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加豐教授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演講 在我國，對西方資本主義起源的認識,不僅影響著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也影響著對當前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思考。對這個問題的片面認識，會對我們的有關研究和思考產生不良影響?，F在有些人頗熱衷于“引進”一些西方理論，并對其抱持“揀到籃里即是菜”的態度，而不太注重、不去分析這些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是什么，由此很可能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所以今天，我想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廣為人知的一部著作———《西方世界的興起》為文本，談一談對現代世界的起源及發展這一問題的重新認識。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諾思認為：西方所以產生了資本主義，是因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權的確立。毫無疑問，這個觀點包含著某種真知灼見，但它決不是“一般的歷史哲學”，更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1973年，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特·托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興起》，立即引起重大反響，為他日后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打下了基礎。在這本書中，他們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一個影響極大的理論：西方所以產生了資本主義，是因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權的確立。此后，諾思不斷完善自己的理論，寫出了《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等。他或以他為代表的思潮被稱為“新經濟史”或“新制度主義”。 從資本主義起源的角度看，諾思的觀點包含著某種真知灼見，那是毫無疑問的，可以說這是繼20世紀初韋伯提出新教倫理以后最重要的貢獻。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的統一”，即用一定的經濟理論來研究經濟史，也是一種創新，所有這些都使這本書成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奠基之作。同時，這本書又符合當時西方社會的特定需要，所以它的出版造成的影響，我國有人喻之為“一‘書’激起千層浪”，這樣講可能并不為過。早在1980年，諾思的學生就為紀念諾思60大壽出版了一本論文集，他的一個學生在前言中曾自豪地指出：“在過去23年中（通常認為，新經濟史產生于1957年在美國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在某種程度上，經濟史中沒有一個題材未受到新經濟史的修正、重新解釋或徹底變革，而且這種修改工作仍在繼續進行?！?993年，諾思因其在經濟史和經濟理論上的貢獻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是，當我們這樣肯定諾思的理論時，不能把他的理論當成新的教義。他的理論是有一定的普遍意義，但決不是“一般的歷史哲學”，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諾思的書是針對西方實行福利國家后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而發的，對其他國家來說，其中的一些觀點雖然很有啟發意義，但他的書所服務的對象決定了它的論證和敘述的重點，他的基本觀點，他使用的方法等首先是針對上世紀70年代西方所面臨的經濟發展問題的。他的學生曾說過：“新經濟史的一個明確的意圖是把經濟史納入應用社會科學的框架之內。”也就是說，新經濟史的著眼點就是應用———它用當代盛行的經濟理論來研究經濟史，又通過經濟史的證明來推廣這種理論。《西方世界的興起》實際上是從新自由主義的立場或從古典經濟學的立場出發來討論制度、市場、產權等問題，與此關系不大的一概被忽略了。其最終目的是要求國家對經濟生活少加干預，讓資本更自由地活動，這是一種針對福利國家建立后資本受到“太多”干擾而提出來的理論，與兩個世紀前亞當·斯密反對重商主義政策的背景有一致之處。西方有一個叫杜格的學者專門講到了諾斯的理論與亞當·斯密的關系。他說“新制度主義”事實上并不“新”，因為它是達爾文以前的東西，實際上是“舊”的。 此外，諾思的“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的統一”的研究方法，雖然可以使一個復雜的問題變得簡單明了，容易理解，但由此也潛藏著一種危險性，那就是大大簡化歷史現象，把復雜的多方面的歷史事實簡化成一個邏輯的而不是具體的發展過程。