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將自己化裝為遭排斥的少數。又及：

    關于馬科斯是否是同性戀者：馬科斯是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洲人、圣伊西德羅的墨西哥裔移民，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利斯托瓦爾街上的原住民，貧民窟中的幫派分子，城市大學中的搖滾青年，德國的猶太人，墨西哥國防部里的廉政調查員，政黨中的女性主義者，后冷戰時代的共產黨人，西拉拉巴的囚犯，波斯尼亞的和平主義者，安第斯山中的馬布切人，國家教師工會中的教師，沒有畫廊或畫冊的藝術家，墨西哥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條街區上星期六晚上的家庭主婦，20世紀末墨西哥的游擊隊員，獨立工會中的罷工者，被迫編造花邊新聞的記者，女權運動中的性歧視者，夜晚10點地鐵上的單身女人，于墨西哥城憲政廣場上靜坐的退休老人，無地的農民，待業的編輯，失業的工人，沒有病人的醫生，反叛的學生，新自由主義的異議者，沒有書或沒有讀者的作家，當然了，還是墨西哥東南的薩帕塔人。總之，馬科斯是人，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馬科斯是所有那些遭排斥的、受迫害的、抵抗的、迸發出呼喚：“受夠了”的少數群體。所有少數群體開口說話之日，便是強勢群體陷入沉默與忍受之時。我們，正是所有遭排斥的人們，尋找著語詞，自己的語詞，令強勢群體分崩離析。馬科斯，就是所有那些令權力和良知不適之人。

    歡迎你們，司法部的先生們，我在此恭候……提供鉛彈。  1994年12月
    敬啟者：

    我是個流亡者，

    我出生在這世上

    便被囚禁在軀殼之中

    但我逃離了囚牢。

    越過高山峽谷

    我的靈魂搜索著我，

    我企盼

    那靈魂

    永不能發現我的所在

    ——費爾南多?佩索亞

    在我寫下這封信的時候，手邊是同伴們送來的下一步行動準備的報告，另一邊是最后一摞未復的來信在爐火中熊熊燃燒。這便是我此刻寫信給你們的原因。我一直對自己說，我要回復我收到的每一封來信，你們費心寫下書信，冒險暴露自己的姓名地址，期待得到回應，回復這些信，是我們起碼該做的事。

    戰爭又一次逼近。我絕對無法保留這些信，應該將其銷毀。如果這些信件落到政府手中，會給許多好人和若干壞人招惹事端。此刻，焚燒信件的火焰騰起，火舌變換著色彩。火焰不時閃出的艷藍，總是會驚詫著充滿蟲聲和朦朧閃電的夜晚，負載著預言和未清算的賬目，寒冷的12月已然臨近。我收到了不少信件，我曾設法回復了其中大半，但常常是我尚未處理完一摞，新的一批已到。“西西弗。”我對自己說。“也許是吞食普羅米修斯內臟的禿鷲。”我另一個自我補充道，他從不錯過懷疑論的一擊。

    我應該坦誠地說，近來，來信漸漸少了。開始，我歸咎于多管閑事的政府爪牙，其后我意識到，好人們累了，……他們不再寫信……有時，他們不再抗爭。

    對，我知道，寫封信當然不是占領冬宮。但是書信令我們遠行。這天，我們在蒂華納，那天在梅里達，有時在米卻肯、或在蒙特雷、韋拉克魯斯或瓜納華托、奇瓦瓦、納亞里特、克雷塔羅或墨西哥城。有時，我們走得更遠，去智利、巴拉圭、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此刻，信件不再了，這些旅行曾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唇邊的微笑，而且溫暖著那些無眠的寒夜，振奮起那些疲憊炎熱的長日。

    總之，我說過，我決定回復所有的來信，而我們——游俠騎士，懂得如何信守諾言（愛情諾言不在此例）。如果你們大家都能接受這封公開信并感到自己是惟一的收信人，我將感謝你們的慷慨，那將極大地減輕我沉重的負疚感。

    再見，既然你們無法抗議或表示異議（你們當然能，只是我聽不到，因為郵件等等的問題），我將讓瘋狂的專制執掌著我靈活的手，信筆寫完這封信。我想，佩索亞那幾行充滿詛咒和預言的詩句，也許是最好的開頭……

    那凝視

    移轉，

    望向

    無法看到的所在，

    我們都言說著

    不曾保有的一切。

    是開端還是終結？

    不該說出的1994年，如此這般月

    敬啟者：

    我想說說自1月以來發生的幾件事。你們中許多人寫信來說“謝謝你們”。當我們在信中讀到你們因我們的存在而滿懷感激時，想象一下我們的驚異吧。比如說，我便如此驚異地發現了我的驚異，事實上，每當我到達我們的一個收信點時，我的部隊給我最親切的姿態，便是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然而，一旦我大感驚異，便會發生些不同尋常的事情。比如說，我會狠狠地咬著我的煙斗，咬斷了煙嘴。又比如說，我再找一只煙斗的時候，可能發現了一些糖果，令我鑄成大錯。糖果那只裹著一層玻璃紙的糖果發出的悉悉嗦嗦的聲音召喚著一種名叫“孩子們”的災難，他們會從幾十米外聽見那召喚，要是風幫忙，幾里地開外也能聽到。一旦這種災難發生，我，比如說，便會調大小錄音機的音量，以歌聲淹沒糖紙的喧囂——

    他有歌

    便會喚起風暴，

    他有伙伴

    便會陷入孤獨，

    他走上正路

    便會遭遇種種險境

    令其止步。

    但是，為那歌

    值得忍受酣暢的風暴

    為那陪伴

    值得忍受絕望的孤獨，

    那步履匆匆間的劇痛

    永遠值得

    置身險境

    擁抱真理。   ——赫里伯托走進小屋（所有這類故事永遠發生在那些有著鐵皮、紙板、茅草或尼龍屋頂的小屋中），滿臉“我可找著你了”的神情。我裝作對他視而不見，輕松地打著口哨，吹著一首我忘了片名的電影插曲。反正，在電影里，這只口哨響起的時候，一個姑娘——好看極了的姑娘正微笑著走向我們的男主角。但是，我立刻意識到，不是什么姑娘，而是赫里伯托走了過來，他后頭跟著抱個玉米芯娃娃的托妮塔。托妮塔——每當親我一下便會抱怨“癢癢”，長著一口尖尖的小牙，快滿五歲然后進軍六歲的小姑娘，是副司令的小寶貝。赫里伯托，是拉坎頓叢林中鼻涕孩兒的頭兒，率領著一支“反副司令水上縱隊”的鴨群，身為大紅螞蟻和圣誕巧克力的天敵，安娜-瑪麗婭的小心肝，簡直是某些充滿報復心的神靈降給副司令的天譴，以懲戒他僭越暴力和精通法律。什么？不對？行了，別太較真兒……
    “聽著！我有事兒跟你說！”赫里伯托走上前來，告訴我埃娃在哭呢，因為她想看看那匹會唱歌的馬，可少校不讓她看，因為他自己在看帕索里尼的《十日談》。當然了，赫里伯托并未提到這個片名，而是我根據他的描述猜出來的，他說的是：“少校在看裸體老女人的電影。”對赫里伯托來說，所有裙子在膝蓋以上的女人，都是“裸體”，所有年齡4歲以上的，像埃娃，都是“老太太”。我知道，這些都只是赫里伯托為得到包著花玻璃紙的糖之系列詭計中的一步，對他，那糖果的呼喚簡直像霧中的泰坦尼克號發出的警笛。赫里伯托和它的鴨群趕來營救，因為這世上再沒有比這更悲慘的事了：竟沒有孩子前來將一塊糖從玻璃紙的監牢中營救出來！

    另一邊，托妮塔發現了一只“防泥”兔，換句話說，是只黑兔。于是，她決定把它泡在小水坑里，以便通過所有必須的品質測試，評估其“防泥”性能的質量。

    眼看著這場對“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最高司令部”的大舉入侵，我只能裝聾作啞，假裝我極極極極其專注于寫作。意識到這一點，赫里伯托畫了一只鴨，大不敬地稱之為：“副頭”。我做出大受冒犯的樣子，因為赫里伯托爭辯說：我的鼻子和鴨的扁嘴一模一樣。與此同時，托妮塔把泥兔放到石頭上、她的玉米芯旁邊，用挑剔的目光審視著它們。這讓我明白了她何其不滿于“防泥”質量的檢測結果，因為她正以拒絕讓我親一下的固執搖著她的小腦袋。赫里伯托，面對著我的漠然，似乎終于放棄走開了。我為自己的全勝而得意洋洋。爾后，我意識到糖塊不見了，這時我才回憶起我盯著那幅畫的時候，赫里伯托怪里怪氣的動作。他就在我的鼻子底下拿走了糖！就是我這個知名度如此高的鼻子底下！我真是郁悶，還要加上有消息說薩利納斯打點行裝去出席世貿大會了。對我說來，這似乎不公平，薩利納斯稱我們為“不法之徒”，要是他認識赫里伯托，就會知道，和赫里伯托相比，我們實在比革命制度黨的領袖們更遵紀守法。

    總之，我是在說，我在你們大家的來信中讀到如此多的“謝謝你們”時的驚異。信有時寄給安娜-瑪麗婭，寄給拉莫娜，或是給塔丘，莫伊，馬里奧，勞拉，或給任何一個蒙面以顯身，露面以藏身的男人和女人們。

