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些革命性變革所作的解釋五花八門,互相排斥,這是不足為怪的。下面我想對討論中存在的六種不同解釋模式進行分析,前三種是贊同社會主義的觀念的,后三種則對這一觀念進行了批判,這兩類陣營可以按下列次序安排:一方面是斯大林主義的、列寧主義的和改革的共產主義的解釋;另一方面是后現代的、反共產主義的和自由派的解釋。
修正性的解釋
要求維持現狀的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現在人數不多。他們否認這些變革是革命性的,相反卻把它們看成是反革命的。他們堅持一種對這一異常的逆轉和修復過程已經無能為力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越來越明顯地是,用一種眾所周知的套話來說,在中歐和東德,下層不再愿意以舊的方式生活下去,而上層也不再有能力以舊的方式運作下去了。群眾的怒火（不僅僅是少數幾位煽動者）,指向了國家安全工具,就像它曾經指向巴士底獄一樣;與路易十六的被處決同出一轍,黨喪失了對國家權力的壟斷。事實是不容辯駁的,即使是最頑強的列寧主義者也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因此,保守的歷史學家榮根•庫欽斯基作出讓步而使用“保守的革命”這一術語以便給這些變革以這樣一種地位,即它們是長期的革命過程中的一種自我純化的革命。當然,這一解釋仍然是以似乎前定了目的的正統的階級斗爭歷史學為基礎的。從一種純粹方法論的角度來說,這種歷史哲學是不足為信的。然而,即使就此不論,它也不能解釋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政府和社會制度的結構性條件中出現的或者由此條件引發的這種社會運動和沖突,更何況,中歐和東德的政治發展同時超出了這種國家社會主義的自我修正的觀念所能充分描述的范圍。
這種發展也是對第三種姿態的一種否證,杜布切克從流放地返回瓦茨拉夫廣場這一事件是這一姿態的顯著代表。在東德,啟動和領導這場革命運動的大部分反對行動也是在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指導下進行的。列寧主義者認為他們應該改正發生在斯大林主義統治下的錯誤,而改革的共產主義者則要求更進一步地進行追問,他們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許多理論思潮相一致,以這一前提為出發點:即列寧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理解由于實行生產資料國有化———與民主的社會化相對應———并由此而逐漸形成自主的、極權的和官僚的權力機構,從而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中間道路”還存在著其他的說法,這要看對十月革命作出的解釋如何了。根據樂觀主義的說法,對國家社會主義進行徹底的民主化,以便建立一種在實際上優越于西方的大眾福利國家的民主的新的社會制度,這是人們力所能及的,這種觀點由布拉格之春的領導者們所堅持;而根據其他的說法,兩種“實際存在”的制度之間的中間道路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對國家社會主義進行徹底的民主改革,隨著控制機制分散和不斷多樣化的經濟的產生,這種成就至少能與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所達到的福利國家的和諧狀態平起平坐。對平起平坐的探索在非極權主義國家那里達到了頂峰,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以立憲民主為模式的國家,然而,就這種制度的優點（相對的社會安全和集約性增長）和缺陷（在生產力的發展和革新等領域）來說,它的目的并不是去模仿西方的社會形式而是去對它進行補充。即使是這種較為低調的解釋也信奉“社會主義市場”的潛在能力,“社會主義市場”這一名稱是最近提出來的。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市場不可能預先形成,另一些人則認為人們應該在實驗和錯誤中進行求索。即使是像馬林•格里芬•丹霍夫這樣強硬的自由派人士也相信“發揮一點想象力,進行一點實際觀察,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相互結合很可能夢想成真———它們相互糾正。”這一與列寧主義的解釋相反的允許互相矛盾的東西共存的共產主義改革類型不再宣稱能夠預見歷史的進程。
我們現在可以放棄對國家社會主義改革的潛在能力和民主發展去進行推斷了。我認為斯大林主義的巨大后遺癥（和蘇聯解體的威脅）會使這一推斷在蘇聯也成為空中樓閣。如果我的解釋的前提是正確的話,東德是否可以走中間道路的問題也不會得到回答,因為可以找到答案的唯一途徑是取得大眾的贊同,進行“實用主義的充滿想象力的”實驗,然而,大多數的人同時會毫不含糊地決定反對這樣的實驗。在四十年的災難歲月之后,這其中的原因是不難理解的。這一決定是值得尊重的,特別是值得那些從來沒有遭受過這種實驗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的人們的尊重。因此,我們現在回到對社會主義進行批判的三種解釋模式。
批判性的解釋這一方的最極端的立場還不曾作出過令人信服的闡述。根據一種理性的后現代批判,這種從根本上來說是非暴力的大變動是一種終結了革命時代的革命,是一種可與毫不猶豫地根除了理性固有的恐怖的法國大革命相媲美的革命。最近兩百年來產生惡魔的不安寧的理性之夢結束了,但是蘇醒過來的并不是理性———理性自身也是一場惡夢,我們蘇醒后它便隨即消失。但是事實與這一從尼采和海德格爾那里吸取了唯心主義靈感的歷史模式并不十分吻合。根據這一闡釋,當今時代被一種自封的主體性遮蔽了。但是修正性革命所采用的仍然是從當今時代眾所熟知的劇目中完完整整地拿出來的方法和標準。大量的群眾聚集在廣場,行走在大街小巷,出人意料地要去推翻一種武裝到牙齒的政權。換種方式說,這無疑是一場自發的群眾運動,它曾經把一種模式給予如此眾多的革命理論家,但這種模式最近被認定是沒有出路的。當然,這一切首先都發生在由電子媒介的不斷介入所創造的非正統空間,發生在一個由帶有偏見的觀察者所參與的國際競技場。此外,正是從人民主權和人權的合法性中,這些革命需求汲取了力量。這樣,歷史的加速發展使后歷史的停滯形象名譽掃地,它同時也破壞了由后現代主義所繪制的畫卷,在這種畫卷中,官僚政治像晶體般僵硬,并凌駕于所有的合法化形式之上。相反的情況是,官僚社會主義的革命性潰崩似乎表明現代性正在開拓邊界———西方精神,不僅作為一種技術文明,而且作為一種民主傳統正在奪取東方。
