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義德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讀解提出了歷史和修辭問題，二者最終也是政治問題。他指出，必須修改不列顛文化的帝國主義階段的時間，把這個階段從帝國的正式形成推回到18世紀。而且必須在未經充分探討的敘事中追溯這一段歷史：探討它的“道德地理”，探討它的空間。賽義德分析了奧斯丁小說中的地點戲劇，展示了小說中的家庭秩序對另一個重組和內*化的地點——缺場的加勒比殖民地世界——的依賴。賽義德并沒有公開宣布自己倡導馬克思主義，但是他的著作與馬克思主義暗中攜手；不過，他在理論上主要參照福柯，強調話語在歷史系統中的建構作用。他把奧斯丁歸入包括后來的康拉德和吉卜林的創作世系，重新插入了英國文化的人道主義傳統在不列顛殖民歷史中的模糊作用。

V．C．基爾南說：“帝國必定有它們依從的思想模式或條件反射，朝氣蓬勃的民族夢想稱雄世界，猶如年輕人夢想功名和財富。”* 基爾南的說法很有道理。然而我相信，如果因此認為歐美文化里的一切都促成或鞏固了那個宏大的帝國觀念，即帝國是在1870年之后的 “帝國時代”里才接管了那些社會，那就是一個過于簡單和簡化的命題。但是反過來說，也絕不能忽視19世紀早期的敘事中、政治理論中或圖畫技術中鼓勵乃至確保西方能夠隨時感受帝國經驗的那些傾向。我們還必須指出，文化也許對帝國使命觀念進行了抵抗，但是主要的文化思想部門并沒有大力支持這種抵抗。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這個自由主義者竟然說：“文明民族對各自的獨立和民族性互相負有神圣的職責，但是這樣的職責并不針對那些獨立和民族性帶來壞處或頂多是成問題的好處的民族。”

為什么要這樣，為什么這里的神圣義務到了那里就不再是神圣義務?這些問題只有從牢固建立在一整套特殊的道德、經濟以及形上學規范之上的文化角度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這一套規范贊同在本土或歐洲建立良好的秩序，但是否認域外有建立同樣秩序的權利。這樣說也許顯得乖謬或極端，可是我認為道出了歐洲的某種福祉和文化身份與帝國對海外番邦的苛刻而審慎的征服之間的聯系。今天要理解任何類型的聯系都是非常困難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往往把整個復雜的事情弄成簡單得讓人無法接受的因果關系，并由此制造出譴責和辯解之辭。我不是說19世紀早期歐洲文化的主要事情是它引起了19世紀后期的帝國主義，我也并不是暗示歐洲的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當代問題都應該譴責歐洲。我是說，歐洲文化的特點至少是：經常認為只有自己的好惡才是有效的，并且把自己的好惡推及帝國統治的遙遠屬地。密爾就是這樣做的：他一直建議不要讓印度獨立。由于各種原因，帝國統治在1880年之后更加迅猛地席卷了歐洲，這種精神分裂癥的表現便也成了一種很有用的習慣。

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丟棄那種以歐洲與非歐洲世界關系為中心的簡單的因果思維模式。這也要求我們適當放松那種關于時間連續性的同樣簡單的時序觀念。例如，我們絕不會同意有人因為華茲華斯、簡·奧斯丁和哈茲利特是在1857年之前寫作的而把英國對印度的正式管轄歸因于他們。我們真正應該努力辨明的是關于不列顛的不列顛作品的公開模式與關于不列顛群島之外世界的再現之間的對位關系。對位的本來模式并非時間性的，而是空間性的。在19世紀晚期全面系統的殖民大擴張之前，比如說在爭奪非洲之前的那段時間里，作家們如何看待自身和作品在那個更大世界中的位置?原來，他們使用了一些驚人而謹慎的策略，使用了關于本土、民族及其語言和關于合適的制度、良好的行為以及道德價值等肯定性的觀念；這些策略的來源大都是可以想見的。

這些肯定性的觀念并不僅僅抬高“我們的”世界，而且往往貶低其他世界的價值。現在看來更重要的是，它們并不阻止、禁止或抵制不光彩的帝國主義行為。我們可以正確地說，像小說、戲劇這樣的文化形式并沒有引發帝國主義的行動，也許卡萊爾并沒有直接驅使羅德斯，肯定不能在今日南非的問題上“譴責”他。然而真正的麻煩是，我們直到現在還以為能夠永遠贏得贊美的人文主義的觀念、制度和成就，其實是多么渺小，它們在19世紀加速推進的帝國道路上無能為力。我們完全可以說，那些人文主義思想與帝國主義相處得非常融洽，直到帝國的屬地里出現了非洲人、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對帝國主義的抵抗之前，國內幾乎沒有真正反對或阻止過帝國的行為。是否可以說，把“我們的”家園和制度與“他們的”相區別的習慣做法，后來發展成一種積累更多的被統治、被研究、被支配的“他們”的政治統治?正是在歐洲主流文化張揚的偉大的人道思想和價值觀里，我們看到了V．C．基爾南所說的“思想模式和條件反射”，帝國的所有事情都將依從這些思想模式和條件反射。

