點對認識中國的發展十分關鍵，我們已經看到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形成如何你中有我、相互參與地發展。我們必須站在這個高度來看待中國歷史。梯利關于戰爭的觀點同樣重要。梯利論證了戰爭在歐洲各國建國過程中的顯著作用，他因此也不自覺地揭示了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國家建立的基石。一個國家的戰爭行為，無論防御或進攻，都需要榨?。杭{貢、租金、現金流通稅、債券和收入，這些都反過來使得國家更加卷入裁定、分配、生產、監督、和社會一體化。

最后，梯利簡要研究了古代中國成功建立國家的原因，但他沒有找到答案[v]。梯利發現，中國與歐洲有重大區別：中國的戰國時代和歐洲的無政府狀態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邊患威脅到國家的統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大得讓歐洲人無法想象。一個朝代衰落了，另一個朝代起而繼之。然而，羅馬帝國衰落后，再也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擁有同樣的幅員。梯利認為，歐洲自下而上的社會結構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結構，更為完整、連貫、周延。這是試圖在歐洲大陸重建羅馬帝國多次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將在第二章詳細解答梯利提出的這個問題。

過去一百多年來，研究中國的社會學一直面臨一個難題的挑戰。中國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瑪仕（Marsh, 2000）發現，韋伯的解釋完全錯了。近來，基于世界體系理論和更多的實際研究，答案越來越清楚了(Marks, 2002)。第一，這是歷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種文化上的原因或社會組織上的原因：

資本主義崛起的關鍵不是歐洲封建社會文化上的獨特性和社會組織上的獨特性：既不是歐洲國家之間主權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歐洲基督教王國的規范性和諧。不如說，是歐洲封建社會的背景，一個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貢制的積累方式，積淀在亞非歐大陸的奢侈品生產銷售網絡的市場力量之中，使資本主義積累方式最終取代了朝貢制的積累方式。不是東方衰落了，而是西亞和東亞朝貢制的持續強勢阻礙了資本主義在那里成為主導。歐洲是在合適的地點與合適的時間迎接了資本主義主導的興起。(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89-190)

第二，中國科學技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競爭。資本主義的興起是與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緊密相連的。但是，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Needham, 1954-2003)告訴我們，古代中國在科學技術上成就斐然。我們還知道古代中國經濟活動的高度密集性和高度商業化。區別不在于有無企業家精神，而在于政治領導人對于革新和技術的態度。與歐洲領導人相比，世界其他地區的領導人對革新和技術的感情復雜，有時候還抱有敵意。那么，為什么西歐在十七世紀成為技術革新的中心呢？原因就在于當時歐洲列強爭雄的殘酷現實。碰巧，在十七世紀，技術革新有利于大大提高生產力，從而縮小時間和空間對歐洲列強爭雄的限制(Wallerstein, 1999, 139-140)。古代農業中國民族國家的衰落，就是因為兩千年來沒有受到一個更先進的工業化民族國家的挑戰。

 第三節     理論：研究中國的社會學

中國研究在各個學科蓬勃發展，各個學科都有概述性的著作來總結本學科中國研究的精華。在歷史學，我們有費正清和古德曼的《中國：一個新歷史》（Fairbank and Goldman, 1998）和孔寶榮的《以東亞為中心：與世界互動的四千年》(Cohen, 2002)。在經濟學，有麥迪遜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Maddison，1998)和諾蘭的《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Nolan, 2004)。在政治學，有李侃如的《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Lieberthal，1995)和薩奇的《中國的治理與政治》（Saich, 2004，第二版）。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中國研究方面也有類似的著作。不幸，在社會學領域，盡管有關于中國的大量的社會學研究，還沒有類似的著作。

