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正如一個挑剔的詮釋者所言，“代表了一種歷史學上的轉折點，其革命的影響我們才剛剛開始意識到。”1當“唯物史觀”（或者如馬克思在描繪其歷史觀時所用的——“歷史的唯物主義概念”）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入中國思想界的時候，它對于中國歷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并不因其在起源上外在于中國思想而有絲毫的減弱。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系統中，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也許是源于十九世紀歐洲思想的最為全面的“變革的社會學”，2它毫不含糊地斷定社會是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并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尋求歷史發展的動力。在中國這個新的語境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編纂將“中國的過去”的概念革命化，代表了一種將歷史植根于社會結構之上的前所未有的使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個明顯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歷史傾向的增長導致了唯物史觀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優勢地位。這種趨勢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在持續著，在官方的支持下，唯物史觀壟斷了歷史學術領域；而且同樣意義重大的是，它使廣大中國人民沉浸于歷史的意識之中。簡言之，唯物史觀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共產主義革命劇變在思想領域的對應物。

　　1919年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傳入中國，使得關于中國歷史的根本性的重新解釋成為可能，這也為本研究提供了主題。在此，我主要致力于探討1927年之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們所提出的關于中國歷史的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盡管中國知識分子早在1910年代就開始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但是他們最初鮮有興趣將其運用于中國的歷史分析。到20年代初，他們對于唯物史觀的掌握仍然是膚淺的，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大多是出自一些參差不齊的初級或間接的選本，特別是來自日本的。當時為數不多的幾個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歷史的論者，對于唯物史觀的使用是非常有選擇性的，也未能將其同史學上其他的社會經濟方法清楚地區分開來。其原因正如在此所要討論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直至1927年之后才開始成為一種顯著的趨向——在所謂的“社會史論戰”之后，它作為中國史學中也許是最有活力和刺激性的趨勢而迅速地顯露出來。這一時期所出現的一些創新性著作對于三十年代的史學著作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他們提出的問題也為其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進行的許多研究奠定了基礎。事實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第一次展明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這些問題從此就為越來越社會科學導向化的中國歷史研究者（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海外的學者），提供了解決中國歷史最根本問題的出發點。

　　本研究與此前關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的不同之處在于：我把這些問題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逐漸引發出的政治意識及其隨之而來的歷史意識的直接產物，而非偶然性的相關物。在評價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貢獻時，其后的研究是否支持他們的某個特定結論，相比之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他們運用唯物史觀賦予他們的對歷史問題復雜性的意識（這種意識遠甚于前），將中國的歷史概念化了。這種新意識的影響已經超出了史學研究領域。1927年之后的十年間，熱烈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活動廣泛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概念，由此，歷史唯物主義開始塑造中國知識分子關于中國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觀念。與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三十年代的心境，不過，這已經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圍——我僅在考察1927年之后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時簡單論及了這一點。本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分析三十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解釋的起源及其性質，闡明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歷史時所面對的問題，并考察他們對當時中國的革命性變革的專注是如何塑造了他們處理理論和歷史問題的方式。

　　在此，我是從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這一視角入手對馬克思主義史學進行研究的。換言之，我將其視為一個思想史的課題。在采用這一研究方法時，我并不想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僅僅視為一堆缺乏歷史有效性的思想資料。相反，我認為，盡管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學術上存在著應受責難的瑕疵，盡管他們經常是在粗糙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但是他們對于中國史學研究的貢獻卻是持久的。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史學是由其時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決定的；同理，它也為理解當時中國思想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其起源和發展上都與新文化運動之后的社會和思想潮流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正如我想竭力闡明的：其時的史學撰作是以革命大潮為其背景的。注意到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由此我們才能充分地理解其時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復雜性，合理地評價它在現代中國思想中所發揮的作用。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家來說，歷史既不是一種消遣，也不僅是一項學術事業；而是具有明顯的功能性和實踐性。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急切地想了解過去，是因為他們渴望去塑造現代社會的命運，而他們相信現代社會發展動力的秘密就存在于過往的歷史進程之中；同理，他們所盼望的未來之變化也會明顯地影響他們對于歷史問題的看法。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與他們的前輩和同時代人的不同之處僅僅在于他們公開地表明了其史學研究努力背后的政治意圖。他們代表了二十世紀早期以來，重寫中國歷史以使其與現實變革要求相一致的一系列努力的最新發展。毫不奇怪的是，當社會變革的問題呈現出新的維度時，這種變化就通過對歷史問題的修正反映出來。二十年代晚期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興起及其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受歡迎程度的增長，又一次表明了這樣一種變化。我認為，一方面，唯物史觀在這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之所以富于感召力，并不是因為它在史學方法上的優點，而是因為它與革命性變革這個在二十年代逐漸被認知的問題的關聯性。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在總體上或者是以某種弱化的形式，在中國史學研究領域的自發普及，又表明其吸引力不僅僅在于其在政治上的涵義。盡管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歷史就其自身而言只是居于第二位的興趣；但是當“現代主義的偶像破壞”毀滅了傳統解釋的權威性而又沒有提供新的替代物時，唯物史觀一度為重寫中國歷史提供了急需的方法論。與它運用于中國歷史產生的所有缺陷相伴隨的是：它有效地減輕了中國人歷史意識的危機。

