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貨幣》

第四章

管理與利潤的實現：資產階級官僚的成長

1. 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

    革命的資產階級在其通往歷史性統治的上升過程中，基本上攫取了專制主義國家機器，將其重新塑造以服務于自己的目的?！?〕它能夠這樣做，因為它有信心憑借財富和經濟權力將其意志加諸國家。它必須這樣做，因為其階級統治不可能、也從來不會僅僅依靠經濟強制這個重要武器。

    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安全性，需要人口中并非資本家的大多數接受經濟上的強制，這在正常條件下也許是可能的，但是群眾會不斷起來反抗那些隸屬、剝削和壓迫條件。即便這種反抗還是潛在的，為了應對這些反抗，解雇、失業以及饑餓的威脅就不夠了。[2]這些手段甚至會刺激群眾起來行動。

    為了減少這些風險，或者在爆炸性時刻應對得當，資產階級既需要壓迫機構——“不加掩飾的暴力機器”，也需要對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特別是以掙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機構。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國家就在資木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中起著重要作用，舍此資本積累便無從進行。此外，盡管剩余價值是資本的唯一源泉并且本質上是從生產過程中生產出來的，但是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還是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

    資本的本性在于，它只能以許多資本的形式，即以私有制和競爭的形式生存。由于這個原因，所以沒有任何私人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團能在重要的經濟活動領域代表資本家階級的一般利益。在政治領域這一情形更加明顯。

    “理想的”或“總的”資本家只能是一個非資本家，它不能直接從事于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確保資本主義生產和利潤實現的一般條件這個任務——譬如，運作良好的貨幣制度、有效的財稅體制——必須從資產階級手里轉移給一個特殊機構，即國家。否則，利潤實現就不可能在最優條件下、甚至不可能在令人滿意的條件下進行。

    出于特定的歷史原因，現代資本主義尚在其商業及手工制造業階段，就是在彼此競爭的民族國家以及由它們聯合形成的帝國內部發展出來的，在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時代就更是如此。到了19世紀末，國民市場仍然是生產力發展的自然框架。盡管國際貿易、不平等交換、掠奪別的國家(特別是中南美洲、非洲和亞洲)在西方及后來日本的資本積累中起著很大的作用，但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基本上是與國民市場相適應的。[3]在整個過渡時期，至少在主要國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事實上一直低于一國市場的吸收能力。革命的資產階級必須通過斗爭以克服加諸自由貿易的前資本主義障礙，同時又須保護自己以免于國外產品的“過度”侵人。

    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具有促進社會一體化的功能。除了這種政治上的考量外，資產階級鞏固民族國家的斗爭意味著競爭轉移到國際戰場、轉移到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來了。資產階級國家不僅需要警察、神甫和教師以致力于維護私有財產，還需要軍隊這樣更特殊的機構。個別資本家、甚至整個資產階級會為此繳出某些主權和一部分收人。

    應予明確的是，接受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絕非唯一的傳統。[4]年輕的資產階級在自治方一面相當有經驗，〔5〕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表現出對國家極不信任。甚至有一股自由意志論或半自由意志論思潮在讓－雅克·盧梭那里發展到頂峰，它在許多方面堪稱馬克思和列寧關于勞動者自我組織和自治的思想的直接先驅。[6]

    然而，一旦由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組成的“第四等級”開始與市民階級一同壯大，并將自我能動性和自治付諸實踐時，[7]資本家們就越來越避免過分地反對“專制主義”?！胺珊椭刃颉比缃癖仨毑幌Т鷥r地予以實現，而沒有一個專制主義國家，這是不可能的。在一段長時期里，統治階級內部實際斗爭的核心，便是應該從利潤當中汲取多少稅收以應國家所需。議會制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真正起源就在這里。

    隨著群眾性勞工運動的發展和資本主義進人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國家變得日益強大，并且消耗的金錢越來越多。美國的聯邦稅收在1880——1881年間占GNP的1.3%，1930－1931年間占3.3%，1960－1961年間占18.1%。在澳大利亞，稅收總額從1902－1903年間占GNP的4.2%,攀升至1932－1933年間的8.6%以及1960－1961年間的17.1%。如表3所示，稅收增長快于生產和國民收人增長的趨勢一直在持續。

與此相應，資產階級劃分為打算支付這一成本與不打算支付這一成本的兩個集團，或者說在商業、貨幣、社會和國際政策的抉擇與平衡上產生分化，而每一種政策抉擇和平衡所要求的財稅資源具有不同規模，這一財稅資源的分配方式也是不同的。不過，不管這種分歧嚴重到何種程度，扣除了轉移性支付(即通過國家預算或準國家預算所轉移的收人)的政府支出在1960－年間急劇增長:譬如，在英國從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20.1%上升到38%，在瑞典則由25%上升至28.9%。1990年，在經過十多年意識形態的鼓吹和蠱惑人心的神秘化之后，經合組織七個最大的成員國的政府支出約占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39%。[8]

表3 總稅收在GNP中的百分比

                     1955年             1980年

西德                  30.8                 37.2

英國                  29.8                 35.9

美國                  23.6                 30.7

加拿大                21.7                 32.8

瑞士                  19.2                 30.7

比利時                24.0                 42.5

荷蘭                  26.3                 46.2

瑞典                  25.5                 49.9

資料來源:Eva Etzioni-Halavy，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 London 1983, p.119.

    晚近資本主義的確是國家勢力強大的資本主義，所有國家職能都得以強化。尤為特別的是，行政部門的增長與立法和司法部門的增長完全不成比例。這種現象是晚近資本主義對變化著的階級力量關系的反應，階級力量關系的這種變化源自群眾性工人運動的發展，以及工人運動對議會、市政當局和其它機構的滲透。[9]埃魯爾甚至斷言:“事實上，政治家再也不用真正進行決策了:決策自動地形成于預備好的技術性勞動?！薄?0〕

    晚近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運動變得越強大，由經濟危機或大罷工產生政治劇變甚至革命形勢的危險就越大，資產階級國家就越必須發展出危機管理的新職能。〔11〕社會立法便是可能采用的一種預防性手段，還可以采取國家干預經濟的管理形式以減少經濟波動幅度?！?2〕此外，晚近資本主義還會采用鎮壓手段，如凍結工資或限制工會的自由及其罷工權利?？墒牵扇∶恳环N形式都意味著要有一個更強大的政府行政部門。必須有越來越多的公務員起草并實施各種不同的法律、條令、預算、貨幣規則、產業和基礎設施政策等等。[13]所有這些東西都要提交給政府，提交給議會的機會越來越少，即便提交給議會，后者也十有八九樂得作為橡皮圖章予以認可。這正像一句名言所說的那樣:部長們和議員們有來有去，高級公務員和警察則還在位子上。[14]

    埃茲奧尼－哈勒維從富爾頓委員會關于英國行政機構的報告(1968年)中摘引了一段饒有意味的評論:

    “由于解決復雜問題需要長時期的準備，所以行政機構必須具有遠見;依據其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這一機構必須在制訂出什么是未來的需要以及如何滿足這些需要方面展現出首創性。行政機構如今肩負重要的責任，因為議會甚至政府常常不能勝任這些任務?！薄?5〕

    倘若有人說:“資產階級國家具有一種變得越來越強大的趨勢”，那么他所指的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的增長。沒有第二個趨勢，第一個趨勢是不可能的;兩者其實基本上是二回事。

20世紀后期，我們所擁有的不是幾百、而是成千上萬的國家工作人員;而一些大國則有好幾百萬國家工作人員。中央政府雇員占每千萬人口的比例，在美國由1821年的0.7％和1901－1902年間的3.1％，上升至1920-1921年間的5.3％、1941年的11%和1970-1971年間的14％;在英國，則由1901-1902.年間的1.4％上升至1920-1921年間的2.6％ , 1939-1940年間的3.4%和1968年的8.6％。

正如我們在表4中所看到的那樣，公共部門雇員人數的增長給予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表4二戰以來美國公共部門雇員的增長

                  總數                  政府/非政府比率

1947              5,791,000                0.10

1952              7,104,000                0.11

1957              8,046,000                0.12

1962              9,388,000                0.14

1967             11,867,000                0.15

1972             13,333,000                0.16

1977             15,019,000                0.16

1982             16,197,000                0.16

資料來源:Marshall W. Meyer，William Stevenson，Stephen Webster，Limits to Bureaucratic Growth, New York 1985,p.36.