    我以我最虔誠的語調感謝你們如此多的“謝謝你們”，此時安娜-瑪麗婭出現在門口。赫里伯托哭著，牽著她的手。她問我為什么不給赫里伯托一塊糖吃。“不給他糖吃？”我盯著赫里伯托的小臉，可那塊糖的證據此刻全掩蓋在鼻涕眼淚下頭。正是這副哭相贏得了安娜-瑪麗婭。“對，”她說，“赫里伯托說他拿畫跟你換糖，可你說了不算。”我感到我成了不公正指控的犧牲品，因此擺出了一幅革命制度黨前總統搖身一變為另一個位高權重的角色、爬上講壇去發表其最佳演講的嘴臉。安娜-瑪麗婭一言不發地拿過糖口袋——讓我們瞧瞧糖在哪兒吧——全給了赫里伯托！“拿著，”她說，“薩帕塔人永遠說話算數。”

    他們雙雙離去。我真是哀傷莫名，那糖可是為埃娃的生日準備的。我其實不知道埃娃幾歲了。我問過她媽媽，她說是六歲。“可是你上次說她快四歲了。”我埋怨道。“對呀，她一滿四歲，就開始算五歲了，也就是說，她就要到六歲了。”她篤定地解釋道。我一邊掰著手指頭算著，一邊懷疑那個教給我們1+1=2、6x8=48、以及所有莫測高深知識的教育系統。顯然，在墨西哥東南群山里，那可不真實，在這里大行其道的是另一種數學邏輯。

    “我們薩帕塔人是特殊的‘異類’。”莫納卡曾經觀察道，他告訴我說，要是他的剎車油跑光了，他就代之小便。再比如說，有一天，舉行了一次生日晚會。“青年團”聚在一起組織了一場“薩帕塔奧運會”。主持人宣布跳遠比賽開始，那其實是比誰跳得高。接著是跳高比賽，可那是比誰跳得遠。我正忙著掰手指頭，里卡多中尉跑來告訴我說，大家都去了要在黎明時分唱生日快樂歌。“上哪兒去唱小夜曲？”我問道。我十分高興一切都上了正軌，在黎明時分唱“清晨”相當合乎邏輯。“在墓地。”里卡多答道。“墓地？”我又開始掰手指頭了。“對呀，是這樣的，是一月戰死的哥們兒的生日。”里卡多說著走了出去（下一個項目是拉力賽。）“好啊，”我自言自語，“給死人開生日晚會。墨西哥東南山里的……完美的邏輯。”我嘆了口氣。

    我滿心懷舊地嘆息著，回憶著舊日的好時光。那時候，壞人是壞人，好人是好人。那時候，牛頓的蘋果從不抗拒地心引力，直接從枝頭落在孩子們手中。那時候的世界聞上去就像是開學第一天的教室：恐懼、神秘、新鮮迷人。我正不遺余力地嘆息感慨著，未經任何預警，貝托走進來問有沒有氣球。不等我回答，他便動手在地圖、行動命令、戰報、煙灰、干鼻涕、鋼筆染的紅花、子彈帶和一頂臭哄哄的滑雪帽中翻撿起來。貝托不知道從哪兒翻出了一袋氣球和一張小朋友的照片——相當老了（是照片，不是小朋友）。貝托站了一分鐘，要在氣球和照片做出抉擇，最后和所有孩子一樣做出決定：兩樣全要。

    我一直在說，這哪是軍事指揮部，根本是幼兒園。昨天我告訴莫伊，他應該在附近埋些有殺傷力的地雷。“你認為當兵的會摸到這兒來？”他憂心忡忡地問道。我哆哆嗦嗦地答道：“當兵的我說不準，可小家伙們怎么辦？”莫伊深有同感地點點頭，然后跟我說起一個捕鳥的精巧設計：一個假洞，里面是樹樁和毒藥。我喜歡這個主意，可既然小家伙們不是鳥，我建議把所有的東西都通上電，門口架挺機關槍。莫伊想了一會兒，說他有更好的辦法，然后便棄我而去。

    我要說什么來著？哦，對了！赫里伯托拿了埃娃的糖。所以我趕快打開通訊裝置呼叫各營地搜索糖果，以便替補埃娃的那袋，正在這時，埃娃端著一小罐湯出現了。“我媽讓我送來的，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她對我說，臉上那神情，要是再過十來年，肯定會挑起不止一場戰爭。我以豐富的措辭謝過她，然后——我又能如何？——說我有禮物給她。“在哪兒呢？”她說—問—要求著，而我開始冒汗：再沒有什么比那惱怒的表情更可怕的東西了。埃娃的臉開始歪扭，簡直像那部名為《薩托遇狼人》的電影，我所能做的就是站在那兒前言不搭后語。讓事態更加嚴重了的，是赫里伯托跑來看看“副司令是不是還讓他氣得發瘋”。我露出了微笑，爭取時間盤算著在赫里伯托的屁股上踢上一腳，這時埃娃注意到赫里伯托拿著一個幾乎空了的糖果袋。她問他從哪兒得的，他說，用的是帶糖味兒的含糊聲音：“呼頭。”我沒有意識到他說的是“副頭”，直到埃娃轉過身來提醒我：“那，我的禮物呢？”聽到“禮物”二字，赫里伯托的眼睛圓了，他扔掉那此時已空空如也的糖袋，湊到埃娃身邊，用粘乎乎的犬儒的腔調說道：“對呀，我們的禮物吶？”“我們的？”我重復道，又盤算起踢那一腳，可這時我留意到安娜-瑪麗婭正朝這兒走來。我立刻說：“藏起來了。”“在哪兒？”埃娃說，顯然已煩透了故弄玄虛。可赫里伯托將其視作挑戰，打開了我的背包。他掏出了毯子、測高儀、羅盤、煙葉、子彈匣、一只襪子。我喊著：“不在那兒！”他停下來接著要翻莫伊的背包，他就要解背包時，我說：“你們得先猜個謎，然后才能知道禮物在哪兒。”
    此時，赫里伯托讓莫伊背包上那緊緊扣住的皮帶弄煩了，便走過來在我身邊坐下。埃娃也坐下了。貝托和托妮塔也湊過來。我點上煙斗，給自己點時間來度量一下我所陷入的這個謎題的尺寸。安東尼奧老人來到我身邊，他做了個手勢，指了指那尊銀色的薩帕塔的塑像，提示著……

    發問的故事

    寒冷圍困著群山。十年前一月的黎明時分，安娜?瑪麗婭和馬里奧跟著我在山中遠行。他們兩個剛剛參加游擊隊，而我是一名中尉，這次輪到我把我從別人那兒學到的東西——深山中的生存術——教給新來的人。昨天我第一次偶遇了安東尼奧老人。我們都撒了謊。他說他要去侍弄他林中的莊稼，我說我在打獵。我們都知道對方在撒謊，也知道對方心知肚明。我讓安娜?瑪麗婭繼續遠行，而我沿著通往河邊的小路，嘗試借一把標尺在地圖上定位面前的高山，心想也許會撞見安東尼奧老人。他肯定和我想的一樣，因為他就出現在昨天我們相遇的地方。

    和昨天一樣，安東尼奧老人坐在地上，靠著瓦帕克樹綠色的苔蘚，手里卷著煙。我坐在他面前，點上煙斗。安東尼奧老人開口了：

    “你不是打獵的。”

    “您也不是去侍弄莊稼。”我回答。不知為什么面對眼前這個看不出年齡、如雪松般一臉皺紋的老人，盡管平生第二次見面，卻讓我用詞謹慎，語帶敬意。他笑了，補充道：“我聽說過你們。那邊山上的人說你們是強盜。我們村也因為你們來了而人心惶惶。”

    “那您，您也認為我們是強盜？”我問。

    安東尼奧老人慢慢地吐了一口煙，咳了一陣，搖了搖頭。我受到了鼓舞，又問：

    “那，你認為我們是什么人？”

    “我倒是想讓你告訴我。”他望著我的眼睛說道。

    “說來話長了。”我說。接著我說起了薩帕塔和維拉的時代，說到了革命、土地、正義和饑餓，說到了無知、疾病和鎮壓，說了許多許多。最后我說：“我們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我等待著安東尼奧老人的反應，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我的臉。

    “再跟我說說薩帕塔。”又抽了幾口煙，咳了一聲之后，他說。

    我從阿內內奎羅說起，說到阿亞拉計劃，軍事行動、村落組織，發生在奇納梅卡的出賣。當我說完的時候，安東尼奧老人仍凝視著我。

    “不是那樣的。”他說。

    我呆住了，只能嘟囔著：“不是？”

    “不是。我給你說說薩帕塔的真的故事。”

    捏了撮煙絲卷上煙，安東尼奧老人說開了故事，其中交錯混雜著過往和現在，如同我的煙斗和他的卷煙噴出的煙霧彼此纏繞、融合。

    很多故事發生之前，那些原初之神，創世之神還在黑夜中漫游，人們說其中有兩位一體的神：埃卡爾和沃坦。他們倆要一個轉過身，另一個才能被看到；另一個轉過去，這一個才露出來。兩個截然相反。一個像光，像五月河上的清晨；一個像幽暗，像寒冷，像洞穴中的黑夜。他們兩個一般無二，因為他們是兩位一體。但是他們無法走動，老是定在那里，這兩位一體的神。“我們怎么辦哪？這樣的生活多么悲哀。”他們哀慟著，這兩位一體的神。“夜不肯離去。”埃卡爾說，“日也不肯離去。”沃坦說。“我們走走看。”兩位一體的神說。“怎么走？”那個問。“往那兒走？”這個說。

    先是問“為什么？”后是問：“去哪兒？”他們發現自己移動了一點點。兩位一體的神高興極了。他們共同決定要動起來，可是辦不到。“那我們該怎么辦呢？”答案是一個先顯露出自己，然后是另一個。為了動起來，他們同意分頭動作。誰也不記得是誰先動的，他們只是快樂于自己動起來了，他們說：“只要我們能行動，誰先動起來有什么關系？”這一般無二的兩位神笑了，他們決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跳舞。他們跳著，一個跟著另一個的腳步，他們跳了好久，因為他們如此快樂找到了對方。

