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的俄羅斯面臨著它在20世紀初曾遇到過的問題：或者以漸進的方式解決極為尖銳的社會矛盾，或者引起革命。
    1917年二月革命后，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這兩位俄羅斯著名的思想家不得不在這兩個“或者”之間做出選擇。歷史最終選擇了誰，這已人所共知。但當代現實將會選擇何種立場，是普列漢諾夫的立場還是列寧的立場，卻仍是一個疑問。
    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與我們的時代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首先對普列漢諾夫的論著進行一番考證和分析。在蘇維埃年代，這些論著曾被束之高閣，因為官方的思想家們不能原諒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與列寧決裂而倒向孟什維克。
    格·瓦·普列漢諾夫(1856-1918)是19世紀和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和奠基者，建立了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他的哲學才華曾受到恩格斯的賞識。自1883年至1917年，他一直僑居海外（法國、瑞士、意大利），遠離祖國長達34年。列寧指出，普列漢諾夫在僑居海外期間撰寫了大量的優秀文章，為未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他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即使在目前仍有其價值和意義。我們將就其中對當代俄羅斯人最為重要的結論加以研究和分析。
    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普列漢諾夫第一個指出了把人民理想化的危險，第一個指出了在決定革命意識的社會條件尚未成熟時號召革命的危險性。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他勇敢地公開宣布，俄國的未來將取決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既闡述了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也闡明了當時仍受民粹派和民意黨思想影響的俄國社會主義知識界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普列漢諾夫無情地批判了民意黨人關于通過農民村社使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幻想。他論證了資本的歷史使命，指出資本為俄國無產階級這一新的生產力掃清了道路。不要改良的革命是不存在的——這是普列漢諾夫的信念。
    普列漢諾夫認為，在社會革命力量（工人階級）成熟之前是不能催促和迫使歷史走向革命的。他指出，民粹派革命急躁情緒的根源就在于，他們試圖主觀主義地將革命的愿望強加于歷史。普列漢諾夫的這一結論在當前仍未失去現實意義。難道我們沒有急躁情緒而試圖超越階段，用個人意志代替現實可能嗎？多么美好的愿望啊！但恰恰是這種美好愿望鋪就了通往地獄之路。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一方面是人們對于強使我國資本主義化的合情合理的憤慨，另一方面是對現存的、在生產中居統治地位的“人對人像豺狼”原則的反對。這一原則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目前的經濟混亂。也不可能不這樣，因為目前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只能有條件地被稱作資本主義。
    我們認為，在用暴力摧毀社會主義方式之后，我國陷入了一種即使十個馬克思也難以解釋清楚的狀態。所謂的俄國資本目前并未履行資本主義的任何一項歷史使命，它并未形成大工業生產，因而也未能為第一生產力（工人階級）的發展創造相應的條件。相反，它破壞了科學工業生產，而且毀壞了科學的基礎，而沒有科學的現代資本主義是不可想象的。換句話說，資本打碎了工人階級，使它失去了最主要的、最有覺悟和最有文化的階層——熟練工人和技術工人。他們被兌換了，被眾我的戈爾巴喬夫式的合作社吸收了。這個資本是從蘇聯時期違法的灰色資本中成長起來的，在“改革”年代正式走到了前臺，而到私有化猖獗（財產的再分配）時期則達到了驚人的規模。
    為蘇共錯過的機會而痛心表明人們已順從了現實。而現實是，社會主義不可能很快實現，即使共產黨人當選為俄羅斯總統也一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隨著財產的再分配而消失了，這符合人民的意愿和社會道德嗎？符合，這一點非常明顯。統一的意愿和道德已不存在。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意識危機的環境里。如果指望社會主義意識的“基因”能比畸形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更加堅強，指望人民明天能回心轉意，那就只能是空想，是把人民理想化的危險傾向。關于這一點，普列漢諾夫早就講過了。