    這種官僚制的結構反映了(但非完全復制)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等級制。在收人、非貨幣收益、積累資本以及融人資產階級的機會上，低層、中層和高層資本主義官僚彼此迥異。官僚從各個社會階層得到補充。〔16〕不過，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并不會再生產出資產階級社會的兩極:官僚當中沒有永久貧困化的階層，也沒有隱藏的億萬富翁?！?7〕

    為了確保不同的官僚階層融于資產階級社會，存在著特殊機制以使官僚尊奉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這個問題上，同蘇聯社會的官僚制一樣，一種職能最終會帶有社會的或意識形態的烙印。監獄長是管理監獄的官員;倘若縱容犯人逃跑或偷偷釋放犯人的話，獄吏就不會成為監獄長，監獄長也休想成為司法部的高級公務員?？駸岬暮推街髁x者也不可能成為軍隊的司令官。這個選拔過程的具體機制雖然不同于篩選高層政治家或資本主義企業經理的機制，〔18〕但是二者是十分相似的。

    在較低的職位上，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尊奉在日常工作中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那樣有效。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和價值體系的日益深沉的總危機在此表現出來。對于那些打破緘默、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正的電視臺管理人員、教師、大學教授、教會領導人、航空管理人員乃至交通警察來說，不可能有安全的地方。面對鎮壓的威脅，他們是否依然堅定，是否能保住飯碗，取決于諸多條件。但是，只要資本(也就是金錢)統治著社會，這些人便不可能在其職業中占據多數。特定的職能創造出特定的器官。這一器官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其任務在于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利潤實現的一般條件的再生產。

2. 準國家官僚的增長

    19世紀后期以來，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通過立法減輕了資本主義所產生的最為深重的困苦。這與資產階級所推動的一系列具有預防性質的社會改良一道，導致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地、在長期內則是顯著地增長:這便是準國家官僚階層。在許多國家，它與國家機器本身一樣龐大，若非更加龐大的話。

    同國家官僚相比，準國家官僚的階級性質較難確定。準國家官僚有一部分來自工人官僚—最明顯的例子是比利時、阿根廷等國由工會建立和控制的疾病保險組織，包括醫院。與兩次大戰期間某些國家工會對失業救濟品的實際壟斷相似，這些機構大大拓寬了工人官僚的物質一財政基礎，加強了工人官僚對于工會成員的支配及其權力。

    工人官僚的增長不僅在客觀上，而且在意識形態意義上都是一個矛盾的過程。這一點在住房和運輸的社會改良上尤為清晰可見，這類改良統稱為“市政社會主義”。一方而，通過這種改良，非資本主義的、具有社會主義導向的社會組織形式、價值體系和思想得以確立。在捐贈共享(體恤弱者)的趨勢中真正的對立出現在需要與利潤之間、團結和慷慨與利己主義和貪婪之間，而不是出現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我們為那些一葉障目，對這一明顯事實視而不見的人而惋惜。兩個歐洲城市——波洛哥那和雅典——的公共交通在清晨上班時間改為免費搭乘，這一改革是向著與資本主義對立的社會主義分配方式(即需要滿足的方式)的突進。這一突進與行業工會的斗爭相比也向前邁了一步。因為一般

而言，這些工會僅關心那些最精壯、工資最高的雇傭工人，而我們所討論的這一類改良則是為所有人設計的。

    可是，如果說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純屬僭妄，那么在一個城市或一個生產合作社建設社會主義更屬匪夷所思。工人醫院、合作社抑或由社會主義者執政的城市，其管理通過無數渠道與資產階級社會制度、與剩余價值生產和利潤實現纏繞在一起。所有的管理都要有金錢方能運作。從階級的觀點看，錢越多管理才會越有績效，才能確保向勞動者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

    在許多國家，準國家官僚經手的金錢數額十分龐大。以法國為例，其社會保險結構所管理的資金量竟等于全國的預算(1989年幾乎達到2500億美元)。這為腐敗創造出巨大的溫床。最近美國披露，健康保險支出有10%建立在欺詐性訴求的基礎上。[19]每一個保險案例應該根據真正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標準來判斷是有利于還是有害于患者的健康。

    所有這些金錢必定有一個來源，要么最終由工人自己支付——在其它情形相同時，這意味著某些需要得到滿足，而其它需要未曾滿足，兩者彼此抵消。倘若這些錢來自剩余價值，即來自對于資本家收入或財富的課稅，那么在此情形下，不僅在資本和勞動之間，而且在資產階級不同階層之間，按照支付意愿、支付能力和逃稅習慣的差異，存在著曠日持久的紛爭。[20]

    在這種斗爭中，居于統治地位的階級關系強有力地維護著自身。即便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取得重大收獲，部分工人階級也仍然會由于同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必然聯系而遭到削弱、遇到挫折、偏離其最初的目標。

    免費醫療制度會因私有藥業壟斷或半壟斷而遭劫掠。滿足人民需要這一準則會由于一味地追求利潤、不負責任的藥品廣告而在無形中遭到破壞。這些廣告刺激起來的過度消費對于患者的健康是有害的。服務的品質會因國家預算不足、國家雇員薪棒過低、公眾所受教育和得到的信息不足而下降。在經濟蕭條時期——這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特征——會大大削減開支。房地產投機商會伺機勸誘醫院管理者把土地廉價出售給私有者。

上述所有考慮絕沒有貶低社會改良的進步性及其發展，但是這的確意味著社會改良的局限。倘若這類機構繼續發展下去并出現官僚化的趨勢，那么這并非是出于規模的原因或者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員。這些準國家官僚機構必須完成許多討價還價的任務，并為以下雙方居間仲裁:受益者與利益分派者、利益分派者與資金提供者、中央政府與市政管理當局、官僚機構的捍衛者與反對者、對濫用職權的不公正及反民主行為提出批評的人與無條件地袒護管理高層的人。

產生于工人運動的社會福利機構所面臨的矛盾，更加適用于由資產階級國家本身所創造的福利機構。這些準國家官僚與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緊密地融為一體，始終銘記著國家機器的等級制結構，但是，要想把“純粹的資產階級的”官僚與“純粹的工人”官僚區別開來是錯誤的。在20世紀，隨著強大的工人運動成為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和某些依附性國家的結構性特征——反動的專制階段除外——工人官僚與資產階級準國家官僚業已深刻地相互滲透。

    促使準國家官僚增長的另一項因素，是公共經濟部門的增長，這些公共部門由國家或市政所擁有。恩格斯曾明確地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但是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可能更準確些，這種現象同樣并不限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二戰以來，在許多依附性國家，帝國主義施加著強大壓力，而民族資產階級至少一開始尚屬軟弱，發展公共部門是經濟“起飛”的唯一手段。

    公共部門的官僚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社會福利部門及產生于工人運動本身的社會機構勾結在一起。這種普遍官僚化的趨勢影響到工人運動，特別是其政黨(首先是社會民主黨，其次是社會民主黨化的共產黨)。

    群眾性工人政黨和工會原先為工人運動本身產生的官僚(其中包括國家機構中的民選代表)所統治，現在，主宰這些改良主義政黨的官僚有越來越多的人是來自國家行政部門的高級公務員、社會福利機構以及公共部門的官僚，并彼此融合在一起。在社會來源和世界觀上的轉變，使政黨與工會的聯系日益松弛，破壞了政黨與工會成員在直接物質利益上的一致性。為此，工會越來越趨于維護自身的獨立性，甚至與政黨釀成公開的沖突。〔21〕

    改良主義的群眾性政黨走向官僚化蛻變，其第三個階段始于70年代中期，當時主要來自“信息”部門的資本主義企業界人士日益向黨內滲透，而許多改良主義官僚也搖身一變成為該部門的經理(若非成為私有業主的話)。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西德的專家治國論者D.羅韋德爾，此人曾擔任社會民主黨工業及能源部長

(1966－1972年);1980年后任瀕臨破產的鋼鐵企業赫施公司的執行董事，他通過大量裁員等措施使這個企業轉虧為贏;1990年，他又成為聯邦德國的所謂的信托局主席，負責管理6000家國有企業的財產并為私有化作準備?！?2〕

    在資本主義國家市政、國家、準國家及公共部門的管理者成為改良主義官僚的主導階層，這對左冀政黨領導層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市政”社會主義與良好的市政管理之間劃上了等號;“福利”社會主義與“公共部門”社會主義其含義亦復如此。由此產生了“行政管理社會主義”的概念和戰略，并以此作為贏得選舉和長期成功的基礎?！耙A得選舉，我們只能證明自己是比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即比資產階級)更為勝任的管理者?！薄@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新信條?！靶姓芾砩鐣髁x”的含義事實上就是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更有效率的管理。

    在此，整個過程反動的一面、甚至赤裸裸的倒退蓋過了其進步的一面。準國家官僚時常與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利益直接相沖突，對服務于人民無動于衷。他們敗壞了社會福利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理念的聲譽。至少對部分工人而言這一理念表現為由鋪張浪費的官僚機構組成的高高在上的王國，與追逐利潤的私人公司并無根本的差別。

    將社會福利機構轉移到地方和市政手中也不解決問題。這樣做雖然使這些機構更貼近于公眾，但是同樣會大量增加行政管理崗位，使這一體制的成本更加昂貴、官員充斥。以上種種缺陷可以通過公民委員會兼職參與機構管理或者由工人控制公共部門得以彌補。我們沒有忘記，這些缺陷并未消洱廉價或免費提供的社會福利為大多數勞動者帶來的諸多好處。盡管如此，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框架內，這些進步并不能抵消官僚化及其對工人階級意識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單純靠社會主義宣傳也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良策。

    改良主義政黨日益落人準國家官僚之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還有更惡劣的影響，即為“共識政治”提供了社會基礎，而這一社會基礎自然會為自身的存在辯護;在西歐，尤其在二戰以后，出現了制度化的階級合作的趨勢。[23]行政管理的社會主義變成了管理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主義”。與1929－1932年經濟危機時塔爾瑙的著名格言相反(“我們必須像資本主義病床旁的醫生那樣去行動”[24])，如今人們愿意在持久的基礎上管理一個健康的“資本主義”經濟，盡管為此必須以某些(越來越少的)改良作為交換條件。

