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
曼德爾
1967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后的經濟建設問題，除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以及一些書信中零散地提出幾個一般性的論證外都沒有系統的看法。這肯定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也不能得出結論的問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為未來社會創造一個完整的樣板不是他們的任務，因為那個社會只能是產生那個社會條件的具體產物1。
盡管人們可以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動，但也不得不表示遺憾。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必然導致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且這種過渡還會在不同的“關鍵國家”同時發生。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資本主義的崩潰已在工業較落后和資本主義發展較落后的國家開始了。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一種新社會的產生就用新的矛盾取代了原有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生產關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被發達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所取代，這種生產力的發展還不適應進步的經濟基礎的需要。過渡社會的先鋒隊不能只集中力量創造新的生產關系和分配方式，而必須努力發展生產力本身。一個或幾個較落后國家的孤立革命所造成的官僚主義的蛻化變質使馬克思曾經只能隱約看到的這種新矛盾尖銳化了2。
要根據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方法系統分析過渡社會的普遍性，只有在這種經濟已具有成熟和鞏固的形式時，才有可能3。未來的歷史只把蘇聯目前的經濟看成是這種形式的經濟，而不顧其它具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但實際上幾乎又有可能從所有這些國家的豐富的和多種多樣的經驗當中得出幾個經濟學的結論。另一方面，把這些經驗總結為過渡時期的一般經濟理論，假如是可能的話，也是太早了。這不僅是由于目前還不具有這種經濟的發達形式，而且還因為人們很難確定這種經濟在落后國家出現的特殊歷史關系。
任何企圖在十六世紀英國和荷蘭式的手工業基礎上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理論都失敗了。重農主義者力求在法國這一基本上仍是農業國的現實基礎上產生一般的經濟理論，他們的不幸是眾所周知的，盡管這種農業為先進工業、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打下了基礎。只有當資本主義在幾個先進的無需實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4的國家里被推翻后人們才有可能對這種社會類型的經濟職能進行分析，在此之前必定缺乏一個過渡時期的一般經濟理論。但是，對當前非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進行系統的分析是有用和必要的。之所以有用，是因為這種分析有助于對面臨或將要面臨同樣現象的革命力量進行政治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這種分析引導我們對經濟歷史的新篇章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時，既擺脫了純粹的迎合潮流的觀點，又避免了教條式的辯論。
下面談談一系列客觀存在的核心問題，這些問題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不發達國家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經濟的和社會的推動力。
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還是不斷革命
第一個客觀問題就涉及到第一次世界性革命出現低潮后（1921—1928），布爾什維克所面臨的那次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困境。必須準確地表述他們所面臨的抉擇，因為斯大林式的篡改造成了許多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混亂現象似乎也延伸到憤怒的反斯大林分子的身上。
顯然，以極左形態出現的宿命論和考茨基式的機械的經濟決定論是始終都存在的，對于他們來說，世界革命出現低潮（即使不是完全失敗）就只能意味著蘇聯將向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倒退5。
在他們的眼里，社會主義在一國沒有建成的可能變成了沒有開始的可能。從那時起，這一理論的代表并沒有顯示出非凡的能力，對標志蘇聯經濟的動力和矛盾性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他們企圖把標志蘇聯經濟的動力和矛盾性歸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以及用國際階級斗爭總的概念使這種分析完整化。如果從荒謬的前提出發，認為中國革命意味著戰勝了資本主義，或認為越南戰爭是“兩個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沖突”，那么就很難理解二十年來在世界范圍內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蘇聯的左翼反對派從未抱有過這樣一種簡單化的看法，更不用說國際左翼反對派或由此而產生的托洛茨基世界運動了。對他們來說，反對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神話，就是從根本上反對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宿命論和機械論的變種。他們認為這歸根到底就是對抗性的社會力量的斗爭，它將決定著由于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孤立而產生的問題。因此，正是反對斯大林的“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神話的這些同志是第一批提出加速蘇聯經濟工業化和迅速實現集體化經濟綱領的人6。左翼反對派進行的一場斗爭是為了制止蘇維埃國家和共產國際通過策略上的錯誤建議和錯誤的戰略、或通過不能允許的、把各國共產黨的政策置于不斷變化的蘇維埃外交需要之下的做法，阻礙世界革命向前發展。這場斗爭與他們立即開始在蘇聯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堅定主張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正相反，這是同一個根本戰略的兩個方面。當左翼反對派認為，社會主義力量和資本主義力量之間的斗爭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外國也是不可避免時，他們就想通過蘇聯和國際上無產階級力量的特殊性盡可能為這一斗爭創造有利條件。
歷史宣判他們是對的。認為在階級之間玩弄伎倆可以永遠防止爆發敵對社會力量之間不可避免的斗爭的主張還未被經驗所證明。不僅和富農的沖突而且和帝國主義分子的斗爭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黨折衷主義的目光短淺的政策只導致這種沖突以粗野的形式爆發。預言這種沖突的人提出的警告未受到重視， 針對取得最好的戰略地位所制訂的措施沒有及時貫徹7。