    甚至在蘇聯時代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從而出色地建立了私人企業的一部分人也患有急躁病，他們指望能盡快跨入社會主義。筆者有機會和一些思想上屬于蘇聯派的企 業主進行過多次交談。談話內容大體如下：
    “只有社會主義，而且只有國家社會主義才能拯救國家。”——對方說。
    “可你知道，目前要建立國家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為什么不可能？社會就要大爆炸了。”——對方反駁我。
    “何時大爆炸？”
    “總有一天會大爆炸。也許就在今年冬天。”
    “這您已經講過多次。可是，如果發生大爆炸，您不就得放棄自己的企業嗎？”
    這時很少有人會說“是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出現沉默，而后談話轉向別的話題。
    歷史是嚴酷的，她會讓每一位不尊重歷史的人無地自容。普列漢諾夫喜愛講的一句話是“歷史是最偉大的辯證主義者”，而且他不止一次地詳細論證過這種觀點。普列漢諾夫的這一觀點很值得學習。他對社會意識，特別是對工人階級覺悟的分析也很值得學習。就像一位診斷精確的神經外科大夫，普列漢諾夫在19世紀80年代揭示了俄國無產階級的覺悟狀況，并做出了無情的評判：由于資本主義不發達，俄國無產階級的覺悟也必然是落后的。
    讀者也許會憤怒：“一個優秀的社會主義者卻號召發展資本主義！”尊敬的讀者，請不要急于控訴。如果讀一讀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你就會明白，只有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才能使工人聯合成為一個階級，并把它變成資產階級的對立物。這一馬克思主義真理正是在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那里得到了論證，他關于19世紀末俄國無產階級階級覺悟的分析對我們極為珍貴。從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極有教益的東西。對于這個無產階級，用古典馬克思主義是無法理解的。難道普列漢諾夫的論斷對于我們評論目前俄羅斯工人中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平均主義）宣傳的危險沒有教益嗎？正是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創始人第一個證明了上述危險同經濟中眾多的小資產階級因素之間的聯系。他教育社會民主黨人，由于時時擔心遭到破產，小資產階級隨時準備進行革命冒險。他們用革命的旗幟掩蓋了其反動的思想。對于形成中的無產階級覺悟來說，他們是思想毒素。不是嗎？我們中間難道沒有鼓吹小資產階級革命主義的思想家嗎？
    在這里，回憶一下普列漢諾夫對所謂“絕對原則”擁有者的無情鞭撻是十分適宜的。他將這些人無情地暴露在歷史事實面前，并經常引用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談論那些穿著社會主義（目前是共產主義）華麗服裝的人時講過的下列話：“他們既不需要研究事實，也不需要思考，他們早就備好了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且藥到病除，就像某位‘名醫’對每一位患者都用同樣的療法：服泄藥和灌腸。”
    普列漢諾夫多次講道，不應當過多地去關注那些天才人物的思想成果，而首先應掌握其思想方法，它可以教會我們辯證地思考問題，注意事件的不同時間和地點。有這樣一些人，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沒能掌握辯證法。但也有一些人，他們很好地掌握了辯證法理論，但卻又認定“一切都應當按照1917年十月革命的樣子干。”第一種人是犯了誠實的錯誤，第二種人則有意無意成了俄羅斯破壞者的幫兇。我們不是散布不信任的種子，而只是提醒大家在政治斗爭中要保持警惕性。這是因為政治斗爭的賭注是巨大的，即祖國的命運。
    俄羅斯從手推磨向織布機和軋鋼機的轉變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過程，是在保留封建專制制度的情況下病病歪歪地長入資本主義的。這種現實顯然不能不反映到現代生活中。辯證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正確地指出：“在所有歷史中不存在環境完全相同的兩個因素。”然而，19世紀末的俄羅斯與21世紀初的俄羅斯卻有著某些相似之處：由于階級結構的未成型而導致的社會意識危機是一樣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思想不統一、搖擺不定和缺乏堅定的信念是一樣的，對領袖至上主義（包括共產主義領袖至上主義）的向往也是相同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于某種生產關系遭到破壞而另一種生產關系尚未成熟所帶來的結果。