    在現實中，這種管理意識形態日益孽生出與資產階級政黨毫無二致的階級政策—看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為增加利潤量和利潤率所采取的緊縮政策吧。

    在一個更高的歷史層面上，在改良主義官僚政治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倒退中，有兩個并行不悖的基本過程，一方面是“工資社會化”的日益發展，它意味著單個工人直接以貨幣形式得到的工資日漸減少，更多的是在患病、上學、失業、致殘或退休時所得到的工資。這種社會化的工資或“間接”工資當然同屬勞動力商品“社會必要”平均價格的一部分。然面，在社會福利機構中，“獨立的”技術官僚甚至雇主代表占據了大量職位，又意味著工人群眾至少對自己的一部分工資的分配和計算失卻了控制。間接工資的計算是十分復雜的，它建立在無數法律、條令和規章的基礎上，個別工人面對這些繁文褥節茫然無措，從而加強了這些官僚為自身存在而辯護的意識;就像蘇聯社會的官僚以“保密的需要”為自己辯護一樣。爭取更大的公開性并大大簡化社會保障立法，是當下資本主義國家反官僚斗爭中的一項基本內容。[25]

    一部分工資的“社會化”反映了成熟的晚近資本主義的發展。隨著群眾性工人運動在階級力量關系中影響的增強，以及社會立法在國家事務中起到愈加顯著的作用，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稅負當中相對更大的份額落在工人階級而非資本家的身上。工資社會化并未引起國民收人當中剩余價值的重新分配即轉化為工資。真正的再分配發生于工人階級內部，某些集團付出代價(煙酒嗜好者、駕車者、無子女家庭等等)，而另一些集團得益。與此同時，國家及準國家的上層官僚管理并控制著大量貨幣——他們與某些隱蔽的資產階級集團沆瀣一氣，這一切成為層出不窮的丑聞、腐敗和公款私用現象的源泉。[26]

另一方面，還存在著工會國家化的長期趨勢，工人運動轉化為完全隸屬于資產階級國家和資本家的冒牌貨。這種趨勢的根源在于，資本在贏利性下降、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歷史性危機更趨尖銳時，在工廠和全社會加緊了對于勞動的控制。這一趨勢在帝國主義國家反動的獨裁時期表現出來，在第三世界顯得尤為強大。這一趨勢逐漸地得以普遍確立，甚至出現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條件下。[27]誠然，這一趨勢會在不同程度上由于工會戰斗性的周期性高漲而被抵消。即使在獨裁條件下(比如智利的皮諾切特政權)，在工會戰斗性的衰落時期，國家控制的“黃色工會”有時也能像真正的工會那樣新生。

盡管如此，但是工資的“社會化”和工會的國家化都是現實歷史趨勢，工人運動原先已經取得的對于生活條件的自主控制權由此而逐步喪失。準國家官僚機構成為將這種控制權移交給資本的強大動力。與此同時，這些機構中的工人官僚也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國家官僚的一部分。

3.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官僚的悲劇性錯誤判斷

    在列寧、羅莎·盧森堡、托洛茨基和葛蘭西這些革命左派之外，古典社會民主黨頭腦最清晰的理論家，特別是奧托·鮑威爾和魯道夫·希法亭，至少在其最激進的青年時期，對于上述基本趨勢具有一種直覺。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一書曾是列寧《帝國主義論》的主要靈感源泉之一。1909年，希法亭在這篇巨著中得出了如下卓越結論:

    “金融資本，在它的完成形態上，意味著經濟的或政治的權力在資本寡頭手上達到完成的最高階段。它完成了資本巨頭的獨裁統治。同時，它使一國民族資本支配者的獨裁統治同其它國家的資本主義利益越來越不相容，使國內的資本統治同受金融資本剝削的并起來斗爭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越來越不相容。在這些敵對的利益的暴力沖突中，金融巨頭的獨裁統治將最終轉化為無產階級專政”。[28]

    在德國和國際社會民主黨關于“群眾性罷工”的爭論中，希法亭的立場距盧森堡較近，而距考茨基較遠。早在1900年，即在俄國1905年革命之前，他就預言式地宣稱:“如果社會主義(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可能的話，那么總罷工便一定是可能的，因為總罷工是無產階級掌握的唯一的權力工具?！薄?9〕他的中左意識在1918年11月德國革命時達到頂點，當時他寫道:

    “我們堅信，社會主義的時刻到來了。存亡攸關的問題是什么?首先是捍衛革命果實?！谶@一捍衛中，所有工人要團結起來，永遠團結下去。但是要捍衛革命果實就必需推動革命繼續發展。我們的權利是一切革命的權利?！覀兊臋嗬退袕那暗臋嗬?法律)一樣是無可置疑的，革命創造的形勢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30]

    此后兩個月，諾斯克血腥地鎮壓了柏林斯巴達克團的工人；謀害了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列奧·喬吉歇斯、卡爾·埃斯納和胡果·哈瑟;國民議會選舉產生了由社會民主黨右翼和資產階級“‘中派”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工廠代表在1918年獲得的權利遭到被奪;工人委員會事實上被取消。所有這一切揭露了中左立場所包含的幻覺。

    1920年，希法亭在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哈勒大會上，與季諾維也夫進行了著名的辯論，他反對該黨加人共產國際。此時他仍然主張，德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條件與政治條件都己經成熟，一切取決于德國工人階級行動的統一性。他反對季諾維也夫把改良主義者領導的工會稱做黃色工會，這顯然是正確的。[31]他甚至維護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斗爭中限制階級敵人民主權利的思想。然而，不到三年，他又出任了再度統一起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右翼和資產階級各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的內閣部長。在192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基爾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他就社會民主主義共識政治作了經典闡述:對于建立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議會制(即資產階級民主制)國家持積極態度。

    同樣沒過多久，這一分析中所包含的幻想也暴露無遺。就任聯合政府財政部長的希法亭參與策劃的經濟政策，致使工資大幅度削減、群眾大量失業。工人階級統一行動的著名倡導者此時頑固地拒絕與德國共產黨統一行動，因而與德共的斯大林主義領導人一起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負有責任。

    第三帝國成立后，希法亭又短暫地轉向更為激進的立場:恢復民主需要革命社會土義。[32]但是不久，他進入了一個絕望的階段，他宣布一個將使東西方入民遭受奴役的新極權主義國家經濟取得了勝利。[33]最后，法國的貝當政權把他引渡給納粹，在布亨瓦爾德集中營他被納粹殺害。

    希法亭的悲劇性演變，其理論根源在于過分堅持國家的獨立性，以及不了解資產階級國家官僚的階級性質。在這方面，他受到考茨基的影響。考茨基在對德國社民黨戈利茨綱領的評論中寫道:“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國家和純粹無產階級國家這兩個時代之間，是從前者向后者的過渡期。在這個政治上的過渡階段，一般采取聯合政府的形式?！鄙踔烈浴懊裰鞣绞健苯⑵饋淼摹凹兇狻辟Y產階級的政府或社會民主黨的政府，也只有靠容忍對方方能運轉—這顯然是對任何可能存在的“共識”政治的預先辯護!〔34〕

    有了1934年2月的經歷，對于考茨基的觀點幾乎沒有必要予以反駁了。他認為他的奧地利朋友“掌握著”軍隊，而且他對國家形式、政府和國家的階級性質混淆不辨?？即幕闹饕e誤在于，他為約束工人的自主行動和自我組織(包括以社會主義為名鎮壓罷工)作了系統的辯護。

    考茨基為龐大的官僚集團存在的必要性公開辯護，完全預示了斯大林主義及后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他把國家行政權力的獨立性以及決策權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看成是文明和歷史進步的主要成就之一，看成是勞動分工帶來的巨大優越性。[35]反對這樣一種“仲裁人”作用的工人據稱代表的是狹隘的工團利益，是與代表著“全社會集體利益”的機關相對立的。[36]資產階級和官僚意識形態的融合在為社會不平等所作的辯護中達到了頂點?！?7〕

這種論證絲毫未曾把握到“國家行政機關”的階級性質。與實際階級利益不同的官僚階層的自主性被抬高到信條的地步，而歷史證據絕大多數是指向反面的，考茨基則完全置此于不顧。    

青年希法亭無論是在《金融資本》當中，還是在1918-1921年間的著述中，尚未持有這種觀點，但是他在再度加人社會民主黨之后，把這些觀點統統接受了過來，而且與考茨基相比，他以遠為復雜的方式發展了這些觀點。希法亭對于議會選舉制中階級力量的關系與國家機器的存在不加區分，在他看來，政黨制度(也就是議會制民主)業已成為“每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要素。……因此，所有政黨都是國家的必要組成部分，恰如政府和行政機關一樣?！盵38]不應忘記，希法亭寫下這幾行字時，社會主義者面前已經有了墨索里尼的例證!