人文社會科學在中國研究中自然有所分工。歷史學探索中國的過去；經濟學聚焦于中國經濟；政治學考察中國的政府。社會學的責任就是要呈現中國社會的整體圖畫。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社會學最明顯的特征就是把握社會的性質，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在中國研究方面，社會學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展示整個森林而不是若干樹木。在我們展示整個森林之前，一些關鍵問題必須厘清。那就是中國社會的性質、國家建立的積淀論、中國與全球化的關系，以及美國與中國的關系。

1.中國社會的性質：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社會與東亞遲發展者

如何定義中國，對于頂尖的專家都成了大問題。1997年10月22日，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頂尖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提醒美國公眾：

試圖向美國公眾介紹中國是件很困難的事，因為我們的定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根本不適合用來描述 今天中國的實際情況。例如，中國經濟已經向市場經濟走得很遠，無論如何都不是計劃經濟，但是同時，市場力量又鮮于控制實際的生產、價格、誰來獲益。不如說，在他們經濟的幾乎每個層面都有某種官方干預，以至于我們可以稱其為“討價還價”經濟—一定要同政府討價還價，你能不能盈利有三分之二取決于政府。所以，當你試圖向美國人民解釋中國經濟是個什么樣子，怎么說都說不清楚。

同時，中國總是絕對宣稱自己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而繼續干許多同社會主義毫不相干的事情。現在，中國上上下下的領導干部都被告知，要少談主義多干實事。干你該干的事。怎么行得通就怎么干，再在上面蓋一層意識形態的外衣，反正你得有個說法。中國的國有企業，整體來講，對他們是個沉重的負擔。除了少數例外，他們現在正盡量將所有的國有企業包裝上市。他們將這種轉變稱為從國有到公有，所以仍然是社會主義。好了，如果股份制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那么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美國了。這兒就遇到定義的問題了。所以，我想，當你想要告訴美國人民中國是怎么一回事兒，就出問題了。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現有的各種定義與中國都不怎么符合。[vi]

沒有合適的定義，就無法達成對中國的共識，就無法制定堅實穩定的中國政策，以服務美國國家戰略利益。面對紛紜復雜的社會現象，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透過形式看內容。不了解社會的性質，鋪天蓋地的數據很容易遮蓋本質和內容，導致對社會整體的曲解乃至完全誤解。當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有四個主要方面：(1)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人口最多的國家，(2)一個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社會，(3)一個世界體系中的遲發展者，(4)一個東亞國家。

這里我們需要概念分析(Mahoney, 2004, 93)。宏觀社會學(Sanderson, 1999a and 1999b; Patrick 和 Lenski, 1999) 認為，人類社會分成狩獵和采集社會、園藝社會、農業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或者信息社會。相同類型的社會一般具有相似的社會結構。宏觀社會學中沒有“共產主義社會”這個概念。在宏觀社會學的分類中，中國是個典型的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社會，意味著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農村，依靠人力而不是機器。

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社會，這個性質決定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社會分層、社會組織、政治經濟、城市化、社會保障、教育、家庭、社會流動、人口和環境、社會控制、社會變遷、國際地位和外交政策。和其他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社會（例如印度、印尼、越南）相似，今天的中國更像十九世紀末的美國或者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其時這兩個國家都還是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社會。

直到十八世紀，中國一直處于亞非歐世界體系的核心。歐洲長期處于世界體系的落后的邊緣，向中國輸出金銀換取絲綢和瓷器，以滿足歐洲資產階級的需要。對歐洲人來講，尋找能在對華貿易中替代金銀的東西，是個艱苦而漫長的事情。這使得他們最后找到美國西洋參和印度鴉片作為進口替代?！皻W洲和西亞都力圖獲得進口替代品，以避免昂貴的對華貿易，并通過賣給臨近的國家賺錢”(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91)。中國在亞非歐世界體系中坐頭把交椅不是依靠軍事力量?！岸侵饕捎谥袊洕图夹g的先進性造成的不平等交換……‘技術尋租  ’ 是歐洲和中國之間不平等交換的基礎。 ” (同上，191-192)。

