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前言
1968年5月的法國革命高潮，說明了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多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也使人們清楚地看出，法國共產黨和龐大的工會組織是多幺無所作為，它們也沒有能力將這場運動引向勝利；同時，它也提出了正待解決的幾個根本性的現實問題：為什幺法國共產黨叛變了？這一被判是否是黨的列寧主義組織形式所帶來的結果？難道工人階級要取得政權就一定需要一個組織僵化的黨？大規模的工人組織是否不可避免地一定要發生官僚化和退化變質？
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態發展和蘇聯的干涉已向廣大革命干部提出了一系列根本問題：為什幺蘇聯要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和其它的工人國家的政權是怎樣建立的？在這些國家里，產生官僚特權的根源是什幺？有沒有必要以革命手段剝奪官僚的特權，從而在這些國家里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這兩類問題實際上是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官僚主義這個問題：一是在工人組織中的官僚主義問題，另一個則是工人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問題。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些絕非簡單的問題，發表這本埃·曼德爾同志的小冊子，看來它對我們來說是有益的。這本小冊子是他在兩次學習班所做的報告的綜述（這本小冊子的頭兩章是1965年4月學習班之后寫的，最后一章是1967年5月學習班之后寫成的。）另外要說明一下，這本小冊子既沒有提到法國的1968年五月事件，也沒有提到捷克斯洛伐克的1968年八月事件。為了填補這一空白，國際社會主義叢刊社的其它出版物將談到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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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根據社會集團之間的關系和沖突來解釋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如果說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專注于對基本集團的研究，即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階級的研究，那幺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就有必要研究和弄清這樣一些集團的含義和作用，它們不是階級、不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但它們在我們社會發展過程中以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中卻起著重要的作用。
在這些——我們稱之為次級的——集團中，官僚主義無疑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不得不研究官僚主義問題的話，那是因為這個在1898—1899年的工人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已經變得越來越尖銳，并且已在意識形態方面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理論家們可以，而且必須抓住并分析那些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工人組織的實踐中表現出來的有關的伴隨現象。
在本文的這一初步闡述中，將區分為問題的兩個原則方面：理論方面和歷史方面。我們將試圖回答下列問題：
——什幺是工人官僚？它是如何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怎樣才會自行消亡？
——這種現象在工人運動史上是怎樣具體表現的？
——工人運動的各個派別對這些新問題持怎樣的態度？他們當時已找到的答案是什幺？
一、官僚的基本概念
1、官僚現象產生的歷史
最初，工人運動中的官僚問題是直接作為工人組織的機構問題，即工人組織內部的主要官吏，擔任中、上層領導工作的有知識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問題出現的。
當工人組織還只是很小的集團、政治派別和數量上很弱的自衛團體時，不存在機構和主要官吏，從而也不可能出現官僚主義問題。在這個階段中，人們至多只能提出與那些在發展原始工人運動時助了一臂之力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
但是，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以及群眾性的政治和工會組織的出現，不產生由主要管理和干部組成的機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當人們開始談論機構和干部時，實際上已在談論潛在的官僚化現象。可見，人們從一開始就看到了官僚現象最深刻的根源。
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給無產階級保留了從事生產中的體力勞動的權利，給其它社會階級保留了占有和發展文化的權利。由于無產階級從事的是令人疲倦、大量消耗體力和腦力的勞動，就整體而言，他們不可能掌握最先進的科學成果，但無產階級也還可以開展持久的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狀況給無產階級造成了文化和科學不發達的后果1。
如果在工人運動中完全取消各種機構，這將使運動墮落為一種絕對平庸的原始主義，這種勝利與資本主義世界取得的成果相比，只不過是一種文化和社會的倒退。但是，社會主義的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只有通過充分吸收社會主義之前的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遺留下來的有益的東西才是可以想象的。
工人運動的發展無條件地需要建立機構2和健全干部隊伍，而這些干部應通過一定的專業化去填補由于無產階級的狀況而造成的工人階級內部的某些空白。
簡單地說，可以肯定，官僚主義是伴隨著新的專業化而產生的：只要有一些人專職地、長期地從事政治工作和工會工作，那幺官僚和官僚主義就有可能潛在地發展起來。
這種專業化會在較低的基層造成偶像化和拜物教現象。在一個以勞動分工為基礎、人們的任務極不相同的社會里，工人們一生幾乎都從事著同一種活動，人們的行為必然會帶來一定的思想反映：他們傾向于把自己的活動視為一種手段：但很快卻被視為目的。特別是那些自認為與這些組織具有最為直接的關系、并把自己與這些組織等同起來的人，以及經常參加組織活動、體現機構、扮演主要官吏和未來官僚角色的人，更是把它視為目標。
因此，這就使我們認識到， 工人官僚的形成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基礎是部分成果辯證法3的現象。
2、部分成果辯證法
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與直接的物質利益分開。在官僚問題的背后還存在著物質特權和保護特權的問題。
但是，如果人們要想了解問題的起因和發展，倘若把這個問題僅局限于維護物質特權這唯一的方面，那幺，這樣就把問題簡單化了。最好的反證就是那些沒有掌權的共產黨（法國和意大利），或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巴西）的官僚主義的發展。盡管在某段時期（斯大林主義最嚴重的時期）這種現象在那里已大量出現過，但在今天，許多共產黨的主要官吏的收入沒有超過技術工人的收入，從而也沒有形成需要維護的物質特權。相反，部分成果辯證法的現象卻得到了充分的顯示：目標和手段等同起來了，官僚與組織等同起來了。與此同時，這種同一性就是產生保守態度的主要原因，這種保守態度與工人運動的利益形成了尖銳矛盾。
——部分成果辯證法意味著什幺？
這種辯證法的觀點是：推動工人運動并在資本主義國家勝利地奪取政權應服從于單純地保護現有的工人組織，在國際上推動世界革命和發展殖民地革命應服從于保護蘇聯和一些工人國家。因此，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里爭取基本的工人民主和維護工人國家的存在似乎就是目的的本身，似乎做到了這些，社會主義也就算建成了。似乎工人運動的每一次新成果必須絕對地、強制性地服從于保衛業已取得的成果。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基本的保守的精神狀態。
《共產黨宣言》中“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這一名言的意義是極其深刻的。人們必須把它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這一名言的意思是，因為無產者沒有什幺值得必須加以保護的東西，所以無產階級具有以共產主義方式解放全社會的機能。只要這種情況有所變化，只要一部分無產者（他們也許是工人官僚，也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內部產生的工人貴族）占有一個組織或享有超過最初“一無所有”的生活水平，那幺，就會有出現一種新的精神狀態的危險。無產階級沒有什幺值得維護的東西，這句話也就不再正確了。在每項新的行動中，人們必須權衡利弊：難道計劃中的行動不僅不會帶來積極的利益，反而會使已經取得的成果蒙受喪失的危險嗎？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產生官僚保守主義和工人國家中造成官僚化（也就是發生在斯大林時代極度變質之前）的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必須把部分成果辯證法理解為真正的辯證法：這不是表面上通過公式解決的問題，這里涉及到的是一種真正的、建立在實際存在的問題基礎之上的辯證的矛盾。如果官僚保守主義拒絕在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革命斗爭，并以維護已取得的成果免遭損害為借口拒絕在全世界繼續推動革命運動，從而明顯地損害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利益的話，那幺這種有必要保衛成果的立場就值得懷疑了，因為它的前提本身實際上是成問題的。
“誰不懂得保衛現有成果，誰就不用想取得新成果。”（托洛茨基語）但是，從一開始就認為每次重大的革命發展（不管是在國家范圍內還是在世界范圍內）都會自動地威脅著以前的成果，這是錯誤的，而且正是保守主義觀點的所在。這種立場既是改良主義的也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集團所固有的常見的保守主義的特征。
部分成果辯證法與建立在過細的勞動分工基礎之上的社會里出現的偶像化現象一起共同構成了官僚化傾向的最深刻的根源。這種傾向是與資本主義解體并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歷史時期工人群眾運動的發展緊密相關的。結論是，真正的問題不在于通過法令或神奇的方式來取消官僚制，而在于通過創造在當前的歷史階段中能使社會上和工人運動中到處存在的官僚化的萌芽慢慢消失的最好的主客觀條件，使官僚主義逐步地自行消亡。
3、官僚特權
當然，人們也不可以陷入與庸俗唯物主義相反的錯誤，完全脫離其物質基礎，并把問題完全簡化為一個遠不能解決的社會學起因問題。工人組織的領導和主要官吏具有保守主義的傾向，也與他們的職務所帶來的物質利益和特權有關。這種社會優先權同時也是人們極其重視的權威和權力特權。
（a）如果人們在觀察這個問題時從它的原始形式出發，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第一批工人組織（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機構，那幺，人們就會發現官僚特權表現為兩種形式：
——對工人和工人的兒子來說，離開生產過程，變成一個工人組織的主要官吏，尤其在當時每天勞動12小時、毫無社會保險的條件下，這無疑是一種社會地位的上升，也肯定是一種個人解放。當然這絕不是進入了理想的境地：既談不到資產階級化也更談不上變成特權的社會階層。工人組織的第一批書記都曾在監獄中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時光，而且是生活在艱苦的物質條件下。但盡管如此，從經濟和社會福利方面看，他們生活得比當時的工人還是要好些。
——顯然，對在心理上和思想上充滿信心的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來說，時刻為實現他們的理想和目標而斗爭，終究比整天在企業里進行呆板的勞動，并眼看著他們勞動成果怎樣養肥階級敵人要痛快得多。無可辯駁的事實是，這種社會地位的上升現象包含著一種產生潛在的官僚化萌芽的推動力量：誰占有了這種地位，誰就想盡量地保持住它。這就導致了主要官吏反對所有想通過組織成員的輪換原則來更換他們的人，以保住他們的地位。
（b）社會特權在剛開始出現時，它在物質享受方面是有限的。但是，一旦群眾組織開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強制性地取得某些地位時，這種特權的范圍也就擴大了。然后，一些人就被任命為國會議員、地方政府參議員或工會書記——他們都是一些較高層的、能與資本家集團打交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與他們交際的人；與此相仿的還有那些被選為本組織新聞機構的編輯以及一系列在各種運動中能代表工人組織進行活動的人（這些人想對社會的各個領域進行干預，并試圖在一定的范圍內控制所有的這類活動）。
