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終結”早已被當今媒體語言頻繁使用。類似“國界的終結”、“自由主義的終結”、“全球化的終結”、“壟斷的終結”的句子俯拾皆是。它的泛濫使它再難掀起人們心中的波瀾。我依然決定把它用在本文的標題里，我相信，一切對人類命運有著終極關懷的人，不管同不同意我的觀點，都不會認為我在做秀，在嘩眾取寵，我是在真誠地探討問題，從與主流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經濟現象與人類文明的問題，并賦予“終結”新的內涵。  
引文  
伊拉克的硝煙隨著美國人的勝利散去，這場毫無懸疑的戰爭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工商業文明空前的強勢。經歷上次海灣戰爭，蘇東劇變，到科索沃之役，再到阿富汗反恐戰爭之后，今日經濟全球化掀起的滾滾洪流，資本主義及其生產方式以絕對的優勢端坐在勝利的寶座上。如果把成功的標準定位在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資本主義制度無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制度，它使得這個星球上大多數的人都投入到對它宗教般的膜拜之中。與此同時，經濟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它使得其他領域的學科都那樣黯然失色，經濟學家一躍成為當今世上最受矚目的學者，經濟工作者在各單位部門的地位舉足輕重。  
然而，資本主義的節節勝利真能碾碎所有的批評嗎？躊躇滿志的經濟學家真的能憑借其強大的話語優勢醫治人類所有的疑難雜癥嗎？經濟的急劇膨脹帶來了對環境不可逆轉的破壞，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伴隨著精神世界加倍的空虛與墮落，效率的迅速提升潛伏著資源枯竭的危機，在這熱點與冷門之間，我們是應該凱歌高奏，還是警鐘長鳴？資本主義到底帶給了我們什么？對人類生產生活的本質，我們是否應該有一番新的思考？  
  
一、認識人類生產勞動的本質  
在經濟學說史上，重農學派有一著名觀點：農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勞動，是唯一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工業中，工人并不增加物質的量，只改變物質的形式。這在今天一些以理論功底深厚、經濟知識淵博和增長嗅覺敏銳見長的政經人士看來，似乎是一種十分迂腐可笑觀念。然而在意大利經濟學家維里那里，這一“迂腐”的觀點竟表現得更為徹底。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指出：“宇宙的一切現象，不論是由人手創造的，還是由物理學的一般規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創造，而只是物質的形態變化。”【1】這確實是一語道破天機。其實我們只需冷靜下來，回顧一下質量守恒定律，就會為前人冷靜而真誠的為學態度深深佩服。上至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下至日新月異的高科技時代，沒有任何一個人為的或是自然的作用力能使地球上的物質的量有一絲一毫的增加。無論工業還是農業，我們所做的只是把一種東西變成另一種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罷了，至于服務業更是連物質形態的轉變都沒有了，我們所消費的一切都來源于自然的給予。這個道理原本很簡單，但如果沒有清楚地認識到，人們便永遠沒有機會從資本的“神話”中擺脫出來。  
既然人類的勞動不能創造任何新的物質，那么今天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又當如何解釋？既然我們一切的消費都源于大自然，那么它們又是憑什么落入各個人的手中的呢？正如w•羅杰斯所說：“給我們造成麻煩的不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而是我們已知的東西原本不是這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我們的生產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生產的過程離不開各大要素，要重新認識生產的本質，就必須從各生產要素著手。在各種要素中，又尤以資本的爭議最多，我們不妨從資本說起。  
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指出：“人們在很早以前就已經認識到那些間接的或者說迂回的生產手段通常比直接的生產手段更加有效。”【2】資本就意味著這種“間接的或者說迂回的生產手段”。或許羅伯特•托倫斯的話更形象一些，“在人類向所獵之物擲出的第一塊石頭上，在他或她向高樹上手不可及的果實甩出的第一根木棒上，我們……發現了資本的起源。”【3】這里所說的資本其實是一種勞動工具。關于資本的定義有很多種，不同學者不同書里說法時常有出入，即便是同一作者在同一本書里不同的地方，資本所指也可能大不一樣，以至于許多經濟工作者看到這個詞就頭痛。在這里，為說明方便，我盡量少用“資本”這一含混的詞，而以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等代替。  
在人類社會初期，在沒有任何工具的情況下，人們靠純粹的體力付出進行采摘、狩獵，從大自然攫取生活所需的物質。由于生產效率的極端低下，人們需要相互協助、共同合作才得以維持最起碼的生存。這一時期，勞動過程與勞動所得完全等價。一旦工具產生了，哪怕是最簡單的工具諸如托倫斯的石塊、木棒，就意味著人的體能，人對大自然的作用力有了一種延伸。【4】勞動工具的劃時代意義就在于它使得勞動過程能夠創造出高于簡單勞動的勞動成果。當然，這種意義在其出現之初表現得并不明顯。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隨著物質成果的增多而漸漸提高，當人類能夠掌握一些簡單的自然規律并借助工具運用于生產時，農業、畜牧業就分別從采摘、狩獵中分離出來，這就大大提高了人類攫取自然的效率。生產之余人們有更多的精力用于工具的改進，這種改進又反過來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于是，勞動過程創造的價值超過簡單勞動創造價值的部分逐漸膨脹。一旦這種膨脹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使得一部分有勞動能力的人通過對自然攫取物質資源的勞動養活所有人成為可能。閑置人口的出現凸現了工具的偉大意義。這部分人口的增加為分工的形成、階級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前面提到的人類勞動不能憑空創造物質，就已經揭示了另一生產要素勞動對象的重要性。原材料是勞動成果的價值起源，離開它，勞動便沒有可作用的對象，也就不會有任何物質形式的勞動成果。整個勞動的過程就是把勞動對象從一種形態轉變為另一種形態，勞動工具和勞動者都是起橋梁作用。  
勞動工具對人體能的延伸使得勞動創造的價值大大提高，我們對人類生產活動的本質可作如下概括：人類的勞動不能創造任何物質，所有的消費都源自于對自然的攝取，而且是一部分人通過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勞動向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提供生活資料。隨著工具的改進，效率的提高，各種人在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會有所改變。總的趨勢將是參與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勞動人口比重會趨于下降，另一部分的人會越來越多。  
  
二、從人類生產勞動本質看社會生產的分工與分配  
既然人類生產的本質是一部分人對自然的攫取養活所有的人，那么這就產生了一些問題：另外一些人都干了些什么？他們是憑借什么取得自己的那份消費資源？  