雇傭勞動者的無產階級意識因此也只能處于落后狀態。當然，想要超越歷史的人也有，而且還很多。他們對目前工人階級四分五裂的狀況不加考慮，而把勞動群眾的每一次抗議活動（如“鋼軌之爭”、短暫的罷工、礦工在莫斯科戈爾巴特橋上的靜坐等）當作他們明天進行激進活動的準備階段。他們不明白，俄國無產階級還剛剛在形成中，其階級意識尚待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發出的任何關于奪取政權的政治號召都不可能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支持。革命口號極其響亮和誘人，但工人們的斗爭卻是零散的，而且正日漸平息。
    在這里，很值得聽一聽普列漢諾夫的忠告。他認為，必須學會理解歷史發展的進程，并努力去引導這一進程。但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必須把社會主義思想灌輸到俄國無產階級的意識中。我們不會忘記，蘇聯的教育和培養并非一無所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年一代人的心中擁有廣闊的空間，嚴酷的現實使其在目前仍具有現實意義。
    即使對于未來，普列漢諾夫的觀點也是正確的。他指出，思想就是力量，離開思想的指導工人運動就只能是不自覺的、自發的運動，工人們就不可能認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以前號召完成這一思想建設任務的是革命社會民主黨，現在則是共產黨。但是，要完成這一任務，必須采用不同于沙皇俄國時期的做法。那時不存在從徹底毀滅中拯救我們的國家和復興俄羅斯的問題。現在，這些問題卻成了主要問題。俄羅斯處在生死存亡之際，一切就如同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一樣。因此，如果社會主義宣傳脫離了愛國主義思想的基礎，就將一事無成。也就是說，必須開展積極的愛國主義的社會運動。
    目前，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須要經過重建國民生產（包括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恢復國家安全、增強人民的思想、道德和身體健康、重建強大的軍隊等過程。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統一是歷史的要求。今天，理解這一點是如此重要，就象19世紀末人們認識專制制度必然滅亡一樣。格·瓦·普列漢諾夫不僅認識到而且公開闡明了這一點，這恰恰是因為他首先是一個俄羅斯愛國者。
    偉大的辯證主義者
    為了使俄國擺脫專制制度的桎梏，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專制制度窒息了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現，窒息了國家的生機，使國家陷入社會、經濟和政治落后的狀態。人民則處于無權的地位。怎么辦？車爾尼雪夫斯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并未使普列漢諾夫滿意。后者在馬克思的學說中找到了問題的答案。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對這一思想，普列漢諾夫至死深信不疑。
    然而，與西方相比，俄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不發達的資本主義，這促使普列漢諾夫產生了一個重要思想，即要把俄國無產階級改造成一支革命力量，應當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漸進過程。普列漢諾夫預言，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將是極其遙遠的未來的事情。他不止一次地講過，俄國資本主義還沒有成熟到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程度。他援引西方的經驗，把最近的將來看作是爭取資產階級統治的時期。他是如此堅信必須有一個長期的進化才能走向革命這一思想，以至于在1917年意外地經歷了其人生的悲劇——在自己的祖國他成了無人接受的人物。