　　在本研究中，有三個前提指導著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評價，它們是：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歷史思想的貢獻，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政治與歷史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在現代中國思想中的地位。在此，對于這三個前提作一討論將為其后進行的論辯提供一個更好的判斷標準，同時它也將指明這項研究與先前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有何不同之處。

　　馬克思主義對于歷史學的貢獻主要是概念上的，盡管這種對于過去的新的概念化在歷史研究、方法論以及解釋的問題上都有重要的分歧。如果唯物史觀被視為一種如托馬斯?庫恩（T. Kuhn）在解釋科學知識的進步時所使用的“范式理論”,3那么馬克思主義對于史學的影響會更容易被評價。庫恩指出，科學研究并不是通過隨機的數據積累而進行的，而是依照科學共同體在任何一段時間里，在確切地闡述問題和選擇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時，所認為的理所當然的典范性理論的指導而有組織地進行的。根據庫恩的說法，只有在大量的證據表明，許多重要問題都不能在現有范式的范圍內得到解釋時，科學共同體才會不情愿地逐漸拋棄舊有的范式。由對于一般公認的范式的反復挑戰所產生的科學思想的“危機”最終由一次“科學革命”而解決；當新的范式為科學共同體的大多數人所充分理解和掌握的時，就是科學革命實現的時候。新范式成功地“重構先前的理論和重估先前的事實”，同時為“選擇那些當范式被認為是理所當然時，能夠假定獲得解決的問題”提供標準。4我認為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在史學領域所取得的成果，無論是在馬克思所構想的理論的原初語境之下，還是當其在二十年代運用于中國歷史的分析之時，都是如此。5

　　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要點，甚至其最重要的幾個概念，要歸功于對于歷史變遷的社會基礎的意識的提升——它反映在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不斷增長的社會學傾向中。然而，使唯物史觀凸顯為一種范式的，是它對闡明歷史形成的社會學要素的相對意義的大膽定義，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于“什么構成一個重大的歷史問題”的觀點：歷史唯物主義，比其時任何一種歷史理論程度更甚地將社會置于歷史研究的中心，并斷定那些與經濟活動最直接相關的社會要素的邏輯優先性。這種歷史觀的結果是：產生了一種與此前歷史觀根本不同的對歷史現象與歷史變革動力的相互關系的看法。

　　所以，在評價唯物史觀對于中國史學思想的沖擊的意義時，我們需要牢記歷史唯物主義對于此前史學思想方式的背離。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于其前人的激烈背離，非常明顯地表現在他們對于中國歷史的概念化與由儒家史學傳統所承續下來的歷史觀的分野——儒家歷史觀盡管受損于新文化運動時期西化思想的攻擊，不過，直至由馬克思主義所激發的社會史研究的崛起，它才真正面臨致命的挑戰。

　　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歷史的基本看法倒轉了傳統的儒家歷史觀。雖然在對普遍主義的熱望和由實踐、由政治后果的角度洞察歷史這些基礎上，把這兩種歷史觀進行比擬是可能的，但是更為重要的考量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及歷史概念與儒家是截然相反的，這兩種歷史觀不同的史學編纂結果無疑清楚地體現了這一點。

