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1991年末的解體，在歐亞大陸正中心造成了一個“黑洞”。這就如同地緣政治學家所描述的“心臟地帶”突然從世界地圖上被挖走了一樣。
　　這一復雜的地緣政治新形勢給美國帶來嚴峻的挑戰。可以理解，美國的緊迫任務當然是減小這個正在分崩離析卻仍擁有強大核武庫的國家陷入政治混亂或重新成為敵對的專制政權的可能性。然而美國的長期任務則依然是：如何促進俄國的民主改革和經濟復興；同時避免重新出現一個歐亞帝國，阻礙美國實現建立一個能把俄國穩定安全地聯在一起的更大的歐洲－大西洋體系這一地緣戰略目標。

　　俄國的新地緣政治環境

　　蘇聯的垮臺是龐大的中蘇共產主義集團逐步分裂過程的最后階段。這個集團曾在短時間內與成吉思汗帝國的地域相當，在某些領域甚至超過了后者。但這個存在年代較近的橫跨歐亞大陸的集團，壽命卻很短。鐵托的南斯拉夫反水和毛的中國不聽號令，早就顯示出共產主義陣營在比意識形態的約束更有力的民族主義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蘇集團持續了大約10年，蘇聯持續了大約70年。
　　但更具地緣政治意義的是長達幾個世紀的莫斯科統治下的大俄羅斯帝國的滅亡。這個帝國的解體緣于蘇聯體制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總失敗，雖然由于其一貫的保密制度和自我孤立，其中許多弊端幾乎到最后垮臺時才得以暴露。因此，世界被蘇聯看起來十分迅速的自我滅亡驚呆了。1991年12月短短的兩個星期內，蘇聯先是由俄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共和國的首腦們公然宣布解散，然后正式被一個除波羅的海各共和國以外包括原蘇聯的所有共和國在內的稱作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的含糊不清的實體所取代。蘇聯總統無可奈何地辭職引退，蘇聯國旗最后一次從克里姆林宮降落。最后，一個主要由俄羅斯人組成的有1．5億人口的俄羅斯聯邦成為前蘇聯事實上的繼承者，而共有另外的1．5億人口的其他共和國則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獨立的主權。
　　前蘇聯的解體在地緣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亂。僅僅在半個月的時間內，俄國人民突然發現他們不再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的主人，總體說來他們對蘇聯的解體比外界更無思想準備。俄國在高加索地區的邊界退回到了19世紀；在中亞則是退回到了19世紀中葉。更有戲劇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邊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統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丟失重新喚起了對土耳其影響卷土重來在戰略上的擔心。失去了中亞，使人感到丟掉了這一地區豐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也對伊斯蘭的潛在挑戰憂心仲仲。烏克蘭的獨立則動搖了俄國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這一說法的根本。
　　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由沙皇帝國占據、四分之三世紀以來則由俄羅斯主導的蘇聯占據的地盤上，現在出現了12個國家。除俄國外，大多數國家對真正的主權毫無準備。這些國家從有5290萬人口的烏克蘭到僅有350萬人口的亞美尼亞，大小不等。它們是否能生存下去不能確定，莫斯科是否愿意永遠接受這一新的現實同樣不可預測。2000萬左右說俄語的人現在成了外國居民，更加重了俄國人受到的歷史震撼。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受民族主義越來越強的精英們統治。在經受了幾十年來或多或少帶有強制性的“俄羅斯化”后，他們決心要表現出它們各自的特性。
　　俄羅斯帝國的垮臺使歐亞大陸的中心出現了一個力量真空。不僅新獨立國家虛弱不堪，十分混亂，俄國本身也因為動蕩，特別是因為在政治動蕩的同時企圖拋棄舊的蘇聯社會經濟模式，發生了巨大的全面危機。俄國因擔心穆斯林在新獨立的塔吉克斯坦上臺而進行了軍事介入，使民族問題更趨嚴重。對車臣政治經濟上付出高昂代價的可悲的殘酷干預，更使問題雪上加霜。最令人痛苦的是俄國的國際地位大幅下降。雖然仍擁有龐大但越來越陳舊的核武庫，曾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俄國現在卻被許多人視為只不過是第三世界的一個地區性大國而已。
　　俄國嚴重的社會危機擴大了地緣政治真空。四分之三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給俄國人民帶來了傷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干勁最足的人被殺害或死于古拉格勞動營，人數達數百萬。另外，在本世紀內，俄國還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躁齲、一場長期內戰中的死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和破壞。俄國政權推行壓制性的教條主義的正統思想，斷絕了俄國與世界的聯系。俄國經濟政策對生態問題完全漠然視之，環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據俄國官方的統計數字，至90年代中，僅約40％的新生兒是健康的；約五分之一的俄國小學一年級學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問題。男子平均壽命下降至57．3歲。俄國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俄國的社會狀況實際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國家水平。
　　對本世紀俄國人民遭受的恐懼和苦難，無論描述得如何嚴重也不為過。由于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會影響，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機會過正常的文明生活：
　　——1905年的俄日戰爭，以俄國戰敗蒙辱而告終；
　　——1905年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引發大規模城市暴力活動；
　　——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死傷幾百萬人，經濟陷入極度混亂；
　　——1918－1921年內戰，再次造成幾百萬人喪生，國家遭到嚴重破壞；
　　——1919－1920年，俄波戰爭，以俄戰敗而終；
　　——20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勞動營，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殺戮和大規模逃離俄國；
　　——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業化和集體化運動，造成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大規模饑荒和幾百萬人死亡；
　　——3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幾百萬人被關進勞改營，100多萬人被槍決，幾百萬人死于虐待；
　　——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平民和軍人傷亡人數達數百萬，經濟破壞慘重；
　　——40年代晚期再次實施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從而再次發生大規模的逮捕和頻繁的處決；
　　——從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長達40年的與美國的軍備競賽，造成社會貧困；
　　——70年代到80年代期間為把蘇聯的力量擴展到加勒比、中東和非洲地區而耗盡財力；
　　——1979－1989年勞民傷財的阿富汗戰爭；
　　——蘇聯的突然解體，社會動蕩，痛苦的經濟危機，血腥而又恥辱的車臣戰爭。
　　俄國的內部危機和國際地位的喪失令人苦惱和不安，對俄國的政治精英來說尤其如此。俄國地緣政治形勢也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在西部，由于蘇聯的解體，俄國國界被十分令人痛苦地更改，地緣政治影響的范圍大大縮小。自18世紀以來，俄一直控制著波羅的海諸國。現在失去了里加和塔林港，使俄國進出波羅的海更受限制，且受失去冬天的不凍港之苦。雖然俄國總算對在形式上新獲獨立但高度俄羅斯化的白俄羅斯保住了政治主導地位，但也難保蔓延的民族主義最終不會在那兒占上風。在原蘇聯疆域之外，華抄條約組織的崩潰意味著以波蘭為代表的前中歐衛星國正迅速倒向北約和歐盟。
　　最麻煩的是丟掉了烏克蘭。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的出現不僅迫使所有俄國人重新思考他們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質，而且也是俄國在地緣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烏克蘭從300多年的俄羅斯帝國歷史脫離出去，意味著俄國失去了一大塊潛在富裕的工農業經濟和在種族與宗教上同俄國人極為接近的5200萬人口。而這些本足以使俄國成為一個真正龐大而自信的帝國。烏克蘭的獨立也使俄國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導地位，因為黑海的奧德薩是俄國與地中海地區以及與距離更遠的國家貿易的重要通道。
　　從地緣政治上看，丟掉烏克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這使俄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受到極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一個依然控制著烏克蘭的俄羅斯仍可爭取充當一個自信的歐亞帝國的領袖，主宰前蘇聯境內南部和東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丟掉了烏克蘭及其5200多萬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均有可能使俄國陷入與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經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沖突中。與車臣的戰爭也許僅是第一個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國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亞人口急劇增加，任何沒有烏克蘭而僅建立在俄國力量之上的新歐亞帝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歐洲化色彩將不可避免地減弱，而更加日趨亞洲化。
　　丟掉了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不僅是重要的，而且起了催化作用。正是烏克蘭1991年12月宣布獨立以及在貝拉維扎的關鍵性談判中堅持由一個松散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取代蘇聯，尤其是烏克蘭采取政變式的突然行動，強行奪取駐烏的蘇軍部隊的指揮權，才使獨聯體沒有成為僅是一個更加邦聯化的蘇聯的新名稱。烏克蘭的政治自決使莫斯科目瞪口呆，并成為一個榜樣，原蘇聯的其他共和國雖然開始時仍較膽怯，然后均紛紛仿效。
　　俄國失掉其在波羅的海的主導地位的一幕在黑海重演，不僅由于烏克蘭獨立，也是因為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這些新獨立的高加索國家，為土耳其恢復其一度失去的在本地區的影響增加了機會。1991年以前，黑海是俄國海軍力量進入地中海的出發點；到90年代中，俄國在黑海僅剩一小條狹長的沿岸地帶。為蘇聯黑海艦隊的殘余部分使用在克里米亞的基地，俄國同烏克蘭仍爭執不休。俄國眼睜睜地惱怒地看著北約－烏克蘭聯合進行海軍和登陸演習，土耳其在黑海地區影響不斷擴大。俄國還懷疑土耳其向車臣抵抗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在更遠的東南部，地緣政治的動蕩同樣極大改變了里海盆地乃至中亞地區的總的地位。蘇聯解體之前，里海實際上是一個俄國的湖，僅南部一小部分屬于伊朗。一個獨立和民族主義十分強烈的阿塞拜疆出現了，蜂擁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資者又加強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樣獨立的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也出現了。這一切使俄國現在僅是里海盆地財富的五個爭奪者之一。俄國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認為它能夠自行處理這些財富。
　　中亞國家的獨立意味著俄國東南部邊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這些新獨立國家擁有豐富的礦產和能源儲藏，必然會引起外國的興趣。幾乎可以肯定，不僅那些國家的精英，而且不久以后它們的老百姓，民族主義情緒也將越來越強烈，可能會在對世界的看法上更趨伊斯蘭化。哈薩克斯坦土地遼闊，自然資源豐富，但在其近2000萬人口中，哈薩克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數基本相當，語言和民族糾紛極易激化。烏茲別克斯坦人口約2500萬，民族要單一得多，領導人喜歡強調歷史上的輝煌歲月。烏茲別克斯坦現在日益自信地強調本地區在后殖民地時代的新地位。土庫曼斯坦在地理上因隔著哈薩克斯坦而與俄國沒有直接聯系。為減少以前為進入世界市場在通訊方面對俄國的依賴，土庫曼斯坦正積極開拓與伊朗的新聯系。
　　由于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來支持，中亞各國并不像許多俄羅斯人繼續希望的那樣，愿意用它們的新政治主權來換取能帶來實惠的與俄國的經濟一體化。至少它們與俄國之間的某種緊張和敵對是不可避免的，而車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說明，不能完全排除比這更糟糕的情況。對俄國人來說，與在其整個南翼（再加上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總共有3億多人口）的各伊斯蘭國家發生沖突的潛在可能性，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嚴重的不安。
　　最后，俄羅斯帝國解體之時，雖然遠東地區并未發生領土和政治變化，俄國在該地區也面臨不祥的地緣政治新形勢。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至少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一直比俄國弱，也比俄國落后。每個關注俄國國家前途和對十年來急劇變化感到困惑的俄國人，都無法忽視中國正逐步變得比俄國更先進，更具活力，更成功這個事實。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其12億人民活躍的精力結合在一起，正從根本上逆轉著兩國之間的歷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亞的空曠空間幾乎在召喚著中國去殖民。
　　這個令人驚詫的新現實定將影響俄國在遠東地區的安全感和在中亞的利益。不要很久，其地緣政治意義甚至可能會超過喪失烏克蘭對俄國的影響。俄國后共產主義的首任駐聯合國大使、后來又擔任俄國杜馬外事委員會主席的弗拉季米爾·盧金充分闡述了其中的戰略意義：

　　　　過去俄國雖然落后于歐洲，但卻自認為比亞洲先進。但從那以來，亞洲發
　　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們發現自己不再處于“現代化的歐洲”和“落后的
　　亞洲”之間，而是處于“兩個歐洲”之間的一個奇怪的中間地帶［1］。　　
　　總之，俄國直到最近仍是一個領土遼闊的大帝國的締造者，并領導著一個從歐洲中心一度延伸到南中國海的一批衛星國組成的意識形態集團，現在卻成了一個麻煩甚多的民族國家，在地理上沒有便捷的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通道，在東、西、南三面都面臨著與鄰國爆發會削弱自己的沖突的潛在危險。似乎只有北部無人居住和難以通行的、幾乎永久冰凍的地區，才是它地緣政治的安全地區。