人們往往會很敏感地想到階級問題。在原始社會末期，多數人養活少數人的條件已經成熟，加之一些偶然因素使少部分人占有了多余的勞動成果，而日益復雜化的社會也的確需要有組織者，于是奴隸主階層出現在了歷史的舞臺上。隨著技術的改進，人在生產中作用的變化，使得食利階層和勞動階層的人口比例不斷改變，相互關系也有所調整，于是就有了各種社會形態的變更。但歸根結底，都是奴隸、農民、工人的勞動養活了社會所有的人，奴隸主、農場主、資本家因為占有了生產資料而取得生活消費品。這樣說法大抵也沒錯，但問題還遠遠沒有結束：無論在古代的奴隸社會，還是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有相當一部分人看上去既不從事物質生產，也不因為占有生產資料而榨取他人的勞動所得；而今天的絕大多數工人也并沒有直接參與到對自然界的剝奪勞動中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重新認識我們的產業結構。  
關于三個產業部門的劃分標準，各大流派及學者之間素有爭議。根據本文對生產本質的理解，我們把直接從自然界攫取物質資源的部門稱為第一產業部門，它包括了廣義的農業和礦業。這些部門的人通過直接與自然作用，為全社會的物質生產生活提供食品、原材料和能源。第二產業部門是指那些在第一產業部門產品基礎上進行加工處理，使之改變形態的行業。它囊括了所有的加工制造業。產品主要分為兩類，即用于生產消費的和用于生活消費的。前者仍要繼續在部門內流通，獲得再加工，后者則可直接進入人們日常的消費生活。第一、第二產業部門都屬于物質生產部門，這種“生產”并不意味著創造，而是對從自然界獲取的物質資源進行一番物理的或化學的改造，實現物質形態的轉變。除此之外的所有行業都屬于第三產業部門，即通常所說的非物質生產部門，他們并不改變物質的形態。  
從三者關系上看，第一產業部門是所有生產活動的起點，任何形式的物質生產都不可能脫離第一產業提供的物質基礎而存在。但是第一產業部門的產品大多數都不能直接進入人們的日常消費生活。人們的衣食住行主要是依靠經過第二產業部門加工而成的物品。第二產業部門向包括自己在內的三個產業部門的人提供了絕大多數物質形態的最終消費品。這兩大生產部門的分工在實質上大大提高了人類榨取自然的效率。第三產業不參與到物質形態的轉換中去，他們通過勞務輸出獲得另外兩個部門生產出來的物質資料。第三產業囊括的行業太多，它們在人類生產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依據各自種類不同而顯示出差異。按照日本經濟學家飯盛信南的觀點，第三產業可分為五大類：（1）與物質資料相關聯的對企業單位的服務，如批發業、倉庫業、運輸業、機械修理業等。（2）與物質資料無關聯的對企業單位的服務，包括金融業、保險業、通訊業及咨詢業等。（3）與物質資料相關聯的對消費者的服務，包括將生活物資出售給直接消費者的零售業。（4）與物質資料無關聯的對消費者的服務，包括向消費者提供直接服務的行業，如客運、通訊、教育、醫療、理發美容、洗澡、旅館、電影、娛樂等。（5）為公共服務，以維持秩序、監督并在發生爭端時執行仲裁的部門，包括政府機關、警察、法庭、軍隊、監獄等等。【5】這五類中的第一、二、三、五類都可以看成是從前兩個產業部門中分工出來，為提高前二者的效率而產生的部門。他們雖然不能實現物質形態的轉變，卻因為勞務輸出使得另外兩個產業從業人員得以從瑣事中擺脫出來，專注于各自的生產活動，從而使得社會上流通的物質數量增多，他們自己也因此獲得服務對象的支出而實現收入（稅收實際上也是一種服務費）。第四類中的教育、醫療等雖不能直接提高生產的效率，卻能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因而作用不可低估。至于旅游、娛樂等服務行業，僅就生產方面看不出對社會有什么促進作用，更多的討論放在后面。  
人要生存總離不開物質資料，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人們最終所能消費的物質的總量其實在稻米長成的一瞬間，在樹木鋸倒的一瞬間，在鐵礦出土的一瞬間，在石油噴出的一瞬間，或者在以上物品通過國際貿易跨入國門的一瞬間，就已經被決定了。無論加工工業多么發達，無論服務產業多么繁榮，人們消費的物質都能在而且也只能在第一產業部門找到源頭。在現代社會，經濟過程的實質可以換一種形式表述出來：從事第一產業的人通過對自然攫取的勞動為三個產業部門的人提供了生活資料。所有的加工品生產者、資本品生產者、中轉商、零售商及從事其他服務行業的人因為掌握了特定的知識技能，直接或間接提高了生產效率，與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共同享有物質資料的消費。第一產業部門對自然攫取效率的提高來自于其他兩個部門的分工，他們攫取的物質遠遠超過了他們的需求，使得第二、第三產業部門有資格也有條件在多余的產品中分得一杯羹。  
僅有產業分工的分析還不能了解人類分工的全貌，因為各產業內部不同職務的人所做工作的性質與強度往往大不相同，這就得結合本節開頭提到的階級分工。有的部門內很難明顯地劃分為兩個階級，在這里用階層分工更好一些。階層分工隨處可見，古代的奴隸主、農場主，現代礦山的業主、企業的部門經理、公司的股東、大學的校長，醫院的院長及政府的首腦，他們并不直接參與底層的操作，卻因為掌握了大量的貨幣資本或是某種特殊的知識技能，能夠為直接攫取自然的生產活動謀求效率（如第一產業部門）或者為提高攫取自然效率的勞動謀求效率（即第二、第三產業部門），也就是說，他們的介入使各自行業中的效率有所提高，同時也分享了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更多的產品。  
如果把產業分工作為橫軸，把階層分工作為縱軸，那么社會上工作著的每個人都能在這一坐標系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一個人的勞動對社會生產所扮演的角色可由其自身的產業分工和階層分工決定。因此，對人們生產勞動本質的描述可以修改得更確切些：第一產業部門的底層勞動者通過對自然攫取物質資源的勞動向其部門的管理層、領導層以及第二、第三產業部門的從業人員提供了生活資料，后者的工作是為提高前者工作的效率。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回答了本節開始的第一個問題，即人類生產的分工問題。第二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分配問題。  
既然人們在社會生產的大舞臺上有著屬于自己的角色，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消費掉而且只消費自己的產品，有的人甚至不從事物質生產，那么就有一個交換的問題，包括產業部門間及部門內部各階層之間的交換。交換時必須通過貨幣媒介來衡量，這就有個比價確定的問題。貨幣價格只是一個橋梁，假定人們手上一定的貨幣就對應了一定的物品，那么交換的背后在本質上還是一個財貨分配的問題。  
我們這里討論分配問題不是要像以往的收入分配理論那樣，分門別類地對各種收入的回報予以細致的分析，而是要找到指揮社會產品在各個不同產業部門和階層之間分配的“看不見的手”。  
社會需要進行收入分配是因為有生產分工，而之所以會有分工，是因為影響生產的不同要素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人們所掌握的要素對人類攫取自然的活動影響作用不同，就可能導致各人最終收入所得的差異。  
文章第一節已提到，整個生產勞動的過程（主要指第一、第二產業部門）就是把勞動對象從一種形態變成另一種形態，勞動工具和勞動者在中間都是起橋梁作用。在人類早期的經濟活動中技術含量極低，效率主要取決于工具。勞動工具從抽象意義上意味著一種代表效率的手段或者說是一種促進生產效率提高的因素，是效率的載體和象征。勞動者扮演著動力來源的角色。勞動對象是生產成果的源頭形式，同樣也是生產價值的源頭。所有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才會有最后物質形式的成果。各要素對生產效率的影響是極為不同的。在奴隸制社會，奴隸主占有了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或者是擁有了購買二者的貨幣資本，就等于說他們占有了產品價值的源頭以及生產的便捷方式，因而他們最后所分得的產品也已經由這些因素對生產的貢獻決定了。而當時的奴隸除了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他們所分得的衣食由勞動力對生產的作用所決定。而他們的勞動都只限于簡單體力勞動，其作用只在實現推動力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性質與原始狀態下人類的勞動沒有太大差別，因而所分得的消費品也與原始勞動同樣勞動量的成果相當，僅夠維持其生存。同樣道理也可以用來解釋封建社會地主與農民的關系以及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收入分配的關系。只不過由于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的作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加之人道精神的反省，各階層之間的關系也會得到不斷的調整。  