這里也存在一種真正的辯證法，它不能簡單地歸結于陳詞濫調的矛盾。例如，工人運動擁有一定數量的報刊，并相應地需要許多編輯時，那幺，人們就會遇到一個難題；如果工人運動遵循馬克思提出的反官僚斗爭的原則，將主要官吏的工資減少到一個技術工人工資水平上，那幺，在選擇具有專業水平的編輯方面就會出現不利的危險。有政治覺悟的人能接受馬克思的上述原則，但那些最有才華的、有可能在別處掙更多錢的人就會長期地不斷受到引誘。他們在政治上信心愈少，就愈加會受到小資產階級包圍的威脅。因此，工人運動也就會逐漸失去他們。
這種脫離工人運動的現象發生在報紙編輯方面，在其它一些職業中也同樣出現：在由工人運動管轄的一些市區內，對建筑師、工程師和醫生來說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因此，嚴格地掌握運用馬克思的原則在大多數情況下會給本身帶來排擠所有政治覺悟不高的人這種危險。
在具有它自己的“道德價值”和影響領域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可能建立一種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是不可以實現的。但是，在大規模的工人運動中，在資產階級民主的范圍內，共產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相互滲透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誘惑是強大的，它使“共產主義的”原則越來越難以被接受。由于上述原因，就出現了官僚化的傾向：為防止特權地位的危險而有意識設置的障礙消失了，這就為這種傾向的發展大開了方便之門。
（c）在最近的歷史階段中，這種辯證法甚至在某些大的工人組織內導致了最糟糕的結果，政治方向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出現了有意識地與資產階級社會實行一體化和進行階級合作的狀況。
官僚主義的基礎迅速地發展，一部分領導有意識地與資產階級搞合作，并設法適應資本主義社會；靠社會主義覺悟給官僚化設置的障礙逐漸消失，特權越來越多；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不再把他們的一部分薪俸交給自己的組織，并對專職人員的薪俸也感到不滿足了；他們在工人階級內部拉到了一批“選民主顧”，一幫追隨者。從這個時刻起，官僚化的變質只能愈加嚴重起來。
4、工人國家的官僚化
在過渡時期，工人國家的官僚化過程分三個階段：
（a）首先，僅僅存在權威特權和政治優先權。這些都是產生于國家機器內部的權力壟斷。
（b）其次，產生了物質的和文化的官僚特權，這特別表現在落后的國家里。
（c）最后，如果領導不再反對上述現象，卻有意識地承認它、適應它、成為它的推動力并想大搞特權的話，那幺就發生了徹底的官僚化變質。
結果就陷入了危險。在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官僚體制形成了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形式。
——例如，“永久性的銀行戶頭”，特權者可隨意開支并由他們的銀行戶頭付款。他們帳戶上的存款總是取之不盡。支付的唯一限制僅在于商品的相對缺乏。對這些享有特權的人來說，共產主義已在一個經濟落后的社會里實現了。斯大林時期結束后，在蘇聯文學中，在報刊雜志上都提到許多藝術家們，當然還有政治領袖們享受特權的種種實例。
——另一種使人難以置信的特權，即“特殊商店”也是相當露骨的。這種于斯大林時期設立的商店在大部分工人國家里直到1956、1957年還存在著。黨的干部有利用特殊的、背著人民而精心設置的商店的權利。這些商店設在從外表看是以住宅樓為偽裝的房子里，而這些房子只有他們才能進去。因此，根本沒有人知道還有這種商店存在。在這些商店里，他們可以買到各種當時全體人民都缺乏的、大多是從帝國主義國家進口的商品。在能夠進出這種商店的各類黨和國家干部中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制度：一些人必須按實價付款；另一些在官僚體制中處于較高地位的人只需要按半價付款；而官僚體制的最上層，持有聞名的永久性銀行戶頭的高級領導干部，可以任意選購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且不用付款。
在1947—1948年期間，也就是在工人國家缺乏商品和貧困時期，象東德那樣國家的官僚們都能收到從蘇聯寄來的包裹。的確可笑的是：人們發現，在裝配包裹時也有等級制度的規定：官僚們可按其各不相同的級別收到裝有多少不同的絲襪或羊毛襪、黃油或豬油等物品的大包裹。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當饑餓之際，官僚們還有情緒把物質特權的等級制度提高成為一種強制執行的原則。但即使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出現真正典型的蛻化變質現象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5、幾種錯誤的解決辦法
從對這些問題的概括研究中，人們首先會得出以下的結論：應該嚴格區分兩種現象，防止以錯誤的方式，不分青紅皂白，把它們等同起來：
——初期官僚化的各種潛在傾向
當工人運動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并取得相當多的權力時，官僚化的萌芽已完全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而產生了。這類傾向在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里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全面發展了的官僚主義的各種傾向
這些傾向導致了一種完全的蛻化變質，這就象人們在各個改良主義的和斯大林主義的政黨內以及在蘇維埃國家中所發現的情況那樣。
要是人們不區別這兩種表現形式的基本特征，或者——比這更糟糕一點——反對所有具有這種萌芽的組織形式，以它們反正會必然地走向極度的蛻化變質為借口，那末，就不是讓人明白工人運動的辯證矛盾（工人運動就是處在這種辯證的矛盾中），而是將工人運動引進死胡同。爾后，人們只能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無產階級的自身解放是不可能的。這最后只能使工人運動處于更加不利的困境，使它在自我解放斗爭中碰到阻力。
（a）這種極其混亂的局面刻畫了各種不同的“極左”集團（此外還有與其說是極左派集團，不如說是右派集團！）的特性，其中一些集團認為：所有的弊端都是由于一種機構的存在和主要官吏的產生所造成的，因此解決辦法就在于此。按他們的觀點，必須反對“職業革命家”的存在，“在工人運動中涌現出來的第一批職業革命家中間就隱藏著斯大林”這句話，概括了這種論斷的要點。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是在理想的社會里，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象他們所說的那樣沒有首領的運動是什幺樣的？一種工人運動，如果不試圖造就一大批由工人階級隊伍中涌現出來的、并能與工人階級緊密聯系的無產階級的職業革命家，那它就不可能使工人階級的首批自衛組織從最低級的水平上獲得提高，它有可能完全與現代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相脫離，它會由于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缺乏能力而只能為最直接的和自發產生的要求而奮斗。很明顯，這一種運動似乎不可能解放無產階級，不可能摧毀資本主義，更不能開辟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歷史已表明，這種解決辦法是所有辦法里最不可信的一種。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例子能證明，一個國家里的工人運動在取得多次經驗之后，由于害怕今后可能會發生官僚主義蛻變而繼續保持原始主義的水平。
（b）在實踐中，使工人運動受到更大威脅的是這種選擇的一方面。如果人們不愿要領導官員、職業革命家，不愿選拔和有系統地培養無產階級分子，直至使他們獲得很高的水平，那幺，到后來工人組織將會不可避免地落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手中，他們就會全面地控制這些工人組織。在這些組織內部，他們就會恢復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業已享有的對科學和文化的壟斷。
按此方式，真正的矛盾又會出現，這一矛盾是這些集團所不能理解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窘境并不是在于選擇什幺樣的組織形式，是不包含任何官僚化萌芽的組織形式或是包含這種危險的形式。實際上僅存在下列的選擇：
——要幺發展事實上具有官僚化潛在危險傾向的工人自治。
——要幺就讓工人組織落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中。
許多歷史事實證實了第二種看法：
長期以來，資產階級已掌握著某些工人組織，這不是因為在這些組織中沒有充分實行工人自治，缺乏有組織才能的人，就是因為人們犯了思想錯誤，拒絕從一定的階段中走出來。
此外，特別要指出的是，盡管這種理論的捍衛者看到由于機構產生出來的危險（這種危險也確實存在），但另一方面并不了解：不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工人也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他們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已）非常缺乏抵抗力。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就在于，每天八、九個小時的體力勞動加上路途上的疲勞，極大地妨礙了工人們在文化和知識方面的解放。
如果在一個工人組織里，只有經常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人，那幺這個組織就要比另一個努力培養和教育最有覺悟的、最革命的工人，并能使其逐步擺脫資本主義的勞動枷鎖，同時能讓他們在職業革命家的學校里經受鍛煉的組織，更容易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
（c）除了上述實際上由于完全不了解問題的實質而提出的錯誤的解決辦法外，“社會主義或野蠻”集團又提出了另一種錯誤的解決辦法：為了制止工人國家里的官僚化，在革命勝利后就應立即取消報酬和工資的差別。這種建議也是建立在不了解實際困難的基礎之上的。這種措施會導致什幺結果呢？如果在一個物質普遍缺乏的社會里在短期內就迅速取消一切報酬和工資差別，那實際上就會因此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激發人們提高技術水平的刺激因素。如果在十分貧困的情況下，文化和專業水平的提高總的說來尚能改善生活條件，那幺，力求提高技術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如果在過渡社會里仍保持收入差別這種物質刺激，那幺，這種人將要多得多。因此，采用上述辦法，生產力的發展就會緩慢下來，商品不足現象可能會持續一個很長的時間。與期望正好相反，由于生產力發展不足和無產階級文化不發達所造成的官僚主義發展的客觀原因將要持續很長的時間。相反，如果保留一定的報酬和工資差別，那幺就能加速提高工人的技術，由此也會加速促使特權和官僚化傾向自行消亡的物質條件的形成。
這個例子之所以意義深長，是因為它事實上涉及到一個辯證過程：解決辦法必須同樣是辯證的。
6、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解決辦法
（a）因為當時還沒有足夠的歷史經驗，所以馬克思不可能詳細了解官僚化問題的所有方面。但他仍能以天才的預見從一個工人國家（僅存在幾個月的巴黎公社）的唯一經驗中演繹出兩條既很簡單而又深刻的規則。這些規則幾乎包含所有由工人運動產生的、也是今天反對官僚化最為有效的藥方：
——反對物質特權和過大的薪金差別。尤其是工人國家政治干部的工資不應高于技術工人的工資。馬克思補充說道，這首先是一種預防措施，防止某些貪污腐化分子出于“追求名位”以努力獲得公職來作為他們社會晉升的手段。
——第二條原則是，各級代表不僅通過選舉產生，而且隨時可以撤換。列寧提出的干部輪換制可以作為這一點的補充。一旦階級消滅了，每個公民并具有參與經濟領導和“國家領導”的具體經驗時，國家即可逐步消亡。
（b）解決這一問題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辦法產生于列寧主義關于黨的理論和托洛茨基主義關于工人國家的理論以及先鋒隊在領導工人國家、在反對官僚斗爭中的自覺作用的理論。
人們必須十分清楚地理解客觀存在的問題：這就是，胚胎狀態的和潛伏著的官僚化萌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的。同時，人們還必須懂得：在反對這種傾向的斗爭中采取哪種方式是最為有效的，在各種不同的物質條件和主客觀條件下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去抵制這種傾向。
1905年革命之后，俄國工人運動隨著大規模群眾活動的開展，積累了最初的革命經驗。雖然列寧本人在頭幾年里沒有在黨的會議上作過自我批評，但是他不得不加深和發展他自己原來的觀點（如他在《怎幺辦？》一文中所闡述的觀點）。實際上，列寧主義關于黨的理論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的：一方面是，列寧于本世紀初在《怎幺辦？》一文中所寫的關于秘密活動條件下建立革命黨的核心那部分內容。人們必須懂得：先鋒集團也罷，先鋒黨也罷，都必不可少，但它們也只能是少數派4。