這些思想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真實地點之間的實際差別，是雷蒙·威廉斯的{鄉村與城市}所要探討的問題。他在這本內容極為豐富的書里指出，從朗格蘭的田園民粹思想，中經本·瓊生的鄉居詩、狄更斯描繪的倫敦，直到20世紀文學中的大都市景觀，這些激烈的轉型是英國農村和城市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威廉斯固然探討了英國向殖民地輸出的問題，但是在我看來，他探討的重點和廣度并沒有超出事情本身實際提供的內容。在《鄉村與城市》臨近結尾時，威廉斯說：“從前面的重要事例可以看出，至少從19世紀中期以來，所有的觀念和形象都有意無意地受到這個大語境的影響。”這個語境指英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關系，威廉斯正確地指出，它對英國想像領域的影響“之深，很難測度”。他緊接著指出，“向殖民地移民’’是狄更斯、勃朗蒂、蓋斯凱爾等人的各種小說中非常流行的觀念和形象，他還相當正確地表明，“新的農村社會”全部是殖民地，通過吉卜林、早期的奧威爾和薩默塞特·毛姆進入英國文學想像性的宗主國組織系統之中。1880年之后，出現了“風景和社會關系的大擴展”：幾乎與帝國的鼎盛時期完全吻合。

如果不同意威廉斯的看法，那是危險的。然而我想斗膽說，如果要在英國文學中尋找帝國的某種世界版圖，那么在19世紀中期之前很久就可以找到這類東西，而且非常集中，屢見不鮮；不僅已經成為習以為常的東西，而且更有趣的是，貫穿于并形成了語言和文化實踐肌質中最關鍵的部分。17世紀以來，英國在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和亞洲一直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斷追溯、關心和褒獎這些利益的詩人、哲學家、歷史學家、戲劇家、小說家、游記作家、編年史家以及寓言家，舉不勝舉。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況也與此相似，它們不僅自身就是海外超級大國，而且是不列顛的競爭者。那么如何審視19世紀后30年正式的帝國時代之前英國國內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呢?

我們跟著威廉斯看一看18世紀結束時隨著大規模圈地運動而出現的危機時期。舊的有機群體瓦解了，在議會活動、工業化和人口失衡的沖擊下形成了新的群體，而且我想指出，在一個更大的世界版圖里為英國(在法國，是為法國)重新定位的過程開始了。在18世紀前半個世紀里，英法兩國在印度的競爭非常激烈。我們今天讀到的英法前浪漫主義時期的主要文學作品經常提到海外屬地，人們不僅會想到許多百科全書派的人物，阿貝·雷諾爾、德布羅斯和瓦爾尼，還會想到埃德蒙·伯克、貝克福特、吉本和威廉·瓊斯。

J．A．霍布遜在1902年把帝國主義說成民族性的擴張，暗示只有把擴張一詞看得更重要，才能理解這一過程，因為“民族性”是一種固定的品質。 就霍布遜的目的而言，民族性事實上已經充分形成了，而此前100年便是民族性在國內和國外不斷形成的過程。在18世紀后期，英國與法國在兩方面展開競爭：在印度、尼羅河三角洲和加勒比群島等地方爭奪戰略地位的戰斗和爭取民族性勝利的戰斗。兩方面的戰斗都將“英國特性”與“法國特性”相對照，不管假想的英國或法國“本質”這類因素顯得如何親切和內在，它們總是被看做正在 (與“已經”相對立)形成的東西，并且為此而與另一個偉大的競爭者戰斗。例如薩克雷小說中的蓓基·夏潑，就因為她有一半法國血統而成為一個暴發戶。此前，威爾伯福斯和盟友們廢除奴隸制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法國霸權在安第列斯群島的日子更不好過的結果。

這些思考使我對《曼斯菲爾德莊園》有豁然開朗的感覺；總的來說，這是奧斯丁所有小說中意識形態和道德認同最詳盡的一部。大體而言，威廉斯這一次也說得非常正確：奧斯丁的所有小說都是表達一種“可以爭取的生活品質”，包括金錢和產業、道德差別、各得其所的選擇、正確實施的“自身提高”，以及包含著階級差別的語言。可是，威廉斯繼續說：(柯貝特)在鄉間小路上漫游時說出的是各階級的名稱。而簡·奧斯丁的社會描寫盡管精細入微，但她從房子里面是永遠看不到那些東西的。她的所有甄別都是內部的和排外的，這并不難理解。她關心的是人們的行為，他們在復雜的提高過程中，不斷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階級。但是如果只看到一個階級，就不會看到其他階級。