遲發展者“為了動員資本和壓低工資，傾向于喜好專制政府”。國際環境“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條件”，對遲發展者尤其如此?！巴獠繅毫娖雀鲊鴮で蠛线m的軍事組織結構，而軍事組織結構又反過來重鑄了國家的內部結構。國家內部權力分配的變化又影響未來的政策和統治方式”(Evans and Stephens, 1988, 744)。

對遲發展者，市場的有效運行常常與強大果斷的國家政權相連，而市場失靈往往源于國家沒有自主權和政府低能……戰后的日本、四小龍和現在中國的強勁崛起，都顯示出國家干預同市場導向相結合十分有效。有關研究表明果斷的國家機器有助于有效的市場導向政策，同時也表明使私營企業缺乏自主權和政府低能的國家機器必然破壞市場、傷害發展。

國家政策和市場當然不會只向一個方向運動。政治考量決定了通往工業發展的國家政策，但這些政策反過來對國家的政治基礎產生影響……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增加財富、提高教育水平和識字率、發展大眾傳媒、促進收入平等、擴大中產階級，這些反過來又促進了政治民主化。(同上， 744-752)

中國革命之后的發展歷程顯示中國的發展道路符合上述所有方面，是典型的遲發展者。

用那些意識形態化的定義，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專制主義、計劃經濟等等來描述中國是不合適的。二戰以后六十年來中國和世界社會變遷的滄海桑田使我們更容易看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并存于所有工業化國家和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常識以為，市場導向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干預就是社會主義。事實證明，這種常識根本就是幻覺。最新的研究表明，國家干預的強弱并不取決于意識形態姓資還是姓社，而取決于其發展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即便在高支出的歐洲也沒有一個政府花費本國GDP的五分之一，通常為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到1950年，所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的稅收都超過GDP的五分之一，美國幾乎是四分之一，可是沒有一個超過三分之一（包括法國、德國和英國）。到1997年，經合發組織成員國加權平均的公共支出總值占GDP的39%，稅收收入和其他來源占38%。除了新成員韓國以外，沒有一個政府的支出低于GDP的三分之一。(Therborn, 2000, 2)

現在的中國，稅收僅占GDP的18%。要加強義務教育、社會福利、基本建設和公共設施都需要政府控制更多的財政資源。

關于民主化的研究更有啟發性。林茲和史蒂芬(Linz and Stephan 1996) 出色地指出了民主化的規律。他們指出，認定民主化就是“選舉加市場”是有害的，而更有害的是以為民主化可以成為一種“浪潮”。林茲和史蒂芬指出了民主化的一個先決條件和五個方面。先決條件是必須先有一個民族國家。五個方面包括：1）一個公民社會有結社和通訊自由；2）一個政治社會有自由和包容性選舉形成的凝聚力；3）法制的立憲政體；4）一個國家機關有理性和法制的科層規范；5）一個經濟社會有制度化的市場。綜合這五個方面來看，今日中國并不比俄羅斯和印度更不民主。

必須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分析當今中國社會的有效方法論。在今日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生產力之上，建筑著龐大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今日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社會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意識決定中國的存在，而是中國的存在決定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意識。在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工業生產力同農業社會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這些農業社會的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于是爆發了1949年之前的中國革命。現在的改革將持續調整生產關系中不適合生產力的部分。在農業生產力向工業生產力的轉變過程中，全部龐大的農業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必將或慢或快地向工業和后工業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發生變革。

按照羅斯托(Rostow, 1959/1991)的經濟發展五階段論，中國社會正處在“起飛階段”的中期。同時，按照奧甘斯基（Organski, 1965）的政治發展五階段論，中國社會正處在 “初步統一階段”的末期和 “工業化階段”的中期。我認為，政治發展階段與經濟發展階段直接相關。確定實現普選的合適時機，必須同時兼顧經濟發展階段和政治發展階段。最佳時機，應該是在經濟 “起飛階段”已經完成，和政治發展的“統一階段”和 “工業化階段”也已完成的時候。搞得太急，比如印度，會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害。搞得太遲，比如蘇聯，可能造成社會分裂。對在中國實現普選的最佳時機必須深思熟慮，這樣對中國好，對世界也好。