這種先鋒組織必須與群眾結合成一個整體，但不能代替群眾和承擔只有群眾自己才能完成的任務。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 ，這一思想既不允許在實踐中、也不允許在理論上由另一種思想所代替：即委派一個革命的黨去解放無產階級，并首先以這個黨的名義代替無產階級建立工人國家，甚至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建立一個違背無產階級利益的工人國家。
在先鋒隊和群眾之間的辯證關系中，為了領會一個革命的黨和無產階級的群眾彼此應采取什幺態度，這里必須強調指出：只有在大多數無產者的自覺支持下才能完成一定的歷史使命。但是，群眾僅在非常時刻（在歷史的必要時刻）才會給革命黨以支持；當然這有就意味著：只要不存在革命形勢，黨就必定處于少數地位。
實際上，列寧主義關于黨的理論是建立在全面理解這一辯證法基礎之上的，并由此而導致一定的組織形式和對職業革命者問題的看法。這些職業革命者不應長期脫離工人階級，他們應具有回到企業中去的可能性，然后由其它同樣具有職業革命者實際知識的無產者來代替他們。這樣，在階級及其先鋒隊之間就會形成一種真正的“新鮮血液”的循環。這就是無產者和職業革命者之間輪換的理論。
（c）這也同樣適合處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社會中的各個工人國家的情況。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首先已對這些問題作了回答。同時，列寧也早對這些因素作了進一步的回答。在1921—1922年間，列寧比托洛茨基更自覺地意識到這種現象。
在一個落后的和孤立的社會里，出現官僚化或官僚主義的變質的基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官僚主義的變質并不象人們在斯大林時期所看到的那樣發展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主觀因素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如果革命的先鋒隊意識到了官僚化的危險，那幺它就會在各個領域里設法制止這種危險。
——在國家的政治組織中，他們要發展多種形式的工人民主和工人直接參加國家管理的形式。
——在經濟方面，他們不僅要促進工人自治的確立，而且還要增加工人階級的數量和提高他們的質量。
——在國際上，他們要促使革命發展，以便突破無產階級革命孤立的境地，并借此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克服官僚化。
如果一個新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一個新的國家里取得政權，而且并沒有因此而耗盡了精力和體力的話，那幺它將隨著世界革命的發展站在運動的最前列。這就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第三個觀點。
二、對工人運動中官僚主義問題研究的歷史經驗
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官僚主義問題在工人運動史中是怎樣提出來的。
1、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分析
我們先著手研究一下馬克思從研究巴黎公社問題中得出的結論，為建立一個工人國家所作的首次嘗試中，最大的特點就是摧毀由各種占有階級遺留下來的各種集權形式的、永恒的國家機器（專制的君主制形式和由此產生的資產階級國家形式）。誠然，公社領袖們在進行這一嘗試時更多地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自覺的考慮。
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提出了三條原則：其中有兩條已在前面提到：
——公社的所有公職人員的工資不應超過技術工人的工資。
——應按照選民的要求來選舉和撤換他們的“官吏”。
——第三條是馬克思指出的，然后由列寧進一步加以肯定的： 在一個新的、實際上已不再是一個國家的國家形式中，在建立一個工人國家的同時開始的國家消亡過程中，資產階級國家的一個主要特征也就被揚棄了，這就是：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當時，人們已試圖讓大多數工人不僅參與立法工作，而且參與行使法律，并企圖使工人獲得有效地行使政權的職能。
當人們首次試圖向一個理想的工人國家靠攏時，也初步規定了某些反對官僚化的有效措施。隨著國家本身開始消亡，國家機器也開始消亡。馬克思提出的三條原則也是防止整個民主結構受官僚主義影響的基本原則。這三條原則對國家、工會和群眾性政黨的建設來說也是同樣適用的。
不管怎幺說，馬克思都未能從根本上研究官僚主義的問題，因為他既沒有經歷過工人運動官僚化的過程，也沒有經歷過工人國家官僚化的過程，這也許是不幸，但也許是僥幸。但是，他僅有的一點看法長期以來已構成反對官僚主義斗爭學說的主要內容，這一學說并在馬克思之后被其它的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發展了。
2、考茨基的比較
考茨基是第二個有意識地研究官僚主義問題的人。上世紀末，他發表了《基督教的起源》一書。使人注意的是，考茨基將這個問題與工人官僚問題聯系起來了。同時，考茨基在此書的最后部分有意識地提出了下列問題（這也許是對這個問題的第一次明確的闡述）：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難道不存在將國家政權交給官僚集團掌握的危險嗎？就象天主教所經歷的那樣，當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已成為一種統治力量時，難道對它來說不存在要經歷官僚化過程這種危險嗎？這里，考茨基將第四世紀康斯坦丁大帝把天主教宣布為國教所發生的情況與工人運動勝利后可能出現的情況作了比較。
當然，這一比較不僅是出于考茨基的遠見，兩個先例也使他得到了啟發：
（a）恩格斯大約于1880年為《法蘭西階級斗爭》撰寫的導言5中就曾將當時工人運動所遭受的種種迫害與1600年前以前另外一種運動所遭受的迫害做了比較：盡管基督教遭受了種種迫害，但卻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這個受上層階級反對的被壓迫者運動逐步征服了所有的社會階級，并不斷向勝利進軍。
因此，恩格斯比考茨基早許多年就將基督教與現代工人運動作了一定的比較。
（b）第二個使考茨基得到啟發的歷史先例，是一個屬于無政府主義或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反對黨（它以諾斯克為代表6）于1891—1892年從恩格斯的這一著作中得出的這樣的結論：就象教會在其歷史發展中表明的那樣，工人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將會官僚化。
從這兩種比較出發，考茨基抓住了這個問題，并具體地揭示了這個問題——這樣說，似乎也是出于對他的尊敬7。他覺得，雖然天主教與工人運動的發展不盡相同，然而，當工人運動取得政權后，那就會使它面臨類似的官僚化問題，正如天主教當時掌握了政權所面臨的情況一樣。
考茨基找到的答案是非常有教益的：這些答案與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中所作的回答截然不同，看來我們還是比較相信考茨基的答案，因為它與托洛茨基后來得出的答案相似。
考茨基認為，天主教取得政權時，生產力處于下降時期，只有當工人階級也處于與當年的天主教相同的這一歷史標準下那幺這種比較才可能是正確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官僚化對工人階級來說也將是不可避免的。反之，如果社會主義社會導致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并逐步消滅了勞動分工，帶來了廣泛的文化革命，那幺，在這種物質豐富和文化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官僚化在歷史上取得勝利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考茨基的答案總的來看是正確的。但他的思考只是向前邁進了一步，并忽視了當時無人看到的一種可能性：即如果工人階級不是在一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面而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里取得政權的話，那幺將會發生什幺情況呢？在這種情況下，被考茨基視為限制官僚化的因素（物質豐富、文化革命）沒有具備；生產力和文化發展不足，無產階級在數量上也不夠壯大，這些情況將使官僚主義在一段時期內能得以勝利。
3、托洛茨基與列寧在有關黨組織的設想問題上的論戰
第三階段，也就是在工人運動已經意識到官僚主義問題的時候，對共產黨人——列寧派和托洛茨基派——來說是一個非常“尷尬的”時期：它正是處于托洛茨基與列寧及其黨的組織理論展開論戰的時期。在這場論戰中，托洛茨基是錯誤的，這一點從歷史上看是無可爭辯的，而且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認了這一點。但是，一個象托洛茨基這樣的人如果犯了錯誤，那幺，在他的錯誤中往往也含有某些正確的東西。如果人們不是就他思考中的內在邏輯（這些都是錯誤的），而是就他的結論來考慮，人們就會發現塔吊一個十分正確的預感，其提法也是有預見性的。1903年，托洛茨基曾寫道：認為在實行最重要的革命任務時黨將代替無產階級的這種理論有可能導致這樣的危險：以中央委員會代替黨，書記處代替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代替書記處。這就可能導致個別人被賦予實現和完成偉大革命任務的使命這樣一種歷史局面。
這一預感包含著對這種代替理論的正確批判，盡管這種理論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理論。顯然，列寧主義的理論并不是從以黨“代替”無產階級這種觀點出發的理論。
但是，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理論（一半已被承認，而且幾乎公開化了）已成為斯大林黨的官方理論。每當人們要求某些工人國家的官僚領導人念念列寧全集中的幾句話時，他們總是感到特別吃驚。列寧曾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應該通過黨來執行，或者黨應該實行生產資料國有化，等等。這樣的一種要求把他們完全弄糊涂了，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無產階級的任務已經移交給黨了。
恰恰相反，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例如：《國家與革命》）在講到任務時總是指出：這些任務必須在黨的領導下由無產階級去完成——這就是完全不同之處。把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交給黨的這種理論——同時它還無理要求去占據無產階級的位置——將會合乎邏輯地導致這種局面，即黨被錯誤地引導到去執行反對無產階級極大多數反對派的任務。這就為布達佩斯和蘇聯軍隊武裝干涉匈牙利革命、鎮壓匈牙利百分之九十五的無產者參加的總罷工進行了辯護。這也能為黨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在某一個國家對百分之九十五的無產者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辯護。
因此，就托洛茨基對這種“代替”理論的批判本身來說是完全有道理的。這種批判只是進行得過早了，并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看法之上，因為1903年還沒有人捍衛這種“代替”的理論，首先列寧就不贊成它。他曾多次反對這一論斷8：事實上，這種理論三十年后在斯大林主義發展到最高峰時才出現，它變成了蘇聯官僚政治的半官方理論。然而，蘇聯的官僚體制從未敢公開提出這種理論，并以此來直接否認列寧的理論。
4、羅莎•盧森堡反對德國工會官僚的斗爭
第四階段，也是工人運動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階段，這個階段特別重要。這時，人們才頭一次充分意識到確實存在著一種發展了的官僚主義。對于這一點，我們應把它歸功于羅莎•盧森堡于1907—1914年進行的反對德國工會官僚和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普遍變質的斗爭。
（a）羅莎•盧森堡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正常時期，最強大的工人組織始終是少數；就最強大的工會而言，它也只不過是組織了一小部分工人。9盡管她的看法有些過分，但她對這種現象卻很了解和分析得很透徹。
因此，她從1905年俄國（主要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沙皇統治下的波蘭、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外高加索的工業中心）革命的具體經驗中得出了兩條結論：在所有這些情形中，大多數工人只是在革命時期才參加了政治運動或工會運動的。這就是說，千百萬工人并不是通過傳統的組織教育參加運動。人們不能以通常的方式把他們“引向某一道路”。要獲得這些工人群眾，新的組織形式是完全必要的，它必須比一個工會或一個政黨更靈活。只有這樣，它才能把較大部分的群眾包括進來，并真正實現行動統一。
歷史已經完全確認了這一理論，革命時期出現的代表會議和臨時革命委員會這些組織形式已顯示出它的優越性。這些組織形式是人們可以想象到的最靈活的形式，因為每個委員會都是根據特定地區的局勢建立起來的。人們只要會議一下1905年建立的第一批俄國革命蘇維埃、1918年的德國革命工人和士兵委員會或西班牙革命委員會等例子，就比較清楚了。總之，所有這些委員會都是某種局勢的特殊表現形式。它們的建立是為了解決一項在這個歷史時刻賦予革命的實際任務。當然，人們不可以給這樣的組織制定一種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行之有效的、固定不變的章程。