從歷史的觀點看，只有通過世界革命才能解決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比例失調、畸形發展和最尖銳的矛盾才能徹底解決。當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或一批工人國家希望取得這一革命的勝利時——勝利的無產階級一定有興趣采取一切手段迅速達到這一目的——這個國家不能滿足于現實經濟問題的暫時解決，并等待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它必須著手社會主義建設，因為這是防止本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力量影響的唯一途徑。因此，對不斷革命理論提出的問題即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或一小批落后國家取得孤立的勝利后應做些什么的回答是各種因素的結合。它的三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推動世界革命；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市場范疇的殘存和消失
十月革命一勝利，特別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共產黨的理論家把社會主義建設解釋為首先是市場和貨幣經濟的立即全部消失。在德國，各種經濟學家在討論實行經濟社會化時也提出了相類似的觀點，它與德國革命初期階段、特別是巴伐利亞共和國8的建立是相一致的。
盡管如此，這種理論看法隨著新經濟政策的開始有所改變，它更多地不是為了維護戰術上的轉變，而是出于對現實的更好的了解，是為了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傳統9。
在農業（基本上是私有的或合作形式的）和工業之間，就像工人和國家之間一樣形成的金錢和市場關系似乎最適合于提高經濟增長率和保護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
參加二十年代蘇聯經濟大辯論的人對這一具體經驗的客觀原因和理論解釋認識得不夠清楚。斯大林取得徹底勝利后客觀的理論研究全面地被辯護士式的實用主義所代替，再沒有任何科學價值了。
這就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式的詞句，即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可磨滅的法則”，它是兩種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共存的結果。這種解釋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很少有相同之處，這是事實10，幾乎無需強調。
今天，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市場范疇的殘存主要應歸諸于生產力發展不平衡，這種狀況不可能使所有產品的實物分配符合每個工人所花費的勞動。當供應不足迫使生產者用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時（工資是一種能從社會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勞務中占有很有限的，但卻可以任意挑選的一小部分產品和勞務的證明），使用價值的供應不足就使交換價值不斷變化，富有活力。
消滅消費品的商品特性就意味著用詳細規定的實物分配來代替工資。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交換的重新復活（先是產品本身，然后是分配券），因為需求還不能充分得到滿足，而且每個人的需求又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貨幣關系將保持，它允許采用簿記制度和較為靈活與合理的貨幣分配制度，并能更好地考慮到工人獨立的消費決定權11。
如果建立在真正交換，即所有物交換基礎上的真正市場關系， 用這種辦法在消費領域中12控制勞動力的再生產，那么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采用貨幣計算僅僅保持了沒有真正市場關系的市場形式。
因為消費資料的生產費用和消費品的出售價格用貨幣計算，生產資料用同樣的方法計算也就比較簡單了。這些產品的生產費用顯然能很容易地計算成勞動時間，而勞動時間和貨幣表現形式之間的換算表格能夠被用在消費品的生產費用上計算原料和機器的投入。盡管如此，這種方法也不必要地加重了計算困難，而沒有以任何方式改變一個國家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過程或流通現實。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市場和貨幣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卻帶來一系列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相矛盾的經濟和社會的必然后果。在另外一節中，我還將研究社會性的計劃對商品關系這種殘存的作用。
這里，我只想提幾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貨幣和市場經濟的繼續存在保存了異化的所有舊形式，同時又引起新形式的產生。
市場和貨幣關系是產生國家和社會官僚化危險的主要根源。由于個人利益在日常生活中起很大作用，有意識地保護個人利益就有助于個人致富傾向的重新出現。如果認為市場范疇的殘存是生產力不發達的后果；如果因此認為首先必須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甚至認為不惜鼓勵非社會主義的動機，為了以后在物質相當豐富的基礎上再開展反對追求私有制的政治斗爭，那就是一種機械的、非辯證法的論證。按此方式將經濟和社會過程相分離，是不可能的。要真正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使二者結合起來。認為單憑“物質刺激”和“市場機制”本身就能使生產和經濟獲得最大限度的發展，這是一種根本未經證明的看法，它至今沒有得到最終的證實。還必須強調，沒有理由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會自動使反對個人主義的斗爭更加容易。很可能正相反，有意識地將經濟管理與個人利益聯系在一起在幾十年中將不會抑制個人主義的社會態度。如果生產力達到更高水平的話，這種傾向甚至會更加突出。蘇聯、東德和捷克十五年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經驗就證明了這種看法。
因此，為了避免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要求執行具有遠見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使兩種情況持續地結合起來，即：只要有必要，就持續地保留市場范疇；只要有可能，就有意識地削弱它。不應把市場范疇的消失看成是社會的“一次行動”的結果，而應看作是一種必須很早就開始的、并隨著物質和知識財富的增長而不斷發展的趨勢。我在另一個地方分析過使市場范疇消失過程成為可能的經濟條件13。當然，這一過程將取決于有意識的關于哪些事項應優先進行的決定（關鍵是社會需要，而不是個人要求和生產率情況），但這種決定必須民主地由生產者自己來作出。
只有把利用市場范疇和促進它的消失結合起來，才能有效地運用目的和手段的辯證法。只有這樣，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日常標準才會逐步提高。否則，創建一個新社會就是空想。
社會主義計劃和價值規律
