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友資本主義”背景下的社會沖突：當今中國的貧困和暴力

一、“密友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兩極分化及其政治后果二、制度型貧富差別的非正義性及其成因三、對貧困者的結構性暴力和貧困者的暴力四、通過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來化解社會沖突【注釋】冷戰結束后，對全球化持樂觀態度的人曾預言，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必然把世界帶入繁榮和平的時代。去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出版了一本書《著火的世界：輸出自由市場民主是如何造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蕩的?》，對上述樂觀看法提出了質疑，而蔡美兒本人在此書中的觀點也引起了許多討論。蔡美兒認為，全球化匆匆將自由市場制度引入一些發展中國家，迅速擴大了原有的貧富懸殊，埋下了社會動亂的火藥，而缺乏憲政法制和公民政治文化基礎的民粹式民主則隨時都可能將之引爆[1]。蔡美兒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在華爾街當過律師，現任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她認同市場，認同民主，雖然抨擊全球化在世界許多地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但卻無意參加反全球化的合唱。她既不同于《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那樣的全球化樂觀派，也不同于對全球化決不說好的攻擊者。她對當前全球化的主要問題有所批評，但對未來全球化的成功又有所期待。這使得她象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2]那樣，成為全球化的批評者，而不是反對者。蔡美兒曾參與墨西哥電訊業的私有化轉制，她承認自己在90年代是醫院、學校、交通道路等私有化的支持者。但今天她看到了急速私有化的惡果，她同意一家墨西哥報紙的批評意見：“私有化的贓物成就了13家千萬富翁，而其他近800萬墨西哥人卻象被戰爭蹂躪過一樣，陷入越來越深的貧困[3]。” 一、“密友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兩極分化及其政治后果經濟全球化和它在一些國家中所推動的私有化，的確提升了某些經濟指標數（如工資的提高、商品的豐富等)，但這些改善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普遍的社會結構性腐敗、生態的急劇惡化、生活費用的大幅上漲、基本的福利保健和教育轉嫁到個人和家庭等等。在許多國家里，私有制轉型過程中的權金勾結、違法謀利、行賄受賄和裙帶關系使得那些能從中得利者急劇暴富，斂聚了巨大的財產，成為主宰市場制度的少數人。蔡美兒所觀察的這種初級市場系統其實不是現代西方國家的自由制度，而是出現在極為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中的、以權金勾結為特點的“密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市場系統[4]，“密友資本主義”就是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關系網資本主義。在蔡美兒所觀察和分析的國家里，暴富的少數和貧困的絕大多數間是按種族區別來劃線的，她稱這樣的少數為“主宰市場的少數族群”。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在世界銀行稱之為“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潮涌中實行了市場經濟，私有化成為最核心的內容。市場化的過程造就了大量有能力的企業家，同時也導致了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印尼的華人總數只占全國人口的3％，但其財富卻占整個國家財富的70％。除了原來的蘇哈托家族之外，印尼的億萬富翁和大型企業主都是華人。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情景也是一樣。玻利維亞在20世紀80和90年代間開始實行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結果產生了富有的白人群體。