    他們跳呀跳，直到跳累了，便問我們還能做什么，他們看到早先的問題還在那里：“我們是怎么動起來的？”問題帶出的答案是：“一同出發，分別行動，協同一心。”他們不太在意答案，因為他們在走動，這把他們帶到了下一個問題面前。他們發現面前有兩條路。一條很短，一眼看得到頭，他們決定不走這條短路；他們如此快樂于自己在走動，所以他們選了那條長路，這便帶來又一個問題：“這條路通向哪里？”討論這個問題花去了不少時間，但這兩位一體的神最后決定，除非接著走下去，不然他們永遠不知道這條長路將他們帶向何方。所以他們向對方說：“那我們走吧。”

    于是，他們開始走，先是一個，然后是另一個。他們走了好遠好遠，又一個問題出現了：“我們究竟要走多久？”埃卡爾表白說，他不知如何走過白日；沃坦承認說，他害怕黑夜。所以他們哭了好久好久，等他們哭夠了，他們一致決定并弄明白了埃卡爾可以走過黑夜，沃坦可以走過白天，而埃卡爾可以帶著沃坦穿過黑夜。

    就這樣，他們回答了如何走下去的問題，繼續走。從那以后，神在發問中行走，他們從未停步。他們從未到達，也從未離去。這便是那些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所學到的東西：以發問帶動前進的腳步，而決不原地不動。從那以后，真正的男人和女人邊問邊走，而且他們來的時候說“再見”，走的時候說“你好”。他們從不休止。

    我咬著猶有余燼的煙斗，等著安東尼奧老人說下去，可他卻不做聲了。生怕打斷什么極為重要的東西，我問道：“那，薩帕塔……？”

    安東尼奧老人笑了。 “現在你學會了：為了知和行，你必須發問。”他咳著點上了另一支卷煙，語詞從他的嘴里吐出，猶如種子播撒在大地。
    “薩帕塔就出現在這群山中。他們說，他并不是生在這里，他就是這么出現了。他們說，他就是埃卡爾和沃坦，他們在漫漫旅途上走了很遠很遠來到這里，為了不嚇著好人，他們合二為一。因為在一起這么久了，他們深知兩人一般無二，可以化身為薩帕塔。薩帕塔說，在走過長路之后，他終于懂了：征途上有時陽光燦爛，有時風雨如晦，但那并沒有什么不同。沃坦?薩帕塔和埃卡爾?薩帕塔，黑薩帕塔或白薩帕塔，他們都一般無二，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同樣的道路。”

    安東尼奧老人從包里掏出一個小尼龍袋，里面有一張薩帕塔1910年的老照片。他的左手撫著腰間配劍，右手握著一把槍。兩條子彈帶在胸前交叉，一排自左而右，一排自右而左。他雙腳的位置像是站立不動，又像是在行走之中。他的凝視仿佛在告知：“我來了”或“我去了”。照片有兩道樓梯。一道在黑暗中隱現，就像同樣的膚色黝黑的薩帕塔人，正從黑暗的深處走來，另一道樓梯在亮處，空無一人，不知從哪里延伸出來，也不知朝哪里伸展而去。如果我告訴你，這是我注意到的細節，那我是在撒謊。是安東尼奧老人一一指給我看。在照片背后以三種語言寫著：

    薩帕塔將軍，南軍總司令。

    奧古斯丁?V?卡薩索拉，攝于1910年。

    安東尼奧老人告訴我：“我曾問過許多有關這張照片的問題。所以我到了這兒。”他咳著，扔掉煙頭，將照片遞給我：“拿著，”他說。“這會教你如何發問，如何前行。最好在來的時候說再見，這樣走的時候就不會太難過，”他朝我伸出手，告訴我他來了之后，離去了。從那以后，安東尼奧老人總是用“再見”表示見面的問候，用“你好”表示告別。

    安東尼奧老人離去了。貝托、托妮塔、埃娃、赫里伯托仍坐在我身旁。我從背包里拿出了薩帕塔的照片給他們看。

    “他是要上樓還是下樓？”貝托問。

    “他是站在那兒還是在走路？”埃娃問。

    “他是要把劍拔出來，還是要插回去？”托妮塔問。

    “他是剛開過槍還是要開槍？”赫里伯托問。

    1984年，安東尼奧老人送給我這張照片，我一直想知道這張84歲的老照片究竟能引出多少問題。在我決定把它交給安娜-瑪麗婭之前，我最后一次注視著它，照片再次引發的問題是：這是我們的昨天還是明天？

    在這充滿了好奇的氛圍中，埃娃，就其四歲，差不多五歲或六歲的年齡而言，表現出了驚人的連貫性，她問道：“我的禮物呢？”禮物一詞一出，引發了貝托、托妮塔、赫里伯托的強烈共鳴，他們一起大叫起來：“我的禮物在哪兒？！”我完了，到了獻身祭壇的當口。可安娜-瑪麗婭到了，就像將近一年前，圣克利斯托瓦爾一樣，（在相當不同的情況下）她救了我的命。安娜-瑪麗婭拿出一大袋糖。“這是副司令給你們準備的禮物。”她說，同時瞥了我一眼，如同在說：我真不知道你們男人沒女人能干成什么。

    在孩子們決定、或者說是打做一團分糖果的時候，安娜-瑪麗婭向我行了軍禮后說：

    “報告，首長，隊伍已整裝待發。”

    “好。”我說著將短槍掛在腰間。“和往常一樣，我們黎明出發。”

    安娜-瑪麗婭轉身離去。

    “等等。”我叫住她，交給她那張照片。

    “做什么？”她凝視著照片問道。

    “我們會用得上的。”我答道。

    “為了什么？”她追問道。

    “為我們能知道該走向何方。”我邊檢查著武器邊答道。

    頭頂上，軍用飛機在與天空談判。哦，別煩。我就要寫完這封信中之信。當然，我先得把小家伙們從這兒弄出去……

    作為結尾，我要回答幾個你們肯定在問的問題：

    我們是否知道自己正走向何方？是的。

    我們是否知道有什么在等著我們？是的。

    是否值得？是的。

    有誰能以肯定的答案回答上述三個問題而佇立不動、無所作為，不感到內心深處有什么東西被撕裂開來？

    再見，祝你健康，送上一朵花給溫柔的狂怒。我想那是它應得的慰藉。

    發自墨西哥東南群山中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副司令馬科斯

    又及：

    致作者、分析家和公眾：

    一些精彩絕倫的作者已然在薩帕塔運動中發現了某些有價值的部分。然而，他們否認我們作為民族斗爭的本質。對他們說來，我們只是某一省份的居民，可能具有對自己的源初及相關一切的意識，但沒有“外力”的推動，便不可理解和確認諸如“民族”、“祖國”、“墨西哥”一類的觀念。他們會在灰暗的時刻插上幾句風涼話。對他們說來，我們為物質需求所做的斗爭合情入理，但為精神需求而斗爭便過份了。此時搖唇鼓舌地抨擊我們，實在堪稱惡劣。什么有人該負責任，有人該出來說：“不！”，有人該說：“夠了！”，有人該摒棄審慎、將尊嚴與恥辱的價值置于生命之上；有人該……好吧，面對這些發出宏論的唇舌，我們說，我們懂得那些自你們口中涌出的譴責字句。我所能說出的全部答辯是，我們曾做過的一切沒有一件是為了取悅你們。我們說過、做過的一切只是為了以斗爭、生活、言說、行走……的快樂愉悅我們自己。全社會、各階級、所有種族和代際的好人們幫助過我們。一些幫助是為了救贖自己的良知，另一些則是時尚之舉。但大多數幫助是由于他們的信念他們可以肯定他們發現了某些好的和新的東西。

    我們是好人，因此我們令所有人知曉我們的所作所為。你們自己應有所準備。你們不該大感意外。預先警告對我們不利，但總比讓你們感到意外要好些。   我想對好人們說：我盼望你們繼續做好人，盼望你們繼續相信，別讓懷疑論將你們捆綁在妥協于主流的甜蜜囚牢之中，盼望你們繼續探索，去尋找你可以相信的東西，某種你愿為之斗爭的東西。
    我們也曾擁有一些精彩絕倫的敵人——那些作者們不滿足于簡單地譴責，而是要找出有力、堅實而一貫的論點來打擊我們。我們讀到過一些精妙的文章，攻擊薩帕塔運動，為政權辯護——為了保全面子，為了找人為之辯護，政權想必花費不菲。長遠地看，你們最終不過是為虛妄而愚蠢的政權去辯護，那辯護的角色是可恥的。為正在崩塌的大廈殉葬是可恥的……

    再及：

    ……馬背上，伴著瑪利阿契琴，唱起在一位老婦人窗下的歌，那是佩德羅?因方特的曲子，叫做：“他們說我是個登徒子”，最后一段唱道——

    在我甜蜜的愛人中

    你勝過所有

    愛我，從不怨恨

    我小小的艷遇……

    美麗的

    我配不上的老婦人

    你以心

    給我愛的神圣

    在奶奶面前，你永遠是孩子，離別是傷痛的……再見，奶奶，我來了。我完成了，我正開始……
 致
    全國《進程》周刊

    全國《金融報》

    全國《日報》

    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爾地方《時報》

    致國內和國際出版社

    1995年1月16日

    先生們：

    公報正漫天飛舞，有跡象表明風向變了。你們又一次威脅要解雇我們，但愿這一次是真的。它們告訴我說，羅伯里多?林寇本人和他自稱“州公眾安全警察”的武裝保鏢們已隱居于州長官邸。盡管這些在恰帕斯違背民眾意愿的劇變僅限于老州府圖斯特拉?胡蒂萊茲的四個小區，但他們還是體面地收了場。讓他們去解釋哪里來的錢用于武裝那些白人警衛在恰帕斯鄉村謀殺原住民吧。也許就來自圣克利斯托瓦爾的“和平協議”？這錢從未交到墨西哥東南這個州的窮人手中（因為我們還是被叫做墨西哥人吧，不是嗎？）