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用以解釋勞資剝削關系的剩余價值理論只算說對了一半。資本家因為占有了生產資料而取得剩余價值是沒錯的，工人工作12小時，所得收入可能只相當于工廠勞動中8小時工作的勞動成果，其余4小時被資本家榨取。但問題就在于當時工人勞動的性質仍屬于比較簡單的體力勞動，如果他們離開了那些勞動工具，在原始狀態下使用性質相當的勞動，工作12小時的勞動成果大概只相當于在工廠中工作9小時的勞動成果。也就是說資本家對工人直接勞動的剝削只有一小時或者還不到，而另外3小時的勞動成果則是勞動工具與勞動者（動力來源）的奇妙結合產生對體能的延伸而帶來的額外價值，理所當然的歸入資本所有者名下。  
工具不斷在改進，生產中的技術含量與日俱增，勞動者的付出不會永遠停留在簡單勞動上。首先，工業革命時期手工工具向機器工具的過渡就減省了不少手工程序。機器的龐大化也越來越不能滿足于人的體能的驅動，幾次技術革命為其尋找了多種動力來源。現在大量的機器都是靠石油、煤、天然氣等礦物能源驅動。加上自動化流水生產線的大量涌現，也把勞動者大量排除在簡單體力勞動之外。其次，機器的日益復雜化，對操作人員素質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后來的技術工人更多地扮演的是一種便捷手段的角色。同時，企業組織規模的龐大化與復雜化，也為大量的管理人才提供了廣泛的活動空間。在過去，只有勞動工具才是效率的載體，而現在，具備熟練操作技藝的工人和高超管理才能的白領也是效率的載體，是一種變相的勞動工具，是技術的異化物。他們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對提高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今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僅僅歸功于戰后福利制度的推廣和完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工人在生產中的作用提高了，或者說他們的素質和能力對生產效率的影響變的更為重要了，所得收入也隨之增加。  
第三產業不進行任何物質形態的改變，他們勞動的對象是具體的企業和個人。但與第一、第二產業相類似的，他們的勞動離不開一定的工具設備，從業人員大多須具備某些特殊的知識和技能，同樣離不開組織管理者，所以各個行業內的收入分配可以像前兩個產業那樣按各自對行業效率的貢獻分配。第三產業部門內各行業之間的差別可能很大，如運輸業和金融業，零售業和咨詢業之間勞動性質、強度就大不一樣。既然他們都是服務于社會，要比較他們之間勞務的差異，就要找出一個衡量的標準。這個標準的產生機制與前所述階層間收入分配關系有相通之處，而且就存在于我們日常的生活中。一個超級市場的收銀員與一個保險公司的精算師之間的差別就在于，他們各自擁有的不同形式的技能使得他們各自的本職工作通過多個生產環節的傳播最終產生的對提高榨取自然的效率的影響作用截然不同。收銀員進行的工作對超市的運營效率沒有太大影響，精算師雖不從事直接的業務操作，卻能操控該行業最主要的運作規則并關系到對外的整體影響效應，掌握著效率的核心部分，他們對服務對象的影響不同，最終導致對整個人類物質生產效率的影響差異，所以他們最終的收入大相徑庭。  
這個規律不僅可以用以說明第三產業各部門間的收入分配，也可以用來說明所有人的收入分配問題。我們前面說了，每個工作著的人的職務分工都可以在以產業分工和階層分工為坐標軸的坐標系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那么每個人對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的影響作用也已經由其自身的坐標決定，而這種影響作用又進一步決定著這個人的最終所得。概括起來就是說，一個人的收入就取決于他所掌握的要素對提高生產效率的影響作用的大小。當這種要素最終對提高攫取自然的生產效率影響很大時，他們的收入就十分可觀，否則就極為低下。這個“看不見的手”就是“要素對效率的貢獻”。  
當然，社會日趨復雜，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往往不會如此簡單明了，一個人可能同時擁有幾種不同的要素。比如公司的職員可以購買公司的股份，該職員對社會的輸出就不僅包括勞務，還包括資金。更普遍的情況是個人儲蓄活動，利息就是一種對融資的回報。在很多情況下一個人可以在社會分工的坐標系中找到好幾個對應的點，而每一個點都對應了一種對效率的影響，也就對應了一份特定的收入，個人的所得只需把各點對應的收入值相加即可。這也正體現了本節所歸納的收入分配規律。  
亞當•斯密曾在他的著作《國富論》中欣然談到生產分工給人類物質生產帶來的巨大好處。沒有人會否認分工對提高生產效率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給人類收入分配帶來的問題。只要有了分工，社會生產就是不同要素所有者共同合作的過程。當各要素對生產效率的影響相同時，效率提高帶來的更豐富的產品就會在各個所有者之間平均分配。反之，收入分配就不均勻，而且要素的影響作用差別越大，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差別就越大。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同的要素對生產效率的影響是極為不同的，那么生產分工在提高人類剝奪自然的效率的同時，也導致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間貧富的懸殊，并由此引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三、認識世界經濟格局  
經濟全球化的滾滾巨浪把各國市場連在了一起，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既然大家是在一個統一的經濟體系中，那么國與國之間必然會形成各種分工與分配關系。整個世界經濟格局就是人類生產分工和收入分配關系的延伸。  
自由貿易實現了國家間的產業分工。  
第一產業的生產活動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第二、第三產業的形成也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自從有了工匠、奴仆，人類三大產業就形成了，也就有了產業的結構分布。人類社會的產業結構隨著人類榨取自然效率的提升而不斷得以調整。  
以歐洲為例，在早期以農業為主的社會里，第一產業部門無論是產值還是就業人口都占絕大部分份額，手工業、商業在大多數情況下影響甚微。18世紀初，英國及歐洲大陸興起一場“農業革命”，農業剩余產品逐漸增多。人口的剩余和市場需求的擴大為手工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條件。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使得第二產業自身的生產能力得到突飛猛進的提高。大量人口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前提下涌入工業制造部門，使工業產量迅速上升。到19世紀20年代，英國工業已在總產值和就業人數兩方面超過了第一產業。【6】第二次科技革命時期電的發明，電報業、鐵路業、航空業等的興起，不僅刺激了工業增長，也為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契機。這一時期農業的產值和就業人口呈下降趨勢，而工業、第三產業的比重卻在不斷提升。【6】二戰后，人類進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自動化流水線實現了無人操控，龐大機器的運轉越來越依賴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能源的驅動。效率的極大提高使大量的勞力從第二產業中被排除出來。信息技術革命帶動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大量勞動力被吸收過來從事提高生產流通效率的工作。這時，工農業的產值和就業人口比重同時下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則直線上升。【6】  