　　地緣戰略的種種幻景

　　后帝國的俄國出現一段歷史和戰略上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驚的蘇聯垮臺，特別是大俄羅斯帝國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體，在俄國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們就俄國在當前歷史中應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展開了范圍廣泛的討論。人們公開和私下激烈地爭論多數大國從未想到過的一些問題：什么是俄國？俄國在哪里？做一個俄國人是什么意思？
　　這些不僅僅是理論問題。對問題的任何答復均蘊含著重要的地緣政治含義。俄國是一個純粹由俄羅斯種族組成的民族國家，還是俄國從定義上講范圍要更廣（就如同不列顛比英格蘭要廣一樣），因此注定要成為一個帝國？從歷史、戰略、種族的角度看，俄國恰當的邊界在哪兒？如果從這樣的歷史、戰略和種族角度看，烏克蘭的獨立是否僅是暫時出了偏差（許多俄國人都愿這樣想）？俄國人是否必須在種族上是俄羅斯人（Russkyi），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國人，但在種族上不是俄羅斯人（也就是說是“Russyanin”，相當于“英國人”卻不是“英格蘭人”）？例如，葉利欽和一些俄國人認為，車臣人確實也可以和應該被認為是俄國人（這種說法造成了悲劇性的后果）。
　　蘇聯垮臺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國末日來臨的為數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國民族主義者曾絕望地斷言：　　
　　　　倘若這個對俄國人民來說不可想象的可怕災難真的來臨，國家四分五裂，
　　在其千年歷史中深受貧困和欺騙的人民突然最后變得孤獨無援，他們不久前的
　　“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駛離正在傾覆的航船，——那么
　　，我們是無處可去的……
　　　　體現著政治、經濟、精神的“俄羅斯思想”的俄羅斯國家將要重建。它將
　　匯集已一下子突然化為烏有的1000年王國史和70年蘇聯史的全部精華［2］。　　
　　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呢？找到一個能為俄國人民接受又切合現實的答案很難。俄國國家自身的歷史性危機更使其難上加難。幾乎貫穿俄國整個歷史的是，國家既是領土擴張又是經濟發展的工具。這個國家也從未刻意地按西歐傳統把自己看作純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實施者，用宗教、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等術語賦予“俄羅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釋。現在這個使命突然遭到摒棄，因為國家的疆域已縮小到主要限于一個民族的范疇。
　　此外，俄羅斯國家（可以說是其“本質”意義上的國家）的后蘇聯危機的加重，不僅由于俄羅斯面對其帝國傳教士使命突然被剝奪的挑戰，而且由于：為了縮小俄國社會發展的落后狀態與歐亞大陸較發達地區的巨大差距，俄國國內的現代化派（及其西方顧問們）正逼迫國家不再扮演社會財富的指導者、所有者和安排者這一傳統的經濟角色。這要求對俄羅斯國家的國際和國內作用進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這嚴重破壞了俄國國內生活已牢固地確立起來的模式，給俄國政治精英帶來了因在地緣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覺。
　　在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們可以預料到的，“俄國何去何從和什么是俄國”的問題立即引出各種各樣的回答。俄國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位置早就預先決定了其精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后帝國和后共產主義俄國首任外長安德列·科濟列夫在他任期之初試圖確定新俄國在國際舞臺應如何為人處世時，有一次就重新確認了這種思維模式。在蘇聯解體還不到一個月時他就說：“在放棄烏托邦思想后，我們開始推行實用主義，……我們很快就認識到，地緣政治正取代意識形態”。［3］
　　總的說來，蘇聯解體后，可以說有三大派地緣戰略設想在俄國應運面生。三種設想相互有部分重復，但最終每種都與俄國最關心的相對于美國的俄國地位問題有關，每種也都包含著一些內部的變異。對這些不同的思想派別可以歸納如下：　　
　　1．優先考慮與美國的“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對贊成這一主張的一些人來說，這實際上是共同統治全球的代名詞。
　　2．強調“近鄰外國”是俄國的中心問題，其中一些人主張建立某種莫斯科主導的經濟聯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終恢復某種程度的帝國控制，并以此建立一個能與美歐抗衡的大國。
　　3．反聯盟，即建立某種反美的歐亞聯盟來削弱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優勢地位。　　
　　雖然第一種設想開始時在葉利欽的新執政班子中處于主導地位，但第二種設想不久就在政治上占了上風，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葉利欽的地緣政治的政策重點。第三種設想出現得稍晚一些，大約在90年代中期才引起人們的注意，是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蘇聯以后的俄國地緣戰略模糊不清和屢屢失敗之后作出的反應。從歷史角度看，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從對俄國當前國力、國際潛力和國外利益看法的種種幻景中派生出來的。
　　前蘇聯剛解體時，葉利欽起初的立場是把俄國政治思想中從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觀念推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他主張俄國本來就屬于西方，應該成為西方的一部分，并應盡可能地在國內政治中與西方親近。葉利欽本人及其外長均持這一觀點。葉利欽十分明確地譴責俄帝國的歷史。1990年11月19日，葉利欽在基輔以烏克蘭人和車臣人可隨后用來反對他的言辭雄辯地宣稱：　　
　　　　俄國并不想成為某種新帝國的中心。……由于俄國曾長時間充當這種角色
　　，俄國比其他國家更懂得這種角色的可惡。俄國從中得到了什么？結果是俄國
　　更自由了嗎？更富有了嗎？更幸福了嗎？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統治別的民族的
　　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俄國新領導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態，鼓勵著俄國外交政策部門中的后蘇聯的“西化派”。這既加強了俄國新領導的親美傾向，也誘使俄國新領導要求直接成為西方的一員。俄國因為新領導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最高決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興。他們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當美國人提出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建立“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時，在俄國人看來，似乎這就認可了由一種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統治來取代原來的美蘇爭奪。
　　這種共同統治的范圍將是全球性的。俄國因此將不僅是前蘇聯的合法繼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礎上全球和解的事實上的伙伴。正如俄國新領導人不厭其煩地宣稱的，這不僅意味著全世界應承認俄國是美國的平等伙伴，而且沒有俄國的參與或同意，任何全球性問題都不能得到處理和解決。雖然沒有公開說出來，這種幻想明顯地包含著這樣的想法：中歐將仍然是甚至將自愿地成為在政治上對俄國有特殊親近感的地區。華沙條約組織和經互會的解散將不會導致其前成員國倒向北約，甚至也不會僅僅倒向歐盟。
　　與此同時，西方援助將使俄國政府有能力進行國內改革，讓國家退出經濟生活并使民主機構得以鞏固。然后，俄國的經濟復興、作為美國平等伙伴的特殊地位和俄國巨大的吸引力，會鼓勵最近才獨立的新獨聯體國家，與俄國實現更加緊密的經濟和政治的一體化，因而也會擴大俄國的范圍，增強俄國的實力。獨聯體國家因為俄國不再對它們構成威脅而謝天謝地，并會逐步意識到，與俄國進行某種形式的聯合會收到實惠。
　　問題是這種主張既不符合國際現實，也不符合國內實際。“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觀念雖然好聽但卻靠不住。美國既不愿意也不能夠與俄國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愿意也做不到。新俄國的國力虛弱不堪，社會極其落后，已不能充當美國真正的全球性伙伴。在華盛頓看來，德國、日本和中國至少也與俄國同等重要和有影響。而且，在歐洲、中東、遠東等有關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地緣戰略問題上，美俄兩國的目標大相徑庭。一旦不可避免地發生分歧，政治實力、財政力量、技術創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將使“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成為一句空話，越來越多的俄國人感到這個說法只是故意造出來欺騙俄國的。
　　如果美國在早些時候，在美俄蜜月時期就開始著手北約的擴大，并同時向俄國提出一項“難以拒絕的交易”，即在俄國與北約之間建立一種特殊的合作關系，俄國的失望感或許可以消除。如果美國明確和堅決地奉行北約擴大的設想，并保證俄國將被包括在這一進程之中，也許俄國后來對“成熟的伙伴關系”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宮內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會逐步削弱了。
　　1993年下半年，在葉利欽8月間公開贊同波蘭加入跨大西洋聯盟的意向并稱這與“俄國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國那樣做的太好時機。但克林頓政府當時仍奉行“俄國第一”的政策，于是又折騰了兩年多。在此期間克里姆林宮的調子變了，對于在美國已經出現但飄忽不定的有意擴大北約的跡象越來越敵視。到1996年，美國決定把擴大北約作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歐洲－大西洋共同體的政策中心目標時，俄國人對此已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了。因此，可以說1993年是失掉歷史機遇的一年。
　　必須承認，并非所有俄國關于北約擴大的擔憂都毫無道理，或出于惡意。的確有些反對派，特別是俄國軍方人士帶著冷戰思維，認為北約的擴大并非歐洲自身成長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是美國領導的一個仍然敵視俄國的聯盟對俄國的進逼。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實際上是前蘇聯官員，堅持他們長期形成的地緣戰略觀點，認為美國無權插足歐亞大陸，而北約擴大主要的動因就是美國企圖擴大其勢力范圍。還有一些反對者懷有這樣的期望，即一個游離于任何集團之外的中歐，在俄國一旦恢復元氣之后，將再一次回歸俄國地緣政治的勢力范圍。
　　但俄國許多民主派也擔心北約擴大將意味著俄國被排斥在歐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認為沒有資格參與歐洲文明的機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擔憂，使俄國感到北約擴大似乎是西方蓄謀已久的孤立俄國政策的頂峰，使俄國在世界上孤立無援，十分易受其多種敵人的攻擊。此外，俄國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歐人對莫斯科半個多世紀的統治怨恨有多深，也不了解他們對加入一個更大的歐洲－大西洋體系的期望有多高。
　　總的說來，俄國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難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新的俄國精英內部分歧嚴重，而總統和外長又都不能在地緣戰略方面提供始終一貫的領導，他們沒有能力清楚地說明新俄國在歐洲究竟要得到什么，也不能現實地評估俄國的虛弱所帶來的實際局限。莫斯科政治上準備戰斗的民主派無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個民主的俄國不反對這個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擴大，而且俄國愿意與之結交。與美國共享全球性大國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難放棄在前蘇聯地區，甚至在前中歐衛星國家中，建立俄國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的思想。
　　這些情況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正中下懷。到1994年，他們已在重新開始發表意見。軍國主義分子也利用這些情況，此時他們已成為葉利欽在國內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們對中歐國家的抱負作出越來越強烈和不時帶有威脅性的反應，只是增強了那些前蘇聯衛星國尋求北約安全保護的決心，因為他們珍惜剛剛從俄國統治下爭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宮不愿否定所有斯大林進行過的對外征服，進一步加深了美俄兩國的分歧。西方輿論，特別是北歐和美國的輿論，對俄國關于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的模棱兩可的態度感到不安。俄國雖然承認它們的獨立，也不強迫它們加入獨聯體，但為了使在斯大林時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羅的海各國的大批俄羅斯人群體得到優惠待遇，甚至俄國民主派領導人也不時使用威脅手段。克里姆林宮明顯地不愿意譴責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導致波羅的海各共和國被強行并入蘇聯的秘密協定，更使氣氛籠罩上了陰影。甚至在前蘇聯垮臺五年以后，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聲明中還堅持說波羅的海各國是在1940年自愿“加入”蘇聯的。
