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作者：金雁 秦暉  出版社：上海三聯出版社

第七章　沒有運動的理論：東歐的新社會主義思潮 　

導言

1989年劇變以來，東歐1的多元政治格局逐漸形成。在這“多元”中左派是重要的一員，廣義社會主義，或者說是批判資本主義、批判“市民社會”、“工業文明”或“現代性”的各種社會批判思潮并未退出歷史舞臺。19世紀以來的左派政治傳統仍有很大影響，但與劇變前相比，整個左派運動已發生了質的變化，甚至與二戰前共產黨未執政時相比，也已大不相同了。

如果說在戰前東歐(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左派陣營基本上由社會黨人、共產黨人與左派農民運動(如俄國的社會革命黨與保加利亞農民聯盟等民粹主義組織)三種力量組成，那么這三種力量當時都是學理深厚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廣泛的政治運動。社會黨與共產黨自不待言，左派農民運動中也出現了像俄國的切爾諾夫與保加利亞的斯坦鮑利斯基這樣的大思想家與政治家，社會革命黨與農民聯盟都曾在俄、保成為最大政黨或執政黨。而在目前的東歐左派中，左派農民運動已經無足輕重，像俄國農業黨、保加利亞農民聯盟與波蘭農民黨不過是左派陣營中的小角色。而劇變前意義上的共產黨在東歐基本不存在，在俄羅斯和獨聯體各國力量也很小。社會黨與較多地保留了原共產黨傳統的所謂極左派是今日東歐左派的兩大基本力量。從傳統上看它們大體上是戰前社會黨與共產黨在今天的繼承者，但與過去相比不但力量有消長，更重要的是性質也有變化。除了俄共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政治運動也代表一支理論思潮外，當前東歐的社會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沒有思想的運動”，而極左派已成為“沒有運動的思想”。

就各個社會黨而言，如今它們在絕大多數東歐國家都是左翼的主要力量，在社會上與議會中有強大影響，如果不是執政黨或第一大黨，也往往是各國組織最為健全的政黨。作為政治運動它們無疑十分活躍。但今日東歐無論新舊社會黨的思想面貌都已變得十分模糊，不僅與戰前社會黨相比是如此，與今日西方社會黨相比也更加“非意識形態化”，就社會基礎而言，對社會黨的支持如今主要不是源于對未來社會的理想與信念，而是源于對現實轉軌進程的不滿與進程中的利益分化。早期社會主義運動中那種出身上層卻具有救贖意識、不為功利而純為追求理想主義的“貴族革命家現象”在今日的東歐社會黨中很難看到。就政治操作而言，如今的東歐社會黨在野時以競選為中心任務，在朝時則忙于政府事務與協調執政聯盟應付反對黨，很少有暇去考慮什么思想理論問題。“黨需要選票，而人民需要選一個黨”。波蘭《論壇報》的這句話反映了東歐社會黨如今的基本生存狀態。奉行組織多元化原則的社會黨承認黨內有派、內部爭論普遍存在，有的已經導致了分裂(如保加利亞社會黨)。但這些爭論大都圍繞政治斗爭策略及具體人事進行，很少進行理論探討。幾年來東歐社會黨內較有理論色彩的論戰要算波蘭社會民主黨內重新上臺前的“綱領之爭”最重要。在此次爭論中，黨主席(后當選總統并退黨，但仍是該黨的象征性人物)克瓦希涅夫斯基表示贊成私有制，主張建設“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而總書記米萊爾則認為“波蘭的未來與民主社會主義相聯系”。爭論并未導致統一思想，但此后的執政時期，該黨強調的實際上是“有人性的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顯然，這種狀態下的社會黨盡管作為運動仍十分強大，但作為思潮則十分貧乏。各黨的綱領提法大都照搬社會黨國際，甚至比國際綱領更含糊?？梢哉f它們固然拋棄了共產主義，但對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也很少有發展。

較多地保留了原共產黨色彩的“極左派”則相反，在東歐各國，這類政黨作為政治運動大多社會基礎狹小，隊伍年齡較為老化。一些黨(如羅馬尼亞社勞黨、波蘭共盟——無產階級等)參加社會黨為首的左派聯盟進入議會，羅馬尼亞社勞黨還一度參加執政聯盟成為參政黨，但它們在議會與政府中的影響都很小，基本上不負治國之責。還有些黨(如前南地區的共盟——維護南斯拉夫運動等)未能進入議會，另一方面這些黨從事議會外活動或街頭活動的能力也有限。因此總的來看，無論在“左派復興”時期還是在非左派政府下，它們的政治運動都很弱小。

但也正是因為他們不負治國之責，很少卷入事務性工作，在野的政治活動也不多，相對而言不那么著重策略研究，因此可以多談“主義”，少談“問題”，在思想理論建設上比社會黨要活躍得多。另外還有些劇變前的思想理論界人士，劇變后未加入新的黨派，基本上脫離了政治活動而成為純粹理論研究者活動于知識界，這些人就思想傾向而言也多數近于“極左派”而遠離社會黨，他們的思想探索也可以歸入這一支?？梢哉f，他們對政治上的“左派復興”貢獻不大，但對東歐思想界的“新社會主義”建設則厥功甚偉。

一、 東歐"左派"的概念

什么是左、中、右?這一組概念有很強的相對性。在19世紀，右翼(保守派)維護等級制度、秩序和傳統，左翼(自由派)倡導個人自由。但在20世紀，右翼漸漸支持個人自由，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內的自由放任，而左翼則強調集體主義和國家干預。在斯大林時代，像布哈林那樣的布爾什維克就算是“右翼”了。而在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末期，在“左即美”的舊邏輯與“變即美”的新邏輯構成大小前提并衍生出“變即左”的推論時，則正統的蘇共“保守派”被社會稱之為“右派”，而推動劇變的激進改革派卻被視為“左派”，然而它們各自代表的意識形態在西方政壇的左右排列的位置完全是相反的。按傳統的區分，大致是“右翼”一般指保守主義，在東歐尤其特指所謂拉丁式保守主義，西方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早在作為法國大革命的對立面產生之時就有盎格魯薩克遜式的保守主義與拉丁式保守主義之別。前者以伯克等英國人為代表，其“保守”主要是針對激進主義而言，所“保”所“守”的主要是個人自由的價值，后者以法國王黨為代表，其“保守”主要針對自由主義而言，所“保”所“守”的主要是傳統秩序下的整體主義或國家主義價值。前者實質上是自由主義(經濟學上的新自由主義被稱為“新保守主義”即由此而來)，后者實質上是反自由主義的(經濟上則是統制主義)。它傾向于傳統教會價值與民族主義，往往有政教合一與反猶傾向，較多地照顧共產黨人執政前的傳統強勢集團利益，劇變后表現出較強的清算與報復欲望?！爸幸怼币话阒缸杂芍髁x，傾向于市民社會價值與個人權利，往往有人文主義與世界主義傾向，較多地反映中產階級與知識界的意向，劇變后表現出較強的向前看的改革欲望，也就是既反對滯于現狀又反對一味“反攻倒算”，向“前共產黨時代”回歸?！白笠怼币话阒父鞣N流派的社會主義。它傾向于“結果平等”與社會保障，往往有集體主義與國際主義傾向，較多地反映弱勢集團與雇員階層的利益，劇變后較傾向于考慮繼承性的和較緩和的改革，也就是既反對反攻倒算又反對以犧牲大多數人為代價的激進沖剌。當然，這些標準也是非常相對性的。因此許多人反對在東歐使用“左”與“右”的劃分，認為所有這些概念都很混亂，極易產生歧見，混淆視聽。2正如波蘭共產主義者同盟主席維克多所說：“人們對左派的理解五花八門，有的說凡是前共產黨人的組織都是左派，有的說右派的反對者就是左派，有的說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組織是左派。在社民黨的綱領和領導人講話乃至該黨提出的口號中，都不使用‘社會左派’這個概念，這不是偶然現象?！?但因我們的論題所涉及的內容，以統一標準衡量東歐各國并以此對各種思想流派進行分類是任何更深入的分析所必需的。當然，這些標準不是絕對的。

從我們大致的區分看，波蘭的“中間派協議會”和其他“親教會”政黨、匈牙利的民主論壇、捷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斯洛伐克民族黨、羅馬尼亞的國家農民——基督教民主黨、烏克蘭的“魯赫”、前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復興運動和俄羅斯的自由民主黨等可以歸入右派。而波蘭的民主聯盟與自由民主大會黨、捷克的公民民主黨、羅馬尼亞的救國陣線(羅曼派)、匈牙利的青民盟等可以歸入各國的中派陣營。因而劇變后上臺的東歐各國政府有右派執政和中派執政之分。

至于各國的左派陣營則情況更為復雜，其組織也是形形色色，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

1.舊社會黨，或“重建”的社會黨，即1945年前東歐各國原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它們在1945年后一部分與共產黨合并，一部分流亡西方，成為社會黨國際支持的“中東歐社會黨聯盟”成員。劇變后它們中的一些黨回國“重建”，成為多黨議會制下重現的“歷史黨”之一。如捷克的社民黨、波蘭社會黨、羅馬尼亞社民黨、匈牙利社民黨、保加利亞社民黨等，現已與西德社民黨合并的前民德社民黨也可算做這類勢力。此外幾乎所有前蘇東國家都出現了得到社會黨國際承認的、與“前共產黨”無瓜葛的“真正的”社會黨。但這些黨除捷克社民黨在1998年6月大選獲勝外，其余均尚在野，多數甚至進不了議會的“門檻”。

2.新社會黨或“改建”的社會黨，即由原來共產黨解散后另建的、宣布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從1993-1995年“復興”而一度執政的波、匈、保、立、羅五黨和一直在臺上的新南斯拉夫兩個社會黨(塞爾維亞與黑山)均屬此類，俄羅斯的勞動人民社會黨也近似于這類政黨。應該說，此類政黨從意識形態到組織原則不僅都已與本國的舊社會黨和西方的社會黨國際無什區別，它們也自稱是“類似西歐、北歐的社民黨或社會黨”，而且為了急于擺脫歷史包袱，洗刷過去多年執政的“紅色污點”，有時還往往走得比舊社會黨和西方的社會黨更遠。

3.“半社會黨”，即那些已宣布以“民主社會主義”為目標，在組織原則上也放棄了集中制，但沒有通過“解散——改名——重建”的秩序而直接從劇變前共產黨延續下來的黨，主要有捷摩共、蒙古人民革命黨等。它們與新社會黨的區別主要在于對歷史舊帳的認識不同，對過去傳統還保留一定繼承性，與劇變后的許多“新”人“新”事的距離也更遠些。由于沒有改名重建，它們不能像已經“解散”后又“新生”的那些黨那樣對過去不負責任，一筆罵倒。但就正面的綱領而論，它們與社會黨已無太大的實質區別，因此視為“半社會黨”是比較恰當的。