對這段歷史的簡單回顧只想說明一個問題：在一個社會里，第三產業的勃興是建立在第一、第二產業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的。正是物質生產部門效率的提高產生的廣泛剩余，才得以向龐大的第三產業系統提供物質資料，也正是越來越少的從事物質生產的人口能夠養活越來越多的非物質生產部門的人，社會才會產生大量剩余人口為維護第三產業的高度發達提供勞動力來源。  
今天的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遠遠超過其他兩個產業的原因主要由兩點：第一，就其歷史發展軌跡來看，他們本國的制造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的生產技術已經很高，農業普及了機械化，整個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能力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為第三產業的大力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二，自由貿易使得這些國家相當部分的礦業和農業以及一部分的第二產業跨出了國門，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以低廉的價格為其源源不斷地輸送原材料和能源，維護他們特有的產業結構。像香港這樣的世界金融中心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試想，服務業的巨額收入來自于另外兩個產業的支付，這種支付如果沒有物質生產部門巨大的生產能力和廣闊的需求市場將如何得以實現，而服務行業人員的巨額收入轉為消費時，又必須有市場提供的充足的物質。正是全世界的第一、第二產業部門的生產在為其服務產業墊背，才有了香港的繁華。與此同時，第三世界國家在第一、第二產業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維持國內龐大的第三產業時還要額外地負擔發達國家的物資供應，產業結構很難有根本性的扭轉。拉美和非洲地區的國家經濟完全依靠少數幾種經濟作物的出口貿易，而歐佩克成員國除了賣油幾乎就沒有其他產業。在推廣自由貿易原則時老牌資本帝國又悄悄恢復了他們對往昔殖民地的宗主國地位。  
  
跨國公司實現了階層分工的國際化。  
如果不是有低成本作誘餌，康采恩這樣的大魚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游入發展中國家的。為了盡可能降低組織生產的成本，他們將生產過程分解到不同的國家。發達國家優良的設備、高新的技術、先進的管理與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結合，實現各國不同要素優勢被最大效率的挖掘。發展中國家輸出的始終是簡單勞動力，屬于行業中影響力最小的一類人。  
分工的不同，使各國對人類作用于自然的活動最終造成的影響也不同。我們在第二節中總結的收入分配規律可以用來分析今天世界各國的收入分配狀況。一方面，發達國家相對于其他國家掌握了更能提高生產效率的要素，這就決定了最后收入的分配會傾向于他們，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國際分工，分工又加劇了各國的貧富差距。實現高效率的核心武器——技術始終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于是就形成了激進學派所說的一個中心——外圍結構的世界經濟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的政治、經濟、技術的依附性加劇了兩極分化。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德國工業聯合會前主席梯爾•奈克爾指示有統計數字顯示：全球最窮的十個國家和最富的十個國家之間的差距從1960年以來擴大了一倍。1960年最窮的46個國家在全球貿易中所占的比例為1.4%，90年代降到0.6%，到1995年以后就變得可以忽略不計了。【7】宣稱經濟全球化對最窮的國家最有利的經濟學家們對此又作何解釋？如果要繼續尋找下去，還會有許多統計數據作佐證。正如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在《在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中所說的那樣：“今天南亞各國的經濟、社會狀況與殖民制度瓦解之前的狀況并沒有多大的差別，唯一重要的變化是人口增長率近幾年不斷提高……今天南亞各國人民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樣貧窮，他們的生活像戰前一樣悲慘。”【8】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福利制度不斷完善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分化加劇了。發達國家憑借其對高科技的掌握，實現了少數人的簡單勞動養活多數人,真正貧困的人只占少數。而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效率的低下，本來就維持在多數人的簡單勞動養活其余少數人的狀態，加上經濟全球化又使得他們還要額外負擔發達國家生產生活物資來源的生產。他們對生產效率的影響遠不及發達國家，所以收入也十分微薄。從這個意義上講，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貧困人口是很自然的。西方的政界和學界總責怪這些國家由于制度不健全，官員腐敗和權貴揮霍導致人民生活的極端貧窮。其實，正是這些勞苦大眾從自然界攫取了更多的物質才養活了這幫指手畫腳的人，讓他們在茶余飯飽之后煞有介事地搬弄各種理論將罪責轉嫁到他人。我不是為這些國家的腐敗分子辯護，但問題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考慮，現在這種國際分工分配關系才是造成這些國家整體貧窮和不得不從事簡單勞動人口的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這種狀況也使得少數食利者的揮霍行為特別醒目，卻從來沒有人站出來大聲指責美國富豪們種種奇特的花錢方式。  
我不知道大衛•李嘉圖先生看到非洲的農民正餓著肚皮種植僅供出口的經濟作物時，是否還打算堅持它的比較成本優勢定律。【9】這一理論并沒有什么深奧之處，問題就在于它是片面地追求整體產量的增長和各自收入的增加，忽略了收入分配的差別問題。自由貿易只有在各方的要素對提高效率方面作用相同或相差很小時才會實現雙贏，如飛機的零部件在不同國家生產或名牌汽車的交互貿易中。但這往往只限于發達國家之間，第三世界國家是很少有機會介入的。所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增長是以資源的大量流失，民族產業倍受排擠，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產業結構難以逆轉，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為代價的。  
  
四、增長的質疑與經濟學的終結  