“實際上，沒有一種社會形態能夠阻止社會所支配的勞動時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調整生產。但，只要這種調整不是通過社會對自己的勞動時間所進行的自覺地控制——這只有在公有制情況下才有可能——來實現，而是通過商品價格的變動來實現，那么事情就始終像你在《德法年鑒》中已經十分正確地說過的那樣……。”14
這是以簡略的形式表述的通過有意識的計劃控制的經濟和靠價值規律來調整的經濟之間的基本矛盾。
由價值規律控制的經濟是一種生產和投資都由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決定的經濟。而在這里起作用的一般不是個人的各種需求不同程度，而是收入差別。這種生產一般都首先滿足特權階層的需要。在一般群眾的最基本需要尚未滿足之前，卻產生了各種奢侈品。現代化住宅的房租是由“市場法則”決定的，因此現代化住宅只是為最高收入階級所問津。與建立在個別企業基礎上的市場法則相一致，提高社會消費（教育、衛生、一定的社會性服務）是“無利可圖的”，因此，為了擴大“有利可圖”的個人消費，社會消費被有意識地犧牲了。因為個人消費由生產帶有出售利潤的商品來滿足。顯然，受這種規律支配的經濟不大可能通過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而消滅。相反，在更大程度上通過提高經濟增長率才能使之消滅。與這種發展的邏輯相聯系，投資的決定將越來越多地由企業一級來作出。這種由市場規律控制的生產伴隨著投資決定權的分散化，將越來越多地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的典型周期性的運動，積累不足之后又出現積累過剩，出現周期性的失業及生產過剩等現象。
而計劃經濟卻表現得相反，較少的社會財富不是盲目地（背著生產者）由價值規律支配，而是有意識地根據事先確定的重點來分配。在由社會主義民主統治的過渡社會里，這種重點的選擇由廣大生產者民主決定。這種有意識地有重點的發展是進入最后消除雇傭勞動與勞動者異化現象階段的唯一道路，既不需要全能獨裁的官僚統治（如斯大林式的蘇聯）也不需要日趨占優勢的市場控制（如南斯拉夫）就能實現這個目標。
官僚獨裁與市場無政府狀態的結合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看成是正確的選擇。
有意識地事先選擇發展重點并不意味著“無視”或“拒絕”經濟核算。它只意味著，1。經濟核算是以科學的生產費用而不是以銷售價格來實現的。2。這種費用是根據一個包括各種經濟關系的公式求得的，任何一個成本因素都不能被忽視15。3。這種費用不會自動變成投資。
嚴格地講，——按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說法——只有在“一切其它條件均相同”的條件下，投資的決策才取決于費用，但這幾乎從未出現過。實際上，與“促進經濟合理化”相背離了，“價值規律”與“經濟成本核算”之間的混亂越來越違反這種合理化，并趨向于使市場經濟的弊端與官僚意志的弊端結合在一起。這種概念上的混亂已成為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荒謬前提16。沒有一個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經濟能完全受價值規律支配。任何一個地方，甚至在南斯拉夫，價格也仍由政府統一確定，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受政府的決定性影響。沒有一個地方的銷售價格是“真正的經濟價格”。因此，就產生一系列價格失真現象，它雖然被各種新經濟形式所限制或削弱，但不能消除它。這種現象的嚴重后果是經濟現實喪失了它的透明性，而且不可能計算真正的生產費用。要克服這種困難，首先有必要全面采用雙重簿記制度，使真正的生產費用與建立在多少可任意買賣的價格基礎上的貨幣計算區別開來。這是使中央決策部門，更重要的是使企業集體，能夠作出自覺的決策的先決條件。雙重簿記制度可以向他們提供必須掌握的起碼的信息。
從歷史角度看問題，計劃原則和市場規律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第一次揭示這種矛盾并闡述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基本經濟法則的功績應歸于奧根·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提出計劃原則應不斷排擠市場法則17，認為排擠市場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并認為價值規律——也不太像商品生產——能夠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一下子被消除18，價值規律在很多領域仍將繼續存在，盡管不再是全面或自動地存在于經濟之中，但仍在農業和手工業的簡單商品生產中存在著，并繼續影響著國營和私人企業之間的交換，盡管它已不再起控制作用了。同樣，價值規律還影響用于生產消費品的全部資源在直接為“最后消費者”進行生產的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
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說，計劃經濟能夠“充分利用”價值規律（更準確地說是市場機制），以便使消費品的供應更快而且準確地適應需求。這樣，不僅在收入上（及其結構），而且在價格上（受計劃限制）能照顧到需求的靈活性。這就是目前在蘇聯推行的利別爾曼改革的合理部分。市場機制并非是計劃經濟為達到目的所能利用的唯一或主要的手段。數學經濟的計算19和消費者的直接協商以及生產者大會上的討論都能被充分利用來達到供求平衡的目的。這樣做有兩種好處，一方面有可能更準確而民主地了解和貫徹群眾的需求，另一方面便于制訂經濟預算，進一步防止財富的浪費。
是死板的計劃還是靈活的計劃
與計劃和市場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緊密相連的是計劃的形式和方法問題，這些形式和方法可能是死板的、集中的，也可能是靈活和分散的。關于這個問題的辯論主要受目前存在的唯一現實的計劃模式的影響和干擾，這就是斯大林模式，這種模式對每一個細節都定有指標，并過分集中了20。
這種“模式”的缺點是數不勝數的。當揭露這些缺點還沒有在官方的共產黨范圍內流行起來時，我就曾指出過這個問題21。另外還有一種看法也是不能接受的，即認為這種模式“適合”于“外延式”的工業化時期，如果有必要轉換到“內涵式的”工業化時，這種模式的可利用性就不存在了。
為各個企業“考慮”出來的大量的繁瑣而又相互矛盾的指標，包括物質生產、價格、質量、原料的充分利用、工資額、勞動時間的消耗和生產方法和規模等指標，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已出現、并在戰后十年里普遍形成的混亂現象。主要的計劃目標——在當時是使用價值的生產——經常是通過破壞其它指標來實現的，即通過計劃的完全被否定（黑市買賣原料、增加勞動力和地下商人的出現等）來實現。這種經濟活動方式造成巨大浪費。
斯大林模式不是簡單地由于缺乏經驗、對理論和實際的錯誤估計或缺乏總的概念而形成的，也不是國家貧窮或生產力不夠發展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反映，它更多地反映了蘇聯國家政權的一定的社會結構。此外，斯大林的計劃模式既不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所必不可少的，也不適合蘇聯的政治利益。它適合于一個特權官僚階級的需要，適合于懼怕并壓制任何批評、創造性和民主討論的政治領導“模式”。這個特權階級依靠的是官僚等級制度中各級的盲目服從、卑躬屈膝和傲慢專斷。
改變這種計劃模式的必要性，并非因為它沒有收到效果，而是因為從官僚政治本身的立場來看，它已不再是有用的模式了。先后出現的對這種模式的改造（首先是赫魯曉夫，然后是利別爾曼的改革，以及在波蘭、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出現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改革）都傾向于用自然的經濟機制即“反饋作用”代替上面的“命令”。這導致了官僚制中官僚主義統治的基礎進一步擴大了，即中央政治官僚得到了技術和“經濟”官僚的補充，但人民中的基礎并沒有因此而擴大。