　　后蘇聯的俄國精英顯然也曾期望西方會幫助，或至少不阻止俄國在后蘇聯空間重新發揮主要作用。因此，他們對西方愿意幫助新獨立的后蘇聯各國鞏固其獨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憤懣。俄國一些資深的美國外交政策分析家盡管警告說“與美國對抗……是應該避免的一種選擇”，但他們也不無道理地指出，美國正力圖“在整個歐亞大陸重組國家間的關系，……從而使這個大陸上不會出現一個主要的大國，而是有許多中等、較穩定、相當強大的國家，……但這些國家無論是單個的還是整體的實力均不能超過美國。”［4］
　　在這方面，烏克蘭至關重要。特別是到了1994年，美國越來越重視美烏關系并幫助烏克蘭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傾向，使許多俄國人甚至俄國的“西化派”都感到，這是一項針對俄國把烏克蘭最終重新納入自己的范圍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烏克蘭最終將以某種形式與俄國“重新一體化”是許多俄國政治精英的一個堅定信念［5］。結果，俄國從地緣政治和歷史的角度對烏克蘭的分離地位的疑問，正好與美國關于一個帝國型的俄國不可能是一個民主的俄國的觀點迎頭相撞。
　　此外，純粹的國內原因也證明兩個“民主國家”間“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是不現實的。俄國太落后，被集權統治破壞得太嚴重，不可能成為美國切實的民主伙伴。這個重要現實是關于伙伴關系的動聽言辭掩蓋不了的。而且后蘇聯俄國只是部分地清算了過去的歷史。幾乎所有的“民主派”領袖人物，即使對蘇聯的過去已真正幻滅者也不僅僅是蘇聯體制的產物，而且是原先統治集團精英中的高級成員。他們不像波蘭、捷克的領導人那樣是原來的持不同政見者。前蘇聯的重要權力機構，雖然已被削弱，士氣低落，腐敗不堪，卻依然存在。
　　新的民主精英因俄國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國經濟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使俄羅斯國家不再干預經濟。俄國因此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援助寄予厚望。這些援助，特別是德國和美國的援助數量確實逐漸增大，不過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能使俄國經濟很快恢復。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滿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評家的鼓噪之聲越來越大。他們聲稱，與美國的伙伴關系是假的，有利于美國，而損害了俄國。
　　總之，在蘇聯剛剛解體后的幾年內，建立一種有效的全球性伙伴關系的主觀和客觀先決條件均不具備。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價實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們想與美國建立一種平等的伙伴關系或者叫共同統治，在獨聯體內比較隨心所欲地行事，并在中歐建立一個地緣政治上的“無人區”。但他們對前蘇聯的歷史又恨又愛的矛盾心理，他們對充當全球性大國的想法不切合實際，俄國國內經濟危機深重，他們又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持，這一切使他們不可能捧出一個作為平等伙伴關系概念中應有之義的穩定而真正民主的俄國。俄國必須先經歷漫長的政治改革過程、同樣漫長的民主穩定過程和更加漫長的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然后，不僅在中歐，而且特別在前俄羅斯帝國范圍內就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進行一場從帝國心態到民族心態的深刻變革。只有在這以后，與美國的真正伙伴關系才能成為可行的地緣政治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近鄰外國”優先的主張成為對親西方政策選擇的主要批評和初步成為外交政策的另一選擇就不足為怪了。該主張認為“伙伴關系”這一概念忽略了對俄國最重要的東西，即俄國與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的關系。“近鄰外國”成為重點強調需要在前蘇聯曾占據的地緣政治地區內重新建立一個以莫斯科為決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張的略稱。在此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重點傾向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策成果太少，代價太大。那種政策只會使西方更易于利用蘇聯解體造成的機會。
　　但是，“近鄰外國”學派之下又包含了幾種不同的地緣政治觀念。它不僅包括認為獨聯體會轉變為由莫斯科領導的歐盟式組織的那些經濟機能主義者和經濟決定論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經濟一體化看成僅是恢復帝國的工具之一的人。這樣的經濟一體化既可在獨聯體框架下進行，也可通過俄羅斯－白俄羅斯或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之間（在1996年作出的）特殊安排進行。它還包括主張成立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組成的斯拉夫聯盟的斯拉夫浪漫主義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歐亞主義這種有點玄妙的概念定為俄國的長期歷史使命的人。
　　“近鄰外國”優先的主張最狹義的表達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個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場，那就是俄國必須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與新獨立國家的關系，特別是因為在蘇聯有意加強它們相互間經濟依存關系的政策下，事實上它們仍與俄國聯系在一起。這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都是有意義的。新獨立國家的領導人不能忽視俄國新一代領導人經常提到的“共同經濟空間”這一現實。合作，甚至某種一體化是經濟發展所必要的。因此，為扭轉前蘇聯政治上的解體帶來的經濟混亂和四分五裂狀態，加強獨聯體的聯合機構不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對一些俄國人來說，推動經濟一體化是對已發生的一切的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負責的反應。人們經常把后蘇聯俄國的形勢與歐盟作類比是有道理的。主張經濟一體化的溫和派明確反對恢復俄羅斯帝國。例如，早在1992年8月由一些著名人士和政府官員組成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發表的一份題為《俄國戰略》的有影響的報告中，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后帝國開明的一體化”作為建立后蘇聯“共同經濟空間”的恰當計劃。
　　但是強調“近鄰外國”并不僅僅是主張地區經濟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學說。其地緣政治內容帶有帝國味道。甚至較為溫和的1992年報告也談到恢復了元氣的俄國將最終與西方建立一種戰略伙伴關系，并宣稱在這一關系中俄國應起“調控東歐、中亞和遠東形勢”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鄰外國”優先的人則更直言不諱。他們明確談到俄國在后蘇聯空間的“獨特作用”，指責西方向烏克蘭及其他新獨立的國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議會外事委員會1993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的論調雖并不極端卻很典型。阿是“伙伴關系”優先政策的前支持者，他公開宣稱前蘇聯空間是俄國獨家的地緣政治勢力范圍。1994年1月，阿的論調得到了此前積極主張親西方政策的外長安德列·科濟列夫的響應。科稱俄國“必須在幾個世紀來一直是俄國利益范圍的地區內保持軍事存在。”事實上，1994年4月8日《消息報》稱，俄國成功地在新獨立的各共和國領土上保留了至少28個軍事基地。如果在地圖上把俄國在加里寧格勒、摩爾多瓦、克里米亞、亞美尼亞、塔吉克斯坦和千島群島的軍事存在用線聯起來，實際上大體與前蘇聯的外部邊界相當。
　　1995年9月，葉利欽總統發表俄國對獨聯體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國的目標概括為：　　
　　　　俄國對獨聯體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在國際社會上占有適當位置的
　　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國家聯盟，以鞏固俄國在后蘇聯空間建立的國家間政治經
　　濟關系新體系中的領導力量的地位。　　
　　人們應注意到該文件側重于政治領域的努力，強調地提到一個單一實體及“它”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并強調俄國在這個新實體中的主導作用。在強調這些時，莫斯科還堅持俄國必須加強與新成立的獨聯體之間的政治、軍事聯系；必須建立一個共同的軍事指揮體系；獨聯體各國的武裝部隊必須通過一項正式的條約聯結在一起；獨聯體的“外部”邊界必須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國軍隊必須在獨聯體內的任何維和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必須在獨聯體內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機構必須設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1991年商定的明斯克），并由俄國總統主持獨聯體首腦會議。
　　而且還遠不止這些。1995年9月的文件也宣稱：　　
　　　　應保證俄國電視臺和電臺在近鄰外國的廣播，俄國新聞在這一地區的傳播
　　應得到支持，俄應為獨聯體各國培訓民族干部。
　　　　考慮到有必要以與俄國友好關系的精神來教育獨聯體各國的年輕一代，應
　　特別注意恢復俄國作為蘇聯以后的地盤內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這樣的氣氛下，1996年初，俄國杜馬竟宣布蘇聯的解散是無效的。同年春天，俄國與獨聯體中較隨和的成員國簽署了兩個協議，密切相互間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關系。其中一個大張旗鼓地簽署的協議實際上是規定要在新的“主權國家共同體”（俄語縮寫為SSR，是對前蘇聯縮寫USSR的十足懷舊）范圍內建立俄國與白俄羅斯的聯盟。另一個由俄國、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簽署的協議要求在遠期創建“一體化國家共同體（CommunityofInt egratedStates）”。兩個協定均表明俄國對獨聯體內部一體化進展的緩慢已不耐煩，并決心堅持推動這一進程。
　　“近鄰外國”政策強調加強獨聯體的中央機制，因此把客觀的經濟決定論思想中的一些成份與很強的建立帝國的主觀決心結合了起來，但卻并沒有從更高的哲學高度或地緣政治角度回答仍然令人煩惱的問題：“什么是俄國？”“俄國真正的使命和恰當的范圍是什么？”
　　同樣強調“近鄰外國”且越來越有吸引力的歐亞主義思想，要填補的正是這個空白。這個以頗有文化意味甚至玄妙的術語闡明的主義，所指方向的出發點有這樣一個前提：從地緣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俄國既不完全是歐洲的，也不完全是亞洲的，因此，俄國具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歐亞特性。這種特性是俄國對從中亞到太平洋海岸遼闊土地的獨特控制所遺留下來的，是莫斯科四個多世紀向東擴張所建立的帝國的遺產。俄國通過擴張，把一大批非俄羅斯人和非歐洲人納入俄羅斯，從而也形成了獨特的歐亞政治文化特點。
　　作為一種學說，歐亞主義并非在后蘇聯時期才出現。它始于19世紀。但作為前蘇聯共產主義明確的替代物和對所謂西方墮落的反應，興盛于20世紀。俄國流亡者積極宣傳這一學說以取代蘇維埃主義，因為他們認識到前蘇聯內部非俄羅斯人的民族覺醒需要一種起支配作用的超民族的學說。他們擔心共產主義的最終失敗也會導致古老的大俄羅斯帝國的瓦解。
　　早在本世紀20年代中期，一個重要的歐亞主義的倡導者恩·思·特魯別茨科伊王子便令人信服地闡述了這一點。他寫道：　　
　　　　共產主義實際上是改頭換面的歐洲主義，旨在破壞俄羅斯生活的精神基礎
　　和民族獨特性，宣揚實際統治歐美的唯物主義觀點……
　　　　我們的任務是當俄國不再是歐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時，當俄國再次回歸自我
　　成為俄羅斯－歐亞，自覺地繼承和維護成吉思汗的偉大遺產時，創造一種嶄新
　　的文化，不同于歐洲文明的我們自己的文化［6］。　　
　　在后蘇聯的混亂情況下，這種觀點大有市場。一方面，共產主義被指責為背叛了俄國正統思想，也背叛了特殊的玄妙的“俄羅斯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主義也受到了批判，因為西方尤其是美國被認為是腐敗的。文化上反俄羅斯的，意在剝奪俄國在歷史和地理上對歐亞大陸獨有的、淵源很深的控制權。