    如果我們說列寧是完全反對普列漢諾夫的，那我們就是在違背真理。首先，他們二人都熱愛自己的祖國，祖國的命運決定了他們每個人生命的價值。同普列漢諾夫一樣，列寧認為，無論俄國擁有何種歷史特點，它都不能脫離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對于每一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來說，這些規律都是相同的。但列寧與普列漢諾夫有一個區別。這就是，他注意到了那個著名的前輩普研究過的現象，即俄國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列寧將俄國無產階級與歐洲無產階級作了區分，認為俄國無產階級很少受到資產階級的腐蝕賄買（俄國沒有殖民地），因此也很少妥協，而且它還經受了1905年革命的鍛煉。俄國日益暴露和激化的矛盾促進了無產階級意識的加強，這個階級尚未脫離農村公社，并且十分熟悉俄國農民的艱苦生活。人們十分熟悉列寧對自由資產階級及其政治怯懦的鄙視。而普列漢諾夫則同孟什維克站在一起，根據西方的經驗，主張自由資產階級應在革命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然而，列寧注意到而普列漢諾夫沒能注意到的主要方面，是俄國未來革命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就在于農民（同工人階級一起）構成了革命的動力。可惜的是，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認識到農民是無產階級潛在的同盟軍。之所以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是因為農村公社的農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對外界知之甚少，而且在心理上尚未擺脫農奴心態。普列漢諾夫是19世紀70年代才對這種農民有所了解的。
    隨著資本主義向農村的逐步擴散，俄國農村公社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其內部出現了急劇的社會分化，逐步分化為富人和窮人。普列漢諾夫是第一個對這種變化做出辯證分析的人。然而，由于他長期僑居國外，已不可能了解俄國農民命運的進一步變化。1905年革命后，革命思想開始迅速擴散到農民中間，廣大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很快接受了這些思想，他們在20世紀初是農村公社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寧注意到了這一變化，普列漢諾夫則沒能了解，因為他遠離俄國，已落后于歷史的辯證法。
    對待農民的態度決定了未來革命的各個方面，首先決定了革命的人民性。
    普列漢諾夫曾對巴枯寧進行了及其尖刻的批判，指出，與其說在巴枯寧面前辯證法發生了變化，不如說在辯證法面前巴枯寧發生了變化。但在20世紀初，這種評價同樣也適用于普列漢諾夫。正是在辯證法問題上，列寧做出了更大的成就。他揭示和研究了世界經濟政治的新現象——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揭露了新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指出俄國是這種矛盾的焦點。他闡明了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并且得出結論：帝國主義的整個鏈條可能在其最薄弱的環節被掙斷，革命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爆發（1914年）。俄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其階級對立在專制制度下已尖銳到了極點。而在分析俄國的現實時，普列漢諾夫卻仍停留在19世紀末的狀態。還在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立場上的分野就已顯現出來。當時普列漢諾夫認為不應當為爭取建立武裝而斗爭，列寧則主張積極爭取建立武裝。二者之間的根本分歧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現在有一種偏見，認為“一戰”期間普列漢諾夫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列寧則是一個革命者、國際主義者，因為列寧指望俄國在戰爭中失敗，并且以他素有的意志和毅力去促使這一目標實現。我們不同意這種意見。
    首先，我們指出一個毫無爭議的事實：在“一戰”前夕和俄國正式向德國宣戰以后，不僅布爾什維克，而且包括普列漢諾夫在內的孟什維克以及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政黨）都贊成使沙皇政府在戰爭中失敗的方針。在俄國專制君主發出總動員令的那一天，立憲民主黨的《語言》報刊載了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將俄國比作一輛失控的汽車，很快就要傾覆。文章最后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到了該換司機的時候呢？”結果該報很快被取締，刊有上述文章的報紙被沒收。