    這種理論錯誤的政治后果是悲劇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對于納粹崛起的主要反應，是希望并吁請國家機器對法西斯主義的野蠻和“目無法津”加以干涉。在社會極度緊張、瀕臨內戰的形勢下，軍隊、警察和公務員中的高級官員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與大企業聯合起來反對工人，這不僅僅因為他們的階級出身、利益和偏見，而且是與其職能相適應的世界觀所決定的。警官的職能是維護“法律和秩序”，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也就是維護那些維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和秩序。軍官的職責是以武器保衛“祖國”(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托洛茨基曾就此寫道:

    “多數軍官的情緒以更為集中的形式反映了該國統治階級的情緒。……法西斯主義給軍官們以很深的印象，因為法西斯主義的口號是堅定的，并且法西斯主義準備以手槍和機槍來解決棘手的問題?！覀冇幸恍╆P于法西斯主義的社團和軍隊之間的聯系的報告，這種聯系不僅以活躍的軍官、而且以預備役軍人為媒介?！盵39]

在德國，上述階層甘愿與納粹結盟面不捍衛工人運動的民主權利，這一點完全被社會民主黨忽略了。一連串的打擊，包括馮·帕朋的暴動，遇到的是退讓或不戰而降。這就為希特勒打開了未經有組織的抵抗而竊取政權的道路?！?0〕

理論錯誤和政治投降的結合，其最終表現是希法亭宣稱，社會民主黨的主要成就在于成功地阻止了國家機器和納粹之間的聯合。1933年1月，希法亭在德國社民黨雜志《社會》上發表社論文章鼓吹這種觀點;就在同一個月，興登堡邀請希特勒就任總理。

    希法亭的國家理論還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概念:由政治斗爭決定的工資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實際工資水平和消費品價格據說取決于政治力量關系、特別是議會選舉的結果[41]（希法亭確曾提及議會外的階級斗爭，但是這在由政治斗爭決定的工資概念中不起作用)。在新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當中，價值規律不再起著根本的、長期的作用。高度集中的企業和愈發強大的國家之間日益相互滲透。他甚至認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事實上意味著以社會主義計劃生產原則代替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原則?！盵42]

    這樣一來，合乎邏輯的結論便是，一個由國家統治的經濟制度，既然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主要運動規律和內在矛盾懸置起來，便不復是資本主義。而且，一旦‘“國家的統治”與專制主義相融合，民主自由便立遭毀滅，雇傭工人也轉化為國家奴隸，完全不能再為自我解放或社會主義而斗爭了。[43]在這里，個人的悲劇代之以所謂的人類的歷史性悲劇。

    奧托·鮑威爾對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考，其初始的立場與1918－1919年的希法亭的立場相似，盡管當時他在政治上比希法亭右一些。鮑威爾援用了兩個“客觀性”論點來解釋工人階級何以在奧地利不能奪取政權。首先，盡管革命在維也納和其它某些市鎮是可能的，但是工人階級在全國其它地區尚屬少數，而且一個社會主義政府會被切斷與農村的聯系和食品供應;其次，奧地利和德國一樣，依賴于食品和原材料的進口，英美兩國可能利用其制海權實施饑餓封鎖，而英美工人階級并沒有準備好阻止這一局面的發生。這就是說，由于奧地利內部的經濟條件和西方的政治條件尚未成熟，所以革命是不可能的。

    不過，1920年后，這種在國家政權問題上的宿命論態度發生了轉折，鮑威爾變得遠較希法亭左傾。他認為，社會民主黨應該爭取議會多數，并且也能做到這一點，利用這一多數，社民黨可以獲得國家政權。然而，應該看到，恰恰由于社民黨取得議會多數，所以資產階級會轉而越來越強烈地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機構。[44] 1926年，由鮑威爾起草的林茨綱領明確表示，倘若發生反革命政變，那么社會民主黨就會打算實施無產階級專政。而且，社會民主黨應該把自己和工人階級武裝起來，以備不測事件。在1918年，疲弱不堪的軍隊和工人自衛隊之間出現了武裝均勢，資產階級曾被迫接受了這一局面。[45]

    可是，一旦到了情勢危急之際，鮑威爾的激進立場根本不能見諸行動。正如他所預見的那樣，資產階級在1927年挑起了拖延既久的“冬季暴動”。在維也納，工人們應之以自發的群眾起義。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市政府對起義工人進行了鎮壓，幾十人慘遭殺戮。工人自衛隊被迫調離，而不是開進城市保衛手無寸鐵的起義者。

    此后資產階級加強了鎮壓，全面拆毀了工人在1918－1919年間及以后占領的陣地，這時工人們自感受騙太深，茫然無措。社會主義的所有希望都維系在選舉結果上。為了粉飾自己對資產階級的退讓，奧托，鮑威爾宣稱他把國家從內戰中拯救了出來。1934年2月，內戰在對工人階級最不利的條件下爆發了，此時主動權完全落在了敵人的手里。為了掩蓋責任，鮑威爾試圖讓工人為這場失敗負責，他認為群眾性罷工已經被奪了工人的戰斗力。[46]可是，他全然忘記了下列事實:工人們在1927年曾經準備要戰斗，1934年遭到失敗的大罷工若在1927年會取得成功，他應該承擔在現實階級斗爭高潮時曾阻撓工人戰斗的主要責任。和希法亭一樣，他在理論上的洞見代之以下述幻想—國家機器不敢以行動與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進行力量對抗。

4. 第三世界的官僚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以消弭殖民主義造成的困苦，在整個一系列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對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而言，重要的是必須因勢利導將這股壓力納人資產階級社會的軌道內，而不使之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就像在中國那樣?？墒牵瑹o論帝國主義抑或本土的統治階級(要么具有半封建半資本主義性質，要么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既不能也不愿大規模地全面推進工業化。在這種情勢下，國家——要么像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韓那樣由資本家階級統治，要么像埃及、伊拉克、敘利亞那樣由小資產階級統治——推動了大規模的產業資本原始積累;這一過程在不同程度上與帝國主義共生或暫時與之對抗。

    這種原始積累過程使國家官僚和準國家官僚得以大量擴張，而且，軍隊中的官僚也往往在長期內起到重要作用——最為顯著的例證是1964年政變后的印度尼西亞。

    第三世界的官僚制基本上重復了歐洲諸國專制主義帝制曾經發揮過的促進產業發展的歷史職能。鑒于現代技術的性質和現代:工業的龐大規模，國家控制的資本與18世紀和19世紀相比其數量大得多。出于同樣原因，與歐洲歷史相比，“市民社會”當中官僚的數量也相應的更多并且影響也更大。

    不過，以上兩者之間廣泛存在的相似性仍需予以強調。在所有第三世界社會當中，貨幣仍居于統治地位——即便納賽爾的埃及也是如此，盡管埃及當時進行了由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形式最為先進的“國有化”。貨幣居于統治地位，意味著在長期內私人貨幣資本的積累是政治—經濟舞臺上所有有權有勢的人的基本動力，掠奪國庫和百姓便成為巨大財富的源泉。這方面最著名的例于是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特魯吉羅家族、菲律賓的馬科斯家族、尼加拉瓜的索莫查家族、扎伊爾的蒙伯托家族。富中之富大概要屬伊朗的巴列維家族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石油酋長們、文萊蘇丹(據稱全球第二大富有家族)的財富則是一種特例，在這些地方，國家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國庫與統治者家族的私有財產之間沒有真正的界線。

    不過，第三世界官僚的興起，并不只是產生了一小撮腐敗的統治階層(包括軍隊在內)。[47]國家的過度膨脹及其對于現代經濟生活中主導部門的控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就像積斂私人資本是高層官僚的普遍內在動力一樣。只要資產階級社會和貨幣財富仍居于統治地位，那么由其它政治力量取代最腐敗的集團就不會改變這種發展態勢，阿亞圖拉·霍梅尼之后的伊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真正制約第三世界官僚普遍增長的是資本積累本身的長期邏輯。通過盜竊公共資源和腐敗而實現的私人資本積累一旦逾過某一限度，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將提上日程，國有部門的比重就將漸次縮減。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壓力也在同一方向上起著作用。一個新的“權力集團”形成了，并把“一國”私人壟斷集團、國家官僚(包括軍隊)和國際資本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巴西便是這一趨勢最為清晰的例證。

    第三世界官僚的改組或重新分層是這一過程不可避免的特征。某些高層官僚成為極度富有的私人資本家，其它人仍然是傳統意義上的官僚。對中低層次的官僚而言，其生活水準的相對優勢會逐漸消失，甚至絕對下降，逐步與“白領工人”趨同，正如帝國主義國家的情形一樣。

    50年代初阿根廷的皮隆主義政權達到頂峰，自那時以來，所有上述現象業已成為包括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在內的無數次爭論的對象。這些爭論不同程度地從馬克思主義級取到了靈感。特別是60－70年代的“依附論爭論”集中討論了下述問題:國際帝國主義的存在以及第三世界的依附性，是否構成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絕對障礙。依附論最激進的闡釋者當屬勞爾·馬里奧·馬里尼和安德烈·岡德，弗蘭克，他們將整個第三世界統治階級的特征概括為“流氓資產階級”。