這一段文字作為對奧斯丁通過小說效果竭力將某種“道德差別”提升為“一種獨立的價值”的一般描寫，無疑是出色的。然而就《曼斯菲爾德莊園》而言，需要說的東西遠不止這些，下面的論述應該看做對威廉斯大體正確的概述的具體展開。總體上說，奧斯丁的前帝國主義小說為帝國主義擴張提供的理論基礎也許比乍看上去復雜得多。

從盧卡契和普魯斯特以來，我們總是習慣地以為小說的情節和結構主要是由時間構成的，忽視了空間、地理和方位的根本作用。不僅喬伊斯筆下年輕的史蒂芬·戴德路斯覺得自己在家里、在愛爾蘭、在世界處于一種螺旋擴展的狀態，而且他以前的所有年輕主人公也

都是這樣感覺的。我們誠然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曼斯菲爾德莊園》牽涉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空間移位，而這種事情以前也莫不如此，但是外甥女范妮·普萊斯是在小說結尾時才成了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女主人。這個地方本身只是奧斯丁關注的中心點，由此橫跨半個地球、兩個大洋、四個大洲。

就像在奧斯丁的所有小說中一樣，最終以“注定的”婚姻和財產問題出場的那組中心人物并非主要以血緣為基礎。她的小說表現了某些家庭成員的(自由主義意義上的)親情渙散和另一些成員與一兩個經過精選和考驗的外人之間的親情，換言之，血緣關系不足以承擔維持等級和權威的責任。于是范妮·普萊斯這個貧窮的外甥女，邊緣港口城市樸次茅斯一位默默無聞、嫻靜正直者留下的孤兒，逐步取得了與她的富有親戚相當、甚至更高的社會地位。在這種親情和威權關系的模式中，范妮·普萊斯是相對被動的。她抵制其他人的非禮和糾纏，偶爾也會大膽地決定自己的行動，但人們總的印象是，奧斯丁把范妮寫成眾人難以理解的人物，小說中的所有人都以為范妮過得很“愜意”，很“富有”。因此范妮像基姆·奧哈拉一樣，是一個更大格局和小說家性格塑造中的手段和工具。

范妮像基姆一樣需要指導，需要庇護和外來的威權，而這一切是她那貧乏的經歷所不能提供的。她與某些人和某些地方的聯系是有意識的，但是小說顯示，她對其他聯系卻只有朦朦朧朧的感覺，無需她親自參與其間。她參與其間的只是一部小說，而且這部小說展示的所有復雜舉措都是為了分揀、調整和重新安排。托瑪斯·貝特萊姆爵士拜倒在沃德家一位女士的石榴裙下，其他人做得也不出色，于是出現了一道“絕對的裂痕”；他們的“圈子與眾不同”，他們之間的距離太大了，11年互相沒有接觸(《曼斯菲爾德莊園》，第42頁)； 時運不佳的普萊斯姐妹看中了貝特萊姆兄弟。盡管范妮年齡最小，但是她被送到曼斯菲爾德莊園后，逐漸成了注意的焦點，她在這里開始了新的生活。同樣，貝特萊姆兄弟也放棄了倫敦的生活(由于“貝特萊姆太太身體欠安，十分慵懶”)，干脆過來住在鄉下。

維系這種生活的物質來源是他們在安提瓜島的經營不佳的貝特萊姆地產。奧斯丁頗為吃力地向我們展示了兩個看似分離、實則交匯的過程：范妮對于包括安提瓜島地產在內的貝特萊姆家的經濟越來越重要，范妮本人在無數的挑戰、威脅和驚變面前變得更加沉著堅定。然而在這兩個過程中，奧斯丁的想像力表現出一種無比強勁的勢頭，我們可以稱之為地理和空間大清理。范妮10歲時初到曼斯菲爾德莊園，那時還是一個戰戰兢兢的無知的小女孩，她還不會把“歐洲地圖拼湊在一起”(《曼斯菲爾德莊園》，第54頁)；小說前半部的行動基本上都與空間有關，一般都根據空間指稱、誤用或誤解事物。不僅身在安提瓜島的托瑪斯爵士要把那里的事情和家里的事情處理好，而且曼斯菲爾德莊園里的范妮、埃德蒙和姑姑諾里斯也在商討她應該在什么地方起居，什么地方讀書，什么地方工作，什么地方生火，朋友們和表親們則關心如何改進地產，展望和爭論禮拜堂(宗教權威)對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為了添亂，克羅福特一家(他們的家庭背景中有很明顯的法國色彩)建議上演一出戲，范妮感到非常困惑，她不能參與此事。盡管柯茨布的《情人們的誓言》中的角色和目的非常混亂，但是演出準備工作照常進行。