    1914年8月，愛國主義情緒籠罩著俄國。到處充斥著俄羅斯民族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曾因俄羅斯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而受到極大傷害。當時很少有人看到祖國所面臨的災難：在這場戰爭中找不到俄羅斯的民族國家利益，而且它并未做好戰爭的準備。很少有人了解，當時德國每平方公里國土所擁有的鐵路長度是俄國的9倍，而在引起全國歡騰的總動員時期需要向1000公里以外的邊界調運俄國士兵；在邊界地區，德國士兵的數量是俄國的4倍；俄國開戰時每門大炮只有850發炮彈，而西方軍隊每門炮則配備了2000-3000發炮彈；整個俄國軍隊只有60個重炮連，而德國軍隊卻有381個。沙皇制度的腐化使軍隊對戰爭缺乏準備的狀況更加危險。專制制度的死期已經到來。甚至連維特伯爵這位專制制度最狂熱的擁護者也指出：“這個在精神上反常的制度是怯懦、無知、奸詐和愚蠢的大雜燴。”沙皇政權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然而，俄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卻陶醉在愛國主義的狂熱中，普列漢諾夫也陷入了愛國主義的窠臼，認為德國帝國主義比俄國更具侵略性。他對沙皇制度的支持事實上就是對專制制度的支持，而這種制度已經被歷史所淘汰。這種支持也是對資產階級的支持，因為資產階級在戰爭中發現了自己的利益：俄國資本贊成開拓新的疆域，渴望加強在巴爾干、波斯、土耳其和蒙古的影響。而且，軍事供貨（糧食和武器）能帶來極大的利潤。
    在戰前曾積極撼動沙皇寶座的立憲民主黨人不再主張推翻沙皇。孟什維克則厚顏無恥地保持著沉默。只有列寧挺身而出，號召將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即變為階級的戰爭。他比所有人都更有遠見，比普列漢諾夫看得更遠。他指出：“戰爭給人民群眾所造成的深重災難不能不引起革命的情緒和革命的行動，為了總結和引導這種革命情緒與行動，應當提出國內戰爭的口號。”
    在俄國，革命早已成熟。即使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愛國主義者，只要他善于思索也都明白這一點。俄國傳奇式人物布魯希洛夫將軍在“一戰”期間坦率地講道：“至于我，我清楚地意識到，在1905——1906年革命的第一次沖擊波之后必然會有第二次沖擊波，而第二次沖擊波將是這場可怕的長期戰爭的必然后果。作為一個衷心熱愛俄羅斯的忠誠戰士，我只希望實現一個目標，即努力使俄羅斯贏得這場戰爭。”一個愛國將領的這種良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歷史是循著自己固定不變的規律向前發展的，戰前就已經暴露出來的社會矛盾并不會因為戰爭爆發就一下子消失掉，相反戰爭卻使人民的苦難增加百倍。這一點列寧明白，而普列漢諾夫卻未能理解。可嘆的是，正是普列漢諾夫本人曾譏諷過民意黨人，指出當美好的愿望即將變成現實時，不應當讓歷史在原地踏步。
    列寧沒有兜圈子，而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在戰爭期間革命是完全可能的，而任何革命都是國內戰爭。為了不延緩專制制度的滅亡，為了不讓專制制度將國家引向災難的深淵，應當轉向革命。順便指出，列寧并非僅僅向俄國號召國內戰爭，而是向所有交戰國號召國內戰爭，只有塞爾維亞除外，因為塞爾維亞是在為民族獨立而戰。是的，列寧講到了歐洲革命的問題。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貢獻。當然，作為一個辯證主義者，他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之前又放棄了歐洲革命的主張。
    1914年12月，列寧寫了一篇文章——“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其中，他有意識地強調指出，他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也有同樣的愛國主義情感：“我們酷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看到沙皇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蹂躪、壓迫和侮辱我們美麗的祖國而感到無限痛心。”但這是革命愛國者的語言。是的，列寧希望俄羅斯戰敗，但他希望戰敗的是腐朽的專制制度的俄羅斯，是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俄羅斯，正是這個俄羅斯將偉大的俄國人民推向了大屠殺，他希望這個俄羅斯失敗，是為了使勞動大眾的、人民的俄羅斯勝利。要實現這一目標別無他途，只有通過革命，而造成無數生靈涂炭、家破人亡的戰爭則是革命的催化劑。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歷史正是沿著這條軌跡走過來的。1917年爆發了二月革命，這不是偶然的。歷史證明列寧是正確的。
    愛國主義情感是永恒的，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戰”期間，熱愛祖國就要求進行革命宣傳，因為正是在愛國主義的煙幕下社會沙文主義活動猖獗，被拖入戰爭的廣大人民群眾成了本國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人質。只是在1917年10月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后，列寧才宣布，現在我們成了護國主義者。