同樣的現象在世界各地均有表現，如俄羅斯的猶太人和喀麥隆的伊博人等。自由市場經濟在造就暴富少數族群的同時也造就了貧窮的多數族群，后者往往是那些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族群。雖然市場經濟可能提高貧窮多數者的絕對生活水平，但與那些迅速暴富的少數者相比，前者的相對生活水平卻下降了。一個社會中貧富差別越大，它的分配正義問題也就越嚴重。分配正義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錢的多寡，而是社會成員之間團結的基礎。一旦這個基礎遭到破壞，社會群體就無可避免地分裂為相互對立、相互敵視、甚至相互暴力沖突的集團。隨著這些國家引入民主體制，一人一票的選舉成為其民主化的基本標志，票箱民主使多數人的意志得以左右國家的政治權力。這給了貧窮落后的多數群體一個極好的機會，讓他們將自己的代言人選為國家領導人。正像蔡美兒在書中所說的那樣：“市場將財富（往往是驚人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族群手中，而民主則增強了貧窮落后的多數族群的政治權力。在這種情況之下，推行自由市場民主就可能成為災難性民族主義的動力，很容易使眾多失望的‘本土人’在追求選票的政治家的鼓動之下，奮起反抗他們仇視的富有少數族群[5]?！?多數人的政治權力和少數人的經濟財富這二者間的對立不僅會導致種族沖突，而且很容易造成整個全國性政治動蕩和社會失序。市場和民主的沖突往往會造成三種強烈的破壞性反彈。第一種是要求停止市場化改革。例如，在俄國和一些前東歐國家，由于普通的高失業率、貧困和喪失各種先前由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出現了對現有經濟秩序的怨憤，甚至還出現了對舊時代國有經濟體制以及專制政治制度的懷念。第二種是開民主的倒車。不久前在委內瑞拉出現了反對民選總統切維斯(Hugo Chavez)的政變，這是因為切維斯的國有化計劃威脅到了石油豪富的利益。反切維斯的政變看起來是由石油工人的罷工為前奏，實際上在背后操控的卻是那些代表主控市場的少數富人利益的石油巨頭。第三種是仇富和殺富。印尼和菲律賓一波又一波的排擠和殺害華人的浪潮，俄國出現的針對猶太企業家的迫害，津巴布韋總統莫加比所動員的沒收白人農場運動，都是現實的例子。市場和民主的沖突中最具暴力破壞作用的便是絕大多數貧困者對富人的仇恨。窮人對富人的仇恨自古便有，但是全球經濟體制下的自由市場正在前所未有地擴大貧富的差距，也正在前所未有地加深這種仇恨。不僅如此，全球范圍內的票箱民主機會使得大多數窮人對少數富人的仇恨有了前所未有的公開表現機遇和空間，也使得這種仇恨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它的暴力傾向。二、制度型貧富差別的非正義性及其成因市場和經濟問題同時也就是政治問題。按理來說，自由市場制度應當讓人人有平等的機會，為什么“密友資本主義”只讓某些少數人成為受益者呢?蔡美兒在書中試圖從文化角度加以解釋，譬如白人有殖民時代傳承的社會經濟優勢，華人、印度人、黎巴嫩人和猶太人有生意頭腦、創業精神和家族觀念等等。但她也承認，別的族裔，如墨西哥人和阿拉伯人，家族觀念也很強，但卻并未因此而成為主宰市場的族裔。這種淺表的經驗觀察無法就貧富差別的非正義社會結構因素作深入分析。蔡美兒也指出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初級市場經濟的一些內在缺陷，如缺乏財富再分配機制、應有的政府管理和法律制度等等。但她仍然無法回答，在象中國這樣的社會里，為什么必然是某一些人而不是其余的人能利用自由市場的這些弱點對大多數社會成員造成極大的社會非正義?在貧富不能以種族劃線、暴富無法以族裔文化解釋的中國，非正義社會結構的問題變得加倍尖銳起來。說到底，非正義社會結構是由于不平等或缺乏正當約束的政治權力結構造成的。把貧困看作是一種社會非正義，自由市場論者或許不會同意這個說法。他們可能認為，貧困是自由市場制度運作和競爭的產物，自由市場制度向所有的人敞開，為所有的人提供同等的機會；盡管貧困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為了提升社會發展的整體效率，貧困也是一種值得付出的社會成本。在抹煞社會正義的情況下，自由市場論很容易和專制政治結成不神圣的同盟[6]。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新引入的市場制度都只能、也必然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社會制度架構中。這些政治社會制度架構由早已存在的一套正在運作、并與現有權力結構秩序相一致的利益結構、等級體系和附庸關系所組成。這些制度架構決定了社會正義的現狀，也必然約束引導著市場化的演變趨勢。