4.民族主義化的“共產黨”，以1993年恢復的俄聯邦共產黨為典型，“小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的社會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此種性質。這類政黨雖在劇變后的大氣候下也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但遠未像“新社會黨”那樣達到“脫胎換骨”的程度，使它們的面貌截然與前不同的是另一種傾向——民族主義傾向。以俄共為例，恢復后的俄共在組織原則上堅持“民主集中制”，不允許黨內有派，在經濟上主張恢復行政命令體制，在國體上主張恢復前蘇聯，但其它方面則與過去的共產黨截然不同：它完全拒絕國際主義，主張“人民政權，國家觀念，愛國主義”，提倡“俄羅斯民族利益”優先，建議以為“民族利益”的團結來取消階級斗爭。該黨一些成員表示，在其執政后，一切罷工的企圖(包括在私營企業內)和“煽動階級仇恨、唆使工人反對企業主”的呼吁都將被視為“破壞國家團結”而受到“無情制止和嚴厲懲罰”。一些人甚至稱階級斗爭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共濟會會員的臆造之說”。該黨在反對外資的同時要對本國私人資本徹底取消利潤所得稅。俄刊指出：“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從未向自己的資本家們贈送過如此優厚的禮物”4。該黨否定無神論，認為把東正教立為“新俄羅斯”的國教是可能的。俄共對東正教神職人員敞開大門，對其他宗教的態度則“取決于它們有利于還是有害于加強俄羅斯國家觀念”。該黨與俄羅斯其他“共產主義”組織如“共產主義工人黨”和“聯共布”齟齬很深，卻一度同“俄羅斯民族統一”等公開反共的民族主義團體關系親密，有時甚至與哥薩克軍官聯盟也能和睦相處，與日里諾夫斯基的自民黨一方面在口頭上保持謹慎的距離，一方面卻又在議會中與街頭行動中有著事實上的合作。法國《費加羅報》對此不無諷剌地寫道：“無產階級政黨發出了最后一個號召：全世界斯拉夫人聯合起來，反對西方的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當然，俄共以及在某些情況下還包括塞爾維亞社會黨的這種“民族主義化”傾向，在不同時期有強弱之分，但總體而論，比起其他“左派”政黨和組織則要突出得多。

5.“正統派”共產黨。如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工人黨與聯共布、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波蘭共產主義者聯盟“無產階級”、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黨以及前南各國的“共盟——維護南斯拉夫運動”等。這些黨是原來的共產黨解體后既不愿接受社會民主化，又不愿走上民族主義化道路的那部分力量的集合。但所謂“正統”也是相對而言，事實上劇變前各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就遠非統一——如蘇共與南共盟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眾所周知——劇變后更是如此。上述各黨中的波、羅兩黨在其綱領中接受了一些社會民主主義的內容，即已接近于“半社會黨”，而俄國的“聯共布”則完全是斯大林主義組織，連赫魯曉夫的改革都不在它的認同之列。此外東歐各國還有一些參與《平壤宣言》的“極左派”小黨，但其影響就更微不足道了。

6.工聯主義者與左派農民黨，包括對劇變后政府持反對派立場的工會與參加左派聯盟的農民政黨。它們一般都奉行“勞動高于資本”的原則，但很少用“社會主義”(包括“民主社會主義”)的名稱。典型的工聯主義(如波蘭的團結工會左派)一般都既反對國有制也反對私有制，而要求工人自治，“民主治廠”。但在私有化成為大勢所趨時，有的工會團體卻會出于公平的理由而成為最極端的“大眾私有化”主張者，并極力排斥“有利于富人與權貴”的拍賣方式。如羅馬尼亞全國工聯就以倡導“100%的無償分配”著名。由于對企業家、知識界與官員表示不信任，有的工會組織往往表現的很“左”，頻頻發動工潮，是促使中、右政府跨臺，造成“左派復興”的重要力量(雖然在左派政府上臺以后，它們仍可能堅持反對派立場)。但這些組織往往又為維護“道德”形象而堅決與共產黨的后繼者劃清界線，如團結工會左翼(所謂“后團結工會”勢力)勞動聯盟就表示可以接納一切工人和前共產黨個人，但堅決不同波蘭社民黨合作”，而在缺乏政黨后援的情況下，教會往往得以介入，從而使其又帶有某些“右翼”色彩，如1997年9月波蘭議會選舉，在支持“團結選舉運動”的選民中，38%是工人，支持民主左聯的選民中27%是工人。因此，這種類型的力量實際上是可“左”可“右”的民粹主義勢力，但在它們反對中、右政府時，就在客觀上成為政壇上左翼力量的一部分。

7.實用主義的“國家主義”政黨，這里特指中亞4國的(哈薩克類似俄羅斯，此不具論)執政黨。中亞的政治格局是另一種模式，可以說是西方意義上的左、中、右都很難成氣候，而處于執政地位的前共產黨人及其組織，如烏茲別克人民民主黨、土庫曼民主黨與塔吉克共產黨等，從歷史淵源看它們似乎應當說屬于“左派”，然而東歐“左派”陣營構成中的任何一種成份都與其大異其趣。在東歐各國作為“左派”運動主流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在中亞地區、尤其是中亞諸國的土著民族中沒有傳統根基。因距西方和東歐劇變的中心地帶很遠，地緣政治因素也使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國家的前共產黨影響很小。與民族主義化的前共產黨不同，這些國家的文化傳統與地緣政治因素都決定了民族主義的旗號主要控制在伊斯蘭宗教勢力手中，因而前共產黨只能以族際主義的旗號與之相抗衡。同時這些國家在經濟上乃至國防上都對俄羅斯依賴很重，國內的俄羅斯族等非本地民族又在經濟、政治諸領域擁有優勢，這也嚴重地制約了民族主義的發展。但是，這些國家的執政黨也與“正統的”共產黨人如俄羅斯的聯共(布)很不相同。它們雖“出身”于原來的共產黨，但多已通過改名而宣布了“新生”，即使唯一未改名的塔吉克共產黨，也已大大地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不管真心還是假意，它們都在其綱領中加進了大量“跟上形勢”的內容，諸如多黨制、議會民主、私有化等等，而在實際上，則奉行有利于集中權力的實用主義政策，一方面對內壓制“民主派”與民族主義——宗教勢力，另一方面卻在獨聯體范圍內與俄羅斯的民主派當局結盟反對“蘇聯主義”的強硬勢力。作為獨立國家的執政者，他們已經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與在野的、一心想恢復蘇聯的“正統派”共產黨人已沒有什么共同語言。在俄羅斯幾次關鍵性政治沖突中，他們都一致聲援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主派當局鎮壓左翼或左、右翼聯合反對派。對這種既非社會主義、又非社會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甚至也非民族主義的勢力，人們幾乎無以名之。俄羅斯一些輿論則稱之為“封建主義”。由于他們作為執政者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尤其是政治精英主義傾向，把他們劃為“左派”部分是根據歷史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很難按通常標準劃分為中派或右派，從劇變后這近十年的發展趨勢看，通常理解的那種民主左派——社會民主派在中亞的發展前景較暗淡，所以在談論前蘇東地區的左派運動時，可以對這種“國家主義”的政黨忽略不計。

二、 東歐的新社會主義思潮

不太傳統的“傳統黨”

與前蘇聯不同，在東歐的特定條件下的所謂“反對社會黨化的正統派前共產黨人”，實際上也受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他們盡管在當地被視為“極左”，甚至被攻擊為“斯大林主義者”，但實際上與劇變前的共產黨還是有不小的差別，甚至比前蘇聯的一些號稱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組織(如勞動人民社會黨)都要更“右”些。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強調與過去劃清界限。這些黨盡管反對全盤否定過去，但都強調要與以前的“極權主義”、“斯大林主義”成份決裂。如波共盟表示，它“不是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繼承者”，而是“真心實意按照勞動人民真正利益改造社會制度的所謂共產主義思想的繼承人，是崇高理想的繼承人?！八鼘⒆裱杂珊酮毩⒌牟ㄌm利益，從道義上“更新和重建這一理想，”“重建健康的波蘭社會主義思想的概念”。它宣布，“黨必須摒棄極權主義的活動，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專制，同一切使得社會拋棄統一工人黨的工作方法決裂?！币獟仐壒伯a主義運動中的“外來(指蘇聯)因素。”羅馬尼亞社勞黨的宣言強調堅決與獨裁的和斯大林式的極權主義劃清界限，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同極權主義徹底決裂。該黨不是原來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也不是原羅共的繼承者；該黨是左派，但不是極左派，它是左派民主黨，同歐洲社會主義左派相類似。該黨對1989年12月的羅馬尼亞的劇變持肯定態度，認為它是一場人民起義，是人民推翻齊奧塞斯庫獨裁統治的勝利，它結束了“使我國和羅馬尼亞人民在前進道路上受到玷污和名譽掃地的現象?！敝皇撬J為，“12月起義”只反齊奧塞斯庫的獨裁而并不反共，反共是后來某些政黨煽動的。

此外，匈牙利社工黨也強調要與過去“反民主的領導方法”決裂。前南地區的新共盟(即共盟——維護南斯拉夫運動)也作過類似表示。值得指出的是：在東歐“極左派”中至少有一個黨，即前南地區的“新共產主義運動黨”與上述多數情況不同，它是從極左的角度而不是從“民主化”角度表示與舊制度決裂的。該黨領導人、文學家布·基塔諾維奇早在1955年就因不滿于鐵托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而退黨，成為“極左持不同政見者”。他在談到新黨的宗旨時指責“鐵托消滅了黨”，“老的南共即南共聯盟的領導脫離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由于黨的逐步蛻變，官僚們的獨裁取代了人民的熱情，尤其是青年的熱情”。他說，“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吉拉斯、巴卡里奇等南共領導人逐步脫離了社會主義思想，1948年以后他們在經濟、政治、外交政策等方面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原則，他們最粗暴地清算了那些反對他們的統治的真正的共產黨人”。“這就必然導致南斯拉夫發生今天這種局面”。但這樣的“極端斯大林主義”的黨在今日東歐是極罕見的，即使在“極左派”中也是如此。當然在批判過去方面，幾年來這些黨也都經歷了一些變化，一般說來，在劇變之初社會情緒一面倒的情況下，它們對過去要否定得多一些。到了“左派復興”之后便開始更多地強調與過去的繼承關系，但完全回到過去則是很少有人主張的。

第二，對待社會民主主義方面，這些黨都以反對把前共產黨解散后改建為社會黨而著名，但它們對社會民主主義也并不像前共產黨那樣界限分明。如波共盟承認社民黨與社民盟是“波蘭左派的代表”，與共盟在思想上“更接近”，并在民主左派聯盟中實際上接受了社民黨的領導。羅馬尼亞社勞黨則宣稱自己不是極左派而是“左翼民主黨”，與歐洲社會黨左翼類似。匈牙利社工黨自以為是“共產黨和左翼社會民主黨傳統的繼承者”，它只是不愿變為“接受資本主義的右翼社會民主黨”而已。換言之，這些黨大都自我定位為社會黨左翼，所謂反對社會黨化，實際上只是反對社會黨右翼化。它們與自命為“民主化改造后的共產黨”的捷摩共和自命為比原西德社民黨稍左的原東德民主社會主義黨這類“半社會黨化”的組織實際上差不多。頗為有趣的是上述前南地區的新共產主義運動黨，它一方面以斯大林主義式的立場徹底否定鐵托，另一方面卻對改建后的塞爾維亞社會黨評價頗高。在它看來鐵托“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而塞爾維亞社會黨卻“包含著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看來它的“社會主義”是帶有強烈的塞族民族主義色彩的。

如果說在“左派復興”后，這些黨在否定過去方面有所反復，那么在與社會黨化的新黨之關系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東歐西行”左派再度下野時，這些黨大都批評左派聯盟里的新社會黨過于軟弱。但這同樣沒有完全消除它自身的“半社會黨化”特征。

第三，這些黨的“半社會黨化”最突出地反映在組織原則上，它們幾乎都放棄了布爾什維克式的民主集中制而實行黨內民主化。如前南地區的新共盟便宣稱，正如它反對以“民族利益”來壓制公民權利一樣，它也反對以“黨的利益”來壓制黨員權利。在國內，“多元化生活的中心是公民而不是民族。”在黨內，“黨員的個性和自由應得到充分的發展”，“黨不會用紀律來約束黨員，而是讓黨員自由地進行政治活動?！绷_馬尼亞社勞黨黨章規定各級地方組織有廣泛的自主權，而且承認黨內可以有派，黨員有信教自由。匈牙利社工黨宣布拒絕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權制，認為黨員是黨的真正主人，要對盡可能廣泛的問題實行民主，只對盡可能少的問題由選舉產生的中央來決定，并且這些決定還須與民主通過的政策相一致。實際上，幾年來這些黨也的確不斷進行公開的黨內派別爭論，真正做到了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這種政治、經濟主張比較激進但組織原則卻很松解的狀況，有點類似于第四國際系下的西方托派組織。仍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只有前南那個影響很小的新共產主義運動黨等很少幾家。