    歷史現已基本上解決了這一問題。毫無疑間，若干前半殖民地國家業已轉變為半工業化的依附性國家。[48]當然，今天屬于這一范疇的第三世界國家相對來說僅僅是少數，而且對于這些少數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技術和金融(信用)上的依附甚至較已往更為嚴重。但是，馬克思主義直至20世紀中葉始終沿用的半殖民地概念，其含義顯然已不再適用于巴西、南韓、臺灣地區甚至印度。這些地方民族資本的積累進程已不再受外國資本的宰制、不再隸屬于帝國主義的利益。

    正是在這種情勢下，我們必須強調國家官僚集團的作用。他們經常與傳統意義上的私人資本家發生沖突，但是他們自身的資產階級性質在國有部門的下述職能中清晰地展現出來:國有部門是“新興”私人資本主義部門的長期推動者和資助者。

5. 大型資本主義企業的官僚

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運動規律之一，導致龐大的私人企業作為主要組織形式而出現。在“占典”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些企業是在一國基礎上形成的。在晚近資本主義階段，龐大的私人企業一般而言發展為多國公司和跨國公司。

    大規模的工、商、金融企業出于協調、中介、監督和控制的需要，必然形成大規模的內部機構。[49]單個企業家或小型董事會必須將權力委托于他人以便管理這樣龐大的組織。管理職能在不同部門之間進行劃分，每一部門都有著自身的等級結構，部門之間的協調又另需用于信息交流的工具。文件無休止地累積，文件處理也需大量員工，這些員工又有其自身的等級結構。

    這種趨勢集中表現在與嚴格界定的產業“生產工人”不同的“白領”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員的持續增長上面(見表5)，盡管其它現象諸如直接生產過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需考慮在內。

表5 美國制造業生產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員

生產工人     行政管理人員       行政管理人員/生產工人比率*

1947年   11,918,000      14,294,000               0.20

1954年   12,372,000      15,645,000               0.26

1958年   11,907,000      15,381,000               0.29

1963年   12,232,000      16,235,000               0.33

1967年   13,957,000      18,496,000               0.32

1972年   13,528,000      19,500 ,000               0.41

1977年   13,691,000      19,500,000               0.42

1983年   12,241,000      18,166,000               0.48

*行政管理人員/生產工人比率系純粹管理人員（并非全部白領)與生產工人之比。

資料來源:Meyer，Stevenson與Webster，p.37.

私有企業官僚的特征恰如國家官僚一樣，是其經濟上的混合性質。其構成既不包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所有者，也不包括向最終消費者和別的企業提供產品及服務的直接生產者。私有企業官僚在經濟活動的這兩極之間起中介職能。他們最關心的是保住職位并得到晉升——這樣一種動機迥異于具有競爭意識的企業家或生產工人的動機，因為后者是在為剩余價值的大小而相互斗爭。難怪人們發明了“辦公室政治”一詞來描述這類特殊的官僚之間的“競爭”，[50]而且，大公司最有野心的官僚也無須因擔心被辭退而過分賣力地工作。

    私人企業官僚的增長與股份公司及其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是聯系在一起的嗎?[51]在我們看來，這個觀點似乎是可質疑的。在法律上具私人性質的企業其官僚化的程度與所謂的公共企業的官僚化程度并無二致。比法律形式更具決定性的，在于大企業需要一些特殊機構，以便執行原先可能是所有者或一小批高級經理所執行的職能。職能倍增的必要性導致權力下放。

    路德維?！ゑT·米塞斯的官僚理論(對此我們將在第五章予以詳細討論)最為突出的缺點在于，在他看來私人大公司內部官僚的增長源于國家調節經濟的影響和壓力。這種看法顯然不適用于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這樣的老牌壟斷企業，它們在重大經濟立法和國家實施于預以前就已經存在了。與此類似的是，盡管在瑞典國家干預的程度較瑞士更強，但是在雀巢、齊巴－蓋吉這樣的瑞士公司與沃爾沃、阿希和SKF這樣的瑞典公司之間，在內部的官僚化程度上并沒有差別。

    事實上，私人企業內部官僚的增長是與企業擴張的規模密切相聯系的，與此同時，還與“科學管理”和“科學勞動組織”，即與泰勒和古利克的實驗方法和意識形態的出現相聯系。

    饒有意味的是，當伍德羅·威爾遜還是一位政治學者的時候，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就曾試圖將商業管理的原則應用于公共管理。我們的確應該把馮·米塞斯的定理顛倒一下。至少在美國，在新政以前、1950年以后，公共行政管理的成長是為了使自身像商業那樣更有效率、更節約成本，而非如米塞斯所稱，源于國家調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

    在國家官僚和私人企業官僚的發展中，存在著重要的相關領域。在成熟的晚近資本主義當中，國家作用的增強與稅賦的增長是攜手并行的。一部分稅負落在企業頭上。財稅法律不僅更加嚴格，而且日益復雜。簿記和會計除了用于記錄成本和利潤這一原始功能外，還日益用于偷稅漏稅。私人企業官僚制的各種附屬機構，包括法律顧問，正是著眼于這一目的而發展起來的。

    另一方面，私有企業官僚的增長，與實際生產過程密切相聯系。私有企業的官僚有些并不在辦公室而是在車間里，或者在辦公室與車間之間，這便是“產業官僚”，它包括所有從事監督勞動的人員。這些人與傳統意義上的工頭不同，并非直接與生產相聯系，其任務是對車間工人實施嚴格的控制。[52]他們在一家傳統型工廠(特別是采用流水線的工廠)中的數目比一般估計的要多得多。

    這種職能在私人企業官僚的增長趨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許多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官僚制批評者大大低估了。與這種監督職能密切相聯的是對直接生產者進行等級控制的需要。這一控制，正如我們反復論證的那樣，不僅是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核心，而且是斯大林主義勞動組織的核心。科學管理的“發明人”泰勒，在討論這種管理等級制時講得清清楚楚。這一控制的整個目的是盡可能使工人服從，辦法是把經過精確界定和測量的任務下達給工人，以減少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自主性。

    30年后，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加強美國的戰備為借口，要對富有戰斗精神的工廠代表在車間里的影響進行限制。斯大林主義的工會成員積極地參與策劃了這一決策。全美戰時勞工委員會的代表哈里·舒爾曼就此明白無誤地寫道:

    “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經濟中，都必須由具有權威的責任者負責運營企業。……這一權威體現在監督當中。之所以必須如此，是因為監督是生產責任的體現，而責任需輔之以權威。”[53]

    又過了20年，由于數控機床的出現，產生了工業半自動化的趨勢，這是第三次技術革命的頭一個階段。這一趨勢背后的動機，是金屬制造業的企業經理(資本家)企圖破除工人機械師的權力。大衛·F。諾貝爾在其不同凡響的著作《生產力》中提出了這一見解:

    “萬用機床仍是金屬加工的心臟，在此，盡管有工程師的努力和科學管理，機械師仍然是主要的。

    “機床自動化的最終任務在于如何使機床自行工作(即在沒有勞動參與的情況下，根據預先確定的管理指令自動地工作。)”[54]

    諾貝爾還提出了一個更具普遍性的觀點:

    “事實上，‘不帶成見的專家’其工作成果常遭冷眼，他的工作為‘技術環境’、文化習慣、職業考慮、求知熱情、制度激勵以及相關發展的影響所約束—徨論項目經理及其助手的執行計劃書了。

    “簡言之，‘經濟可行性’及‘技術可行性’的概念完全不像我們的意識形態遺產所理解的那樣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或技術范疇，而是政治和文化范疇?！盵55]

這與馬克斯·韋伯關于“技術約束”的公理相去何以道里計，但是這種觀點卻是對資產階級社會實際運作方式的更加現實的描繪。

6. “世界的官僚化”?

    正是在這一情境中，出現了各種關于“經理階層”的理論，按照這些理論，經理階層具有與蘇聯社會的官僚十分相似的等級制結構、共同的思想方式甚至“階級意識”。諸如伯恩海姆以及某種程度上加爾布雷思這樣的作者據此近乎得出結論，整個世界正在經歷著官僚化。[56]可是，經驗材料提供了相反的證明。私人企業的官僚從來沒有足夠的凝聚力使自身像資本家階級或工人階級那樣作為一種集體的社會力量來行動。與其共同利益相比，官僚內部的競爭更起作用。著眼于美國的官僚制，H.考夫曼寫道:

    “聯邦官僚體制當中匯集了各種經常相互競爭、相互沖突的對立的利益，許多利益之間彼此抑制進而相互抵消。結果，官僚取得決定性權力的障礙之一便是其它的官僚。"[57]

    上述現象不僅適用于資產階級國家官僚，從總體上看更適用于私人企業內部的官僚。后者作為總體事實上僅存在于統計之中，并沒有具體的社會存在，因而與社會學無關。其原因基本上在于私人企業官僚在經濟上依附于資本，同時這也反映了私有企業官僚與資產階級社會一般結構的相互聯系。

    私有企業內部的官僚是以等級制方式組織起來的，其中每個等級在社會地位和世界觀上有融于不同社會階級的趨勢。力圖融于資本家階級的高級經理與大資產階級之間不會釀就“階級戰爭”。中等官僚一般而言趨向與中產階級相混合。在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盡管存在不同障礙且發展程度不一致，但是低等官僚—他們事實上是白領雇員—趨于組織成工會，并向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靠攏匯，私人企業內的“白領”工人的數量迅猛增長，并且恰恰是他們在克服個人之間的競爭和名利欲等主要障礙。當白領工人的工資與個人處境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弱，并越來越密切地與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條件維系在一起時，從直接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組織工會便產生了明顯的吸引力。