在中國，市場化過程中出現貧困現象，它的成因確實與其它發展中國家有相似之處，如缺乏財富再分配機制、缺乏應有的政府管理和法律機制等等。但是我們必須問：在中國社會中，能夠利用初級市場體制的這些弱點的是社會中的哪些人?他們的利益和權力會受到制約嗎?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什么特征使得這些人能夠如此方便地利用初級市場體制的弱點?我們還必須問，發現初級市場體制的缺點并非難事，為什么中國的主導政治力量并不想盡快克服這些缺點，即便想克服似乎也無法做到?是哪些制度因素在阻撓社會正義的實現?當我們關注貧困現象的時候，曾經認真討論過上述與國家政治制度和權力體制有關的問題嗎? 在中國，貧富差距有兩種，一種是中等收入階層和貧困人群間的差別，測度這一差別主要看生活水平，比如在吃飯穿衣之外，是否還有房子、存款等。據計算，中國目前的居民儲蓄存款大約為8萬多億人民幣，假設全國的人口總數是13億，人均存款是6千多元；若按平均水平計算，一個三口之家的存款不會超過2萬元，但事實上許多城市家庭都有10萬元以上的存款（相當于人均3萬），這樣的家庭只能算是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絕對算不上富人。由此又可以進一步推算出，總人口中每有一個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口，就至少存在著5個赤貧人口；更何況中國有那么多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他們的財富又意味著多少人的赤貧[7]？第二種貧富差距是掌握龐大私有資本的少數富人和其它人群之間的差距，測度這一差別主要是看資本。資本是指投資到產業中的資金，而不是個人手頭的現金或存款；只有當現金投資于產業，資金才轉化為資本，才能使那些掌握資本的人成為主控市場的少數人。這些人便是一般民眾眼中的“富豪”?，F在掌握龐大私有資本的個人或集團都經歷了淘“第一桶金”的原始積累過程，雖然手段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都是第一代富豪，也就是普通人說的“暴發戶”。同時，他們大都是“問題富豪”，因為致富的過程往往具有不正當、不合法的色彩。因此在一般人眼里，他們手里的是“不義之財”。這樣的“富豪”能在社會中迅速發跡、飛黃騰達、成為名流，這本身就是社會缺乏正義的征兆和結果。貧困首先指的是社會非正義所造成的人生逆境，即因為生活資源的匱乏對貧困者造成的嚴重傷害，如缺衣少食、有病得不到治療、孩子上不起學、老無所養、受人歧視、沒有尊嚴等等。還需要補充的是，貧困是不能用絕對的收入標準來衡量的。擁有同樣收入的人在一個國家可被視為貧困者，而在另一個國家卻可以算作富裕者。如果一個人的收入不變，他可能昔日是富裕者而今日卻淪為貧困者。所以，貧困并不只是窮，貧困是社會非正義的窮。如果把貧困當作一個實在的社會非正義問題，而不只是一個抽象的經濟數字表述，那么貧困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匱乏，而是“一種給人造成或可能造成嚴重傷害的制度性非正義[8]。”一個人受窮，單單這個事實并不就等于他是一個貧困者；只有當一個人受窮成為一種具有傷害性的社會非正義時，他才是一個貧困者，他的貧困也因此應當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一個人成為貧困者大致與三種情況有關：不愿受窮，貧富懸殊和受窮者的人生傷害。只有當他至少符合這三個條件中的一個，他才能算是一個貧困者。貧困者之所以貧困，首先是因為他并不自愿受窮。有人會因不同生活理想、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原因而選擇受窮。如果一個人窮得自覺自愿，那他的窮就不一定是一種社會非正義。當然，如果選擇受窮是某種洗腦的結果，那算不上是真正的自覺自愿。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自愿受窮。貧困的一層含義（絕對貧困）是指不能滿足社會認可的最低需要，而另一層含義（相對貧困）源自極端的貧富差別，這兩層含義都很重要。說一個人貧困，還因為在他受窮的那個社會中有別的人占有極大的財富。有貧富懸殊才有貧困。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家都過著差不多匱乏的生活，把誰家的財物重新分配給其余的人也不見得能改善大家的匱乏，那么重新分配財富的分配正義也就不甚迫切。“路有凍死骨”的極端社會非正義是在與“朱門酒肉臭”的強烈對比中形成的。如果一個社會在很長一個時期中并無明顯的貧富懸殊，但卻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下子出現了嚴重的貧富懸殊，那么這個社會中貧困的非正義問題也就非常嚴重。