　　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人種史學家列夫·古米勒夫的被廣泛引用的文章給歐亞主義作了學術上解釋。他的《中世紀的俄羅斯和大草原》、《歐亞節奏》以及《歷史上的人種地理》等書，有力地闡述了歐亞大陸是俄羅斯人民的獨特“人種”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俄羅斯人和大草原上非俄羅斯居民之間的歷史上共生的結果，從此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歐亞文化和精神特性。古米勒夫告誡說，適應西方，對俄國人民來說只能意味著失掉自己的“人種和靈魂”。
　　這些觀點得到俄國各種民族主義政治家更為直覺的響應。例如，葉利欽的前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曾宣稱，“從我國的地緣政治形勢看，很顯然，俄國代表著連接亞洲和歐洲的唯一橋梁。誰成了這塊土地的主人，誰就將成為世界的主人”［7］。1996年大選中葉利欽的共產黨競爭者根納季·久加諾夫盡管是搞馬列主義的，但也推崇歐亞主義對俄國人民在歐亞大陸廣褒土地上特殊的傳教士精神作用的玄妙強調。久加諾夫爭辯說，俄國有獨特的文化使命，也有特殊的地理優勢來充當全球的領導。
　　哈薩克斯坦領導人努蘇爾丹·納扎爾巴耶夫也提出一種更穩重實用的歐亞主義思想。納在國內面臨著人數幾乎相等的土生土長的哈薩克人和俄羅斯移民之間的種族矛盾，同時也為了尋找減輕莫斯科要求政治一體化壓力的方式，他提出了“歐亞聯盟”這一概念，以取代面目不清和效率低下的獨聯體。雖然他的想法沒有更為傳統的歐亞主義的玄妙內容，當然也并不賦予俄國人充當歐亞領導人的特殊使命，但其思想起源于這樣一種觀念：地理范圍與前蘇聯相當的歐亞大陸是一個有機整體，也必須有政治的含義。
　　在某種程度上，俄國地緣政治思想把“近鄰外國”放在最重要位置上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從安全和經濟角度看，在后帝國的俄國和新獨立的國家間實現某種秩序和妥協十分必要。但使大部分討論具有一種超現實色彩的是這樣一個揮之不去的觀念：從某些方面來看，不管前帝國的政治“一體化”是（因為經濟原因而）自動實現，還是作為俄國最終恢復所喪失的力量的結果而實現（且不用說是作為俄國特殊的歐亞或斯拉夫使命而實現），這種“一體化”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在這一方面，人們經常與歐盟作比較，但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不同點：歐盟，即使考慮到德國的特殊影響，也不是由一個在國民生產總值、人口和領土面積方面都超過其他所有國家總和的國家主導的；歐盟也不是一個民族帝國的繼承者，其獲得解放的成員也不深深懷疑“一體化”就是重新被統治的代名詞。即使如此，若德國像前面提到的俄國于1995年9月那樣正式宣布其目的就是加強和擴大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人們也不難想象歐洲國家會作出什么反應。
　　與歐盟作比較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開放的和較發達的西歐國家已為民主的一體化作好了準備，而且大多數西歐人看到了這種一體化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西歐的那些相對貧窮的國家也能從中得到大量的補貼。相反，新獨立的國家則把俄國看作政治上不穩定卻仍然盛氣凌人、野心勃勃，并且在經濟上是它們參與世界經濟、獲得急需的外資的障礙。
　　烏克蘭特別強烈地反對莫斯科的“一體化”思想。烏克蘭領導人很快就認識到這樣的“一體化”，特別是在俄國對烏克蘭獨立的合法性持保留態度的情況下，最終將會導致烏的民族主權的喪失。而且俄國對新獨立的烏克蘭國家采取的高壓政策——不愿承認烏克蘭的邊界，對烏克蘭在克里米亞的權利提出疑問并堅持俄國對塞瓦斯托波爾港獨享治外法權的控制，使烏克蘭已經覺醒的民族主義有了明確的反俄傾向。在一個新國家歷史成形的關鍵階段，烏克蘭民族國家的自我定位因此從傳統的反波蘭或反羅馬尼亞的方向，轉為集中反對俄國提出的任何建立一個更為“一體化”的獨聯體或斯拉夫共同體（與俄羅斯及白俄羅斯）或歐亞聯盟等建議，把這些建議都看成是俄羅斯為重建帝國的策略。
　　外部的支持鼓勵了烏克蘭維護其獨立的決心。雖然開始時西方特別是美國遲遲不承認分立的烏克蘭國家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到90年代中期，美國和德國均已成為基輔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1996年7月，美國防部長宣稱，“我無論怎么說都不會夸大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對整個歐洲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性”；9月，德國總理雖然堅定地支持葉利欽總統，卻也進一步宣稱“烏克蘭在歐洲的牢固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戰，誰也不能再對烏克蘭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提出爭議”。美國的決策者們也把美烏關系稱為“戰略伙伴關系”，故意用與描述美俄關系同樣的詞語來描述美烏關系。
　　正如前面所述，沒有烏克蘭，以獨聯體或以歐亞主義為基礎重建帝國都是不可行的。一個沒有烏克蘭的帝國最終只能是更“亞洲化”的離歐洲更遙遠的俄國。而且，歐亞主義對新獨立的中亞各國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吸引力，很少有中亞人熱心于與莫斯科結成新的聯盟。烏茲別克斯坦特別堅決地支持烏克蘭反對俄國把獨聯體提升為超國家實體，反對俄國意在加強獨聯體的倡議。
　　其他獨聯體國家也警惕莫斯科的意圖，傾向于團結在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周圍反對或躲避莫斯科要求更緊密的政治和軍事一體化的壓力。同時，幾乎所有新獨立國家的民族意識正逐步加深，更加有意識地譴責過去對莫斯科的順從是殖民主義，努力消除其各種影響。因此，甚至在民族問題十分脆弱的哈薩克斯坦，也與其他中亞國家一道廢除了西里爾字母，而用土耳其早些時候改造過的拉丁字母取而代之。實際上，到90年代中，為阻止俄國用獨聯體作為政治一體化的工具，由烏克蘭悄悄挑頭，已非正式地形成了由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時也包括哈薩克斯坦、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組成的集團。
　　烏克蘭堅持有限的、以經濟為主的一體化，進一步使“斯拉夫聯盟”這一概念失去了實際意義。這個由一些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培育起來的，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支持下名噪一時的主張，一旦被烏克蘭拒絕就自動失去了其地緣政治含義。“斯拉夫聯盟”僅剩白俄羅斯一國與俄國在一起。由于哈薩克斯坦北部的俄羅斯人聚居區也可能成為該聯盟的一部分，“斯拉夫聯盟”還有可能使哈薩克斯坦分裂。這種可能性當然不會使哈薩克斯坦的新統治者感到放心，而只會激化反俄的民族主義傾向。在白俄羅斯，一個沒有烏克蘭的斯拉夫聯盟只能意味著白俄羅斯被俄國兼并。這也將激起更強烈的民族不滿情緒。
　　“近鄰外國”政策的這些外部障礙，因俄國人民的情緒這個重要的內部制約而大大增強。盡管政治精英之間就俄羅斯在前帝國范圍內的特殊使命大作文章，在政治上鼓噪不止，可能是由于厭倦了，也可能僅僅出于常識，俄國人對恢復帝國的任何宏偉計劃幾乎都沒有什么熱情。他們贊成開放邊界，開放貿易，人員自由流動以及俄語的特殊地位，但對政治一體化，特別是這個一體化牽涉到經濟代價和流血犧牲時并不熱心。“聯盟”的解體令人遺憾，恢復令人高興。但公眾對車臣戰爭的反應表明，任何超出運用經濟影響或政治壓力的政策均不會得到民眾的支持。
　　總之，“近鄰外國”優先的政策在地緣政治上最大的不足，就是俄國在政治上還不夠強大，還無力把其意志強加于人；在經濟上也無足夠的吸引力來吸引新的國家。俄國的壓力只會使它們更多地尋求與外部的聯系，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與西方的聯系，但有時也會尋求發展與中國和南部重要的伊斯蘭國家的關系。當俄國針對北約的擴大揚言要組建自己的軍事集團時，它回避了“與誰’’的問題，而且它還回避了更令人痛苦的回答：最多也只可能與白俄羅斯和塔吉克斯坦。
　　新獨立的國家，因為擔心潛在的政治后果，對即使是最合理和急需的與俄國實行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也越來越不信任。與此同時，關于俄國所稱的歐亞使命和斯拉夫不可言傳的性質的思想，也只是進一步使俄國遠離歐洲和整個西方而孤立起來，加深后蘇聯時期的危機，并延緩俄國社會按照基馬爾·阿塔托克在奧斯曼帝國滅亡后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樣實現急待進行的現代化和西方化。因此，“近鄰外國”政策沒有給俄國提供地緣政治的解決方法，相反只帶來了一種地緣政治的幻想。
　　如果與美國共同統治行不通，“近鄰外國”政策又不靈，那么俄國還有什么地緣戰略可選擇呢？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未能實現建立一個在全球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國”的理想，這使民主派大為沮喪。“民主俄國”只成了一個口號，而與現實無緣。在不得不承認老帝國的“重新一體化”最多也僅是個遙遠可能性的情況下，又使一些俄國的地緣政治家玩弄起某種針對美國在歐亞大陸霸主地位的反聯盟主張。
　　1996年初，葉利欽總統解除了親西方的外長科濟列夫的職務，以更有經驗但正統的前共產黨國際問題專家，長期來一直對伊朗和中國感興趣的葉甫根尼·普里馬科夫代之。一些俄國評論家猜測，普里馬科夫的傾向可能會促成一個以三個在削弱美國在歐亞大陸首要地位問題上有最大地緣政治利益的大國為核心的新的“反霸”聯盟。普里馬科夫上臺伊始的幾次出訪及講話加深了這一印象。而且現有的中國與伊朗的武器貿易關系，以及俄國愿與伊朗合作加快其獲得核能源的傾向，與更緊密的政治對話和最終的結盟是完全符合的。這一結果至少在理論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國、世界上最好戰的伊斯蘭大國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強的亞洲大國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聯盟。
　　要搞這種反聯盟，首先必須恢復中俄雙邊關系，并利用兩國政治精英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不滿。1996年初，葉利欽去了北京，簽署了一項宣言，明確批評了全球性“霸權主義”傾向。這也就暗示兩國將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同年12月，中國總理李鵬回訪，兩國不僅重申反對“由一個大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且同意加強現有的關系。俄國評論家們歡迎這一發展，并把這視為全球大國間相互關系的一個積極變化和對美國推動的北約擴大的恰當反應。有些人甚至高興地說中俄聯盟將對美國實施它應得的懲罰。
　　但是，只有在美國十分短視地同時對中國和伊朗采取敵視政策時，把俄國與中國及伊朗結合在一起的聯盟才能搞得起來。這樣的結局當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國的所作所為看來幾乎就在貫徹要同時與德黑蘭和北京敵對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國卻都不準備把戰略賭注下在既不穩定又虛弱的俄國身上。兩國都意識到這種聯盟一旦超出了某種偶爾為之的策略協調范圍，就會危及它們各自與較為先進的世界的關系，而只有這個先進世界才有能力向它們投資和提供它們所需要的先進技術。俄國卻沒有什么可向它們提供，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反霸聯盟的伙伴。
　　實際上，并無共同的意識形態而僅是在“反霸”情緒下結成的任何聯盟基本上將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對第一世界的最先進部分的聯盟。它的各個成員都不會有多少收獲，中國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資流入的危險。正如一位持批評態度的俄國地緣政治學者指出的，對俄國來說也是如此，“俄中聯盟的幽靈……將大大增加俄國再次被西方的技術和資金拒之于門外的可能性”。［8］不管它是由三國還是兩國組成，這種聯盟最終會使所有的參加者長期地孤立，共同落后。
　　另外，中國將在任何俄國認真努力拼湊的這類“反霸”聯盟中成為老大。中國人口眾多，人民勤勞，勇于開拓，生氣勃勃，對俄國還有某些潛在的領土要求，將必然使俄國淪為一個小伙計。而同時中國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愿）去幫助俄國克服其落后狀態。俄國因此將成為不斷擴大的歐洲和擴張主義的中國之間的緩沖區。
　　最后，俄國一些外交問題專家仍然企盼歐洲一體化停滯不前，包括西方內部對北約未來前景發生分歧，認為這至少也許最終會給俄國創造一些策略性機會與德國或法國拉拉關系，來破壞歐洲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系。這種觀點其實毫無新意。整個冷戰時期，莫斯科都在過一段時間就試圖打德國牌或法國牌。不過某些莫斯科的地緣政治學家也不無理由地認定，歐洲事務的停滯會提供可資利用的策略機會，而對美國造成不利。
　　但是能夠得到的也就是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純屬策略上的機會而已。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都不可能放棄與美國的關系。雖然不能排除特別是俄國有時在一些小問題上會拉攏法國，但只有歐洲事務中出現大的動亂，歐洲統一事業和跨大西洋聯系的垮臺，聯盟在地緣政治上才會逆轉。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歐洲國家也不會謀求與迷失了方向的俄國發展真正全面的地緣政治聯盟。
　　因此，說到底，沒有一種反聯盟政策是可行的選擇。擺脫俄國新的地緣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反聯盟，也不在于與美國建立平等的戰略伙伴關系這種幻想，更不在于在前蘇聯范圍內建立某種政治經濟上的“一體化”體系。所有的政策都回避了對俄國來說實際上唯一可行的選擇。