把他的書放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背景下，就會暴露出各種偏頗。 從某種角度講，《西方世界的興起》不是一本經濟史，而是用歷史來演繹一種針對現實問題的經濟理論。實際上，該書的一些偏頗早在它出版時西方就已有人看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它的不足和缺陷。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一點，隨便把他的理論套用到其他國家的歷史上去，或簡單地用它來衡量其他國家正在進行的產權改革，也就是說如果把他的觀點看成“一般的歷史哲學”，那是很危險的。 諾思的理論首先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刺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就當代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經濟的快速擴張都是廣泛的公共政策與個人經濟活動良好結合的結果，例如前蘇聯、中國等在建國后的一段時間內，都曾有過在私有制下不可想象的發展速度，公共政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想先談一下諾思的理論中幾個比較容易看出來的缺陷。 第一，諾思他們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刺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段鞣绞澜绲呐d起》一書出版后，羅斯托就在一篇書評中指出，諾思他們“對重商主義的看法是過分斯密式的（甚至是弗里德曼式的），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商業擴張、減少運輸費用及為發明提供刺激中的建設性作用”。 這里的公共政策是指國家為推動經濟發展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就當代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經濟的快速擴張都是廣泛的公共政策與個人經濟活動良好結合的結果。完全的私有制與純粹的公有制一樣，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促進經濟發展。前蘇聯、中國等在建國后的一段時間內，都曾有過在私有制下不可想象的發展速度，就是廣泛的公共政策在起作用。不久前國內有學者指出，印度的基礎建設至今老化得不得了。為什么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塊地都得買。在印度修一條鐵路花的錢遠比同時期的中國高。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國家若征用某塊地，只要一紙命令，一路暢通，村民沒有什么異議。還有，我國當時在中西部十三個省進行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的“三線建設”，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將是天文數字。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之一，即中央政府可以集中財力和人力辦成一些大事。至于以后因過分采用這種手段而導致僵化，并不能抹殺一定程度上這種手段的優點及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第二，諾思對財產權演變的敘述只限于西歐內部，這就使得整個資本主義起源時期的財產權問題變得更不完整。我們知道，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中，西方人盛行的是兩套財產制度：在國內有一套，海外另有一套；而且不論在國內還是海外，對本民族人是一套，對外族人，特別是對有色人種，是另一套。即使是在國內，其制度政策有時也是讓一小部分上層階級肆無忌憚地吞食小資產者。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論述中所講的國債制度就是這樣的一種財產制度安排。 只講西歐內部的財產權的發展，不講西方人在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無法無天的屠殺和掠奪；只講白人對白人的制度安排，不講白人對各有色人種的殘酷剝削和壓榨；只講一種制度安排如何有利于大資產者，不講或少講它如何不利于小資產者，這怎么能說明財產權的本質，怎么能說明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呢？！連亞當·斯密都承認，“由于歐洲人蠻橫地侵害別人的權利，一件對所有國家本來都是有利的事情，卻成為若干不幸的國家遭到摧殘和破壞的根源?！? 第三，作者只專注于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未顧及制度還有其他的功能，特別是當一種制度發揮著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作用時，它必須同時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如社會保障，否則它所發動的經濟增長將可能是短命的。