第四，在政治、經濟綱領方面，這些黨也有不少“半社會黨”色彩。它們普遍放棄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主義指導以及公有制計劃經濟等提法，而在綱領中加上了自由、民主、人權、人道主義等內容。它們幾乎都不反對議會民主，但強烈抨擊“右派專制”。對私有制、市場經濟明顯反感，但也很少明令禁止，而把重點放在強調國家調節、社會福利與勞動者利益上。如波共盟宣布“堅決反對斯大林關于使用暴力建立社會新秩序的主張，致力于按照馬克思所理解的共產主義為消滅現制度而開辟道路”。羅馬尼亞社勞黨認為自己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所有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為在羅馬尼亞建立一個沒有社會與民族壓迫的、沒有仇恨和歧視的、以民主和正義價值為基礎的文明社會而奮斗的人們共同活動的自由聯盟。它在政治上主張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人權原則、法制國家，經濟上主張“按市場經濟原則重組所有部門”，多種所有制并存和自由競爭。黨的思想源泉是“本國和世界社會主義及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經驗”，以及“基于具有廣泛啟示性和開放的哲學思想的當代人道主義學說。”黨“像對待本國與外國所有進步科學學說一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保留其“有生命力的”部分而“拋棄其烏托邦的、違反人權和損害社會主義基礎的思想”。匈牙利社工黨則聲稱代表工人、農民、腦力勞動者和自食其力的小所有者利益。1991年4月，該黨發生黨內爭論，主張把黨變為“中產階層黨”并實行“比較好的、更人道的資本主義”的一派宣布退黨，留下的一派則堅持“勞動者黨”的立場。

總之，從這類政黨的綱領看，把它們看作“傳統黨”只是十分相對而言的，作為“前共產黨人”中不接受社會黨化的所謂“保守派”，在當時90年代、地處歐洲的背景下，也很難完全拒絕社會民主主義。它們的“傳統”姿態主要不是由其綱領，而是由其對轉軌進程中一系列具體事情所持的、比新舊社會黨更激烈的反對態度來體現的。但由于這些黨沒有參政機會，這種反對很難有實踐意義，于是人們便力圖賦予其理論意義。而這些黨的“黨內民主”、“黨內自由”又使這種理論闡述可以不拘一格，舊體制下大量培養的理論工作者(無論這時是否加入新黨)的參與更提高了這種研究的水平。這樣，形形色色的“新社會主義”理論便在東歐異彩紛陳了。

“現實社會主義”是否社會主義?

“新社會主義”者要回答的頭一個問題無疑是對“舊社會主義”的失敗作出總結，于是便有了“現實社會主義”(即前計劃經濟國家的舊體制)是否社會主義之爭。從字面上看這是個事實判斷問題而非價值判斷問題，是“是否”的問題而不是“好壞”的問題。但實際上關心這一問題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立場。因為對反社會主義者——自由派與右派來說，舊體制當然是社會主義，否則就不能從否定舊體制得出否定社會主義的結論。對于擁護舊體制的“斯大林主義者”來說，舊體制當然也是社會主義，否則就不能從肯定社會主義得出肯定舊體制的結論。而對于社會黨、尤其是東歐目前“復興”的那種低調的社會黨來說，他們對“姓社姓資”本身毫無興趣，也不會對這個問題予以關注。只有那些一方面仍具有高調的社會主義理想，一方面又為舊體制的積弊所震驚的人，才會對自己提出這一問題。

對這一問題的通行解釋是把舊體制分解為各個部分，例如分解為經濟與政治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東歐的“新社會主義”者們對這些部分的評價是多種多樣的：

有人認為，舊體制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都是社會主義的，只是它們都不完善，因此有弊病。如波共盟現主席茲·維克多認為，舊體制在經濟上忽視了市場，在上層建筑方面忽視了宗教。“‘同上帝作斗爭’使我們遠離信教的基本群眾，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本來就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痹谒磥?，過去在上層建筑上最大的錯誤不是忽視了民主，而是敵視了宗教。這與俄共把與東正教和解當作反思過去的最重要之點頗類似。在“新社會主義”者中屬于最“傳統”者的南斯拉夫新共盟主席拉·克爾斯馬諾維奇有所不同，他繼承共盟原來的觀點，對蘇聯集團的舊體制從經濟到政治都持否定態度，但對鐵托的自治模式則予以肯定。他認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社會看起來卻與眾不同，我們最接近于克服冒牌社會主義理論及其代表人物造成的裂痕。但是它卻未能避免另一個陷井——化整為零，從而使各種利己主義控制了普遍利益，為此必須進行必要的改革。”5顯然，這也是一種“不完善”之說，雖然它與另一種“不完善”之說相反，即認為缺陷在于過份分權而不是過份集權。但這兩種認識恐怕都難以解釋這兩種“不完善”何以互為因果，即“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問題。

有人則相反，認為舊體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不是社會主義，或者說是“冒牌社會主義”。前引的克爾斯馬諾維奇對“蘇聯模式”的評價就是如此，南斯拉夫以外的一些帶托派色彩的左派論著也持類似看法。這種見解認為舊體制經濟上的國有制是“官僚所有”而非真正公有(而前南的“社會所有制”才是真公有)；政治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則是“斯大林主義專制”而非民主(前南的“工人自治”才是社會主義民主)。與克爾斯馬諾維奇相反的是南“新共產主義運動黨”的基塔諾維奇。他對鐵托體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從經濟、政治到外交都予以全面否定，而對“斯大林體制”則全面肯定。這樣的看法在今天的東歐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但在前蘇聯并不罕見。

更多的人則把政治、經濟分開。其中多數人都認為舊體制在經濟上(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而在政治上(專政)則是反社會主義原則的。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波蘭思想家亞當·沙夫，他在劇變前被認為是非正統的異端，但又不同于庫龍那樣的反對派知識分子。劇變后他仍堅持宣傳社會主義并拒絕認同社會民主黨，因此他雖未加入波共盟，但仍被公認為是波蘭乃至整個東歐最有影響的“新社會主義”者之一。他對舊體制在經濟上雖有批評，但認為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是毫無問題的。同時他認為舊體制不僅是反社會主義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他的這種“共產法西斯主義”論早在劇變前就已形成，劇變后更在東歐左派尤其是社會黨左派中影響極大。

沙夫宣稱：“如果用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經濟結構(即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的基本定義來衡量，那么從這個角度上說上述國家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現存的上層建筑卻同公認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相矛盾沖突。我認為，正是這一矛盾給了社會主義擁護者以重要啟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和消滅由資本家所構成的階級并不是建設具有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特征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充分條件，在一定環境下，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基礎上甚至會出現一個具有共產——法西斯主義結構的社會。”因此他自問自答道：“共產法西斯主義的上層建筑是否能夠存在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回答是肯定的。

為什么會產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如此大的反差?沙夫認為這是由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搞早了?！爱敻锩痪邆浔匾闹饔^條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明確論述過這些條件)，那么就必須建立專制政權，甚至通過暴力來維持其統治。共產法西斯主義這個怪胎正是由此應運而生的。”

沙夫對舊體制在政治上的幾乎所有內容，如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黨的壟斷領導權等等均持否定態度，與此同時他卻是計劃經濟的積極辯護人。在這方面他與前蘇聯與民主德國流行一時的所謂“電腦烏托邦”論者類似。這些論者崇尚數理經濟學和最優化模型，相信電腦技術的發展會使處理巨量經濟信息、提供經濟控制的“最優解”成為可能。90年代俄、德等國這種理論已經衰落，而沙夫對此的信心卻反而更高，他說：“前不久，我聽到一種這樣的說法(在波蘭)，認為電子計算機決不可能模擬市場上的‘波動’。這很像一個神話，它只能出自那些對第三代電子計算機的功能毫不了解的人之口。他們對于將在90年代投放市場的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電子計算機更是一無所知了。從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從技術的角度看，實行經濟計劃也是可能的，即使在全球范圍內?！彼€認為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只是個理論的虛構，當代西方也沒有這種東西。相反，那里實行的是跨國公司的大規模經濟計劃。而且隨著全球化與微電子革命的進展，“在我們面前的不斷發展的世界中，經濟計劃而不是自由市場變得越來越重要”。

當然，這種“電腦計劃經濟論”也會導出一個推論，而在沒有發達電子信息處理與控制技術的條件下搞計劃經濟注定要失敗，“即沒有現代通訊交通聯系的基礎設施是不可能有名副其實的經濟計劃的。盡管如此，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內還是采用了這種計劃(多么無知啊!)?！边@種“計劃過早論”與“民主缺乏論”一起成為他認為的“現實社會主義”垮臺的兩大原因。

經濟上肯定“計劃”而政治上否定“專政”，這是對“現實社會主義”作分解式評價的東歐“新社會主義”者中最流行的觀點。這與以下一點相聯系：即在今日的東歐轉軌中，人們主要是在“市場”問題上歧見突出，而對“民主”則較為認同。所謂社會黨比自由派“左”，新社會主義者又比社會黨更“左”，主要都是指對“自由市場”的保留與批評程度而言。這種“民主計劃”論無疑是今日東歐左派思想的主流，“極左派”與社會黨在這一點上只有程度的不同。

與此相反的“專政市場”論，即經濟上否定計劃體制而政治上肯定專政體制的人在東歐的社會黨中是沒有的，在“極左派”中雖有，但要比“民主計劃”論者少得多，捷克的茲德涅克·穆拉奇內是這種觀點的代表。

穆拉奇內劇變前為捷共中央副部長，劇變后是親捷摩共(但未加入)的左派人士。他認為舊體制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主與否，而在于計劃經濟中的平均主義，在于“對消除差別過份強調”導致沒能“貫徹個人和勞動集體按勞取酬的原則?！彼F身說法稱：“我曾在聯邦中央機關擔任了相當于副部級的領導職務，屬于較高級別的領導干部，工資也是較高的。我擔任的職務要求我一周工作65-70個小時，因此我愛人經常開玩笑地說，我的平均計時工資甚至還達不到一個普通工人的水平。當然這僅僅是與手工業工人相比，而與工廠持平均計時工資(包括獎金)的工人相比，我的計時工資也還不到他們的兩倍。這種報酬上的平均主義的做法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毫不奇怪，盡管搞了種種五花八門的運動，但科技發展和勞動生產率仍然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穆拉奇內對1968年后的政治鎮壓擴大化也作了反省，但卻不像今日“民主左派”那樣完全肯定“布拉格之春”而否定胡薩克時代。

“民主計劃”論與“專政市場”論之別還涉及到他們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穆拉奇內高度評價中國改革，譽之曰“全世界的榜樣”。而沙夫既然認為只有到電腦化時代才談得上社會主義，自然對“亞非拉的‘徒有其名的社會主義’”持十分輕蔑的否定態度。

總之，在對“現實社會主義”的評價上，“新社會主義”者中存在許多歧義，這與他們對轉軌的態度自然是相關的。

“民主與市場的矛盾”