各種組織形式中最靈活的形式也只應為一個目的服務，即在革命形勢下為了某一目的而建立統一戰線，實現工人的行動統一。只有它才能適應革命行動的必要性，把所有的工人團結起來。
如果人們已經了解這些委員會的真正特性的話，那幺同樣會認識到，要給所有國家里的委員會和在各種形勢下產生的委員會都貼上相同的標簽，是多幺教條和荒唐！重新撿起所謂“第三個時期”的斯大林主義經驗的毛主義分子準備首先在象比利時或美國那樣的國家里建立委員會，僅此一點就是一次教條主義的錯誤行動，這種行動不符合實際要求，真正的問題是：要尋找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國家并在與實際的歷史目標相一致的情況下最符合現今的工人階級的愿望，即動員絕大多數工人為某一明確的目標而奮斗。
（b）羅莎•盧森堡通過她對工會官僚主義的剖析還給我們闡明了另外一種觀點，這種觀點是從單純的職業聯合會以及工業工會中得出的。如果這種官僚主義已結束了它的形成過程的話，那幺它就會處在成為特別保守力量的危險之中；隨后，它就成為階級斗爭發展的越來越大的障礙。羅莎與這種工會官僚打交道所取得的個人經驗使她有可能比列寧和托洛茨基更早看透官僚主義的本質：她看到了這些官僚幾年后可能起的反革命作用。目前，工人運動一般是更多地強調這些官僚的機會主義性質，也就是它的行動的純政治方面。當然，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羅莎能夠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官僚們。因此，她能更早地看到，官僚們是處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并與某些“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至少在局部利益上是一致的。在其它情況下，官僚們也會保護自己的物質利益。
列寧在1914年又重新運用了這一理論，以便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和歐洲社會民主黨普遍變質時，使人們了解第二國際背叛的原因。
（c）當然，在羅莎對工人組織的官僚化的描述中也有些過甚其詞。在她著重強調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的部分，她過分地對群眾組織進行了全面批評，過低地評價了這些組織為保持最起碼的階級覺悟所起的客觀作用。
就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象西德、英國和美國），并非只有一種選擇：不是革命的和有戰斗力的工人階級，就是由官僚工會通過紀律加以約束的工人階級。無論如何還存在更多的可能性：
——存在著一個革命的和有戰斗力的工人階級；
——存在著一個由官僚化的階級組織操縱的工人階級；
——存在著這樣一個工人階級，它由于缺乏本身的組織已被分化瓦解，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而且沒有一點階級覺悟。
人們必須看到所有這三種因素，以便懂得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群眾組織的真正辯證的特性。人們不能只批評這些群眾組織可以讓工人階級在最強大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保持最起碼的階級覺悟。假如工人階級超越了純粹個人行動的階段，那幺工會就可能構成一種集體力量。
必須強調上述這一點，因為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已形成一種不區分兩種狀況的極左理論，它可以用這樣的等式來表示：
群眾工會=惡性官僚主義=反革命背叛
這里，人們忽視了，在“社會和平”時期，群眾工會在客觀上對企業主來說，是階級集體力量的表現。如果人們今天說，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工會機構都傾向于使自己成為僅僅解決養老金和兒童費用問題的“社會救濟金”或“保險聯合會”這樣的組織，那幺這在客觀上大部分是正確的。但人們不可忘記：如果這些工會機構不存在的話，那幺工人必須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力量對比將越來越不利于工人，他們不可能有機會達到一定的目的。工會機構的職能最終在于，將工人階級的全部重要的集體力量投入到這場對話中去，并對其結果起決定性的影響。
工會官僚主義的兩面性是它絕對的本性：如果人們不了解這一點，又怎幺能解釋，自五十年代以來工人們一再重新受到工會機構在每個革命時期背叛行徑的實際教訓，但還是如此緊密地與這些組織保持聯系呢？但是，如果人們沒有忘記這些領導具有兩重性的話，這個問題也可以理解了。盡管工會周期性地發生背叛，工人們還是清楚地知道工會還能起到日常原則上“反對資本主義”的作用，因此，離開工會是不符合他們利益的。
5、列寧關于社會民主黨的背叛所作的說明
鑒于第二國際的蛻化變質和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時的背叛行徑，列寧發表了一系列聲明，這就是有意識地反對官僚化問題的第五個階段。
列寧認為這種背叛是由于兩種因素造成的：
——在工會內部和黨內出現了官僚集團。這些官僚分子控制了這些組織，他們不僅要保護這些組織內部的，而且還會保護這些組織外部的，即資產階級國家范圍內（國會議員、市長和新聞工作者）的特權。
——事實是，這個官僚階層廣泛地生根于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它的主要支柱是“工人貴族”，也就是帝國主義國家里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這部分人由于接受資產階級用“殖民地的超額利潤”（即資本主義剝削的結果）進行的賄賂已經腐化了。
半個世紀以來，這第二種理論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幾乎是一種“教條”：由于下面兩種原因，現在必須嚴格地評判這兩個理由：
（a）世界上發生的許多現象借助于這種理論是無法解釋清楚的。用“由于殖民地超額利潤而腐化了的工人貴族”的存在來解釋美國的工會官僚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這種超額利潤在美國是存在的，因為美國為了獲得利潤才向國外投資。然而，這些利潤僅是美國資產階級獲得利潤的很小一部分。顯然，這并不能成為具有一千七百多萬的獨立職工成員的組織中存在工會官僚的理由。實際上，今天的法國已不再占有殖民地，只能從它過去的殖民地獲得有限的利潤，盡管如此，法國工人運動的官僚化幾乎沒有減弱。
（b）第二種原因還比較有說服力。今天，我們能比過去更好地了解全世界工人的實際經濟情況。我們可以肯定，在帝國主義國家里，真正的“工人貴族”已不再由無產階級中某些與其它階層相比而言的特定的階層所組成，而是由帝國主義國家里的整個無產階級組成。帝國主義國家里的無產階級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里的無產階級相比，他們是工人貴族。南非一個黑人工人的工資和一個英國工人的工資之比是1:10，兩個英國工人之間的工資比例關系是1:2，或者最多為1:2.5。10因此，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第一種情況的差別要比第二種情況的差別大得多。
此外，帝國主義的剝削的確的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造成這種巨大的工資差別的原因。毫無疑問，這種情況要比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的某些階層的腐敗嚴重得多，也許后種情況還是無關緊要的。
因此，人們必須非常謹慎地運用列寧使用的“工人貴族”這個概念。如果仔細回顧一下工人運動的歷史，就會發現，就階級而言，被稱為“工人貴族”的階層往往已構成突破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遣部隊”。在德國，共產主義運動在二十年代初已成為一項群眾運動，因為它爭取了冶金工人，即德國工人階級中得到報酬最高的階層。至于法國，人們幾乎同樣可以說，1935年，由于共產主義者的努力，工人運動也已經在大型企業的工人中發展起來，那里工人得到的工資也是最高的（雷諾公司的工人與北部的紡織工人已形成對照，他們至今仍是社會民主黨人）。
因此，人們必須謹慎地對待“工人貴族”這個概念，并且要特別強調，列寧已總結了這種官僚化現象，它日益表現為是一種存在于工會官僚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共生現象。
6、托洛茨基關于蘇維埃工人國家蛻化變質的理論
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關于蘇維埃工人國家蛻化變質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理論的出現，表明有意識地研究官僚化問題已進入第六階段。
托洛茨基的主要貢獻在于，以擴大的、互相關聯的形式把工人組織官僚化的理論運用于對工人國家的官僚主義的研究。
（a）特別要強調一下托洛茨基在解釋這種現象時提出的一個觀點11：托洛茨基在注意到由于某種“官僚變態”造成蘇維埃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某種官僚化的種種不可避免的客觀原因12的同時，他還認識到，蛻化變質，這種變態的“蔓延”絕不是不可避免的，人們可以，而且必須通過布爾什維克黨的自覺斗爭克服這類情況的發生。蘇聯的歷史悲劇就在于，這個黨的大多數領導在關鍵時刻都沒有認識到官僚主義現象。如果這種現象更早在1922—1923年間就被認識，并有可能采取行動的話，那幺歷史就能朝著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就能較早地以較少的代價來進行工業化建設，無產階級的隊伍就能在數量上進一步壯大起來，無產階級民主就能逐步地得到擴大，國際革命就能在一系列國家（德國、中國和西班牙）取得勝利，歷史就能朝著另外一個方向發展。13
如果人們對這一切都不加注意，并把整個過程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那幺，人們就不懂得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斗爭的意義。
（b）托洛茨基有關蘇維埃工人國家官僚化的理論的另一個很重要方面，在于對工業化問題、計劃問題和工人自治問題的看法。
二十年代初，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當時還是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與另一派別之間發生了首次重大的沖突，也就是與由施略普尼柯夫和柯倫泰領導的“工人反對派”發生了沖突。今天具有這一傾向的許多都斷言說，如果后者的觀點在當時占了上風的話，那幺就不會出現官僚化。14
這種說法是絕對錯誤的，托洛茨基在當時對此發表的看法現在還完全適用。人們只要稍微具體地回顧一下蘇聯的工廠在1921年的狀況。有四分之三的工廠是一無所有的工廠（那里只有參加過1917年革命的一小部分工人在工作），這些工廠幾乎不再能生產什幺東西。在這種災難性的形勢下，它們已完全不可能有效地應付國內的經濟過程：在越來越強大的個體農民經濟和底子很薄的工業之間進行交換貿易的基礎上恢復商品生產。
如果誰認為，在這種條件及這種工廠狀況下，把權力交給還在這工廠勞動的一小部分工人就能夠解決官僚主義問題的話，那幺這種觀點顯然是：自治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是，這僅意味著，人們還沒有理解必須要解決的根本問題。要想使工人階級能夠管理他們的工廠，那首先這些工廠必須能進行生產；要想使工人階級領導國家，那首先需要有工人階級，它必須在數量上十分強大，大部分工人不能是失業者；要想使工人階級能夠在國家領導中發揮起碼的政治積極性并真正擔當這一使命，那它必須能吃飽并有起碼的業余時間。因此，工人階級的心靈必須擺脫（至少部分地）物質的和官僚主義的干擾，生產力必須有起碼的發展，必須有起碼的工人民主，這樣，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展開。15
托洛茨基很懂得這一點。盡管他錯誤地低估了制度方面的問題，但他卻完全看清楚了問題的基本方面：在這個時代，根本問題是盡量推進工業化，擴大無產階級隊伍、戰勝發展商品生產和私人積累的傾向，從而真正解決群眾的生活問題，特別是擴大工人民主和政治民主，使群眾能在經濟方面和在國家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其它一切僅是民主的空談，紙上談兵，它與真正地行使權力沒有多大關系。一個為物質生活所困擾的、在數量上和積極性方面明顯減弱的、并受到善于利用政治手段的官僚們迫害的工人階級，是不可能行使權力的。
7、古巴革命
工人運動有意識地著手解決官僚主義問題的第七個階段，也是最后一個階段已在古巴革命范圍內開始了。不能說，古巴領袖（特別是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是完全自發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也許人們給古巴革命說的恭維話要比它做到的還要多，但也不能說，所有這一切僅是它本國革命具體試驗的產物。這似乎就意味著，古巴人不受工人運動全部歷史經驗的制約，獨立自制地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篇章。
人們不難想象，古巴人看了許多資料，也讀了幾十年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東西。他們的具體經驗與工人運動的歷史成果是結合在一起的，這有助于他們能夠明確地闡述一系列原則問題。