2.國家建立的積淀論

正如梯利指出，建立現代國家是人類社會最近五百年來兩大進程之一。幾十年來，研究“積淀”的重要性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界的共識。我認為，最重要的積淀，就是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積淀。在國內，沒有從前國家的社會體制的積淀，后來的政權很難穩定社會。在世界歷史上，發達國家的社會體制總是自然積淀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要學習、適應、借鑒發達國家。

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積淀，古今中外，無所不在。在東亞，先進的中國社會體制積淀于日本社會、朝鮮社會、越南社會，如同歐洲社會積淀于早期美國殖民社會。對于爭做世界強國的國家來說，除了學習已經被歷史證明有效的社會體制，從而在此基礎上建立國家，別無他途。

下一章將會討論，作為一個整體，唐代以后，中國的公務員制度和科舉制傳播到日本、朝鮮、越南和其他亞洲國家。西方也學習和模仿了中國的公務員制度和科舉制度。歐洲語言把中國的秀才、舉人、進士翻譯成學士、碩士、博士。英國直接照搬了中國的十八級公務員制度，并把它帶到北美殖民地。直到1978年，美國聯邦政府還在使用這套照搬中國的十八級公務員制度。西方還直接照搬了中國的科舉制：法國，1791；德國，1800年前后，英屬印度，1855；英國本土，1870。

對于任何民族國家，現代化的過程都是一個對內對外的積淀過程，而不是全盤更新。著重于比較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差異的“現代化理論”曾很流行，但現在應用這個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少。原因是“現代化理論”中的“現代”和“傳統”這兩個核心概念有致命的失誤。美國有個參議院（古羅馬也有個參議院），日本有個天皇，英國有個女王。參議院、天皇、女王都是“傳統”的，但美國社會、日本社會、英國社會卻都是“現代”社會。正是現代化理論在這這兩個核心概念上失誤導致了自身的解體。在我們使用現代化這個詞的時候，我們必須把它嚴格界定于工業化、城市化、和民主化。這三大要素對任何現代國家的建立都順理成章而至關重要。

正如梯利所展示(Tilly，1990)，歐洲民族國家只有在經歷了長期血腥的戰爭與沖突后才得以確立。在經歷了550年諸侯混戰之后，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中國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毛主席詩曰：“百代尚行秦政法”，就是說，秦始皇奠定的中國民族國家的框架積淀至今。

中國民族國家的基本結構在秦漢已然奠定，只需振興而已。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核心口號是“振興中華”，而不是“建立中華”。這種振興，基于一個新的世界體系，即以美國、日本、歐洲為中心，中國在邊緣，所以中國自然而然要反過來向中心國家學習。

3.中國與全球化

全球化成為社會科學界討論最熱烈的課題之一。2001 年，貴棱（Guillen，2001）總結了有關全球化的五大爭議，中國經驗對回答這五大問題都很有用。

首先，全球化真的發生了么？確實發生了。從前，中國是農業世界體系的中心。現在，中國處于工業和后工業世界體系的邊緣。中國正在爭取向中心移回去。

第二，全球化產生趨同化么？答案取決于“趨同化”的定義。如果趨同化是指城市化、工業化、民主化，答案是肯定的：中國和全世界都在向這個方向趨同。但是，趨同化并不等于同質化。參議院、天皇、女王（或者國王）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趨同。同樣，中國的社會體制終將保留先秦和秦以后積淀下來的一些中國特色。

第三，全球化會顛覆民族國家的權威么？答案是否定的。有些人主張民族國家正消溶?？梢哉f，這種民族國家消溶論是一種“地球村愚昧”(Global Village Idiocy)。事實是，沒有一個主要大國的主權正在消溶（中國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伊拉克的主權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顛覆的。