如果說東歐各社會黨無論新老，都對轉軌大體認同的話，那么不認同目前的轉軌便成為“極左派”多少都有的特點。其中，“極左派”對市場經濟、私有化的抨擊最厲害，對政治轉軌則批評較緩和，其中多數批評都是針對東歐一些國家出現的“禁共令”等不符合議會民主制規范的“右派專制”行為的，而對議會民主制本身則非議較少。傳統列寧主義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批判連同“資產階級民主”一詞在今日東歐左派中已不常提，即或偶爾提及，也大都針對形式問題，如選舉舞弊、金錢政治等。超越形式問題而從實質上否定“資產階級民主”，哪怕十分規范的“民主”，則是罕見的。波共盟主席維克多就是這少數否定者之一。維克多指出波蘭劇變后幾屆大選投票率逐次趨低，公眾政治冷漠，參與熱情下降等事實。1997年9月的議會大選中，選民投票率僅48%，“它說明少數人的意志決定大多數人的命運，這是違背民主的基本原則的?！倍M入議會的5個政黨和政黨聯盟得票均不過半，第一大黨團結工會選舉運動僅得票33.8%，這表明“波蘭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由小資產階級領導的，還是所謂‘左派’領導的，受到群眾擁護的程度越來越低。不管行使政權的是哪個執政聯盟，都只是一些政治家的事情，老百姓對此漠不關心，所以也就沒有什么社會基礎可言。”維克多由此認為，波蘭已經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

維克多還指出，在此次選舉中團結工會的選民中38%是工人(其中36%是失業工人)，而支持民主左聯的選民中工人只占27%(其中24%是失業工人)。工人，特別是失業工人支持資產階級政黨這一事實說明波蘭還未形成反資產階級的、親人民的、親社會主義的政治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失業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只能被別人用來當作工具，為推行資產階級政策服務。資產階級民主失敗的表現不僅體現在投票率很低，而且也體現在人們不相信在當前的政治格局下通過一張小小的選票可以使生活變得好起來?！?/p>

維克多的確看到了波蘭民主的缺陷，但他卻沒有論證“非資產階級民主”是怎么回事。是一黨制民主?無政黨民主?另外他把工人支持“資產階級政黨”看作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也令人難解：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政黨”當選對這種“民主”而言不是很正常么?如果說這就是這種民主的“危機”，它豈不是一直處在“危機”中么?

多數“新社會主義”者對“民主”的看法與維克多不同。他們在政治上都肯定多黨制議會民主，亞當·沙夫稱：“社會主義民主應當是多元化的，即多黨制的。未來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應當是這樣的民主”。而舊體制恰恰在這一點上沒有搞好，它“把專政等同于‘我們的’民主，等同于高于一切的‘最高’形式的民主”，從而陷入了“反民主的偽善”之中，使社會主義運動為此付出了“高的代價”。他對劇變后“民主”的批評主要在于：光有“政治民主”還不夠，還必須有經濟民主，即經濟平等，否則“‘民主’與‘改良’的目的就成了掩飾現實”。

這與沙夫對“自由市場”制度(包括以此為方向的轉軌)的批評顯然是一致的。實際上它提出了一個“民主與市場相矛盾”的命題，這在東歐“新社會主義”者中，尤其是“民主計劃”論者中是得到廣泛認同的。對政治民主看法與沙夫有異的維克多，在這一點上不僅與沙夫一致，而且講得更尖銳：

人們通常認為，市場經濟與民主是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但它們之間與其說是相互支持和補充的，不如說是相互排斥和斗爭的。例如：

——民主社會的根本目標是人的自由。然而市場經濟卻把人當成商品。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個人才干的差異等因素，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少人往往被排擠到社會的底層，從而喪失了起碼的自由；

——市場經濟支持經濟因素的不平等性，而民主原則要求遵守全體公民的平等需求原則；

——市場經濟不承認凌駕于自己頭上的權力，它激勵人們的個人主義精神，反對結成幫派團體，而民主要求對事物的責任要具體落實到人，普遍承認命運的共同性；

——市場經濟使人們過“游牧生活”，而民主要人們過“定居生活”。

有趣的是，這種看法自然與主張“市場與民主統一論”的自由民主派相沖突，但卻與比自由民主更右的“保守主義自由派”頗有吻合之處，后者也極力強調自由與平等、市場與民主相沖突，只不過它們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價值，強調平等、民主只能以不損及這些價值為限。

對維克多談到的“工人支持資產階級政黨”的問題，沙夫注意得更早，也講得更多。他認為“工人階級反對自己的政黨”的問題不僅劇變后、而且劇變前就長期存在，它是“現實社會主義”中的一個歷史性困惑。在他看來，劇變前的統一工人黨與劇變后的團結工會在此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即“工人政黨的社會基礎”(顯然，沙夫并未把團結工會看成“資產階級政黨”，這與維克多不同。但沙夫也未料到1997年大選中工人又投了團結工會的票。他的論述發表于“左派復興”時期，當時工人是拋棄了團結工會政府的，猶如他們早先拋棄了統一工人黨政府一樣)。他指出統一工人黨與團結工會都自認為代表工人，但它們在改革中都陷入了嚴重的尷尬：“代表團結工會的理論家A.采林斯基在《華沙生活報》發表文章指出，現在的產業工人已經成為保守勢力，成為改革事業的反對者?！倍@個問題在80年代卻曾由統一工人黨提出，“當時，黨的一些理論家在黨召開第三次思想理論問題大會之前的討論中也指出，工人，特別是傳統的產業工人，已經喪失其進步性，變得越來越保守了。正是他們把波蘭的改革事業拉向后退，成為阻礙波蘭經濟改革的勢力。而他們的下一代，即現在的年輕一代，成了不斷制造社會緊張的主要勢力，正是他們的活動導致一個政府的更迭，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固定因素。于是，無論統一工人黨還是掌權后的團結工會都提出了角色重新定位的問題，它們在考慮代表“全體勞動者”甚至全民，而不再僅僅“代表一個階級”。

對這一問題，沙夫沒有像維克多那樣簡單地歸之于“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而是給出了兩個原因，近因是制度缺陷導致的黨的特權化，而根本原因則是新技術革命導致“勞動的消失”。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兩人倒是有近似的提法，即改變轉軌的方向。按維克多的說法是“只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才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而按沙夫所言，則是要向“新型社會主義”尋求出路。

至于經濟轉軌，由于在幾乎任何前蘇、東國家它都是“代價最大”、“痛苦最多”的領域，自然也是任何反對派(無論什么“主義”者)都集中指責的領域。由于在多數國家右派與社會黨都曾輪流執政，也曾因此輪流失去了指責的資格，而“新社會主義”者則一直處于批判者的位置。所不同的是，俄共等獨聯體國家中的左派集中抨擊的是原始積累的野蠻性與寡頭壟斷性，而中東歐國家的市場轉軌相對較為規范，所以“新社會主義”者集中批判的不是原始積累，而是自由市場經濟本身。這又引出了他們對“后市場”體制即未來的“新型社會主義”的設想。

“新左派”運動：反資本主義的神圣同盟

與新舊社會黨不同，東歐的“新社會主義”者與前蘇聯地區的俄共一樣對目前的轉軌方向是否定的。但對未來的考慮，兩者卻有很大區別。俄共主流派認為目前的葉利欽體制是寡頭獨裁性質的，因此當務之急是實行“人民民主”，重建社會主義是久遠的事。而東歐的“新社會主義”者盡管也抨擊“右派專制”，但總體上并不否定東歐已實現民主——盡管是“資產階級民主”，因此他們對“新型社會主義”更為關切。

另一方面，俄共要重建的“社會主義”盡管也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但畢竟與舊體制乃至“俄羅斯思想”有更多的聯系。而東歐的“新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則更多地受西方后現代思潮影響，希望實現一種完全不同于舊體制的、建立在全球化而非民族傳統基礎上的“新型社會主義”。有趣的是，盡管經典社會主義強調“國際主義”，但目前的俄共卻是前蘇東左派中民族主義傾向最強烈的。而在擺脫“蘇聯壓迫”后的東歐，民族主義傾向最強的往往是極右翼，社會黨人次之，“新社會主義”者最講國際主義、全球主義，在這點上他們反比俄共“正統”。

雖然東歐“新社會主義”者更迫切希望搞社會主義，但另一個巨大的反差卻是，他們的力量比本國的社會黨和俄羅斯的俄共要小得多。俄共志在問鼎政權，而他們中的多數黨連議會的門檻都尚未踏入。因此他們一方面急于使自己在政治上取得成就，遺憾的是至今成效甚微，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淡化黨與未來社會主義之關系的思潮。尤其是那些學者身份的無黨派“新社會主義”者更是如此，沙夫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沙夫對以往的左派黨，包括共產黨和新舊社會黨都不抱什么希望。他認為：“迄今為止波蘭存在的執政黨之所以成為特權黨，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黨的活動經費由國庫撥款，這就使在黨的機關工作就是一項吸引人的工作；二是黨統管國家干部的任命，使國家干部都控制在黨的手中。毫不奇怪，這兩大保證使黨處于社會的特殊地位。制度變革后這兩大保障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消除了。這就使新型政黨處于一種十分微妙的境地。對于許多人來說，原來入黨可以得到物質保障，也可以晉升到國家的領導崗位。現在呢?這一切都被取消了，入黨還會有吸引力嗎?”

而西方類型的社會黨已變成了一種只談問題不談主義的政黨組織。“它的危機所產生的廣泛后果使人有理由懷疑它究竟還是不是一種社會主義運動(從內容而不是名稱上看)。自二戰以后，作為社會發展的結果，整個左翼力量表現出明顯的右傾化。一些老牌的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它們的革命語句，占據戰前左翼社會主義政黨的陣地，而后者又占領了自由黨的陣地(仍舊表示重視社會問題)，并實際上把自由黨完全擠出政治舞臺。這樣的黨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為西方主流社會希望以它來抵制共產黨的影響，”“正因為左派舞臺上曾經有共產主義力量存在，第二國際的追隨者們才有了存在的意義”。

因此現在需要有一種新型的左派黨，它的存在方式依各國國情會有很大差別，但沙夫認為有三點是必須具備的：“第一，這個新型政黨不再是按照列寧倡導的專政原則辦事的黨，它所實行的社會主義肯定是受人民擁護的(基于全民共識的)制度，這種制度將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礎上；第二，在組織原則方面，它將遵循廣泛的黨內民主原則，給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留有充分自由；第三，至于入黨資格，那將不再是為了獲得私利，而是為了實現理想。換句話說，那種靠黨員的特權吸引人們入黨的動機將完全消失，入黨不再是改善自己的物質條件的手段?！?/p>

最近沙夫又強調，新左派不應當是一個政黨，而應當是一種多元化的運動。“把新左派設想成政黨的想法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恰恰有害”。這與他不久前主張“首要的任務是建立新型政黨”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沙夫現在認為左派運動中無疑應當有馬克思主義組織，但更應當包容當代新興的各種運動，如生態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和革命宗教運動。尤其是后者，目前受到前蘇、東地區共產黨派生力量的普遍重視，從俄共到南共盟，從“極左”諸黨到非黨學者，都主張與之結盟。沙夫認為：“當前，一種與宗教相聯系和以道德原則為基礎的革命的(反資本主義的)群眾運動非常引人注目。在世界上，這類運動的數量日益增多，它對群眾的吸引力遠遠超過了傳統社會主義運動，例如，與天主教有密切聯系的解放神學無疑是拉丁美洲最強大、最有效的革命力量。由部分親伊朗的什葉派運動提出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以及公開宣布親社會主義傾向的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在他的《綠皮書》中所闡述的思想都是這些流派的代表?！?/p>

沙夫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本人無疑可以并應該持無神論立場，但新左派乃至新社會主義運動完全可以包含“親社會主義的”宗教運動，以至原教旨主義運動。他在這方面顯然是走得最遠的。但問題當然不在于馬克思主義者可否包容原教旨主義，而在于就其本義而言原教旨主義就是一種不寬容的神權思想與政教合一主張，它能包容馬克思主義者嗎?