我認為不妨可以這樣猜測，托瑪斯爵士遠在異域打理他的殖民地花園，這里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許多處置不當之事(顯然與女性的“不懂法度”有關)。人們在莊園里隨便走一遭，就會出現這種問題，互相會不期而然地見面，更不用說青年男女的打情罵俏，私托終身。真正的父母權威已經蕩然無存，貝特萊姆太太漠不關心，而諾里斯小姐則關心不當。籌備演戲的過程突出了爭論辯白、含沙射影、對號入座，最危險的是離淫佚放蕩已經不遠了(但是從未真正發生)。范妮早期的那種疏離感、距離感和恐懼感都源于她的第一次離家，她現在已經有了一種辨別是非輕重的替代意識。但是她還沒有力量處置自己感到不安的事情，直到托瑪斯爵士有一天突然從“國外”歸來，自己才有了主心骨。

托瑪斯一露面，演戲準備工作就停止了，為了表現這種令行禁止的情形，奧斯丁專門用一段文字敘述了托瑪斯爵士重新確立本土統治的情景：

這個上午他非常忙碌。找他們談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不得不全面恢復自己在曼斯菲爾德的生活和工作：找管家，看代理人，檢查，計算，順便走進馬廄、花園和近處的種植場去看看。他精神飽滿，有章有法，當他以一家之主的身份重新在餐桌旁落座時，不僅把這一切都擺子了，還讓木工拆除最近搭建在彈子房里的玩藝兒，打發了畫布景的人，而且非要把畫師遠遠打發到諾坦普頓，才感到快意和放心。畫師走了，但是把一個房間的地板弄壞了，把馬夫的海綿用壞了，弄得五個侍應他的人無所事事，非常不滿。托瑪斯爵士滿心希望再有一兩天就能完全清除讓人 想起“情人們的誓言”的東西，要銷毀宅子里流散開的所有“情人們的誓言”，只要他碰上，就要燒毀。(《曼斯菲爾德莊園》，第206頁)

這一段文字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這不僅是魯賓遜式的重整河山，而且也是早期清教對所有輕薄行為的剿除。我們可以斷定，托瑪斯爵士在安提瓜島上肯定也是這樣做的，而且規模更大，這與《曼斯菲爾德莊園》沒有絲毫矛盾。華倫·羅伯茨搜集的內部證據表明，不管在那里出了什么差錯，無論是經濟萎縮，還是奴隸制，抑或與法國的競爭，托瑪斯爵士都有能力擺平它們，繼續控制自己的殖民屬地。 因此在奧斯丁的小說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將家庭權威與國際權威綜合在一起，表明與委任、法律和禮儀等更重大的事情相聯系的價值必然深植于實際領地的掌握和統治之中。擁有和統治曼斯菲爾德莊園就是擁有和統治與它相聯系的帝國地產，她對此比大部分讀者看得更清楚。在這一面是家庭的安寧和睦，在另一面是繁榮和整飭。

然而，在這兩面未得到充分保證之前，范妮必須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我覺得奧斯丁就是為此而構思了小說的第二部分，埃德蒙和瑪麗·克羅福特的浪漫關系失敗了，利迪婭和亨利·克羅福特的不檢點行為出了洋相，范妮·普萊斯重新找到并拋棄了她在樸次茅斯的家，湯姆·貝特萊姆成了傷殘人，威廉·普萊斯開始了他的海軍生涯。這一系列關系和事件最終以埃德蒙與范妮的成婚而結束，她在貝特萊姆太太家的位置由她的姐姐蘇珊·普萊斯替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最后一章可以闡釋為理想英國秩序的一種完全不自然的(至少是缺乏邏輯性的)結尾。奧斯丁的想像是率直無忌的，不過，聲音聽上去還算克制平和，只是偶爾有些激昂。盡管奧斯丁提到的外部世界是有限的，她只是輕描淡寫地指涉了外部世界的工作、過程和階級，她顯然有能力抽象出(用雷蒙·威廉斯的話來說)“最終與社會基礎分離的毫不示弱的日常道德”，但是我們不能誤讀，她遠非那樣漠然，其實非常用心。