　　一個抉擇的兩難困境

　　俄國唯一真正的地緣戰略選擇，亦即能使其發揮符合實際的國際作用和能使俄國得到改造自身并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的選擇就是歐洲。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歐洲，而是一個橫跨大西洋的、擴大的歐盟和北約的歐洲。正如本書第三章已闡述的那樣，這樣一個歐洲正在形成，而且這個歐洲也可能仍然與美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果俄國要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被危險地孤立，這就是俄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歐洲。
　　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伙伴；但如只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如果美國不培育出一種環境使俄國人相信與跨大西洋的歐洲越來越結成有機的聯系是俄國的最好選擇，俄國就更可能成為一個問題。雖然俄中、俄伊（朗）長期戰略聯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明顯重要的是，美國的政策應避免使俄國偏離其所需的地緣政治抉擇。因此，美國在制定與中國和伊朗關系的政策時，應盡可能把它們對俄國地緣政治分析的影響考慮在內。堅持龐大的地緣戰略選擇的幻想，只會延誤俄國為結束其深刻危機所必須作出的歷史挾擇。
　　只一個愿意從經濟和地緣政治上接受歐洲新現實的俄國，才能從橫跨大陸的商業、通訊、投資、教育等廣大領域的歐洲合作中獲益。因此，俄國加入歐洲委員會是方向十分正確的步驟。這是新俄國與正在擴大的歐洲間進一步建立機制性聯系的嘗試。這也意味著俄國若要走這條路，除了最后仿效奧斯曼帝國以后的土耳其，決定放棄其帝國野心，決意走現代化、歐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別無其他選擇。
　　一個現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與美國聯系在一起的歐洲能給俄國帶來的實惠，是任何其他選擇都無法比擬的。如果俄國是一個不搞擴張的、民族的、民主的國家，歐洲和美國就不對俄國構成威脅；它們與俄國之間也不存在不穩定的具有潛在沖突危險的邊界，而俄國與其以南的穆斯林國家卻無論在種族上還是在領土上都界線不清，因而肯定有潛在沖突的危險。相反，對歐美來說，一個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國正是它們地緣政治上所期望的實體，是動蕩復雜的歐亞大陸穩定的一個源泉。
　　俄國因此面臨著進退兩難的處境。如果為了得到實惠，作傾向歐、美的抉擇，那么首先就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第二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的政治和安全關系不表示異議。第一個要求意昧著俄國應接受在前蘇聯范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接受這一點，并不是排斥以過去的歐洲自由貿易區模式進行的經濟合作，但不能對新獨立國家的政治主權進行限制。原因很簡單：它們不愿意受這種限制。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俄國明確地、毫不含糊地承認烏克蘭的獨立存在，承認烏克蘭的邊界和獨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個要求可能更難接受。不能把與跨大西洋共同體的真正合作關系建立在這樣的觀念之上，即僅僅因為俄國不愿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歐洲民主國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體之外。這個共同體的擴大無需匆忙，當然也不應以反俄為主題來促其擴大。但這一擴大不能，也不應被一紙只能反映一種過時的歐洲安全關系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擋不前。一個擴大的和民主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歷史進程，不應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
　　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這個抉擇的兩難困境可能在開頭并在一段時間內難以解決。這需要用政治意志采取一個大動作，可能還需要一個杰出的領袖有能力作出抉擇，并表現出建立一個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現代的、歐洲的俄國的遠見。這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還不會發生。克服共產主義和后帝國的困難不僅需要比后共產主義中歐的轉變更長的時間，而且也需要一個有遠見的、穩定的政治領導。目前俄國的基馬爾·阿塔托克尚未出現。但俄國人最終將認識到俄國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9］。他們必須承認葉利欽1990年在基輔關于俄國將來不應成為一個帝國的講話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個真正非帝國的俄國仍將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迄今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強大國家。
　　不管怎么說，對“什么是俄國和俄國在哪里”的問題重新作出回答也許只能分階段進行，而且還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堅決的姿態。美國和歐洲必須提供幫助。他們不僅應讓俄國與北約簽訂一個特殊的條約或憲章，而且也應著手與俄國一起探索建立一個遠遠超過松散的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OSCE）的最終橫跨大陸的安全和合作體系。如果俄國國內民主體制得到鞏固，并且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取得實質性進展，就不應排除俄國與北約和歐盟發展更緊密關系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西方特別是美國應實行使俄國這一抉擇的兩難困境一直持續下去的政策。后蘇聯的新國家保持政治經濟穩定，是使俄國有必要進行歷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后蘇聯的新國家，在前蘇聯地區內實現地緣政治的多元化，必須是吸引俄國毫不含糊地作出歐洲抉擇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些國家中，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尤其重要。
　　獨立的阿塞拜疆可以成為西方進入能源豐富的里海盆地和中亞地區的通道。相反，阿塞拜疆被征服就意味著中亞將可能與外部世界隔絕，阿塞拜疆也就在政治上易受制于俄國要求重新實現一體化的壓力。從民族的角度看，烏茲別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亞國家，也是俄國重新控制該地區的主要障礙。烏茲別克斯坦的獨立對中亞其他國家的生存至關重要。烏茲別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制于俄國的壓力。
　　但最重要的是烏克蘭。隨著歐盟和北約擴大，烏克蘭最終將有資格選擇它是否愿意加入這兩個組織。烏克蘭為加強其獨立地位，一旦這兩個組織與其邊界接壤而其內部變革又使它開始達到加入的標準，烏克蘭很可能會愿意加入這兩個組織。雖然這還要一段時間，但西方在進一步加強與基輔的經濟和安全聯系的同時，現在就開始把2005－2015年定為烏克蘭逐步加入兩組織的合理的時間表，以減少它擔心歐洲擴大會在波烏邊界上止步的擔憂，為時已并不太早了。
　　俄國盡管抗議北約擴大，但可能到1999年會默認北約吸收幾個中歐國家，因為俄國與中歐的文化和社會差距在共產主義垮臺以來已擴大了許多。倒是俄國要默認烏克蘭加入北約會困難得多，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承認烏克蘭的命運不再與俄國的命運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但烏克蘭要以獨立的國家生存，就必須成為中歐而不是歐亞的一部分；如果烏克蘭要成為中歐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必須充分參與中歐與北約和歐盟的聯系。俄國接受了這些聯系將說明俄國自身也決定真正成為歐洲的一部分。俄國拒絕這樣做，就等于拒絕歐洲而要保持自己孤零零的“歐亞”身份和存在。
　　必須記住的關鍵問題是：若烏克蘭不屬于歐洲，俄國就不能屬于歐洲，但若俄國不屬于歐洲，烏克蘭卻仍可屬于歐洲。假如俄國決定把賭注押在歐洲，那么烏克蘭被納入擴大的歐洲體系最終將符合俄國自身的利益。的確，烏克蘭與歐洲的關系可以成為俄國自身發展的轉折點。但這也意味著確定俄國與歐洲的關系還需要一段時間，因為烏克蘭決定倒向歐洲將使俄國在對它下一階段歷史作出決策時陷入危機——或者也成為歐洲的一部分，或者成為歐亞的一個棄兒，既不真正屬于歐洲，又不真正屬于亞洲，在同它的“近鄰外國”的沖突中一籌莫展。
　　人們希望，擴大的歐洲和俄國之間的合作關系會從正式的雙邊關系發展到更有機的和更有凝聚力的經濟、政治、安全聯系。在這種情況下，在下個世紀頭二十年中，俄國會逐步成為包括烏克蘭并延伸到烏拉爾山脈甚至更遠地區的歐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國與歐洲和跨大西洋體系發生聯系，甚或形成某種形式的成員關系，又將為迫切希望發展與歐洲關系的三個高加索國家——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敞開大。
　　無法預料這個進程會有多快，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如果推動俄國走向這一方向的地緣政治環境已經形成，同時排除了其他誘惑，那么這個進程會發展得更快。俄國同歐洲靠攏的速度越快，歐亞大陸的黑洞就會越早由一個越來越現代化和民主的社會填補。實際上，對俄國來說，這一個抉擇的兩難困境已不再是作出地緣政治抉擇的問題，而是面對自己繼續生存的必要條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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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我們的安全困境》，美國《外交政策》季刊，（1992年秋季）88卷，第60頁。
　　［2］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中央集權主義的悲劇》，載于《俄羅斯文學月刊》，1990年1月號，第4－5頁。
　　［3］1992年1月12日《俄羅斯報》刊登的專訪。
　　［4］A·博加圖羅夫和V·克列緬尤克（兩人均為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資深學者）所著《美國人自己是永遠也不會停下來的》，載1996年6月28日《獨立報》。
　　［5］例如，據國際文傳（1996年11月20日）報道，連葉利欽的首席顧問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都把烏克蘭視為一種“臨時現象”。《大眾報》（1996年12月10日）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俄國可能在烏克蘭東部遇到一個十分難以解決的問題。民眾的普遍不滿……將導致提出由俄羅斯來接管該地區的請求甚至要求。在莫斯科有不少人會支持這種計劃。”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的領土要求，以及1996年末俄羅斯公共電視臺在晚間天氣預報節目中故意把塞瓦斯托波爾列為俄羅斯城市的那種挑釁性做法，當然無助于減少西方對俄羅斯意圖的擔憂。
　　［6］恩·思·特魯別茨科伊：《成吉思汗的遺產》，《逆流》1990年第9期第68頁。
　　［7］羅馬《咖啡店報》的專訪，1994年7月15日。
　　［8］阿列克賽·博加圖羅夫：《俄美當前的關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載《獨立報》1996年6月18日。
　　［9］1996年初，亞歷山大·列別德將軍出版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帝國的消亡抑或俄國的重生》，載1996年4月26日《今日報》，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
 
 
  
 
 
 
 
 

　　在歐洲，“巴爾干”這個詞使人聯想到種族沖突和大國的地區性爭奪。歐亞大陸也有它的“巴爾干”，但歐亞大陸的“巴爾干”面積更大，人口更多，在宗教和種族上的差異也更大。它位于第二章所描述的那個標出全球主要不穩定地區的長方形地理區域之內，包括東南歐的一部分、中亞、南亞的一部分、波斯灣地區和中東。
　　歐亞大陸的巴爾干構成了這個巨大的長方形區域的內核，而且它在一個獨特的方面有別于其外圍區域：這是一個力量真空地帶。在波斯灣和中東地區，雖然大多數國家也不穩定，但美國的力量是那個地區的最后裁決者。所以這個不穩定地區的外圍區域是一個單一的大國霸權地區，并受這個霸權的調節。相比之下，歐亞大陸的巴爾干國家的確令人想起那些更加古老而熟悉的東南歐的巴爾干國家：它們不僅政體不穩定，而且還吸引和誘使較強大的鄰國的入侵，而入侵的每個大國又都決心反對任何一個其他大國主宰這個地區。正是這樣一個我們并不陌生的力量真空和對外界力量吸引的結合才使它們名正言順地有了“歐亞大陸的巴爾干”的稱號。
　　傳統的巴爾干代表爭奪歐洲主導權的斗爭中的一個潛在的地緣政治目標。歐亞大陸的巴爾干在地緣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為它們將控制一個必將出現的旨在更直接地聯結歐亞大陸東西最富裕最勤勞的兩端的運輸網。從安全和歷史野心的角度來看，它至少對三個與它直接接壤的較強大的鄰國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義。中國對這一地區也表現了越來越大的政治興趣。然而，作為一個潛在的經濟目標，歐亞大陸的巴爾干的重要性更加無法估量：本地區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氣和石油儲藏以及包括黃金在內的重要礦產資源。
　　世界能源消費在未來20或30年內必然會急劇增加。據美國能源部估計，從1993年到2015年世界能源需求將增加50％以上，而消費增長最大的將是遠東。亞洲經濟增長的勢頭已經產生巨大壓力，促進了新的能源產地的勘探和開發。中亞地區和里海盆地被認為蘊藏著大大超過科威特、墨西哥灣或北海的天然氣和石油。
　　得到其資源并分享其潛在的財富成了各方尋求的目標，這個目標激起了民族的野心，引發了集團的興趣，重新挑起歷史上關于歸屬的爭端，喚起了帝國的理想，同時也激化了國際的爭奪。由于這個地區不僅是一個力量真空而且內部也不穩定，局勢就變得愈加變化無常。每一個國家都有嚴重的內部困難。所有國家的邊境不是與鄰國有主權爭議，就是存在著種族仇恨，單一民族的國家極少，有些國家甚至已經陷于領土、種族或者宗教等的暴力沖突之中。