如果一個社會中有的成員無法維持這個社會共同認可的需要，那么他們所遭受的便是絕對貧困；他們被剝奪的不只是公平的物質分配，而且更被剝奪了作為社會成員應有的尊嚴。這是一種雙重的社會非正義傷害。一個社會即使在所有成員都能維持基本需要的情況下，也還會因為貧富懸殊而存在貧困。就其非正義性而言，這種貧困所造成的傷害一點也不比絕對貧困來得差。在中國，貧困對貧困者的傷害是多重的，這些傷害不僅施加在貧困者本人身上，而且還影響到他們的子孫后代。貧困對貧困者的傷害涉及到他們的所有基本人權。貧困使貧困者生活在匱乏、不安全感和對未來的恐懼之中。貧困也使貧困者飽受他人的歧視，無法有效地參與群體生活。貧困剝奪了貧困者受教育的機會，使他們無法與他人公平競爭，也使他們無法爭取自己應得的生產就業機會。貧困更使貧困者不得不從事他人所不愿去做的苦重工作，不得不接受他人所不能忍受的惡劣工作環境，不得不承擔這些工作和環境所帶來的生命傷害和危險。貧困給貧困者帶來了數不清的夫妻、子女關系困擾。貧困甚至把貧困者逼向犯罪。貧困使貧困者實際上成為群體中的劣等或次等成員，大大限制了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總之，貧困是一種社會之惡。消除貧困之道并不只是增加物質生產，還必須改變社會人際關系和制度。說到底，貧困者所受的傷害是人對人造成的傷害，不是物質對人造成的傷害。貧困的傷害可能由個人有意無意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例如，貧窮地區的許多人缺衣少食、孩子失學、缺乏基本的醫療條件、生存環境惡劣，而富裕地區的有錢人花天酒地、揮金如土、缺乏慈善同情之心。貧困傷害還可能由集體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例如，政府不建立有效的社會福利制度,聽任教育和醫療“產業化”，不惜以犧牲環境生態來保證增長指標等等。后面這種傷害的根由是體制結構性的弊病，如有關社會財富分配的法規、制度、經濟關系、政治權力結構等等。現有的制度、法規、權力關系使得社會弱勢群體不能形成自己的組織，沒有自己的輿論空間，沒有表達自己要求的議政渠道和代表機制。有嚴重缺失的社會制度結構是造成貧困傷害的重要原因，它甚至會使一些本不缺乏慈善同情心的個人因反感于制度的偽善而對公益事業失去信心和興趣。三、對貧困者的結構性暴力和貧困者的暴力當前中國正受害于關系網資本主義體系和由此產生的巨大的貧富懸殊。但是中國和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同：貧富沖突不是發生在不同的種族之間。而且，在中國這種貧富矛盾尚未積蓄足夠的可以導致貧富沖突全面爆發的能量。中國的大多數人對少數富豪的秘密是無緣窺視的。數不清的口耳相傳的腐敗“故事”和日常生活經驗是大多數人感知富豪們為富不仁的根據。對民眾來說，感覺就是真實。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與少數富豪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的實際經濟差距反而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種經濟上的差距變成了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之間各種不可逾越的政治和道德鴻溝，變成了一種“我們”和“他們”之間對立、甚至仇恨的關系。越是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他們的對立和仇恨感越是強烈。在《著火的世界》一書的引言部分，蔡美兒講述了她姑媽的故事。她的姑媽是一個富有的華裔菲律賓人，被自己家雇用的菲律賓司機所殺，她家的兩個菲律賓女傭也參與了這一事件。兇殺事件發生時，她姑媽家的許多貴重珠寶失竊，當地警察明顯地同情罪犯，查案時敷衍了事，警察局對這起案件所記錄的作案動機更簡單──“復仇”[9]。此案的前后經過令人深思。在菲律賓人眼中，富裕的華人本是不義的一群，于是對他們奪財害命乃是伸張正義。這種惡有惡報、替天行道的古老正義觀在法制不彰的社會中至今仍極有影響力。從2003年初開始，中國各地接二連三地有富豪被殺的消息傳出[10]。上述正義觀也在這一系列“殺富”事件以及事后的輿論反應中表現出來。每當富豪出事，在新浪、搜狐網的網友評論里就會出現大量的“該殺”、“該死”等字眼，最強烈的反應不是呼吁緝拿兇手,而是表露無疑的仇富心態。一位署名“蜀帖龍”的網客在對北京特大劫車殺人案的評論中表述了他為什么同情此案第一被告人李小平的理由：“李小平等劫持奔馳牌、奧迪牌高級轎車6輛，殺害6人，搶劫數額價值人民幣 593萬多元。很顯然，李小平犯罪集團劫殺的對象非比尋常，(他們)鎖定目標人群定向搶劫，所謂報復社會，其實是報復社會精英，所謂恨，也是恨極少數人，簡而言之，仇富、劫富而已?！