在范妮身上，或者說在我們迫切希望看到的范妮身上，可以發現這些線索。她回家一趟，確實打亂了她在曼斯菲爾德莊園已經習慣了的審美和情感平衡，她也確實已經把那里的鋪排奢華看做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換言之，這些東西是習慣一個新地方之后相當平常而自然的結果。但是奧斯丁談的另外兩件事情，我們絕不能弄錯。一是范妮新近擴大了的那種在家的感覺，這絕不僅僅是空間擴大了的問題：

范妮非常愕然。矮小的房子，單簿的墻壁，周圍的東西似乎一下子向她逼來，再加上旅途的困頓和最近的操勞，她簡直無法承受。蘇珊和·其他人出去了，在這個寂靜的房間之內，很快只留下她和父親。他拿起一張報紙——這是習以為常地從鄰居家借來的——埋頭讀報，似乎忘記了她的存在。蠟燭孤零零地立在他和報紙中間，絲毫不顧她的出入之便。不過，她也無事可做，擋開光線倒也好，她覺得頭疼；她茫然地坐在那里，思緒飄零而悲哀。

她回家了。但是，天哪!并不是這樣的一個家，迎接她的并不是這般景象，竟然——她克制著自己；她的腦子不對了……過一兩天，或許會有些不同。應該被責難的是她。但是她覺得如果在曼斯菲爾德，便不會這樣。在這里，無法考慮季節的變換和人事的調理。(《曼斯菲爾德莊園》，第375-376頁)

在一個太小的空間里，看不清頭緒，想不明問題，不能進行得當的調理或管束。奧斯丁小說的細節非常精致(“蠟燭孤零零地立在他和報紙中間，絲毫不顧她的出入之便”)，準確地表達了缺乏社交、孤獨隔絕和意識萎縮帶來的危險，而這種危險只有在管理較好的更大空間里才能得到糾正。

奧斯丁就是要說這種大的空間并不能通過直接的血緣關系、毗鄰關系(即使從曼斯菲爾德莊園到樸次茅斯，畢竟也有幾小時的路程)和法律名號而獲得。要獲得進人曼斯菲爾德的權利，你必須首先離開家，去做與簽約仆人差不多的差事，說得夸張一些，充當一種運輸商品；這顯然就是范妮和威廉的命運，但是也包含著對他們未來富貴的許諾。我認為，奧斯丁是把范妮所做的家庭工作或小規模的空間活動與她的恩師托瑪斯爵士更長久、更開闊的殖民活動相對應的，她將繼承他的屬地。兩方面的活動互相依賴。

奧斯丁說的第二件事情是間接的，但是更復雜，而且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理論問題。奧斯丁的帝國意識顯然是某種全然不同的東西，她比康拉德或吉卜林更經常和隨意地受到帝國意識的影響。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安提瓜島和托瑪斯爵士去島上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僅僅被順便提及，似乎是偶然的；這種不以為然的活動其實在許多方面對小說中的行動起著絕對重要的作用。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評估極少被提及的安提瓜島呢，在我們的闡釋中到底應該如何對待那些關于安提瓜島的描寫呢?

我的看法是，奧斯丁是吉卜林和康拉德的真正前身，她絕不是僅僅描繪和闡明家庭之事的小說家，她把輕描和重涂不可思議地結合起來，表明她(包括范妮)認為帝國對于國內局勢是非常重要的。我叫以進一步往下說，既然奧斯丁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提到并使用了安提瓜島，讀者就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具體地理解所指的歷史原子價。換種方式說，我們應該努力弄清楚她指的是什么，為什么要賦予那樣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為什么不避免選擇，她本來可以不用安提瓜島。讓我們現在度量一下《曼斯菲爾德莊園》中提到安提瓜島時的表意力量，是如何提到那個地方的，為什么要提到那個地方?

根據奧斯丁的意思，不管英國的地方如何與世隔絕(例如曼斯菲爾德)，都離不開海外的給養。托瑪斯爵士在加勒比海地區的財產只能是依靠奴隸勞動(直到19世紀30年代才被取消)的甘蔗種植園；奧斯丁也知道，這些事實并不是已經塵封的歷史，而是歷歷在目的歷史過程的結果。在我上文提到的英法競爭之前，不列顛帝國與所有早期的帝國(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此外還有意大利)有著重要的區別。康拉德說，早期的帝國傾向于劫掠，把財貨從殖民地運往歐洲，很少注意開發、組織和制度建設。而英國和等而次之的法國則更關心帝國的長遠利益，而且重要的是，這也是它們正在關心的問題。兩個國家在這方面的競爭最明顯地表現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奴隸殖民地上，奴隸運輸和專供蔗糖生產的大型甘蔗種植場的功能，引起保護主義、壟斷和價格問題的整個糖業市場，都是競爭中的關鍵問題。

