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莫里斯·邁斯納的—《鄧小平時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探詢（1978－1994）》   原載：wehoo-威虎網  www.wehoo.net

作者：布魯斯·康明斯
譯者：杭新
來源：《每月評論》1997年11月號杭

　　這是迄今為止有關當前中國改革和非毛化時代的最好的書。由于鄧小平時代已經隨著1997年這最后一位中國共產主義的大人物去世而結束，本書還很可能是權威性的記錄。在我印象中，莫里斯·邁斯納很久以來一直是研究中國的最出色的美國學者，他最初是從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李大釗開始的。邁斯納也是美國最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之一。正是他的歷史敏銳性使這部著作有別于無數其他的當代研究。邁斯納教授比其他人都更好地將過去和現在以連續的、富于啟發性的敘述聯系起來，刻劃了一個國家格外曲折的二十世紀歷程。過去五十年里，很多學者似乎跟著來自北京的矛盾的風向一會兒向東一會兒向西，而邁斯納則小心翼翼地比較著過去的解釋、現在的現實和最好的證據，保持了穩定的、令人滿意的、最終占主導的解釋。同樣，和絕大多數學者不同，他運用理論去指導其研究，審慎地辨別、選擇著來自這個令人神迷的國度的混亂的信息。

　　這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被作為一種批判工具貫穿全書雖然略有瑕疵。這完全是因為邁斯納很好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由于在過去的十年里我們已經被迫習慣于人們宣稱馬克思已經死了的說法，在九十年代后期，馬克思主義又成了新鮮空氣。邁斯納教授有效地區別了馬克思所設想的民主的、共同所有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三十年里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過去二十年里占據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這里我們發現了一種內在一致的中國傳統，有深遠歷史的官僚主義實踐和權力精英，都流存至今，盡管經歷了自1949年以來每一次變化，包括革命自身。只有一個時期例外，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們今天被要求去詛咒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個方面，從頭到腳拋棄它的經驗，除了關于個人專制的危險性的教訓。邁斯納則相反，仔細地、批判性地研究了這段重要的插曲：研究毛的個人專政，大范圍的混亂，我們今天都知道的死亡和破壞，以及一個被掩蓋的真相：文化大革命把它的主要矛頭對準了官僚主義者，特別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

　　“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長地提出了關于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目標和手段的重要問題。……世界歷史上再沒有別的時候將由革命者到統治者的轉變帶來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來……也很少有對不平等、精英主義、等級主義、官僚主義的根源進行如此深刻的追究。（P。53）

　　這只是邁斯納的歷史方法的一個例子，即正直地權衡和估量中國的記錄，不回避每一個困難的問題，對落到歷史學家身上的每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作出判斷，而且是以其頭腦深處的完整性敘述作出來的。這種方式也是對中國人民的最高禮贊：邁斯納相信，，中國人進行了動蕩的二十世紀里最偉大的社會革命，他們作出的犧牲多數美國人難以想象；他們的領導人把一個“東亞病夫”的國度，改造成了一個獨立的、值得自豪的國家，他們的領導和人民以只有歷史上最偉大的增長浪潮（如，英國在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時期，P。256）可以比擬的速度發展起了工業經濟。與大多數其他說法不同，他的說法堅持認為，鄧時代的快速增長是以毛領導下的現代工業的成功創造為基礎的。

　　然而，邁斯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仍沒能帶來中國人民在中國歷史的分水嶺－－1919年五四運動時所要求的東西：民主。不僅如此，鄧時代不但逆轉了前一時期通向社會主義的進程，而且建立了貪婪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使中國人的可貴精神消蝕殆盡，剝奪了成千上百萬中國人享受社會革命的不可磨滅的成就的權利：吃飯權，工作權，住房權，基本社會保障權。他得出的結論是毀滅性的：如果毛沒能找到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辦法，鄧則一開始就放棄了對這兩者的承諾，只搞出了一種高度貧富懸殊形式（假如速度還算快的話）的資本主義增長，政權的合法化日益變為一種刺耳的、恐外的民族主義。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完全值得提出的問題：如果這些趨勢繼續，中國共產黨所搞出來的這些東西，在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戰敗的黨，從那時起盤踞臺灣）的統治下不同樣也能搞出來嗎？經過幾十年努力要做出些新的事情（和莫斯科形成一個社會主義世界市場、追求獨立自主）之后，中國最終加入了世界經濟，不過只是作為累彎了腰替人擦皮鞋的“亞洲虎”，把新加坡的李光耀或南朝鮮的樸正熙當作自己的樣板。貫通全書，邁斯納在問：除了無休止地對富和強的追逐外，難道中國一個世紀的動蕩和革命不應該帶來更多的東西嗎？

　　一些讀者可能會想，這種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徹底批判的態度自然會對中國在毛和鄧時代推進人權和民主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學生缺少關注，這些人總是冒著很大的風險。但情況遠不是這樣的。邁斯納細致地刻劃了幾個主要活動家，如被長期監禁的政治犯魏京生，劉賓雁（他也在監獄里關了幾年，后來因尖刻地描寫領導干部的特權和腐敗而出名），和其他許多人。就在多數西方分析家們簡單地推定自由主義的民主是追求發展的最終理想目標（這樣就證明了“臨時”的權威主義的發展之路的正當性），邁斯納認為：

　　“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是被中國人民所珍視的。它不是一種僅僅由學生和知識分子所執有的觀念。中國人對民主權利的要求萌發于世紀之交，而后迅速從革命知識分子和學生傳向城市大眾。”（P353）

　　在其仔細而且總是優美的書面分析中，邁斯納教授也還有許多新東西要說。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邁斯納對中國著名的“獨生子女”的人口政策它的成功、失敗和內在矛盾的分析。就在領導人成功地贏得了許多城市居民支持這一生育措施的巨大轉變時，他們同時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這種制度下，農民“很自然地發現孩子多比孩子少要好”（P244）。

　　也許我強調了《鄧小平時代》一書中所描寫的黑暗面，因為這和美國新聞的本能的、日常的口味構成如此強烈的對比。在美國新聞中，中國資本主義化和“開放”的每一舉動都受到贊揚（鄧兩次成為《時代》周刊的年度風云人物），而且每一個暗示中國也許可以有一個獨立立場或可以不跟著美國人走的跡象都受到詛咒。讀者會發現，本書對鄧的重要遺產也有很多積極評價，也有毛時代的負面記錄，這種負面紀錄如果離開上下文孤立地看，也同樣會是毀滅性的。而邁斯納的偉大天才恰恰在于為這兩時代提供了準確的上下文。他是一位學識淵博、感情豐富的觀察者，代表了歷史學家的最好職業才能。如果莫里斯·邁斯納可以給美國人關于中國以及我們和中國關系以很多教益，那么他也有很多話要對中國人民說。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他的著作在中國總是比在他自己的國家里更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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