從真正有效的社會主義民主立場來看，大部分東方“改革家”以及他們的西方辯護士感到進退兩難的處境實際上是多余的。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可轉述為：要么是官僚體制的過分集中，要么就是市場機制；要么是上面的任意命令，要么就是自發的經濟刺激。從工人階級的立場來看，不論是官僚體制為所欲為所造成的損失，還是盲目的市場機制所造成的損失都同樣是不能接受的。這只不過是異化的兩種不同形式而已。如果說，一定的損失在客觀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在這兩種狀況是自由討論和多數決定的結果時，即建立在全體無產階級自由決定的基礎上時，才能擺脫它的苦味22。
解決這個看上去似乎是進退兩難的問題的正確答案既不能從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和繁瑣的計劃中找到，也不能從南斯拉夫模式的靈活分散的計劃中找到，它只能在由多數工人組成的工人全國代表大會的民主集中的計劃中去尋找23。這個代表大會必須有可能在各種不同的計劃草案中進行選擇，大部分的辯論應公開地，并在反對派在場的情況下進行。計劃機關應直屬代表大會。它有權在自由討論之后，取消個別企業的違反計劃指標或有損計劃貫徹的任何決定。
在這種條件下，那種在斯大林時期盛行的、給企業制定詳細指標的計劃將廢除，但是人們也不應依靠“物質刺激”和“貨幣機制”去完成計劃規定的大部分目標。重要的投資一般應繼續實行統一決定，但首先要符合民主原則。只有附加投資和少量的擴大投資將由企業自行決定。企業利潤主要應依靠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努力降低成本來實現，而不是靠在銷售中牟取利潤來保障。工人集體的直接監督將代替統一計劃當局的各種指標和“管理官員”的控制。應使工人集體能夠從企業取得的成果中獲得物質利益，從而關心它的發展。但這種物質利益應有一定的限制，不要因此擴大工人階級的收入差別（特別是由于個別企業和地區之間的勞動生產力的差距造成的差別）。利用自由聯合的權利來民主決定各方面的問題（特別是政治問題）要比通過經常只能是消磨意志的口頭討論更能激發工人的創造性（因為口頭討論是表面的空談，而結果是建立在一系列參加者對此不起任何作用的各種因素上）。
投資和消費
1917年以來，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國家之所以遇到許多特殊矛盾和問題，其客觀原因主要在于既要進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同時又要進行新社會的建設這一需要。這個必要性是由于革命在較落后國家的暫時孤立所造成的。然而，即使資本主義在工業發達的國家沒有被推翻，即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性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決不能認為：在較落后的國家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中，群眾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個人消費增長的極端緩慢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這些客觀因素加上蘇聯和東歐各國是按照斯大林經濟政策模式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這一狀況給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帶來巨大損失。它給西方國家人民群眾的印象是：社會主義就是枯燥無味的簡單化統治、使人氣餒的生活水平，此外，統治者享有無法估量的特權。
斯大林官僚統治的經濟政策建立在兩種看法的基礎上；一是最大的投資額將保證最快的經濟增長；二是高速度的經濟增長要求優先發展重工業。從理論上看這兩種觀點都經不住批評的考驗，特別是因為它們忽視效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反作用，這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將影響生產者各方面的消費。這種觀點在蘇聯和幾個所謂的人民共和國中的應用，造成了大量計劃錯誤、完不成任務和各種項目的比例失調，給當事國造成不必要的、又不可避免的損失。如果采用較低的積累率，人們也可獲得同樣的或更好的結果，因為較低的積累率可以通過生產率的較快增長得到彌補，而生產率的增長則是生產者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的結果。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際經驗得出類似的結論：假定最高的增長率是自動地來自最大的積累資金，但可供支配的資金也不能隨意在投資和消費之間進行分配。
投資和消費之間存在著一種較復雜和微妙的，但在理論上是可以確定的交替作用關系，因此，創造最迅速和最平衡的經濟增長最佳狀況并不一定與最大限度的投資相一致。
具體說就是人們只能在一定時間內有效地號召群眾做出犧牲，取得群眾對限制消費品措施的支持。但長期對生活消費品進行限制以及新工業中心長期存在房荒都不可避免地導致嚴重社會危機，它必然對勞動生產率產生消極作用。
實際上，上面提到的假設只不過是對嚴重政治錯誤的一種掩飾，這種錯誤來源于斯大林的理論，是斯大林派在蘇聯開始實行的，并導致蘇聯領導人過遲地下決心開始加速實行工業化。
這一猶豫迫使官僚集團跳躍過許多階段，即應在8—10年的時間內而只用5年，甚至4年時間從消費基金中抽取經費為重工業打基礎24。這樣，生產者在消費上做出的犧牲顯著增大，這又反過來使投資收益大大低于最初的計劃數字。
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生產力是日益受到較好教育和較有覺悟的人。因此，無論如何不能從投資和經濟增長的觀點出發，把“勞動力再生產的所有費用”（不僅是個人消費，還包括受教育、培訓、文化活動和經濟政治制度的民主職能）當做“損失”。社會主義的觀點認為，這種費用最終會成為“最有利可圖”的投資。
物質刺激和精神鼓勵
社會主義建設中，利用物質刺激和精神鼓勵的問題要從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觀點，即從對社會和個人的利益出發來考察，因為正如我們所見，增長率不只和投資基金有關。不僅是生產者的絕對消費水平，而且還有消費的增長率都影響經濟的增長。這就是說，從宏觀經濟出發，有規律地提高生產者的生活水平是“物質刺激”，它對社會主義建設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否認這一點只能說是陷入唯意志論，并為前進道路造成嚴重困難。
有了這種一般的看法，并不等于問題的解決，而僅僅是問題的提出。只有從這種一般的認識出發進一步看到社會各階級、階層和個人不同態度的特殊問題，才能明顯地看到真正困難所在。
另一方面要看到，在簡單商品生產（農業和手工業）方面沒有實現實際收入的增長就不可能提高出產量，或長期保持原狀。如果國家和市場經常索取農民的剩余產品，并用越來越多的只能得到同樣多的工業品（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鈔票做為“抵償”的話，那么他們將向閉關自守的自然經濟發展25。生產的增長將不會很快，并不會推動經濟的總的增長或給經濟的總增長以極小的推動力。
工人的個人生產效率也是這樣嗎？起碼可以認為迄今的歷史經驗對此還沒有給予最終的回答。實際上，無產階級內部的“斯達漢諾夫”等工作法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態度，它是以犧牲全體來提高個別人的勞動生產率。鑒于這種方法必然在工人階級中引起不滿和對勞動生產率所起的副作用，所以這種方法的總的優點也不一定很多。