這個問題同樣在《西方世界的興起》出版時就被羅斯托看出來了。他在同一篇書評中指出：“諾思和托馬斯的政治理論沒有為政府的各種福利職責留下位置”。據此，羅斯托還批評說：“總的來說，我發現諾思和托馬斯在討論政府動員和分配資源時所使用的參照系是太簡單化了，不能真正把握他們所面對的各種現象?！? 第四，人口壓力不能說明一個國家或地區必然向資本主義過渡。諾思采用波斯坦的人口理論（該理論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西方有過壓倒性的影響）來解釋人類社會發生重大歷史變遷的原因。他說，“導致制度創新這一西方社會興起原因的主要參數變動乃是人口增長”。這很難使人信服。因為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增長，并未成為“壓力”而導致有利于資本主義產生的新制度的形成。 諾思理論的不足之處當然不限于以上幾個方面。比如，18世紀以來，荷蘭已具備了諾思所說的走向工業革命的各種條件，但低地國家首先起飛的卻是比利時，這也是諾思的論述未能講清楚的問題。 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現代市場經濟形成時期，有一個問題始終糾纏著各國政府：保護私有財產，到底是保護誰的私有財產，如何保護這多種多樣的私有財產？這個問題如果用諾思的理論來詮釋，就會顯得有些捉襟見肘。因為，歷史上的產權問題遠比諾思所說的更復雜得多。 由于諾思所關注的主要是新自由主義所想解決的資本的自由問題，他很少涉及同時期其他形式的財產的命運及各種私有財產之間的復雜關系，所以他所闡述的資本主義起源過程中的產權關系被嚴重地簡化了。實際上，那時期存在多種多樣的私有財產：貴族的、“資產階級”的、手工匠的、農民的等等。我們暫且把這多種多樣的私有財產分成兩種：大財產或大資產與小財產或小資產。 如果我們承認，保護私有財產，應該包括保護小財產或小資產，那么諾思的理論就會顯得捉襟見肘，因為這樣來界定私有財產，就可看到歷史上保護私有財產問題的復雜性：首先，歷史上大財（資）產和小財（資）產經常處于沖突之中，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政府常常在這種沖突面前左右為難。 舉一個例子。在英國革命時期，平等派要求實行普選制，獨立派則堅決反對，雙方都是圍繞財產權展開辯論的。獨立派的代表克倫威爾的女婿埃爾頓激動地說，他之所以反對普選權，是因為他重視財產。而代表平等派的塞克斯比同樣激動地說道：“現在看來，好像是沒有固定的地產就要沒有權利了……我們覺得上當了！”這里意味著，誰掌權誰就可能執行對自己有利的保護私有財產政策。 大家知道，馬克思曾把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國債制度稱為“魔杖”。諾思他們的老祖宗亞當·斯密也議論過這個問題。他說：英國采用了有害的國債制度，使居民在和平時期承受的負擔和損害，與花費浩大的戰爭時期一樣大。斯密還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重商主義所要獎勵的產業，都是有錢有勢的人所經營的產業?！? 在市場經濟形成過程中，大資本總是用不正當的或非法手段來欺壓小資本，以實現快速擴張，政府經常在保護誰的私有財產上左右搖擺，歷史上有大量事實可以說明這一點。 其次，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或不同的情況下，比較英明的政府總是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政策，以便在大財產與小財產的沖突中達到某種平衡，使之既有助于經濟發展，又能使大家各得其所，安居樂業。 歷代政府總是保護大私有者為主，因為政權往往掌握在他們手中。但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讓大私有者欺壓小私有者是常規，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從歷史上看，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 一是，歷史上只保護大私有財產的政府沒有幾個是有好下場的，在現代化過程中，政府因經濟發展需要會在一定時間內和一定程度上采取這種政策，但副作用非常大。比如，韓國在其崛起時，政府曾大力扶持幾個大企業集團的形成，鼓勵它們兼并中小企業，使得幾個大企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取得了進行國際競爭的能力。這種政策的后遺癥極為頑固。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的商界、政界不斷曝出丑聞，社會上則盛傳“剝削論”與“反剝削”的輿論，民間還把富人的財富稱為“黑錢兒”。 二是，現代發展機制的核心并不在于政府是偏向大資產還是小資產，而在于根據經濟發展需要而采取靈活的政策。一定時期內政府的政策偏向某一方，如果真的是為了加速發展，并且實行的時間有一定的限制，國民一般是能接受或能容忍的。關鍵是，不能隨意延長這種偏頗，不要讓與這種偏頗相關聯的利益集團取得過多的權力，否則社會就會走向僵化和停滯。 仍舉英國的例子來說。英國走向產業革命，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在大資產與小資產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一般都認為，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后，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結成了相當鞏固的聯盟，維持了幾百年的政治穩定，并瘋狂地進行資本原始積累。