　　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將政治視為政治領袖美德的一種作用。對于過往政治領袖功過的評價是為了讓現在和將來的領袖可以從中“汲取政治和道德教訓”的先例——這也是儒家史學的一個中心作用。6歷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官修的，而且“發揮著一種幫助政府、指導行政活動、揚善阻惡的最基本的道德用途”。7由這一假定得出的對于歷史的概念，是以個體中心的。史學并不被視為一個自主的領域，而是一個被置于指導人類行為踐履其命運的永恒原則之下的領域：“對歷史作為一個先例的儲藏室的尊敬”與“從一種永恒性（而不是變化的進程）的角度對于歷史的詮釋”攜手一起。8章學誠，中國古代少數幾個直接從事或可稱為歷史哲學問題的思想家之一，將歷史視為有關終極原則——“道”的命運的時間記錄。道，用尼維森（Nivison）的話說，是“一種為了有秩序地、文明地生活的人性的基本潛能，是一種逐漸將其自身寫入歷史的潛能，是一種在什么是人必須達到的正確與真實的方面實現自我的潛能”。9

　　與這種態度隨之而來的是，儒家傳統對于歷史的評價是由對秩序與和諧的渴求和對混亂與沖突的厭惡所指導的。因為沖突代表了一種越軌，代表了道德的崩潰。10這些態度交匯而得出的歷史觀塑造了歷史撰作和歷史解釋的性質。中國史學家并不試圖去“分析和劃分事實以展現出最能精密地反映因果關系而非單純時間順序的邏輯次序”。11在不超越這種歷史觀限制的情況下，傳統中國史學家在精確性方面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努力，發展出經驗性調查研究的精致方法。在另一方面，將歷史作視為個體表現其道德成敗的領域，這種觀念消除了在史學著作之內追求歷史解釋的需要。即便是一般總論性的政治制度史（而非更為普通的王朝史）的作者，都不會根據歷史的進程進一步解釋他們對于歷史變革的認識。12在總體上，傳統中國史學家在“將事件以一個偶然的聯系綁在一起，然后將它們作為一個聯系在一起的整體進行處理”13之后就噶然而止了。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念與這種中國傳統的歷史觀是根本不同的。它對于歷史發展的動力只有在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出來的假定，改變了歷史研究的范圍，展現出一種對于歷史解釋的復雜性的全新的意識。在此前的史學家按照政治的（無論是個人的、王朝的還是制度的）或是思想的變化劃分時代之處，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轉向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并將其作為確定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變革的標準。這種關于歷史時代的嶄新觀念也改變了史學的范圍：它將注意力聚焦于制約和塑造政治和思想現象的社會空間。當長期的社會經濟進程在史學家的關注之中獲得首要地位的時候，建立于超歷史的道德概念之上的歷史解釋，就讓位于根據歷史進程自身的對歷史的解釋；對于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歷史解釋只有在它能夠考慮這些基本的進程的時候才是有效的。他們在一連串的動態相連的整體中來看待歷史。這不僅產生了一個與儒家完全不同的對于歷史的形象，而且將個體的行為和道德降為僅僅是社會整體的一個成分或反應而已。社會現在作為自主的領域而呈現出來，在其中包含著其自身前進的源泉，并塑造著人類行為的所有其他的方面。不僅如此，同樣的觀念強調甚至是贊揚：矛盾沖突作用是歷史前進的首要動力。這種看法產生了一種比儒家的歷史編纂更有活力和更為融洽的解釋。更重要的是，它賦予社會在歷史意識中至高的地位——歷史的出發點。

　　正如我將在下一章指出并將在結論中重申的：上述這些觀點在中國思想家對于二十世紀歷史變革復雜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時就已經在中國史學思想中流行了——它早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興起。從20世紀之初的王國維、梁啟超到二十年代的顧頡剛，都已經或暗或明地開始挑戰傳統儒家史學的經驗基礎及其范圍的有效性了。無須貶低他們的工作對于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革命的重要性，然而還是應該持平地指出：他們的貢獻仍然局限于揭示此前被遮蔽或忽略的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或如顧頡剛的情形，在于摧毀儒家史學傳統對于經驗有效性的至關重要的論斷。盡管他們的工作為此后的史學家提供了一種可以證明的歷史研究模式，但是他們沒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觀念、并能解釋歷史現象與歷史變革動力的相互關系的綜合的史學理論。歷史唯物主義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急需的理論。它不僅以一種視歷史為一自主領域的現世的歷史觀取代儒家的歷史幻象，而且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持久夢想——“新史學”的創造提供了一個理論出發點。