    梅耶、斯蒂文森和韋伯斯特在他們的開創性著作《官僚制增長的限度》中，令人信服地證明，官僚制會產生出迅速增長的“次生官僚”，后者不能適應于變化中的環境，而原生的官僚結構則會失去對它的控制。[58]在這方面，這三位作者本來還可以加上下面這一點:在私有企業官僚與資產階級國家官僚和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這一差異源自各自的職能性質。

    私有企業的官僚必須執行利潤實現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職能，任何有礙于這一職能的次生官僚機構的有害增長都會逐步被裁減:躊躇滿志的經理如若不能兌現諾言，便會遭到解雇。

    無論是西方、東方，還是南方，其國家官僚都有所不同。自然，國家官僚的增長也會有某種限度。整個國家官僚階層會給經濟造成日益嚴重的負擔，帶來“殺雞取蛋”的后果，即引起財政崩績，甚至(尤其在后資本主義社會)危及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不過，由于國家官僚和私人企業官僚相比，其職能之界定不那么清晰，因而要想抑制次生官僚機構的增長或者削減整個官僚體制，乃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7. 直接配置資源與利潤最大化的相悖邏輯

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出現一個作為統治階級的經理階層，還有其更深層的原因。國家官僚和私人企業官僚的利益不能凌駕于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之上，否則后者的經濟及社會權力便會打上問號。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官僚執行其經濟職能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與資本家經營企業是完全不同的。兩者不能相提并論，前者必須隸屬于后者，否則資本本身就會消亡。[59]

    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其資金來源于資源的預先直接配置。這種配置方式是一種采辦制度。每一年或每幾年的開始，國家、市政或公司的預算撥出一筆固定金額充作官僚的薪金和經費，以維持或增加官僚數量。這樣做時不存在削減成本的動機，與資本主義企業恰恰相反。預算執行期終結時，支出若還低于預算規定的水平，官僚們便會找出理由把能花的都花掉。個中動機在于維持甚至增加預算成本，利潤則置之度外，更不必說為利潤而降低成本了。

    這種支出的邏輯本質上是非資本主義的，自然只存在于官僚高層。雇員的職位越低，越是和藍領工人一樣，對支出無從置喙。而那些一言九鼎的人則會像上文所說的那樣去做，他們對削減成本總的來說持無所謂的態度，這一點難免也會影響到下級。

從預先分配資源的邏輯中產生的這種行為模式、動機和觀念，若從全社會的角度來考量，并非注定是不負責任的。相反，如果公共支出基本上用于健康、教育、公共交通、文化、甚至某些基礎設施費用的話，便有可能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滿足上述需要而言，倘若預算支出拮據或遭裁減，那么不僅在經濟上往往不上算，而且對全社會也是不負責任的。如果有關機構的雇員們施加全面的壓力要求提高用于公益事業的支出的水平，那么往往是有益的——當然，必須在純粹的行政管理成本或純粹的浪費與直接有益于消費者的支出之間劃出界限。這種壓力的實際后果取決于許多因素，其詳盡分析不在本書的范圍內。    

資本主義宮僚的內在沖動，即確保其預算支出水平的“擴大再生產”，使官僚們樂于推進其自身的增長。這種現象與利潤最大化的邏輯是相悖的，因為行政管理的成本會壓低利潤率。然而，行政管理成本又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晚近資本主義當中表現出必然增長的態勢。[60]一位睿智的保守派觀察家C.N.帕金森，在其著名的“帕金森法則”中，描述了官僚制擴張的趨勢。[61]前民主德國持不同政見的共產黨人作家斯蒂芬·黑姆，以注重考察社會利益(首先是物質利益)的馬克思主義語言表述了這一點:

    “不妨從辦公桌旁的可憐蟲中試想一位，他心中明了自己是多余的——試想他怎樣日復一日地坐在那兒，怎樣不得不向整個世界為自己的存在而辯護，怎樣去證明自己有權支取那份并不算低的薪水。他得完成多么繁重的工作啊!他必須發布一個又一個的命令，出席一個又一個的會議，讀完一份又一份的報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必須繁殖，他必須晉升，以免被人從已經爬到的位子上踢下去。如果他是一位處長，他必須確信自己成了一個部門的頭，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自己的部門之外，再形成至少兩個新的部門，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新的領導，他們又得發布更多的命令，出席會議，閱讀報告，并營造新的隸屬部門，如此無限地重復下去。[62]

    在利潤率下降及“資本增殖危機”期間(即在具有蕭條趨勢的長波期間)，資產階級會竭力阻止官僚的這種自我擴張，使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行政管理支出合理化。資本主義國家目前普遍實施經濟緊縮政策，這股潮流是否會在長期內獲得成功仍需拭目以待。這種緊縮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并未發生過。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無論在自由主義的“新政”體制下，抑或在法西斯主義或準法西斯主義的獨裁體制下，即便面臨嚴峻的利潤率危機，行政管理成本仍有重大增長。來自資本和政府的壓力旨在抑制行政管理成本，但是這只能抵消而不能根本扭轉官僚增加行政管理成本的自然傾向。在看待這一問題的動機和態度上的差異基于相互沖突的社會利益。自相矛盾的是，資產階級國家傾向于使用更多的審計人員、甚至審計人員的審計人員，以遏止官僚自我膨脹的趨勢，但是這些審計人員無非是另一類官僚而已。

    上述矛盾趨勢集中反映在現代軍隊的運作以及軍費的籌措上面。軍隊是由事先確定的預算支付開支的典型，但是軍隊經由軍備采辦系統與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企業密切聯系在一起。軍隊官僚通過討價還價向私人企業訂購裝備，其價格由“成木加固定的利潤邊際”而構成。企業難免會以通貨膨脹為由力圖抬高其利潤邊際。軍隊官僚則會竭力壓低價格，他們這樣做的目的自然不是為了降低總的支出，而在于盡可能以最佳條件達成更多交易。軍備預算必須向議會或公眾證明其合理性，因而削減特定成本的目的在于實現并鞏固總支出的擴張。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及金錢具有難以抵御的權力，個人難免為之所誘惑，由此在私人企業、軍隊宮僚、國家行政官員(包括立法者及市政當局官員)甚至部分工會官僚這三方之間發展出相互作用的精巧形式。軍隊的高級官員向私人企業施加壓力以降低價格，而企業會采取各種手段，其中不乏直接或間接賄賂，以弱化這種壓力。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也會施壓(譬如通過特殊的院外游說)，以便從政治家那里撈取軍事合同以及價格上的優待。私人企業這種繞過軍隊官僚的做法還會博得地方政治家的支持;由于軍備是由本地企業生產的，所以地方政治家勢必要為本地的特殊利益服務。

    企業通過軍隊的軍備采辦系統獲得利潤，然后將一部分利潤用于影響政治家的決策，從而造就了近乎完美的自我擴張的反饋機制。軍隊高層官員在退休后被吸收到公司的董事會中，為上述三角關系圓滿地劃上了句號。艾森豪威爾威爾總統—前艾森豪威爾威爾將軍—發明了“軍事一工業綜合體”一詞來描繪這一體制，但是這個“綜合體”的軍事投人與工業投資不同，并不遵循利潤最大化的邏輯。

    官僚自我擴張的類似趨勢也存在于后資本主義社會中，不過與資本主義相比存在一個決定性的差異。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壟斷了權力，在工廠中他們控制著剩余勞動的榨取，控制著社會剩余產品的分配。在經濟上，他們無須隸屬于更高的權威，盡管價值規律(歸根結底是世界資本主義)的部分壓力仍需考慮在內。

    相反，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的資本主義官僚卻有一個更高的權威凌駕于其上。不管他們的行為從自身的角度看或者從“整個社會利益”(倘若這一尺度存在的話)的角度看是否合理，只要他們被認為在利潤的生產和實現上與企業或整個制度的利益相對抗，那么就會受到懲戒、降級，甚至被撤換。更糟糕的是，如果需要削減其人數(與成本)以維持一般利潤率水平，那么他們也就只能咽下這一苦果。

    利潤凌駕于行政管理的邏輯(“需要”)之上。自從資本家控制了含有社會剩余的勞動產品以及機械的和人的生產力以來，行政管理當局便無法再迫使資本家采納與其基本利益相沖突的措施。艾茲奧尼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這一點，但是結論是一樣的:

    “在一家工廠里，承擔著生產或利潤目標的管理精英，從職能上講，一定要比那些代表著職業或藝術價值的人更有權力。如果代表著次要目標的人比代表著主要目標的人權力更大，那么組織便可能缺乏效率:譬如，一家工廠如果其精英等級結構發生職能錯位，那么它可能會生產出美觀耐用的產品，但是卻沒有利潤?！?