　　種族的大熔爐

　　歐亞大陸的巴爾干包括九個以某種方式符合上述描述的國家，另外還有兩個國家被視為潛在的候補成員。這九個國家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它們都曾是已垮臺的蘇聯的一部分——還有阿富汗。可能加入這一行列的還有土耳其和伊朗。它們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更有活力，也都在歐亞大陸的巴爾干范圍內積極爭取地區影響，所以兩者都是本地區重要的地緣戰略棋手。同時，兩國都很容易受到內部種族沖突的打擊。如果它們中的一個或者兩個同時出現動蕩，本地區的內部問題就將變得無法控制，任何抑制俄羅斯對該地區控制的努力甚至都可能變得徒勞無功。
　　高加索的三個國家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可以說是建立在真正具有歷史性的民族基礎之上的。所以它們的民族主義往往廣泛而強烈，而外部沖突成了它們面臨的主要挑戰。相比之下，五個新的中亞國家可以說是在更大程度上處于國家建設階段，仍有很強的部落和種族意識，所以內部糾紛成為它們的主要問題。在兩種類型的國家中，這些問題已經開始被它們的更強大的、有帝國意識的鄰國所利用。
　　歐亞大陸的巴爾干就像一個由不同種族組成的鑲嵌畫。其中各國的邊界都是在二十世紀20和30年代各蘇聯加盟共和國正式成立時由蘇聯的地圖繪制員們主觀劃定的（阿富汗由于從來就不是蘇聯的一部分，所以是一個例外）。它們的邊界主要是以種族為標準劃定的，但同時也反映了克里姆林宮的一個意圖，那就是保持俄羅斯帝國南部地區內部的分裂以使其更加俯首帖耳。
　　所以，莫斯科拒絕了中亞民族主義者建議的把中亞各個民族（其中大多尚無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合并成一個單一的政治單位——稱為“土耳其斯坦”——的方案，而寧愿建立五個單獨的“共和國”。它們都有自己的新的名稱和犬牙交錯的邊界。可能是出于同樣的意圖，克里姆林宮放棄了建立單一的高加索聯邦的計劃。所以，在蘇聯瓦解以后，無論是三個高加索國家還是五個中亞國家對它們的新獨立地位和必要的地區合作都沒有充分的準備，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高加索地區，人口不到400萬的亞美尼亞和有800多萬人口的阿塞拜疆很快就陷入一場關于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位的公開戰爭。納－卡地區在阿塞拜疆境內，但大部分人口是亞美尼亞人。沖突引起了大規模的種族清洗，成千上萬的難民和被驅逐的居民雙向逃亡。鑒于亞美尼亞信奉基督教，而阿塞拜疆是個穆斯林國家，這場戰爭還帶有宗教沖突的色彩。戰爭對經濟的破壞使兩個國家更難鞏固自身的穩定和獨立。亞美尼亞被迫更加依賴向它提供大量軍事援助的俄羅斯，而阿塞拜疆取得的獨立地位和內部穩定則因失去了納－卡而大受損害。
　　阿塞拜疆的脆弱性對本地區有更為廣泛的影響，因為這個國家的位置使它成為地緣政治的支軸。它可以被形容為一個至關重要的“軟木塞”，控制著進入一個裝著里海盆地和中亞富饒資源的“瓶子”的通道。油氣管道從這里通向在種族上與它關系密切，在政治上支持它的土耳其。獨立的、講突厥語的阿塞拜疆使俄羅斯不能獨霸進入該地區的通道，這樣也就剝奪了俄國對中亞國家政策的決定性的政治影響力。但是阿塞拜疆極易受到來自北方強大的俄羅斯和南方伊朗的壓力。在伊朗西北部生活著人數兩倍于阿本土的阿塞拜疆人——有人估算為2千萬。這一現實使伊朗擔心它的阿塞拜疆人中間的潛在分離主義傾向，于是就對阿塞拜疆的主權地位抱有矛盾的心態，雖然兩國都信奉伊斯蘭教。結果是，阿塞拜疆同時受到俄羅斯和伊朗的壓力，限制其與西方的交往。
　　與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種族非常單一的情況不同的是，格魯吉亞600萬人口中約有30％是少數民族。而且，這些小的群體在組織和特性上還有相當程度的部落特點，而且一直對格魯吉亞人的統治非常反感；因此在蘇聯解體時，奧塞梯人和阿布哈茲人就借格魯吉亞內部政治爭斗之機試圖分離出去。俄羅斯對此暗中支持，以便壓格魯吉亞向俄國讓步而留在獨聯體之內（格魯吉亞起初曾想完全擺脫獨聯體），并且使格魯吉亞同意俄國在其土地上保持軍事基地以阻止土耳其向該地區的滲透。
　　在中亞，內部因素一直是引起局勢不穩定的更重要原因。從文化和語言上看，五個新獨立的中亞國家中有四個是突厥語世界的一部分。塔吉克斯坦在語言和文化上屬于波斯語系，而不屬前蘇聯的阿富汗是帕坦、塔吉克斯坦、普什圖以及波斯等種族的大雜燴。這六個都是穆斯林國家。多年來，它們中的多數都處于波斯帝國、土耳其帝國以及俄羅斯帝國的輪番影響之下。但這種經歷并沒有在它們之中培育起一種關于共同地區利益的意識。相反，不同的種族構成卻使它們很易受內外沖突的打擊。這些沖突積累起來又往往吸引更為強大的鄰國的入侵。
　　在五個新獨立的中亞國家中，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是最重要的兩個。哈薩克斯坦是本地區的屏障，而烏茲別克斯坦是本地區多樣化的民族覺醒的靈魂。哈薩克斯坦的面積和地理位置保護了其他國家免于直接受到俄羅斯的實際壓力，因為只有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接壤。然而，在它的1800萬人口中有約35％的俄羅斯人（全地區的俄羅斯人口都在逐漸下降），另外還有20％也是非哈薩克人。這種情況就使新的哈薩克族統治者更難以在民族和語言的基礎上實現國家建設的目標。這些統治者自己變得越來越民族主義，但他們卻只代表了全國大約一半的人口。
　　在這個新國家居住的俄羅斯人自然對哈薩克領導充滿忿恨，他們作為過去的殖民統治階級受過較好的教育，地位比較優越，所以害伯失去特權。而且，他們往往以幾乎不加掩飾的文化上的鄙視看待新的哈薩克民族主義。哈東北和西北地區都居住著大量的俄羅斯移民，如果哈俄關系嚴重惡化，哈薩克就會面對領土被肢解的危險。同時，有幾十萬的哈薩克人居住在哈俄邊界的俄羅斯一側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東北部，而哈薩克認為烏茲別克斯坦是與他們爭奪中亞領導地位的主要對手。
　　實際上，烏茲別克斯坦是擔當中亞地區領導的首選國家。雖然在面積上和自然資源上都遜于哈薩克斯坦，但它有更多人口（將近2500萬），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人口構成遠比哈薩克斯坦單一。由于本土人口的出生率更高，而且曾經占主導地位的俄羅斯人逐漸遷離，不久其人口的75％將是烏茲別克人，而只有為數不多的俄羅斯人作為少數民族留下來，主要居住在首都塔什干。
　　另外，這個國家的政治精英有意將烏茲別克斯坦這個新國家說成是中世紀龐大的帖木兒帝國（1336－1404年）的直接繼承國。曾是帖木兒帝國首都的撤馬爾罕成了本地區著名的宗教、天文學和藝術的研究中心。這一聯系給現代的烏茲別克斯坦注入了比其鄰國更深的歷史繼承感和地區使命感。一些烏茲別克領導人的確認為烏是一個單一的中亞實體的國家核心，并認為塔什干應成為這一實體的首都。烏茲別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和烏茲別克斯坦的人民已經越來越具備了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觀素質，并決心不論國內有什么樣的困難永遠不再回到殖民地狀態。他們的這種意識比任何其他中亞國家都更加強烈。
　　這種情況使烏茲別克斯坦成為培育一種后種族的（POST－ETHNIC）現代民族主義的領袖，同時也使其鄰國對其感到某種不安。雖然烏茲別克斯坦的領導人在國家建設和主張促進地區自給自足方面起了帶頭作用，但這個國家相對更大的民族同一性和更強烈的民族意識使其與相鄰的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哈薩克斯坦的統治者擔心烏茲別克的地區領導地位會演變為對地區的統治。這種擔心制約了新的主權國家之間地區合作的發展——俄羅斯本來就不鼓勵這種合作——也使這個地區的脆弱性永久化。
　　然而，與其他國家一樣，烏茲別克斯坦也不是完全沒有種族矛盾。烏南方的部分地區，特別是重要的歷史文化中心撤馬爾罕和布哈拉周圍地帶，居住著大量的塔吉克人。他們對莫斯科劃定的邊界仍然十分不滿。使事情更為復雜的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有烏茲別克人，在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重地費爾干納谷地（這里近些年來已經發生了流血的種族沖突）有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必說在阿富汗北部還居住著烏茲別克人，
　　從俄羅斯的殖民統治下倔起的其他三個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中，只有土庫曼斯坦在種族上是比較有凝聚力的。土450萬人口中大約有75％是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和俄羅斯人各占不到10％。土庫曼斯坦受天然屏障保護的地理位置使它離俄羅斯相對遙遠，而烏茲別克斯坦和伊朗卻在地緣政治上與這個國家的未來有更大的關系。一旦通向這個地區的管道建設起來，土庫曼斯坦真正巨大的天然氣蘊藏就會給這個國家的人民展現出一個繁榮的未來，
　　吉爾吉斯斯坦的500萬人口則復雜得多。吉爾吉斯人占總人口約55％。烏茲別克人大約占13％。俄羅斯人最近從20％以上降至略高于15％。獨立前，俄羅斯人是該國工程技術人員等知識階層的主要部分，而他們的離去給這個國家的經濟造成了損害。雖然吉爾吉斯斯坦富于礦產資源，而且因有美麗的自然風光使一些人把這個國家稱為中亞的瑞士（從而成為一個潛在的新的旅游勝地），但它夾在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中間的地理位置，使它的獨立地位嚴重地取決于哈薩克斯坦成功地保持自身獨立的程度。
　　塔吉克斯坦在種族上僅比吉爾吉斯斯坦略為單一。在其650萬人口中，塔吉克人不到三分之二，占25％多一些的是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對他們有一些敵意），仍留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羅斯人只占大約3％。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樣，即使是占主導地位的種族群體也以部落為單位相互尖銳對立，甚至發生暴力沖突，現代的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城市里的政治精英之中。結果是，獨立不僅帶來了國內的爭斗，而且給俄羅斯繼續在這個國家駐扎軍隊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借口。由于大量塔吉克人居住在邊界另一側的阿富汗東北部，塔吉克斯坦的種族形勢就更加復雜。實際上，在阿富汗的塔吉克族幾乎與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人一樣多，這是破壞地區穩定的又一個因素。
　　阿富汗雖然不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但其目前的混亂狀況同樣是前蘇聯遺留下來的。由于蘇聯的占領和長時間的抗蘇游擊戰爭使阿富汗四分五裂，其普什圖人、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同時，反對俄羅斯占領者的圣戰已使宗教成為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導方面，在本已非常尖銳的政治分歧中又注入了教義的狂熱。所以阿富汗不僅必須被看作是中亞種族難題的一部分，而且在政治上更完全是歐亞大陸巴爾干的一部分。
　　雖然前蘇聯的中亞共和國以及阿塞拜疆的人口主要都是穆斯林，它們的政治精英大多仍然是蘇聯時期的產物，而他們的世界觀幾乎都是非宗教的。這些國家在形式上也都是世俗的。然而，隨著他們的人口從主要站在傳統的宗族和部落立場上轉而表現出更加現代的民族自覺，他們的伊斯蘭意識可能會不斷加強。實際上，伊斯蘭的復興已經不僅得到伊朗而且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部支持，很可能成為不斷蔓延的各種新民族主義的推動力量，并決心反對俄羅斯控制下的因而也是異教徒控制下的——任何形式的重新一體化。
　　誠然，伊斯蘭化的進程也可能會傳染給俄羅斯境內的穆斯林。他們大約有2000萬人，比留在獨立的中亞國家受外國人統治而沒被感染的俄羅斯人（大約950萬）多一倍以上。這樣，俄羅斯境內的穆斯林約占到俄國人口的13％。他們幾乎不可避免地將在要求維護自己獨特宗教和政治特性的權利方面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即使這種要求不像在車臣那樣以要求實現完全獨立的方式表達出來，它也將加重俄羅斯由于最近一次帝國式的卷入和在新獨立國家中俄羅斯少數民族的存在而在中亞面臨的困境。
　　使歐亞大陸的巴爾干更加不穩定并使局勢更具有潛在爆炸性的一個事實是：歷史上都在本地區有帝國、文化、宗教和經濟利益的兩個相鄰的主要民族國家，土耳其和伊朗，本身在地緣政治取向上就變化無常而且內部也蘊含著脆弱性。如果這兩個國家出現不穩定，很可能整個地區就會陷入巨大的混亂，使正在發生的種族和領土沖突失去控制，本來就十分脆弱的地區平衡將被嚴重破壞。所以，土耳其和伊朗不僅是重要的地緣戰略棋手，而且是地緣政治的支軸國家。它們本身的國內局勢對本地區的命運有關鍵的重要性。兩者都是中等大小的強國，都有著強烈的地區意圖和歷史自豪感。然而這兩個國家未來的地緣政治取向甚至其民族的凝聚力都仍然是不確定的。
　　土耳其，作為一個后帝國的國家仍處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過程之中。它受到來自三個方向的牽引力：現代主義者希望它成為一個歐洲國家而傾向西方，伊斯蘭主義者向中東和穆斯林大家庭傾斜而重視南方；抱有歷史觀點的民族主義者則認為，處于地區主導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亞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從而著眼于東方。三種觀點中每一個都設定了不同的戰略軸心。自從基馬爾主義革命以來，它們之間的沖突第一次使土耳其的地區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而且，土耳其本身也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地區民族沖突的犧牲品。盡管其大約6500萬人口中絕大多數是土耳其人，其中約80％屬突厥語系（也包括切爾卡西亞人、阿爾巴尼亞人、波斯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和阿拉伯人等不同人種），然而多達20％或許更多的是庫爾德人。集中在土耳其東部地區的土耳其庫爾德人已越來越多地被卷入由伊拉克和伊朗的庫爾德人發動的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土耳其內部發生的任何涉及這個國家總體方向的緊張局勢都無疑會鼓勵庫爾德人采取更激烈的行動以尋求獨立的民族地位。
　　伊朗的未來取向更是問題很多。二十世紀70年代后期取得勝利的原教旨主義的什葉派革命可能正進入其“熱月”階段，這使伊朗的地緣戰略作用更加不確定。一方面，無神論蘇聯的崩潰為伊朗北方新獨立的鄰國改變宗教信仰打開了大門。另一方面，伊朗對美國的敵視使德黑蘭采取至少在策略上親莫斯科的態度。由于伊朗擔心阿塞拜疆新取得的獨立會對其內聚力產生影響，這種態度更加堅定。
　　這種擔心來自伊朗面對種族矛盾時的脆弱性。這個國家6500萬（與土耳其人口數量相似）人口中，只有略高于一半的人是波斯人。大約四分之一是阿塞拜疆人，其余的人口包括庫爾德人、俾路支人、土庫曼人、阿拉伯人和其他部族。除了庫爾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以外，其他的種族都沒有能力威脅伊朗的國家完整，特別是由于在波斯人中存在著很強烈的民族、甚至帝國的意識。然而這種情況會很快發生變化，特別是一旦伊朗政治中發生新的政治危機，就更加如此。
　　而且，有兩個事實對伊朗的庫爾德人以及所有其他少數民族發生感染作用，一是目前本地區已存在著幾個新獨立的“斯坦”，二是連100萬車臣人也能夠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如果阿塞拜疆成功地保持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很可能愈發堅定地忠于建立一個更大的阿塞拜疆的理想。這樣德黑蘭政治的不穩定和分裂狀態可能會升級為對伊朗這個國家的內聚力的挑戰，那么歐亞大陸的巴爾干所涉及的范圍及利益就會極大地擴大。