同樣，對于計件工資和強化勞動的其它方法也是一樣。實際上，除了在實行社會主義經濟的某些國家不允許采取一些直接強迫的形式外，“物質刺激”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辦法必須受到相當的重視。盡管如此，這種刺激的結果一般還是不大的，如果不是無足輕重的話。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應表現為總利潤的提高，而且也應表現為純利潤的提高，所以，勞動力的不斷貶值（考慮到因事故而增加費用、生病人數的增多、缺乏供應等）應計算在內。一般地說，純利潤根本沒有或很少因此而有所提高。更不用說，這種方法還對無產階級的團結和戰斗性帶來消極影響。
因此，通過提高技術水平和整頓勞動組織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辦法要比提高個人勞動生產率的辦法會取得更好的效果。此外，上述辦法很少要求對個人進行物質刺激。
最好是通過集體獎金或參與分享企業取得的超額成果來促進上述辦法的使用。如果在企業內部還同時努力克服等級制度，那么，這種刺激形勢還有促進工人階級統一和團結的優點。
此外，促進生產者技術和文化的提高顯然也是必要的。
從理論上講，自從整個社會承擔了教育開支以后，這種技術和文化的提高就不應是物質利益的基礎，因為這筆開支是由集體，而不是由個別生產者或其家庭承擔的26。實際上，對質量完成好的工作完全不給特殊的報酬，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因為這種質量好的工作付出了額外的勞動和氣力。因此，質量獎應看成是合理的。這是符合列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的。列寧認為，不熟練和熟練勞動力之間以及體力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給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帶來一定的質變的危險27。必須采取各種措施把這種危險降低到最小限度，并要嚴格保持實行下述規定：即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收入要限制在技術工人的水平上。嚴格限制機關中高報酬人員的數字，堅決保障群眾的批評權利，以便能監督他們；給工人增加情報來源和教育經費，擴大政治領域里的社會主義民主，給各種傾向以存在的自由，以及在社會主義前提下保障黨派的自由，言論自由和科學、技術文化自由等等。
由于 “物質刺激”對個別大工業沒有帶來多大利益，而且還可能造成經濟損失，所以，“精神鼓勵”的作用就越加明顯了。但是，只有當給人們以“精神鼓勵”的國家管理機關和經濟領導是受群眾支持的，“精神鼓勵”、即工人的革命熱情、創造精神和自覺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才能長期地奏效。
如果群眾不參加討論和決定事情，那么“精神鼓勵”就可能慢慢成為一種受人控制的、對發展生產很少起作用的手段。
一長制還是工人自治
在斯大林時期，列寧曾在特殊情況下同意的、并原則上只用于技術過程的“一人領導生產過程”的原則，逐步在各個經濟管理部門推廣了28。工會的反對力量逐漸被消除了，它實際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以前雖然沒有在法律上得到保證，但無疑是存在的。在赫魯曉夫和赫魯曉夫以后的時期，雖然進行了“非斯大林化”，并逐步恢復了工會代表在企業內的協商權，但并沒有對一長制的領導原則提出懷疑。
這種制度與馬克思主義原則無論如何沒有絲毫共同之處29。它必然導致經濟和政治大權集中到官僚手中，并造成勞動群眾逐漸對生產缺乏興趣的惡果，它使社會主義建設失去強大的動力。
當然，另一方面個人服從統一的決定也是無可爭議的。正如恩格斯所強調的那樣，這是技術的發展所造成的必要性。這對大工廠和整體經濟來說都是如此，這里除了倒退到個體手工業式的生產或者服從于市場更加異化和盲目的強制要求，此外沒有其它出路。盡管個體生產者要服從一個有意識集中的權威，但是，只要集中的權威不再是由上面指派和不可推翻，而是由基層選舉并可撤換，這種個體生產者服從于集中的權威的情況并不一定要導致官僚主義、權威主義和專制主義。對此表示懷疑的批評者，正像我在其它地方所指出的30，混淆了政權的社會原因以及執行權力的技術形式。“決定社會剩余產品的人終究要控制整個社會”，這是托洛茨基從馬克思那里接受的觀點，它的內容包括官僚階層對社會剩余產品支配權的控制牢固地落在勞動群眾手中。任免企業領導（工人委員會的領導）要通過所有企業成員，所有技術和商業干部都應服從這個整體的領導，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工人自治的核心。
真正的社會剩余產品不是在個別企業，而在整個經濟范圍內形成。如果“聯合起來的工人”拒絕把一部分支配他們勞動產品的權力交給集中的主管部門，那么，他們真正參與決定權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因為他們將長期屈從于無政府的市場法則的盲目專制統治。如果把支配剩余產品的權力交給由工人選舉的、受工人監督，并隨時可以撤換其成員的集中的主管機關（工人代表大會），這最終將有助于保護和加強工人階級的決定權力。
工人管理自己所在企業的權利和有效地行使這一權利完全是兩回事。這是因為受過去殘余現象的限制（缺乏教育和技術能力；在其它生活領域中的困難；特別是為家庭生活操心；由于缺乏覺悟而缺乏興趣等）。最主要還是受過渡時期社會經濟條件本身的制約：如缺乏情報，缺乏與其它地區和國家工人的聯系；對監督和討論自由的限制以及很長的勞動日。后面提到的幾個因素對發展過程來說是決定性的。如果這些因素的作用增加了，工人自治就趨向于向蛻變發展。如果這些因素的作用消失了，工人自治就增加了真實性。
無疑，關鍵是徹底縮短勞動時間，使工人有可能現實地分配一天的時間。在這一天里他不僅參加直接的生產，同時還可以搞社會活動（不僅在企業內部，還可以到地方、地區和全國。不僅搞生產活動，而且還可以搞社會、政治和文化活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生產活動和對剩余產品的真正支配權的迅速一體化。
個體的和集體的農業
眾所周知，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反對強行消滅小農的財產所有權。只有當小農相信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時，它才能加入到社會主義經濟中來31。
恩格斯懷疑那種認為保持私人農業成分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引起一種嚴重經濟問題的看法。他之所以有這種看法，是因為他考慮到在某些國家，工業已能夠向農業充分提供產品，在那里城鄉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私人資本原始積累的來源；因為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已高于農業。
蘇聯和以后的南斯拉夫以及中國等所謂的人民共和國的經驗證明，在農民占多數的比較不發達的國家里，這個問題是非常復雜的。他們的經驗證明，任何強行消滅小農對土地或勞動產品所有權的企圖都會給農業生產帶來災難性的后果。蘇聯“強迫農業集體化”時期和以后中國“大躍進”的第二階段農業生產的下降都表明，如果農民既得不到利潤，又不能滿足需求，那么，工人國家就不可能迫使幾百萬農民有效地完成農業生產。50年代在幾個東歐國家，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也有類似的教訓，不過造成的災難性后果較小。
另一方面，這個教訓還說明，把一個落后國家私有制的農業并入社會主義經濟的嘗試，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威脅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的不斷增長的矛盾和緊張氣氛。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教訓在東歐，特別是波蘭，得到了驗證。
只要農業還全部或基本上是私有的，而且社會主義的工業還很薄弱，那么，私人農業就是工人最重要的供養者，因為要靠進口保證供應，經濟條件還達不到。但農民也不相同，土地改革以后他們趨向于分化，分化為富農、中農和貧農。能夠到達市場上的剩余產品僅僅來自前二者，而且這些剩余產品逐漸集中到想利用出賣剩余產品來賺取利潤的富農手中。如果工業落后，那么屈從于這種傾向就意味著大部分社會剩余產品不是轉變成社會主義積累，而是變成為私人資本積累32。在這種條件下，抵制這種壓力就造成“糧食生產者的罷工”的危險，并由此而產生饑荒。