    因此，一般的規律是:“有效率的精英等級制意味著精英的結構與目標〔或目標及手段)的等級相一致。”[63]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以生產利潤為鵠的，所以其題中應有之義便是:企業中富有工作效率的官僚是把利潤最大化奉為圭臬的人。

8. 馬克斯·韋伯的官僚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能制訂出系統的官僚理論，但是在其著述中留下了多方面的分析。馬克斯·韋伯則發展了這樣的理論。在過去數十年，韋伯的理論或其基本觀點不僅在東西方學術界，而且在每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中，都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并且越來越流行。韋伯理論的內容在羅伯特·K·墨頓的概括中得到了精當的表述:

    “正如韋伯所指出的那樣，官僚們在彼此有聯系的工作之間存在著明確的分工，這些工作被視為相關部門無可推卸的職責。一整套經過分門別類的控制及懲戒措施被制訂為規章制度。工作依據能力來分配，這種能力是通過正規且客觀的程序(如考試)而發現的。在以等級制方式建立起來的權威結構內，‘訓練有素并支薪的’專家在普適、抽象、界定分明的規則指導下工作，這些規則的存在避免了針對個案再行頒布特別指令的必要性。規則的普適性要求對規則經常進行分類，使個案能夠以確定的標準歸人某一范疇并得到相應的處理。典型的官僚是由上級或通過競爭而任命的，不是由選舉而產生的?！盵64]

    阿爾溫·古爾德納[65]為此概要增添了以下韋伯自己的話:

    “法律的〔在此語境中即指‘官僚的’—A.W .占爾德納注〕權威取決于下述條件是否被接受·····一切既定的法律規范要么經由協議而確立，要么出于便利或有合理化價值而得以強制實施，或者兩者兼備;這一規范至少應為本團體的成員所遵從。[66]

    “行政管理只能在官僚化和由外行領導之間進行選擇。由官僚進行管理的首要原因在于專業知識的作用?！瓎栴}始終是，誰控制著現存機構，而外行只能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進行這種控制?！晒倭艁砉芾肀举|上意味著以知識為基礎的管理實踐。這使得官僚化管理尤具合理化特征?！瓕τ谧陨眍I域之內具體事實的了解，官僚堪稱最多。

    “紀律的內容無非是以一貫合理、訓練有素、不折不扣的方式執行所接受的命令。執行的過程中，所有的個人意見都應該無條件地放棄，主體唯一的任務便是執行命令?！盵67]

    這就是說，官僚制以專家統治替代了外行的管理;權力的行使靠的是具有客觀性的正式規章，而不是一時的興致、情感和偏見;權力憑借嚴格的既定的紀律強制執行，而不是在無法預測的半無政府狀態下行使權力;官僚以合理化的管理取代了基本上是非理性的管理。

    在韋伯看來，官僚制的本質在于管理的等級制。權力基礎從個人行為轉變為行政機構的行為。領導者的權力，無論是世襲的還是經選舉產生的，都受到重大削弱。高層官僚權力的加強，部分是由于其壟斷地位的結果，部分是因為他們在官方秘密這個幌子的掩蓋下玩弄權術。和從前的行政管理形式相比，官僚制似乎是應該永存的:“群眾的重大命運越來越依賴于私人資本主義日益官僚化的組織能否有條不紊地運作。取消這些官僚組織的想法日益淪為空想?！薄?8〕這種趨勢有時被概括為“技術一組織宿命論”。〔69〕

    韋伯的理論盡管含有批判的方面，但是基本上是對官僚制作了辯護。〔70〕無疑，這一理論對官僚制的實際運作作了精當的描述——其中許多方面曾為青年馬克思所論及，韋伯并不知曉。塔爾考特·帕森斯及其它社會學家指出了韋伯的分析中的許多弱點。[71〕依靠專門的知識來統治與依靠紀律來統治，兩者并非是一回事。事實上，兩者可能會(我們應當說：“一定會”)發生沖突。官僚機構并非存在于社會真空。對于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來說是“合理化的”或“有效率的”東西，可能會與另一個階級的利益和情感恰恰相反。[72]而且，正如梅耶、斯蒂文森、韋伯斯特所指出的那樣，在韋伯看來，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要求國家官僚不為公眾所左右——官僚的這種地位與任何民主政府的定義(除了韋伯自己的以外)都是相悖的。

    所有這些批評均切中要害。除此之外，韋伯的理論還有一個更為致命的缺陷。麥克斯·韋伯假設官僚的統治具有內在的合理性，事實卻并非如此。官僚統治意味著局部合理性與總體非理性的結合，這一點反映了在市場經濟與普遍化的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本身——官僚制與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崛起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當中，局部合理性與總體非理性并存的特點。這種局部合理性的發展因應了下述需要:要有一個運作更合理的國家以確保財產所有者的利益、確保法律的安全、確保貨幣制度不致誤用、確保經濟政策促進商品的自由流通等等。

   然而，這種合理性僅僅對于每個個人、每個企業、每個國家來說是存在的，這種局部合理性的增長導致資本主義制度(整個世界)在歷史上產生出越來越多的總體非理性。對此，韋伯則一無所知。

    個別企業內部組織上的極端合理性，產生出爆炸性的周期性生產過剩危機這種極端非理性;各民族國家以及軍隊在管理上的極端合理性，導致殘酷的“總體”戰爭這種極端非理性;在財產權的法律保護上的極端合理性，導致各種專制制度無視越來越多的公民人格等極端而野蠻的非理性;國家之間在“控制”小規模沖突上的極端合理性，導致新的世界大戰、環境災難或糧食生產的爆炸性危機等使人類遭受毀滅的潛在的“總體”非理性。

    這些日益深沉的矛盾并非源于官僚、專家或統治者的某些“失誤”，而是資產階級社會(以及它所賴以存在的商品生產)各種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關于這些矛盾，我們在以往的著作及本書中曾多次論及。[73]麥克斯·韋伯把握不到這些矛盾的根源，反映出他非批判地接受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原則;即剩余價值生產，利潤實現，以貨幣形式占有剩余價值，在激烈而不間斷的競爭壓力下以貨幣形式積累資本，以實現個人發財致富的目的。

    在韋伯看來，上述這一切，連資本主義周期性地造成的群眾性屠殺，都算是“文明”的組成部分。[74]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制度的全球非理性便的確成為不可抗拒的“生活事實”了。

    以上這些矛盾越來越反作用于資本主義大企業內部的官僚制和國家行政機關。我們不妨把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擱在一邊——韋伯的普遍性理論也適用于這種官僚。資本主義大企業果真是由高層專家們管理的嗎?難道金融家不是在管理著這些企業嗎?官僚制在變得越來越有效率嗎?怎樣解釋官僚的增加所帶來的物質及人力的浪費呢?以美國為例，國家行政當局有意識地“計劃”削減公共支出，結果使一半橋梁有坍塌之虞，如何看待這一點呢?如何看待惟命是從的“合理性”呢?這種惟命是從現象不僅是非人道和野蠻的，而且甚至從單純的技術角度著眼也是無效率的。諸如此類的例子可以無限地枚舉下去。

    在很大程度上，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是對普魯士國家機構擴張的合理化。普魯士國家一方面與專制帝制，另一方面又與自由主義的、有教養的資產階級有著獨特的、相互矛盾的聯系。弗蘭茨·默林曾對此作過良有教益的分析。在對普魯士官僚制之起源的批判性研究中，默林指出，普魯士官僚產生于具有獨特軍事性質的普魯士國家，在具有戰爭傾向的普魯士帝制與一心盤算著自身直接物質利益的貴族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75]容克和國家官僚之間由此產生的敵意，日后在傅斯麥掌權時得以再現。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普魯士官僚開始執行另一項職能:于1852年創立的德國關稅同盟為德國的統一掃清了道路。

    “德國關稅同盟出于經濟上的必要性發展起來，……關稅同盟的官僚也從中成長起來—并非因為關稅同盟吸收了普魯士官僚的精英分子，而是因為關稅同盟的活動拓寬了官僚的眼界，使他們超越了易北河以東容克的狹隘經濟利益，接受了現代世界的文化旨趣。正是德國關稅同盟的官僚為普魯士國家完成‘德意志統一的使命’作了準備。德國關稅同盟的官僚為自己作為普魯士的真正精英而以典型的官僚方式妄自尊大、洋洋自得，這其中確有幾分道理?！盵76]

    韋伯的理論明顯地反映了與普魯士官僚的合法性相關的這些幻覺。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強調的那樣，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普魯士官僚的專制主義權力變得弱化，這種弱化根植于普魯士官僚的小資產階級出身:

    “官僚政治之所以產生就是為了統治小資產者和農民。這兩個階級散居在小城市和鄉村里……他們不能治理一個大的國家，……各種利益犬牙交錯這種最古怪的現象，正是發生在小資產階級欣欣向榮的那個文明發展階段上。這樣，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就不能沒有一個強大的和人數眾多的官僚機構。他們不得不接受監護……

“可是，小資產者所必需的官僚政治很快就變成了小資產者難以忍受的束縛。早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官吏們的監督和干涉已經令人感到非常不便了;在這種監督之下，工廠工業幾乎是無法存在的。[77]