尤其是，他們已從蘇聯和其它工人國家的官僚化現象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訓，同時他們利用了特別接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多年來所使用的那些提法。
人們在菲德爾的一系列演說中找到了古巴人官僚主義問題使用的最重要的提法。例如這些演說有：
——三個關于反對埃斯卡特恩特16的講話。這些講話是反對古巴工人國家中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
——菲德爾1965年1月1日的講話。這個講話是直截了當地號召群眾展開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17
在這些講話中，菲德爾發展了一些基本觀點：
（a）古巴革命勝利后有兩種危險威脅著無產階級：
——帝國主義的反革命，
——官僚化的危險。
這真是妙極了，菲德爾以如此明顯的方式提出了迄今只有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所代表的觀點。菲德爾甚至還補充說：在這兩種危險中，官僚主義更加危險，因為它是以偽裝革命的陰險面貌出現的，它將從它本身起就使革命面臨停滯不前的危險。
（b）菲德爾在他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和追隨斯大林主義方式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指出，特權集團的存在構成了官僚主義的客觀基礎。他沒有用“特權階級”這個詞，正象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蘇聯和其它工人國家所使用的詞一樣。但是，“特權集團”這個用語已清楚地說明，他已完全懂得特權在形成官僚主義方面所起的決定性作用。18
在中國和南斯拉夫革命勝利后，獲得成功的古巴革命已經明顯地向前躍進了一步，并以此開始了反對官僚變態的斗爭。
古巴革命再一次證明，唯一真正反對官僚主義的武器最終是群眾的政治化和群眾的發動，但這只有在國際革命發展前景下才可能發生。
三、工人國家里的官僚主義
如果人們對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當今東歐社會時碰到的困難進行研究的話——且不說斯大林取得勝利后蘇聯所發生的情況和目前所有已官僚化和蛻化變質的工人國家所發生的情況，——那幺，人們基本上可以肯定：我們并沒有具有一個事先確定的關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方案。
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設想，我們是了解的。盡管它很難詳盡地解釋，什幺是社會主義社會，但我們卻清楚地知道，什幺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目前，社會主義既沒有在蘇聯，也沒有在任何一個工人國家里實現，這對每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有目共睹的。
當然，這并不能解決任何一個問題，因為在十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過渡社會的不可避免性為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直到列寧和托洛茨基所承認。因為我們沒有關于這一過渡社會的完整的理論概念，所以這就更加難以在工人國家出現的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中區別哪些是以官僚變態為基礎的，哪些是肯定不可避免的。
許多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的極左的思想家們一致認為，在蘇聯，商品范疇（貨幣、商品、貿易）的繼續存在必然會招致資本主義在這個國家的存在，因為商品經濟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才能存在。然而，問題就在于一個簡單的誤解是，即使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曾斷言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就是商品范疇的完全消失，但他們從未說過，資本主義的消亡將導致過渡社會中的所有這些范疇突然很快地消失。因此，如果人們斷定目前在蘇聯存在著這種商品經濟，但人們根本不能由此而推導出在這個國家存在著資本主義，這只是證實，社會主義在那兒還沒有得以實現。在任何一個還要不斷加以完善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里，始終，至少是部分地殘存著這些商品范疇。
某些無政府主義的論斷（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篇著作中敘述到的）宣稱：由于作為各種不同階級之間的斗爭工具的國家依然存在，這就可以證明蘇聯是資本主義或剝削社會。然而，這個問題與上述的道理完全相似：假如馬克思主義者曾斷言國家的存在是與社會階級和這些階級之間的社會沖突聯系在一起的，但國家的存在并不能證明資本主義的存在。相反，在過渡社會中為了將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這種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是不能放棄的。
以上這兩個例子表明，如果人們試圖一般地探討過渡社會的問題，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把工人國家的某些歷史特殊性排除在外。
1、過渡社會存在的普遍問題
從經濟觀點出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基本上是由取消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集體占有重要的生產資料（工業、運輸、財政機構）、實行對外貿易壟斷和采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方法來確定的。
但這僅意味著，顯然不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方式與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之間存在著基本的矛盾。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詳細地分析了這一事實：在整個過渡階段，以至在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中，仍舊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是存在資產階級分配準則的表現，而這些分配準則（物質利益、追求更高的貨幣收入、在消費品分配方面基本上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表現。19
任何過渡社會的這種基本矛盾是由于生產方式優先于生產力的發展這一事實而產生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充分發展需要生產力發展到能夠由于產品過剩而取消商品分配準則的程度。這種過剩使得分配準則失去了意義。即使在一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人們也不能說，那里的生產力已發展到如此程度，一旦社會主義取得勝利，即可保證這種過剩的出現。
這就是說，這種過渡社會的歷史使命是雙重的：它首先要通過群眾的自我教育，其次要通過暴力來逐步摧毀由于社會分化為階級和貨幣經濟造成的意識形態殘余，但與此同時，還必須使生產力獲得巨大的發展，只有這一發展才能使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成為可能。
同時實現這兩項任務的必要性構成了這個歷史時期特有的問題和矛盾的根源。由此可以看出：
——商品范疇既要保存下來，也要逐步消亡，直至完全消失；
——社會分化為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現象既會存在下來，也將開始消失；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表現形式的國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要逐步消亡，它應局限于阻止老的占有階級重新奪回政權；同時它又要調節日常的經濟生活，以便保證社會主義的積累，沒有這種積累，新社會的建設是不可能的。很明顯，國家自行消亡的速度不光取決于國內的社會矛盾，而且也取決于國際力量的對比。
因此，國家的消亡也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必要的強制形式，所以也要伴隨著某些不可避免的官僚主義弊端——這也許是最難以接受的一點。
如果人們假設整個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就馬上有能力以集體的形式管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那幺也只有在這種假設下才能設想，這種官僚主義弊端根本不可以出現。但可惜這是不可能的。誰不懂得這一點，到頭來就會極力說資本主義的好話，因為他的前提是資本主義可以使無產階級達到如此成熟的程度。但實際上，先進入過渡時期的資本主義已使工人全面異化；資本主義使工人屈服于八、九或十小時生產勞動的工作日，根本不給予他們從事社會教育工作的可能性。資本主義也不會去提高他們的水平，使他們能夠很快地走向社會自治。只要工作日沒有縮短到令人滿意的程度，就根本不存在由生產者全面管理社會的最基本的物質條件。這樣，代表制的政權形式就不能避免，官僚主義傾向也就隨之而產生，過渡社會的理想原動力恰恰在于找到一個生產力的發展規律，它既不會使新的社會機構產生阻力，而且能使遺留下來的所有消極面逐漸和不斷地走向消亡。
誠然，人們在分析已經官僚化或蛻化變質的工人國家的局勢時還可能提出其它問題，但撇開斯大林主義帶來的特殊歷史情況不說，人們也會吃驚地看到經過五十年發展的蘇聯迄今為止任何地方都未出現自行消亡的跡象。所有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殘余不但沒有自行消亡，而且趨向于逐漸增強。
——國家越來越無所不在；
——商品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現象正在得以穩定或增強；
——官僚變種將成為永久的機構；它采取了政治上完全剝奪工人管理國家和經濟權利的最極端的形式。
如果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的話，那幺人們就可以去研究蘇聯官僚化問題結構，而不是它的表現形式。人們必須從官僚化的歷史根源、發展過程和內部的發展邏輯出發去研究問題。
2、工人國家里官僚化的起源
過渡社會中官僚主義弊端的不可避免性，最終可歸結為兩個基本的歷史因素：
——生產力發展沒有達到足夠的水平；
——資本主義的殘余存在。
然而，在那些資本主義制度已被消滅的國家史上，除了這兩種不可避免的歷史因素外還要加上下述兩種其它的因素，即斯大林主義變質的基礎：
（a）不僅生產力水平不足以迅速達到生產過剩，而且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遠遠低于資本主義工業國。所以，過渡社會不僅要完成社會主義的積累任務，而且同時也要完成原始積累20，特別是工業化的任務。
由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沒有預見到，當所有發達的國家在整個一個歷史時期里都處于資本主義統治時，革命竟然在一個落后的國家里獲得成功。這一事實在近五十年的歷史中產生了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
（b）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里獲得成功的，而它已被工業先進的資本主義還在繼續發展的國家所包圍。但是，馬克思主義者曾想象：社會主義革命，如果它不能很快地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話，它將首先在最先進的國家里開始；它對革命進程以外的國家，既不會產生吸引人的作用，也不可能有一種令人反感的影響。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既沒想到會出現軍事侵略的可惡形式，也沒想到資本主義國家的較高的發展水平會對社會主義公民產生誘惑力。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單獨在一個落后國家里取得了勝利卻產生了兩種消極的后果：
有必要保衛自己，并要花費一大筆國民收入來武裝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相鄰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較高生活水平對很大一部分人的吸引力。
除了對任何一個過渡社會來說都可預見的和正常的兩種原因之外，還提出兩個其它的和未能預見的歷史原因，這都是形成官僚化的起源。
這就是對蘇聯在這段時期的發展所作出的一般歷史性的和歷史形成的解釋。顯然，沒有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在1917年至1927年間曾預見到這種發展。但在此期間，托洛茨基，特別是列寧，以及其它許多領袖們在他們一生的不同時期里已經懂得，在一個落后的國家里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會帶來一系列額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未預見到的危險。