　　這一新史觀在方法學上后果不僅明顯地表現在它批判性地處理史學編纂問題的暗示，而且明顯地表現在它對于歷史的系統研究所提供的潛力。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理論運用于中國歷史在中國史學中激起的變化，與馬克思關于現代社會學方法發展的明確闡述對于西方史學的影響并無二致。兩者的結果都是擴展了對于探究歷史形成的力量的意識——這導致了史學問題的根本性重建，并刺激了發明新方法和新概念、以解決在先前的史學思想中至多只是受到邊緣性關注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的努力。

　　從嶄新的視角出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重新定義了歷史現象的相對意義，并轉向對于歷史資料來源的再審查，發掘與理解那些曾經作用于中國歷史的經濟、社會力量相關的史料，以澄清經濟和社會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對于政治和思想現象的暗示意義。他們對歷史現象（從基本的經濟現象直至文化現象）中的階級關系的假定，對于歷史事實和解釋的處理產生了一種批判性的態度（critical attitude）。顯然，在他們對于中國歷史的闡釋（和他們的理論論斷）中，他們認為：像傳統史學那樣簡單地確定歷史事實的精確性，再依時間的和（或）空間的維度整理它們，以期達至歷史的真實，顯然是不夠的。他們相信，對于與一個歷史現象的解釋相關的不同事實的相對意義的考察同樣是必須的。實際上，他們引入中國史學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對于歷史事實選擇以及歷史解釋的意識形態決定作用的根本性的敏感。不難發現，正如我將在分析他們的著作時所指出的，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武斷地忽略了那些與他們的先入之見不相合的資料，他們是如此地沉迷于自己的新解釋，以致根本不考慮運用不同類的資料和概念去解決不同類的歷史問題的需要。他們處理歷史問題的這些缺陷，部分地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的含糊性，部分地是由于超乎史學之外的考慮的干擾。但是這些缺陷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及其應用尚需如何加以限制的問題，它們并不能取消這些著作對于歷史問題的創新性洞見，以及進行與其基本假定相配合的批判性研究的潛力。而且即便有這些缺陷，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于歷史解釋的復雜性的意識無疑仍要比其同時代的天真的學院派史學家要精密得多。這些實證主義史學家相信——用傅斯年這位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話說：“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傅實際上否定了史學中解釋作用的地位，而將史學局限于史料的評判與校勘。14

在其積極的一面，歷史唯物主義為“通史”的寫作提供了一個方法論。從世紀之交的梁啟超和章炳麟開始，中國知識分子便視“通史”為創造“新史學”的要點。當然，通史并非中國史學的一種新形式，但是其現代提倡者要求構想出一套因果解釋去揭示歷史的進程，這將他們的通史觀念與他們認為的傳統通史僅僅將描述過的事實串在一起的作法區別開來。15然而，由于梁、章等人處理問題的方法太過歸納化，他們并未能夠為通史的撰作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論。他們計劃優先進行專題性研究的積累，認為這將最終成為通史撰作的堅固基石。16他們所未能指出的，是一個清晰可辨的出發點和指導研究和解釋工作的一套內在一致的組織原則。這一次，又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現象中的等級制度的看法幫忙解決了問題：唯物史觀將社會經濟現象作為分析的出發點，并揭示出在社會經濟進程中將歷史廣大的不同領域連接在一起的環節，從而提供了一個構建通史的基礎。盡管也許很難確定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在中國通史撰作的整體成就中應居功幾何——因為通史的寫作者也包括非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那些最為令人欽佩的通史著作的作者之中，最為杰出的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而且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著作都采用了通史這一形式。這些著作將林林總總的中國歷史資料組織起來，進行系統而連貫的分析，為中國歷史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

　　與本研究中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分析相關的第二個方法論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歷史和政治的關系。唯物史觀背后的基本的政治動機使得許多人拒斥其作為一種史學理論的有效性。當然，反對唯物史觀還有其它的理由，尤其是在專業史學家當中——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專業史學家鄙視概括性的歷史研究方法。以我在此的初步評論，顯然可見，只有那些同意卡爾（E. H. Carr）“越是社會的歷史學，越是歷史的社會學，兩者相得益彰”17這個論斷的史學家才會愿意考慮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價值。這個問題涉及有關歷史學任務的定義，并不獨是源于專業史學家對于唯物史觀的反應，而是源于對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這個一般性問題的態度，在此無須贅述。惟需注意的是：當關于歷史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已經表明其在解釋歷史變革動力方面的無力之時，這種對唯物史觀的拒斥已經越發地站不住腳了。