    再見，祝你們身體健康，留一點希望來預言明天。

    發自墨西哥東南群山中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副司令馬科斯

    又及：

    回憶著一個逝去的黎明和個中的寒冷。那是個坦克、軍用飛機、直升機之夜。我在阿瓜斯卡連特斯圖書館中。獨自一人，包圍著我的是書籍和凍雨，那寒意迫使我帶上滑雪帽，這一次不是為了逃開他人的目光，而是為了躲避嚴寒。我坐在一把難得的未破損的椅子上，凝視著這了無生機的被棄的場地。

    像所有黎明一樣，這里空無一人，而圖書館開始了它復雜的揭幕儀式。沉重的書架開始移動，如同無序的舞蹈。書籍們交換著位置和書頁，來來往往之間，一本書掉落下來，靜悄悄地，并未破損，展露出書中的一頁。我沒有拾起它，避開舞著的書架，我走近前去讀到：

    這個圖書館的存在是abaeterno。從這條真理，立刻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世界的未來是無窮無盡的，任何有理性的頭腦不能對此懷疑。人，這個不完整的圖書館員，可能是偶爾造成的。而宇宙，以其內涵精美的書架，謎一般的書籍，供巡游者用的無窮盡的樓梯，供悶坐的圖書館員的廁所，只可能是一個神的產物。

    不信神的人斷言，在這個圖書館里，胡言亂語是正常的，而合情合理（甚至謙虛和純粹的連貫性）卻幾乎是神奇的例外。

    這個圖書館是無盡頭的，周期性的；如果有一個永恒的游客，從任何哪個方向穿過去，經過幾個世紀之后，他會得到證實：同樣一些書籍，以同樣的雜亂無章在重復（一次又一次的重復，就會構成次序本身）。我的寂寞，由于有了這樣美好的希望，竟然也變成了快樂。

    茱蒂西亞?阿爾瓦雷斯?德?托雷斯曾經說過：龐大的圖書館是無用的。嚴格地講，單獨一本書就已足夠。一本普通開本的書，用9磅或10磅的字體印刷，包括無限薄的紙和無限數的書頁，可是這本絲綢一樣的袖珍本讀起來很不方便。……每一頁明顯的書頁，會分開成類似的許多頁，那不可思議的中間的一頁，則是沒有反面的。

    ——博爾赫斯《巴別圖書館》

    “我的寂寞，由于有了這樣美好的希望，竟然也變成了快樂。”當我溜出圖書館的時候，我重復著這字句。阿瓜斯卡連特斯是荒蕪的，當一只狐貍經過我身邊逃進廚房里的時候，我忍不住想說，阿瓜斯卡連特斯是遭遺棄的。我走過鋪了水泥的空地，坐在一棵“期盼那死于他鄉的花朵能在此地獲生”的棕櫚樹旁。圖書館繼續著它的變形。噪音、碎裂聲、我想象著有什么東西慟哭著穿窗越門而出。我說了“門”嗎？我在撒謊。圖書館沒有門，只有兩個難于界說的洞口。一些人堅持認定那是為了讓人們進入，另一些認定那是為了讓人離開，也有人爭辯說，那是為了讓圖書館得以呼吸，只有幾個人猜想著那是為了吞食人、動物和希望……

    阿瓜斯卡連特斯那沒有明確的入口或出口的圖書館是一個巨大的海螺的開端或終結。我是說，塔丘為解釋阿瓜斯卡連特斯建筑意圖時向我描述的那個巨大的海螺，其中圖書館位于它的起點或終止處。那“保有組織最大秘密”的安全屋則位于這海螺的另一個終結或開端處。我目光掠過那所有建筑所排列成的巨大的渦旋，想象著只有從一個特殊的衛星之上，你方能欣賞這只海螺，那“發自叢林的呼喚”。

    我的凝視從安全屋轉向了圖書館，此刻它閃爍著藍色的磷火并持續發出黯啞的噪音。不可思議地，白天，圖書館里充滿了孩子們。他們到此可不是為了書，埃娃告訴我說，是因為他們相信圖書館里藏著五彩的氣球。似乎沒有人找到了氣球，因為孩子們畫起了彩色的圖畫。再后來，那里遍布著飛機和直升機，那不只是說阿瓜斯卡連特斯的天空上，也是在孩子們的圖畫里。孩子們畫里的紫色、紅色、綠色重復得太多了，多得令我不快，而黃色似乎只留給太陽——那些日子里為天空的灰暗所熄滅了的太陽。入夜，圖書館庇護并鼓動著不法之徒和暴力專家（此刻正書寫的便是其中一個）。他們凝視著裝滿書的書架，尋找某些曾的確在此卻無法覓到的什么……

    在整個阿瓜斯卡連特斯之中，只有這座圖書館，是國家民主大會視為己有的財產。旅行車隊竭盡全力給圖書館通電，運來書架、書、桌椅，以及一臺從未使用過的老電腦。自1994年8月9日之后，阿瓜斯卡連特斯的其他部分便無人問津了，偶爾，米斯特、布魯斯、薩奎伊奧會努力招呼些人，舉行些漸次稀疏的晚會。 此時，圖書館一片寧靜，磷火在屋中央聚作一團，漸次顯出翡翠般的綠色。我小心地走到一扇窗前。綠色的磷光太亮了，好一會兒，我才適應了那黑暗。在這一時刻，我看到——
    驀然之間，阿瓜斯卡連特斯藍色的風帆脹滿了好風，我走向船長室，那里空無一人。海掀起大浪沖擊著船身，風聲之上是錨鏈的震蕩聲。我攀上右舷，執掌著舵柄，讓航船駛出海螺的迷宮。是啟程還是到岸？

    圖書館的翡翠色停止了閃耀。

    又及：

    這是薩帕塔的土地反復講述給他的：發生在烏阿伊米爾－切烏馬爾的暴行……

    在阿朗索?德維拉被趕出切烏馬爾的雷阿爾村十年之后，芒泰荷魯莽的弗朗西斯科重新考慮征服烏阿伊米爾－切烏馬爾省。他委派荷斯帕?帕奇科，梅爾喬和他的兒子帶領30名士兵去執行這次行動。于是，它們便發動了這場烏阿伊米爾－切烏馬爾的滅絕性戰爭。彼時的報告中寫道：“瑪雅的男人和女人，無一例外地，被亂棍打死，或在腳上綁有重物丟入湖中淹死。這場戰爭中運用的野狗將那些無防御能力的印第安人撕成碎片。西班牙人認為他們是畜牲，士兵拖曳著、毆打著他們如同他們是卑劣的野獸。據說，帕奇科砍去了許多印第安人的雙手，割去他們的耳朵和鼻子。

    你可以看到，壞政府在許多年前便開始了，其手法有些老套了……

    與此同時，我憂心忡忡地看著我那突出的鼻子——此刻又紅又冷，因為那些“割鼻”說……

    向波波卡特貝特火山的煙斗致意，始終記得……

    InPopocatepetiaicixpolihuiz,inmexacayotleaicixpolihuiz,Zapatanemiiyihtic,iyihticmacehuiltin.(吸煙的山峰永不消失，墨西哥的源起永不泯滅，群山中，是永生的薩帕塔，群山中，是尊嚴而榮耀的人民。)

    （請看，這是那瓦特語。）

    又一次再見。

    海軍副司令寄自公海之上。 1995年2月20日
    致

    全國《進程》周刊

    全國《金融報》

    全國《日報》

    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爾地方《時報》

    致國內和國際出版社

    親愛的先生們：

    公報在此。一切是如此可怕，我們正置身邊緣……政府試圖以犬儒主義的態度否認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訴諸軍事解決的決定，真令人匪夷所思。我們嗎？對呀，天堂就幾乎懸在我們頭頂上方，我們幾乎伸手便可以摸到天。史無前例，竟有東西摔進了天空中。那正是鄙人。

    再見。祝你健康，帶把快刀去撕開如此濃重的黑暗。

    發自墨西哥東南群山

    副司令馬科斯

    又及：

    ……說的是1995年2月15日，撤退的第六天（我們建議你進餐前閱讀這份公報，那真實絕妙的減肥藥方。）第15天的黎明，我們準備喝自己的尿。我說“準備喝”，是因為我們沒喝成，吞下第一口的時候，所有人一起開始嘔吐。事前有過討論。盡管大家一致同意喝自己的尿，但卡米洛建議我們應該等到黎明，等著尿在水壺里涼掉，喝的時候想象它是蘇打水。

    為了支持他的觀點，卡米洛稱廣播里說過：想象令一切成為可能。我反對這一主張，指出那只會讓氣味變得更重，隨便提到近來電臺不太客觀。我的另一個自我爭辯說，時間可以讓氨沉淀。“那想必是腎上腺素。”自己也驚訝這次是我而不是我的另一個自我端出了懷疑論。最后，我們決定同時啜一小口，看看情形如何。