不列顛在安第列斯群島和背風群島占據的殖民地，絕不是某種“域外”的東西，而是18世紀最后30年和19世紀前30年里英法兩國競爭的關鍵場所。從法國輸出的革命思想在那里得到體現，不列顛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利益不斷滑坡，而法國的甘蔗種植場成本低，出糖量大。但是到世紀末，海地和海地以外地區爆發的奴隸造反使法國一蹶不振，刺激了不列顛更多地介入那里的利益，成了當地更強大的勢力。不過，與18世紀時興隆的國內市場相比，19世紀不列顛的加勒比甘蔗種植場非常脆弱，遇到了難以抗衡的力量，如巴西和毛里求斯等地的蔗糖供應、歐洲的甜菜糖業；自由貿易(與壟斷經營相對立)的意識形態和實踐逐漸占了主導地位。

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諸多潮流交匯在一起——我指的是它們的形式特點和內容。當然，最重要的是殖民地完全從屬于宗主國。托瑪斯爵士不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但是我們也從未看見他在安提瓜島，小說中若干次提到他在那里，每一次都對英國發生的事情具有絕對的象征意義。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的一段話可謂抓住了奧斯丁使用安提瓜島的精神實質：

很難把這些地方說成國家，它們與其他國家交換商品，更恰當地說，它們是屬于某個更大群體的域外農業或制造業屬地。例如，我們在西印度的諸殖民地就不能被看做具有自己的生產資本的國家……它們只是英國發現適宜生產糖、咖啡和其他一些熱帶商品的地方。所用資本都是英國的資本，幾乎所有的產業都是為英國使用而進行的，那里基本上只生產大宗商品，然而這些商品送往英國，不是為了交換英國向殖民地出口并供殖民地居民消費的東西，而是為了在英國出售，為那里的業主贏得收益。很難把與西印度群島的貿易說成外部貿易，這種貿易更像城鄉之間的往來。

在某種程度上說，安提瓜島就像倫敦或樸次茅斯一樣是一個不如曼斯菲爾德莊園宜人的城市居處。但是安提瓜島也與倫敦或樸次茅斯不同，盡管它是由一小撮貴族和鄉紳所擁有，但這里不生產供所有人(19世紀初的每一個倫敦人都消費蔗糖)消費的貨物和蔗糖。《曼斯菲爾德莊園》里的貝特萊姆和其他人物構成了少數者中的一小撮，對他們而言，安提瓜島是財富，奧斯丁認為這筆財富正在被轉化為禮儀和秩序，到小說結尾時，正在轉化為舒適，這是一種附加的益處。為什么是“附加的”?因為奧斯丁在最后一章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們，她想“讓每一個本身并無多大過錯的人重新得到可以容忍的舒適，讓所有的人各得其所”(《曼斯菲爾德莊園》)，第446頁)。

這種情況可以首先闡釋為，小說竭盡全力使所有人物的生活失去安定之后，現在必須讓他們重新安定下來；其實，奧斯丁在元小說控制上沒有表現出耐心，早已把這一點說明白了。第二，奧斯丁含蓄地表明，最終必須使每個人無需周游四海，無需往來奔走，就能認識到在家賦閑的真正意義。當然，這當中并不包括年輕的威廉，我們可以斷定他會繼續隨英國海軍漫游四海，也許還需要執行商業使命和政治任務。這些事情奧斯丁只是到了最后才一筆帶過(順便提了一下威廉“行為仍然很好，名聲越來越大”)。至于那些最終定居在曼斯菲爾德莊園的人，現在已經充分適應了環境，他們在家庭事務方面的長處不亞于托瑪斯爵士。而托瑪斯爵士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在教育孩子中缺乏的是什么，不無矛盾的是，他是在難言的外部力量的干預下才明白了這一點的，也就是在安提瓜島的財富和范妮·普萊斯帶來的榜樣的影響下才明白的。應該注意到外部和內部的奇異變換竟然應驗了密爾所說的外部變內部的模式，用奧斯丁的話來說，是“處置能力”：

這里的管理非常混亂(他缺乏專門訓練，給諾里斯小姐分配的角色太大，讓孩子們弄虛作假，壓抑情感)，令人悲哀；然而，他逐漸感到這還不是他所受教育中最不幸的錯誤。必定是里面缺少了某種東西，否則時間也會予以彌補。恐怕一直缺少那種積極的原則，他們也許從未得到恰當的教育來駕馭自己的好惡和脾性，只有有責任心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得到了宗教理論的說教，但是從未要求他們付諸日常實踐。優雅得體，多才多藝，理當是年輕人的目標，但是恐怕沒有產生有益的影響；沒有在心靈上產生道德影響。他本想讓他們學好，但是他只關心理解力和禮儀之事，沒有關心他們處置事情的能力。至于自我否定和謙卑的必要性，恐怕他們從未聽說過。(《曼斯菲爾德莊園)，第448頁)