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出路是了解農民的社會多樣性。可以肯定，在實行工業化的條件下富農和一部分中農對于放棄產品的私人占有是不感興趣的。私有制經濟很快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農民不平衡的發展，出現了貧農階層，他們可憐的收入無論如何不能保持他們僅有的一小塊土地和私有制（更不用說大地主的和農場的工人了。幾乎所有落后國家的農業工人在社會主義革命后都準備參加農業集體化的試驗）。因此，工人國家必須優先考慮成立主要是雇農和貧農參加的農業合作社或集體組織。這些組織在初期必須接受國家的投資和貸款，使他們能夠以比私人經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進行生產。這些組織必須能夠給它的成員提供比中農，甚至一部分富農還要高的生活水平。
建立這種經濟部門——盡管它還很弱小，卻是完全建立在農民自愿加入的基礎上——就能實行機械化，保證迅速解決私人農業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城市供應將很快擺脫富農的壟斷33。集體和私人農業之間的競爭將制止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上漲（富農就是利用提高農產品價格得到大部分剩余產品的）。合作社和集體農業企業中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將逐漸促使大部分中農參加到這種經濟成分中來。把他們合并到社會主義經濟中既不需要恐怖手段，也無需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相反，生活水平還會有所提高。這種辦法將阻止農村中不斷增加的社會緊張現象，并消除與此相關的消極的社會現象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斯大林派在蘇聯造成災難性的錯誤在于，不僅推遲了不斷增長的農業集體化，也貽誤了為農業集體化提供必要機器設備的工業化34。他們在對付富農威脅方面，決心也下得太晚了，而且是在不利的情況下才下的決心，因為事前沒有看到這種危險。對富農采取行動造成了強迫集體化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要使剛成立的集體農業能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的話，拖拉機和農業機械都不夠用。這就是三十年代斯大林農業政策帶來的災難性的后果35。
自給自足和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
蘇聯領導人不是基于理論錯誤就是基于對蘇聯經濟資源的過高估計而決定使蘇聯的經濟朝著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方向發展。他們認為在工業發達國家發生革命以前，這條道路似乎是唯一可行的。由于帝國主義工業具有強大的優越，沒有一個較落后的國家能在參加國際市場的競爭中有效地推行本國的工業化。國家的外貿壟斷是不可缺少的保護性措施，以便使像蘇聯、波蘭和南斯拉夫這樣的國家能夠建立起初步的工業基礎。
但是，在外貿壟斷保護下的經濟發展和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是兩個不可混淆的完全不同的概念。外貿壟斷必須保護已開始建設的社會主義工業不受較便宜的資本主義商品競爭的損害。但它的目的絕不是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國家或國家集團范圍內建立起在其它國家業已存在的所有工農業生產部門。這樣的大膽行為完全是烏托邦式的空想。走這條道路就會給具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家的生產者造成額外的、無益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損失。具體的道路應該是，主動地估計到在與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的貿易往來中存在的利弊，同時，一定要確定優先發展項目（國防、工業化需要的設備和科學精密儀器等）。“損失”這個概念也是相對的。寧可出售帶有一定“損失”的商品，以便能進口具有“國際市場價格”的其它商品，如果這種損失小于由于建立注定要長期虧損的工廠而造成的損失。如果這種帶有虧損的出口商品，不僅對國內經濟，而且對國際市場來說，能成為“有利的”成品工業的基礎，那么，不惜虧損出口這種商品也就沒有道理了。但是，如果這種出口造成的損失比建立這樣一些新廠的損失還大，（這些廠是用這些出口原料制造產品，代替過去高價進口的產品），這也同樣不能認為是合理的。
為對付外國競爭而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的必要性要盡量少和自給自足經濟的“社會主義思想”相混淆。不言而喻，只要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國家里的生產率比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率低，那么，這種貿易保護措施的必要性就始終存在。隨著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地區生產力的增長和這個地區在地理上的擴大，就會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出現越來越多的部門，它們的產品在勞動力耗費上——在同樣質量的情況下——比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比大部分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更小。這時，與帝國主義國家進行貿易不再是必然的壞事，而是真正有利可圖的了。這時，資本主義市場將被迫為具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家為搞社會主義積累而進行的貿易做出貢獻，因為在較高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條件下商品交換會產生從帝國主義國家向工人國家轉移價值的后果。
國際分工的優點將通過一定的專業化為社會主義建設所利用，這種專業化使已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特殊地理、氣候和勞動力資源更能發揮作用。工業化（包括農業工業化）越發展，一系列社會主義工業部門的生產率水平越高，國際分工的優點將不受特殊自然資源的影響而為工人國家所充分利用。然后，這種在一個或幾個工業部門所取得的超越了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技術成果將在日益擴大的程度上被充分利用起來。能夠達到這一目的的原則也很簡單，即以比帝國主義的競爭更便宜的高于實際生產費用的價格出售商品。今天，蘇聯和幾個所謂的人民共和國（特別是東德和捷克）的工業化和他們已達到的發展水平已經使他們的勞動生產率高于那些出口原料的不發達國家。蘇聯與幾個東歐國家通過與不發達國家在“國際市場價格”基礎上進行貿易在經濟上剝削他們，即占有這些國家付出的部分勞動。總的來說，這種政策是矛盾的，因為它將幫助帝國主義通過“國際市場價格”控制這些國家，甚至還可能為帝國主義資本提供理由，說明它剝削這些國家是正確的36。但真正的丑聞則是用這種政策來對付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國家。