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有一段關于工業革命之后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精辟評論：“一旦工廠制度達到一定的廣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別是一旦它自己的技術基礎即機器本身也用機器來生產，一旦煤和鐵的采掘、金屬加工以及交通運輸業都發生革命，總之，一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種彈力，一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10】這句話用來形容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也同樣適用，理解起來也很簡單。只要技術沒有倒退，人類的生產能力本身就不會萎縮。在日常的經濟生活中，我們關心得更多的不是生產能力本身的問題，而是經濟能否持續地增長。既然生產能力不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起制約作用呢？結合我們前面的分析，答案不難找到。一方面，人類的生產活動不能創造任何物質，一切物質消費都來源于大自然，那么自然界中資源的有限存量就天然地為人類生產設定了界限。另一方面少數人養活多數人的社會結構就必然產生人與人的分工分配，也就少不了產品在不同人之間的流通。因而生產與銷售的銜接十分重要，市場的吸收能力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生產動力。于是，我們也得出與馬克思完全相同的結論，即原料和市場才是限制現代經濟增長的兩大最主要因素。  
經濟學界對這兩個問題解決得如何呢？從人們對威脅的直接感受來看，大家對第二個問題的恐懼遠遠大于第一個。因為時至今日資源短缺的問題尚處于預期階段，到現在威脅還沒有明顯暴露出來，人們不可能有切實感受，但經濟危機卻讓人談虎色變。自從1825年經濟危機第一次在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以后，它就像一頭怪獸每十年左右周期性地騷擾人類一次。每經歷一次危機，資本主義世界工農業產值就會有一個大的滑坡，科技革命給人類帶來的好處也因此大打折扣。【11】這一問題很早就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西斯蒙第和馬爾薩斯幾乎同時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危機論，即市場有限的需求量與高度膨脹的生產能力不能匹配。【12】馬克思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并創立了獨樹一幟的共產主義學說。現在的激進學派繼承其衣缽，在當今理論界仍有重要影響。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始終未能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很長一段時間，市場萬能論者占據著“教主”的位置，認為危機只是暫時的、局部的，直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當它再難以解釋實際問題時，才戲劇般的上演了讓禪于凱恩斯主義的一幕。同樣看到危機根源于需求不足的梅納德•凱恩斯選擇了與馬克思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那就是對癥下藥地“刺激需求”。《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掀起的對自由放任主義的否定浪潮使得“凱恩斯革命”在理論界的意義遠遠大于它在操作層的意義。從此，圍繞著“政府干預”和“自由放任”誰更有效，西方經濟學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今天，距離1982年的經濟危機已有20年之久，這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沒有再遭遇經濟危機，但關于市場有效性的討論仍在繼續，市場始終是各國政經人士關注的焦點。  
相對于市場問題，有關資源的探討則冷清多了，以至于大家談到資源問題時，都不像進入了正宗的經濟學話題。資源緊缺的嚴重性很早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最早系統地提出問題的是馬爾薩斯。他在1798年的《人口論》中談到人口增長與農業增長之間的矛盾，在當時就引起了轟動，可惜該理論的發展后勁不足。在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對主流經濟學家而言馬爾薩斯問題已不再成為經濟學的問題。首先，技術的進步拓寬了生產可能性邊界，產出的增長已遠遠超出人口的增長。其次，很多發達國家已出現人口負增長，馬氏理論只適用于發展中國家。【13】于是，馬爾薩斯問題輕松地被解決了。今天一切的資源問題似乎都可以通過技術來解決，人們可以發掘許多的新能源用于生產，并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產量增長再沒有后顧之憂，只需最大限度地挖掘市場的潛力，就可以永遠保持經濟的增長。  
可是，我們真的駁倒了馬爾薩斯嗎？別忘了人類一切的物質財富都來源于大自然的恩賜，我們是否應該反省一下，技術創新到底是創造了產出，還是提高了人類攫取自然的效率？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有如是說：“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都不僅是榨取勞力的技藝上的進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藝上的進步。”我們有必要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重新解讀。打個比方問題也許會更明顯一些，馬爾薩斯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是：面粉只有這么多，人口卻在膨脹，大家將來吃不飽怎么辦？樂觀經濟學家的回答是：我們生產面包的效率提高了，產量增長已經超過人口增長，大家再不必擔心會餓肚子！顯然，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嚴重。面包生產得越快，面粉就消耗得越快，危機就降臨得越快。地球上物質總量是不變的，農業中品種的改良只會加快土壤的貧瘠化，大量人工化肥的投入需要消耗石油等本已緊張的礦物資源，工業生產使大量有限的原料和能源被不可逆轉地消耗掉，工農業生產每前進一步都是以資源的更大消耗為代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拓寬只會使自然資源以更快的速度趨向枯竭。技術非但沒有拯救人類，反而加快了災難降臨人類的步伐。當我們為技術進步帶來的豐碩成果而歡欣鼓舞時，馬爾薩斯卻在九天之上俯視著眾生，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認為馬氏理論只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觀點更是滑天下之大稽。這是對馬爾薩斯問題的又一曲解。在當今社會，資源消耗的多少是再不能以人口的眾寡為衡量標準的。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西方發達國家正以占全球比例低微的人口數量消耗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資源。為填滿這些低增長或負增長人口長期以來形成的高消費欲望，這些國家資源供應方面承受著空前的壓力。萬一真的到了資源枯竭的那一天，問題最大的不是人口眾多的窮國，而恰恰是那些人口稀少的富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實是腹背受敵的：一方面擔心資源短缺導致生產滑坡，另一方面又擔心市場衰滯阻礙經濟增長。整個人類的經濟生活都陷入了一種十分病態的怪圈：增長要求市場增大其吸收能力，擴大的市場又要求進一步使生產規模上升，更多的產出要求更大量的資源供應，更多的消耗勢必加速資源趨于枯竭，資源的緊缺又反過來制約了生產的提高。這似乎是個惡性循環。問題到底出在哪里？長期以來，我們都試圖從外界尋找敵人，瘋狂地用科學技術解決資源問題，用經濟理論解決市場問題，以為克服了它們就能無限制地促進經濟增長。其實這些努力都是徒勞的，都不可能真正解決人類的問題，因為真正的敵人正是我們自己。所有矛盾的根源都集結在人類長期以來對“增長”的執迷。  