事實上，取自西印度種植場的財富和來自外省的一個窮親戚填補了里面缺少的東西。此二者被帶進曼斯菲爾德莊園并且共同發揮作用。它們單獨都不足以如此；二者互相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們都離不開實施和處置，這反過來會幫助改造貝特萊姆圈子里的其他人。奧斯丁把所有這一切都留給讀者去做，讓他們作出自由的解說。

閱讀奧斯丁的作品，必然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這一切都與帶進來的外部世界有關，在我看來，就在她那抽象而暗示的語言之中。我以為，一種“里面缺乏的原則”意在激發我們記起托瑪斯爵士不在安提瓜島時的情景，或回憶起各有缺陷的瓦爾德三姐妹的多愁善感或異想天開，她們竟然把一個外甥女從這一家移到那一家。但是貝特萊姆一家盡管沒有萬事如意，但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們有了某種責任心，學會了駕駛自己的好惡和脾氣，把宗教帶進了日常實踐，指導對事情的處置：所有這一切都發生了，因為外部(或者說外圍)因素都在內部安頓下來，成了曼斯菲爾德本土的東西；外甥女范妮成了精神上最后的女主人，二兒子威廉成了莊園的主人。

另一個收獲是諾里斯小姐脫離了這個地方，也就是說“托瑪斯爵士的生活里又增添了一份舒適”(《曼斯菲爾德莊園》，第450頁)一旦那些原則成了里面的東西，舒適就會跟著而來：范妮暫時在桑頓萊西定居下來，“她非常注意自己過得適意”；她的家后來成了“溫馨和舒適之家”；蘇珊剛來時“讓范妮覺得舒適，后來成了她的助手，最后取她而代之”(《曼斯菲爾德莊園》，第456頁)，新來者取代了范妮在貝特萊姆太太身邊的位置。顯然，小說一開始確立的模式仍在繼續，貝特萊姆太太身邊的位置。顯然，小說一開始確立的模式仍在繼續，只是現在顯露了小說一直用力表現的東西，即一種內化并在回溯中得到保證的理論基礎。雷蒙·威廉斯把這種理論基礎說成“最終與社會基礎分離的毫不示弱的日常道德，而且有些人還拿它反對社會基礎”。

我已經努力表明，道德實際上不能與它的社會基礎相分離，因為直到小說的最后一句話，奧斯丁都在肯定和重復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一種地理過程，它們都先于道德，支撐道德，保證道德。大部分批評家往往忘記或忽視了這個過程，似乎不像奧斯丁本人在設計她的小說時那樣，認為它對于道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對簡•奧斯丁的闡釋。要看誰在闡釋者，什么時候闡釋，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闡釋。如果是女性主義者，如果是像威廉斯這樣對歷史和階級非常敏感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如果是歷史和文體學批評家，那么他們提出的問題就會非常敏感，我們就不會把地理看作一個中性的事實，而是看做充滿政治意義的問題，看做一個需要注意和闡明的事實。因此問題不僅是如何理解和用什么東西把奧斯丁的道德觀與社會基礎聯系起來，更要緊的是從中讀解出什么意義的問題。

以安提瓜島為例，這個地方往往是在不經意間提及的，托瑪斯爵士在英國的需要與在加勒比海地區的逗留往往是不期而遇的，說到安提瓜島時(或地中海，或印度，貝特萊姆太太在那里覺得煩躁不安，心不在焉，所以威廉應該走開，“這樣我就可以戴披肩。我想有兩副設肩”——《曼斯菲爾德莊園》，第308頁)，往往不加修改、不假思索。這些指涉代表著“域外”的某種重要東西，構成這里的重要行動的框架，但也不是太重要的東西。這些“域外”的表征盡管使人感到壓抑，仍然包含著一段復雜而豐富的歷史，貝特萊姆一家、普萊斯一家和奧斯丁本人卻從未認識到，也不可能認識到這段歷史的重要地位。把它稱為“第三世界”，意味著開始面對它的現實，但是絕不會窮盡這段功史的政治和文化活動。