    不應當懷疑普列漢諾夫愛國主義情感的真誠。但無論怎樣，我們不能不承認，普列漢諾夫違背了他曾明確闡述過的原則。歷史是最偉大的辯證主義者，它對失敗者的懲罰也是極其嚴厲的。普列漢諾夫由于支持沙皇政府和本國的資產階級而背離了人民的意愿，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悲劇。在這方面，普列漢諾夫周圍的人們（阿克雪里羅得、杰伊奇等）起了很大作用。他們遠離俄國而僑居國外，無比崇拜西歐社會民主黨，也十分景仰普列漢諾夫的名望。他們極力破壞他和列寧的關系，二者的第一次分歧出現在1900年。對于這次分歧，列寧十分悲傷，他當時講道：“在我一生中，我從沒有對一個人抱有如此真誠的尊敬和敬重。”這個人指的就是普列漢諾夫。
    就我國來講，歷史的辯證法在列寧一邊。這體現在二月革命之后的1917年4月。當時，臨時政府將國家引向了極為危險的境地，整個民族和國家的災難日益臨近，自由資產階級在管理俄國方面的無能暴露無遺。列寧回到祖國后認真分析了形勢，并向黨和人民提出了使政權從資產階級和平轉歸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綱領（不給臨時政府任何信任！）。這個綱領在歷史上被稱為“四月提綱”。實際上，當時列寧是主張通過漸進的途徑走向新社會的，但后來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
    普列漢夫強烈反對列寧的提綱，指責列寧一派胡言。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此進行批判，文章的名字是“論列寧提綱，或論為什么胡言亂語有時會引起人們的興趣”。其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未走到盡頭，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為時過早。一切都證明，由于俄國正在戰爭的悲慘和痛苦中苦苦掙扎，并且正由于官僚們盜竊國庫和人民饑寒交迫而陷于困境，國家因此正滑向災難的深淵。在這種情況下，向新政權和平轉移的良機已經失去，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必須站在臨時政府一邊。抽象的辯證法將普漢列夫引向了一個可悲的境地。而歷史卻是活生生的，新的革命并未止步不前，1917年10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人民擁護列寧并且支持布什爾維克執掌政權。
    普列漢夫不接受十月革命，但并不反對它。當臭名昭彰的恐怖分子鮑里斯·薩溫科夫建議他出面領導反布爾什維克的武裝斗爭時，他斷然拒絕了。他對兄弟相殘的想法極為厭惡。那么，普列漢諾夫關于通過漸進的方式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思想因此就毫無意義了嗎？如果這么認為，那就大錯特錯了。蘇聯歷史已證明了這一思想的價值：不是別人，正是列寧富有成效地運用了這一思想，而且當時普列漢諾夫仍然在世（他是1918年5月30日去世的）。5月5日，列寧完成了他的“論左派幼稚性與小資產階級性”一文，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的漸進問題，論述了在蘇維埃政權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指出，我們走到了社會主義，現在必須研究社會主義。黨內其他人都不理解，也沒論證過，革命沒有也不可能使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變得異常迅速。蘇維埃政權是實現這一過渡的主要條件，但也僅僅是條件。除此之外，由當時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占優勢的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轉變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條件，由此就產生了在過渡時期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必要性。還在國內戰爭前甚至更早，列寧就已得出了這一結論。只要讀一讀列寧在1917年10月革命前完成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就可證實這一點。
    在《論“左派”幼稚性與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列寧寫到：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后，國家只是獲得了暫時的喘息時機，“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是一個進步……我國的投機商時此時彼地在破壞國家資本主義（糧食壟斷、受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辦合作社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外殼……付給國家資本主義較多的貢款，不僅不會葬送我們，反會使我們通過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不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有的東西（全民計算和監督），就不能從俄國現實的經濟狀況前進一步。”列寧進一步論證道，國家資本主義保留著大生產，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克服市場無政府狀態的良藥，而且有助于國家對經濟的管理。