边@位網客的同情和認同里體現出一種他心目中的民間正義觀，即以個人力量去糾正那種由社會制度所保護的不義行為的結果：“巧取豪奪，窮兇極惡，聚斂與暴發，不當、不法而為富。為富不仁，為富寡恥，當代中國富豪階層骯臟、齷齪、卑劣。有意無意地替天行道，李小平等人，擱中國，梁山好漢；撂國外，俠盜羅賓漢而已?！背鲇谶@種民間正義觀，這位網客吁請打劫者要“盡快提高自身素質與覺悟，千萬不要與普通老百姓，與工農大眾過不去，節日期間，特別不要與苦寒的下崗工人，與外出打工回家農民過意不去。冤有頭，債有主，要劫要殺，沖著兇狠卑污的富豪，以及為富豪們保駕護航的黑惡官僚去[11]。” 貧困者對富人的仇恨和對立常常會有暴力傾向，最常見的表現就是謾罵(語言暴力)、搶劫和兇殺(身體暴力)。仇恨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暴力，仇恨同時也是其它暴力的能量積累。在沒有外力嚴厲約束的情況下，仇恨會迅速地轉變為直接暴力。當今中國社會一些群體所懷有的仇恨，即使看上去尚屬平靜，其實已經進入了極不穩定的前動亂狀態。以強力壓制來維持的這種平靜已經失去了維護穩定的真正意義。進一步看，單單譴責貧困者個人暴力，而忽視社會對貧困者所施行的結構性暴力，是不能真正認識暴力傷害的。強調社會結構性暴力與貧困的關系，是因為“暴力”不只是一種行為描述，而且更是一種嚴重的道義批評。暴力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道義負面評斷。一切被稱為暴力的行為或現象都是非道義的，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暴力。研究和平理論的著名學者約翰.加爾頓(W. Galtung)把暴力定義為“任何使人無法在肉體或是思想上實現他自身潛力的限制[12]?！边@種“限制”也就是我們這里所強調的“傷害”。加爾頓把暴力區分為“直接性暴力”、“結構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種形式。“直接性暴力”(殺戳、殘害、肉體折磨等)和與直接暴力有關的各種壓迫(監禁、管制、奴役)，是造成社會、政治恐懼的最直接原因，也是最赤裸裸的暴力形式。社會越現代化，“直接性暴力”就越為“結構性暴力”所代替?！敖Y構性暴力”是通過現代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來起作用的，它并不需要直接施加于暴力對象的肉體。加爾頓把“結構性暴力”總結為四種表現：剝削、滲透、分裂和排斥。他對這四種表現的分析和說明都是從壓迫著眼的：剝削是一種使一方受惠的“勞動分工的不平等結構”；滲透是指“統治的一方通過控制被統治者或對被統治者的思想控制，來占據中心位置”；分裂是指“分裂和隔離被統治者，將之分而治之”；排斥則是將被統治者置于邊緣地位。尊卑等級、貧富差別、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不平等關系，這些都是結構性暴力的主要形式。無論是“直接性暴力“還是“結構性暴力”，都必須依靠“文化暴力”來獲得合理性和道義辯護?！拔幕┝Α蹦耸侵肝幕心切┠鼙挥脕頌橹苯拥幕蚪Y構性的暴力辯護、使之合理化的內容[13]。為貧富懸殊或暴富辯護的“自由市場論”，或者“要市場、不要民主”的說辭，都是這樣的文化暴力。貧困與社會性結構暴力密不可分，這是因為，暴力對維護社會現實制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中更是如此。沒有人會自己選擇貧困，也沒有人會自得其樂地接受貧困。貧困者常常會有怨恨，會有違背或破壞現有秩序和規則的強烈意愿。貧困者會偷盜、搶劫，逼急了還會行兇殺人。這些都不單單是刑事犯罪行為，而是斯考特(James C. Scott)說的“弱者的反抗”，或如另一位論者所說的“黑夜政治”：“一些白天干著卑賤工作的下層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時候，就會伺機對富人施暴、砸石頭、毀財物?？傊?，這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畢恭畢敬為你擦鞋的下人[14]。”無論是對付貧困者的反抗行為還是反抗意愿，國家暴力都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國家暴力并不總是表現為一時一地的懲處犯罪、關押罪犯、強行遣返“盲流”人員等等。它還表現為一種震懾威力，因為國家暴力可能對貧困者造成比貧困本身更嚴重的傷害，以致于絕大多數人權衡之后覺得，與其犯罪還不如接受貧困。在當今的中國，對貧困者的許多社會措施都以強制或強迫為主要手段。這些措施本身就具有暴力性，如對農民強制征繳各種稅收和收費，強行讓工人下崗或退休等。