　　多重競賽

　　傳統的歐洲巴爾干牽涉到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以及俄羅斯帝國三者間面對面的爭奪。還有三個間接的參與者，它們擔心其在歐洲的利益會因某一個主角的勝利而受到負面的影響。德國懼怕俄羅斯的強大，法國反對奧匈帝國，英國則更希望由一個逐漸衰弱的奧斯曼帝國控制達達尼爾海峽，而不愿看到其他兩個主要競爭者中的任何一個控制巴爾干。在整個十九世紀，這些大國成功地遏制了巴爾干的沖突且并未損害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但到1914年，它們卻沒能做到這一點，從而給所有各方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今天在歐亞大陸的巴爾干展開直接爭奪的同樣有三個相鄰大國：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盡管中國最終也可能成為一個主要角色。比較遠距離地參與競爭的還有烏克蘭、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遙遠的美國。三個主要的最直接的競爭者都不僅受到未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驅使，而且也都受到很強的歷史推動力的驅使。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曾在某個時期是本地區政治或文化上的主導國家。每一個都以懷疑的目光看待其他幾個。雖然它們之間發生迎頭相撞的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但它們在外部爭斗的影響積累起來會給本地區造成混亂。
　　俄羅斯人對土耳其人的敵視態度近乎過分。俄羅斯的媒體將土耳其人描述成一心想控制這個地區并煽動當地力量反對俄羅斯（車臣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的陰謀家，并認為土耳其對俄羅斯的整體安全造成了與土耳其實際能力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威脅。土耳其人則針鋒相對，認為自己擔當的是解放者的角色，目的是把教友們從俄羅斯的長期壓迫下解放出來。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波斯人）歷史上就是這一地區的競爭者，這種競爭近年來又重新抬頭，土耳其樹立了一種現代的和世俗的形象，以取代伊朗觀念下的伊斯蘭社會。
　　雖然可以說這三者至少都在謀求自己的勢力范圍，俄羅斯的情況則是：莫斯科的野心涵蓋的范圍要大得多，因為人們對其帝國統治相對來說還記憶猶新，在這個地區還有幾百萬俄羅斯人，而且克里姆林宮也渴望使俄羅斯重新成為一個主要的全球大國。莫斯科的對外政策聲明已經表明，它將整個前蘇聯空間看作是克里姆林宮有特殊地緣戰略利益的區域，并且認為應當把任何外來的政治的甚至是經濟的影響排除出這一地區。
　　相比之下，雖然土耳其獲得地區影響的愿望帶有一些盡管是更加陳舊的、過去的帝國的影子（奧斯曼帝國的額峰是在1590年征服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時候，雖然當時其版圖并不包括中亞），這種愿望似更深地植根于與本地區的突厥語民族在種族和語言上的認同感。鑒于土耳其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更為有限，建立一個排他性的政治勢力范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松散的突厥語大家庭的潛在領袖。為此它利用其令人羨慕的相對現代化水平、語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經濟手段，力圖在目前這一地區的國家建設過程中把自己確立為最有影響的力量。
　　伊朗的意圖就更加含糊，但從長遠看對俄羅斯的野心同樣構成威脅。波斯帝國是一個更加遙遠的記憶。在大約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鼎盛時期，它的領土曾包括現在的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三個高加索國家以及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和以色列。雖然伊朗目前的地緣政治抱負沒有土耳其那樣大，主要著眼于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但本地區的整個穆斯林人口，甚至包括在俄羅斯境內的穆斯林人口，都是伊朗宗教利益的目標。確實，中亞伊斯蘭的復興已經變成伊朗當前統治者野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相互競爭的利益在地圖17上得到了說明：俄羅斯地緣政治的擴張用兩個向南直指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的箭頭表示；土耳其是一個向東穿過阿塞拜疆和里海指向中亞的箭頭；伊朗則是兩個箭頭，一個向北指向阿塞拜疆，另一個向東北指向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這些箭頭不僅相互交叉，而且可能相互碰撞。
　　目前，中國的作用比較有限，它的目標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認為中國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對一群相對獨立的國家，而不是一個俄羅斯帝國。這些新生的國家至少可以充當一種緩沖，但中國同時也擔心其新疆境內的突厥少數民族可能把中亞新獨立國家看作自己的有吸引力的榜樣。正因為如此，中國已在謀求哈薩克斯坦保證壓制跨邊境少數民族的激進主義行動。從長遠看，北京對本地區的能源資源必定會有特殊的興趣。直接獲得這些資源，而不受莫斯科的控制，必定是北京的主要目標。這樣，中國的整體地緣政治利益就會與俄羅斯追求主導地位的努力發生沖突，卻與土耳其和伊朗的意圖相互補充。
　　對烏克蘭來說，主要問題是獨聯體未來的性質，以及能否更自由地獲得能源資源，以減少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依賴。在這方面，與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更為密切的關系對基輔十分重要。烏克蘭對那些更有獨立意識的國家的支持是加強它自身對莫斯科的獨立的努力的延長。同樣，烏克蘭支持格魯吉亞成為阿塞拜疆向西出口石油的通道的努力。烏克蘭還與土耳其合作以削弱俄國在黑海的影響，并支持土耳其為將石油從中亞直接輸送到土耳其終端的努力。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介入就更為遙遠了，但它們對新的歐亞大陸的巴爾干可能發生的事情也都不是無動于衷的。巴基斯坦的首要利益在于通過其在阿富汗的政治影響獲得地緣戰略的縱深，不讓伊朗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發揮政治影響，并最終從連接中亞和阿拉伯海的輸油管道的建設中獲益。印度為了對巴基斯坦作出反應，同時也出于對中國在這個地區的長期影響的擔心，更支持伊朗在阿富汗的影響以及俄羅斯在前蘇聯空間內更多的存在。
　　美國雖然相距甚遠，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蘇聯的歐亞大陸保持地緣政治多元化，美國出現在背景之中并逐漸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也許是間接的棋手。它顯然不僅對開發這個地區的資源感興趣，而且要阻止俄羅斯單獨主導這個地區的地緣政治空間。美國這樣做不僅是在謀求它更大的歐亞地緣戰略目標，而且也通過爭取毫不受限制地進入這個至今還封閉著的地區，維護其本身日益增長的經濟利益以及歐洲和遠東的利益。
　　因此，在這個難題中有利害關系的包括地緣政治力量、潛在的巨大財富的獲取、民族和（或）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然而，競爭特別集中在能否進入該地區的問題上。在蘇聯解體之前，進入該地區的途徑完全由莫斯科所壟斷。所有的鐵路運輸，油氣管道，甚至航空運輸都得通過莫斯科這個中心來運營。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學家們希望這種情況一直保持下去。因為他們知道誰控制或主導進入該地區的途徑，誰就最可能贏得這一地緣政治和經濟的大獎。
　　正是由于這種考慮才使油氣管道問題成為影響里海盆地和中亞的未來的主要問題。如果連接這一地區的主要的管道繼續穿過俄羅斯領土到達俄國的黑海港口新羅西斯克，即使俄國不公開地炫耀實力，這種情況的政治后果也會自然地顯現出來。這個地區仍將在政治上依附于俄國，而俄國在決定如何分配該地區的新財富問題上就會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反過來，如果另有一條管道穿過里海通到阿塞拜疆再經土耳其到達地中海，或者還有一條管道經過阿富汗到達阿拉伯海，那么就不會有任何一個大國壟斷進入該地區的途徑了。
　　麻煩的現實是，俄國政治精英中有些人的行為表明，如果俄羅斯不能完全控制進入該地區的途徑的話，他們寧愿讓該地區的資源根本得不到開發。如果外國投資可能導致外國經濟和政治影響在該地區更直接的存在，俄國寧愿仍然對這里的財富不加開發。這種財富擁有者的心態有歷史根源，改變它需要時間和外部的壓力。
　　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亞的擴張持續進行了大約三百年的時間，但俄帝國最近的終結卻突然得讓人吃驚。隨著奧斯曼帝國實力的衰落，俄羅斯帝國向南沿著里海海岸向波斯推進。它在1556年占領了阿斯特拉罕可汗統治的領地，并于1670年到達波斯。它在1774到1784年間征服了克里米亞，然后于1801年占領格魯吉亞王國，并在十九世紀后半葉席卷了散居在高加索山脈的各個部落（車臣曾進行了殊死抵抗），在1878年完全占領了亞美尼亞。
　　對中亞的征服主要不是壓倒了一個對抗的帝國，而是降伏了一個個基本上相互分離的半部落性質的封建可汗統治地和酋長國。它們只有能力進行零星的、孤立的抵抗。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是在1801年間進行了一系列軍事遠征后被占領的，而土庫曼斯坦是在1873到1886年的長期戰爭中被打敗和兼并的。然而，到1850年，對中亞大部分地區的征服已基本結束，盡管零星爆發的地方抵抗運動即使到前蘇聯時期也仍然時有發生。
　　蘇聯的解體導致了戲劇性的歷史逆轉。1991年12月，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俄羅斯在亞洲的地盤突然縮小了約20％，俄國在亞洲控制的人口從7500萬減少到大約3000萬。另外，高加索的1800萬居民也脫離了俄國。這種逆轉使俄國政治精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他們知道這些地區的經濟潛力正成為外國利益集團的目標，而這些利益集團擁有金融手段在此投資、開發和開采直到不久之前仍然只有俄國才能獲得的資源。
　　然而俄羅斯面對著一個困境：它在政治上過于孱弱，無力完全隔斷外部對這一地區的影響，在財政上也過于貧困而無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開發這個地區。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敏感的領導人認識到，新獨立國家正在發生的人口爆炸意味著如果它們不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最終俄國整個南部邊界地區就會出現一種爆炸性的形勢。特別是當民族主義和伊斯蘭勢力在從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間重新興起時，俄國在阿富汗和車臣的經歷可能再現于從黑海到蒙古的整個邊界線上。
　　所以俄國無論如何一定要設法適應后帝國時期的新現實。它試圖抑制土耳其和伊朗在這一地區的存在，防止新獨立的國家向俄國的主要對手靠近，阻撓中亞形成任何真正獨立的地區合作，并限制美國在新主權國家的地緣政治影響。所以這已經不再是重建帝國的問題。重建帝國代價太高而且會遭到強烈的抵抗。現在的問題是，要建立一個限制新獨立國家的新關系網并保持俄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的主導地位。
　　為實現這一任務而選擇的工具主要是獨聯體，不過在有些地方使用俄國的軍事力量和嫻熟的外交手段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也同樣維護了克里姆林宮的利益。莫斯科利用其影響，力圖使新國家最大限度地順從其建立越來越一體化的“共同體”的想法，并大力推動對獨聯體外部邊界實施集中指揮的控制體系；尋求在共同對外政策框架中實現更緊密的軍事一體化；以及進一步擴大現有的（原蘇聯的）油氣管道網，并且不讓鋪設任何能繞開俄國的新管道。俄國的戰略分析已公開表示莫斯科把這一地區看作是自己特有的地緣政治空間，雖然它已不再是其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克里姆林宮一直尋求在新獨立國家的領土上保持俄國的軍事存在，這一事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俄國地緣政治意圖的線索。莫斯科利用阿布哈茲的分離運動取得了在格魯吉亞保留軍事基地的權利。它利用亞美尼亞在對阿塞拜疆的戰爭中需要支持這一機會，使俄國在亞美尼亞領土上的軍事存在合法化。俄還在政治上和財政上對哈薩克斯坦施加壓力，使其接受俄的軍事基地。另外，塔吉克斯坦的內戰使前蘇聯軍隊得以繼續留在那里。
　　莫斯科在制定其政策的時候是從這樣一些明顯的預期出發的：它與中亞在后帝國時期的關系網絡將逐漸削弱每個勢單力薄的新國家的主權實質，并將它們置于一種從屬于“一體化”獨聯體指揮中心的地位。為實現這一目標，俄羅斯不鼓勵新國家創建其自己單獨的軍隊和推廣使用其各自的語言（他們在逐漸以拉丁字母替代西里爾字母），也不鼓勵它們與外界發展更密切的關系，并反對它們鋪設直接通向阿拉伯海和地中海港口的新管道。如果這一政策獲成功，俄國就能控制它們的對外關系并決定如何分享收入。
　　在尋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俄羅斯的發言人，如本書第四章所示，經常援引歐洲聯盟的例子。然而實際上，俄國對中亞國家和高加索的政策更像是非洲的法語區——由法國軍隊和財政補貼來決定殖民地時期以后的法語非洲國家的政治和政策。
　　俄國的總目標是在最大程度上恢復它在這一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而鞏固獨聯體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機制。但看來莫斯科欲在政治上使之處于從屬地位的首要地緣政治目標是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為了使其政治反攻獲得成功，莫斯科必須不僅控制進入該地區的途徑而且要對其地理屏障進行滲透。
　　對俄國來說，阿塞拜疆必須是首要的目標。它對俄國的屈服會有助于將中亞與西方，特別是與土耳其完全隔離，從而進一步增強俄國對難以駕馭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影響力。為此，俄在類似如何分配里海海床鉆探區塊等有爭議的問題上策略性地與伊朗合作將有利于俄國實現其重要目標——迫使巴庫向莫斯科的愿望讓步。一個順從的阿塞拜疆也將有助于俄鞏固它在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的主導地位。
　　哈薩克斯坦也是一個特別具有誘惑力的首要目標。哈薩克斯坦在種族問題上的脆弱性使哈政府在與莫斯科的公開對抗中不可能占上風。哈的逐漸屈從將產生一個地緣政治效果，那就是幾乎自動把將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人莫斯科控制的范圍，同時將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直接地暴露在俄的壓力之下
　　然而，俄羅斯的戰略與位于歐亞大陸巴爾干的幾乎所有國家的抱負都背道而馳。這些國家新的政治精英不會自愿讓出他們從獨立中獲得的權力和好處。隨著當地的俄羅斯人逐漸讓出他們原有的特權地位，新的精英正很快地擴展他們在主權方面的既得利益。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并且有社會感染力的進程。而且，曾經在政治上很消極的人民也越來越具有民族主義傾向。除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以外，其他各國人民也更加重視他們的伊斯蘭特性。
　　就外交來講，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雖然亞美尼亞依靠俄國的支持與阿塞拜疆抗衡）都希望自己逐步與歐洲聯系在一起。資源富饒的中亞國家以及阿塞拜疆都希望在經濟方面最大限度地在本國領土上吸納美國、歐洲、日本，后來還有韓國的資本，以大大加速它們的經濟發展并鞏固各自的獨立。為此，他們也歡迎土耳其和伊朗發揮更大的作用，并把土伊看作可以抗衡俄羅斯力量的因素以及通向南方廣闊的穆斯林世界的橋梁。
　　所以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和美國的鼓勵下不僅拒絕了俄國建立軍事基地的要求，而且公然違抗俄國關于在阿塞拜疆只修建一條通往俄國黑海港口的管道的要求。它選擇了一個雙重解決辦法，要再修建一條通過格魯吉亞到土耳其的管道（由于美國禁止為與伊朗進行商務活動提供資金，由一家美國公司投資修建一條向南通過伊朗的管道的計劃已不得不放棄）。1995年，在一片鼓噪聲中，一條連接土庫曼和伊朗的新鐵路開通了。這使歐洲通過鐵路運輸與中亞進行貿易成為可能，并完全將俄國撇在了一邊。這條古絲綢之路的重新開通具有一種強烈的象征意義，俄國再也無法將歐洲與亞洲分開了。
　　烏茲別克斯坦在反對俄國的“一體化”努力方面也越來越自信。烏茲別克斯坦外交部長在1996年8月明確表示“烏茲別克斯坦反對建立獨聯體超國家機構，因為這種機構可能被當作實現集中控制的工具。”它強烈的民族主義姿態已經受到俄國報界言辭激烈的譴責：