工人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勝了資本主義的地區的擴大帶來了一些具體問題，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這些問題只能提出一些模糊的預見37。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在制定計劃和利用本國資源的問題上如何確定最大限度的民族自治權的問題。抽象地說，就人們傾向于把已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各國的資源合并起來，為各國的經濟發展制定統一規劃。這看上去像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它把普遍存在的濫用和重復開支限制在最小程度，并能最有利地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原則。當然，反對這種極端做法的也有兩個有力的論據。第一，在歷史上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的或幾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的剝削曾引起這些國家強烈的民族自治要求，并對一切大國，包括那些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國家，產生了不信任。此外，蘇聯的官僚政權，特別在斯大林時期38，對弱小國家的民族壓迫更加深了這種不信任。一下子在所有工人國家實行全面經濟一體化將觸犯這些不準備放棄大部分主權的國家的民族感情。這種對抗將帶來激烈的政治和社會沖突。這個障礙需經過很長的過渡時期才能克服，要在有關民族取得了工業發達的工人國家大公無私和相互團結的實踐經驗之后才能消失。第二，各國在不同的經濟發展基礎上把資金完全合并到一起，不但不能加速，反而扼制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現有的發展工業的資源的重新分配將有利于工業落后的國家，并有損于整個非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技術發展。與中國那樣人口眾多的國家平均分配資源將造成“社會主義陣營”其它國家生活水平普遍的迅速下降，并很快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產生不利的后果。
所有非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源全部合并的辦法是不可取的，但各個工人國家完全獨立發展經濟同樣也會產生簡直使人無法理解的后果。今天的東歐和亞洲的狀況足以證明這種謬誤，例如：遠遠低于利潤水平的產品（如汽車）的平行發展，像東德這樣的國家，盡管它沒有鋼鐵工業的必要原料卻堅持發展本國的鋼鐵工業；波蘭采煤業的不斷擴大造成產量過剩和慢性生產過剩的后果，因為煤是波蘭少有的國家資源；中蘇在中亞邊境地區缺乏共同開發自然資源和發展半荒涼地區（包括移民）的合作；工人國家之間在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國際資本市場上的競爭（在有些地方這種競爭已延伸到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品方面）。顯然，各國官僚體制所表現的狹隘民族情緒只能在主觀和客觀上增加經濟一體化的困難。
最好的解決辦法是避免走兩個極端：不是全部一體化就是各國完全獨立發展。必須發展一種工人國家逐漸一體化的制度，只要當事國還沒有真正相信放棄主權的好處，這種制度就要尊重各國的計劃自主權，同時也要發展必要的聯合。實現這種聯合不僅要建立一系列共同計劃機構和制訂一系列共同計劃，而且要有意識地努力平衡工人國家不同程度的發展水平。
關于機構問題，要想很容易達到一體化，首先要建立貨幣聯盟（先是雙方自愿的，然后是全面的貨幣自由兌換），然后再建立聯合貨幣，并建立某些部門的共同的計劃機構，共同制訂兩國或多國的長期計劃。
關鍵問題是，各種實驗不應在客觀上成為“窮”國服從“富”國或受“富”國剝削的手段，更不應在主觀上被看成是一種剝削手段。因此，有意識地、有計劃地將資源從較發達的向不太發達的工人國家的轉移是絕對必要的。如果這樣做能在一定程度上不破壞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可能性，而且不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這種轉移就能成為經濟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道義和政治立場出發，這種轉移就更有必要了，因為它最終會成為平衡發達國家所取得的利益的唯一途徑，而這種利益是從具有不同勞動生產率的國家之間的市場價格不平等交換中產生的。
注釋：
1． 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至于憑空推想未來社會將怎樣調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從研究以前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出發，我們頂多只能斷定：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傾覆，舊社會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將成為不可能的了。甚至過渡的措施也是到處都必須適應當前存在的關系；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國家里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國家里將大不相同，等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48頁）
2． 他在自己的關于巴黎公社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到了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社會官僚化的危險。
3． 參看《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的著名章節，即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章中所指出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創造一種社會方式，在這個社會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以后，“具體勞動”有可能轉換成“抽象勞動”，轉換成一般做為創造財富的手段的勞動。（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2頁）
4． 我們從斯米爾諾夫那里得到的兩個概念頭一次被奧·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新政治經濟學》中得到極為詳細的闡述。
5． 在潘涅庫克推動下，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和波爾迪加曾堅持這樣一個論斷，認為蘇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開始后重新恢復資本主義。這種理論不是別的，而是仇視十月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奧托·鮑威爾的思想一個直接的分枝。
6． 托洛茨基1923年在《新方針》中就已經同時主張回到議會民主并執行加速的有計劃的工業化。
7． 后面，我將回過頭來再談由此而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它推遲了工業化和逐步發展的農業集體化。這種災難迫使斯大林派在1928年以后實行了加速的全面農業集體化。
8． 參看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學》，特別是奧托·諾伊拉特的《社會化的實質和道路》，1919年慕尼黑版。
9． 特別是考茨基1892年的《愛爾福特綱領》（1908年斯圖加特狄茨出版社第9版第158—159頁）教育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幾代人，包括俄國人。