“新型社會主義”與后工業文明

如果說俄共要重建的社會主義，其經驗參考主要來自改革前的蘇聯史和傳統的俄羅斯思想，當代社會批判思潮的影響只占次要地位。那么東歐“新社會主義”者多數都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響，其經驗參考在相當大程度上來自西方當代社會的“社會主義萌芽”。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跨國公司的經濟計劃與新技術革命引起的社會變革，都是他們所關注的。南新共盟主席克爾斯馬諾維奇就是個典型的“東方不亮西方亮”論者，他認為：“不能說社會主義制度失敗了或者未實現，而應該說它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失敗了。許多發達國家在社會主義力量的影響下，使自己的內部關系發生了變化，從而更加接近社會主義的價值。不管某些人喜歡還是不喜歡，現在世界上仍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被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制度下。這個1/3的世界包括中國等未發生劇變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發達社會?！?

東歐新社會主義者大都認為“現實社會主義”的垮臺與舊體制不能適應新技術革命——信息革命有關，但他們也認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的觀點，迅猛的新技術革命潮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變革，從而給“新社會主義”帶來曙光，并且由于技術革命的加速發展，這個過程并不遙遠。克爾斯馬諾維奇稱：“當年世界的科學技術成果是人類難以估計的推動力。據統計有90%的發明創造是近30年來出現的，可以預計今后10年到20年內。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知識將會增加一倍，在舊的關系條件下擁有這種能量，如果沒有對于未來發展的設想，這本身就蘊釀著可怕的文明風險。只有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擁有這種能量，才有可能消除風險。而這種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承擔者，就是擺脫了歷史的羈絆和冷酷的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力量。

但這樣一種“新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樣子，多數人心里并沒有底，尤其是目前仍在向資本主義轉軌而且經濟尚在谷底的狀況如何與技術革命的飛躍和“新社會主義”關系的出現相聯系，更是令人困惑?；谀壳吧刑幱凇皼]有運動的思想”狀態的“新社會主義”者在如此弱小的基礎上如何迎接“新型社會主義”的來臨，更是事關實踐的大問題。一些“左派”的領導人坦承：“目前還未找到對如下問題的答案，即在利潤還未成為基本推動力的社會里，如何既保證有效的生產，又保證沒有剝削，沒有屈從和沒有不平等的公正的社會關系?！?/p>

圍繞這一切進行的探索中，仍以沙夫的研究最為重要，早在80年代末舊體制尚未崩潰時他就在考慮信息產業革命條件下的“新型社會主義”問題。直到1997年他發表《論新左派的必要性》一文，十年內他提出了如下觀點：

1、新技術革命進展出人意料，它有可能把因“現實社會主義”垮臺使社會主義損失的時間大幅彌補回來。30年代波蘭共產黨領導人蘭普曾說：如果以紅軍的刺刀在波蘭建立社會主義，那么它的破產會使波蘭的社會主義推遲三、四代人?！叭欢驗楝F在的事態發展比蘭普預計的要快得多，特別是世界上一場新的工業革命正在迅猛發展，這個時間可能大大縮短。

正是在這個時期，世界向新型社會主義(這個新制度的名稱是否再叫社會主義并不重要)發展的步伐亦將加快。這樣的社會主義肯定會到來，而且不會繞開波蘭。所以，我們從現在就要孜孜不倦地努力迎接新型社會主義”。沙夫估計，盡管波蘭“今天暫時還處在‘第三世界’行列中，但只需20-30年，新技術革命就會使她“勢必走上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共同走的道路，即通向新型社會主義的道路?！彼麨榇舜舐暭埠簦骸?0-30年時間很快會過去，我們再也不能錯失良機?！?/p>

2、新技術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正在消亡”。由此將引發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全方位變革：隨著藍領工人階級的消失，繼之而起的白領階層并不像有些人講的那樣是什么高技術時代的新型無產者。因為在新時代知識就是資產，白領知識階層便是有產者、中產階層。無產階級、剩余價值等概念將會消失。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提供的技術手段與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也將使“科學的計劃”成為可能和必須，“自由市場”體制將不可存在。

3、勞動、剩余價值、無產者的消失改變了“剝削”的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消滅了社會矛盾。“因為這里不存在剝削人的勞動。但是卻可以產生許多剝削人的新形式，盡管對人的勞動的剝削將隨著這種勞動的消失而消失。技術革命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將尖銳化，充分就業已經成為歷史，采用現代化、自動化技術決不意味著增加就業機會，而是減少就業。西方國家的結構性失業正在日益嚴重，歐洲聯盟經濟理事會已經通過決議，要在歐盟成員國中實行最低收入制。已經拋棄現實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將逐漸向這個方向發展。

4、然而沙夫認為，在現行資本主義體制下用社會保障來對付結構性失業是行不通的。借助縮短工時，并把由此獲得的富余就業機會在無業者中間重新分配的辦法來解決結構性失業，只是一種治標之策，并沒有觸動問題的根本原因。甚至更加激進得多的做法，如歐共體開始實行的不管工作與否保證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不是解決辦法。從失業者的短期利益來看，這種措施顯然值得稱贊，但它不解決真正的問題，因為一旦由此產生的負擔變得龐大時，即使最富有的社會也無法承受。此外，如果在較長時間采用這種措施，對社會、尤其是對年輕人恰好是有害的，它將成為敗壞年輕人的最佳途徑，并會引起社會的道德敗壞。

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發展一種“產生社會公益的就業”(而不是產生利潤的就業)，也就是一種新式勞動，它以另一種方式從社會那里獲得資金來源。這就需要新的社會產品分配制度，以便為那些被自動化和電腦化排擠出傳統勞動的整個社會邊緣大軍提供資金保障。從而也就產生了一個“集體經濟的因而在實際上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

5、這就要求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因為只有當逐漸消亡的雇傭勞動被由社會給予適當報酬的就業代替時，人們才能應付現代轉變的要求。這是一場改造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為社會所必需和認可的就業文明的轉變。作為第一步，社會必須至少采取兩方面的具體措施：1、保障不再從事雇傭勞動(這是與失業不同的概念)的人們具有適當的生存手段；2、為人們提供有益的社會職業以取代傳統的雇傭勞動。同時這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也不僅是發達世界的問題。因為第三世界到2000年將擁有世界人口的85%，那里的結構性失業具有爆炸性，“不對全球財富進行重新分配，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還會面臨一場全球災難?！币虼?，“新型社會主義”一旦發生，便是全球性的。

6、新技術革命一方面導致了“小就是美”和高技術個體生產的可能，一方面造成了宏觀經濟計劃的必要，在此基礎上公與私、計劃與市場的矛盾將不存在，由此產生的不是個“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個“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走上這一社會的動力及所要求的左派組織也將與傳統大不相同。

但沙夫也指出，“新型社會主義”并不是個必然的自發的過程，因為解決新社會矛盾“并不必然發生在民主的基礎上，并通向社會主義。從今天的條件看，它也可能打著極權的民粹主義旗號，采用某種法西斯主義形式”。轉變過程中行動者的自覺的政治態度將決定轉變的最終結果，這也就是“新社會主義”者們的使命所在。

總之，作為“沒有運動的思想”，東歐“新社會主義”者的理論探索是認真的，但能否與實踐相結合并接受檢驗，就要看今后的歷史進程了。

三，　東歐左派運動的三個階段

劇變前的政黨類型和新黨產生的途徑

劇變前東歐的政黨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蘇聯、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為代表的一黨制國家。這些東歐國家除阿爾巴尼亞外在戰后都曾出現過多黨制。如匈牙利在戰后的1945年舉行的首屆國民議會選舉，是小農黨獲得多數而組閣。在這一屆政府中，其他三黨人數的總合才與小農黨持平(小農黨占9人，共產黨4人，社民黨4人，農民黨1人)。1948年在蘇聯與共產黨情報局的壓力下，匈牙利社民黨合并入共產黨，其他黨被取締，成為共產黨一黨制國家。羅馬尼亞的情況與匈牙利基本類似，只是在歷史上社民黨的力量大于共產黨，兩黨合并以后，共產黨進行大規模清黨，以“純潔黨的隊伍”為名，把近20萬原社民黨黨員而掃地出門。

在這種狀況下，雖然被取締的政黨在組織上不存在了，但其主張和影響并未消滅，有的政黨地下活動屢禁不止，這說明它們有不少擁護者和外圍同情者，因此一碰到適當的時機這類組織便能很快破土而出，形成規模。

捷克與匈、羅有所不同，捷克在歷史上是東歐諸國中唯一真正具有左派傳統的國家。在戰前的絕大多數時間里，社民黨都是聯合執政黨乃至主要執政黨，第一共和國的前后兩位總統馬薩里克和貝奈斯以及總理突沙均為社會民主派人士，捷共則是東歐唯一的在蘇軍“解放”以前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擁有巨大影響的黨。在20年代中期它就是國內第二大黨，1925年大選中得票率超過社民黨而幾與第一大黨農民黨相當，亦即93.4萬票對97萬票，1928年捷共擁有15萬黨員，比法共多2倍，比英共多29倍(而捷克人口僅及英法的1/3)。戰后第一次選舉，捷共在大選中獲勝，組成由捷共領導，社會黨、人民黨、自由黨和斯洛伐克復興黨參加的聯合政府，該政府持續到1948年。當年捷克發生了過去被稱為“革命”而如今被稱為“共產黨政變”的二月事件，其他黨派被取消。捷克從此便進入捷共獨家掌權的局面。

第二種類型是以波蘭、民主德國和保加利亞為代表的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波蘭合法存在的有三個黨：波蘭統一工人黨、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雖說是三黨“聯合執政”，但統一工人黨的“老大”主導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它對國家發揮領導作用，其余兩黨服從統一工人黨的指揮。保加利亞也不例外，保加利亞共產黨從1946——1989年一直同農民人民聯盟聯合執掌國家大權，但在歷屆國民議會和各級政府中，農民人民聯盟盟員只能作為配角擔任副職。民主德國是以統一社會黨為領導，由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民主農民黨、國家黨參加的多黨合作，這五黨從1949年建國起一直執政到1990年3月人民議院大選。

這兩種政黨制度的共同特點是兩個一元化：黨外政治一元化，即國家由共產黨領導，一些國家雖然名義上為多黨合作制，但在人民民主時期結束以后，當時的大氣候再加蘇聯的“看管”，民主派只能起陪襯和附庸作用，很難有所作為。蘇共20大后，東歐各國開始探索符合本國發展的道路，民主黨派曾一度活躍，在50-60年代的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德國工人起義等運動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同情者和擁護者。但這種狀況只是社會中涌動的一股暗流，很多還沒有浮出水面，就在本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威迫干涉下夭折了。至于黨內政治一元化則很好理解，自從布爾什維克的政黨組織模式確立以后，它便成為各共產黨效仿的榜樣，戰后東歐共產黨逐步克服第二國際的影響，洗刷“社會民主黨習氣”而成為“蘇式黨”，不允許黨內有派、要求黨員對組織絕對忠誠，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黨紀約束是十分嚴格的。

1989-1990年的蘇東劇變使這兩類的政黨體制都崩潰了，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新一輪政黨。它們是通過4個途徑產生的。

1.民間的反對派力量。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公民民主黨、保加利亞的民主力量聯盟、烏克蘭的魯赫、立陶宛的祖國聯盟、阿爾巴尼亞民主黨、匈牙利的民主論壇等皆屬此類。