    我不知道是誰先開始這場“音樂會”的，但所有人幾乎立刻狂嘔出我們吞下和我們不曾吞下的一切。帶著更為嚴重的脫水狀態，我們筋疲力盡地趴在地上，像一群傻瓜，散發濃烈的尿臭。我想我們大概沒什么軍人模樣了。日出前的幾小時，一場驟雨兜頭落下，緩解了我們的焦渴，振作起我們的精神。當6日晨光乍現之時，我們繼續行軍。下午，我們來到一個小村外，卡米洛進村去討些吃的。

    他帶回一小塊又硬又冷的煎豬肉，我們免去俗套立刻吞下肚去。幾分鐘之后，開始了劇烈的腸絞痛。接下來的腹瀉令人難忘。我們步履蹣跚地來到一座樹木繁茂的山腳下。一支聯邦軍的巡邏隊就在約500米外經過。他們沒發現我們實屬天意。那屎和尿的氣味幾公里之外都可以嗅到。

    又及：

    ……重申其反叛。他們還會那么做的。他們會在所有村莊犯下他們在瓜達盧佩特貝亞克的暴行。對付每個村民，不論是孩子還是成人，配備十名士兵；對付每匹馬配備一輛作戰坦克；對付每只雞配備一輛裝甲車。整5,000名士兵在廢棄的村中巡邏，“保衛”著一群此刻已無主的狗和牲畜。讓他們在所有自治社區、所有農場，在每個地方重復這種行動吧。讓他們在整個恰帕斯省填滿士兵吧……

    即使他們占領了一切，墨西哥東南的群山將仍然是反叛者對抗壞政府的領土。那將繼續成為薩帕塔人的領土，直到永遠……

    又及：

    澄清與矯正。

    是政府，而不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中斷對話重新發動戰爭。

    是政府，而不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偽裝政治解決的意愿卻暗中準備軍事行動和叛賣。

    是政府，而不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拘禁、折磨平民。

    是政府，而不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大事謀殺。

    是政府，而不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轟炸和鏟平原住民社群。

    是政府，而不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強暴原住民婦女。

    是政府，而不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劫掠農民。

    是政府，而不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背叛整個國家為這一沖突尋找政治解決的意愿。

    又及：

    ……指出首席檢查官調查中的不實之處。如果副司令曾在桑地諾戰線接受過政治和軍事訓練，那么他會把收復的財產重新分配，他會把異議者趕出組織；如果副司令曾在薩爾瓦多接受訓練，那么他早已將武器做禮物獻給克里斯蒂亞尼了。如果那個副司令接受了俄國的援助，那么他早已轟炸了車臣，抱歉，是轟炸了瓜達盧佩特貝亞克。

    此外，可否有過一支“太平盛世的”、“原教旨主義的”、“被大學來的白人領導”的游擊隊，能如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那樣，成功地實現了1994年元旦那樣的軍事行動，繼而，在1994年12月成功地突破了軍事封鎖線？可否有過一支游擊力量在武裝起義的50天之后，便同意坐下來與政府對話？可否有過一支游擊力量不是如其歷史上的先驅者那樣訴諸無產階級、而是為民主而斗爭的民間社會？可否有過一支游擊力量冷眼旁觀，不試圖介入選舉過程？可否有過一支游擊力量集聚起全國民主運動，其平民的及和平的方式致使武裝斗爭失效？可否有一支游擊力量在行動之前征詢其基層支持者的意見？可否有過一支游擊力量是為了獲取民主空間而非權力而斗爭？可否有過一支游擊力量依賴語詞更勝于子彈？

    又及：

    請將答案送交——照說已該消失了的——國家調查與安全中心（CISEN），那將有助于以“現代”方式思考問題。對，請送交國家調查與安全中心。首席檢查官只是個為統治者付錢的皮條客。
 又及：
    ……指定自己為“副司令一案的特別調查員”并邀請國內與國際的民間社會為陪審團并宣布其判決。于本年度如此這般月、如此這般日、如此這般時，在“又及”先生面前站著一個男人，年齡不詳，約在5歲到65歲之間，臉上蒙著一個物件，狀似一只開了幾個洞的襪子（洋鬼子稱之為滑雪帽，拉丁美洲叫護耳帽）。其面部有兩個可見的特征，其一，在若干個噴嚏之后，我們推論為鼻子。其二，根據飄出的煙霧和煙草的味道，判斷為煙斗，類似于水手、知識分子、海盜和逃犯使用的那種。此人宣誓說真話、只說真話，他堅稱自己名為“馬科斯?叢林之山”，安東尼奧老人和堂娜?漢妮娜之子，小安東尼奧、拉莫娜、蘇珊娜之兄，托妮塔、貝托、埃娃和赫爾伯托之叔父。在我面前，此人宣稱他是在身心充分健康、沒有任何外在壓力（姑且忽略不計那6萬名無論死活都要抓獲他的政府軍士兵）的情況下做如下供述：

    其一，他于1984年8月一個清晨出生于恰帕斯省拉坎頓叢林中一個名為冷泉的游擊營地，重生于1994年1月1日，并成功地重生于1994年6月10日，1994年8月8日，1994年12月19日，1995年2月10日，從那天起，直到我做出這一陳述的此刻，每天、每時、每分、每秒他都在重生。

    其二，在其姓名之外，他還有如下別名：“副總”、“副司令”、“副頭兒”、“副司令，XX養的”，另有一些“又及”公訴人的出自謹慎防止出現在這一文件中的稱呼。

    其三，此聲音的所有者供認，自他出生那天起，他便陰謀對抗遮蔽墨西哥天空的陰影。

    其四，此聲音的所有者供認，在其出生之前，作為為一無所有而占有一切之人，他決定成為為擁有一切而占有一無所有之人。

    其五，此聲音的所有者供認，伙同其他墨西哥人，其中大部分是瑪雅印第安人，他們決定令一紙承諾變為現實，一張他們在學校里教授的紙，上面列有墨西哥公民的權力，其名曰“墨西哥聯邦憲法”。此聲音的擁有者指出，這張紙的第39條上寫著：人民有權要求變更政府。此時，“又及”急于捍衛自己的權力，命令立刻沒收并焚毀這張極具顛覆性的紙張，一眼也不許多看。做完此事，這位“又及”繼續聽取那個有著顯著的鼻子和制造污染的煙斗之人的陳述。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鑒于沒有和平和合法的手段來行使這一權利，他決定，伙同其幫兇（此聲音的所有者稱之為“兄弟們”）拿起武器對抗最高政府并對執掌我們命運的謊言叫喊“受夠了”。“又及”被這份如此不同尋常的褻瀆驚嚇得手足無措，又為對方手上沒拿宣傳品而大為沮喪。

    其六，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面對舒適和責任間的選擇，他始終會選擇責任。這一陳述引起了這一初級聽證會之出席者的反對，其引起的本能反應，便是“又及”先生用手保護性地掩住了自己的皮夾。

    其七，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他從不尊重任何至高原理，只尊重那些關于人之所以為人的敘述。此聲音的擁有者稱，那便是尊嚴、民主、自由、正義。一陣不贊同的低語聲在圣宗教裁判所，抱歉，是特別調查員辦公室里響起。

    其八，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他們一直在試圖威脅他，收買他，腐蝕他，囚禁他，謀殺他；但他們沒能恫嚇他，收買他，囚禁他，殺死他（“迄今為止罷了”，“又及”調查員威脅性地指出）。

    其九，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自他出生那天起，他便決定，他寧死也不愿放棄尊嚴，向那將謊言與罪行變成現代宗教之人投降。如此不切實際的想法，令在場的人們報以犬儒的蔑視。

    其十，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他一出世，便決定面對卑微者卑微，面對位高權重者張狂。“又及”補充道，要將“目無尊長”加入對此聲音之擁有者的起訴之中。

    其十一，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他曾相信并仍然相信人類，相信他們不屈不撓地逐日嘗試自我更新的能力。他供認，在人類各種族之中，他對墨西哥這一種族情有獨鐘，他曾相信，仍相信，并將相信，墨西哥意味著比三個字及國際市場上的低價產品更多的東西。

    其十二，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他堅定地相信，必須運用一切手段打倒各地的壞政府。他供認，他相信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將為全體墨西哥人，繼而是全人類所創造出來。如此亂七八糟的目標令“又及”調查員打了個寒戰。

    其十三，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直到生命終了，他將獻身于為信仰而戰。

    其十四，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作為一個微不足道的、率性而為的行動，他將獻出生命的最后一秒殺死自己。

    其十五，此聲音的擁有者供認，他已經徹底厭倦了這種訊問。為此，“又及”調查員嚴厲地申斥他，并告知他，這個案子將繼續下去，直到最高政府發現了另一個它們用以自娛的故事。

    這番供認之后，此聲音的擁有者被告知他將針對下列指控，自由地聲明自己無辜或有罪。針對每條指控，此聲音的擁有者回答：

    白人指控他是有色人種。有罪。

    有色人種指控他是白人。有罪。

    可信之人指控他是原住民。有罪。

    不忠的原住民指控他為混血兒。有罪。

    陽剛男兒指控他為娘娘腔。有罪。

    女性主義者指控他張揚陽剛之氣。有罪。

    共產黨人指控他是無政府主義者。有罪。

    無政府主義者指控他是正統派。有罪。

    盎格魯人指控他是墨西哥裔。有罪。

    反猶主義者指控他偏袒猶太人。有罪。

    猶太人指控他偏袒阿拉伯人。有罪。

    歐洲人指控他是亞洲人。有罪。

    政府官員指控他為反對派。有罪。

    改良派指控他為極端激進分子。有罪。

    激進派指控他溫和改良。有罪

    “歷史先驅者”指控他求助于民間社會而非無產階級。有罪

    民間社會指控他擾亂了他們的安寧。有罪

    股票市場指控他毀掉了他們的早餐。有罪

    政府有關部門指控他造成抗酸劑消費的增長。有罪

    嚴肅的人們指控他嘻皮笑臉。有罪。

    成人指控他是個孩子。有罪。

    孩子們指控他是成人。有罪

    正統左派指控他不譴責男、女同性戀者。有罪。

    理論家指控他身為實踐者。有罪。

    實踐者指控他身為理論家。有罪。

    所有人為所有壞事的發生指控他。有罪。“又及”調查員宣布這次預備聽證會已沒有其他問題要問了，他宣布休庭，并微笑著想象他將從上司們那里獲得道喜和支票。
    又及：