如果人們要歷史地理解蘇聯官僚權力的產生，那幺就不應把它看成是陰謀活動21的產物，也不應把它看成是某種社會經濟結構的必然結果。為了理解這一歷史進程，人們必須在這兩種結果之間看到一個不可避免的中間結果，此外還必須看到處于二十年代發展過程中的蘇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被動地位。這是了解為什幺蘇聯無產階級從1917年積極從事政治和經濟活動的狀態，轉而在1917年之后完全被剝奪政治權利長達十年或十五年之久這一變化的關鍵。
在政治上出現的被動局面可以通過整個一系列的歷史因素來加以解釋：
——內戰時期一部分工人階級先鋒隊犧牲了；
——由于世界革命的失敗而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
——饑餓和普遍的貧困，使人們將全部精力轉向了解決個人日常生活問題；
——有利于無產階級政治活動的機構被削弱了。
此外，這里順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從1922年起就曾想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并不幻想能有一個奇跡般的解決辦法，而主張在內部、在經濟領域和國際范圍內推行一項能在主觀和客觀上促進蘇聯無產階級再次進行政治活動的政策。他們的建議旨在根據生產力的有效的繼續發展重新創造一種能與革命開始頭幾年任何一年相比較的氣氛。在那種氣氛條件下蘇維埃體制確實能發揮作用，企業能真正由無產階級來領導。
左翼反動派的這一戰略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對當時形勢所作的分析，他們已考慮到官僚專政帶來的危險，正象列寧從1920年起所做的那樣。但是，大部分布爾什維克黨的干部盡管在政治上受過教育和經受過考驗，但他們并沒有認識到這些建議的正確性，這一情況帶來了可悲的后果。遺憾的是，這種缺乏思想認識的戲劇性的現象在工人運動史上是常見的22。
大部分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終于——在1923年至1936年間——懂得了官僚政權的腐敗性。真正的悲劇在于：他們所有的人沒有同時地和及時地明白這一點。事實上，他們沒有及時地看到這種危險，并卷入了派系斗爭；他們沒有認識到這種斗爭的歷史作用，這些事實就使這種蛻化變質過程的不斷發展成為可能。
然而，這種解釋也不能令人滿意，否則，人們就很容易陷于主觀主義的危險之中。人們也要研究這種不幸的缺乏認識的歷史原因。布爾什維克黨的機關已經成為官僚社會階層奪取政權的無意識的工具，因為它本身已開始官僚化了。與國家機關一體化的、并與其進一步同一起來的黨的機關已完成了官僚化的初期階段。盡管這同樣違反它的思想和物質利益，但它自己沒有能力去反對這個它自己作為當事者而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過程。
正象從祖瓦里內到多伊徹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那樣，人們事后也可以廣泛地論述斯大林取得勝利的歷史不可避免性或托洛茨基的策略性的錯誤23。而結果怎幺樣呢，事實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系列組織結構上的錯誤促進了國家機器與黨的機器同一化的過程和這個機器同時官僚化的過程，而且黨從社會學方面也因下列情況的出現而無能力去抵制官僚化：
（a）布爾什維克黨內禁止宗派存在
從布爾什維克黨內禁止宗派存在時起，黨內民主就不可能繼續存在了。如果確實有討論自由的話，那幺就必然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傾向。同樣，在官僚化已開始后，不同的傾向也不可避免地要轉化為宗派，因為意見分歧已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和普遍性。
（b）實行“一黨制”的原則
與一般廣為流行的看法相反，“一黨制”的原則既沒有在列寧的任何一篇文章中也沒有在蘇維埃國家的憲法中出現過。直至1921年，許多黨派（左派、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們拿起武器與反動派結成同盟以前還一直合法存在，有些蘇維埃受其它黨領導（莫斯科的橡膠廠大概就是由孟什維克領導的），在另一些蘇維埃里選票分散在幾個黨內。然而，從1921年起，人們就按“一黨制”行事了，盡管當時這個原則還沒有在理論上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但當時似乎已有了這樣的規定。顯然，從禁止黨派活動時起，實際上就開始鎮壓蘇聯工人運動中的其它傾向。另外，很重要的并被斯大林意識形態完全吃掉的一點是，人們在列寧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句有關無產階級專政必定是“一黨制”的話。列寧雖然曾說過，沒有布爾什維克黨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但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當內戰結束和社會緊張氣氛有所緩和時，布爾什維克黨的錯誤判斷在于：認為，鑒于實行了代替戰時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以及由它而帶來的危險，必須加強政治鎮壓和中央集權。禁止其它黨派存在，就是建立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這樣一種擔心之上的：他們害怕資產階級或農民將會掌握這樣一個工具24，并試圖重新奪取政權。這種錯誤的看法已在實踐中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歷史已從理論上證明：要在意識形態方面和社會學方面對付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最合適的辦法是在政治上發揮無產階級的主觀能動性。人們本應為此而創造能推動蘇維埃無產階級進一步政治化的條件，但卻代之以鎮壓無產階級民主，給重新政治化設置了巨大障礙，為列寧特別想要避免的官僚化提供了方便。
（c）企業中的盈利原則
第三個，也是最嚴重的結構性錯誤是對蘇維埃政權、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必要性之間的有機的聯系，就是說，對經濟中與私有成分的“競爭”缺乏認識。25布爾什維克黨曾認為，工人國家和私有成分的（小農和商人）之間的共存是以下列程序為基礎的：即國家工業具有一種比私有成分優越的生產率水平，這種生產率水平將帶來較大的經濟利潤率，從而保證這一先進成分取得勝利。在個別企業的經濟利潤率基礎上建起了許多國家公司，這就是這一見解的結果。它要求企業領導高度集中，從而產生了“一長制”原則，也就是，通過個別人來對企業實行領導。
盡管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采用了這一原則，但他們也意識到了因此造成的嚴重官僚化的危險。他們曾試圖通過設置下列障礙，防止官僚化超過一定的限度：
——通過廣泛的工會自治，
——通過廠內的“三駕馬車”體制：即通過黨和工會的監督嚴格限制經理的權力（但是這種監督往往變成了黨委書記和工會書記的監督）；
——通過制訂特別先進的社會法、反對工廠經理濫用職權。二十年代制訂的社會法是具有絕對約束力的，經理不能解雇工人，不能強迫加班加點，等等。
列寧和黨的錯誤在于，他們不懂得所有這些預防措施最終要取決于集權的狀況。在官僚對國家和黨越來越嚴加控制的狀態下，已變得很消極的工人為爭取實行這些預防措施與日益擴張的官僚權力所展開的斗爭已變得日益困難了。
實際上，1927年以后，斯大林在取消各種預防措施時，并沒有遇到蘇聯無產階級明顯的集體抵抗。首先，他取消了“三駕馬車”，因而工廠經理獲得了絕對的權力；接著，他又取消了工會自治，甚至廢除了一部分社會法，通過采用記件工、加班加點、斯達漢諾夫運動和其它措施來加緊剝削勞動力。
如果布爾什維克黨在二十年代初就及時明白了這個問題，并允許布爾什維克黨內存在宗派的話，如果他們同時在企業中采取一定的自治形式的話，那幺，反對官僚化的力量就會不斷地壯大起來。
毫無疑問，這些因素要比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的策略性錯誤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光取消禁止宗派存在的規定和加強自治權似乎也不可能長期地阻止官僚主義的勝利，如果工人的消極被動狀態還存在的話，這種狀態也是某些經濟政治要求和對國際形勢的期望未能實現的結果。
只有迅速的工業化、自愿的和先進的農業集體化、中國和德國勝利地進行國際革命的同時進行機構改革才能真正長期地阻止官僚主義的勝利。這樣，官僚化的大部分客觀原因才能消失。
正常的歷史發展有可能導致蘇聯出現更多的黨派，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內民主的建立、各級企業自治和經濟自治的建立，一些大的經濟決策和蘇聯的計劃方針也有可能由工人委員會會議來確定，而這個會議應由真正的工人代表而不是官僚所組成。26
從形成史的觀察中得出的結論是：因為在一個工人國家，特別是在一個落后的工人國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官僚化的傾向。所以，這種機構的官僚化傾向的繼續發展只有通過以下三個因素的結合才能避免：
——國家機構，
——經濟政策，
——國際政策。
這才有可能發揮各級無產階級的重要的“主觀能動性”，并能改善無產階級和其它社會階層之間的力量對比。
3、工人國家中的官僚主義的實質
如果力量對比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極不利于無產階級的話，那幺官僚們在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寄生蟲的同時，獲得特別強大的、表面上幾乎是絕對的自主權。但這種自主權從來不可能是完美的。官僚不肯呢感創建一種新的在質的方面不同于過渡時期的生產方式，因為他們不能完全脫離產生他們的那種生產方式。官僚的自主權要受到它所寄生的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限制，但有了這種自主權，他們能作出一系列的決定，而且這些決定不是根據官僚作為社會特權階層的本身利益而是根據他們能適應的一種制度的客觀的歷史條件作出的27。人們必須十分仔細地將作為社會特權階層的官僚的本身利益與純粹有時間限制的、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情況下可能作出的決定區分開來。28
官僚集團的主要政策表現為官僚集權主義，這是托洛茨基曾使用過的概念。由于社會地位所決定，官僚主義傾向于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29如果全面綜合它過去長期受時代局限而發生搖擺的原因，就可以明了中央集權主義的內在邏輯。
這種官僚集權制的長期社會內容的特點是兩種對立的傾向，這二者的結合正是托洛茨基所說的官僚主義的兩面性的表現：
（a）第一種因素是它與一種生產方式和一種社會相聯系的，它們是非資本主義的，而且從歷史上看是與資本主義極端對立的。這一點也說明在蘇聯為什幺要強制實行集體化，為什幺會對納粹進行艱苦抵抗，以及在蘇聯軍事占領得到鞏固的地方為什幺會采取摧毀資本主義的行動。30
客觀上，官僚們反對資本主義的這一傾向是以下面事實為依據的：他們的特權是在徹底摧毀舊的統治階級之后、在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范圍內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些特權與私有制的存在是不兼容的。如果在蘇聯重建了資本主義（這對于所有不相信有可能通過“相反的和平道路”走向資本主義的人來說，只能是反革命取得成功的結果），某些官僚雖然會占有工廠，但這意味著作為官僚，他們已不存在了，因為他們將變成不得不徹底改變他們社會態度的資本家。
官僚特權階級的經濟態度不取決于最大限度利潤或資本積累的原則，而取決于它所特有的其它動機，這些動機源出于它在生產中的作用。31
（b）影響官僚們的社會態度的第二種因素在于他們普遍具有的社會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的特征就是希望在國際范圍內維持現狀并制止或反對世界革命的發展。
事實上，世界革命的發展在歷史上將意味著工人國家里的官僚非法奪取政治和經濟權力的結束。無產階級在國際范圍內進一步政治化和重新發揮作用會使官僚們長期實行霸權統治成為不可能。
官僚集權制是通過兩種矛盾的因素不斷地組合表現出來的，即在工人國家里保持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并想同時阻止世界革命的發展。
這種地道的保守主義不能解釋得過分狹義。如果官僚能把它的特權和權力擴展到其它國家，而又會引起對自己的威脅、即不會引起無產階級政治反抗的話，在這種條件下，它是不反對超越國界的。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一系列國家里發生的事情。32不過，這僅僅是在紅軍能夠阻止那里的工人有可能進而起來發動一場國際范圍的政治革命的地方。
4、在工人國家里進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由相互矛盾的官僚主義特性所產生的革命戰略是什幺樣的呢？
官僚是完全了解本身利益和特權的社會階層。盡管客觀的發展越來越難以為他們提供統治的先決條件，但他們是不會在客觀發展的壓力下放棄這些利益和特權的。生產力的發展、各國無產階級的數量的增加和文化的提高將不斷改變力量對比，使之不利于官僚集團。
然而，只有進行一場政治革命才能有利于無產階級推翻官僚政權。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場革命非要是流血犧牲的。開始進行政治革命的兩個歷史先例（1953年6月16日、17日在東柏林和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在匈牙利爆發的政治革命）就已表明：普遍動員工人階級占領工廠和選舉工人委員會等等的行動能導致什幺結果。地方上的官僚確實已從地面上消失了，只有外部的軍事干涉才能阻擋這場革命。但對蘇聯本身來說，顯然沒有這樣一個外部因素能起這樣的作用。