2.由共產黨內的派別演變而來。80年代后期在國際大氣候的推動和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影響下，東歐各共產黨內就如何看待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如何評價本國戰后的歷史事件和如何選擇改革道路等問題上發生公開的激烈爭論，黨內高層領導之間的分歧被公之于眾，黨內很快形成“橫向結構”的不同派別組織，劇變后這些派別便演變成“后共產主義”時期的新政黨。東歐各國的新社會黨和傳統左派組織概出于此。

3.原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派宣布脫離共產黨。前述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國家都發生了這類情況。劇變發生后，波蘭農民黨、民主黨、保加利亞農民聯盟、東德的四大參政黨均迅速倒戈或獨立，在原有的基礎上擴大勢力，或投入右派陣營或作為一股獨立力量在本國的政治舞臺上發揮作用。4.歷史黨的重建。在40年代共產黨和社會黨合并時以及取締其他黨派時，一部分不愿歸附共產黨的人流亡西方，1989年以后他們回國“重建”，與國內的一些“同情者”合流，再次成為各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力量。如捷克社民黨、羅馬尼亞社民黨、小農黨、匈牙利小農民黨、社民黨等。

通過以上4種途徑產生的這些政黨的政治色彩有傳統保守派(宗教保守派、民族主義保守派)、自由主義中間派和傳統左派以及新左派(新社會黨)。但它們都基本上建立了一種黨內和黨外的雙重多元化政治，也就是沒有法律上規定的領導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允許多黨競爭，黨內允許存在不同派別，甚至有時還會產生議會黨團，黨內自身也比較松散，沒有嚴格的紀律約束，即形成一種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政治格局?！?/p>

灰燼中的新生：左派運動的第一階段

從1989年至今近十年的整個形勢看，東歐左派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989年東歐劇變到1992年為第一階段。該階段政治鐘擺大幅度向右擺，出現反共大聯合的趨勢，各國出現多米諾骨牌向右倒的政治變動，東歐的社會主義體制相繼崩潰，在劇變的塵埃飛揚之際，各國彌漫著一種反共的非理性情緒，以人劃線、以“關系”劃線和追溯歷史淵源的做法掩蓋了各國所謂“共產主義后”勢力內部的意識形態分歧，“破除舊體制”方面的一致性掩蓋了“建立新體制”方面的不同見解。這一時期，一方面小黨林立(截止到1992年，已注冊登記的政黨和組織在波蘭有200多個，在匈牙利有52個，羅馬尼亞有83個，俄國有100多個，捷克有153個，只有800萬人口的保加利亞竟有180多個)，另一方面右派獨大，各國大都出現了舊體制的各種各樣的反對派大聯合陣營，包括波蘭團結工會、捷克公民論壇、羅馬尼亞救國陣線、保加利亞民主力量聯盟以及俄國反對1991年8.19政變的陣營，都是具有形形色色思想的人的反共大聯合。“主義”的分野在這一時期遠不如與前權力結構、乃至與前權力結構的某一代表人物的敵友關系來得重要。意識形態對于這種反共統一戰線內部各派反對舊體制的激進程度并沒有什么直接影響，也就是說，在這個陣營內的一些社會民主派有時會比保守派更加反共。

在捷克，“重建”的社會民主黨與奉行基督教保守主義的右派人民黨等聯合要求取締已宣布奉行民主社會主義并與過去決裂了的捷共，反而是向來與“左派”無緣的哈韋爾出面反對這種報復主義的主張。在前民主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些組織聲明他們與基民盟是競選中的對手，而與民主社會主義黨(社會黨化了的“前共產

黨人”組織)則是不共戴天的“敵人”！相反地，由實際上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前共產黨人”領導的羅馬尼亞救陣在武力推翻齊奧塞斯庫政權的“十二月起義”中得到了包括右派在內的歐洲各國主要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而不久之后“重建”的羅馬尼亞社民黨又與持右派立場的其他幾個“歷史黨”一起結盟向執政的救陣——社民黨發難。除了執政黨的“前共產黨人”“出身”外，羅馬尼亞社民黨(歷史黨)并沒有為這次發難提出什么意識形態方面的理由。保加利亞的社民黨(歷史黨)也是不依不饒地要求“清算”保共“罪行”而遭到當時的總統、民盟主席團團長熱烈夫的反對。

對“歷史黨”整“前共產黨人”這一現象還比較好理解，一來當年他們挨整下臺，流亡國外，現在回國泄憤，總算還有個說法，二來這也是政治操作中爭奪領導地位的需要。但還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原來舊體制下某些政黨表面看起來鐵板一塊、反對派力量很小或幾乎沒有，在這些地方，一旦形勢逆轉，“前共產黨人”受到的非理性迫害就越極端，而且這些迫害甚至往往來自共產黨內部，或者說是“前共產黨”的個人，這是因為在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里，舊體制下的黨內斗爭本來就比多黨制的黨務糾紛更殘酷，劇變后一些掌權的“前共產黨人”舊習未改，迫害起“前同志”來自然比自由派更“內行”。還有，在反對派有長期活動基礎的國家，不太需要在劇變過程中用極端的作法來為自己樹立形象，而在共產黨一統天下反對派沒有資源積累的地方，人人帶著面具生活，無法真實地表現其信仰、思想和立場，而條件一具備就會出現嘩眾取寵的局面，大家都爭相以極端行為來表現自己，就會在體制內涌現出大批體制的反對者。這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羅馬尼亞的十二月事件和羅共要員在左派執政下的遭遇。

這期間東歐各國都舉行了劇變后的第一次議會大選。這時原共產黨的合作者紛紛離開。與保共有43年合作歷史的保農民聯盟宣布不再接受保共領導，波蘭農民黨和民主黨議員團也急忙與波統一工人黨劃清界限，以顯示其獨立性。原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青年團、婦女等組織也紛紛獨立，宣布脫離共產黨，不再是黨的助手和后備力量而另立山頭。在這種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共產黨或其后繼組織孤軍備戰，幾乎均慘遭失敗。1989年6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允許競爭的議席中第一輪創下零的記錄，只是在照顧性的選舉中方才補足了自己應得的席位，波黨推舉的35個候選人原以為都曾是黨內德高望重的領導人而無競爭對手，卻始料不及的幾乎全部落選。1990年3月前東德舉行了“58年來的第一次自由選舉”，民社黨得票率為16.33%(65個議席)，社民黨稍高，為21.84%(87個議席)，在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后，社民黨進入執政聯盟。匈牙利社會黨在1990年4月的大選中只獲得8.55%的選票，雖進入議會，但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愿與其組閣，社工黨因得票未達到4%而無法進入議會。社會黨主席涅爾什公開承認社會黨的失敗，說它在執政40多年后成為在野黨，下一步它將成為“建設性反對派”。在同年6月的捷克議會大選中，捷摩共在聯邦議會兩院中分別獲得13.6%和13.7%的選票共占47個席位，成為議會中最大的在野黨，捷社民黨因未獲得5%的選票被阻擋在議會大門外。

羅、保、阿三國的左派在1990年5月-1991年3月的選舉中得票率較高，分別獲得67.02%、52.75%、67.2%的比例。可惜好景不長，保左派取得劇變后第一次大選勝利，社會黨占有400個議席中的211個席位，在當時東歐國家是少有的，但因領導層軟弱無力，不敢面對現實，只想依靠西方的力量，結果在上臺60天以后，拱手交出政權。到1991年10月的提前選舉中，保社會黨的得票率比1990年下降19個百分點，獲33.14%，最終也變成一個反對黨。阿勞動黨在首次多黨選舉中的250個議席贏得168個席位，但黨政要人全部落馬，獨立組閣22天后被迫辭職，1991年6月4日結束了47年來阿勞動黨一黨執政的歷史，一個星期后，阿第一屆多黨聯合政府組成，在新政府的24名成員中左派與反對派各占一半。羅馬尼亞的情況有些特殊，如前所述，反體制的力量主要從體制內產生，救陣原本就是羅共黨內的改革派，它又是十二月事件的主導者，加之選舉前與20多個政黨達成協議，組成全國聯盟臨時委員會，得票率很高是意料中事，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

在這初次的自由選舉中，對立情緒嚴重，非理性的行為蔓延，街頭景觀猶如我國文革早期，動輒召開幾十萬人的群眾誓師大會，兩派群眾的街頭辯論、相互謾罵甚至沖突都時有發生。雙方都不擇手段地攻擊對方的候選人，街頭張貼的候選人照片或被亂涂亂畫肆意丑化，或打叉挖掉眼睛鼻子，至于要求從候選名單中劃掉某某人的宣傳車聲音更不絕耳。1990年筆者在華沙最繁華的大街上就看到兩幅針鋒相對的大標語，一幅是“同左派聯盟在一起最牢靠”，另一幅是“讓我們永遠同團結工會在一起”。

但這種現象只維持了很短一個時期，劇變一旦成為現實，右翼浪漫主義很快就消退，這種反共的右翼統一戰線就解體，一時間各小黨林立，進入群雄爭霸的局面。因為沒有任何一個黨在政治生活中能取得優勢，于是就出現多黨聯盟，但聯盟內黨派很多，利益難以協調，一些小黨搖擺不定，一會兒合并，一會兒獨立，使這一階段的政治特別不穩定。這時東歐各國重建的“共產主義后”政黨，迫于當時的反共狂潮的壓力，向右擺的幅度也很大，這里面帶有為保全力量不得已而為之的妥協性、權宜性和過渡性。

“左派復興”：左派運動的第二階段

從1993年-1995年是東歐左派經歷的第二階段——“左派復興”時期。其實這個過程從1992年11月的立陶宛大選中就拉開帷幕。在這次選舉中由立陶宛共產黨改名的勞動民主黨在大選中贏得141個席位中的80個，成為第一大黨上臺執政，該黨主席布拉藻斯卡斯任國家總統。1993年9月波蘭社民黨與全波工協結成的左派聯盟，在兩院選舉中各得37%的席位?！皥F結工會”在眾議院未得一席，在參議院僅獲9席。同年12月俄共在杜馬選舉中在450席位中得65席，成為僅次于俄國選擇和自民黨的第三大黨。1994年3月，烏克蘭左派三黨共得450個席位中的118席，成為最大的議會黨團，烏社會黨主席莫羅茲任議長。5月匈牙利大選，社會黨獲得54.24%的選票，遙遙領先于其他各黨，由原來國會中排名第4位的反對黨一躍成為第一大黨，社會黨主席霍恩·久拉任總理。6月德國民社黨在德國東部的議會選舉和地方選舉中得勢，得票率超過兩德統一后的任何一次選舉。12月保加利亞社會黨在大選中獲得44%的選票，組成了以社會黨主席維德諾夫為首的中左政府，而羅馬尼亞、新南斯拉夫與斯洛伐克的梅恰爾政府本來就屬于左翼。因此東歐大多數國家又處在“前共產黨人”統治下，一時有“向左倒的多米諾骨牌”之說。