而對受害者的任何具有抗爭意義的行為，如抗稅、抗議、申訴、上訪等等，現行體制都以妨害社會穩定為由強行制止或加以懲罰。對貧困者的強制、強迫和懲罰手段，都是以現有法規為依據的?，F行體制不僅以法規來限制、禁止和處罰貧困者的逾越或抗爭行為，而且還用法規來堵塞貧困弱者群體爭取自身權益的幾乎所有公民政治途徑,如禁止他們組織自己的政治或社會團體、出版自己的刊物、擁有自己的言論場所、議政渠道和司法訴訟代表。即使對“安分的”貧困者，如進城打工的農民，現有的城市法規也明目張膽地將他們(包括他們的家人子女)當作二等公民。運用于貧困者的許多法規都是一種以法律為名的高壓統治手段，都是社會結構性暴力的體現。在貧富懸殊嚴重而持久的狀態下，社會結構性暴力的濫用必然導致弱勢群體更大的不滿，而其中部分人則可能鋌而走險，采用個人暴力實行社會報復。在這一意義上，社會結構性暴力和個人暴力可能構成一種正反饋，社會結構性暴力用得越多越普遍，個人暴力的發生也越頻繁，由此又引起更廣泛的社會結構性暴力，那樣將形成難以化解的社會仇恨，緩解社會矛盾的機會就越來越小了。四、通過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來化解社會沖突無論是在一國范圍內，還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只有以消除貧困為正義目標的經濟發展才能成為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也只有這樣的經濟發展才能營造社會的融洽和長遠安定。任何有道義價值的經濟發展都不允許以產生和擴大貧困為其代價。正如《聯合國發展計劃》所說的那樣：“為了增強人的安全，需要一種新型的發展，需要把人放在發展的中心位置，把經濟增長當作手段而非目的，需要保護這代人和后代的生命機會，尊重所有生命都賴以存在的自然世界”，“說到底，可持續的人類發展是為個人、為工作和為自然的。它的最首要任務是減少貧困，增加生產性就業，增進社會融洽和改善環境。”總之，可持續的人類發展是為了讓所有的人都“變得更有力量”，更能有效地“參與到他們生活的過程和事件中去”[15]。可持續的發展必須是一種同時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在內的新型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公正合理的經濟分配與自由平等的社會、政治參與相輔相成。二者皆缺的社會雖不一定立即就會發生動亂，但二者皆備的社會卻一定能夠長治久安。在中國，雖然憲政民主對絕大多數國民來說仍然十分陌生，但貧困者對富人的仇恨和暴力卻早已構成了社會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遠的如梁山泊好漢劫富濟貧，近的如打土豪分田地或者造反鬧革命。這種暴力有許多非理性因素，它可以用來反抗官商勾結和權勢者欺壓百姓，但也可以用來集體懲罰普通的有產者，更可以被用作隨意占取他人財物的借口。如果我們把反對一切暴力當作一種基本的社會正義和民主價值，那么我們就應當既反對造成貧困的結構暴力和文化暴力，也反對任何以貧者反抗為名的個人暴力。即使貧困者的暴力找準了它的仇恨對象，它仍然不能代表所謂的“報復的正義”。真正的正義只能產生于公共政治，因為正義是一種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裁決。個人的暴力行為畢竟不能主導一個社會的公共政治。在民主社會中，只有法律才能申張正義，也才具有正義權威。在非民主的社會中，貧困者運用暴力，并不是因為不懂或不想通過法律來申張正義，而是因為現有的法律并不申張他們心中的正義。貧困者的鋌而走險，與其說是他們對法制無知，還不如說是社會公共政治失敗的結果。個人暴力的流行往往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提醒我們：公共政治消失之日，必然就是各種暴力開始之時。從邏輯上看，個人的暴力行為不是公共政治失敗的原因，而是公共政治失敗的產物。公共政治的根本特征是說理，而暴力的根本特征則是沉默。阿倫特曾指出，在言論說理的公共政治中，人們彼此以明理之人相待；相反，在單憑強制的暴力中，人們彼此視對方為武力壓制的對象。因此，“暴力只是政治領域的邊緣現象，……由于戰爭和革命都以暴力為主，它們都是嚴格意義政治領域之外的行為[16]?！蓖瑯樱魏伪┝π汀吧陱堈x”也都是嚴格意義的公共政治領域之外的行為，都不值得贊許和提倡。沒有公民文化作為堅實基礎的民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政治，它必然會淪落為民粹政治或者群氓政治。蔡美兒在一些動亂地區觀察到的正是這種民粹民主。從民粹政治或者群氓政治的危害來看，在貧富懸殊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制度，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甚至誘發社會沖突。