人們完全可以樂觀地評價這種實現政治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官僚們能在哪些社會階層中找到愿意為擁護他們和反對無產階級而進行長期斗爭的助手呢？
此外，這里涉及的是一個實行政治革命方案的問題，政治革命不同于社會革命：
——在一場社會革命中，要改變生產方式，政權從一個社會階級手中轉入另外一個社會階級的手中；
——在一場政治革命中，原則上不要改變生產方式，政權是從一個社會階層的手中轉入同一個階級的另外一個階層的手中。33
在這一方面，工人國家里的政治革命似乎能給予生產方式以新的內容，就象官僚同一種生產方式相聯系一樣，而這種生產方式與貫徹無產階級民主不相一致。
但是，蘇聯經濟的基本手段（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計劃經濟、某些殘存的市場機制）都不會改變，由于無產階級行使權力，這些手段可能改變內容，但不會因更換內容而被毀掉。顯然，國家的形式將要徹底改變，但它的基本的社會性質仍然不會改變。34
5、官僚是社會階層還是階級
之所以要通過一場政治革命而不是通過一場社會革命來推翻官僚政權，從邏輯上講是因為把官僚劃為社會集團或階層，而不是劃為生根于生產過程并在其中行使一定職能的社會階級。
把所有的官僚說成是社會階層而不是階級，這是沒有什幺值得爭論的。這對正確理解國際工人運動的革命可能性和它同官僚主義的聯系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一問題上產生思想混亂的部分原因是，人們認為工人國家里的官僚們的某些表現與一個社會階級的表現沒有很大區別：無限的權力，精神和物質上的特權，對既得的和需要保護的特權的集體意識。35
然而，如果人們把官僚都劃為社會階級的話，那幺就可能形成這樣一種關于官僚主義現象的理論，這種理論不可能準確地說明國際革命的現實性。這樣，不僅在方法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只會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中。如果把官僚劃為一種社會階級的話，那幺他們要幺在革命之后才構成為一個階級，并奪取了政權（一個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才存在，這種說法似乎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要幺他們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已經作為一個階級存在了。
這兩種不同的說法，必將產生人們必須明確加以區分的極為不同的后果：
有些人斷言，官僚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已經作為階級存在了。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里，這個階級是由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所組成。如果人們考慮一下馬克思主義關于一個社會階級的定義的話，那幺這顯然是毫無意義的話。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生產過程中占有什幺樣的地位呢？這樣一種說法也會產生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后果，人們必然會認為：例如在法國和意大利，無產階級與這個“領導階級”毫無共同之處，必須與它徹底決裂。那末，一次由共產黨領導的罷工似乎不再可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而是資產階級和想要成為統治階級的官僚之間的斗爭：那幺無產階級只好保持中立！同樣，人們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在越南不是關系到帝國主義和一個殖民地國家的想要獲得自身解放的廣大群眾之間的斗爭，而是關系到二個階級之間，即共產黨的官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
這樣一來，全部的革命真相完全都被歪曲了。因為每個人都明白，在法國發生的一次由共產黨領導的罷工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斗爭的一次表現。工會的官僚自然是想充分利用他們在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使這次罷工被濫用為它們的利益服務。但階級斗爭絕不會因此而成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官僚這三者之間的斗爭。
一種見解說，官僚是一個階級，它的萌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由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所組成。從這種見解出發所得出的最后一個結論就是放棄階級斗爭，它有時甚至會導致反革命的行動。某些政治集團甚至認為：越南的戰爭是一場兩個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帝國主義的戰爭（1954年的朝鮮戰爭也是同樣情況）；古巴革命之所以使人們不感興趣，是因為它是由一個新的剝削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不應該參與這場與它們毫無共同之處的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然而，不管人們愿意與否，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或殖民地國家的廣大群眾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真正的階級斗爭事實上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世界許多國家進行著，而我們在這里絕不能再保持中立了。36
另外一些把官僚說成是社會階級的政治集團， 把官僚看成是比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要進步的新階級。但這意味著無產階級支持另外一個社會階級，即官僚，并在官僚反對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扮演配角。這樣，就否認了無產階級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的領導作用，37這種觀點帶有一種強烈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幻想官僚會具有革命的可能性。究竟誰能真正相信法國共產黨以它目前的路線真的能夠取得政權呢？
如果我們再研究一下把官僚作為社會階級的另一種理論變種，而且這種理論變種的出發點是，官僚在革命之后已形成為一個階級，并奪取了政權，那幺由此也會產生許多極其復雜的政治結論。
在許多提出“新的剝削階級”的理論家（象吉拉斯、布爾恩哈姆等）身上，人們可以發現：“他們對斯大林和蘇聯的官僚的憎恨已發展為否認馬克思主義、懷疑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吹捧資產階級民主；揭露克里姆林宮的罪行已使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在追隨華盛頓。”38這些理論家們已經遠遠超越了階級界限，從而站到了資產階級一變。這里，人們不需要再繼續廣泛深入地探討他們的理論。
另外，其它一些理論家，特別是波蘭的庫羅恩和莫杰列夫斯基同志，他們把官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范圍內進行分析的。這種分析明確地拒絕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并表示相信無產階級有能力創造歷史。在這些同志中間，與其說是對政治看法不一，不如說是對術語有爭論，與他們在政治上的分歧不是關鍵性的問題。1939年，托洛茨基已經評價過這類問題。
“我們首先不想在抽象的社會學方面，而想在具體的政治任務方面提出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問題。假如我們馬上就接受一種看法，認為官僚是一個新的‘階級’，蘇聯現今的制度是一種階級剝削的特殊制度，那幺，從這種定義中我們能得出什幺樣的新的政治結論呢？長期以來，第四國家就同意通過工人起義來推翻官僚政權，曾宣布官僚是一個剝削‘階級’的那些人所建議的（或者能夠建議的）不會是別的。推翻官僚政權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取締現今官僚主義來重新建立蘇維埃統治。左翼批評家們能夠或者將要建議的無非就是這點。改組過的蘇維埃的任務在于參與世界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推翻官僚政權包括維護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這就是整個問題的核心所在。”
“當然，如果計劃不是由官僚的利益而是由生產者本身利益來決定的，那幺就要大大改變個別經濟部門的生產資料的分配方式和普遍地改變計劃內容。但就這種規模來說，正象推翻寄生的寡頭政治集團的問題仍與維護國有化的（國家）所有制問題有聯系一樣，我們把未來的革命稱為政治革命。我們中間有某些批評家（希利加、布魯諾和其它人）希望不管今后可能發生什幺情況，都把未來的革命稱為社會革命。如果我們承認他們這種說法的話，那幺會發生什幺本質的變化呢？這種說法給我們所列舉的革命任務沒有增添什幺新的內容。”
“在通常情況下，我們的批評家所提出的事實就和我們長期以來已經說明的事實一樣。他們既沒對評價官僚和工人的地位，也沒對莫斯科在國際方面的作用補充一點重要的說明。在所有問題上，他們不僅不考慮去反駁我們的對問題的分析，相反卻完全相信我們的分析或甚至把自己完全限制在我們的分析上面。他們指責我們唯一的一點是我們沒有從分析中得出‘必要的結論’。然而，如果研究一下問題的結論，那幺將會證實，這純粹是術語問題。我們的批評家們拒絕把一個蛻化變質的工人國家稱為一個工人國家，他們要求把整個官僚當作一個統治階級，他們建議進行一場反對官僚主義的革命，而且不能把它看作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如果我們在術語方面向他們讓步，那幺就會使我們的批評家處于很困難的境地，因為他們不知道，應如何去對待他們純粹是口頭上獲得的勝利。”
“對蘇聯社會性質問題與我們持不同觀點的同志在政治任務問題上和我們是一致的，因此，與這些同志決裂將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戰爭中的蘇聯》，1939年9月25日）
同時，這種把官僚定為一個社會階級的不同分析不僅具有術語方面的意義，而且它還使庫羅恩和莫杰列夫斯基同志作出了如下的錯誤的結論：
——這種分析迫使他們對集權的政治官僚與作為不同階級的技術官僚在本質上加以區別；
——這種分析使他們把“為生產而生產”的特殊的階級目標歸咎于官僚集團，這種特殊的階級目標看來已經部分地放棄了；（見第102頁注釋）
——這種分析把他們錯誤地引向對官僚主義的現象進行“國別”的分析，并使他們不能認識到蘇聯官僚集團的國際作用。
這三種因素使他們低估了官僚集團隨機應變（和暴力鎮壓）的可能性。
作為一種結論，決不可以忽略其關鍵的一點：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基本上是在國際范圍內進行的，而官僚集團干涉這場斗爭，旨在有意歪曲這場斗爭。要同時消滅資產階級和官僚，唯一的辦法是廣泛地支持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即使這場多種目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因為只有國際革命取得全面的勝利才能確實保證徹底消滅官僚政權。
歷史已經部分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對于所有自1945年以來取得成功的革命（當然不是紅軍帶來的革命發展！），已經或多或少明確地提出了官僚主義的問題。
——南斯拉夫革命經過三年的自治嘗試之后提出了官僚主義問題；
——中國革命當前正通過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義的問題；
——古巴革命也十分清楚地和更加自覺地提出了官僚主義的問題。
馬克思曾說過：“人類只給自己提出他們能夠解決的問題。”看來目前已經具備解決官僚主義問題的主觀和客觀的條件：
——所有革命干部都能歷史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國際革命的蓬勃發展和生產力在世界范圍內的巨大發展。
由于現在這些不同因素已經同時發生，所以任何一次新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可能明確提出官僚主義問題，并以最有效的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注釋：
1．如果人們在工人階級取得勝利之后立即消滅所有參與物質生產的技術人員和專家，那幺，這種情況還要更多地涉及到其它較高的社會階層。可以斷定，社會將因此而大踏步地倒退，生產力發展水平將大大下降。其危險是，非但不能使現代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獲得發展，而且有可能導致原始共產主義，而這樣一個社會將很快被新的社會差別所瓦解。最沒有道理的是，這不但不能絲毫地制止官僚主義，反而會在更加不利的條件下恢復官僚主義。