    這里說的是1995年2月16日、撤退的第七天下午所聽到的。“干嗎要撤退，而不還擊呢？”在半山腰上，卡米洛擲出了問題，其時，我正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地避免墜下身邊的懸崖。我沒立刻回答他，而是做了個手勢讓他接著爬，山頂上，我們三個坐下來，夜色在抵達天空之前，先期來到了群山之中，在這曖昧不明的時刻，半明半暗之間，光影搖曳。遠方，有什么聲音傳來……

    我讓卡米洛仔細聽，“聽見了嗎？”

    “蟋蟀，樹葉和風聲。”我的另一個自我應道。

    “不，仔細聽。”我堅持著。

    這次是卡米洛應道：“聽見了……很遠……咚—咚—咚……像鼓聲……在那邊——”他指著西邊。

    “對極了。”我說。

    “那？”我的另一個自我插嘴。

    “那是民間社會在呼喚：不應是戰爭，而應是對話，該拿起語詞，而不是武器。”我解釋道。

    “那咚—咚—咚呢？”卡米洛堅持問道。

    “是呼喚和平的鼓聲。數千人、上萬人、數百萬人在擂鼓，但政府不聽，就算近在眼前他們還是不聽。但我們聽到了這來自四面八方的鼓聲。我們回應著他們的呼喚。我們不能像政府那樣閉目塞聽。我們必須聽。我們必須避免戰爭，直到別無選擇……”

    “然后？”我的另一個自我若有所思地問道。

    “然后我們去戰斗。”我對卡米洛說。

    “什么時候？”他堅持問道。

    “當他們停止呼喚，當他們倦了。那將是我們必須去言說的黑暗的時刻。”

    “去戰斗。”我的另一個自我說。

    我堅持道：“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他們。如果我們去作戰，是為了他們；我們停止作戰，是為了他們。他們最終會贏。如果我們被消滅，他們也將感到寬慰，因為他們已竭盡全力、盡其所能避免我們遭到毀滅，避免戰爭，他們正是為此而站起來，此時他們將毫不猶豫。此外，他們正是他們所高舉的旗幟的監護人。如果我們活著，他們將感到欣慰，因為他們曾竭盡全力挽救我們，避免戰爭，向我們展示他們正變得更好，他們能夠看顧自己手中的旗幟。無論我們生或死，他們都將活著并變得更為強大。一切為他們，毫不為己。”

    卡米洛說出了他更喜歡的版本：“不是為他們，完全為我們。”

    又及：

    再度開啟的夜之譫妄。遺忘，那遠方的云雀，是我們蒙面徘徊的緣由。以微小的記憶殺死遺忘，我們以負重和希望覆蓋在自己的胸膛。如果在某些不可能的飛行之中，風掠過我們的小徑，我將剝去你如此多的遮蓋和甜蜜謊言的面具，以雙唇和肌膚創造記憶，關乎明天，更好。為了這個緣由，一段信息自大地上升起。聽吧！

    仿佛舞臺上初次演出的戲子，

    慌亂中竟忘記了自己的角色，

    又像被觸怒的野獸滿腔怒氣，

    它那過猛的力量反使他膽怯；

    同樣，缺乏著冷靜，我不覺忘掉

    舉行愛情的儀節的彬彬盛典，

    被我愛情的過度重量所壓倒，

    在我自己的熱愛中一息奄奄。

    哦，請讓我的詩篇做我的辯士，

    替我把纏綿的衷曲默默訴說，

    它為愛情申訴，并希求著賞賜，

    多于那對你絮絮怖不休的狡舌：

    請學會去讀緘默的愛的情書，

    用眼睛來聽原屬于愛的妙術。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二三

    再見，琥珀色的云雀，不要在你航道的下方尋找我們，而是上面，對，我們的傷痛托舉起我們，朝向太陽，那希望之雨的所在。

    又及：

    拿不出禮物的生日。赫里伯托的生日是3月4日。他們說，他將滿4歲并進軍五歲了。赫里伯托走在群山之間，此時士兵住進了他的家，坦克停在他家的庭院之上。

    玩具——那曾帶給他節日狂喜的活動玩具“三智者”——此刻正在某位將軍的手上，也許被首席檢查官用以分析發現某些秘密機關。赫里伯托為2月10日的事件（聯邦軍入侵）做了充分準備，在那關鍵時刻，他丟下了他最心愛的玩具：一輛小車；駕駛著小車，赫里伯托駛過那晾曬著咖啡豆的院落，認定自己是個司機。他們告訴我說，赫里伯托安慰自己說，那小車在山里沒法開。他問媽媽，他能不能再有一輛一樣的小車，副司令會不會再來給他巧克力糖吃。他問媽媽，為什么去年的戰爭又回來了，為什么要丟下他的小車？

    “為什么？”赫里伯托在問。

    他的媽媽沒回答，背負著肩上的孩子和痛苦的重負繼續前行……  又及：
    記憶著并默念著安東尼奧?馬查多的詩句，那說的是不同的事情，但卻吻合于此情此景：

    I，

    在心中

    我有一根激情之刺。

    一天，我將其拽出，

    此刻我不再能感知我的心。

    鋒利的、金色的尖刺，

    令你感知

    它再次刺穿你的心……

    II，

    昨夜我在夢中聽到

    神在對我叫喊：小心了！

    爾后，當神睡去

    是我在大叫：醒來！

    又及：

    無止休地流血。

    我胸上的傷口

    流淌出麥粒

    沒有面包

    來減緩饑餓……

    山頂上，副司令望向西方，看太陽那漸次黯淡的光芒緩緩沉沒……  致
    全國《進程》周刊

    全國《金融報》

    全國《日報》

    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爾地方《時報》

    致國內和國際出版社

    1995年2月25日

    先生們：

    多個公報正在路上。且看何時、如何抵達吧。這里，嚴寒和軍事封鎖已經降臨。煙草充滿了死亡的氣味和傷痛。外面究竟在發生著什么？你們為兩億美元而快樂嗎？誰將償付這筆巨債？

    再見，祝你健康，那些小豬儲蓄罐里貯藏希望，只有一個鋼蹦兒大小（每個都是那么稀罕）。

    發自墨西哥東南群山之中

    起義軍副司令馬科斯

    現在繼續我們心愛的部分：

    “卷土重來的違法亂紀的附言”

    又及：

    這是在2月14日——愛情和友誼的日子——在副司令的筆記本上讀到的紀錄。

    我走在路上，身體和心靈已紛紛碎裂，又重新彌合。今天，我的肩膀裂開了一塊，那碎裂的聲音如同靴子踏在枯枝上的一聲脆響。細微的“卡嚓”一聲，落在地上是一聲微弱的鈍響。我拾起那碎片，以我最佳的游擊解剖學的知識，將其安了回去，用一根葦葉綁好，繼續走。昨天是我的右腿碎了一塊掉了下來。我始終沒有放棄希望：有一天我那不相干的鼻子會碎掉一大塊，讓我能有副不太沖動，更為馴順的模樣。這倒不是因為我要有悖于總檢查官及那個來自坦皮科的家伙，而是為了讓滑雪帽不至于撐得鼓鼓囊囊的。

    昨天，13日，死神，穿著橄欖綠，來到我們近旁，就在10或15米開外。我告訴卡米洛，那有20米，等軍人們走遠了，我們走過去精確測量，政府軍巡邏隊經過之處，距我們的所在整10米。此時，恰如一年前，每一秒鐘，生與死在交戰。擲一枚硬幣，賭生命勝出或死亡勝出。正面或反面，就像甘丁弗拉斯的電影，其中他邊走邊唱著：“你在思念著什么？女人，你在思念著什么？……”馬塞羅跟甘丁弗拉斯解釋說，那意思是：“女人，從我們的母親夏娃起……因為在第一場全球大災變中……”而甘丁弗拉斯以此做答：“女人就像一朵花，需要你去澆灌她，當你前去澆灌她，哦，前去澆灌她……”

    且不管甘丁弗拉斯，硬幣在空中旋轉著，而我們，拖拽著自己緩慢前進，沒有水和食品，只有泥濘和充足的荊棘——多到一旦標明價格、投入股票市場，足夠償付墨西哥的全部外債。“可惜一文不值。”卡米洛對我說。“我們的血也一樣。”我的另一自我加上一句，此君隨處攜帶的不是行李，而是懷疑論，從不言倦。

    我注意到我的感覺開始遲鈍下來。就在那天，距死神十步之遙，我正倚在石頭上。一點一點地，我伏下身去，無聲無息地，我端起槍，瞄準有響動的方向。我什么也沒有想，只有時光凝固在我緊扣扳機的手指上——沒有恐懼也沒有勇敢，仿佛我正置身其外注視著這一切，仿佛我已極為疲倦，仿佛我已經很多次看過這一場景，在電影里，在歷史中，在生命中，在死神處。遲鈍，我說。“像一架機器，”我的另一個自我說。