增長本身有許多的問題。首先，增長必將導致自然資源急速枯竭。現在各國GDP的計算都是按指數增長方式進行的。指數增長往往會使事物突然地接近一個固定的極限。《增長的極限》曾援引了法國一個很著名的兒童謎語來說明問題，謎語講的是一個池塘里生長著一朵百合花，它的體積每天按2倍速度生長，如果不加限制，30天就會完全覆蓋住整個池塘并悶死水中其它的生命。在很長時間里它都顯得很弱小，你只有在它覆蓋住池塘的一半時才會決定修剪它，那么你挽救池塘的時間限制有多長？答案是一天。【14】這個簡單的謎語很形象地說明了指數增長產生的驚人結果。我們今天各國GDP的計算正是用這種可怕的方式進行著。美國如果要實現產值哪怕是百分比小數點后好幾位的增長，全球每年的產量要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哪怕是再增加那么一點，地球就要極大的增加負擔。資源的消耗中有很多并不會直接進入我們的消費生活。前面說過，我們的社會是少數人通過對自然的攫取養活所有的人，要實現這種效率就要借助于工具。如果說原始社會里人們在狩獵之余進行收集尖銳的石塊、木棒或是制造弓箭等活動還談不上什么嚴重的消耗，那么今天人們生產所使用的設備、廠房、電腦、各種運輸工具以及公路、橋梁的鋪設都是要消耗大量資源的，而且生產的效率越高就意味著這種資本的消耗越大。今天的人類不僅直接消耗掉的資源增加了，而且為制造那些提高消費效率的工具而帶來的消耗也極大地增加了，并且是以指數的方式進行著。這樣下去，也許真的會像羅馬俱樂部預言的那樣，我們的生產可能會面臨一個“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5】我也預言我們將會是生存在這個星球上的、在物質享受方面最幸福的幾代人之一。有朝一日資源真的枯竭了，我們的后代子孫就只有坐在破草屋外，借著月光，對著書本想象著他們的祖先奢華的生活。　  
其次，增長本身的意義值得反省。增長本來的目的是為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在那些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地方，在那些處在饑餓或半饑餓狀態的人們來說，增長是必需的。這時的物質消費是維持人們生存的最基本條件，是實現幸福的前提，增長的意義十分重大。但它一到發達國家，特別是今天的美國，就變味了。首先，美國GDP的增長并不都是美國人的功勞，它還包含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在不公平的國際分工中付出的艱辛勞動，并消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然資源。其次，不斷增加的物質消費并不是人們生活所必需的。大量的產品被毫無意義地生產出來，浪費了資源。就像艾森豪威爾總統說的：“造出的每一支槍，下水的每一艘軍艦，發射的每一枚火箭，歸根結底，都意味著一種對于那些忍饑挨餓的人們的偷竊。”【16】第三，人的貪欲被極大地激發并迅速膨脹。人的天性就有懶惰和追求舒適的一面，就有占有欲和支配欲，在琳瑯滿目的商品和天花亂墜的推銷雙面夾攻下，大多數人很容易放棄痛苦而艱難的精神追求，沉溺到伸手可觸的物質享樂中去。政府的激勵政策營造了一個巨大的溫室，欲望的種子迅速的發芽，不斷壯大，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一方面，人的享受欲形成慣性，很難再回到低消費的狀態中。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眼前越來越多的物質開始麻木，而精神在這之前早已死去，當他們從物資享受中得不到滿足時，就會引發種種用經濟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對美國來說，“多”則“少”。  
第三，為增長而增長的思維方式后果不堪設想。從全球整體的角度看，盲目的增長可能會導致前面所述資源枯竭、環境惡化、貧富懸殊和人類的物欲橫流。從單個國家的角度看，問題還不只這么簡單了。各個國家為了保持增長，體現自身的實力，常常會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戰爭和服務業。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說，戰爭是個極好的東西。首先，戰爭可以作為政治的輔助手段為國家爭奪更多的原料產地和傾銷市場。原料不僅要多，而且價格要低。細心的人會發現前面第二節中對第一、第二產業部門之間生產成本的差異缺乏分析。第二產業部門是肯定要對原材料進行支付的，但第一產業部門的情況就不這么簡單了。他們的勞動對象不是直接從社會中獲取的，而是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大自然是不可能從人類手中收取費用的，不管礦山、農田和漁場是公有還是私有，其成本支付都內化在了人類社會之中，大自然對全體人類的付出是無償的。但是對單個國家來說，當資源的獲取跨出了國門時，這種獲得就是有償的了。資源進價的高低會極大地影響一國經濟在數值上的增長。如果世界油價在一個季度內走高50%（也就是達到每桶45美元左右），工業七國（英、美、加、法、德、意、日）的GDP將在12個月內下降0.5%。【17】但是，就是為了這小數點后幾位數的增長，美國仍不惜對上帝的土地開火。（據說《圣經》中描述的伊甸園就位于現在的伊拉克）。人們兩次世界大戰的噩夢又何嘗不是起因于對原料和市場的爭奪。其次，大量的軍資開銷可以吸納本國社會上過剩的生產能力，經濟危機也可借此避免。1920年由于軍事訂單的急劇減少，導致美國爆發了一戰之后的第一次經濟危機。當增長要靠殺人的方式得以維持時，它真的值得嗎？滑稽的是，就在發達國家為進行軍備競賽轉移危機忙得不亦樂乎時，發展中國家卻因為巨大的國防開支拖累了經濟的發展而憂心忡忡。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第三產業極具誘惑力。在今天，越是發達的國家，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就越大。因為急于求成，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工作者都十分看好第三產業，妄想跳過中間環節。根據前面的分析，全球經濟環境對其調整產業結構十分不利。第三產業中的前三類與生產狀況密切相關，沒有工農業的高度發展相配套，這些行業是不可能壯大的。許多經濟學家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就只有把目光瞄準第四類和第五類。這些行業不與生產直接掛鉤，卻能在兩方面起到刺激市場的作用。首先，它可以直接擴大服務設施的需求市場。旅館等的建造就可以為建材業開辟一個巨大的市場，影音娛樂業可把大量財富消耗在制造過程中。其次，它可以實現轉移支付，即間接地擴大一般消費品的需求市場。按照邊際消費遞減規則，同樣是100元錢，握在企業老板手里與握在按摩小姐手里最終對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何況這種支出本來就反映在了產值里。醫療、教育屬于公益事業，其意義在于對人本身的關懷，如果把他們列入創收部門，就會產生醫療、學術腐敗，起不到其應用的作用。旅游、娛樂、影視的盲目發展使大量濫俗之物充斥市場，敗壞了社會風氣。政府官員腐敗有利于刺激經濟的理論早已堂而皇之地登場，將來有一天黑社會、娼妓和賭博甚至販毒大概也可以名正言順地晉升為國策。古人用拔苗助長形容那些急功近利、不顧事物發展自然規律的人，今天這些叫囂著發展服務業的經濟學家們還沒見到“苗”，就迫不及待地要拔了。  
我們許多人對羅馬俱樂部的理解太過狹隘。其實，羅馬俱樂部不是質疑增長的能力，而是質疑增長本身。《增長的極限》中有一段話很能體現這個意思，“通過對增長規定能接受的一個自己的限制，并試圖在這個極限范圍內生活是否好呢？或者是要繼續增長，直到面臨其他一些天然極限，到那時希望另一種技術上的飛躍，從而允許增長持續得更長久是否更可取呢？最近幾百年人類社會遵循第二個方針一直很成功，以致第一種選擇已經完全被忘掉了。”【18】經過幾次科技革命，人們已經為自身的智慧和征服能力所陶醉，以為只要是在技術的魔掌伸得到的地方，就可以肆意妄為。人類要體現自身的進步性，就不允許經濟不增長。針對如何實現市場效率最大化的問題，經濟學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群雄逐鹿。由于各個時間段問題的具體矛盾不同，各大學派也演繹了各自的興衰成敗。他們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如貨幣主義強調穩定通貨的重要，理性預期學派強調預期對政策的抵消作用，新制度學派強調制度安排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他們都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像一面面哈哈鏡，把經濟運行中某一方面的問題放大了給大家看，普遍缺乏高瞻遠矚的心胸和統攝全局的氣魄。他們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其間的興起、發展到衰敗或者換一幅面孔再一次的登場，都不過是隨時代變遷上演的一出出鬧劇。戰后的西方經濟學界表面上看是學派林立，百家爭鳴，學者為一些分歧可以爭得面紅耳赤，學派間時常水火不容，但在本質上它們都可以籠而統之地稱之為“市場派”。因為無論是堅持自由放任主義的還是堅持政府干預的，或者倡導混合經濟的，無論在論戰中是旗開得勝的，還是慘淡收場的，無論誰是權威話語，誰是異端邪說，無論他們強調什么，摒棄什么，都是在追求市場效率的最大化，都是在想方設法讓市場更多地吸收產出。整個戰后經濟學都被這一“市場派”統治著。  