進入1995年后東歐左派又取得新進展。3月6日波蘭左派政府易人，社會民主黨的奧萊克西接替農民黨的帕夫拉克出任總理，使該黨由“后臺老板”正式走上前臺。11月19日，波蘭總統選舉，社民黨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又以微弱多數擊敗東歐劇變的明星人物瓦文薩，從而在波蘭形成了議會、政府、總統都由“前共產黨人”控制的“紅三角”。在東歐其他國家，左派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甚至在中、右派勢力最大、左派歷史包袱最重的捷克和阿爾巴尼亞兩國，左派在野力量也在壯大。以M.澤曼為首的捷克社民黨在1992年大選中得票率僅6.5%，而1995年4月民意調查中它的支持率已達23%，與執政黨公民民主黨27%的支持率相差無幾。阿爾巴尼亞社會黨的力量也在越過谷底，1995年的一些地方性選舉中其候選人曾擊敗執政的民主黨對手。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東歐與獨聯體各國雖然都存在著“左派復興”現象，可“左派”的構成有很大區別，前東歐地區的“左派”主體是社會黨，尤其是經共產黨“改建”的新社會黨，民族主義左派僅在塞爾維亞占主流。而獨聯體正相反，社會民主力量弱小，民族主義化的共產黨在左派陣營中起主導作用。這兩個地區的所謂“正統派”共產黨也差異很大。前東歐一些以反對社會黨化而被稱為“正統派”、“極左派”的組織，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黨、波蘭共產主義聯盟(無產階級)，其綱領都有許多與過去決裂并吸收社會民主成份的內容，如不提列寧主義，放棄民主集中制，宣布自己為“左翼民主黨”并強調人道主義等等?？梢哉f它們在綱領上甚至比俄國的一些宣布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如勞動人民社黨)還要社會黨化，而在俄國，“正統派”共產黨主要是斯大林主義者。

由于東歐的“左派復興”實際上主要是新社會黨的復興，正統派共產黨及其他類型左派并無明顯復興趨勢，而在這種復興中受打擊的又主要是右翼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而不是中派自由主義。因此“復興”的綜合結果就十分清楚；它趨向于形成一種多元化政治中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二元為主的格局。而這樣一種格局無疑正是西方議會民主制中最典型的兩黨制格局。通過這種復興，劇變后出現極右專制的危險得以大減，而劇變前的舊體制復歸的可能性并未增加多少。顯然，這樣的局面并不意味著劇變后東歐的轉軌方向有所改變，甚至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轉軌，而它給東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尤其是新社會黨人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左派復興”的主要原因是東歐轉軌不順利所造成的痛苦，然而這又形成了十分矛盾的局面，在轉軌緩慢、痛苦延長的情況下左派較容易上臺，但上臺后要承擔轉軌的責任，日子往往不好過(如匈牙利)。而在轉軌堅決、痛苦已經過去的那些國家，左派可能難以上臺(如捷克)，但是一旦上了臺，日子就會比較好過(如波蘭)。在臺上的左派又會同樣經歷反對派的嚴峻考驗，形成“上臺容易執政難”的局面，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左派上臺后的威望都比上臺前有所下降。這是因

為左派復興與其說是左派的成功，毋寧說是右派的失敗。雖然左派政黨的確不斷得到恢復壯大，并獲得選民信任，但這并不表明左派力量的成熟。因為從東歐上臺的左派看，大多是在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實踐威信掃地的情況下，抓住民眾的求變的心理以強有力的批評贏得選票，而不是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抉擇，在個別國家左派甚至還沒有作好接替政權的準備，更少從事思想和理論建設。在這種情況下，就為下一輪右派上臺提供了基礎。

另外，從表面上看，似乎前東歐與前蘇聯地區都存在著“左派復興”現象，應該能拉近它們的距離，然而實際上東歐“回歸歐洲”的進程仍在繼續，而它們與俄羅斯和獨聯體其他國家的距離卻拉開了。所有東歐國家加緊努力向歐盟、北約靠攏，并對俄國阻撓北約東擴表示不滿。這無疑也會拉大東歐左派與俄國左派的距離。如果東穩定地建立了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二元格局而俄國卻出現右翼保守主義與俄共這兩種民族主義傾向的“右左”格局，那么雙方的距離就會更大。這時的歐洲有可能出現類似“凡爾賽體系”以后的那種進程，即“協約國(歐盟)擁有一大批小兄弟而把“魏瑪共和國的德意志(俄國)”團團圍住，而“魏瑪共和國”在內外交困中動蕩不寧、遲遲上不了正軌的結果是民主制基礎漸被淘空，極端主義情緒不斷滋長，最后，由“第三帝國”取代魏瑪民主制并立志要向西方報復。

在“左派復興”過程中，東歐左派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1.民族主義弱化。與右翼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在“左派復興”中受到抑制相應，東歐左派中的民族主義傾向也有所消退?！白笠砻褡逯髁x”在東歐歷來不成氣候(這點與俄國相反)，但前南地區是個例外，塞爾維亞社會黨在民族主義色彩方面類似于俄共。然而在1995年隨著塞爾維亞社會黨政府與波黑塞族領導人關系的破裂，在波黑問題上向國際社會妥協，波黑塞族強硬派日益向塞爾維亞右翼民族主義反對派靠攏，塞爾維亞社會黨的形象已有很大改變，民族主義色彩漸消，民族主義旗號逐漸移到右翼反對派手中。隨著新南斯拉夫爭取重返國際社會的步伐，塞爾維亞社會黨也在強調要重返社會黨國際大家庭。它正從更像俄共變得更像東歐一般的社會黨。

2.舊社會黨興起。舊社會黨開始有不俗的表現。1994-1995年“左派復興”主要為新社會黨所專美，各國舊社會黨并無多大起色，而在1996年里隨著捷克社會民主黨力量的增強并成為最大在野黨，直至1998年6月大選獲勝，捷舊社會黨成為東歐第一個執政的歷史黨。

3.社會黨國際敞開大門。社會黨國際對新、舊社會黨的態度發生很大變化，使東歐新、舊社會黨的矛盾比以前明顯緩和。社會黨國際1992年19大時基本上只承認舊社會黨而排斥新社會黨。為了在當時歐洲的反共狂潮中顯示出自己的清白，它聲明對“前共產黨人自稱為民主黨人或社會黨人”“普遍持懷疑態度”，并表示在這個“混亂時期”它只能與那些“與社會黨國際抱同樣見解和價值觀的社會民主黨(實際上主要是指舊社會黨)加強團結?！钡请S著此后兩年的左派復興與新社會黨的東山再起，社會黨國際明顯地調整了政策。1994年12月社會黨國際理事會特地在匈牙利布達佩斯開會并發表“關于中歐與東歐的聲明”，表示“既支持已經成為國際成員的那些黨，也歡迎眾多受民主社會主義原則影響并且已經要求與社會黨國際建立關系的黨派和運動”，以便“加快社會民主主義力量為形成統一和有凝聚力的運動而進行的重新組合”。這個聲明顯示出社會黨國際經過幾年

猶豫后已決定向各國新社會黨敞開大門。

4.左、右派矛盾凸現。在劇變之初的反共狂潮中，許多國家的舊社會黨曾加入反共的右派統一戰線組織。隨著這種狂熱的退卻，這些黨又陸續退出那種統一戰線，使左、右派的矛盾再度凸現。因此在1994-1995年間東歐的左、右派距離拉大。劇變塵埃落定后，經濟轉軌成為社會焦點?！靶菘恕笔。洕?，人民普遍感受到要承擔的巨大代價，漸生“懷舊”之心，社會思潮又開始向左轉，政治鐘擺也隨之回落左擺，社會民主黨強調民主、公正、平等，強調勞動者權益、社會保障與公共福利這些傳統左派價值趨勢于主導，這是導致“左派復興”的重要原因，也是劇變后左派宏揚自身價值第一次突出表現。此后左派作為公正改革的代表和平民階層的立言人的地位突現，而與右派在意識形態上保持對立。

5.左派內部派系斗爭日顯。隨著新、舊社會黨區別的淡化，各黨內部派系斗爭上升，尤其是在東山再起的幾個大黨中，當面臨重大選擇時，黨內分歧便表面化了(這一特點涉及內容很多，我們將辟專題論述)。

這一時期從政黨組成的表現形式看，大多數國家逐漸從多黨林立而走向兩邊獨大的局面。這兩邊在一般情況下是自由主義政黨和社會民主黨。比如捷克的公民民主黨和社民黨(歷史黨)、保加利亞的民主同盟和社會黨、阿爾巴尼亞的民主黨和社會黨、羅馬尼亞的民主協議會和社民黨(新社會黨)等。也有另一種情況，就是左派陣營形成一黨為主的形勢，而右翼陣營仍是群雄并立，缺乏一個核心黨，比如波蘭、匈牙利、俄國都是這種情況。左派勢力由共產黨或共產黨演變成的新社會黨唱主角并團結一些左派小黨，右翼方面則包羅有保守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等的一些歷史黨、現代黨基礎各不相同的大雜燴，它們因錯綜復雜的利益要求和矛盾而形不成一個核心。俄民主派代表人物蓋達爾說：“真正的黨在俄國還很少，其中最強大和有活動能力的團體是共產黨。民主派也有自己的組織，但組織結構松散，沒有嚴明的紀律”。亞夫林斯基也說：“目前，無論是‘亞博盧’聯盟還是‘政權黨’都沒有形成真正的政黨”，“充其量是兩種現實的、無定型的不同社會力量的組合，是利益的組合”。7 在這種情況下，右翼要么難以掌權，要掌權則更多地靠領導個人的魅力。但從發展趨勢看，這一翼經過不斷地分化組合，也會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大黨。到那時東歐政治演進的基本格局就會形成議會民主制下兩黨輪流坐莊的穩定局面，政治鐘擺在這兩翼來回擺動，即類似于西歐的政黨政治。

“東歐西行”：左派運動的第三階段

從1996年開始至今，東歐左派政黨的演進邁入第三階段——“東歐西行”8時期。所謂“東歐西行”有兩種理解：狹義是指東歐國家又在向右轉，右翼勢力再次成為國家的主導。另外從更廣義的范圍說，是指東歐“歐洲化”，與西歐的距離縮短，變得更像西歐類型的國家——即使左派仍然掌權，這種左派也屬于“西方化的”左派了。

這種說法起因于與1993-1995年的左派復興勢頭形成鮮明對比的1996年，在這一年中左派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立陶宛等國的大選中連連失利。

先是保加利亞的民盟利用社會黨內部的混亂及其左派政府內外交困的局面，在6月的總統選舉中獲勝，社會黨以比民盟少70萬張的選票數額敗北，民盟的斯托揚諾夫當選總統。緊接著到1997年4月19日的議會選舉中，社會黨比上屆議會減少69個席位，成了議會中的少數。立陶宛右翼的“祖國聯盟”在議會大選中獲勝，維陶塔斯·蘭茨貝吉斯“轉了一圈又回來了”。羅馬尼亞的社民黨與保加利亞社會黨的命運相同，在議會和總統選舉中連續被挫敗，先是民主協議會以僅高出社民黨1個百分點的微弱的勝利成為議會中第一大黨，11月其領袖康斯坦丁內斯庫取代了從1989年后就一直任總統職務的伊利埃斯庫，政府也全部易人，形成“白三角”。阿爾巴尼亞民主黨以操縱和舞弊行為取得議會和地方選舉的勝利，原本是為貝里沙1997年6月29日的總統選舉鋪平道路，但假集資活動作為導火線釀成滅頂之災，左派力量才在總統選舉中取得勝利。與東歐同屬前經互會的蒙古在1996年7月的議會選舉中，以蒙古民族民主黨為主體的“四黨聯盟”一舉奪取76個議會席位中的50個，從而使執政長達70多年的蒙古人民革命黨淪為在野黨。

1996年6月在俄國總統選舉中，葉利欽獲勝。1997年波蘭的第4次議會選舉格外引人注目，“團結工會選舉聯盟”在左派政績不凡的情況下以33.83%的得票率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叵肫?993年9月左派聯盟以37%的選票高中榜首時的情景(1997年9月左聯獲27.1%的選票)，真有種輪回的感覺。同年6月克羅地亞民主共同體在前一年議會大選獲勝后，黨首圖季曼再次當選為總統。這一年斯洛文尼亞威望很高的米蘭·庫昌由右翼的自由民主黨提名又一次當選為總統。1998年5月匈牙利議會選舉，青民盟、匈牙利公民黨以微弱優勢擊敗上屆執政黨──匈牙利社會黨。