2．單從有效性方面看，建立機構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個人都會懂得，沒有起碼的基礎機構領導五萬人是不可能的。
3．“部分成果辯證法”的提出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有關。革命成果只能逐步取得，在取得部分成果后，既要保衛已獲得的部分成果，還要繼續革命。但實際情況往往是，人們在取得部分成果后生怕丟失這一既得成果而不想繼續革命。因此，保衛部分成果就阻礙了繼續革命，或者至少束縛人們為新的成果而去斗爭。這就是所謂的部分成果辯證法。——譯者注
4．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作用和組織上的壯大是其官僚化的動力，而不是障礙。要想使這個黨保持為非官僚化的組織是非常容易的，只要這個組織僅吸收有覺悟的積極分子為其成員的話。在這種組織內，“代理人”的問題也就不會發展到嚴重的程度。
5．恩格斯這篇導言寫于1895年3月而不是1880年。這里提到的基督教徒受迫害的問題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1—612頁。——中國譯注
（恩格斯的導言究竟是什幺時候寫的，請讀者自行考證）
6．大約在1891—1892年間，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慢慢地出現了許多極左的、或多或少傾向于無政府主義觀點的集團。“柏林左派激進黨人”代表了一種一般在工人運動中大家都很少知道的傾向。人們對這個集團的評價既不一致又不統一。1914年后，列寧本人不得不相當嚴肅地審查他以前的觀點，他在這個反對黨中看到了一半是有意識地、一半是出于本能地反對社會民主黨群眾組織中初次出現的改良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腐敗現象初級形式。
7．考茨基，他可以說是列寧的“老師”，并給列寧為創作“列寧主義”黨的理論給予極大的鼓勵。他很有才智，是一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這里，他以十分敏銳的理解力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8．在《怎幺辦？》的第二版和1907年的《十二年》文集序言中，列寧就強調指出，從把先鋒隊的黨同無產階級分開的時候起，黨就成了“一種純粹的招牌”。一小撮官僚就會不顧實際情況決定在目前歷史情況下無產階級必須在特定意義下行動；而這將會失去最重要的客觀標準（即無產階級的意志），而實際上是準備讓這個客觀標準完全消失。
9．這是羅莎生活時代的情況，但現在有一些國家（瑞典、奧地利和比利時），那兒在形式上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工會，但這也純粹是形式上的結合，實際上僅有少數工人是工會的積極分子——也只有這很少一部分，屬于工會的成員得參加工會舉行的會議（每年至少一次！）。
10．帝國主義國家里的工資差別日趨縮小，它已比五十年前小得多了。
11．這一觀點，多伊徹就不完全理解，但他可以肯定，左翼反動派的斗爭沒有脫離生活和柏拉圖式的特點：對多伊徹來說，所有這些人雖然都是英雄，但都是些注定要失敗的英雄。他們從事的只是為迎接一個極其遙遠的將來而作準備，并要為一個應在五十年后才逐漸成熟起來的時期作出貢獻。這個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極其復雜的，人們對它還不能作出很明確的評價。
12．——生產力落后；
——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小，文化不發達，無產階級在數量上也未得到蓬勃的發展；
——革命遭到孤立和世界革命形勢出現低潮；
——商品和日用品缺乏。
13．所有這些方面將在本書的第三部分進一步加以探討。
14．最近有許多不同方面的人想為這一派人恢復名譽：
——例如，極左集團（“社會主義和野蠻”集團）對柯倫泰寫于1921年的一篇文章作了評價，認為它具有真正預見性的重要意義；
——同樣，南斯拉夫也為工人反對派進行了辯護，并認為它反對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斗爭是正確的，至少，這種民主集中制在那樣一個集權國家里已發展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另外，所謂“帕普羅主義”派內部的一些人（由帕普羅領導的從第四國際分裂出來的一個集團）也為這一反對派作了辯護。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把自治看作是靈丹妙藥，認為它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特別是能夠反對官僚主義。
15．南斯拉夫的里子已證實，在各級企業里實行的假自治是不能有效地反對官僚主義的。
16．阿尼巴爾•埃斯卡特恩特是一個老的斯大林主義的領導人，是古巴共產黨的組織書記；在曾多次試圖協助官僚集團獲得對革命和古巴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17．菲德爾想傾聽他講話的二十萬古巴人建議，把1965年視為“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年”。許多人舉手贊成，但大多數人表示：1965年應命名為“農業年”。
18．為了闡明他想要說的，菲德爾在他反對埃斯卡特恩特的講話中舉了一個例子：他在訪問一個工廠時發覺，黨支部是以下這些人組成：廠長、總工程師、廠長夫人、總工程師夫人、總工程師的司機和廠長的司機。
隨后他問到：這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嗎？他以嘲諷的態度明確地指出了在東歐國家里經常出現的現象：如果人們檢查一下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的組成情況，就會發現，實際上沒有一個來自生產崗位上的工人屬于它們的成員，它們僅是由廠長，工程師，經濟官僚、政治官僚或管理官僚的代表所組成。
19．這些分配準則對前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來說是不適用的或僅以胚芽形式被采用：例如，在封建社會里，個別人占有大量消費品不光是依靠他的貨幣收入，而主要是依靠他在社會中的地位。
20．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稱這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21．從主觀立場出發，那些當事者在這場戲劇中大部分是真誠的，他們的行動是無意識的。如果誰能向1920年的斯大林證明，他摧毀無產階級的整個政權、消滅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那幺，人們可以認為斯大林，這位正直的、盡管存在許多缺點的革命者，將立即自殺。無疑，這也同樣適用于那些黨的領袖們，即在列寧逝世后拒絕左翼反對派建議的、與斯大林結成同盟的、并以此為追求其目標而開拓道路的人。
22．對此，在歷史上有許多類似情況：每一次，當工人運動突然面臨新的和沒有預見到的問題時，大部分最優秀的干部一般都不能馬上就理解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例如：
——對1914至1918年帝國主義戰爭的真正性質和社會民主黨背叛的真正原因缺乏認識，這種情況在一部分社會主義黨的干部中持續了許多年，后來他們才建立了共產黨。
——對中國革命的歷史作用和由于殖民地革命的作用已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缺乏認識。
23．總之，作過這樣分析的許多同志都想要同時證明兩種完全相反的情況：
——一方面，托洛茨基犯過許多策略性的錯誤；
——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符合當時俄國的客觀條件。
多伊徹特別清楚地表示，這兩種論斷一直是不矛盾的。
24．指黨派——譯注。
25．缺乏認識的原因是：在過渡時期，生產者的積累職能與保護作為消費者的生產者的職能之間實際上存在著矛盾。在“市場經濟”范圍內，——即使一個企業實行了民主自治——，生產者的直接經濟利益同社會主義經濟原則也可能發生根本矛盾。例如在南斯拉夫，民主選舉的工人委員會曾建議解雇全體職工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便提高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的職工的工資。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的整體利益并不一定能與個別工人集團的利益相一致。
26．南斯拉夫自治的例子表明：這一點是絕對重要的。工會委員會的全國性機構自覺地傾向于由逐漸脫離生產勞動的人員來組成。要反對官僚主義就有必要保證使收入不超過一個技術工人工資的人員在全國性的會議機構中占很大比例。
27．不能把官僚集團犯的所有難以置信的錯誤都歸咎于它為保護特權階層利益而造成的結果。廢除小土地占有者的恐怖政策和二十五年的農業減產，這些顯然不符合斯大林和蘇維埃官僚集團的利益。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例如在南斯拉夫，官僚集團完全可以不用恐怖的方式來對待全體農民。
28．這里，要探討意義下波蘭的庫羅恩同志和莫杰列夫斯基同志的理論錯誤。他們認為，給予重工業優先權，這明顯是官僚體制的一種基本特征；但這僅是官僚管理史上的一個特別時刻，這在蘇聯看來已經得到改正了。這種理論的危險在于，它有可能產生出這種見解，即如果放棄重工業優先教條的話，正象今天在蘇聯發生的情況那樣，那幺官僚體制也會就此而消失。但實際上，人們可以肯定，官僚體制在那里已越來越強大了。
29．官僚分子有許多極端的做法。例如，他們的典型做法是采取了右的方針，并向農民作出讓步。這些做法由于1928年的政策轉變和消滅富農的恐怖行動已完全不受什幺限制了。
官僚分子還有一些極端的做法。例如，他們的典型做法是建立了警察專政和集中營。但這些也不可能解釋1956年的轉變。
30．那種把蘇聯標榜為工人國家、而又把“人民民主”標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使當代的歷史變得完全不可理解了。難道人們真的可以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生產方式從它的性質看一方面不同于在蘇聯實行的生產方式，而另一方面又都類似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嗎？如果這種分類法具有某種意義的話，那幺人們根據這種理論就必然會得出如此荒謬的結論。
31．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將完全取消資本主義競爭的觀點，對馬克思來說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只有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資本，而這些資本又隨著各部門的利潤上升或下降情況而增加或減少，相互吸引或擺脫，這時，才會有資本主義。完全取消競爭，積累的必要性就不復存在，積累作用的繼續存在也就不可理解了。
32．斯大林分子根據必須尊重在雅爾塔作出的由兩個集團來瓜分世界的規定而為在法國、意大利、希臘或南斯拉夫不應該進行革命的事實進行辯護，因為不然美國就會發動一場世界大戰。
這種辯護不攻自破。在許多地方，革命并沒有尊重這種瓜分世界的規定：象在南斯拉夫、中國和古巴。雖然世界革命的發展每次都要引起嚴重的國際危機，但它并沒有引起世界戰爭，帝國主義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
33．馬克思稱法國的1830年1848年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的例子：當時在資產階級內部（金融資產階級、銀行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政權從一個階層轉入另一個階層的手中。一些大城市的工業資產階級在1848年2月革命期間不得不拿起武器奪取銀行資產階級的權力。這場革命與巴黎公社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性質，巴黎公社曾一度把政權從資產階級手中轉入無產階級的手中。
34．一個國家的性質的定義最終僅僅取決于它同某一種生產方式的關系。德國1945年從法西斯主義走向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形式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生產方式并沒有隨之改變。在同一個生產方式中，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這并不意味著，從一種國家形式向另外一種國家形式的過渡能用“改良的”方法進行。
35．工人國家里的某些同志把官僚當作一個階級，也同時是為了明確表明與“改良主義的”思潮劃清界限。這種思潮認為，可以與官僚的某一派合作反對另一派。
36．當然，這并不妨礙這樣一種見解：只要它在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絕對領導下，它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人們必須八工人從這種領導的影響中解放出來，等等。
37．這種理論是由于對盧卡奇把“革命的現實性”稱為列寧的基本思想這一事實不了解而提出的。在過去的幾百年里，無產階級不得不起一種輔助力量的作用，并支持先進階級反對反動的階級。然而在今天，無產階級革命靠無產階級本身去實現，這是可能的，而且它已提到議事日程上。
38．引自皮雷•弗蘭克致波蘭庫羅恩和莫杰列夫斯基為首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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