　　旨在推翻唯物史觀的一個更為有力的批評則是聚焦于指導唯物史觀對歷史問題處理的明顯的政治目的。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從未否認：政治預設（無論是他們自己的還是其他史學家的）塑造著歷史的解釋。然而，這并不等于便承認唯物史觀在政治和歷史之間設定了一致的關系。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史學簡單地視史學為政治的一種延伸，為政治變革甚至是一個短期的政治政策的預定概念的被動繼承者——當史學已經服從于政治運動或執政的共產主義政權的需要時，情況尤其是如此。在這些情況下，史學解釋也傾向于強調歷史的目的論預設和確定性觀點——馬克思本人也將之加于歷史理論之上以支持其政治預設。18然而，在另一方面，作為對于現實的批判性視角的來源和革命者發現理論指南以糾正其政治行動的相互作用的自主領域，歷史本身對于唯物史觀是同樣重要的。在這時，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需要這種歷史分析具備對現實的審慎明智的判斷，以深入歷史現象的表面從而把握其發展的動力。在以上兩方面之中，政治的動機都是主要的；但是同樣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否從對現存社會的批評出發，轉向對其矛盾面的考察以宣示其無可避免的滅亡或變革，或者是否同樣尋求證明特定的政治運動或政權的合法性。在前一種情況下，結果是對歷史的批判性的理解；而在后一種情況下，導致的則是以政治目標或政治預設的形象來澆鑄歷史。由于這些問題對于評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及其在中國的運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將于第七章在三十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背景下對其進行詳細的考查。這將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預設對于歷史解釋的影響提供一些啟示。在此，注意到本研究與此前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相比，預示了一個更為復雜的政治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就足夠了。此前的研究過分專注于1949年之后的中國史學，并以其在共產主義政權之下的表現來判斷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于中國歷史的貢獻。這種片面的選擇是如何歪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在以下這個選自西方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有影響力的研究之一的論斷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然而須承認在新的方法論中同樣也有承諾，因為在極其諂媚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語言背后很明顯是一種對于新思想和歷史書寫中的新的技術的接受。事實上，很多現代西方發展出來的新的史學技巧和方法論，是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亦或是以一種難以確定的模糊形式，進入中國的。盡管有其受制約的意識形態界限，馬克思主義的的確確在某些方向上近似現代的社會科學，后者的成果違禁地但卻又是不可否認地滲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疆界。19

　　在這段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描述中，非常吝嗇地將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歷史的貢獻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次要事項打發過去。它的語氣也許有點出乎尋常，但還是可以標示出許多歷史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20在評價這種態度時，我們必須要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他們的理論論述時究竟有多少“現代社會科學”存在？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有多少社會科學的開創性人物同時也是卓越的社會科學家（而不僅僅是左派人士），向馬克思關于歷史變革的思想對其學科的挑戰表示感謝。21

　　在此，更為直接的問題是關乎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附屬性——盡管無可否認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它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卻較上面所引的那個論斷所揭橥的更為復雜。唯物史觀的政治動機，盡管曾經遭到濫用，同樣也是滲透于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批判性態度的一個來源。然而，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在總體上卻集中于前者——展示馬克思主義史學相對于僵硬的政治目標的從屬地位以貶低馬克思主義對于史學的貢獻。在中國的情形下，忽略1949年之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于評價唯物史觀對中國的影響已經產生了兩點負面的作用：首先，它遮蔽了唯物史觀對于中國歷史學的貢獻。在時間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于中國史學最富原創性的貢獻要早于1949年之后馬克思主義在歷史研究中正統地位的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1949之后繼續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作出貢獻，但是此時他們的工作——包括詳述、提煉和修正他們早前提出的問題，卻呈現出一種更為單調和枯燥的性質。其次，將研究的焦點集中于1949年之后的中國史學還使人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意義主要在于它所履行的政治功能。1949年之后，一種官方提倡的歷史觀已經縮窄了史學家所能進行的歷史解釋的范圍。相反，三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不受官方的指導或壓迫，在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應用于中國歷史等問題上，展現出相當大的多樣性。雖然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信仰對塑造其歷史分析至關重要，但是其時政治與歷史之間的相互作用仍較1949年之后復雜得多，政治對于歷史著作的暗示也是如此。