這只是1688年后英國歷史的一個方面。如果不存在另一個方面———即從中世紀以來，英國就為保護小資產及為小資產的自我保護提供了一定的空間，那它是不可能出現產業革命的。 以大家所熟知的圈地為例。在16世紀的圈地運動中，農民流離失所，莫爾稱之為“羊吃人”。但英國的圈地運動主要發生在17世紀以后到19世紀中葉，這期間的圈地雖然不能說很公平，但確實比16世紀時溫和得多，至少大部分農民還是認同的，所以由此造成的社會問題還是相對比較少，顯得比較順利。 這并不意味著英國農民比較“逆來順受”，相反，英國普通民眾有反抗的傳統，如果他們覺得極其不公，就會舉行抗議。這種抗議不一定是武裝暴動，而是各種形式的斗爭，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都有。這些抗議雖然并不威脅統治階級的生存，但這些小生產者卻因此維護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并為自己謀取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3卷中有一段話，是講產業革命的原因,大意是：大富豪對生產的壟斷尚受到許多限制，具有生產主動性的小生產者十分眾多的地方，內部競爭、外部壓力（國外競爭）威脅著這些小生產者的獨立，他們才走上了創造發明的道路。我們大家都知道，工業革命并非發生在那些工場手工業充分發達的地區———因為那些地區的手工業者已經失去了奮斗或抗爭的勇氣，而是發生在那些手工業者尚充滿生氣的地區———因為那里有眾多生氣勃勃的小生產者。 那么，英國是如何做到在大資產與小資產之間保持一定平衡的呢？我認為，有兩個原因值得我們充分重視： 其一，政府雖然主要代表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利益，但始終力圖在各沖突的政治力量間起某種重要的平衡作用，并讓普通百姓有一個說話的機會。比如，1800年國王喬治三世頒布的《棉紡工業仲裁法》規定，當雇主和雇工發生工資等糾紛且他們雙方無法自行解決時，雙方都有權要求仲裁，雙方可立即提出各自的仲裁人，授權他們代表自己協商。雙方仲裁人都必須詳細聽取當事方的意見，詳細了解情況，包括向證人進行問詢。如果雙方仲裁人在提交仲裁協議書后三天內未能達成一致意見，不能簽署裁決書，他們就必須馬上就近訴諸法官，向法官陳述所爭論的情況。法官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且必須在三天內作出。這是一種相對來說比較合理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它十分重視給弱者一個充分陳述自己意見的機會，另一方面它還十分強調在規定時間內解決問題，這樣可以避免互相推諉和扯皮致使矛盾激化。從這個法令中還可以看出，讓工人合法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已是統治者正在考慮的事情，25年后，英國宣布工會合法，正是這種考慮的結果。 其二，群眾有一種進行抗議活動的空間，成為抵制資本的貪婪的重要因素。英國歷史上基本沒有出現過像中國歷史上那種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但這決不是說英國歷史上的農民及后來的工人缺乏斗爭精神。從希爾頓和湯普森等人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勞動人民充滿高漲的斗爭精神，但他們無需像中國古代的農民那樣只有通過大規模的起義才能部分達到自己的目的，小規模的反抗活動與無處不在的抗議行為，是英國勞動人民爭取自己權利的基本特點。正是這種斗爭，為英國勞動人民贏得了各種權利。 由此可見，財產權的實際運作過程，遠比諾思他們說的要復雜得多。不能離開歷史背景把所有制問題抽象化，否則容易形成誤導。諾思等人的理論之所以有這么大的影響，主要是因為它切中時弊，是針對西方國家實行福利國家制度后出現的問題而提出來的，但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一點我們必須牢記。 (這是王加豐教授2004年12月16日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的中國世界史論壇首屆學術年會上的演講) 講演者小傳 王加豐1949年生，歷史學博士，現為浙江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資本主義起源和現代化理論。代表性科研成果有：《加爾文與法國宗教改革》、《關于東方道路理論的問題》、《資本主義起源及現代經濟發展初期的政治前提問題》、《重評西歐中世紀城市與資本主義起源的關系》、《理解：二十世紀西方歷史學的追求》；著作《樸正熙“開發獨裁”體制研究》、《擴張體制與世界市場的開辟———地理大發現新論》、《西歐原工業化的興起》（與人合作）；譯著《歷史思想導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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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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