不能否認，“市場派”的論爭對穩定分工分配關系，調節經濟運行環境確實功不可抹。但麻煩就在于它克服經濟危機所帶來的災難遠遠大于經濟危機本身帶給人的災難。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比西斯蒙第更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認識到危機不會自動地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意味著一些矛盾以暴力的方式得到暫時的、局部的解決，危機之后又會有復蘇和繁榮，資本主義又會以螺旋上升的形式進入新的循環周期內。【19】經濟危機并不是壞事，只不過是提醒人們要減少產量罷。產值的下降也不表示社會在倒退，只不過減少了人們部分的不必要的消費罷了。可是馬克思以后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并不比普通的市井小民具有更高的智慧和眼界。他們開發出市場營銷、企業管理、證券投資等新的領域并滲透到人類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學科在侮辱人類高尚智慧的同時，也把市場對產品的吸收能力擴大到極限。市場的擴張加強了人們對生產的自信，又促使攫取自然的效率得到更進一步的提高。更麻煩的是，這還不是一個簡單的惡性循環，而是滾雪球般以指數的方式增長著。正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波德爾說：“人類正在毀滅……歐洲文明——而且是以全世界最愚蠢的法則即利潤最大化的名義。”【20】  
以“增長”為四大宏觀經濟目標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目標的經濟學，就像其目標一樣變得愈益偏執和驕狂。或許應該歸功于第三產業的發展，現在從事經濟學研究工作的人越來越多了，自封或互封的經濟學家隨處可見，但真正有志于探索人類生產活動本質的人，真正對人類的前途有著終極關懷的人卻相對越來越少了。從庇古到科斯的倒退，就是在“增長壓倒一切”的思路下產生的。“市場派”的各色觀點在全球吸收了大量的“教徒”，在今時今日的世界取得了絕對壟斷的學術地位和不容置疑的話語權威。但它那灼目的光輝不是出自其自身的智慧和道義的閃光，而是狐假虎威的借助了人性的弱點——懶惰和享樂。憑這一點，它可以抵擋大量來自環境學家、社會學家的異議，經濟學內部的少數派如羅馬俱樂部，也幾度被打入冷宮。它打著提高生活質量的幌子，傳播著“自由”、“解放”的教義，壯大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邪教組織。在增長這一魔咒的驅遣下，千千萬萬的門徒跳入物欲的泥潭殉教。“市場派”一邊制造著自己的影響，一邊毀滅著自身賴以生存的基礎。經濟學在逼近增長極限的同時，也在逼近著自己的終結。  
  
結論  
無論經濟學家如何巧舌如簧地向世人述說技術對克服資源問題的神效，無論怎樣挖空心思地使市場機器的運轉開足馬力，經濟學都不可能逃脫終結的宿命。  
“少”有時比“多”好，退一步反而海闊天空。經濟學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從“增長”的陷阱中走出來，摒棄“市場”迷信，揚棄凱恩斯、科斯、布什，借鑒一點馬克思、庇古、艾森豪威爾，回歸于人本身，關懷人所依賴的自然；應該集中全部精力，探求以盡可能少的資源維持人們適當的消費方式，讓大家生活得更從容，更輕松，更有內涵。這種轉換同時也使經濟學本身回復生機，變得清新脫俗，更人性化，更富有真正智慧，前景也更廣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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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 機械工業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3頁。  
【3】 （美）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 機械工業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48頁。  
【4】 趙云喜：《資本學——中國經濟的溫和革命》，中國城市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06頁。  
【5】 王述英主編《第三產業：歷史•理論•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82～84頁。  
【6】 王述英主編《第三產業：歷史•理論•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6～56頁。  
【7】 （德）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哈拉德•克里門格：《全球化的十大謊言》，新華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42～145頁。  
【8】 （瑞典）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頁。  
【9】 （美）Dominick Salvatore：《International Economics》Fifth Edition,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0～45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493～494頁。  
【11】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馬濤主編《經濟思想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34頁。  
【13】 （美）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 機械工業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24頁。  
【14】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5頁。  
【15】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英文版序第17頁。  
【16】 （美）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Sixteenth Edition, 機械工業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頁。  
【17】 （美）高盛公司全球經濟研究部：《戰爭的成本及經濟影響》，《經濟觀察報》2003年3月24日第101期，伊拉克戰爭專輯A5版。  
【18】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114頁。  
【19】 馬濤主編《經濟思想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88～291頁。  
【20】 （德）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哈拉德•克里門格：《全球化的十大謊言》，新華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8頁。  
  