首先，應該評估小說對后來英國歷史的某些預示。《曼斯菲爾德壓園》中可以使用的貝特萊姆殖民地可以讀作《諾斯特羅莫》中查爾斯·戈爾德的圣托姆礦的預示，或福斯特的《霍華德別墅》中威爾科克斯的英帝國橡膠公司的預示，或《遠大前程》中某個遙遠但方便的藏寶地的預示，或珍·萊斯的《藻海無邊》或《黑暗的心臟》的預示，探訪賢源，談論、描述或贊美那些資源，都是為了國內的利益，為了本土宗王國的利益。在《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書頁上隔絕和無言的托瑪斯爵士的安提瓜島稍微增大了密度，而且我們對小說的讀解已經開始延展，并揭開了奧斯丁用筆非常經濟而批評家們則嘲諷她疏忽了的地方(可以這樣說嗎?)。因此，她的“安提瓜島”比較明確地劃出了威廉斯所稱的提高家政水平的外部界限，或隱約暗指攫取海外支配權的同業冒險，以開辟本土財富的源泉，或指涉一種歷史感性，不僅包括禮儀規矩，而且還有觀念的競斗、與拿破侖法國的斗爭以及對經濟和社會巨變的意識。此外，還有帝國正式登場之前早已顯現的驚人預兆，吉卜林和康拉德等人將在近一個世紀之后正式看到這個時代。

第二，我們必須看到“安提瓜島”在奧斯丁的道德地理和文章中的位置，她的小說沉浮于一系列的歷史變遷之中，就像大海上的一葉風帆。如果沒有奴隸貿易、糖業和殖民地種植者階級，就不可能有貝特萊姆一家。托馬斯爵士是一種社會類型，18世紀和19世紀的讀者對他并不陌生，他們知道階級在不列顛的國內政治、在戲劇（如卡姆勃蘭德的《西印度》）以及其他許多公共領域中的巨大影響。當舊的受保護的壟斷體系逐漸消失，當新的移居一種植者階級取代了舊的不在場者的所有制時，西印度不再是主要的利益所在，棉花加工、公開貿易和廢奴運動削弱了貝特萊姆家族式的力量和威望，他們在加勒比海地區逗留的時間便越來越少了。

因此在《曼斯菲爾德莊園》里，托馬斯爵士并不經常去安提瓜島，他是一個經常不在場的種植場業主，非常準確地反映出他那個階級的力量已經不比往日，洛威爾•拉蓋茨的經典著作《英屬加勒比海地區種植主階級的衰落，1763～1833》（出版于1928）的標題就直截了當地表明了這種衰落。但是我們必須進一步問，拉蓋茨的著作是著作是否足夠清楚地展現了奧斯丁小說中隱藏或暗指的東西，即托馬斯爵士很少出行的原因？在長達一個世紀之后寫成的這部重要的歷史研究著作能夠充分解釋1814年的一部偉大小說的審美沉默或冷漠？如果能，我們可以隱藏斷定闡釋過程已經充分完成，抑或必須進一步認識到隨著新材料的發現，闡釋將繼續下去？

再說拉蓋茨，他盡管學識淵博，仍然會說“黑色人種”有這些特點：“偷盜、撒謊、頭腦簡單、生性多疑、效率低下、不負責任、懶惰、迷信、性關系放縱。” 這樣的“歷史”自然會招致艾里克•威廉斯和C.L.R.詹姆士等加勒比歷史學家的修正，正如奧斯丁會招致拉蓋茨的修正。他們的著作認為，奴隸制和帝國從舊的壟斷種植制度中直接扶植和鞏固了資本主義及其強有力的意識形態體系，意識形態與實際經濟利益的原初聯系也許已經過去了，但是它的影響延續了幾十年：

如果要審視時代的政治和道德觀念，就必須把它們與經濟發展緊密聯系起來……

從歷史的角度看，一種過時的利益仍然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它能發揮阻礙和破壞的作用，這只有從它曾經表現的強有力的功能和曾經獲得的地位得到解釋……

建立在這些利益之上的觀念在利益已經被摧毀之后還要繼續很長時間，還會興風作浪，而且為害尤烈，因為與它們相對應的那些利益已經不復存在。

這是艾里克·威廉斯在《資本主義與奴隸制》(1961)中說的話。闡釋問題乃至寫作本身，與利益問題是不可分開的，這在歷來的審美作品和歷史作品中都已屢見不鮮。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既然《曼斯菲爾德莊園》是一部小說，它就不會緊貼著一段特定的污史，或者說它超越了這樣的歷史；那樣說是不負責任的，而且如果不是存心不良的話，我們深知是不能那樣說的。如果把《曼斯菲爾德莊園》讀作帝國主義擴張結構的一部分，那就很難再把它簡單地看做“偉大的文學名著”(它當然屬于這個系列)和經典而不予理論。我認為，這部小說標示出通向康拉德、通向福魯德和西利等帝國理論家的道路，并且在此過程中拓寬了國內帝國主義文化的天地，否則就不可能拓展后來的疆土。

本文選自《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 <英>弗朗西斯•馬爾赫恩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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