    卡米洛什么也沒說，他只是嘟囔著：隔著十米，有30個大兵，我們就3個，用高級點兒的數學一算就知道，我們的一個對付十個才能活下來。卡米洛嘟囔著他的運算結果。我什么也沒算，我所看到的一切，是扣在扳機上的手指，一動不動，猶如一幅定格的畫面在一部無終了的影片里反復播放。卡米洛并未上過牛津或馬薩諸塞（是這么寫吧？），他不過是在叢林村落里讀了二年級，在群山里學了數學。我自己則想著一個有關扳機和手指的絕妙的雙關語……可另一自我正告我：這可不是沉溺于性幻想的時候……

    是我說了“一年以前”嗎？我在撒謊，那是一年多以前，去年一月。一年前，二月，我們正在圣克利斯托瓦爾大教堂談和平。今天我們在叢林中談戰爭。為什么？有人問過那個人為什么嗎？為什么他要欺騙我們？為什么他假裝保證即將達成政治協議，接著卻運起魔掌、實施恐怖？

    哦，我接著對他說，其實是對卡米洛說，對我的筆記本的這一頁說起身體的這塊那塊紛紛碎落，而我不明白這是為什么；卡米洛沒搭話，他已倒在向日葵下進入了夢鄉。頭上，直升機以其“卡嚓—卡嚓”的鋒刃之聲包圍著我們，我想起了在索西語中，“卡嚓”的意思是“驢”，我從直升機的“驢—驢”之聲中回到我的筆記本上。我的另一個自我，叼著我的煙斗對我說：“沒用，沒人會讀的。”而我的筆記本，不同于往日，未置一詞，聽任我告訴它我的身體怎樣出現了細小的裂隙，它怎樣漸次加深，爾后，有一塊裂開掉了下來。我試著將其安放回去，用葦葉系住，不疼。我擔心的不是這個，而是我是不是安錯了呢？要是原本是右邊的，我安到了左邊呢？或是相反？如果犯了這種錯誤，其政治后果又當如何？顯然，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問題，因為并未發生兩側同時碎落的情形……我的另一個自我湊過來讀了最后幾行嘟囔著：“沒人會讀的。”當直升機將其領地放棄給蟋蟀之時，他假裝睡去了。

    今天，一個愛和友誼的日子。這里，除了死神沒有別的女人，除了她的致命之吻，沒有別的愛……

    又及：

    ……可預知的責備。無論如何，我寧愿死在這里，也不愿有一天要面對埃娃，要試著對她解釋為什么我沒能救下斑比的錄像帶，她的《叢林書》，她的佩德羅?因方特和米拉斯拉娃演的《漂流學校》。埃娃說斑比是女的，赫里伯托說斑比是男的。埃娃爭辯說：你看她的眼睛就能明白她是女的。赫里伯托說，明明是男的，因為他長犄角。“反正，結尾的時候他會帶著女朋友離開。”赫里伯托爭辯道。你看，這哪是孩子，不過是個兒小罷了。  又及:
    ……帶著破碎的心，憶起了一個蔑視的姿態。托妮塔也在逃往群山中的人群中。她有一雙新的白鞋子，某處的某些好人送給她的。托妮塔把鞋子抱在懷里。“為什么不穿上呢？”在第N次拒絕讓我親一下之后，我問她。“那，會弄臟的。”以拉坎頓叢林中一個6歲女孩的不可思議的邏輯，她回答。我再沒見到她……

    又及自薦為超級政府的顧問:

    我，卷土重來的附言，建議政府撤銷針對那個副司令的逮捕令。其結果是，自他知道自己被追捕后，已變得令人無法忍受。我并不是說他迷上了死亡。相反，現在他自認是惡魔約翰，而且老是對我們說，不用擔心，那方神圣就要來救我們了……這還不是最糟的。目前他會通宵達旦地跟我們大談一旦他遇上了那個莫妮卡或那個如此這般的艾米，他當如何如何。他又當如何呢，請相信我，不是什么斯文事兒。我的判斷力制止我記述那些細節。我嘗試勸阻他，便告訴他說那部電視肥皂劇早就演完了，他就說他要去看《瑪里瑪》。我提醒他說該抵制維薩電視臺，他回答說他可以去看打呼嚕小貓。我針鋒相對地指出：阿茲泰克電視臺也在懸賞他（副司令）的頭，他就叨咕些什么，諸如“總有一天，這個國家會有一個客觀的電視臺”。他走開了，睡眼惺忪地嘟囔著：“我們該怎么辦，我們不就是該死在這自空中一覽無余的地方嗎……”我告訴他，我們是該“活著”，可他已充耳不聞。只有軍用飛機的噪音和獵戶星座覆蓋著他的漫漫無眠之夜……

    又一次說再見。祝你健康，J?M?塞拉特的一小段旋律作紀念和結束語：

    我不曾回還

    并非我已遺忘，

    我只是迷失了

    回歸之路……

    僭越法律的罪犯副司令

    在群山間逃竄

    馬科斯 何塞?薩拉馬戈
    1721年，查理－路易?色貢達（Charles-LouisdeSecondat）曾經提問：“波斯人？但怎么可能還有波斯人呢？”盡管這一問題以看似單純的方式提出，但還是無法掩飾他尖刻的譏諷。自從這位孟德斯鳩伯爵寫作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至今將近三百年，可直到今天，關于人類關系的所有歷史問題中這最基本的一個，我們仍然無法解答。事實上，我們仍然不能理解一個人如何曾經是“波斯人”，而且，更為荒謬的是，今天仍堅持做“波斯人”。如今全世界都在試圖使我們相信惟一值得想望和大有裨益的事情是成為那些廣泛流傳和人為折衷的術語所習慣性稱之為的“西方”（在心理、時尚、趣味、習慣、興趣、狂熱以及思想上）——或者，在所有尚未達此至高境界的太常見的事例中，以某種似像非像的方式——無論是通過勸服的力量還是當勸服失敗的時候，通過更激進的、武力的方式——至少成為“西方化的”的混雜物。

    成為“波斯人”意味著成為一個獨特的人，一個不同的人——或簡單說，成為“他者”（the“other”）。波斯人這一存在足以使制度運行混亂無序、七分八裂；波斯人甚至能夠將世界上所有政府最向往的權力的至高寧靜攪亂，而這是不被容許的極端。

    印第安原住民曾經是現在仍然是巴西的波斯人（在那里無地農民如今代表著另一類型的波斯人）。美國的原住民一度也是波斯人，但現在幾乎不是了。印加、瑪雅和阿茲臺克人一直是波斯人；今天他們的后裔，無論在何地仍是波斯人。

    在危地馬拉、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生活著波斯人。還有極多數目的波斯人生活在墨西哥那苦難的土地上，塞巴斯蒂奧?薩爾加多在那里用充滿探詢的精確相機拍下了令人深思的人像，面對這些人像時我們震驚不已。他們在問：你們這些北方的、南方的、東部的、西部的“西方人”以及“西方化”的人，你們這些如此有教養、如此文明、如此完美的人怎么能夠對我們——恰帕斯的“波斯人”——缺乏起碼的理解和體察？

    這真的只是一個理解的問題——理解那些觀看所表達的情感、他們的莊嚴、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樸實方法、他們的齊心協力、榮辱與共；理解大屠殺中的惟一幸存者的雙手，在他女兒的頭頂像庇護的翅膀一樣張開；理解這條川流不息的生死之河，這流淌的鮮血，這重生的希望，這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為要求尊嚴和正義而生的人的沉默，這最終耐性已耗盡的人被壓抑的憤怒。

    六年前，墨西哥修訂了憲法，遵從由外部引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革命”，政府無情地終止了農業改革和土地分配。這使得無地農民可能擁有一小塊耕地的希望破滅了。原住民相信通過組織成民間團體，他們可以捍衛其歷史性的權利（或僅僅是他們的擁有的權利，如果你認為原住民部落在墨西哥歷史中沒有位置）。他們獨力堅持拒絕任何類型的暴力，雖然他們的處境令暴力的回應具有充分的理由。

    起初，這些團體有天主教會的支持，但這種保護對他們來說沒什么用處。他們的領袖和代表經常被監禁，州政府和大地主不斷加強聯合，謀取雙方共同的利益和特權，他們有計劃地、堅決地、殘酷地迫害原住民。迫害者殘暴地將原住民從他們祖先的土地上逐出，高山、叢林在許多時候成為他們最后的避難所。在那里，在高山和深谷的濃霧中，反抗的種子開始萌發。

    恰帕斯的原住民不是這個世界上惟一被侮辱和被侵犯的人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不管種族、膚色、習俗、文化還是宗教信仰，我們如此驕傲自己是其中一員的人類，始終知道如何去侮辱和壓迫那些他們仍然稱之為同類的人們，這是多么悲哀的反諷。我們發明了自然界不存在的東西：殘酷、折磨和蔑視。通過對種族劃分的荒謬運用，我們已將人類劃分為不可和解的幾類：富人與窮人、主人與奴隸、強者和弱者、智者與愚者。而且在每一類下我們又不斷劃分子類，以便變化和隨意繁殖蔑視、侮辱和侵犯的理由。

    近年，恰帕斯已經成為墨西哥最被蔑視、侮辱和侵犯的人們能夠重新發現從未徹底失落的尊嚴和榮譽的地方；壓制了幾百年的沉重墓石已被粉碎，新生的、與從前不同的生者隊伍得以通過，他們之后是無盡的死者隊伍。此時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只是要求尊重他們不僅作為人、作為人類的一部分的權利，也要求他們今天和明天繼續作為原住民的權利。他們起義，最主要地是源于一種只有榮譽和尊嚴才能產生和孕育出的精神力量，盡管他們的身體仍然遭受著饑餓和各種常見的苦難。