文獻綜述  
陶淵明自謂“好讀書不求甚解”，這是極好的讀書方法。但這種方法常被誤用，各人對“不求甚解”一詞的理解不同。我以為“不求甚解”應該與“好讀書”的“好”相呼應。“好”就是有興趣，讀書如果沒有興趣，如同和自己討厭的人說話，自然心不在焉，也不會有收獲，白白浪費時間。如果和喜歡的人說話就大不一樣，你能很快被對方的閃光之處所吸引，自己可以積極地投入思考，產生豐富的感想，事后也能保持長久的記憶。當你再向人復述時，不會機械地重復，而是有重點，有篩選，有意無意地夾雜著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智慧哪怕微不足道，也會成為對話的靈魂。即便沒聽懂，產生的疑問本身也是可貴的。如果迫不得已去和一個無趣的人對話，只能被動接受一些干巴巴的概念，當你復述時即便十分全面而沒有遺漏，你卻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聽話的人自然也聽不懂。如果后面的人都和你一樣，那么最初的話即使被精確地傳播下去，遲早也會在人的心靈中死去。總之，最重要的是把書看成“活物”，讀書是和作者對話的過程，不是被動地掌握別人的東西，而是獲得自己的體驗和見解。所謂“不求甚解”，只是忽略技術性、細節性的東西，重點放在對思想方法的把握，對精華的提煉，并用以檢驗、修正和補充自己的觀點。  
我讀書就好“不求甚解”。我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沒有太大興趣，覺得它們太世儈。我鐘愛那些有志于探求本源問題，對人類及自然有著深切關懷的文獻。馬克思是我最崇拜的思想家之一，為從他那找到靈感，我花了幾個月時間研讀《資本論》的第四卷《剩余價值理論》。由于知識背景和理論功夫的欠缺，我與馬克思的“對話”并不算成功，他的思想我沒能完全把握，但并不是沒有收獲。馬克思的書中援引了許多經濟學家的代表觀點，讀來就像是在旁聽一場激烈的爭論，雖然自己插不上話，卻能從各種角度思考問題。意大利經濟學家維里的一些觀點首先引發我的思考，他認為宇宙的一切現象都不是真正的創造，而只是物質的形態變化。我一向反對學界的主流，對這幾百年前的聲音十分敏感。如果說重農學派多少還帶了一點政治功利色彩，那么維里顯得多么的純粹而真誠。他這一句話就使得人類所有輝煌的物質成在霎那間變得蒼白無力，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所消費的一切都源于大自然的給予。于是，人與自然的這種關系被我確認下來，而且幾乎成了統攝全文的中心，我試圖對今天人類一切與生產有關的活動進行深入解剖，以認識我們日常行為的意義并借以指導我們的實踐。這一復雜的認識過程，不僅需要自己艱難地思考，也要從大量的閱讀中尋找啟發和靈感。我帶著維里的啟示，嘗試了與多位思想家和學者進行了“對話”。  
偶或閱覽一些當今主流經濟學資料，總擺脫不了“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感覺。他們對現實的、眼下的問題關注太多，對探求人類生產生活的本真面貌興味索然。主流的聲音如此強勢，要找一本好書猶如大海撈針。所幸物欲的力量終是有界，關注人類未來，執著真理精神的仍不乏其人，只要悉心尋訪，總能高山流水遇知音。德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和哈拉德•克里門格合著的《全球化的十大謊言》算是一位難得的“良師益友”。首先吸引我的是書名，對經濟全球化所持的懷疑態度一目了然，與我的思路相吻合。我以為是找到了激烈的同道中人，但深入閱讀發現正文并不像開場白那樣聲勢咄人。作者像持重的長者，并不以雄辯將對方逼上絕路，也不是拿一些“玄之又玄”的艱深理論炫耀自己，打壓對方士氣，而是循循善誘地從全球化流行的十大命題入手，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并援引了大量統計數據作佐證，將其荒謬展露無遺。與馬克思不同的是，他們的論述算不上什么學理上的創新，沒有構建什么新的可堪與主流匹敵的思想體系，只是在“自由貿易對窮國有利”的理論喧囂塵上的今天，給世人注入一管清醒劑，讓大家清楚地認識到現有的政治格局和經濟秩序對發展中國家的諸多不利影響。雖然書中的許多研究是針對德國的現實情況，但真理沒有國界，人性千里相通，他們考慮問題的方式與我們分析本國及他國的經濟地位的方法可以融通。夸張地說，今天的經濟理論領域幾乎每走一步就可能遇上一顆地雷，而每顆地雷下面就埋著一顆寶石，粗心的人總會掉入陷阱，只有膽大心細的人才會有真正的發現。  
《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是另一位摯友。很早就聽說了這本書，卻一直未曾翻閱。我和羅馬俱樂部算是“相見恨晚”，雖然隔著四分之一的世紀，隔著重山復水，卻也“一見如故”。《增長的極限》開篇就通過一個生動的謎語向人們昭示以指數方式計算的增長所產生的驚人結果，與其序言中所說人類生產可能會面臨“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相呼應。在后面的篇章里，他們把重點放在對技術、資源、環境及人口問題的探討上，提出許多與主流相悖的真知灼見，引發對于人類經濟運行方式的耐人回味的思考。他們將資源在社會中流轉的模型制作得十分精巧細致。這是我看到的最有意義的模型。在今天的經濟理論界，制作模型已是一種時尚，只要做得出來，不管它有沒有理論創新，有沒有實際意義，它就能代表制作者的實力，它是定心丸，是保險單，它能成為沽名釣譽的資本，甚至在數學工具的掩護下憑借其外表的復雜而不是內在的真正智慧覬覦諾貝爾獎。于是，新模型不斷涌現，數量的增長超過其熱衷的經濟增長，但有持續而深遠影響的卻越來越少。在這種輕率浮躁的學風日長之時，羅馬俱樂部的成員們耗費了大量精力，幾經修改終于出爐了這一可堪與一切人類最優秀智慧成果并列的偉大作品，它的研究動力來自于為學的真誠態度和對全人類的深切關懷。理清資源在各行業部門的運轉情況對人類生產生活的分析非常重要，這一模型的制作可以極大地增強該書的說服力。由于它復雜而精致，對它完全的把握需要多學科知識的了解和系統全面的分析，把它介紹清楚也須上萬字的篇幅，所以文章中沒有將其引用過來，但我對人類分工分配關系的思考與其有異曲同工之處。理清人類分工分配關系也要追蹤資源的來龍去脈，認識人類勞動的意義及其后果，只是輪廓稍嫌粗略了點。羅馬俱樂部是戰后經濟學界最耀眼的亮點，無論今天的主流話語如何鄙薄他們。將來，當子孫后代譴責我們的淺薄和平庸時，我們還能自豪地說：“我們還有羅馬俱樂部。”  
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在《在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中對南亞國家貧困的現狀及原因所作的細致分析，仿佛汪洋大海中奮力一擊，奏出一曲高昂的不和諧音，令我沉思。我有一種不是偏見的偏見，覺得歐洲大陸文化熏陶下成長出來的學者比受英美文化裹挾的學者具有更高遠的眼光和更深刻的智慧。早些的不談，就看現在，繆爾達爾是瑞典人，《全球化的十大謊言》的兩個作者都是德國人，社會學家皮埃爾•波德爾是法國人，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增長的極限》的主要執筆者雖然是美國人，但其成員大多數來自歐洲大陸，來自英聯邦國家的在當地都是少數派，他們受商業文化的侵蝕較少，更多吸納了歐洲文化深沉渾厚的一面，他們懷揣著共同的信念聚集在羅馬山貓科學院，將滿腔的熱情投入到對人類前景的憂思中。或許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使得歐陸學人具有更多的反省精神，或許是其深厚的唯心主義傳統讓他們更能甩開外界的誘惑而執著于內心的追求，他們對人類的問題有著更敏銳的洞察和更深刻的思索。他們的聲音太微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馬克思的許多思想極大影響了我的行文思路。他對“資源”和“市場”兩大限制的總結讓我拍案叫絕，每每想起仍然回味無窮。他對經濟危機的理解是我十分贊賞的。與馬克思的“對話”，時常會感覺到困難，許多思想深層的東西難以準確把握，但只要用心傾聽，就會為那種恢弘的氣魄、深邃的智慧、縝密的論述，為那種對真理的執著精神和對道義的擔當力量所深深折服，這種感覺會浸透到骨髓里，牽動著每一秒思考的搏動。即便最后仍沒有了解他思想的全貌都沒有關系，只要感染到這種精神和力量，并將其貫穿于自己為學為人的始終，就能做到不落窠臼，想人所未想，發人所未發，做人所未做，擁有獨立感覺和自主精神。這就是“不求甚解”的奧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