第四，全球化與現代性有區別么？我認為，全球化與工業化和民主化一樣，僅僅是現代性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方面。它們可以被視為構成整體的部分。

最后，一種全球文化是否正在形成？美國文化可以分成農業美國文化、工業美國文化和后工業美國文化。中國文化同樣可以這樣劃分。今天的中國文化，像一百年前的美國文化一樣，是一種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文化。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工業文化會越來越像美國工業文化。另一方面，即使都是后工業文化，美國文化、日本文化、德國文化、法國文化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各國語言不會趨同。中國人還是要說中國話、吃中國菜。

4.美國與中國

有兩個重要因素影響美中關系。首先，中國是一個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國家，一個東亞的遲發國家。第二，美國經濟的規模和國力遠遠超過中國。2004年，美國GDP超過中國八倍，美國人均GDP超過中國38倍。自然，由于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美中之間存在一種過得去的工作關系是有理性的。

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中國的大戰略取決于中國社會的性質。史文與泰略斯認為，“中國的大戰略基本上是從大國政治的角度出發，對國際關系采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 所以，國際秩序主要被視為國家之間相互競爭、權力導向的互動?！?Swaine and Tellis, 2000, 6-7)。對于未來中國國防行動的分析“不必假設中國領導人或民眾懷有或出現善意與惡意。毋寧，中國未來的國防勢態主要源于結構性的、系統的、和歷史的因素”（同上，7）。

首先，中國的大戰略取決于中國近代史：

在中國近代史頭三分之二的時間里（即大約1840至1945年），對中國大陸和海岸線的主要威脅是帝國主義強權的入侵，例如俄國、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入侵。二戰結束后，擁有強大軍事力量或者高度工業化的民族國家，例如印度、俄國、日本、美國，對于中國領導人展示出各種國防上的威脅，包括入侵的威脅。（同上，11）。

結果，由于中國脆弱的邊境和反復被外國侵略的歷史，在多數中國人的意識里，將國內政治社會的軟弱和外敵入侵強烈地聯系了起來。（同上，13）。

考慮到這些被侵略的歷史深藏于中國人民的心中，李侃如準確指出了中國人民的三大目標：

第一，非常明確，國家統一。中國人認為，國家統一就是推翻過去一百年里被經濟強大的列強所強加的分裂。第二，經濟發展。中國人認識到，自己國家實力的降低其實源于其他國家更迅速的經濟發展，所以中國決心發展自己的經濟，并且將發展經濟視為頭等大事。這既包括趕超其他國家，也包括提高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保持社會和政治穩定?！兰o的多數時間里中國國內陷于暴力和不穩定更凸顯了這個目標的重要性。[vii]

自然而然，中國的大戰略正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

中國的基本國家目標是成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統一的、和富裕的國家。中國把自己看作一個大國，就像其他大國一樣。中國認為自己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認為這種大國地位來源于其自然資源、人力資源、核武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和經濟的增長。中國希望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得到和其他大國平等的地位。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北京相信至少在2050年以前，它將獲得中等規模的大國地位……

中國國防工業的技術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在無限長的時間內，尚無法制造出可以挑戰高科技敵人如美國或日本的武器……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基本目標是，建立一支軍隊，要足以抵御任何地區性敵人、維持領土完整、保護國家利益、維持內部安全、阻止法理臺獨的任何舉措、抵抗侵略……

中國的戰略，是用足夠的力量，在北京列出的條件下，把對手拉上談判桌；并能果斷出擊，杜絕第三方的干涉……如果北京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中國會努力克制并限制沖突，但同時使用足夠的軍事力量和戰術，在外部力量尚未進行武裝干涉之前，在主要貿易和外國投資中斷之前，在軍事上解決問題……如果第三方對卷入中國的地區沖突進行武裝干涉，解放軍將使用一切手段，希望給第三方造成重大傷亡，以削弱干涉一方的決心。[viii]