　　烏茲別克斯坦

　　　　在經濟上強調向西方傾斜，對獨聯體內一體化條約大肆誹謗，甚至堅決拒
　　絕加入關稅聯盟，還有計劃地實行反俄羅斯的民族政策（甚至正在關閉使用俄
　　語的幼兒園）。……對正在亞洲地區推行弱化俄國政策的美國來說，烏茲別克
　　斯坦的這種立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1］

　　即使是哈薩克斯坦也對俄國的壓力作出了反應。它也主張應再有一條不通過俄羅斯的輔助性對外通道。正如哈總統顧問尤米爾西里克·卡西諾夫所說：

　　　　實際上，是俄國自己的行動促使哈薩克斯坦想尋求其他管道，比如俄國限
　　制哈石油運往新羅西斯克，限制秋明的石油運往帕夫洛達爾的煉油廠。土庫曼
　　斯坦推動建設一條通往伊朗的天然氣管道的部分原因是，獨聯體國家只為其天
　　然氣支付國際價格的60％的錢或根本不付錢。［2］　　

　　土庫曼斯坦基本上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一直積極研究建造一條通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阿拉伯海的新管道，同時還在大力修建北連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南接伊朗和阿富汗的新鐵路線。哈薩克斯坦人、中國人和日本人雄心勃勃地設想了一個從中亞到中國海的管道工程，并就此舉行了非常初步的探討性會談。西方已承諾對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氣作長期投資，總數達130億美元，在哈薩克斯坦則大大超過200億美元（1996年數字）。由于全球經濟的壓力而俄國在財力上又辦法有限，這一地區經濟和政治上的孤立狀態顯然正在破除之中。
　　對俄國的恐懼還促使中亞國家加強了地區合作。1993年1月成立的中亞經濟聯盟起初處于休眠狀態，后來逐漸活躍起來。即使是原來明確倡導建立一個新“歐亞聯盟”的哈薩克斯坦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也逐步改變想法，轉而支持中亞地區緊密合作和加強這一地區各國間軍事協調的想法，支持阿塞拜疆將里海和哈薩克石油通過土耳其運出去的努力，并主張共同反對俄國和伊朗企圖阻止在里海沿岸國家間分段劃分里海大陸架和礦產資源的作法。
　　鑒于該地區各國政府有高度集權的傾向，主要領導人之間的個人和解也許關系更為重大。眾所周知，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總統并不十分相互欣賞（這一點他們對外國客人都說得非常坦率）。他們個人之間的敵視起初使克里姆林宮比較容易拉攏一個來反對另外兩個。到90年代中葉，這三個領導人都已意識到，他們之間更緊密的合作對于維護他們新贏得的主權是至關重要的，于是他們開始高度注意公開表現他們之間據稱是密切的關系，并強調今后要協調他們的對外政策。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在獨聯體內部出現了一種非正式的聯盟，它由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領導，致力于建立一個“合作的”而非“一體化”的聯合體。為此，烏克蘭分別與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格魯吉亞簽署了軍事合作協議。1996年9月，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外長還非常象征性地發表了一個宣言，要求此后獨聯體首腦會議不再由俄羅斯總統主持而是由各國輪流擔任主席。
　　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樹立的榜樣，即使是對那些更順從于莫斯科主要意圖的領導人來說也產生了影響。當哈薩克斯坦的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和格魯吉亞的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1996年9月宣布如果“我們的獨立受到威脅”就將脫離獨聯體時，克里姆林宮聽到一定非常惱怒。在更大的范圍里，作為獨聯體的抗衡力量；中亞國家和阿塞拜疆提高了他們在經濟合作組織中的活動水平。這個組織是這一地區伊斯蘭國家間的一個還相對比較松散的組織。其成員還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它致力于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財政、經濟和交通運輸聯系。莫斯科已經在公開批評這些倡議和行動，并且相當正確地認為這正在弱化有關國家的獨聯體成員國屬性。
　　出于類似的想法，這一地區的國家穩步加強了與土耳其的聯系，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加強了與伊朗的聯系。土耳其提出為新的民族軍官團提供軍事培訓，并熱情歡迎大約一萬名學生到土耳其留學。對此，這些突厥語國家都欣然接受。1996年10月在土耳其支持下在塔什干召開第四次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會上著重強調與土耳其加強交通運輸聯系，增加貿易，并建立共同的教育標準和進行更密切的文化合作。土耳其和伊朗兩國一直在電視節目的制作方面非常積極地幫助新獨立的國家，從而直接影響廣大的觀眾。
　　1996年12月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舉行的一次儀式特別有象征意義地表明，土耳其完全認同這一地區的新國家所取得的獨立。在哈獨立五周年的慶典上，土耳其總統蘇萊伊曼·德米雷爾站在納扎爾巴耶夫總統旁邊，為一座28米高的金色紀念碑揭幕，碑頂上是一位騎在類似獅身鷹首的野獸身上的傳說中哈薩克一突販勇士的塑像。當時，哈薩克斯坦贊揚土耳其“在哈薩克斯坦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發展的每一階段，都站在哈薩克斯坦的一邊”。而作為回報，土耳其在大約12億美元的私人投資之外又給了哈薩克斯坦一筆3億美元的貸款。
　　雖然土耳其和伊朗都無法排除俄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土耳其和伊朗（在比較小的程度上）卻一直在加強新國家的意志和能力，抵制與北方鄰國和舊主人的重新一體化。而這樣做必然有助于使這一地區地緣政治的前景更加開放。

　　既不統治也不排他

　　這個地區在地緣戰略上對美國的含義十分清楚：美國相距太遠而無法在歐亞大陸的這一部分成為主導力量，但美國又太強大而不能不參與這一地區的事務。這一地區的所有國家都認為，美國的參與對它們的生存是必要的。俄羅斯過于虛弱，既不能恢復對這一地區的帝國統治，也無法將其他國家排擠出去；但因為離得太近又十分強大，俄國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力量足以發揮影響，但它們自身的脆弱性可能使這一地區無力應付來自北方的挑戰和地區內部的沖突。中國太強太大，不能不令俄羅斯和中亞國家擔心，但正是中國的存在及其經濟活力有助于中亞尋求與世界更廣泛的聯系。
　　所以，美國的首要利益是幫助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單獨控制這一地緣政治空間，保證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攔地在財政上和經濟上進入該地區。只有在一個油氣管道和交通運輸網絡通過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陸地把這個地區直接與世界經濟活動的主要中心連接起來的時候，地緣政治的多元化才能變成一個持久的現實。因此，必須反對俄國為壟斷進入該地區的途徑而作的努力，因為這不利于這一地區的穩定。
　　然而，把俄國排除在該地區之外或者煽動該地區新國家敵視俄國，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實際上，俄國在該地區發展中積極的經濟參與對這一地區的穩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讓俄國成為一個伙伴，而不是唯一的主宰，結果還可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一地區穩定性的加強和財富的增加還直接有助于俄國的經濟發展并會給獨聯體所標榜的“聯合體”增添一些實際的意義。存在著某些野心更大、歷史上過時、令人痛苦地聯想起原先的巴爾干的想法。只有有效地排除這些想法，合作性選擇才會成為俄羅斯的政策。
　　美國應給予最有力的地緣政治支持的國家是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和（在該地區之外的）烏克蘭。這三個國家都是地緣政治的支軸。基輔的作用確實使人們更加堅信烏克蘭對于俄羅斯未來的演變是一個關鍵性國家。同時，鑒于其面積、經濟潛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哈薩克斯坦也應該得到審慎的國際支持，特別是持續的經濟援助。到時候，哈薩克斯坦的經濟發展也許會有助于彌合其民族分裂，而正是這種分裂使這個中亞地區的“屏障”在俄羅斯的壓力面前變得十分脆弱。
　　在這個地區，美國不僅與穩定的、親西方的土耳其，而且與伊朗和中國有著共同的利益。美伊關系的逐步改善將極大地增加全世界進入該地區的機會，更具體的是，會減小對阿塞拜疆生存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脅。中國在這個地區不斷增加的經濟活動和這一地區的獨立給它帶來的政治利益也是與美國的利益相一致的。中國支持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努力也是一個積極因素，因為更為密切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關系使國際社會更容易進入土庫曼斯坦，從而有助于加強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如果哈薩克斯坦萬一變得不穩定的話）。
　　土耳其的發展和取向對高加索國家的未來尤其具有決定性。如果土耳其保持通往歐洲的通道，如果歐洲也不對土耳其關上大門，那么高加索國家很可能也被吸納入歐洲的范圍，而這種前景正是它們夢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土耳其歐洲化的步伐不管是因為內部的或外部的原因停頓下來，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就只能選擇去適應俄國的意圖這條路了。那時，它們的未來將隨著俄國與不斷擴大的歐洲關系的演變而變化，也可能好也可能壞。
　　伊朗的作用可能更成問題。它重新回到親西方的立場自然會有利于這一地區的穩定和鞏固，所以美國鼓勵伊朗的行為發生這種轉變在戰略上是可取的。但是在這樣的轉變之前，伊朗可能發揮消極的作用，對阿塞拜疆的前景產生負面的影響。就是伊朗采取諸如使土庫曼斯坦對世界開放等積極步驟，以及目前它雖有自己的原教旨主義卻助長著中亞人本身的傳統宗教意識，情況也會這樣。
　　最后，中亞的未來可能受到更為復雜的情況的綜合影響。中亞國家的命運將取決于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國利益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也取決于美國在多大程度上使美俄關系以俄國對新國家獨立地位的尊重為轉移。這種相互影響的現實使任何一個有關地緣戰略棋手都不能把帝國統治或一國壟斷地區事務作為追求目標。所以，只能在保持一種微妙的地區平衡與出現種族沖突、政治分裂、在俄國南部邊境甚至可能發生的公開敵對行為之間做出基本選擇。這種微妙的平衡會使該地區逐步進入正在興起的全球經濟中去，并使地區各國得到鞏固，還可能獲得較為明顯的伊斯蘭特性。建立和加強這樣一種地區平衡，必須成為美國對歐亞大陸的任何綜合性地緣戰略的一個主要目標。
　　--------
　　注：
　　［1］《明天》28期（1996年6月）。
　　［2］《俄國在外高加索和中亞希望得到什么》，載《獨立報》，1995中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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