從反共產主義的角度來看,東方的革命性變革表明,由１９１７年布爾什維克所引發的全球內戰終于取得勝利。“全球內戰”這一短語來源于社會理論中“國際階級斗爭”這一術語,這樣的轉換使它具有了霍布斯權力理論的意味。卡爾•斯密特給這一理論上國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50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的隱喻提供了歷史和哲學背景。在他看來,隨同法國大革命而登基并肩負了其普遍主義倫理學的烏托邦責任的歷史哲學是內戰的背后動力,而這一內戰首先由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人物所策劃,然后再把它投射到國際舞臺之上。這一假定在東西沖突剛剛爆發的時候得到擴充而成為一套有關全球內戰的完整理論。它旨在剖析列寧主義,卻反而依賴于它,就像鏡像依賴于它所反映的原物一樣。然而,歷史材料卻抵制即使是像恩斯特•洛特一樣博學的歷史學家的意識形態拐杖,他最近提出了全球內戰已經結束的論題。在參戰各方那里,全球內戰類型化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在討論諸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丘吉爾和羅斯福、肯尼迪和里根這樣一些彼此具有巨大差別的人物的政策時,竟理所當然地不加區分,就像他們都出自反共產主義的同一模式一樣。全球內戰的隱喻采用了在冷戰的一個白熱化的特殊時期所出現的一種說法,從此不斷得到爭論,成為與整個時代相應的結構性描述。
現在只剩下自由主義的解釋還未加分析了。這種解釋最初僅限于這一看法,即國家社會主義的終結標志著極權主義政府在歐洲的壽終正寢。從法西斯主義開始的一個時代正在走向終點,自由主義的社會組織觀以憲制民主、市場經濟和社會多元主義的形式初見成效,有關“意識形態終結”的匆匆預斷似乎最終成為真實。人們沒有必要去認同一種不分派別的極權主義理論,并因此忽視獨裁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和后斯大林主義政權之間的重大差別,以便能在西方大眾民主的鏡子前看清這些政權之間的相似之點。在歐洲社會主義官僚政治中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存在的種種綜合病癥消失了,市場經濟獨立于政治制度而相應地發展起來,這表明現代化過程正掀起巨浪,向著中歐和東歐挺進。自由主義的解釋是不錯的,它只是沒有看到更為本質的東西。
馬克思論“文明”邏輯
關于這種解釋存在著凱旋主義的其他略有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幾乎可以直接援引《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贊美資產階級革命作用的原話:“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①
這是對于那些急于尋找投資機會的資本主義者在給德國工商會發的最后問卷的答案中所表現出來的基調的最貼切的描繪。只有修飾“文明”這一術語表明馬克思是有所保留的。當然,在馬克思那里,這種保留并不意味著德國人對一種在想象中優越于這種文明的文化的偏好,而是一種更為基本的懷疑,他懷疑一種文明是否值得向自己的子系統所產生的動力漩渦———也就是,一種原始的拉力,或者,就像我們當今所說的,一種循環封閉的、僅僅只有通過把所有相關的信息轉換加工成具有經濟價值的語言才能起作用和保持穩定的經濟制度所產生的拉力———屈服。馬克思認為，任何臣服于資本積累需要的文明都蘊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因為正是出于這一原因它忽略了任何不能用價格表現出來的東西,而無論這些東西是多么重要。
當然,馬克思曾經那樣直接了當地在地圖上標識出來的擴張代理人在今天已不再是１８４８年的資產階級,不再是一個在國家的范圍內進行統治的階級,而是一種無名的在全世界運作的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制度在表面上已經斷絕了與合同約束性階級結構曾經具有的任何聯系。同樣,已經達到了這一制度的“經濟頂峰”的當今社會與恩格斯曾經那樣有力地描述過其悲慘程度的曼徹斯特也不再相似,因為當今社會與此同時已經對《共產黨宣言》的剛健語言和歐洲工人運動的不屈不撓的斗爭作出了回答:這就是福利國家的和諧狀態。然而,馬克思仍然給我們提供了上面的引文,它最為貼切地描述了資本為了尋找投資機會而爭奪國家社會主義侵蝕過的市場的情形。這種具有反諷意味的景象是發人深醒的;同樣令人深思的是,馬克思的懷疑已經具體地表現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之中。
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作為批判”像“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一樣已是窮途末路嗎？從反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沒有區別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傳統除了制造麻煩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對社會主義具有價值的每一種東西都已經在社會民主時代得到實踐。東歐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消亡意味著西歐左派汲取理論靈感和指導價值的源泉已經枯竭嗎？灰心喪氣的畢爾曼在把他的烏托邦天才見解化為滿腔愁思之后,暗示了一個辯證的答案:“給我們鏟子吧;讓我們最終埋葬那個龐大而弱小的僵尸,即使是基督也需要在地下呆三天才能使憐憫復活的把戲取得成功！”②讓我們試著去尋找一個少一些“辯證性”的答案吧。
■ 注釋：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２版第２７６頁。②見１９９０年３月２日的《時代》。（編譯者: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列編譯部，北京,１０００３２）（責任編輯:海濤）（上接第５０頁）本刊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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