要理解未來五十年的中美關系，首先必須了解世界體系今后五十年的基本格局。

如果我們沿著形勢1的思路發展，假設世界體系現在發生的一切都只不過是重復霸權衰落早期階段的變種，那么我們可以期待世界形勢向下列情況發展，我把它們簡單地假設為幾條定理：

• 基于前二十年出現的領導科技革命的新產品，一個新的諾卓惕夫階段A將迅速開始。
• 就誰會成為這些新產品的主要生產者，日本、歐盟、美國之間將產生激烈競爭。
• 日本和歐盟之間將同時開始繼承美國霸主地位的競爭。
• 殘酷的競爭通常會使三邊減少到雙邊，最有可能的組合是日本連橫美國對抗歐盟，這種組合受制于雙方的經濟考慮和矛盾的文化考慮。
• 這種雙雄世界格局讓我們回到經典的形勢：一個由前霸主支撐的?？諒姍?，對抗一個大陸強權，從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預示著日本的最終勝利。
• 三邊的每一方都將繼續加強自身同某一特定地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美國與美洲、日本與東南亞、歐盟與中東歐和前蘇聯。
• 在這個地緣政治重組中最困難的政治問題是將中國納入日本-美國區域和將俄國納入歐盟區域，但毫無疑問這兩件事情都可以搞定。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預期今后五十年歐盟和東亞之間會相當緊張，而東亞可能取得最后勝利。在那之后，中國能否奪取日本在新結構中的統治地位，就很難說了。(Wallerstein, 1999, 46-47)

如果美國希望維持霸主地位，就必須在大國之間搞好平衡。中國在今后五十年還不會爭奪世界霸主地位，但是如果中美關系搞壞了，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

亨利·基辛格總結了中國大戰略和中美關系的精髓：

中國的對外政策是耐心和深謀遠慮的。在北京看來，地緣政治的威脅不是去征服一個中國的鄰國，而是中國的鄰國聯合起來反對中國。中國領導人最沒興趣做的事就是挑戰美國，這個最遙遠的國家，在歷史上從未威脅過中國的統一和完整。(Kissinger, 2001, 147)

要想知道美國和中國的主要差異，應該看兩個國家的性質，而不是文化。美國是個先進的后工業化社會，而中國是個落后的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業社會。美國是中國的先生，但師生關系并不命定就很親密。如果美國的中國政策制定者對中國有更好的了解，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本來都可以輕易避免。作為中國的先生，美國必須在中美關系中采取主動。

學者們認為，在中國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軍事問題并不一定成為一個要素。相反，觀察中國的重點應該放在中國內部秩序的重構上：

有些人擔心迫近的“中國威脅”，但諷刺的是，中國觀察家們很有理由地正在期望有一天中國將崛起成為一個大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可能變得更強大，從而更不具威脅。在崛起的過程中，中國需要發展出一套更完善的法制、更自由和更成功的經濟、更國際化和更少重商主義的經濟前景、國家同工人階級更好的關系、國家同少數民族更好的關系、更職業化和更完善管理的軍隊、以及同亞太周邊地區更好的關系。所有這些變化都將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以及世界和平做出貢獻。不幸的是，這些進程將進行得十分困難，不會很快結束。(Karmel, 2000, 182)

美國參與這些進程的選擇很多。我建議訂立美中自由貿易協定，以激勵美中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融匯。另外，許多美國大學已經為中國精英提供一年制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這些人大多是大陸的政府官員和大型國有企業干部。這項工作沒有理由不能延伸到社會工作、教育、公共管理、法律、甚至警察部門。如果美國遵守1971年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臺海就有永久和平。

以上是我關于中國社會的性質、國家建立的積淀論、中國與全球化、以及美國與中國關系的若干定理。如果不出意外，基于這些定理，2005年，列克星敦出版社(Lexington Books)將出版一部名為《中國社會導論》的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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