有人用“右派復興”來概括這一時期東歐政治進程的方向。的確，從選舉結果看，原來左派占優勢的地方，右派正在卷土重來。1994-1995年能用“左派復興”來描述，現在也可以換一種方向來概括。不同意或不愿采用這一說法的人，認為這只不過是東歐局部地區小范圍的“向右偏移”或“微調。理由是從更廣的范圍看，也有些右派統治一直比較穩固的地區，卻出現了左派復興的苗頭。例如，1996年底摩爾多瓦的總統選舉中，中左的前議長盧欽斯基(民主農民黨領導人)獲53%的選票取代斯涅古爾當選為總統。盧欽斯基雖是作為獨立候選人參加選舉，但從他曾任蘇共宣傳部副部長、摩爾多瓦共產黨第一書記的經歷中就可以判斷他的價值傾向。斯洛文尼亞1996年11月的議會選舉中，原來執政黨的自由民主黨得票率為27.01%，占25個席位，在議會中淪為少數，而左派參加的競選聯盟則地位上升。1997年6月阿爾巴尼亞社會黨在議會選舉中一舉奪得155個議席的98席，成為第一大黨。1997年7月米洛舍維奇修改憲法后當選為南聯盟總統，同年12月，塞爾維亞社會黨提出的新總統候選人米盧蒂諾維奇(外

長)以多數票當選為塞爾維亞總統。捷克左派的社民黨地位不斷上升，在1996年6月的大選中社民黨獲得的選票比上屆選舉增加3倍以上，公民民主黨僅以3.18%的優勢略勝以澤曼為首的社民黨，雖然沒有達到政權易手的程度，但是作為對以克勞斯為首的新政府支持的條件，社民黨領袖議會，成為新的權力中心，使捷克在中歐國家中不再是“由右翼掌握全部大權的孤島”，到1998年6月，捷社民黨終于獲勝，使捷克在50多年后又“恢復了真正的左派傳統”。。

其實，在東歐風云突變的政治組合中，意識形態色彩已大大削減。在這些國家里，他們自己已經不再使用“左”“右”的概念，在他們看來，一個政黨執政幾年，積累些不滿情緒，換上另一個政黨對兩者都有好處，前者可以反省思過，調整策略以求東山再起，后者也嘗嘗“當家方知柴米貴”的滋味。這種輪換只不過是東歐政治鐘擺的正常擺動，沒有任何可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完全應該以平常心視之。何況就是在東歐前幾年的“左派復興”中，“興”的也不是昔日的“社會主義”。左派掌權既不說明懷念過去的革命和建設，也不是要偏離市場經濟和拋棄民主化進程，更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回潮”和“復辟”。一些東歐學者就很反感我們使用“左派復興”、“紅三角”、“社會主義勢力”之類的概念，認為這些陳舊的表達與東歐現實不對路，有一定的誤導性。我們長期形成的思維方式、傳統觀念以及研究方法，往往側重意識形態，總習慣以自己的好惡作簡單的非此即彼的判斷，或者以執政黨的色彩對國家性質做區分。孰不知這些年東歐國家都在向中間靠攏，國家利益至上，實用主義盛行，操作技巧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意義。單憑口號、綱領是不足以對一個政黨的性質下定義的，有些黨為了得到更多的選票往往具有表演成份。

大致而言，選民投右派的票，并不一定是相信右派的思想，而是不滿意左派政府的政績，選民投左派的票也同樣如此。這些年的實踐表明，靠意識形態因素當選的候選人在職業素質上不如其他候選人。早在1993年波蘭社民黨在議會大選獲勝后當時的社民黨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就向記者表示：如果我們黨內有人認為，我們的勝利將意味著恢復“現實社會主義”，那么應當將他們立即開除出黨，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人，而是因為他們如果不是白癡就是瘋子。從我們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無論在組織上，還是思想方法上，社民黨與原來的統一工人黨都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必須改變以往那種只看政治態度不計個人才能的做法。左派上臺后也不對團結工會搞“報復”，而是應注意保持政策的延續性和一貫性。評論界也認為，看待現在的選擇結果“只用紅白兩種顏色是不對的”。 選民們今天比任何政治家都英明，他們在選舉自己的領導人時首先想的是，這個人在領導崗位上能做些什么。人們對政黨之間的冷戰已經厭惡， 對國家的經濟狀況和問題已看清楚了，誰發展經濟就支持誰上臺，老百姓更多關心的是過日子，而不是哪個政黨執政。

由此可見，1996-1998年所謂的“東歐西行”并不意味著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或廣義上的左派思想繼劇變之后又一次受到多么大的挫折。實際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正如我們在“左派復興”一節分析的，在前一個輪回中，越是政局不穩、經濟狀況惡化，左派就越容易獲勝上臺，而上臺后要挑起前任的“爛攤子”、要承擔轉軌的痛苦，日子會很不好過，在臺上的左派又會同樣面臨反對派挑戰的考驗。這樣，或者左派在上臺后經過“艱苦闖關”，威望雖大幅度下降，但尚能取得選民的諒解而最終保持住執政黨的地位；或者在經濟危機面前束手無策，逐漸喪失民眾的信任，而最終淪為在野黨。

另外，左派上臺前作為議會民主制下的反對黨，在政治操作上必須與執政黨唱反調，或者至少保持距離，維持批評者立場，然而左派上臺就面臨角色轉換。他們在野時作的種種許諾，上臺后根本無法實現；他們在野時所抨擊的許多政策，可能正是他們上臺后“別無選擇的選擇”。因此，在經歷這樣一個輪回后，左派政治家也懂得了“批評容易當家難”的道理。他們領悟到，在議會政治中以開“空頭支票”的方式獲勝上臺后，若仍像當政前那樣只靠嘩眾取寵的花架子，沒有切實可行的治理方案，不去履行執政者的社會職責，必然難逃再度下臺的厄運。例如，1994年匈牙利社會黨以反對“休克療法”上臺，在執政期間不得不搞更嚴厲的“博克洛什緊縮法”。1996-1998年捷克社民黨高舉福利主義的旗幟，許諾上臺后要解決住房、教育、醫療、退休金和子女補貼問題，但正如評論家所看到的“在目前已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下”，左派上臺后就會發現，“他們很難兌現競選綱領中的承諾”。實際上，捷社民黨也知道，克勞斯政府取消國家對醫療的補助，不再普遍發放子女費和高校收費等等政策是大勢所趨，是不得已的作法，這和主義“并無關系”。

在轉制過程中， 要變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地方、部門、個人分權的市場經濟，就必須重新進行資源配置和社會財產再分配。在這個過程中，能否治理腐敗并與前體制營私舞弊的權貴私有化劃清界限，直接影響著左派執政黨的形象。許多左派政府雖然對此高度重視，不但出臺了“陽光法”，還把“社會公正”問題列為頭等大事，但在掌握資源配置的權力機關和一些執法部門，依然不斷滋生腐敗現象，一些權力圈中或和他們有關系的人大獲其利，他們以權力參與手段，在私有化浪潮中再次成為“特殊的受益者”。立陶宛的副總理阿·什萊扎維丘斯利用掌握的信息，趕在銀行宣布破產前提走了自己的存款；伊利埃斯庫的許多朋友是“貪贓枉法者”，保加利亞社會黨的官員利用經濟危機中飽私囊，被民眾稱為“沒有改過自新的共產黨人”9；匈牙利社會黨陷入“托奇克丑聞”難以自拔。所有這些嚴重地剌激了民眾，使他們產生了不公正感，因此在1996年的選舉中，“把惡棍趕出去”的思想十分流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政府的腐敗就意味著另一個政府的誕生”，這句話就不難理解了。

在這一階段也有一些新特點：

一、克服“多黨內閣癥”是當務之急。目前捷、斯(斯洛伐克)、波、匈、羅都是多黨聯合政府，這種“被迫聯姻”中問題很多，各執政黨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掣肘，動輒制造政府危機，使政府的執政綱領難以實施。捷前政府3個黨貌合神離，斯洛伐克執政兩黨內部摩擦不斷，匈兩黨間建立了協調委員會，卻事事“難以協調”，波、羅政府也多次經歷危機。多黨政府體現了議會民主，但也暴露出這種政治妥協的產物和暫時的利益結合缺乏長遠經濟發展方針和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蒼白無力等弊病。很多黨都感到磨合的“代價太大”。多黨聯合政府的協調將是今后在東歐各政黨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二、政府工作中性化。東歐經過左右一個輪回后，兩大黨輪流坐莊的程序已比較穩定，每一派都能視上下臺為正常行為，改變了過去一上臺先“報復”的做法，不再大批撤換對方的工作人員。政府工作逐漸中性化、事務化、專業化、程序化，總理、部長的交接對工作和政策延續的影響的逐漸減少。所以盡管東歐一些國家政壇形勢跌宕起伏，但對經濟的沖擊卻很小。左派在經歷過這三個發展階段后，大致方針已表現得很明確，在野時要凸現自己的批判立場，保持個性，必然言辭要“激烈”地宏揚左派價值，重掌國柄后要維護政策的延續性、承擔政府的社會責任，又會顯得“右”一些。這種處境不同的突出點差異，已經十分實用主義化了。在野時為選舉，在朝時保政權，是各派圍繞的工作中心。

三、選舉理性化。街頭行為、謾罵、攻擊候選人的情況減少，和舊體制掛勾的情緒已逐漸淡化。和俄國不同，與前體制和蘇聯有牽連在東歐一直被視為一種“罵人的話”，視為一種人生“污點”。以前選舉中很多人因“舊體制的受益者”、“克格勃的間諜”、或曾給蘇共寫信“獻媚”而受到攻擊，現在這種非理性情緒已不多見，選舉口號越來越具有向前看的特點。匈牙利1998年的選舉中，雙方都打出“實現民族團結，共創國家新未來”的口號。1997年保加利亞社會黨的選舉口號是：“團結一致，為了保加利亞”，民盟的口號是：“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危機”。

四、政治面目比較清晰的溫和派站穩腳根，眾多小黨爭雄的局面結束。經過這些年的政治斗爭，特別是總統、議會選舉的淘汰，政治派別混亂無序的狀態大為改觀，右翼陣營也以一個核心黨為中心實現聯合。低調、溫和、理性的黨，組織機構健全比較穩定的黨保留下來，極端勢力衰落，基礎薄弱的小黨或倒臺，或攀附其他勢力。最后在政壇上形成能夠發揮影響的兩大派或幾大派勢力。

在從1989到1998年的這個演進過程中，東歐左派將逐漸擺脫前體制的影響，接受失敗的教訓，吸取成功的經驗，在議會民主制的框架內成熟起來，變得更理性、更成熟，變得更像西歐的社會黨，從這種意義上說，的確“東歐正在西行”。

1 十年來的東歐目前“東歐”這一政治地理概念已趨于消失，其中的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現在已多稱“中歐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與前南斯拉夫諸國被視為巴爾干國家。我們這里的“東歐”指前蘇聯勢力范圍內的原華約各國，以及前南斯拉夫聯邦各國與阿爾巴尼亞。
2 愛德華·莫蒂默《含義的細微差別》，見(英)《金融時代》1996年11月20日。
3 (波)茲·維克多《波蘭議會大選與社會主義》，見《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8年1期。
4 西羅京《民族共產主義》，見(俄)《莫斯科新聞》1994年8月28日。
5 拉·克爾斯馬諾維奇：《只是停滯，而不是垮臺》，(南)《戰斗報》1995年10月24日 。
6 《只是停滯，不是垮臺》。
7 (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1996年5月18日。
8 《東歐西行》，見(英)《經濟學家》周刊，1996年11月6日。
9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歐洲東南部兩個落在后面的國家》，見(英)《經濟學家》周刊，199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