　　本研究的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方法論問題，是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及其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重要性的評估問題。列文森（J. Levenson）在其對于現代中國歷史問題的具有高度刺激性和啟發性的研究中，首次指出了唯物史觀對于現代中國歷史觀演進之意義。22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解決因西方入侵而產生的“歷史與價值”之張力的憑借。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通過使中國傳統的基本價值歷史化（從而將其視為歷史遺跡加以搶救），使得中國人能夠勉強接受拋棄這些傳統價值的需要；同時，它通過展示出現代西方的價值（他化約為布爾喬亞價值）同樣受時間限制這一性質，減輕了中國人在面對西方時的自卑感。

　　本研究通過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的、革命的含意，提供了與列文森不同的解釋。盡管列文森發現的問題是極其重要的，但是他在就思想而論思想上走得太遠了。他將思想從它們的歷史背景中抽離出來，這反過來也反映出他本人的信念：中西文化的沖突為現代中國歷史提供了最根本的資料。然而，唯物史觀的功能，并不僅僅是（亦非最重要的是）減輕中西價值沖撞給中國人帶來的心理的和思想的危機。這一價值沖突確實非常嚴重，但是對于思想價值的過分強調，無論是否是有意地，都遮蔽了中西沖突的物質的基礎與結果——中國社會在西方資本主義沖擊下的革命性的變化。如果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中國的價值歷史化，那就很難解釋為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而不是其它的替代物被選來扮演這種角色。23必須記住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決不僅僅只是一種歷史主義，而是一種從基礎的社會經濟的進程出發對于歷史變革、尤其是對市場經濟的興起所促發的歷史變革的發展動力的解釋。決非巧合的是，唯物史觀在現代中國興起的社會環境，令人聯想起塑造了馬克思本人的歷史論述的歐洲社會環境——當社會的革命性變革在舊秩序的崩潰和新興社會力量的出現都日益明顯時，而呈現的一種急劇變化的社會環境。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思想與價值的壓倒一切的關注可能是本世紀頭二十年尤其是在1920年前后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情況；而將這二十年作為整個現代中國歷史的范式卻是一種誤導。當中國社會的革命進程向前發展時，產生了一系列轉變性的內外問題，中西之間的思想沖突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到二十年代中期，當中國政治走向一條社會革命的道路時，社會問題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已經居于顯著地位。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史學正是在解釋其時的革命變革的社會維度的努力中直接生發出來的；它在史學領域也表達出嶄新的革命性的范式變革。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代，除非傳統思想和文化已經重要到影響社會分析結論的程度，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著作中對其的注意是相對較少的。24 他們關心的首先是如何解釋過去以去執行現實革命任務的問題。

　　【注釋】

　　1 G. Leff（萊夫）,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歷史學和社會理論》）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71), pp. 141-142.

　　2 L. Bramson（布拉姆森）, The Political of Sociology （《社會學的政治背景》）(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1.

　　3 T. Kuhn（庫恩）,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科學革命的結構（第二版）》）.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Sheldon Wolin（沃林）已經指出了“范式”概念與政治社會理論的相關性，他視馬克思主義為現代政治理論的范式之一。參見Wolin（沃林）, "Paradigms and Political Theories"（《范式和政治理論》），載 P. King and B. C. Parekh (eds.)（金和佩雷克編）, Politics and Experience （《政治學和經驗》）(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8).

　　4 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頁 7。

　　5 我使用范式這一概念時，并沒有忘記在談到自然科學的范式和社會科學的范式的內在性質及其在各自領域的狀況時，需要對它們加以區分。在此我想強調的是有關這兩類范式在來源和涵義上的區別。根據庫恩的看法，自然科學領域的范式轉換是為回應科學研究的危機而發生的，而且只與從業的科學家共同體直接相關。然而，社會和政治理論的范式是與他們的社會背景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社會和政治思想領域的主要范式轉換像是由現存社會系統的危機所引發的，而非只是新的思想問題的挑戰所引起的；新范式也不只是旨在減輕思想的危機而是旨在減輕作為整體的社會系統的危機。社會的范式在來源和結果上的“實踐的”維度，使得它們更容易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這影響了它們的理論表達。至于馬克思主義，雖然它代表了對于十九世紀歐洲社會思想重新定位的努力的一個部分，但是其在解決社會問題上的革命性立場熔入了其理論假定。在當時其它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思潮認為表現市場社會特征的“實踐與信仰的整體（ensemble）”是理所當然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卻采用了那些和使社會徹底革命化（和消解化）相關的要素作為其理論假定。這些假定對于唯物史觀所產生的影響和結果將在第八章作詳細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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