10．必須記住馬克思所說的：只有獨立的、彼此不相依靠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能彼此作為商品相互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頁）。
11．如果無產階級不可能在消費方面有獨立決定權，那么他們面臨的危險就是在缺乏使用價值時他們的勞動將變成強迫勞動。
12．在服務行業則不是這種情況。與社會為這個目的所提供的資金相符合時，分配才能在衛生、教育、城市交通、電化、煤氣和住房建設的需要基礎上進行。
13．參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祖爾坎普出版社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78年版第710頁。
14．馬克思1868年1月8日給恩格斯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5頁）
15．我們不要忘記把下列費用計算到一項工程的投資費用中去，即基本建設和公路建設費用、原料和產品的運輸費用、自然環境造成的損耗（空氣和水的污染造成的間接后果）、估計由于轉移勞動力而必須建立學校、住宅和消費中心所需的社會費用等等。資本主義制度在計算個別企業的利潤時忽視了大量這一類費用，因為這種費用已經社會化了（國家接受了這種費用），或干脆沒有注意。在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中這些因素都被計算在內，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增加了。
16．參看烏布利希的《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創造發達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反對西德國家壟斷統治制度斗爭中的作用》，1976年9月13日《新德意志報》。
17．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克拉倫多出版社，牛津版，第136—146頁；《新方針》，1971年柏林版第175—189頁。
18．托洛茨基甚至談到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商品流通的“極度擴大”。因此，他發現商品生產的擴大基本上與俄國大部分自然經濟的消失相聯系（就是“生產和就地消費的那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就得這樣理解他的公式，即“所有產品和勞務在歷史上頭一次開始對換其它產品和勞務”。
顯然，這不適合于比1917年的俄國更發達的國家，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經濟和自給自足的農場大部分已消失。
這也不適合今天的世界第二大工業國蘇聯，無疑蘇聯具備了允許市場范疇開始消失的條件。
19．例如，可以制一張圖表（數學曲線），如果這個圖表不是在價格發展失真或發生突然跳躍的條件下被迫產生的話，并且包括了許多年的數字，從而能顯示出支出狀況的變化，那么這個表就能提供關于不同收入集團為支付不同商品和勞務的家庭開支狀況。
20．這里要特別提到雅諾斯·克爾納斯的文章《經濟管理過于集中》；戴維·古利克的《蘇聯企業經理的首創性和獨立性》（載《美國蘇聯和東歐評論》1952年十月號）以及約瑟夫·斯·伯林納爾的《蘇聯企業的情報交流》（載《經濟學季刊》1952年八月號）。
21．參閱埃內斯特·曼德爾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1968年法蘭克福版第576—609頁）。
22．南斯拉夫的經驗證明了那種認為企業基層的工人自治將使工人非無產階級化這種看法的空想性和詭辯性。因為自從有了市場經濟以來，就有工人失業的危險，就像其它企業做出了錯誤決定（投資過多等）工人就要受到懲罰一樣，工人離“當家作主”還相距甚遠。
23．這一點只有通過明確規定代表大會多數成員的最高收入限額，從根本上防止工人委員會由官僚們所組成，才能獲得保障。
24．參閱我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一書中第576—586頁、609—620頁、660—666頁的準確的表達。
25．這種狀況近年來在波蘭引起了“馬豬循環”：農民將把增加出售豬肉的收入用于谷物生產，再用不斷增加的谷物在私人莊園喂養馬匹，它又重新使擴大豬的飼養成為可能。
26．恩格斯《反杜林論》（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41頁）。
27．參看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全集》第27卷第229頁：“高額薪金的腐化作用要影響到蘇維埃政權……，影響到工人群眾，這是無可爭辯的。”
28．列寧的某些提法是模棱兩可的，這特別反映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現在，我們愈堅決主張有極為強硬的政權，愈堅決主張在一定的工作過程中，在純粹執行職能的一定時期實行個人獨裁制，我們就應該有更多種多樣的自下而上的監督形式和方法，來杜絕毒害蘇維埃政權的一切可能性，反復不斷地鏟除官僚主義的莠草。”（《列寧選集》第3卷第527頁）
29．恩格斯在和無政府主義的辯論中（1872年的《論權威》）認為企業中集權的必要性是適當的，同時明確指出這種權威必須從選出的代表中產生或由全體大會多數人決定。（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53頁）
30．我在我的《卡爾·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展（1843—64）》（1968年法蘭克福版）一書中逐個分析了這些問題。
31．參閱弗·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
32．列寧強調，簡單的商品生產經常導致重新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32卷第338頁）
33．這種情況在南斯拉夫集體經濟的農業部門已出現，它只耕種全國15%的土地，但農民卻占1/3。一般來講，50年代中期以來，南斯拉夫推行的農業政策被看做是正確的。（卡德爾的《農村社會主義政策問題》，巴黎1960年版）
34．莫歇·列文（《1928—1930年的農業和蘇維埃制度》一書的作者）注意到，1924年就已決定在察里津建立拖拉機工廠，實際上在1929年以前卻什么也沒有生產。因此，1928—1929年有70%的新老集體農莊沒有拖拉機。
35．1930—1935年期間蘇聯按人口平均農業生產水平（除工業原料外）低于1916年的沙皇俄國。1960年的家禽生產水平沒有趕上1913年或1928年的水平（養豬除外）。
36．這里是切·格瓦拉在阿爾及爾亞非討論會上的講話。收集在1967年紐約出版的《切·格瓦拉言論集》第106—117頁。
37．參閱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新經濟學》。他在書中預見了建立所有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的各國相互援助的制度。
38．這件事同時也為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所揭露（這里指的是梅連迪耶·波波維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巴黎1949年版）。不久后，中國共產黨人也指出這樣的事實，即在蘇聯與外蒙古的貿易中，蘇聯一個汽車輪胎換40只蒙古羊，用一米棉布換50公斤蒙古棉花，一輛自行車換4只蒙古羊等等。（《人民日報》，1967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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