    恰帕斯高地的另一邊，不僅是墨西哥的政府，也是整個世界。人們企圖將恰帕斯問題化減為僅僅是一個地區沖突，運用國家法律便可控制局面，而這些法律也可以進行調整，以適應他們所代理的經濟和政治權威的戰略戰術。可是，正在恰帕斯山區和拉坎頓叢林中相持中的問題，卻越出墨西哥國境，到達尚未放棄、亦永遠不會放棄夢想和希望、不會放棄對普遍公平與正義的要求的人的心坎上。

    正如那個獨特的人物，他的名字為我們熟知——起義軍副司令馬科斯寫到過的，這是“一個包含著許多個世界的世界，它是一個世界，團結的，也是多元的”，我想加上自己的話，這個世界宣稱成為“波斯人”的權利不容變動，任何時候當他或她想成為波斯人時，除了自己的根之外，不需要遵從任何其他東西，這一點對所有人、在所有時候都一樣。  毫無疑問，恰帕斯群山起伏的高地是我所見過的最令人驚異的風景，但那也是暴力和犯罪猖獗的地方。成千上萬的原住民，由于緘默或對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公開表示同情而被以“不可饒恕的罪行”驅逐出他們的家園，被塞進臨時搭建的棚屋營地，那里沒有足夠的食物，一點點飲用水卻永遠是被污染的，結核、霍亂、麻疹、破傷風、肺炎、斑疹傷寒以及瘧疾等各種疾病正在吞噬大部分的成人和孩子。所有這一切都在漠不關心、視而不見的政府和醫療機構的眼皮底下發生。
    大約六萬士兵——是現在墨西哥軍隊固定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保障公共秩序為名占領了恰帕斯州。

    然而，事實拆穿了謊言。墨西哥軍隊保護了一部分原住民，不僅是保護他們，同時教育、訓練、武裝這些大體上依賴和服從于革命制度黨（PRI）的原住民，該黨已經不間斷的執政事實上是專政了六十年。這些原住民——決不是驚人的巧合——組成了不同的民團，組建的目標只有一個，去承擔最骯臟的鎮壓任務：攻擊、強暴、殺害他們自己的兄弟姐妹。

    阿克岱爾是1492年以侵略和征服開始的可怕悲劇中的一段插曲。在整個五百年的歷史中，伊比利亞美洲的原住民（我有意用這個術語為的是并不逃避對葡萄牙人之后在巴西所做的一切的審判，葡萄牙人繼續種族滅絕的過程，在地理大發現時期300－400萬巴西印第安人到1980年只剩下20萬）被人從殺害他們的士兵手中轉到剝削他們的主人手中，這中間還要經天主教會之手，教會使印第安人的上帝變成了另一個，但他們最終沒能改變印第安人的精神。

    阿克岱爾屠殺之后，那里開始聽到電臺里傳出“我們勝了”的說法。不知情的人也許會認為這不過是劊子手粗野挑釁的宣言。但他也許錯了。這些話是希望的訊息，勇敢的語言，他們像擁抱一樣穿過電波聯結起原住民的部落。當他們為死者哭泣的時候——五百年的死難者名單上又增加了45人——原住民們堅忍的抬起頭，對彼此說道，“我們勝了”，因為事實上，它只能是一次勝利，一次偉大的勝利，所有勝利中最偉大的一次，以這種方式經歷了侮辱、侵犯、蔑視、殘暴、折磨之后仍然活著。這是精神的勝利。

    偉大的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講述馬科斯怎樣到達恰帕斯，對原住民講話，而他們不能理解他的故事。“于是，他走進了霧藹，學會了聽，學會了說”。霧藹阻止人們看見，但它同時是敞向另一個世界——原住民的世界，波斯人的世界——的窗。讓我們停止言說，讓我們學習看，學習聽，也許我們終能理解這一切。——馬科斯訪談錄（節譯）
    加西亞?馬爾克斯

    2001年3月

    編者按：2001年3月間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副司令馬科斯和其他24名司令一起長征到首都墨西哥城。馬科斯和他的人住進了城南的國家人類學和歷史學學院（ENAH），將其作為臨時宿舍。在這里，他接受了哥倫比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他主編的雜志RevistaCambio一名記者的訪談。全文以《馬科斯如是說》發表在該雜志上，這里節譯的是最后一段。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這一片混亂之中，你仍有時間閱讀嗎？

    馬科斯：是的，因為若是不這樣，我們又該如何？大敵當前，士兵們會擦拭武器，振作士氣。對我們說來，我們的武器是我們的語詞，所以我們必須時常光顧我們軍械庫。

    加西亞?馬爾克斯：你所說的一切，就內容與形式而言，顯出了鮮明的文學背景。它從何而來，你又是如何實現的？

    馬科斯：這得自我的童年。在我家中，語詞被賦予極為特殊的價值。憑借語言，我們進入世界。我們不是在學校而是通過讀報學會了閱讀。我的母親和父親鼓勵我們讀書，那使我們最為快捷地接觸到新事物。通過這樣、那樣的途徑，我們意識到語言，不是作為彼此交流的方式，而是作為建構事物的方式。那似乎比一種義務或作業更令人快活。當地下墓穴時代到來的時候，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并不高估語詞的價值。語言被降到了次等。當我們進入原住民社群的時候，語言成了飛去來器。意識到表達特定事物時語言的失效，那迫使你去琢磨語言的技巧，去反復推敲語詞將其武裝起來或解除武裝。

    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否剛好相反——我們對語言的過分控制造成了這個新的時代？

    馬科斯：那像一個攪拌器。你不知道最初扔進去的是什么，可倒出來的是雞尾酒。

    加西亞?馬爾克斯：能不能談談你的家庭？

    馬科斯：那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我父親，一家之主，在拉扎羅?卡爾迪亞斯時代是個鄉村教師，據他說，那時候，他們會為了一個教師是共產黨員，而削掉他的耳朵。我母親也是個鄉村教師，后來，我們搬了家，最終成了中產階級，我是說，那種沒有真正生存困難的家庭。這是在外省，文化的地平線是地方報紙的社會版。外面的世界，大城市，墨西哥城的誘人之處是他們的書店。終于，省里有了書市，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書。加西亞?馬爾克斯、富恩斯特、卡洛斯?蒙斯瓦伊斯、巴爾加斯?略薩，不論其思想傾向，這只是舉幾個例子，我們的父母帶書給我們，讓我們讀到這些作品。《百年孤獨》意味著如何闡釋那些歲月中的外省生活，《阿爾特米奧?克魯茲之死》則是解釋了什么導致革命是如此，[卡洛斯?蒙斯瓦伊斯]的《彌撒日》則解釋了中產階級的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說，盡管有些赤裸，《城市與狗》是我們的自畫像。其中應有盡有。我們以獲知文學的方式了解世界，我相信，這塑造了我們。我們不是通過新聞頻道了解世界，而是通過小說、散文和詩歌。這使我們與他人相當不同。這是我們的雙親賦予我們的目鏡，而其他人可能以大眾媒介為目鏡或者只是一塊磨玻璃，因此他們無法看到發生中的一切。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所有這些讀物中堂?吉訶德在哪兒？

    馬科斯：我12歲時，他們給了我一本非常精美的書，一部精裝書。那是《拉曼卻的堂?吉訶德》。我已經讀過，讀的是少兒版。那是一本十分昂貴的書，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最為特殊的禮物。莎士比亞隨后而來。但如果我按閱讀的順序說，首先是“拉美文學爆炸”，然后是塞萬提斯，然后是加西亞?洛爾卡，然后整整一個時期全是詩，你也要對此負部分責任。

    加西亞?馬爾克斯：這中間也有存在主義和薩特嗎？

    馬科斯：不。那要遲一些。在我們明確地觸及存在主義文學，在那之前是革命文學的時候，用正統說法說，我們已經定型了。所以當我們走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候，我們已被文學的諷刺和幽默嚴重污染過了。

    加西亞?馬爾克斯：這里面沒有什么政治理論讀物嗎？

    馬科斯：在第一階段，沒有。從我們的ABC我們走向文學，然后才是理論和政治文本。大約是在我們上高中的時候。

    加西亞?馬爾克斯：你的同學認為你是、或可能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嗎？

    M：不，我不這么認為。他們中不少人曾說，我是個蘿卜——紅皮白心。

    GM：你現在在讀什么？

    馬科斯：堂?吉訶德是我的枕邊書，我經常帶在身邊的是加西亞?洛爾卡寫的《吉普賽民謠》。《堂?吉訶德》是政治理論讀物中最優秀的書，其次是《哈姆雷特》和《麥克白》。沒有比《哈姆雷特》、《麥克白》和《堂?吉訶德》更好的途徑去理解墨西哥政治制度中的悲劇和喜劇。它們遠勝于任何政治分析專欄。

    加西亞?馬爾克斯：你是手寫還是用電腦？

    馬科斯：用電腦。除了在行軍時我手寫，因為沒時間工作。我打草稿，然后一改再改。別以為我在開玩笑，但是我完成一篇文章的時候，可能是第七稿。

    加西亞?馬爾克斯：你正在寫什么書？

    馬科斯：我曾試著書寫荒誕，嘗試向我們自己解釋自己，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意識到我們是一個悖論，因為一個革命軍隊并不圖謀奪取政權，而一支軍隊的本分是打仗卻不去打樁。我們所遭遇到的全部悖論是：我們已經在與文化渠道完全疏離的部分成長起來，變得強壯有力。

    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誰，為什么還要戴著滑雪帽？

    馬科斯：賣弄風情的一點殘留物罷了。他們不知道我是誰，他們也不在乎。在這兒發揮作用的是今天的副司令馬科斯，而不是昨天他是何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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