普魯士資產階級天生就與國家官僚聯系在一起，但是這一聯系是有矛盾的。資產階級政治地位的日益增強，終于爆發為不成功的1848年革命。俾斯麥和普魯士容克之所以能完成這場革命的遺言，那是因為他們仰仗著資產階級壯大之前就存在的國家官僚做到了這一點。這些官僚當中惟命是從的保守主義分于探深地鐫刻著非理性意識形態及其動機的標記。這些非理性因素在第二帝國的戰爭中迸發出來，在這些德意志精英對第三帝國的屈從以及對其帝國主義目標的支持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韋伯無從預見、更不必說反對這些趨勢。而馬克思主義者至少預見了這些趨勢，其中頭腦最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就如何阻擋這些趨勢提出了現實的建議。

    韋伯還錯誤地低估了官僚的非理性的傲慢與偏見的影響，這種傲慢與偏見與普魯士官僚的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原始形態的特征是密切相聯的。在很大程度上，現代資產階級官僚制直接從專制主義國家官僚制—經過自我改良—發展而來。路德維?！ゑT·米塞斯比韋伯更清醒地把握到這一點，他在其《官僚制》一書的序言中，援引了一位普魯士大臣在1838年1月所講的話:

    “單個主體并不適宜以其可憐的理智來測度國家首腦的行為，并以目中無人的傲慢冒稱自己有權評判這些行為是否公平。”

    半個世紀后，這位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校長則講出了類似的話:

    “我們的官員……從不會容忍任何人從其手中奪走權力，自然也不會容忍議會中的多數這樣做，我們知道怎樣巧妙地應付他們。沒有任何一種統治比起品格高尚、受過高等教育的公務員的統治更易于為人容忍和接受。德國的官員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愿將來一仍其舊?！盵78]

    事實上，現代國家官僚的典型來自奧地利而非普魯士。普魯士的專制主義制度本質上是一個軍事國家，其中官僚是為軍事目標服務的。而奧地利的官僚制，尤其在約瑟夫二世的改革使之得以加強后，體現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和經濟目標，而非僅僅服務于軍事機構。與普魯士相比，奧地利官僚獲得了更大的權力，個中原因主要在于，大量社會和民族沖突分化了奧地利帝國的統治階級。此外，奧地利的官僚接受了“啟蒙”思想，而這種“啟蒙”思想對普魯士官僚則幾無影響。不過，奧地利官僚的專制主義并未因此而稍減，雖然奧地利的官僚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在客觀上均更脆弱。

    韋伯的官僚制理論大行其道之時，正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全盛之際——即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資本積累的擴張性長波。戰后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的韋伯主義，是與經濟政策領域新凱恩斯主義的勝利相對應的。由官僚以專家身份實施國家干預，據稱可以永遠保證充分就業、經濟增長、生活水準的提高、社會和諧以及一個真正美好的新世界。

    深刻的危機接踵而至;第三世界的革命;70年代早期擴張性長波向蕭條性長波的轉折。對國家干預的合理性所寄予的幻想終于湮滅。然而，求助于“自由市場”并未解決任何根本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坝薪M織的資本主義”變成了“無組織的資本主義”。[79]韋伯的理論無法解釋這一切，馬克思主義則能夠給予解釋。

日本的經驗，常常被樹為晚近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的模式，通產省的指導在這一模式中起著“全面的決定性”作用。正如許多客觀的評論者(包括日本本國的評論者)所指出的那樣，這一模式是由戰時需要及戰后重建所決定的。而且，盡管這一模式為臺灣及南韓所仿效并取得了某種成功，但是卻難以見到它能于今日移植到歐洲和北美。日本模式能否經受得住下一次衰退的風暴，或其自身是否會轉變為“無組織的資本主義”，仍有待于觀察。

9. 熊彼特對官僚化趨勢的見解

    約瑟夫·熊彼特是奧地利經濟學派最為重要的代表，他力圖為這一學派提供新的動力和方向。他在馬克思之后最為清晰地把握到資本主義作為不受控制的增長體制的性質，提出了“創造性的毀滅”這一術語來概括其基本特征。

    因此，并不奇怪，在其生命的晚年，熊彼特在最后一部著作中致力于官僚制間題的研究。這一著作的標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表明他在何種程度上關注著官僚制現象相互矛盾的各個方面。他的方法顯然優于韋伯的方法，因為這一方法更有力地抓住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動態。

    熊彼特把官僚化趨勢確認為源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自我毀滅形式。由于不得不在企業內部增加權力的正式委托代理，所以壟斷資本主義削弱了企業家精神，并對經濟效率產生了負面影響。有組織的技術創新成為常規。由此，官僚化的資本主義向著官僚化的社會主義發展。

    通過這些分析，熊彼特也許可以被看做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論的真正鼻祖，這一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曾頗為流行。他進而主張，由于壟斷資本主義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和資源利用的不足，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群眾會通過民主方式選擇支持官僚社會主義。

    這樣一來，不同于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和馮·米塞斯等其它奧地利學派的代表，熊彼特不相信官僚制必然不見容于公民自由，抑或等于“通往奴役之路”。他更傾向于韋伯的下述觀點，如果政治民主得到加強，那么某種“具有合理性的”官僚統治形式也可能會變得相當具有靈活性而被接受。然而，由于熊彼特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一樣，不相信工人階級的潛在的能力，所以他只能設想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對于民主的社會主義，他至少是在經濟管理上將其視做烏托邦。因此，難怪他僅僅對斯大林主義的共產主義認真作了分析，[80]而對民主的社會主義卻只字未提。

10. 權力與財富

    官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及其限度這一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機器相對于統治階級以及一統天下的貨幣財富的自主性問題。任何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國家機器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這一點在馬克思對波拿巴主義的分析及托洛茨基，塔爾海默、葛蘭西諸位日后的理論發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問題僅僅

是:官僚制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我們已經討論了上層官僚與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價值體系、思維方式、意識形態和偏見的多重聯系，但是更重要的一點在于，在貨幣財富的權力的統治下，官僚嵌入資產階級社會的方式恰恰是他們執行職能的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無論是私人企業內的官僚還是準國家及國家機構中的官僚，均無法擺脫貨幣財富及其權力的統治。上層官僚無一例外地企圖把權力轉化為個入資本積累的工具;即使他們具有反抗精神，或遲或早也會死掉。[81]這是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或后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區別。在前資本主義和后資本主義社會，權力凌駕于貨幣之上;貨幣財富的所有者可以為握有權力的人所剝奪。[82]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包括納粹國家—不可能擺脫貨幣財富的支配。誰若不能把握這一差異，便不能理解兩類制度的不同。[83]

    在晚近資本主義時代，國家權力(包括國有制)與私人大企業之間存在著獨特的聯系，意大利米迪奧銀行的傳奇故事，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一段時間以來，由財閥恩里科·居西亞執掌的國有米蘭商業銀行米迪奧銀行成了一家持股公司，通過它擁有億萬資財的豪門望族，諸如阿格納里、皮萊里、伽洛里尼、德·貝奈德蒂等等，得以控制各自的公司?！熬游鱽喌氖侄问且粋€典型例子，他保留了皮萊里家族對輪胎和電纜生意的控制，盡管這一家族只擁有6%的資產。這是借助一個‘辛迪加’實現的，這個包括米迪奧銀行在內的辛迪加不惜一切代價支持皮萊里家族。反之，皮萊里家族同樣會支持亟須其幫助的盟友。[84]

    眼下，鑒于米迪奧銀行正要兼并意大利最大的保險公司“通用保險”，由天民黨人安德雷奧蒂和社會黨人克拉克西領導的政治集團在施加壓力以削弱這個由工業家和銀行家組成的俱樂部，其計策包括任命另兩家米蘭的國有銀行—意大利商業銀行和信貸銀行的主席。

    皮萊里曾揚言:“居西亞想要的，上帝也想要?！卑驳吕讑W蒂據說回答道:“我們必須記住，私人權勢集團不受約束、為所欲為是不可能的。"[85]讓我們拭目以待，且看居西亞的權力是否真的會因政府在兩家國有銀行任命更順從的領導而被削弱。至少有一位銀行家確信，政治家們不會在削弱米蒂奧銀行的事情上做得太過分，據稱他曾說:“這樣做是施虐－受虐狂的行為”。然而，金錢權勢的現實是，甚至在上述任命之前，“許多大家族諸如阿格納里、皮萊里業已開始加強各自在其公司中的地位”—這樣做據信得到了銀行信用、包括國有銀行信用的支持。[86]類似事情同樣見諸其它資本主義國家，除非剝奪大資本家的財富，否則金錢權勢是不可能被打破的。

    長期以來，艾克頓爵士的格言得到了社會事務觀察家們的贊同:權力造成腐敗，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馬克思主義者斯蒂芬·黑姆最近重復了這一格言，并得出了合乎邏輯的正確結論:來自下層的社會控制是絕對必需的。[87]

    可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資產階級社會五個世紀來的實際運作，尤其是成熟的晚近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日益官僚化，那么，最符合現實的格言便與艾克頓的格言有著很大的不同。格言應該是:權力造成腐敗，權力越多腐敗也就越多。在資本主義社會，任何權力都不是絕對的，因為金錢財富仍然居于統治地位。龐大的財富與龐大的權力一樣造成腐敗。巨額的金錢會帶來巨大的權勢，從而形成絕對的腐敗。要想消滅近乎絕對的權力，除非把強大的國家和龐大的貨幣財富同時予以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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