依據這種看法，似乎中國就應該慶幸過去25年來實行了拒絕政治民主化的經濟市場化；沿著這一邏輯進一步推論，甚至可得出政治專制對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更有利的結論。中國官方關于這一問題的說法其實就是這種邏輯。然而，把自由市場和政治民主分割開來，試圖以取消或拖延民主來應付自由市場帶來的巨大貧富差別、糜散性結構腐敗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多數人的憤懣不平，這樣的策略真的能使中國躲過一場社會沖突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先得了解什么是民主?！懊裰鳌辈⒉皇鞘裁匆怀刹蛔兊母拍睿诓煌闆r下，民主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實質意義。民主可以是一種自發或奉旨的民粹式民主(如“文革”中的“大民主”)，體現的是多數人的暴政。這種民主極易淪落為無政府主義和受個別人蠱惑操縱的政治專制。民主也可以是一種既體現多數人意志又保護少數人權利的民主憲政秩序，它旨在保障不同階級和利益群體的和平共處；其合法性來自憲政法制，而不是直接來自多數人的意志；它貫徹理性協商的原則,擯棄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以民主名義施行的暴力。用后一種民主的標準來看，無論是造成貧困的經濟暴力，還是報復經濟暴力的民粹式或個人暴力，或者甚至以維持穩定為名義所施行的國家暴力，都是應當譴責的暴力形式。后一種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在當今的中國，國家政治權力所取消或拖延的恰恰正是這樣一種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須建立在公民政治的基礎之上的。畏懼公民政治的政權必定仇視真正的民主，但卻能容忍和利用市場。但問題是，沒有公民政治的限制和規范，市場則必然成為腐敗的滋生之地，而公民政治民主拖延得越久，民粹民主也就越有可乘之機。現代公民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倫理規范之所以代表社會正義，是因為這種倫理規范來自公共群體本身。這和前現代社會群體道德規范主要來自宗教、行會、合作夥伴或熟人顧客關系等等是不同的。現代社會的公共倫理規范不是一套一成不變的道德原則，而是一個形成價值共識的機制和過程。社會正義的“社會”不只是指一個人群，而更是指一個維護價值共識的輿論人際關系，也就是公民社會。比較健全的市場和民主都是存在于相對發達的公民社會之中的。蔡美兒所說的那種“密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票箱民主之所以不健全，乃是因為它們沒有好的公民社會基礎。市場和民主都必須有所限制，這種限制只能來自公民的共同有效參與和體現這種參與結果的政府法令和政策措施。在公民社會中，放任式自由市場必須接受有效的財富再分配、社會福利保障、公共資源政策、透明信息和競爭程序的限制。多數人意志民主則必須接受尊重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法制秩序、公正程序和憲法絕對權威的限制。當市場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作為一種應付執政合法性危機的措施匆匆引入后“文革”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經遭受過了“文革”時期的致命摧殘。由于市場和民主被強行隔離，市場被當作一條與公民群體的共好價值觀全然無關的發財致富之路，公民社會建設問題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只有在加強公民社會，健全公民政治的前提下，才能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民主體制運作(如實施民主憲法、透明立法、獨立司法、限制官員權力、自由輿論的監督、自由言論和自由結社下的公民參與等)來有效地避免暴力的激化，消除暴力的危害。中國要長治久安，要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防止突發的暴力沖突，就必須實行這樣的民主。唯有如此，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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