    列寧的這些思想是多么切合目前的現實啊！在我國，私人企業家集團尚未形成，但已處于形成階段，這些私人企業家們已經意識到寡頭資本國家的危害性。這種寡頭資本不是建立在生產的基礎上，而是以大肆洗劫國家資源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情緒目前在企業家中越來越強烈，他們迫切需要國家的保護和扶持，他們贊成實行國家監督，以制止過渡行為并為社會化經濟的形成創造條件。
    眾所周知，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反映了俄國從遭到破壞的經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向社會主義漸進過渡的綱領。而黑格爾、馬克思、普列漢諾夫的論著則是列寧經常閱讀的經典著作，并構成了這一綱領的理論基礎。普列漢諾夫逝世后，他的文獻于1918年被完整地運回祖國。這是列寧吩咐辦的，他明白，他這位偉大同胞的理論遺產將對后人研究社會主義十分有益。
    結論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在戰略思想上是一致的，他們都主張使國家擺脫腐敗的專制制度。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選擇一項正確的策略：何時以何種方式能夠更好地、更準確地實現目的。在策略上列寧表現得比普列漢諾夫更成熟，因為他直接生活在現代俄國的現實中，而不是從遙遠的外部對它進行批判。但這是否意味著普列漢諾夫關于以漸進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觀點已失去價值了呢？完全不是。正像我們試圖證明的，正是列寧比別人更好地理解了這一觀點的長期價值。現在我們應當注意這樣一個問題，即目前是否已存在通過漸進的途徑防止俄羅斯陷入國家災難的良機呢？本文正是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應當說，這樣的良機已經存在，而失去良機就等于犯罪。
    葉利欽統治國家時期所建立的制度是注定要被歷史淘汰的。任何延長這一制度的企圖對俄羅斯來講都是極端危險的，不僅共產黨人這樣認為，而且那些不依附于任何政治觀點和社會勢力的愛國主義——國家主義者也這樣認為。這一制度與絕大多數人民群眾之間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不僅得到了千百萬窮困潦倒者的承認，而且也得到了那些富有但又為國家命運擔憂的人們的承認。只有極少數人（寡頭及其幫兇）才認為這一違法的官僚政權制度是他們的保護者。
    早就需要制定一項救國綱領了。但目前的政府沒有能力制定這樣的綱領。政府成員中的大多數都是有害的自由經濟政策的代理人。而這一政策仍在繼續扼殺著人民，凌辱著偉大的俄羅斯民族。
    如果沒有愛國主義力量（首先包括俄聯邦共產黨）參與國家的管理，俄羅斯將會無可挽回地走向崩潰。正是現在，列寧關于支持國家資本主義的思想具有了現實意義。確切些說，現在迫切需要支持民族國家資本主義，以抑制得益于無政府狀態的寡頭資本主義，而且也有這種可能，需要的只是各權力機構的政治意志。目前是將依附于西方、受西方奴役的俄羅斯和平地轉變為獨立的、由勞動群眾保障的俄羅斯的良好時機。不能再失去這個機會了，強大的俄羅斯只能依靠其內部力量，依靠多民族人民的統一和各種形式的愛國主義。否則，我國就可能像以前一樣再經歷一場革命。如果認為這場革命將會根據各政黨的決議來進行，那就太天真了。對于俄國所有政黨來說，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們套用普列漢諾夫的說法：沒有一個政黨能夠高喊一聲“開始吧，革命！”或者“停下吧，革命，人們不要動！”
    沒有一位預言家知道，社會風暴很快就要到來。而且，甚至是很好地研究過我國歷史的人也認為，只有當政權已無力采取必要的措施來解決極端尖銳的矛盾時才會爆發革命。活生生的歷史辯證法已為此提供了根據，你不能違背它。但這都是無益的，毫無意義。人民不會起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不存在進行這種革命的基礎。但社會的革命，解放國家的革命卻是可能的，這種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
    俄羅斯仍在沉睡，但沉睡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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